正文 作者简介： 吴 越 ，原名吴佩珏，1932年5月出生，浙江省缙云县人。十七岁参军，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师从周有光、倪海曙先生从事语文研究，是语文出版社的创办人之一。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劳改二十多年，历尽磨难，性格不改；年已耄耋，却不知老之已至，仍笔耕不辍。一生爱好读书、写书，共写有文学作品57本2000多万字。对当代文学有三大贡献：一是文革期间在劳改农场的田边地角偷偷儿写成一部以官逼民反为主题、结合描写缙云县民俗、人物、山水、风光的超长篇历史文化小说《括苍山恩仇记》，三卷五册200万字，1983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畅销70万套，填补了“文革期间没有文学”的空白；二是出版了《水浒传(少年版)》、《吴越评水浒》、《吴越品水浒》等系列专著，共100多万字，彻底否定宋江等人是农民起义、是英雄豪杰，颠覆了前人的误读误解误导；三是与戴春合作的史诗式长篇小说《悲欢世界》三部曲，180万字，突破禁区，以描写1957至2007年50年间北京清河农场的劳动教养生活、新疆建设兵团的流放生活以及改革开放后商业大潮中的鱼龙混杂为主题，反映建国以后历届政治运动的是非得失，得到了中国法学会法制文学研究会第一届法制文学原创大奖赛的长篇小说奖和表彰。晚年从事明清小说的评注和语文规范化工作，小有成就。此外出版有电脑教材55本，近1000万字；纯学术著作《浙江省缙云县方言志》一册。 吴越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法学会会员、中国俗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制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科普作协荣誉委员、联想集团顾问、浙江省缙云县文联名誉主席、浙江括苍文化研究会名誉主席。 吴越博客是名博，点击率已经超过了1500万，地址： http://blog.sina.com.cn/wuyue(或从百度搜索“括苍山人吴越博克”进入) 正文 声声慢?八十抒怀 吴 越 涂涂改改，认认真真，朝朝暮暮思索。 喜笑悲歌怒骂，最为难作。 文章并非游戏，怎奈何，束之高阁！ 我老矣，不甘心，就此终生落拓。 幸有多维网络，通世界，还让各人开博。 妙帖篇篇，视野顿时开阔。 知交再三勉励，耳边旁，一声声说： 莫急躁，要等待，瓜熟蒂落！ 辛卯年八十寿辰于北京 正文 我的信条: 我认为中国社会的症结，不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作祟，而是封建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思想在作怪。对近代中国人来说，不是资产阶级思想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社会发展有其客观规律。辛亥革命后，中国人民除了继续贯彻反帝反封建任务之外，要进行的是资本主义补课，要推行的是民主主义思想，要扫除的是奴隶主义思想。万一复辟，必然是封建主义而绝不是资本主义。 阶级和阶级斗争，都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客观存在的。但是劫富并不能济贫，挑起并扩大阶级斗争，只能是制造动乱，两败俱伤。消灭阶级、发展社会的主要途径和动力，应该是在平等、和谐的前提下提高生产力，改变生产关系。先进的政党,要让穷人变成富人,而不是让富人变成穷人,更不是只让自己享受特权,变成超级富翁。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我认为制造虚假形象太多，反映真实生活太少；摹仿国外技巧太多，继承传统手法太少；描绘身边琐事太多，揭露民间疾苦太少；缺乏思想性的消闲作品太多，真正具有文化内涵的作品更少。 因此，在我的有生之年，将用我的笔，以揭露封建专制、推行民主自由宪政、反对奴隶主义、提倡真诚奉献为己任，并不惜为此贡献、牺牲我的一切！ 吴越   2008年5月12日 正文 内容提要 本书是当代著名作家吴越先生的回忆录，以真实和传奇为主要特色，以作者的三次悲剧婚姻和一次喜剧婚姻为主线，穿插两次失败的恋情，从侧面反映了不同的时代背景：1956年，在阴差阳错的特殊环境下，娶了一位大家闺秀怡，正在享受“红袖添香夜读书”的闺房之乐，却因为1957年“祖国上空乌云乱翻”的政治原因，棒打鸳鸯，分道扬镳。十年之后的1966年8月，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作者身陷囹圄又遭发配新疆，为避免一生单身永远住集体宿舍之苦，违心地在北京郊区以闪电战的形式娶了一个农村姑娘琴，又逢偶发的原因去不成新疆，结果因为经济窘迫，不得不“各逃一条性命”，含泪分手。又过了十年之后的1975年，作者在劳改农场生活了20多个春秋，已经心如死灰，不再对“前途”抱有任何幻想，决心以“余年”从事文学创作，只求把作品留给后人，“死后而志成”。就在这时候，偶然在故乡遇见一位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大龄女青年娟，两人因为有相似的遭遇而有了共同的追求：决心携手在艰难的环境中共同完成一部艰难的文学作品。1976年，结婚不久，作品也刚刚完成初稿，“四人帮”被打倒，作品出版，一举成名，夫妇二人也先后落实政策，并一起在北京建立一个虽然简陋却尚称美满的小家庭，共同抚育孩子健康成长。但是天不作美，三十二年之后的2008年，娟患上了不治的癌症，在2009年去世。留下的女儿，又因为要远嫁澳大利亚，不能和老父相依为命。命运促使作者第四次成婚。本来只想找一个能共同“过日子”的老太太，在晚景中相互搀扶，相濡以沫，安度晚年，没想到却找到一位事业上的助手。作者已届八十高龄，正因为有了助手，重新焕发青春，又一次进入了文学创作的旺盛期。这部“传奇作家传奇”，可以说是一部小中见大的时代史诗，也是一部当代知识分子的自我奋斗史。 作者以创作通俗传奇小说见长，出版了文学作品57本共2000多万字。在生活中，他不由自主地创作出来的经历，却比传奇还要传奇。令人叹息，令人悲怆，也令人感触。作者用白描的手法，像讲故事一般娓娓道来，生动而有趣，没有愤恨，没有怨怼，是非恩怨，都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去判断。 正文 序 言   周瑞金 我和吴越先生相识，已经三十多年了。虽然见面机会不多，但是相知颇深，属于“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文友。 他是一位勤奋多产的作家，虽然已经出版了一百多本书，总字数超过了3000万，而且已经进入了耄耋之年的“养老期”，却不知老之已至，依然像小伙子似的早起晚睡，笔耕不辍，几乎每年都有新作品问世。目前，正夜以继日地在从事明清小说的评注工作。这种不服老、不让年华虚度的进取精神，在老作家中极为少见，值得我辈好好学习。 最近，他的又一部著作《传奇作家的传奇婚恋》，即将由语文出版社出版。语文出版社是吴越先生在1956年参与创办的，是他的“娘家”。时隔半个多世纪以后，“娘家”没有忘记这盆“泼出去的水”，还给他出书，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 吴先生出版《吴越品水浒》一书时，曾要我替他写一篇序言。我看了他发过来的电子版以后，虽然并不完全认同他的观点，但是我觉得在学术问题上，应该容许有不同观点的争论，哪怕就是激进的、偏激的。因此以《营造宽容宽厚宽松的文化环境》为题，写了一篇序言，支持他善于独立思考、敢于发表与众不同观点的探索精神。 这次，他又把新书的电子版发给我，要我作序。我在电脑屏幕上浏览这部书稿的文字和图片，眼前仿佛看见作者憨态可掬地微笑着，在给我们讲述一个似乎与他无关的苦涩的悲情故事，娓娓道来，不愠不怒，无怨无悔，许多催人泪下、难以置信的情节，简直比电影《归来》更加富于传奇性。 我佩服并敬重性格开朗而耿直的作者吴越先生，他爱讲真话，经常发表一些与众不同的观点。但也因此招致一生坎坷，几次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自己也差点儿饿死在劳改农场。半个多世纪来，以他独具的坚强毅力，在方言研究和文学创作等方面艰苦耕耘，孜孜不倦，数十年如一日，终于做出了成绩，这是一般人所难以做到的。 像吴越先生所经历的这种悲剧，全国各地都有。这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左”的路线统治下造成的社会现象。从吴先生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才干、很有思想的优秀青年，因为说了几句当局不爱听的话，就被打入另册，遭到打击、迫害，甚至搞到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地步。造成这种人间惨剧的教训非常惨痛，想不到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今天，又有人提出要重提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引起全国有识之士的惊讶和愤慨，并群起而批之。这是理所当然的。 与吴越先生一生婚姻悲剧有关的四位夫人，以前我一位也没见过。从书稿中看，她们各自具有不同的性格。直到最近我有幸参加祝贺他原配夫人姚曼怡女士的八十八岁米寿的寿宴上，方才见到这位闻名已久的大家闺秀。如果不是受到丈夫的牵连，无辜遭遇不幸，她除了现有的成就之外，肯定还是一位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一位愿以自己毕生精力和全部爱心协助丈夫完成事业的贤内助。让我肃然起敬的是：尽管她是无辜的，无助的，遭遇到家庭不幸，也只能默默无言地独吞苦果，承担起其实与她无关的不幸的结局。她看上去是那么地柔弱，在性格上却无比坚强。她作为一个五类分子的家属，即便离了婚，社会地位依旧低人一等。她被赶出上海，下放到江苏海门。在那恶劣的政治环境和生活环境下，她忍辱负重，顽强拼搏，默默奋斗数十年，终于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特级英语教师”、“海门市人大常委会常委”等许多光辉的头衔。但从1960年到1980年的20年中，她每个月只领43元微薄的薪金，独自一人支撑起上有老父、下有幼女的养家责任，是何等的艰难困苦。从她晚年身患严重的心脏病来看，分明是体力、脑力透支过多，还要强力压制内心痛苦所造成的压抑的结果。 在中国，做一个女人不容易，在那个荒诞的时代，做一个中国女人更加不容易。这不是个人的命运不好，而是社会强加给她的负担和创伤，使她成为一个把自己的幸福贡献到祭坛上的无辜的牺牲品。她真是一位“伟大的女性”，我没有更多的语言可以用来安慰她，只是频频举杯祝愿她健康长寿，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年代，多活几年，多享受吴先生对她刻骨铭心的关切深情，多享受子孙后辈对她温情幸福的天伦之乐。 第二位夫人琴，是个农村姑娘，她生平无大志，只求温饱，只求平安。但是客观的现实生活环境无法满足她这样低档次的要求。她提出离婚，说了一句非常真实、也非常痛心的话：“让你我都逃一条活命吧！”是啊，不要谴责她无情无义，更不要说她好逸恶劳。她遵从中国人“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古训，愿意承担起所有的家务活儿，等于做一个免费的保姆，愿意为子女的成长操劳，只求温饱二字。这样的要求，能说过份吗？她来到了劳改农场，并不懒。她甘愿当“缝穷婆”，给人家拆洗缝补棉衣棉被，一个月挣的比吴先生还多。如果政治指导员不说她“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把她生生地从吴先生身边赶走，轰回家去，再过几年，吴先生一旦平反，她的苦日子就算熬到头了。所以，质而言之，她走上和吴先生离婚的道路，不是她“不想过穷日子”，而是连“穷日子也不让她过”。 第三位夫人娟，是一位很有头脑的农村姑娘。她高中毕业，成绩优秀，仅仅因为“堂房舅舅”是地主，在那个“亲不亲，阶级分”的荒唐年代，竟不许她考大学，只能在家务农。她成了“阶级斗争哲学”的牺牲品，这对她的精神刺激，肯定是很深的。但她明辨是非，爱憎分明，在那个年代，敢于说出“死也不嫁造反派”的“响话”来。尽管她不是文学艺术界人士，但是她特别爱才。一首《探亲行》的长诗，半本《括苍山恩仇记》原稿，打动了她的心，终于下决心跟吴先生甘苦与共、荣辱共享。原本吴先生想在农村找对象，目的就是到农村安家落户，这正切合她的理想。 没有想到的是，不出三年，吴先生平反，回到了北京。这个人人向往的北京，在乡村住惯了的娟姑娘反倒看不上。她不想到北京去，两人在“不应该分歧的地方产生了分歧”。最终还是她不得不离开她所热爱的父母和故土，来到北京这个举目无亲而又格格不入的“大地方”。分配她当食堂管理员，干的是炊事员的工作，拿的工资，却比清洁工还低。心情的不舒畅，也许是她得癌症的导因。她和吴先生不离不弃的三十二年夫妻情，终于以魂归故里而终结。 第四位夫人胡老师，据说原稿中写她的这一章有十几万字之多。但是她不愿意宣扬自己，所有传奇和不传奇的故事几乎全部删除了，只剩下寥寥数页。所以读者从书中只知道她从小受苦，酷爱读书，现在北京某中学当老师，是个模范共产党员。在吴先生先后四位夫人中间，她是一位具有较高文字水平的贤内助。短短三年时间，俩人已经合作出版了八本书。此外，胡老师心胸开阔，富有同情心，能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这次吴先生到上海给离婚的前妻举办寿宴，并在一起生活一段时间，陪伴旅游一趟，以释放积郁在姚女士心中的沉重心理负担，就是出于胡老师的建议。而胡老师自己在国庆长假期间，却独自一人默默登上去华山的火车，暗忍内心的孤独，以旅游排解独自的忧伤。 吴先生以前出版的书，写的都是“别人”的故事，或者是“没有故事”的方言研究、电脑教材之类。通过这些书，我们可以知道吴先生的知识面和他的爱憎，以及对社会发展的看法。独有这本《传奇作家的传奇婚恋》，写的却是吴先生自己的婚恋故事。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了解到吴先生本人的性格爱好和他坚持“不害人是做人的底线”这一做人基本准则。 在劳改农场，当局鼓励“告密”，奖励“互相揭发”。许多人为了减刑不惜无中生有，造谣诬蔑，或者抓住人家片言只语，无限上纲。吴先生在劳改农场二十多年，甚至在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中，他都没有写过一份儿检举材料，没贴过人家一张大字报，也没批斗过任何一个“牛鬼蛇神”。这在身陷劳改农场的知识分子中间，确是难能可贵的。 吴先生一生经过两次惨痛的“妻离子散”，一次是因为政治原因，一次是因为经济原因。许多人，因为闹离婚而和妻子反目成仇，吴先生则不然，他说：“结了婚是夫妻，离了婚是朋友，而且是挚友。”第一次离婚，他在监狱里，双方互相不见面，他只是从劳改警察的手中接过一张离婚判决书来而已。从他平反以后“愧对”姚女士的虔诚态度，可以肯定地说他的心中没有恨只有爱，更多的则是“负疚感”。姚女士离婚的时候，只有三十三岁，她品貌皆优，工作能力强，像她这样的人，找她的人不是没有而是很多。她之所以始终没有再嫁，心中是有复婚的指望的。这种想法，和吴先生进了劳改队以后盼望着“回原单位工作”是一样的。但是谁都不可能想到，“五分钟的发言”，劳改五年还不够，竟然一去就是二十多年。如果不是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吴先生们所面对的，就是“关到死为止”的无期徒刑。 读到他描写的第二次离婚的经过，虽然没有一句悲伤的语言，通篇都是“包饺子”、“拉手风琴唱歌”、“拍离婚纪念照”、“在一个被窝儿里……”等等充满“浪漫情调”的温馨和愉悦。但是孔雀开屏，掩不住后面那个漏洞，喜剧的背后，却是一出惨痛的悲剧，只是男女演员都把笑意写在脸上，却把泪水往肚子里流而已。 吴先生在劳改队里一共完成了四部作品。第一部是3344行的叙事长诗《望娘滩的故事》。这是他从1951年就开始写，直到1974年才写完的一部“难产”的作品。1976年《诗刊》复刊，此诗试投，曾被认可，但是在“作者政审”过程中，被当时劳改队的“管教干事”所阻止，没能发表。直到1985年，才由宝文堂书店纳入“绘图叙事诗”丛书出版，并由《诗刊》当年处理这部长诗的吴超先生担任责任编辑。第二部80万字的《汉语世界语大词典》，这是作者1956年在文字改革出版社当编辑的时候接受的任务，进劳改队以后无事可干，有空就编，终于在1970年完成，并送请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会长胡愈之先生过目。但在文革期间，他也无能为力。文革结束以后，再次送交协会，答复是“我们不出版个人编的辞书”，因此直到今天，这部花费了他十几年光阴的书稿，仍以“手稿”的形式存放在书橱的最底下。第三部是《浙江省缙云县方言志》。这是作者1956年编辑“方言与普通话集刊”的时候，打算编成以后纳入集刊中去的，因为1957年出了问题，集刊停刊。作者平反之后，初稿版编入《缙云县县志》中，二稿版30万字由缙云县文化局内部印刷，三稿版60万字被纳入潘悟云先生主编的“比较语言学丛书”，于2012年由上海中西书局正式出版。第四部书，就是吴先生的成名之作：200万字的长篇历史文化小说《括苍山恩仇记》。1974年4月至1976年9月，只用两年半时间就完成了。1983年8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分卷出版，畅销70万套，是当年中国大陆发行量最大的长篇小说之一。 多数人进劳改队，大部分是光阴空掷，年华虚度，意志消磨。但是吴越先生却能够在十二万分艰难困苦的不利环境中，写出总字数超过350万的四部作品来，其才华，其品格，其精力，其精神，非常令人敬佩和震撼！没有“死后而志成”的宏大志向和坚定的人生目标，没有“百折不挠、虽九死而无悔”的追求真理巨大意志和无坚不摧的顽强精神，是绝对难以做到的。 最后，我想引用吴越先生在参加他外孙女儿的婚礼上，亲手把五本《括苍山恩仇记》的精装本交给外孙女婿傅赟明先生的时候，说的一段热情洋溢的话，作为这篇序言的结束： 古今中外，在监狱里写书的人很多很多，捷克作家尤里乌斯·伏契克在监狱里写了《绞刑架下的报告》，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在监狱里写了《唐·吉诃德》，这都是尽人皆知的世界文坛往事。但是很可能没有第二个作家，敢于在监狱里没有任何参考书、仅凭脑子记忆写历史小说。何况共产党的监狱，是不会给犯人一点点空闲的时间让我从从容容地写文章的。实际上，我是利用劳动之余的点滴时间，哪怕就是在工地紧张劳动工间休息的十五分钟，我也要掏出小本子，用大腿当桌子，用我那一笔谁也不认识的“狂草”奋笔疾书。这部200万字的长篇小说，就是这样一点儿一点儿积累起来的。我不但创造了一个文坛奇迹，而且我能够做到独立思考，不听从、不遵循“四人帮”的文艺理论，所以在文革期间创作的那么多小说中，这是唯一不带“四人帮”帮八股、到今天依然成活的一部。我的成功，所依靠的，就是不怕艰难险阻、敢于和命运拼搏的“不服输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传承下去，就能够发挥主动性，克服一切困难和不利因素。《今古传奇》杂志社的副社长冯知明先生，就把我的作品放在案头，遇到困难了，只要看一眼这套书，就会想到我在那样艰难困苦的逆境中如何“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就会产生动力。  按：周瑞金先生，即著名政论家皇甫平，人民日报前任副总编辑。 正文 代 序： 作家吴越和他的三个同名女儿 张  扬 一  人们给子女取名总是非常精心和格外慎重的，倾注了难以言喻的深情，寄予着无限期望。然而，作家吴越却给三个女儿取了同一个名：吴永。这是怎么一回事？  吴越自幼聪颖，9岁就在《缙云报》上发表处女作，15岁时已经在嘉兴主持《国民日报》副刊……  1949年6月 26日，正在读高一的吴越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52年7月吴越调到上海一所行政干部学校任教。他爱书成廦，经常在校图书馆帮忙，在这里结识了一位姓姚的女管理员怡。怡很漂亮，出身海关高级职员家庭，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有很多追求者，但她偏偏爱上了吴越。吴越也很喜欢她。1954年7月吴越调入北京，在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编辑《文字改革》双周刊。但未婚妻怡却没能调来。  吴越生性活泼，读中学时已是学生剧团的台柱。他本人保存了一批剧照，其中有几张穿着国民党军官制服。1955年“肃反”时却有人据此检举吴越当过“反动军官”。上面立案审查，越审查越觉得有问题：你9岁能发表文章？你15岁能编报纸？你22岁能成文字专家，进入中国最高、最权威的文字改革主管机构工作？……不，不能置信！起码隐瞒了3年反动历史。  吴越挨了半年批斗。内查外调的结果证明他没有“历史问题”。  1956年结束审查，向他道歉，问他“有什么要求”。他只要求把未婚妻调来。算是“因祸得福”吧。怡于 1956年10月从上海调入北京，与吴越在同一单位，任总编室秘书。也就在这个金秋10月，他俩结为伉俪。不久，怡怀了孕。1957年9月，她回上海生下一个女孩，孩子的外公给取名吴永。 吴越刚尝到做父亲的喜悦，灾难却从天而降。1957年，他没能避过“反右派斗争”的急风暴雨。  怡刚生下女儿，丈夫便被打成“右派”，心情可想而知。“右派”会是什么“前途”呢？开除公职？劳教？劳改？不知道。但有一点怡是知道的，那就是女儿不能带回“右派”父亲身边来。因此，产假期满，怡把孩子交给孩子的外公抚养，只身回到北京。 吴越会演戏，在劳教时被“选送”到北京市第一监狱组织犯人剧团，也算“入狱”吧。1960年夏的一天，一名警察面无表情地通知他：“你老婆要与你划清界限，已经与你离婚。”就这么离了婚。直到离婚，吴越也没见过女儿吴永。 1964年10月，吴越被解除劳教。  1966年 2月，怡从“下放”地海门回上海。吴越打电话给她，他俩在公园会了面。几天后，怡又到吴越的父母家看望他。吴越的母亲精心做了一碗面条，怡吃了一两口，便再也无法下咽……  怡告诉吴越：“离婚是没办法，社会压力不说，家中压力也太大。另外，也是为孩子考虑。离婚，她就是模范教师的女儿，而不是‘右派崽’了……”  吴越默然无语。他能说什么呢？  怡一直没有再结婚。“右派”问题改正后，吴越于 1983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5卷本的《括苍山恩仇记》。他寄了一套给怡。  1987年，年已“而立”的吴永从上海来北京看望吴越。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确认自己的父亲。她告诉父亲：“外公死了……” 她还告诉父亲：“你送给妈妈的书，她整整齐齐地放在床头……” 她说：“我自幼既无父爱又无母爱，只有外公……” 吴越双眼潮润，无言以对。 吴永要回上海了，吴越和亲友到车站送行。列车快开动了，他们催促吴永上车。但吴永回过身来，突然扑进父亲怀里。父女俩紧紧拥抱，泪流满面。 二  1966年，吴越所在的京郊团河农场忽然来了一位政委，动员全场人员统统去新疆参加“生产建设”。一个北京小伙子劝吴越从北京带一个老婆去，说新疆什么都有，就是缺女人，特别是愿意嫁给他们这种人的女人。又说到新疆后几十个人睡一间屋，结了婚可以“优待”，分得一间小屋，等等。这小伙子很快便带来一个姑娘的照片。  姑娘姓张，下文就简称“琴”吧。这时，吴越34岁，琴22岁，她是北京近郊三间房地区的农民，且有肺病，她愿跟吴越去新疆。两人很快结了婚。所谓结婚，就是吴越买了一只猪头到三间房张家，大家吃一顿。翌日，他用自己那辆自行车驮上新娘仅有的一口大木箱，一起回团河农场。正准备奔赴新疆，情况忽然改变，他们这批带家眷的不去了。两人便去团河农场所在地大兴县民政科办理了结婚手续。随后，吴越借用澡堂摆了一张床，又买来半斤水果糖，“难友”们来热闹了一下，就算举行了婚礼。  新婚夫妇生活艰难，不敢要孩子，但琴还是怀了孕。临产时，医院要她转到结核病院去。吴越哪有钱转来转去？索性亲自动手接生。  1968年2月2日，又一个女儿呱呱坠地。想起自己失去的大女儿，吴越给二女儿也取名吴永。  吴越与琴婚后在附近农村租一民房，月租金4元，水电费1元。他每月工资32元，这样还剩下27元，两人粗茶淡饭也能过下去，但女儿出世后就不够了，只能拼命节俭，买来废木板钉成床、桌、凳……  1969年11月，团河农场成为“五七干校”，原有人员一律转往天津远郊的清河农场。  琴不能随着去，只能带着孩子回老家。回去后受人欺侮，只得又抱着女儿去找吴越……有人趁机挑唆她与吴越离婚，说这样才能摆脱苦难，甚至为她写好了状子。  走投无路的琴果然向朝阳区法院递了状子。吴越接到法院通知，带着20多元钱赶回北京，说是离婚可以，何必打官司！琴叹息说：“实在是太穷，没法过……”  吴越用那 20元钱买了面、肉，包了饺子，与琴一家人每天谈笑风生吃吃喝喝，又与琴同去通县合影，要照相馆在照片上写明“离婚纪念”。照相师说：“我们这儿从来只有‘结婚纪念’，哪有‘离婚纪念’？不如改成‘离别纪念’吧？” 他俩就这么过了7天。7天后，吴越骑着车，带着琴，一起到朝阳区法院递交了离婚协议书。 两星期后，琴却抱着女儿又来到吴越身边，要“凑合着过”。但吴越那32元工资根本无法维持3口人过一月，于是琴提出不吃闲饭，动手给人拆洗衣被，用手工给人缝制衣服，一月居然也能挣30多元。这样过了70多天．日子过得还不错，却又飞来横祸，中队指导员授意宣传员和“积极分子”贴出大字报，指责这是“开黑店”、“赚黑钱”。吴越不服，立刻被办“学习班”，也就是扣留关押。两口子只有一床被子。吴越被关押后，琴连被子也没有，只得找中队头头申诉，却被强行送上去北京的火车。这一下她才强烈感到，“脱帽右派”仍然是“右派”，而“右派”和“右派家属”连最低限度的人格尊严也没有，确实是没法过了。这一天，她跟吴越“真的”离了，时间是1969年底。 法院裁决时，认为吴越是解教就业人员，琴没有工作又身患肺病，都不宜抚养女儿吴永，居然裁定小女孩归琴尚未结婚的小妹妹抚养。  1979年12月，平反后的吴越回到北京，这位小姨闻讯后带着姐姐琴和外甥女赶来看望吴越。琴说：“吴越啊，过去的事，不怪你也不怪我，都是‘四人帮’害的！”  吴越来不及说什么，只是将小吴永一把搂在怀中，久久闭着发热的眼睛。 当年离婚时，这个女儿还不到两岁。一别10年，吴越深感自己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一点也没有！虽然不能怪他，但这并不能丝毫减少他内心的痛苦和歉疚…… 三  吴越的父母原住上海，“文革”开始不久，父亲自杀，母亲被迫回老家缙云农村。1976年春节前，吴越回缙云看望母亲，老同学给他介绍了一名叫楼兴娟的女子，下文我们简称她为娟。  娟原在粮食系统工作，“文革”中长期受迫害，拖到30多岁仍未结婚。也算有缘吧，她愿意嫁给吴越，吴越却提出3个“条件”：第一，我是“右派”，随时可能被投进监狱，到时候你要送牢饭，有这个思想推备吗？第二，我每月只有32元工资，有了孩子只能靠你抚养；第三，我正在写长篇小说，脱稿后请你保存，希望你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这部手稿……  娟都同意。  1977年1月，吴越回缙云与娟结婚。火腿厂仓库有一小屋，借给他们做洞房。两人穷得什么也没有，连床单也是吴越的哥哥送的。那是个大雪纷飞、滴水成冰的日子，但在那间库房小屋中却有着淡淡的温馨……  婚后一个多月，吴越回清河农场，娟留在故乡。  这时，吴越45岁，娟34岁，同年11月 5日，娟生了个女孩。吴越不甘心自己失去一个女儿又失去一个女儿，他将刚出世的女儿再度取名吴永。  现在，吴越的三个女儿，老大在上海当医生，比老大小10岁的老二在北京从事医药工作，比老二又小10岁的老三正在发愤攻读，决心考上名牌医科大学。我不知道三姐妹何以都选中了这一行，是不是因为她们都知道上一代人的悲剧命运，想尽自己的天职和孝心来疗治父母心上的创伤？  1991年，三个吴永第一欢相会，这也是三个同名姐妹惟一的一次聚首。吴越百感交集，为三个女儿拍了合影。他说将在晚年写一部长篇“绝唱”，这将是他平生最优秀的作品，书名就叫《三个吴永》。  ——原载《家庭》1997年第10期 张扬，湖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第二次握手》作者。 正文 引 言  我是个与世无争的人 我今年八十二周岁。今天是5月12日，正好是我的诞辰。过了今天，我将迈进人生的第八十三个春秋了。也就是说：不管我有多么坚强，总已经是强弩之末，在人生的道路上，拼搏的征途上，来日无多，离终点不远了。 人到了这个年龄，夜里睡不着觉的时候，往往会扪心自问：自己这一辈子，活得怎么样啊？ 我的一生，不是“生不逢时”，而是有幸生活在这个大灾难、大变革、大动荡的“毛泽东时代”，亲身经历加上耳闻目见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真是可歌可泣，可圈可点。作为一个作家，一个文人，最怕的就是生活平庸刻板，每天重复着做同一件事情，一点儿波澜也没有，一点儿情趣也没有，一点儿可用的创作题材也没有。 我不是佛教徒，也不是基督徒，更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死之后，既不去见如来、基督，也不去见马克思。我是个彻底的无神论者，既然不相信有鬼神，当然也不相信有天堂和地狱。即便真有那么两个地方，我也绝不会去。因为我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一辈子没当过官儿，既没干过什么好事，也没干过什么恶事，所以天堂和地狱，都和我无缘，不会有我的一席之地。我一生崇尚自由，追求自由，既然生前求之而不可得，那么就让我死后做一个懒散的野鬼，到鬼蜮世界去四处飘泊，自由自在吧。 据说人在死前的弥留时刻，往往会思前想后，心潮澎湃。一生行善的，会向往西方的极乐世界，像唐僧玄奘，临死之前，竟会因为听不到仙乐来迎而惴惴不安；一生作恶的，会恐惧阎君的阿鼻地狱，像奸相秦桧，重病中因为出现幻觉，竟被森罗殿的诸般酷刑活活地吓死了；就是一般的小小百姓，也会惦念着娇妻幼子无人照应，也会回想起我还欠谁什么，谁还欠我多少。 我的一生，朋友不少，知己不多，包括红颜知己，尽管远近亲疏不同，却都没有发生过争执，更没有反目成仇。直到我临终的那一天，我应该可以告诉后人：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仇人。唯一一个我很不待见的，他已经死了。中国人讲究“一笑泯恩仇”，我就来一个“一死泯恩仇”，让一切都烟消云散吧。 如果我不出意外，能够有幸老死于床笫，寿终正寝，弥留之际，我大概是能够含笑撒手，无牵无挂地离开这个我并不留恋的人世的。尽管我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动荡不安中，但限于自己的能力，没有给别人多少帮助，但是我至少能够脸不红心不跳地说一句：我的一生，没有害过一个人，至少主观上是如此。即便是在人人以告密为“荣”、人人都以告密争当“积极分子”的劳改队中，我也没有打过一个小报告；即便是在人人无法逃脱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也没有贴过谁一张大字报，批判过哪一位“牛鬼蛇神”。 不害人，这是我做人的底线。 尽管我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一生中也从来没有和任何一个人有过争执，自认为不会有仇人；但是，一个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人的一举一动，都有一个客观环境。因此，即便我主观上不想害人，客观上难免会因为自己无法抗拒、无法避免、甚至是没有想到的因素而损害到别人，甚至很多人。例如，我对我的妻子们，就有一种不能原谅的负疚感，觉得我欠她们的太多太多，至死也无法解脱。 我这一生，前后一共有四位妻子。尽管前三位妻子都是“主动地”离我而去，但是导致她们离我而去的因由，却无可推托地是因为我。不论是因为我的无能还是无法，总之是我是我就是我。 因此，在我离开人世的弥留阶段，我所萦绕于心挥之不去的，可能就是这种负疚感。 我不是教徒，我不懂得什么叫忏悔。我只想在我离开人世之前，把我的负疚感写出来，告诉世人，并以此来慰籍现在的、过去的、活着的、故去的妻子们。 我是个传奇作家，传奇的一生，写下了许许多多的传奇故事。我自己的婚恋故事，前面的都是悲剧，后来的却又像是喜剧，其实又都像传奇。特别是除了妻子之外，还有几个非妻子的“情人”，那种“昏恋”的经过，可就真的比编出来的传奇故事更加传奇了。那么，我这里不妨就来一个“悲剧且作喜剧演”，读者诸君，就把我写的这些非传奇故事，当作真传奇故事看吧。 吴越       2014年5月12日写于北京 正文 第 一 章  大姐姐是怎么变成爱人的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除了出家人和独身主义者，谁都避免不了有“谈婚论嫁”的过程和结果。我不想出家，也不想当独身主义者，何况五十年代初我在上海工作，当时正值青春年少，大小也是个干部，何况还一表非俗，风流潇洒，加上我能歌善舞，又会舞文弄墨，业余从事文娱活动，不论歌剧话剧、器乐声乐，都能玩儿两下。特别是我所在的单位，阴盛阳衰，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用不着我去苦苦追求哪位美丽的姑娘，主动向我示意、示爱的漂亮女孩儿，还真不少。可是我却无动于衷，视而不见。不是我心如止水，也不是我要求甚高，而是因为“我的心中，早已经有个她”！ 世界上的女性，温柔的，美丽的，能干的，贤惠的，无穷无尽，有如恒河沙数。在这许多可供选择的女性当中，我只能占有一个。而且一旦占有，就不能更改。 我爱上的姑娘，是我初中时代的同学，虽不是十全十美，但也还差强人意。唯一缺点，就是不在上海而在嘉兴，不能经常见面，只能书信往还。至少在我这方面，觉得彼此情投意合，今生今世，非卿莫属了。 没有想到，就在我觉得这把爱情之火已经在我心中燃烧，只要再略略加温，就能到达沸点的时候，却被对方一盆冷水扑灭。虽然我还不至于因为失恋而意志消沉，但是我的情绪为此而有些低落，却是难免的。 就在这个时候，和我同一个办公室的、比我大五岁的怡姐姐，为了解开我心头的这把烦恼之锁，星期天带我去逛公园、看电影、吃生煎馒头。进电影院的时候，她还是我的怡姐姐，出电影院的时候，她却成了我的未婚妻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这场“闪电战”似的婚姻，会有好结果吗？ 正文 一、有心栽花，红花不发 1949年5月，浙江解放。6月，二野军大三分校在金华招生，分政治、军事、新闻、文艺、卫生、后勤六个系，学制是预科半年，本科两年半。当时我十七岁，尽管只有高中一年级的学历，但已经在报刊上发表了一部长篇连载、几十个中短篇和一百多篇杂文，最向往的职业就是“无冕之王”，于是就去投考了新闻系，而且被录取了。 7 月7日，二野军大三分校从金华迁往芜湖赭山，在嘉兴下火车等船去苏州。我曾经在嘉兴住过两年，初中就是在嘉兴县中毕业的。在嘉兴县中读书的时候，有个比我低一班的同学叫李明的和我关系比较好。他跟我学习自装无线电收音机，叫了我一年多“师父”。如今我既然路过此地，时间也有，就顺便到他家里去看看他。但是他不在，却见到了他的姐姐李萍。李萍也是嘉兴县中的学生，姐弟俩相差一岁，读的却是同一个年级。姐弟二人，一个美丽，一个英俊。姐姐是蛋型脸，外号就叫“鸭蛋儿”；弟弟是滚圆的苹果脸，还白中透红，外号就叫“苹果”。那天，我和李萍不过是偶然相逢而已，但是却从此建立了通信关系，好几年来一直没有中断。 军大迁到芜湖以后，只学习了两个月的《社会发展史》，就开始往大西南进军，而且不再分系，只学习“走路”这一科。全校学员都被编入“接管部队”，归三兵团司令部统一指挥。因为重庆市的市长，已经内定是三兵团的司令陈锡联，我们则都是重庆军管会的成员。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必须用两条腿走到重庆。谁半路上生病了，不能走了，立刻就地安置，去当地方干部。 我总算学会并闯过了“走路”这一关，跟在作战部队后面，一天一百八十里急行军，练出了两条飞毛腿，终于在1949年12月3日、也就是重庆解放后的第三天，到达重庆，并跟随政委温恩生同志去接管国民党的空军部队。从此就留在西南空军司令部工作。 1952年7月，我从四川转业回上海我父母的身边，分配到上海市行政干部学校当教育干事。这是一所刚刚开办的干部学校，实际上就是半年左右的短期干训班，由上海市公安局、民政局、商业局、司法局四个单位合办，校长由上海市委分管政法的第二书记潘汉年兼任，常务副校长是小有名气的党内经济学家周元斌。地址在江湾体育场附近，校部是国民党时代吴铁城市长打算在江湾建设“新上海”而新造的“市政府大楼”，虽然只有三层，但是宽大明亮，相当体面。其余校舍都是新盖的，一个巨大的“口”字形校园，西面是一座食堂兼礼堂，南北两面各有五座两层的学员宿舍楼，每座楼的东西两端，都有两个阳台。每层楼除干部办公室和宿舍是单间之外，学员的宿舍是每个组一套，每套三间，中间一间是学习讨论室，两面两间每间各有五张双层床，每套房能住二十个人，一律是木地板，上下两层都有卫生间和热水淋浴设备。在当时来说，这样的校舍，也算是相当不错的了。东面大门两旁，是四个能容二百多人的大课堂，供全班学员“课堂讨论”用；此外还有医务室、图书馆、小卖部等附属设施。全校一共十个班，每个班二百人左右。学员的来源，大部分是从社会上的失业知识分子中新招的，小部分是从上述四个局中调来当组长的骨干。所以成员非常复杂，文化程度也参差不齐，年龄最大的已经五十多岁，小的才十七八岁，而且多数是女性，男女比例大约是男三女七。 每个班，都配备五名干部：一个班主任，一个组织干事，一个教育干事，两个生活干事，男女各一。我被分在六班当教育干事。六班班主任是个大老粗，是作战部队的退伍连长，苏北人；组织干事是商业局调来的女同志，上海人，她只管档案，别的什么都不管；两个生活干事，男的是民政局调来的基层干部，特别老实，连说话也脸红；女的是部队文工团转业的演员，浓眉大眼，风度翩翩，大胆泼辣，唱歌跳舞演戏样样都行。 在行政干校，我是个年龄最小的干事，却是个最最活跃的干事：由于班主任没多少文化，班主任见我是部队的文化干事转业的，又能说会道，就把组织讨论学习、去校部汇报这些工作全交给我，又因为组织干事是个女同志，不便于外出，就把调查了解学员的历史身份和社会关系这些工作也交给我，三天两头跑派出所和里弄居委会。此外，还由我负责组织全校的合唱团，亲自作词作曲、教唱并担任指挥，我自己就是男高音独唱演员，又是二胡独奏演员；我还组织了校剧团，排练话剧、歌剧，集编、导、演于一身，多次率团参加市里组织的比赛并捧回奖杯来。与校外联欢的活动，那就更多了。我虽然是六班的干事，由于我的活跃，却几乎全校的人都认识我。 干校的学员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女性，尽管绝大多数人的年龄都比我大，不过比我小的、长得挺漂亮的、主动向我表示好感的姑娘也不少。我的枕巾、床单之类，经常有女学员偷偷儿地或强制性地拿去帮我洗。 江湾离市内比较远。我反正回家也没什么事情，加上家里住房狭窄，白天没有我的活动空间，晚上还要睡折叠床，不如在学校住得舒服，所以我经常是两个星期才回一次家。 每逢我不回家的星期天，有一个姓邢的未婚年轻女学员，总是非常“巧合”地也是每两周回一次家。我不回家，是图学校里周日没人，清静，想安安心心地多读一些书；可是那个周末也不回家的女学员，家里却只有一个孤单的母亲，不但没有充足的理由不回家，而且还总是有事儿没事儿老往我的房间里跑。不是要帮我洗被子床单，就是催我去洗澡，把换下来的衣服交给她去洗；再不然，就是坐在我的房间里和我聊天儿，有意无意地问我家里的情况，又主动地向我介绍她家里的成员和情况。特别是到了晚上，她借口一个人在宿舍里“害怕”，总要在我的宿舍里坐到很晚很晚才走，有一次甚至说：“我胆子小，我一个人住一间房间，特害怕！你可别在半夜里跑到我的宿舍里来吓唬我!”言外之意，就是傻子也明白。 这个邢姑娘，浓眉大眼，皮肤白嫩，模样儿挺不错的，唱歌跳舞都很棒。她在上海上的学，当然会说上海话；可是她却总是说一口略带广东味儿的普通话，还故意装出一副轻声细语的神态，显得嗲声嗲气的。她的底细，我早就去调查过了，她不说我也很清楚。她家里，作为例行公事，我也去访问过。她只有一个母亲，广东人，早先是个舞女，后来嫁给一个军官当姨太太，生下了她。解放前夕，她父亲随军撤到台湾去，却把她们母女俩撇在了上海。她母亲还不到五十岁，长得细皮嫩肉，看上去顶多四十岁，风度翩翩，住的虽然是一间亭子间，却收拾得干净利索。待人接物，落落大方，言谈话语，也不是一般“亭子间嫂嫂”所能比拟的。她读到高中毕业，功课不太好，没考上大学。后来行政干校招生，于是区政府民政科就介绍她来考干校，打算让她当个公务员。那年月，当公务员不是什么好差事，工作挺忙的，工资也不高。据派出所和居委会介绍，她母亲虽然是旧军属兼台属，而且当过舞女，却没有什么政治背景，而且生活作风也很规矩，不过是个家庭妇女而已。五十年代初期，对基层干部的政治要求还不是很严格，所以派出所对她们母女的评价也还不错。 对于邢姑娘的暗示，我一个生理正常的男青年，当然不会不懂。但是我却不得不装糊涂，用上海话来说，就是“假痴假呆”。当时校内的情况，没有结婚的班主任、班干事，特别是从北方来的“年轻老干部”，和女学员搞对象的已经有了好几对儿，校方并不制止。既然是她主动进攻，我只要对她稍微表示好感，她肯定就是我的了。我倒不是嫌她不够漂亮，也不是嫌她的家庭出身不好，而是因为这时候我和萍的关系，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我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她，对这些姑娘们的暗送秋波甚至大胆挑逗，就不得不无动于衷了。 我在四川当兵，虽然一直和李萍保持通信联系，但也只是同学之间的平常通信，信件来往也不太多，不过是问问她和她弟弟的近况而已。因为我远在四川的部队里，和她的关系，不可能有所发展。何况按照当时的政策，一个排级干部，也不可能结婚。但是到了1952年7月，我转业回到上海，而且有了不错的工作，这种“不可能”，就有可能变成“可能”了。 1948年夏天，我初中毕业，到杭州上高中去了。李萍1949年毕业，接着上高中，1952年暑假毕业后，分配在嘉兴一所乡村中心小学当校长。我一回到上海，和她的关系立刻有了明显不同的发展，不但通信日见频繁起来，语言的亲密，就不再是“普通的同学关系”这样简单了。半年之后的1953年1月2日，她同时给我寄来两张照片，一张全身的，一张半身的。从照片上看，样子没多少变化，大概还是上高中时代的照片，脸上还不脱稚气。——需要说明的是：当年男女同学之间，特别是并非同班同学，又不是恋人关系，互相赠送照片的事情，是很少的。 我们的通信日渐频繁起来，基本上是一个星期一封，因为信只能寄到各自的学校里，从上海郊区寄到嘉兴郊区的信，比上海市区寄到北京市区的信还要慢些，大概是去三天，回三天，来回正好是一个星期。我们都是规定好了的：收到信，必须立刻回信，而且每封信都编了号码，以防万一有遗失。那一段时间，我正在上海音乐学院的院长贺绿汀和中央歌舞团的女作曲家瞿希贤的指点下自学作曲，在干校的合唱团中演出。每次我谱了一支歌曲，就把歌谱寄给她看，请她提意见。她也写过几首歌词，让我作曲，由她自己在小学生中教唱。尽管我们的信中谁也没有写过一句“我爱你”这样的话，但是信中的情绵绵、意切切，已经不是蕴藏在字里行间，而是赤裸裸、火辣辣地溢于言表了。记得在一封信中，她明确地说出了“只要你对我忠诚，我能保证你一辈子快乐幸福”这样的话。其中的涵义，不是很清楚了吗？ 1953年夏天，天气炎热，我和萍之间的热度也直线上升，除了互相说些“非常想念”之类的话语，7月2日，她寄来了第三张照片。这张照片，脸蛋儿滚圆滚圆的，比以前的两张照片胖多了，应该是她最近的照片。照片的背面，写的是“给哥哥，妹妹赠”。这可又是一次突破。半年以前寄来的两张照片，背面的题词写的可是：“佩珏同学留念”。——“佩珏”是我当兵以前的名字。从称呼的改变，那就不是“暗示”而是实打实的关系改变了。她还似有意似无意地在来信中说：我和她的频繁通信，全校的老师几乎都知道了，一个劲儿地吵着要她买糖……。这不是暗示她和我的关系已经在她学校里公开了吗？我觉得和萍之间的热情已经有了80摄氏度，只要我赶紧加一把火，把温度上升到100度，应该就可以“功德完满”了。 我和萍已经有四年没见面，她在小学当校长，再过几天就要放暑假了，既然她说是“很想念”，我何不到嘉兴去潇洒走一回，当面烧把火？ 正好1953年刚刚开始实行干部休假制，而且可以自己安排休假时间，于是我就想利用这个假期到嘉兴去和萍相会。我给萍回信的时候，说起了我的打算。她来信说，弟弟在北京钢铁学院读书，暑假去实习，不回来，家里就她一个人，热烈欢迎我去故地重游。——她没有推托，而且明确表示欢迎。 从上海到嘉兴，坐火车不过两个多小时，简直就像是上海郊区，而且车次很多，凡是往南去的车，都要在嘉兴车站停靠，说走就可以走。我安排好了休假的时间，立刻去买了送她的礼物和火车票，只是当年打电话很不方便，来不及通知她我到达嘉兴的时间了。 李萍的家，住在嘉兴环城东北路36号，离在中山路的嘉兴县中很近，离火车站也不远。下车以后，走十几分钟就到，不用叫车。她的父亲是开杂货铺的。我到了她家，她正光着脚丫儿穿着短裤、拖鞋坐在店堂内摇着蒲扇看书。没有想到的是：见了我，并不站起来招呼，只是侧着身子喊了我一声“吴佩珏”，让我在她前面的一张矮凳上坐下，又拿起桌上的一个香瓜来叫我吃，她自己竟又低头管自看书了。 这可大大地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她的家，以前我是常去的。当然那是到她弟弟的房间里。今天我是专程来看望她的，既然她弟弟不在家，她就应该把我让到她的房间里去坐着聊天儿。多年不见的老同学，就可以演出一场《楼台会》了。即便是觉得有所不便，只能在店堂里接待我，至少也应该给我沏一杯茶，然后问问我来到嘉兴以后的活动计划，哪有这样不理睬我管自看书的道理？ 我干坐了一会儿，觉得很别扭，就提议一起去逛南湖。她摇摇头，说了声“不去”。我提议一起到塘汇镇去看一个叫潘霞云的女同学。她又摇摇头，吐出来的还是“不去”两个字。我以为她多年没跟我见面，不免有些腼腆，特别是在父母亲面前，也不能对我过于亲热，就耐着性子跟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儿，等待她“转变态度”。更没想到的是：她跟我几乎没什么话可聊，等于是我在“自说自话”。我又坐了一会儿，她就上楼进她自己的房间里去了，而且连个招呼都没打。 我被她干晾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幸亏她父亲还算外场，跟我随便聊了几句。到了吃晚饭时间，她换了一身漂亮的连衣裙下楼来了，但依然视我如陌生人，不近也不远，除了面带微笑之外，几乎没什么话可说。饭后她在楼上洗了澡，到运河边洗衣服去了。我见她不招呼我，只好自己拿了毛巾肥皂和换洗衣服到河边洗澡洗衣服。晚上她把我安排在店堂间的竹榻上睡觉，没有蚊帐，怕有蚊子，给我点上了一盘蚊香，就上楼去了，再也没有下楼来。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百无聊赖地在店堂里坐着，百思而不得其解。这叫什么事儿？有这样“热烈欢迎”男朋友的么？到了吃早饭时间，她父亲在门口单给我买了一碗豆浆和一团糯米饭，让我一个人坐在店堂里吃，而她却迟迟不下楼来。我忍无可忍，给她爸爸说了声“我去找个朋友”，把送她的礼物拿出来，写张条子压在桌子上，把手提箱寄放在她父亲的店堂内，就离开了她家，到塘汇镇找潘霞云去了。潘霞云和我同班，是和我关系最好的女同学。她和我关系好的原因，并不是我们之间有什么感情的因素，而是因为我的大姐和大姐夫都是塘汇小学的老师，还是她妹妹的班主任。1948年我在嘉兴县中读书，我父亲已经调到金华高等法院工作，所以我是住校生，每个周日，都要到塘汇小学去，把我的脏衣服带去请大姐洗，把干净衣服取回来，有时候我不去塘汇，就托潘霞云帮我带。我每次去塘汇镇，总要到潘霞云的家里去坐坐。她父亲是个铁匠，开着一家铁匠铺子。因此，我和她的关系就越走越近了。她功课不怎么好，特别是英语，都上初三了，居然连26个英文字母还背不下来，但却能歌善舞会演戏，不但是校剧团的台柱子，还是县中的“功勋运动员”，曾经在浙江省运动会上得过四百米赛跑第二名，胳膊腿儿比男同学都粗。初中毕业后没考上高中，却凭她的“校功勋运动员”资格，没上高中就被保送到上海东亚体专去了，如今在一所中学里当体育教师。尽管她在班内功课比别人都差，却比全班同学“出山”得都早。她已经结婚，丈夫也是个中学的体育教师，我以前没见过。不过夫妻二人不在一个学校。 塘汇镇离嘉兴城区不到十里路，这条路当年我常走，很熟的。不到一小时，就到了。潘霞云两口子都在家，因我事先没通知他们要来嘉兴，见到了我，既高兴，也惊讶。我从四川转业回上海以后，也和潘霞云经常通信，我和李萍的关系，她都知道，连她丈夫也知道。他们心知我一定是来嘉兴看李萍的，就问我与萍的关系进展如何了。我摇摇头，把萍如何“热烈欢迎”我的情形大体上说了说。她们也觉得奇怪，当时就做出了决定，要和我一同进城，无论如何也要把李萍拉出来，一起到南湖去玩儿半天，躲开她的父母亲，多聊聊，以便有所转机。 我们三个人来到嘉兴城里，时间还不到上午十点。但是李萍的爸爸说，他女儿学校里有点儿急事儿，回校处理去了。我不相信事情会这样巧。她昨天既没提起，她家里也没电话，学校里有急事儿，怎么通知她的？何况她刚刚从学校放暑假回家来还没几天。再说，她连字条儿也没给我留一张，就好像家里没我这个“客人”似的。我认为她这是故意跟我闹别扭，没有多说话，拿起我的行囊就告辞。先到附近找了家旅馆住下，又叫了三碗鳝丝面来三个人都吃饱了，然后走到南湖边，雇了一条小船，让小船娘划着，三个人一起到南湖去玩儿了一个下午。小潘的丈夫虽然以前并不认识我，却因为对我很了解，所以显得亲近，也很健谈。他的年龄比小潘大，抗日战争期间他是“青年军”，曾经在缅甸和日本鬼子作战，不但见闻广，知识面也很宽。——可惜当时我还没有照相机，所有这些活动，都没有留下“可资纪念”的照片。 按照原来的计划，小潘两口子应该当天就回家去的，所以我没给他们另开一间房间。但是他们见我情绪不好，主动说要留下来陪陪我，而且坚持不用再开一间房间。我心里明白，她们一方面是怕我一个人在情绪不好的情况下住旅馆孤单寂寞，更主要的是怕我想不开，所以坚持要第二天送我上火车才放心。其实，我还不至于那样脆弱，也不至于那样“多情”。那一夜我们一聊聊到了深夜两点多，直到睏极了，都睁不开眼睛了，这才三个人挤在一张床上随便眯了一会儿，就天亮了。 七天假期，三天就回来了，连我自己都觉得无法在父母面前交代，更不想让他们知道我这一肚子委屈，所以下了火车，就直接到学校“接着休假”，连家都没回。 我回上海以后，赌气没给李萍写信。再说，这信也的确不好写。谴责她么？人家没有和我肯定“未婚夫妻”的关系，只是“老同学”，能接待我吃住，已经尽到同学之道了。感谢她么？我还真找不出恰当的词语来。没有想到的是，十几天之后，李萍居然来信了。不过信是从福建漳州寄出的，邮票上的邮戳，也的确是漳州，但是信封上没写寄信人地址，信里只是极简单的寥寥数语：说她已经调到漳州去了，依旧当小学校长，一切都很好。还特别提了一句：“他对我也很好。” 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暗示她已经结婚了？不然，无缘无故，一个浙江嘉兴的小学校长，除了“因婚”，怎么可能跨省调到福建漳州去呢？何况还有一个身份不明的“他”! 既然你通知我，我不能不回信，就写了一封祝贺信寄到嘉兴她家里，请她父亲转交。但是从此之后，再没有她的音信。 这件事情，直到今天，整整一个甲子了，为什么会那样结束，我都无法解释。只知道我受到了一场莫名其妙的耍弄和羞辱。李萍可以说是我的初恋女友，但只是“纸上谈兵”的恋爱，尽管信写得热火朝天，见了面却是冷冰冰的，实际上竟连握手的机会都没有过。 1954年我调到北京工作，特意去钢铁学院看望她的弟弟李明，直截了当地问他姐姐如今在哪里。他迟迟疑疑地说：只知道姐姐已经“调”到漳州去了，具体地址他也不知道。这当然是谎言。不是故意给姐姐打埋伏，就是有难言之隐。我对李明这种暧昧的态度很不满意，不像是我的“爱徒”。从此，我也没再去看望过他。 时间一晃过去三十年，到了1983年，我的长篇历史文化小说《括苍山恩仇记》出版以后，收到许多读者来信，其中一个是福建漳州教育局的干部，是个一直在漳州教书的本地人。我托她打听五十年代初期从嘉兴调过去的一个叫李萍的小学校长，她回信来说：五十年代初期她就在漳州教小学，后来也当了小学校长，当时的漳州就那么几座小学，不敢说个个小学教师她都认识，至少校长是全都认识的；特别是她调到教育局工作以后。但是在她的记忆中，居然就没有一个叫李萍的小学校长! 难道说：所谓的调到漳州，也是骗局？ 这个难解的谜，终我一生，都没有、也无法解开。这，也可以算是一个传奇故事吧？ 我之所以要在开篇就说这个“失败”的恋爱故事，是因为不说这个故事，就无法引出下面我和我第一任夫人“成功”的故事。所以不得不从李萍的故事开始。——这就叫“失败是成功之母”嘛。 正文 二、无意插柳，绿柳成荫 行政干校第一期学员在1953年5月间毕业分配工作走了以后，干部们有一个比较长的休整时间，我被安排到图书馆去协助图书编目工作。和我同一个办公室的，是第一期毕业留校的学员，姓姚，比我大五岁。因为她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是怡，所以我叫她怡姐姐。 她的父亲，解放前是上海海关的帮办，是用中英文两种文字办公的高层白领职员，相当于“二把手”。她自己是大同大学商学院的学生，但是还没毕业上海就解放了。可能是因为大同大学停办的原因吧，她改读立信会计学校，但一直没有参加过工作。她有一个哥哥，比她大一岁，1947年考上了台湾某大学的土木工程系，如今在美国当道路建设工程师；还有一个妹妹，比她小一岁，正在唐山铁道学院哲学系马列主义研究班读书。母亲三年中生下他们兄妹三人以后，身体不好，不久就故去了，终年才三十多岁。父亲从此没有再娶，靠一个保姆照顾生活。 怡姐姐长得相当漂亮，风度更是非比一般，温文尔雅，见了谁都是笑眯眯的，简直是人见人爱；在第一期学员中，无疑属于“佼佼者”之一。第一期学员留校工作的人并不多，一般都是班主任或者班干事“特别推荐”的。她的留校，也是班主任的“特别推荐”。换句话说，是班主任看上她了。她那个班的主任是个山东来的老干部，年纪已经将近四十岁，在老家当然有媳妇儿。那时候，许多老干部进城以后，都把“糟糠之妻”抛弃了，惦着在大城市里另找一个年轻漂亮又有文化的老婆。怡姐姐留校以后，这个班主任除了经常光顾图书馆之外，还常常在星期天把头发理得光光的，穿上漂亮的料子干部服到她家里登门拜访，没话瞎搭拉话。但是上海姑娘有一个传统的偏见，对山东人和苏北人没有好感，不是叫他们“大葱”，就是叫他们“咸鸭蛋”。由于生活习惯相距太远，山东话和苏北腔又是上海人所不喜欢的语种之一，所以上海姑娘、特别是有文化的上海姑娘，肯嫁山东人和苏北人的，很少很少。 怡姐姐既然人长得漂亮，还有高学历，追她的人，当然不少。我调到图书馆以后，据我所知，除了那个班主任之外，还有四个班干事同时在追她。其中有上海人，也有外地人。她有男人追，我有女朋友，她又比我大那么多，因此我们之间似乎没有什么隔阂可言。在她面前，我就是一个“小弟弟”。她嘛，就是一个“知心大姐姐”。我什么话都敢跟她说，肯跟她说。 图书馆和小卖部紧挨着。这个小卖部虽然小，货物却不少：两千多人的生活用品，从脸盆茶杯、暖瓶肥皂、毛巾牙刷、内衣内裤，到信纸信封、钢笔邮票、点心水果，一应俱全，货架子上琳琅满目，其实就是一家小小的百货店。两个女售货员，一个山东姑娘，估计是哪位班主任带来的小妹妹，一个上海姑娘，是从商业系统调来的老售货员，小卖部就归她负责，官称“经理”。这个上海姑娘，脸型其实长得很不错，肤色很白，眼睛大大的，身材也很丰满，就是个子矮了些，大约只有一米五多点儿，所以她总是穿着两寸多的高跟鞋。这样的姑娘，当然也有人追。但是她也和大多数上海姑娘一样：不喜欢山东人和苏北人。每逢有山东或苏北来的“年轻老干部”向她献殷勤，她总是待搭不理的，却独独对我另眼相看，主动表示“友好”。 我当兵的时候，由于经常一天一百八十里的急行军，早晚两顿饭不见太阳，而每顿饭都要吃六大碗，还要带上一碗冷饭中午在半路上吃。这样饥一餐饱一餐、热一顿冷一顿的，加上天不亮睁开眼睛就吃，到宿营地吃饱了就睡，消化系统出了毛病，刚到重庆，就得了胃溃疡：肚子一饿就胃疼。虽然只是隐隐作痛，并不严重，却老治不好。唯一办法，就是少吃多餐，肚子一饿，赶紧吃东西。所以我每到上午10点，下午4点，都要到小卖部去花五分钱买一块桃酥“垫补垫补”。这种事情，一般人大概是一次买一斤放在手边，饿了随时可吃；我是因为没有饼干筒，特别是小卖部就在隔壁，买东西很方便，所以不怕麻烦，居然一天跑两次小卖部。这一来，那位经理姑娘可就误解了。我除了买桃酥之外，有时候也买一些香蕉、苹果之类。我分明感觉到，她给我的水果，比我要的要多，而且不是多一点点，而是多很多。例如我买一斤，她给我的，可能就有两斤，甚至更多。我这个人比较粗心，开始并没有发现，而是怡姐姐先发现。原因是：办公室内只有我和她两个人，我买回水果来，当然不可能我一个人“吃独食”，总是要和怡姐姐分享的。作为姐姐，她的工资虽然比我低，但也不可能老是吃我的，总也要去买几次来请我吃。这样，她终于发现：同样价格同样多的钱，我买回来的水果，竟比她买回来的要多得多。经她这样一点破，我趁小卖部只有经理一个人的时候去买水果，装作不经意间偶然发现的样子，问她给我的水果是不是多了。她笑笑，也不隐瞒，直言不讳地说：是多了，而且多不少。不过她特别声明：这可不是她请客，而是按规定销售水果有一定的“损耗率”：每进100斤水果，至少可以报5斤损耗，只要上交95斤的钱就可以。不过也有规定：售货员自己不能吃。 我回来把这事情的原委告诉了怡姐姐，她立刻意识到这是经理姑娘对我有了好感，对我“另眼相看”，有了“那个意思”了。 我还傻呵呵地对她说：这不可能。因为我有过邢姑娘的经验。我告诉她几个月以前邢姑娘对我如何表示好感，而经理姑娘除了笑脸相迎之外，从来没给我表示过什么。她笑了起来，说：姑娘嘛，各人性格不同，有火辣辣外露的，有温情脉脉内向的，不能一概而论。她认为：这个经理姑娘，分明是对我“有意思”，叫我不要辜负了姑娘的一片心，赶紧给人家“发回电”。 这可真叫我为难了。我不得不告诉她我和李萍的事情。她听了之后，说：“既然你和李萍正在进行着，那就不要‘脚踏两头船’，而应该一心一意和李萍继续下去。不过经理姑娘这边，你也要跟人家说清楚，不要耽误人家。” 话虽然这样说，可我无法“具体执行”。人家并没有“正式地”或“公开地”向我表示什么，万一要是我“自作多情”呢，岂不是自讨没趣？因此商量的结果，是周末回家立刻带回来一个饼干筒，以减少光顾小卖部的频度，让这件事情来一个“冷处理”。 通过这件事情以后，我和怡姐姐的关系更加亲密了。关于彼此的爱情生活，也不再保密了。萍的来信，她有时候也拿去看，并判断已经有了多少温度、前景如何。她的追求者给她写信，她也给我看，并征求我应该如何回信的意见，有时候干脆就由我替她起草回信的稿子，给她当“枪手”。 自从收到李萍寄来的第三张照片，看见她叫我“哥哥”以后，怡姐姐的判断，是温度已经到了80摄氏度。她也觉得应该“趁热打铁”，远征嘉兴，继续加温，不发展到100摄氏度不回来。 我就是在怡姐姐的鼓励和支持下，满怀信心地直奔嘉兴而去的。 没有想到，我的七天假期，三天就回来了。怡姐姐一眼就看出我的情绪不对劲儿，问我爱情之旅进展如何。听了我的叙述，她也觉得反常得无法解释，叫我赶紧写信去，也许当面无法说清的事情，信中反而可以说得明白。但是我负气坚决不写。我说，她不拿我当朋友，我又何苦自轻自贱呢？ 怡姐姐分析说：从时间上推测，我到嘉兴的那一天，她调漳州的事情已经办成功了。除非所有这一切都是骗局。我问她：有这个必要么？我和她无冤无仇，她也不至于拿我耍着玩儿。何况这是“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地写着的，任何一个姑娘，绝不可能拿自己的名誉开玩笑。如今婚姻自主，也不存在“父母逼婚”之类的情事。因此，她分析后的结论，是李萍“脚踏两头船”，同时和两个或几个男性在玩儿“爱情的游戏”。最后选定了一个，其余的就“刷”了。至于李萍忽然在照片上叫我“哥哥”而自称“妹妹”，大概就是暗示“今后只能以兄妹相称”的意思。 这样的说法，虽然也还有不合理的地方，但是我实在无法解释，只能勉强表示同意了。 我经受了李萍给我的这一“闷棍儿”，虽然还不至于从此一蹶不振，但是好长一段时间情绪低落，却也是难免的。我并不是因为恋爱的失败而苦恼，而是感觉到受了欺骗，受到了愚弄。我在干校不是找不到比她更好的对象，就地取材，还有许多方便之处，至少不用通过组织办理调动手续。我是拒绝了许多人的示爱而舍近求远地选择了她的，没想到结果竟会是这样! 我觉得自己没有任何一处对不起她的地方，她不应该跟我开这样大的玩笑。 我们学校设在江湾体育场附近，离市区较远，所有干部、学员，都是每星期六下午回家，最迟周一上午9点以前必须赶回来，平时都住在学校里。我因为情绪不好，从嘉兴回来以后，已经有两个星期不回家了。第三个星期六，怡姐姐见我又不打算回家，就对我说：“振作起来，别那样蔫头耷拉脑的。大丈夫只怕事业不成，何患无妻？难道因为李萍不嫁你就这样闹情绪么？”我强辩说：“我不是闹情绪，第一大热天儿的懒得动换，反正家里也没什么事儿；第二我正在写一篇小说，趁星期天这里清静，写完它。”她笑了起来：“别蒙我了。你的事儿，别人不知道，难道我也不知道？这样吧，明天你到我家里来，我给你做点儿好吃的，改换一下食堂饭菜的口味，也让你散散心，怎么样？”我也大笑：“别凑热闹了！星期天你家里客人踏破门槛，难道你叫我去做你家的第六个客人不成？”她想了想，微笑着说：“这样吧，你明天一早就来我家，咱们早点儿出去，躲开那些人。上午咱们逛公园，中午我请你吃生煎馒头(上海的一种油煎肉包子)，下午我请你看电影，来他个尽一日之欢，行不行？”我见她是真心的，不是打哈哈，就点头答应了。那个周末，我和大家一起回到了市内。 第二天，我们按计划执行，上午在公园里果然聊得很开心，一天烦恼云雾散，中午胃口大开，一两三个的生煎包子，我一口气吃了十个，比她整整多一倍。 下午我们在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看的是德国影片《冷酷的心》。当时居民的家里还没有空调机，只有电影院里才有冷气，而当时的电影票价又不太贵，一般都是几毛钱一张，因此就有人宁可花看电影的钱，目的却是为了到电影院里去凉快凉快。在我们座位的前后左右，居然有好几个人歪着脑袋昏昏入睡，有的还轻轻地打着呼噜。 反正上午在公园里已经聊了很多，在电影院里，我们遵守规矩，基本上没怎么说话，只是偶尔交换一下对影片中人物或情节的看法。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她忽然凑近我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谁叫我比你大那么多呢？要是我比你小几岁，那该有多好！” 用不着再作任何解释，弦外之音，已经十分明白。既然她敢于这样说，可见这个问题她是经过反复考虑的，绝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我一把抓住了她的手，果断地说：“就是你了！年龄问题，我不考虑，你也别顾虑！”她也抓紧了我的手，低沉地说：“你不懂，这不单单是你我两个人的问题，家庭，亲友，压力都很大……” 进电影院的时候，她还是我的怡姐姐，出电影院的时候，她就不是我的姐姐了。——突变，这就是哲学家所说的突变，这是应该以渐变作基础、作前提的。我们的渐变，在哪里呢？ 情况果然如她所说，连她的妹妹还比我大四岁呢，这事儿叫她怎么向父亲开口，向亲友们交代？ 旧的烦恼刚下眉头，新的烦恼又上心头。在这以后的几天当中，关上了办公室的房门，我们讨论的，尽是这个问题了。商量来商量去，最后的结论是：除非我离开上海，不在她的亲友面前结婚，事情或许还有可能。但是这样做又未免过于残酷：她母亲早亡，哥哥在美国，妹妹在唐山铁道学院读书，家里只有一个老父亲。如果我们再离开上海，家里可就只剩下她父亲一个人了。不过自从她出来工作以后，也是一周只回家住一天，父亲实际上是和保姆一起过日子的。既然她父亲的生活问题不是无法解决，而她自己也愿意为此作出牺牲，我不能不努力一下。以后的路，只能走一步说一步了。 我的第一个计划是去考大学。我只有高中一年级的学历，所谓的“军大新闻系毕业”，虽然不是假的，手里还有陈锡联签发的“毕业证书”，但那是“唬人”的，教育部也不会承认这是“高等教育”学历。为了和她有“同等学历”，免得被她的同学笑话，我必须有一张大学毕业证书。我的目标，是北大语言专修班，学制两年。语言研究，这也是我的爱好之一。好在两年时间并不长，毕业出来另行分配工作，我不过二十三岁，她不过二十八岁，结婚也不算太晚。她也没有更好的主意，暂时先这样决定了。 当时，我除了干校的日常工作之外，还有三方面活动：第一是写小说、诗歌，第二是兼管全校的文娱活动，组织剧团和合唱团，担任编导、作曲兼指挥，第三是从事文字改革研究，推广拉丁化新文字。我1950年就参加了中国文字改革协会，1952年从部队回来，又参加了上海新文字工作者协会。上海新文字工作者协会的会长是陈望道，他是复旦大学校长，工作很忙，当然只是挂名的，日常工作由副会长倪海曙主持。他是陈望道的得意门生，当时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兼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教授。当时我家和倪海曙同志的家，都在四川北路横浜桥附近，相距不远，经常来往。倪海曙同志和我的关系也逐渐密切起来。 有一次我去倪海曙同志家里，说起我想考北大语言专修班的计划，不料他却告诉我说：他很快就要调到北京去，筹建一家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社开张伊始，人手极缺，问我是不是可以跟他到北京去给他当帮手。对我来说，这简直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我立刻就答应了。 怡姐姐也说：调北京比上大学以后另行分配工作更好。婚姻问题，到了北京以后，看情况再说。那年月，因照顾夫妻关系而调动工作，单位都很支持，进北京也没有什么指标，不是很困难的。 接下来，写自传，填表格，其余一切手续，都由倪海曙老师去办。说快不快，说慢也慢，到了1954年7月，我终于拿到了调令，奉调北京，但是没到通俗读物出版社，而是到了当时还是教育部下属的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具体工作是参加编辑《光明日报》的专刊《文字改革》双周刊，因为这个专刊，就是倪海曙主编的，这里更需要人。动身那天，怡姐姐和我父母亲一起送我上火车。在北站候车室，怡姐姐虽然还是第一次见我的父母亲，却很大方地叫我父母亲一声“爸爸”、“妈妈”，承认她是吴家的儿媳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