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茶馆 旧时，常熟的每个乡镇都有多家茶馆。当然，有相当规模、所谓“数得上”的，一个镇也就是三两家吧。 低乡的练塘镇“数得上”的茶馆有两家：东园和西园。 店名并无讲究，东园在东街，西园在西街，如此而已。店名也并不在门面上张扬，连幌子都省了。倒是“水筹”上有店名。 在三寸长、一指宽的小竹片上烙上“某某茶馆支”的火印，抹一层桐油，就是茶馆发行的水筹了。一般有“一支”和“五支”的两种。每支水筹可打开水一瓶（热水瓶）。 我常去西园茶馆打开水，对西园更熟悉些。开水是在老虎灶上打的，所以老虎灶给我的印象尤其深刻。 老虎灶比真老虎大得多，有大象那样大。灶面上有四只汤罐，一只大锅和一只积锅。在大锅上接上两尺来高的木桶就成了积锅，用于囤积沸水。积锅之后是老虎的尾巴——烟囱，很粗，一直通到屋顶外面去。烟囱总是热烘烘的，绕着几道铁丝什么的，茶客淋湿了衣裳，脱下来挂到铁丝上烘，不一会儿就干了。老虎灶不吃人，吃砻糠。砻糠有两个进口，一个在烟囱后边，另一个由四只汤罐簇拥着。前一个火口连着一个倾斜的炉垫。后一个直通炉灶前膛，是生铁的，三号碗那么大的口径，有铁盖。“喂”砻糠时，先在火口上接一个铁漏斗，然后用畚箕来“喂”。旁边备有一根一米多长的铁钎，可插入火口去调火。 砻糠在那么大的灶膛里燃烧，有那么高的大烟囱抽着风，发出来的声音相当雄壮，俨然有虎的气势。用铁钎拨火时，“老虎”就轰轰地吼，好像挺生气的。拨火人的脸被映得通红。 西园茶馆的老虎灶和店堂没有任何隔断。如果不是夏天，这个庞大的、呼吸着的“老虎”会使店堂变得温暖而亲切。 旧时，学木匠的要在出师前用一个工时单独完成一架纺车或者一条长凳。纺车的结构繁杂，而条凳的榫和卯都是斜的，要做到严丝密缝，并不比纺车简单。泥瓦匠的“毕业论文”则是一座家用的双眼灶。粉刷完毕，你还得用墨水在“灶山”上画上传统的装饰图案。泥瓦匠都会砌灶头，但能打老虎灶的泥瓦匠极少，常常是几个乡镇找不出一个来。 为西园打老虎灶的是保根师。他名声在外，方圆几十里，说起老虎灶就会提起他。据说决定老虎灶发火不发火的关键是火门，那是在灶膛和烟囱的交接之处。老虎灶打到关键时刻，保根师照例会耍个手腕，把旁边的人支开，然后神神秘秘那么一弄，“老虎”一下子就活了。有的泥水匠细加探究，然后依样画葫芦，但结果还是不行，“老虎”不是奄奄一息，就是漏膛。其实，局部模仿是不行的，得综合考虑烟囱和炉膛的情况。火门控制着烟囱的抽力，抽力小了，“老虎”就雄壮不起来；大了，则容易抽走砻糠灰造成漏膛。 保根师每天来西园喝茶，他是这里唯一的免费茶客。西园的老虎灶很“发”，是他的得意之作。老人每天都会来摸摸暖暖的灶头。在他的眼里，老虎灶是有生命的。 东园茶馆用的是井水。那井的井径比常见的大得多，水好，而且丰沛。这么好的井毕竟不是掘地就有的，西园只能用河水，就在市河里取水。那时的河水清，按现在的标准，一般都在地表二级以上。在浅水活动的穿条鱼不用说了，仔细看时，在水草间还有土婆鱼出没呢！当然，毕竟是地面水，河水入缸之后还是要用矾“淀一淀”的。西园备有六口七石大缸，能轮番着“淀一淀”。缸是骑置在墙壁里的，一半在屋里，一半在屋外，分别配有半圆形的缸盖。屋外是进水口，屋内是取水口。这样置缸的好处是水担不进店堂。当年阿庆嫂帮胡传魁“水缸里边把身藏”，想来就是用的这种缸了。 小镇的流动人口不多，茶客多是熟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每天早晨都要来这里“孵一孵”的。如果某人缺席，别人就会打问原因，是不是出门了，身体怎么样了。问通讯地址，这些人都会说：“寄到常熟南门外练塘镇西园茶馆就是了，稳定收得着。” 西园备有红茶和绿茶两种。茶叶并不预置在茶壶内，而是备份在排成盘的小方纸盒中。茶客进店落座，跑堂的就到了身边，并不问要红茶还是绿茶，因为他知道这一位要的是什么。茶浆已经“杀”好在壶中了，配套上桌的还有一只青花的茶盅。 汪曾祺在京剧《沙家浜》里有精彩唱段：“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在常熟人看来，方的桌子不一定有资格称八仙桌。八仙桌是比较上档次的桌子，至少是桌脚与桌面相垂直的那种。脚与面垂直的桌子，必定是用硬木做的。茶馆里极少有这种桌子，用的是斜脚的方桌或者长桌。与此相配的是板凳，而且多是长条的，几乎没有椅子。一般不用陶壶，公用之物都用容易清洗的瓷壶。少数老茶客自备茶壶，用毕，自去洗净，放到橱里那个老地方，以备明日再用。 一日，我去西园打开水，见一桌子茶客正在研究一把茶壶，就过去凑热闹。原来是一老者在那儿摆弄着一个壶盖。壶盖上有五个字，均匀地绕着壶滴子排成一个圈：可以清心也。老者让人猜这个句子怎么念，从哪个字念起。五个都是常用字，这样隆重发问，必是陷阱，一时竟无人出声。最后的答案是：无论从哪个字读起都通的，可以清心也，以清心可也，清心也可以，也可以清心，心也可以清。汉字的独特妙处就在这热烘烘的老虎灶边，冷不丁地把少年的我撩拨了一番，使我心醉神迷。这是西园茶馆对我的一个小小的馈赠。 又一日，听茶客们在议论瞎子阿炳。几个老者说阿炳曾到过西园拉琴，拉的就是大名鼎鼎的《二泉映月》。听的人多，说话的人就来劲。另一个老者说那天茶馆的窗子外奇怪地聚集了好多狗，一声不吭地趴着，棒打不散。又一个老者说得更浪漫，说阿炳拉着拉着，冷不防从屋顶上掉下一条乌梢蛇来。说狗那个老者，忙配合，说阿炳胡琴上蒙的那张蛇皮也是乌梢蛇，说不定这两条蛇还有血缘关系哩……练塘镇离无锡不过四十公里，阿炳是有可能到过西园的，但黄狗与蛇的故事必是老人们的即兴发挥了。这样活灵活现的口头创作真是精彩得很。回想起来，西园茶馆对我的赠予还真是不少的。 茶馆一定是小镇上开门最早的店家。不为别的，只为茶客们到得早。茶客中老人居多，几十年了，他们早睡早起惯了，张开眼睛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上街吃茶（他们不说喝茶）。想到那座轰轰作响的老虎灶，他们的心里就有一种舒坦的暖意。走到石拱桥上，就看见西园茶馆门板缝里漏出来的橘红色的灯光，心想：“贼娘，今朝我是第一个到哩！”就很响亮地咳出几声来。 有的茶客身后还跟着一条草狗。跟着主人上茶馆，惯了，它们竟也成了瘾。在店堂里，在那么多的人腿和桌腿之间挤来挤去，又能和熟悉的同类碰碰鼻子，确实蛮开心的。也有带鸟笼来的，不多，无非是画眉、秀眼什么的。这里太嘈杂，不是常来的鸟不肯叫。 有的茶客孵一会儿茶馆之后还要去市场上卖些农产品，菜担子什么的就暂时放在后院里。一次，一个茶客带来一篓子小猪崽，不等上市就被人急火火地叫走了。没办法，茶馆老板只得义务养了一天小猪。 茶客暂时离开时，会把壶盖翻过来盖。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暗号，堂倌见此就不会把茶壶收走。暂时离座的茶客大多是去吃早点的。腿脚不便的也可以在茶馆里“喊面”。堂倌抽空去面店招呼一声，不久就有面店的小伙计送面来了。碗面是放在提篮里的，不容易冷掉。提篮是长方形的，有两层，最多可放四碗面。送面的小伙计总是急促地小跑着，怕时间长了面条会烂掉。“喊面”要讲清楚加什么面浇，还有是否免青，是否紧汤什么的。“免青”就是免放葱花。那时我常想“，免青”的人真憨，那洒了葱花的汤面有多香啊！这时候，桌子底下的那些狗肯定快馋死了，它们巴望喊来的都是排骨面。 堂倌提着铜吊子来续水。左手的小手指点着茶壶，拇指和食指掀起壶盖；提吊子的右手一抬，一“截”开水就像小白兔一样窜进了茶壶。续水有“凤凰三点头”的美言，但真有经验的堂倌只“一点头”就够了，当他的小手指点着壶身时，他就大概地知道壶中还有多少剩水。有功架的堂倌很少将水洒落，“滴水不漏”就是形容这一手的。在续水过程中，堂倌总是在不停地和人说话或者自言自语。这么说着话可以避免和人相撞，还能活跃店堂里的气氛。 店堂里总是热闹，因为每张嘴都在说着话。有了这嗡嗡嘤嘤的背景音响，旁桌上的谈话一般是听不清楚的，你尽可以指点人间，娓娓而谈。茶馆本来是乡村的新闻集散地，是一张口头的报纸。上至国际风云军国大事，下至家长里短鸡毛蒜皮，在这里均有发布，均有点评。 若是发生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当事人往往会约定到某茶馆“吃讲茶”。“吃讲茶”就是当事人一起到茶馆去诉说情理。茶客们自然会对此进行评说。在大庭广众之中摆到桌面上来说，而且茶客大多与当事人并无利害关系，所以评说起来大致是能公正的。有名的沪剧《阿必大》里，代表正义一方的婶婶说了句：“明朝和侬去茶馆评评理！”就把虐待童养媳的婆婆吓得瘫坐于地，可见茶馆是代表着乡村的舆论的。 乡村里的手工业小头目都是茶馆的常客。所以，用泥木油漆工的人会到茶馆里来“喊工”。一般说来，“喊工”时，茶馆的早市就到尾声了。 泡杯茶喝，在家里更是方便，那些老茶客为何偏要赶早赶晚聚到这简陋的茶馆里呢？当然，这时候提这个问题已经不成问题了。 每年大年初一早上，我总会想起故乡那个叫西园的老茶馆。年初一早上，那里的每一把茶壶里都会有一枚免费的青橄榄。 听书 “听书”是苏南俗语，这里的“书”指苏州评弹。评弹是评话和弹词的合称。 书场是茶馆兼营的。茶市既罢，将桌凳稍加调排，就成书场了。书台是固定的，木制，高二尺左右，两边各有阶梯接脚，有三级，取“连升三级”之意。台上置桌椅。桌是“半桌”，开评话（俗称“大书”）时横置，开弹词（俗称“小书”）时竖放。桌帷和椅披用彩缎制成，配以明黄流苏，场子里顿时就有了艺术气氛。椅子上还有蒲团，用素色缎子饰面，挺讲究的样子。蒲团有来历，是当年乾隆爷赐予的。相传乾隆下江南时召评弹名家王周士御前说书，见王周士站着难于弹唱，特赐蒲团准坐，蒲团从此成了书台之宝。墙上有水牌，写明所请先生、日夜场所弹唱的书目。又有对联，如：“舌灿莲花弹唱离合悲欢，胸中成竹评说今来古往。” 紧靠书台的长桌称状元台。原称老人台，为年老耳钝者特设，后来少壮者常杂坐其间，名不副实，索性更名。 书场一般开下午场和夜场两场。夜场书更受重视，都是说书先生的看家书目。 场子里有提篮小卖，无非是西瓜子、南瓜子、花生米和五香豆之类的消闲小吃。回想起来，这些提篮小卖的妇人在无意间为评弹培养了观众呢！我跟着大人去听书的本意就是为了这些小吃，后来耳濡目染，慢慢喜欢上了听书。 一个堂倌来为汽油灯充气，另一个上台为说书先生备茶水。这是开书的信号。提篮小卖的赶紧收起生意。 男先生和女先生上台了，亲切地微笑着，一举一动都挺考究，努力携带一点书卷之气。 开书前，书场门口总有些妇女挤挤地站着。她们是来听开篇的，更是来观赏女先生的“行头”的。女先生的服饰化妆都十分考究，一排书说十五天，每天的服饰不会重样。那时，小镇上的时装潮流可能是她们引领的吧。所谓“开篇”即是正书之前加唱的小段子，和正书无关。常唱的名篇如《宝玉夜探》《莺莺操琴》《战长沙》《林冲踏雪》等，辞藻极其精美，是文人和艺人反复打磨出来的精品。“香莲碧水动风凉，水动风凉夏日长。”这一些文学味极浓、音乐性极强的句子使我钦佩尤加。 开篇之后，收场的门帘就放下了。门口的妇人自动散去，一路上还在津津有味地延续着关于服饰和嗓子的话题。 男先生穿长衫。衣料相当讲究，不是毛哔叽就是派立司。衣袖长出几寸，连同白衬衣的袖子一齐翻折成洁白的一截。先生带上书台的还有老三件：折扇、手帕和醒木。三件皆有实用，又都是道具。尤其那折扇，一会儿是刀枪剑戟，一会儿是船帆状纸，说什么像什么，神了。衙门里案桌上的木块称惊堂木，在说书先生这儿就叫醒木。关节处拍一记醒木，也能惊天动地，吓走听众的瞌睡虫。琵琶和三弦是早就备在半桌上的，那样般配地并放着，任从什么角度看都能看出线条和木质的美感来。 那时，我与其他孩子一样，对这两件乐器并无好感。使我们入迷的是故事，对打断故事的弹唱挺烦的。最怕先生抱起乐器来慢慢地唱。“小书一段情，大书一股劲。”听评话就没有这个麻烦，醒木一响，故事哗哗地流。 起先，听唱是被迫的，后来，居然就渐渐地听出些好处来了。蒋调的清雅，徐调的温软，琴调的潇洒，张调的激昂……到能接受弹唱的时候，我已经是个大孩子，再不好意思拉着大人的衣角进场听“白书”了。 几个大孩子凑在一起商量，想出了“派代表”的穷办法——每个人凑点钱，供一个人去听书，次日找个时间让他向大伙传达。派出的代表是我们中最能模仿说书人的，受此重托，竭力地绘声绘色，却远远没有原版的生动迷人。故事是有的，但听半天也“进不去”故事里。这是怎么啦？想想这个问题，多少使我悟出点艺术的真谛。说书人远远不只在讲故事，他们把难叙之事娓娓道来，把难状之物呈之目前，把难言之情诉出微妙，看似随口而出，其实句句都是有心的：有时细针密缝，有时一表千里，说噱弹唱演，皆追求具体、生动、传神。这种追求是和小说一致的。那时候，我是非常钦佩那些评弹艺人的，惊讶于他们能凭一张嘴把故事说得悬念迭出引人入胜，把人物刻画得血肉丰满栩栩如生，把人情世事评点得练达洞明。在我少年的眼中，这些穿戴整齐、温文尔雅、说古道今的说书先生是值得信赖、应当尊敬的。他们通过历史和道德知识的传播，在不经意间薪传着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这样的口头传播在乡村尤其重要，因为那时候的乡村比城里有着更多的文盲和准文盲，口头传播是他们获得知识的主要途径。通过口口相传，代代传承，不识字的人同样可以通情达理，具有相当高的道德水准。他们不识字，但我们不可以说他们没文化。识字不等于有文化，那些握有文凭的卑鄙者才是最没有文化的人。 话说回来，听书还得听原版的。东园茶馆坐南朝北，书台背面是一排格子长窗，窗外便是练塘河，河里总有泊在镇上过夜的船只。快到开书时，我们几个就去说动一个船主，让他把船泊到东园那边去。这样，我们就能在船上听隔窗书了。听隔窗书不是全天候的，天凉，书场的窗子关起来，隔窗书就听不成了；天热，窗子开着，可水上的蚊子多，得不停地和它们战斗。羊尖镇上有我的一个朋友叫李钟瑜，他们家和书场只隔一道墙，他可以躺在床上通过一个墙洞听书，真是美妙极了。房间在二楼，墙洞高踞于书场接近房梁的地方，书场老板是不会认真追究的。对这个宝贝墙洞，我只有羡慕的份，因为羊尖镇远在三十里之外。我后来写作《有一个小阁楼》，就是得到了这个墙洞的启发。 听隔窗书总是不过瘾的。总是有了阻隔，声音邈远飘忽，更重要的是看不见说书人，使评弹的魅力大为逊色。 听书到了关键环节，我们只好老着脸皮混进场子去过把瘾了。我说过，东园书场是背靠着河的，而且书场还有一个“水后门”可以利用。卷起裤腿，沿着石驳岸淌一段，就到了一个水栈（水后门），登上十几个石级，穿过厕所，再走一段小弄堂，就从侧后进入了书场。这时，书已开讲，一切都安定下来了。老听客是不会嫌我们的，因为他们小时候也是这么过来的。他们的眼神里甚至还有些欣慰哩——有接班人的确是值得欣慰的。有了这些“基本群众”，加上堂倌停止了续水，我们被撵的可能性不大。当然，“小落回”的时候我们会去厕所里避避风头，给堂倌一点面子。其实，无论老板堂倌还是说书先生，对我们都是没有反感的，他们知道培养听众的重要性。 说书先生和听众的关系是很特别的。老听客中有文化素养较高的人，更不乏见多识广、谙熟世事人情之人。评弹是弹唱世事人情，评点善恶美丑的艺术，这些人会情不自禁地参与到创作中去。 散书场之后，有话要说的老听客会留下来，当面“扳错头”。哪一节书不合情理，哪一句唱词不合韵辙，哪个词用得不切……一位姓秦的年轻先生说《再生缘》，因为尚在修改过程中，还有些夹生，上台之后“话搭头”连连，老是“奈末”“老实讲”。“小落回”之后先生回到台上，发现书桌上放着一个小纸包，打开一看，是一把西瓜子和五香豆。包纸上还有一首打油诗：“多少奈末老实讲，好像念经老和尚，瓜子豆粒代记数，请你自己数清爽。”先生读罢脸颊发烫，当场拱手表示歉意。老听客不但“扳错头”，还会出点子，听说《杨乃武与小白菜》中的几张处方就是由一位当中医的老听众改定的。 评弹艺人生活在听众之间，大多虚心好学，乐意和听众切磋书艺。这实在是苏州评弹的好传统。那些传世精品，那些人气旺盛的响档，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一点一点打磨出来的。 评弹艺术出现在苏南，并非偶然。只有深厚的文化土壤才有可能培养出这一艺术奇葩。苏州评弹始盛于清代，在我少年时代，评弹在常熟还是相当繁荣的。常熟听众对评弹有相当高的欣赏水平。评弹界流传过一种说法：要出道，须在常熟的湖园和龙园接受听众鉴定，然后才能遨游江浙沪的三关六码头。除了书场的普遍听客的众多，常熟还涌现出了许多评弹名家，如黄异庵、陈希安、蒋云仙、华佩亭、侯丽君、赵开生、钟月樵、张翼良……一时都数不过来了。常熟实在无愧于“苏州评弹第二故乡”的美誉！ 作为常熟人，我很幸运，因为评弹确实给过我许多文学艺术方面的教益。可以说，评弹是我的第一个文学老师。 八音刀 小时候，头发长了，母亲就给我一角钱，说：“去桥堍剃个头吧。” 那个理发店没有店名，因为开在石桥堍，所以大家习惯性地把桥堍当作它的代称。桥堍只一开间门面，却进深，四只理发椅子排得稀稀的，还有余地放置洗头盆什么的。小门洞里头还有一小间，是炉子间。店面朝东，一出门就踩到环洞桥的石级，北面临河，是一排玻璃窗。整个儿桥堍是“廊”的样子，但当时没有“发廊”这个称谓，甚至不兴叫理发店，都叫剃头店。 店里有四个椅子，是镇上最大的剃头店了。有三个理发师：沈兴、雄生和永生。还有一个瘦瘦的小学徒，我记不得他的名字了。 沈兴的刀功了得，传说他年轻时能用剃刀劈死飞过的苍蝇。还说他有一手“八音刀”的绝招，但轻易不肯出手。不过都是传说，因为我从未亲眼得见，更无缘亲身领受了。那时我还是个孩子，脸上一马平川，剃刀上不了脸。雄生的强项是剪子功夫，称作“紧拉慢唱”。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京剧行里的话——唱的是慢慢悠悠，伴奏的却是急管繁弦。小孩子倒是有机会领略他的剪子功的。左手执一把牛角梳，一会顺梳，一会逆梳，凉凉的梳齿在头发里从容地耘耥。剪子在他的右手中分明成了一只活泼泼的燕子。听得一片急骤的细响，头发就在应断的地方断了，就黑雪似的落。永生的年纪要比这两位小一截，眼光尖，有些喜欢掏耳朵的顾客就喜欢坐到他的椅子上。他有一个烫着花的小竹筒，里头有不少小玩意儿：贼亮的银耳挖和长镊子，装柄的鹅毛球和兔毛球，瘦瘦的窄剃刀…… 除了理发，那时候的理发师还备有一些其他的小手艺。谁睡觉扭脖子（落枕）了，谁耳朵里进去小虫子了，谁睫毛倒长了，都会到理发店来求助。这些小手艺是免费的，吸烟的递支烟，不吸烟的说声谢谢就可以了。 有一回，一个叫阿芒的孩子被鱼骨鲠了，喝醋吞韭菜都不顶事，就来桥堍求助。沈兴命阿芒父亲弄来一只雌鸭，倒提了，从鸭子的扁嘴里接了些涎水让阿芒喝。鸭子的口水又脏又腥，谁肯喝啊！阿芒被父母硬逼着，没办法，闭上眼睛胡乱喝了一小口，立马哇哇地呕吐起来。呕着呕着，卡在喉咙里的鱼骨就没有了。问为什么一定要用雌鸭而不是雄鸭，沈兴神秘兮兮地说：“若是女孩子，那就得用雄鸭子了。”他是在故弄玄虚呢。说穿了一点不稀奇，让人喝恶心而无害的东西就是了。这与用乌龟尿治积食胃胀的道理是一样的，无非是催吐罢了。 沈兴就是这样，生性乐观，时不时来一点无伤大雅的小花招寻寻开心。 沈兴心宽体胖，挺富态，穿整齐一点就有大干部的派头。一日，沈兴在路上走，无意间一挥手，一辆小轿车就停在了他身边。这车是县里派来镇上接一位干部的，驾驶员并不认识那位干部，将沈兴错认了。驾驶员下车来，对沈兴说：“首长，你是不是……”沈兴知道对方搞错了，又一挥手：“没事没事。”这事在镇上传得很开心，后来居然成了一句地方性歇后语：沈兴挥手——没事。雄生平生有两件乐事，一是听书，二是喝黄酒。当然不在午饭时喝酒，那是行规，满口酒气怎么接近客人？雄生是个评弹迷，晚上回家，喝过半斤绍兴酒，周身暖融融的了，就动身去茶馆听书。去得早点可以占个好位子。听完书，身上还是暖融融的，第二天的状态就挺好。不时和客人聊起头天晚上的书目，高兴了还会哼几句片子：“世间哪个没娘亲，可怜我却是个伶仃孤苦人。若不是一首血诗我亲眼见，竟将养母当亲生……”这是《玉蜻蜓》里的唱词。老是哼这个片子，他喜欢蒋月泉。没书听的日子比较难过，他总有点打不起精神。 不知怎么的，我始终想不起来那个小学徒的名字，记不起他说过什么话。在我的记忆里，他只有几个无声电影似的段落。有一回给我修面，他不小心在我脸上划了一道口子。口子不深，刚刚见红。他赶紧去找出一片黑色的纸片，撕一角来给我贴上。剃头店大多备有这种纸的，叫乌金纸。即便是在这样一个情节里，他似乎也没有说过一句话，只是脸有些红。 小孩子消费，愿意先付钱，保险。要不然，到收费时发现钱不够，就尴尬了。 首先招呼我的当然是沈兴。“哎呀，白弟弟来了！”镇上的长辈多叫我的乳名“三官”，唯独他自说自话叫我“白弟弟”。给我理发时，他会不停地夸我的皮肤白。老这样，我就烦他。男孩子大多怕批评，也怕表扬。 小孩子进店没有挑选师傅的权力，碰上哪个就是哪个。我最希望永生给我理发。他不爱说话，手段又柔和。我从小比较内向，喜欢听别人对话，不喜欢长时间地被当作谈话的对象。我最不喜欢坐到学徒那个位子上去，不是怕乌金纸，而是讨厌椅子面对着的那面镜子。那面镜子的四围已经斑驳发黄，照出来的人就不完整，总觉得自己被一些锈斑似的劳什子包围着，难受。那把椅子也太旧，不能任意调节靠背的角度。枕头的皮垫破了，草率地补着一块别种颜色的皮革，枕上去老疑心脖子那儿伏着只青蛙。 进了店，如果四个人手里都有活，就得在靠窗的长凳上坐着等。我指望着永生或者雄生手里的活先完。 坐在雄生那把椅子上的好处是可以正面观赏那幅画。我说的是墙上镜框里那幅印刷的油画。画上是欧洲的乡村风景：绿色的原野，绿色的树，几座尖顶的房子；小河里倒映着蓝天，漂着几片树叶；河边有一头眺望的奶牛，还有一个白色的风车；一条小路弯弯地远去，越远越细，最后消失在一片树林里；路边有一个黄头发的小伙子，向远处的一辆马车挥手……这是一个暮春的下午吧？一切是那样的新鲜，那样的安宁，那样的美…… 这可能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的像样的西洋画，所以至今还能清晰地记着它的许多细节。这一幅异国风情画确实曾经深深地感动过一个中国小镇上的孩子。中国画和西洋画传达的况味和方式是非常不同的。那是一种别样的艺术冲击。画笔原来可以如此逼真地描绘自然、描述生活！之后，我在阅读外国小说时，脑海里一不小心就会浮现出这一幅挂在中国老式理发店里的西洋画来。我一直在留心寻找记忆中的这幅画，几十年过去了，我还没有找到。也许，我已经用几十年的时间，用我美好的情感，在无意中很多次地修改过记忆中的这幅画了。找不到这幅画可能不是坏事，真找到了，说不定反而会破坏了珍藏在我记忆中的美丽。毕竟，用现在的眼光看，那也许只是一幅印刷粗糙的风景画而已。 一只理发椅子空出来了。我坐上去。一块宽大的围巾拥住了我的脖子。围巾不怎么干净，有一股说不清的气味，有一点蛇似的滑腻。不必讲发式什么的，师傅们都知道。我的发型是“小西式”，三七分。 只要学徒手里空着，洗头的活就是他的。后面小屋里高高地置着一口小缸。一根橡皮管子从水缸引出来，穿过隔墙，悬在洗头盆上头。在明白虹吸现象之前，我一直弄不懂缸里的水何以能翻过缸沿从水管里流出来。洗头之前，小徒弟得拎起水吊子站到凳上往缸里兑热水，试试温度差不多了才出来松开嵌着管子的铁夹子，给人洗头。 把头半埋在洗头盆里，让温水顺着头皮淌下来。水流一点也没有影响鼻子呼吸，但我这时候总会有一种类似溺水的憋闷，产生一种没有理由的恐惧。那时没有洗发液和香皂，用的就是洗衣服的肥皂，最多的牌子是“五洲固本”。“他身上老是有理发店的气味”，这是老舍先生在一篇小说里描写一个人物时的句子。读到这个句子时，我鼻子旁就有了“五洲固本”混合着爽身粉的那种味道。不知老北京理发店的味道是不是这样的。 洗过头，再坐到椅子上时，理发师就会摇动机关，让椅子上的人仰着半躺下来。刚洗过头，有一点点莫名的疲乏，这么一躺，人会体味到一种美妙的安谧和舒坦。你发现你正对着一幅风景画。眯起眼，将画框之外的一切删去，你慢慢就进入了画中——小河在潺潺地和小草接吻，风车在悠悠地向长风倾诉，马铃的叮当声已经渺不可闻了，而树叶与花的清芬在天地间无休止地流淌…… 耳边有真实的唰唰的声音，那是理发师在荡刀布上磨刀锋。荡刀布就挂在窗框上，一尺来长，一指宽，油光光的，有一种神秘的头皮和钢铁的混合气味。 孩子的脸光滑，修面只是走个过场。剃刀在发际稍作打扫，鬓角业已整洁如裁。一块温热的毛巾覆到额上，表示修面已经结束。摇动机关，倾斜的椅子靠背缓缓竖起，人也就被扶了起来。理发师解下围巾，给你在脖子上扑上一些白色的粉，然后抓住围巾的两只角，抖几抖，围巾就“啪啪”作响，空气里满是粉的香。人在这时就有一种“洗心革面”般清新的愉快。 若是遇上沈兴，他会在你的脖子上轻拍几下，浪声念道：“新剃白白头，勿打三记触霉头！”他这么拍你是有理由的。 回想起在理发这个过程中，有接触，有色彩，有声音，有气味，有一种老派的亲切。这是朴素的、日常的生活内容，而正是这种不易觉察的庸常和朴素，构成了一种只有回忆时才能体会到的诗意。 考取了城里的中学，我离开了小镇。再回到小镇时，我已经是个青年。其时，雄生已经退休，当年的徒弟已不知去了何方，店里只留下沈兴和永生。沈兴不再叫我“白弟弟”，也随大流叫我“三官”了。他的富态已经转变为老态，只有乐观的性格没有变。他看看我的头发，说：“嚯！什么时候也改一边倒了？”很多年了，他还记着我的“三七开”呢。 那幅风景画已经不在了，镜框里换了伟人的照片。这是不必问的，“文化大革命”是不会容忍那幅风景画的。 又是几年过去。一个下雨的、阴冷的下午，我推开了桥堍理发店的玻璃格子门。没有客人，店堂里只有沈兴在。我一下子就感觉到他情绪的不佳。这个乐观的老人是难得这样的。我的情绪也不好。那些日子，我父亲一直在被批斗。 在荡剃刀时，沈兴突然说：“‘三官’，还记得‘八音刀’吧？”我一愣，竟一时记不起那是什么东西了。 沈兴有些失望：“‘八音刀’，忘记啦？”我想起来了，有些抱歉，转身看他。他仰着脸，眯眼儿逆光看着刀刃。 “这就是‘八音刀’吗？”我问。 “‘八音刀’不是一种刀，是一种刀功。你细心数着，听听有几种声音。” 说话时，刀已在我耳郭上着落。外耳郭上那些毫毛于一刹那间被尽根切断，化作“沙”的一条细响。刀尖到了耳坠，稍作盘桓——“唰”。这声响是圆的。刀刃循耳朵中轮向上，带出一弯弧形的“咿”声。突然飞刀至耳丁，左右连刮发出“嘁、嚓”两片声音。还响着呢，刀尖在内耳轮上打滚，旋，旋，又旋——“哐、生、嗡”三声盘旋连作……这八个声音抑扬参差，顿挫有致，一气呵成，真个是迅雷不及掩耳！人由不得颤一下，晕一下，通体舒泰到极点。想想也是，耳朵上密布着无数神经末梢，一一与身体各部位相应，剃刀以恰当的力度在短时间里给予刺激，自然会激起全身的反应。剃刀要在耳朵这么复杂的蜗状地带无所不及、游刃有余，真是一手绝活儿呢！ “‘三官’，数出来几个音啊？” “一连串的声音，哪里来得及数啊！” 老人开心地大笑起来。 原来这就是八音刀。好一个八音刀！ 临走时，老人说：“‘三官’啊，到月底我就退休了。你下次来剃头，我就不在了。” 我看着他的脸，不知说什么好。 他努力笑了一下，说：“享清福了，对不对？” 我赶紧也笑了笑，说：“对，享福了，享福了。” 他又说：“叫你老子来，听听我的‘八音刀’。我为你老子剃头几十年了。叫他来，月底前，听见啦？” 我觉得我发硬的心一下变软了，眼眶开始发胀。我点点头，赶紧跑出门去。 三十五年之后，我父亲去世。其时，沈兴和雄生都不在了。父亲临终前叮嘱他去世后要请永生来为他剃最后一次头。 我们请到了永生。永生也老了。 树德堂 小时候，跟父亲进城，父亲常会抽时间带我到一些“上规格”的中药店去坐坐。比如苏州的雷允上、沐泰山、良利堂，常熟的北九如、柳仁仁、童仁泰。听到这些店名，心里就会生出悠悠的古意来。中药店大概是最具中华古风的店家了。 所谓“上规格”，即布局和气象是约定俗成地谨遵着某种规格的，所以它们看起来都是大同小异的。 门面没有花哨的橱窗，最典型的店面是用三条花岗石构成的石厍门。门楣上刻店名，颜体，阴文，填石青色，一看就是有来头有年头的。 一进店堂，就会发现门外的世界原来太喧嚣、太明亮。 店堂里光线幽暗，弥漫着一种幽香。药香沁沁如名泉之水，而人已化作了一张宣纸，慢慢就被“泉水”晕晕地洇透了。 迎面是深棕色的柜台。柜台上有几盆状似兰花的植物，店堂便平添了翠翠的生气。这植物不是兰花，是备用的一种药，名石斛，可列入利肝明目的方剂。柜上还有一大一小两个“冲筒”，黄铜铸成，茶杯那么大小，厚重，盖上有孔，孔里插一根铜杵。有些药要临时砸碎或脱壳的，就放进冲筒去“冲”。 柜台后面是巍巍一壁格斗橱，每个格斗上都有毛笔写的铭牌：红花、黄芪、白术、熟地，合欢，川芎，菟丝子、杭菊花…… 橱很高，所以备有一个三级的短梯帮助人够到举手不及的抽屉。橱顶上坐着一排青花瓷坛，居高临下，端庄神秘。 店员在撮药，大多拥有一种和乐亲仁的怡然神情。年长的大多瘦，白，峻洁得感人，如有仙风道骨。看一眼药方，眉头微动，若有会意，用小手指去拉抽屉，就计较地用厘戥称药，把药均匀地铺开在几张包药的纸上。药在纸上不混放，一味味次第排开，包起之前还要用手指点着一一与药方核对。有人动用冲筒，铜杵起落，一片响亮，使人精神一振，猛抬头，又见一幅《松鹤齐寿》中堂，配联云：花发东垣开仲景，水流河间接丹溪。 仲景，张仲景；丹溪，朱丹溪。他们都是古时名医，都有高尚的医德。 这时，仿佛听得松涛鹤唳，无端记起来一首古诗来：“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心绪由此变得出奇的宁静。 父亲说：“如果走得动，病人最好是自己来这里撮药，对治病有好处。” 细细一想，父亲的这句话是对药店很高的褒扬。 走进这样的药店，人会觉得回到了某种亲切的庇荫之下，像是在一棵参天的大树下，更像是在老祖母的臂弯里，心中自然漾起一种古朴的安定感。这种精神的抚慰，对病人是非常有益的。 父亲带我到中药店不是撮药，那里也不一定有他的熟人，来这里只是坐一坐。 店堂里面挺深，靠墙摆布一些椅子和茶几，是备着让撮药的人等候时小坐的。这些黝黑发亮的桌椅像是古董，很严肃的样子，一坐上去人就自然会庄重起来，再不肯大声啰唣，不敢随地吐痰。 和所有的男孩子一样，我也不喜欢严肃和庄重。有一次，父亲看出了我的不耐烦，说：“中药是什么？中药绝大部分都是山林田野的花草根茎对不对？那好，你现在把眼睛闭上了，再来细心地闻闻这里的味道。闭上了吧？脑子里想着山里那些野花野草，你不是认识不少的花草吗……” 我的脑子里就出现了几种有药味的野草。一种是“野蓬头”，即艾草。夏夜乘凉时，在上风处闷一个火堆，往里头加一点从路边扯来的野蓬头，烟里就有了丝丝缕缕青青涩涩的药味，蚊子就不敢来了……荒地上总长着些野萝卜。野萝卜的叶片纤纤的，很秀气。拨开些泥，捉住野萝卜的茎，一点一点加力往上拔，就听见白生生的根系在土里被折断的细微声息，接着就闻到了一种新鲜的药味。还有一种俗名“酸姊姊”的草，一尺多高，茎是暗红色的，很脆，嗅一嗅，刺刺的气味把鼻孔都撑大了；用舌头舔一舔折断处，一种猛烈的酸味便像电流一样逼得你喊出声来…… 不错，安安静静、香气氤氲的中药店确是和山林田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些按古法炮制的药草虽然失去了鲜艳的色彩，但它们的本质没有变，还带着山野的信息，带着生命的芬芳。这里的每一只瓷坛、每一只抽屉，全都幽幽地散发着笃实健康的辛香；这里的每一个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在透露平和从容的心境。这一切，营造出了一种儒雅彬彬又古道热肠，仙风习习又亲切家常的情调。 父亲是中医，喜欢这种情调，带我来这里坐，却还别有用心。他继承了祖业，也希望我延续这绵绵一脉。而且，老金家还兼营着一爿药店——树德堂。 树德堂在练塘镇南街，由曾祖创建于同治年间。小镇上的药店不能与城里的大药号比排场，但也天然地有着那种别致情调的。 面西三间，打开面街的只是中间和南间。中间是堂口，备桌椅茶具，供病家候诊或候药时小憩。壁上挂匾云：蠲疾延龄。南间有曲尺形柜台，一面临街，一面临店堂。柜台尽头立有竖招，木地堆砂三个堂皇颜字：树德堂。格斗橱倚壁，也是曲尺形，与柜台相对仗。朝西的橱顶上规矩而温存地坐着一排青花瓷罐，大家闺秀或小家碧玉的样子。朝北的橱顶上则坐着一排圆柱形的锡罐，有点诡异，有点缥缈。所有的木质器具一色漆成深棕，漆色已暗，稍有斑驳，显得历经岁月。北间只通店堂，就是父亲的诊室了。朴素，一桌数椅而已。另有一小巧的药橱，漆成白色，罗列大小青花瓷瓶及研钵诸物。瓷瓶都由一个夸张的、附有红布的长木塞堵口，略显神秘，不知里边装的什么药。墙上有行书联，云：子瞻深佛理，东野出诗名。一派书房气氛。 那时父亲正当盛年，因自幼受到的熏陶，一俟落座，便一脸高古，一脸平和，看上去已不是家居时的样子了。与病人侃侃而谈，于亲切随意间已初步完成了“望闻问切”中的前三项，接下来就是切脉了。桌上有小枕，名脉枕，洁净温软，是用来枕腕的。食、中、无名三个手指如三条卧蚕，镇定地噙住了病人的手腕，气定神闲，细细感受寸、关、尺三处的二十四种脉象。一颗心为另一颗心而作片刻停驻，生命在这一瞬变得格外生动具体，格外细腻透明……切脉之后的对话变得深入，一连串的问话一一击中症状病理。父亲在这一刻端坐如佛，料事如神，尽显不凡。 “此病久缠失养，至肾阴不足，命门火衰……命门火衰，则卫阳不固，故汗出肢冷，怯寒神疲；又失其固摄封藏，不能沉化水湿，致水邪泛滥上道，外溢肌肤；心失温煦，摄纳失权，故常心悸气短……” 病人屏息听来，却不懂，只是感到自己的病根已经被把握，受到鼓舞，企望更切。 父亲突然改用了日常用语，浅显形象地重新分析了病况，提出了治疗方案。病人这回是听懂了——原来如此，果然这样！一时心头大畅。 父亲握笔在手，略作沉吟，果断落笔，写出“君臣佐师”一片药名；再作权衡，然后在药名之下一一标上用量。就此药方已成。 父亲坐诊，必亲切、谨慎、乐观、善解人意，除此之外还要有一点儒雅风度。这和中药店的情调是相一致的。 父亲有一手好书法，遒劲有力，气韵飞动，体现出医者的决心、力量与睿智，病人自然会产生信赖与敬重。找信得过的医生，服可信赖的药，病人本有的抗病机能才会得到呼应而振奋。一方在执，病已去三分的说法并不是无稽之说。这是父亲反复告诫我的，也是祖上反复告诫他的。父亲这么告诫是要我好好练字，还是一种家族传承的暗示。 如果病人是孩子，父亲便会把书卷之气变化为长者的和蔼，问话是十分的家常化，有时甚至还出人意料地耍一点小花招。那时的小孩在夏天很容易生热疖子，不是长在头上就是长在额上，就像开始长角的小羊。没有一个小孩不怕医生的，一见到医生就紧张得不得了，一个个做好了拼死抵抗的准备。父亲远远地看一看，就说这疖子还没熟，今天还不能动刀子，搽点碘酒看看再说。小孩一听这话就放松了警惕，任医生给搽碘酒。父亲手心里藏着小刀呢，一边和孩子搭讪，一边找下刀的机会。疖子其实早熟了，小孩子还没弄明白就挨了刀子。下刀时并不怎么痛，不好玩的是下刀之后的排脓。排脓一定要排尽，千万不能手软的，排尽之后还要在刀口里留药条，最后才能贴上膏药完事。对小孩子来说，这过程是场灾难，而且任你哭叫，父母家人一律不会来帮你摆脱，惨了。我有个表弟，经历过几次灾难，从此叫我父亲为“挤脓伯伯”，直到成人也没改过口来。 金氏树德堂是祖传的，在常熟、无锡一带享有盛名。“悬壶济世人，仗义走天下”，曾祖金宝之自小练武，为人豁达豪放，民间多有传奇。曾祖得名医马培之先生真传；与清代四大藏书楼之一的铁琴铜剑楼主瞿良士过从甚密，在瞿先生处获赠医药书籍达万卷之多。有名师的指引，有丰富的书藏，曾祖博学精进后医术大进，一时声名鹊起。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庞薰琴在回忆文章中，记述了两次体验金宝之先生回春妙手的经历。 金家备有小快船一艘，专门用于出诊。曾祖在船头挂两个铜环，船动，两环相撞，叮叮悦耳，人皆亲切地称为“双环船”。还有人编了山歌来唱：船挂仔双环响叮叮，金家郎中坐勒仔船上笑吟吟。 有人说金家的双环是银子打，银子声音好听，开胃通气，眼目清亮精神兴。有人说金家的双环是金子打，金子声音压邪，瘟神退避，逃得个没踪影…… 江南的山歌句子长，声调甜稠像麦芽糖。 船挂双环，一方面是便利了沿途病家——即便是夜半三更，闻环便知诊船过路，如果需要，招呼一声，诊船就靠上岸来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自家安全——江湖上有“不扰僧尼医丧”的规矩，且树德堂善声在外，那帮水匪陆盗听得铜环之声便不来相扰了。 夜诊时，曾祖必带一条爱犬出门。到了病人家里，曾祖率学生上岸，留下那狗守着双环船。白日出诊，水路遥遥，曾祖无事，每在途中与学生纵论岐黄，不时用手指蘸了河水在平基板上写写画画。如是，金家长雇的船工耳濡目染，也能有些医药常识。 著《千金方》的唐代名医孙思邈，不但有高妙绝伦的医术，更有高尚的医德，被后世尊为“药王”。相传，有一天孙思邈在出诊归途中突然遇到了一只老虎。孙先生先是吃了一惊，及至看到老虎垂首敛尾、伏地呜咽的病态时，慈悲心动，不怕了，竟来诊视老虎的病况。原来这老虎的喉咙里卡了一枚大刺，血流不止，又不能进食，痛苦不堪，眼见没了生机，就冒险来找大名鼎鼎的孙思邈求治。孙先生把虎领到家里，取下大门上的门环撑在虎口里，然后为老虎动手术。所以要撑一个门环在虎口里，是怕老虎不小心咬了手腕。老虎获救，再不吃人，就在孙家后山上看守杏林……因为这个，后世将“杏林”作了医家的代名词。游方郎中手中拿着的职业标志——金属环，就是出于这个典故，故称“虎撑”。 金家世代尊崇孙思邈，双环船的环即是虎撑的沿用。 体恤贫困病家，是树德堂一贯的传统。得悉病人真的贫困无奈，曾祖与祖父便会在开出的方纸上注上标记，病人就会在撮药时得到减收药费的优待。因为所注是暗号，病人得了优待还不知道呢。为济穷人，金家几代在开方用药时很注重“以贱代贵”，以减轻病家的负担。龙胆草能在许多方剂中替代羚羊角，而山海螺能在许多方面替代人参的功能，药价只是被替代药物的十分之一二。山海螺不是常用药，一般的药店不备。我弟弟金曾亮继承祖业，在医药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过山海螺的特别用途。此文被安徽王佩角先生读到，便写信打听在何处能购到此药，此前他几乎已经找遍了全省的医药单位而未能得到。金曾亮立即给王先生邮寄去山海螺，王先生十分感动，连夜给江苏省卫生厅写信表示感激，此乃后话。“文革”时，有一次我父亲在大街的宣传台上被批斗，我就在台下显眼的地方站着——自以为这么站着对那些以损人为乐事的打手来说多少是个顾忌。我分明听得一个人在慷慨激昂地批判：“你给地主看好了病，为什么贫下中农的病没看好……”天哪！贫下中农生的病就一定得治好吗？那一刻，我觉得万念俱灰天地失色；那一刻，我下决心再不学医。少年是最容易受到精神伤害的，痴人妄语其实是不必太介意的。又是后话，打住。 树德堂的诊室原本不在药店店堂内，而在街对面的大院内。院子连同瞿良士先生赠予的万卷医籍皆毁于日寇兵火，诊室才搬到了药店店堂。药店后面还有一片毁于那场兵火的废墟，后来盖起一些简易房作为药店的附房。 药店的员工分为外场与内场。人们把在店堂配药的员工称作“先生”，把在后场切药制药的员工叫作“刀师”。到我记事的时候，因员工不多，外场与内场已无绝对分工，采用了统做的方式。我记忆中印象比较深的药工有两个，一个姓吴，人称吴先，一个姓吕，人称熙宝。 吴先年长，四十多了还没有成家，个性沉稳，做起事来慢条斯理，随时随地都在拾掇，非得一切井井有条才安心。这样性格的人做药业是最适宜不过的。小吕年青文静，爱干净，有一个吹拍衣袖的习惯动作，好像他的衣袖上老是沾着灰尘。一吴一吕，两个人倒有三张“口”，却全是内向性格，没有客人时，店堂里总是很宁静。 吴先以外场为主，称药、包药、算账，一板一眼，几乎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但每一个动作都比较慢。做药业以慢为上，病人看着放心。在柜台上一字儿排开包药纸，绝无一张歪斜的；排开了还用木尺镇纸一一压住，怕风给吹乱了。包起药来悉悉有声，听如行云流水般从容沉着；把包叠起，用细麻线扎成檐角峥嵘的宝塔状。麻线不用剪子剪，两手配合着一折一绕一扯就断了。这一手是巧力，一般的人做不来。那麻线团子是装置在柜台上方的房梁上的，下边一扯，线团“咕咕”地滚动。我最喜欢去扯麻线团了，好玩。 我可以在店堂里自由地活动，却从不会擅开一只药屉或者随便移动一根药草。这是树德堂铁定的规矩。在这里，每个人的一举一动都在告诫我：药是神奇的东西，药是神圣的东西！ 和城里的大药店一样，树德堂的柜台上也养着一盆青翠欲滴的鲜石斛。这是店堂里唯一活着的药草。因为大人们告诉我，这就是白娘子到昆仑山想盗取的“仙草”，少小的我从此对这种生气勃勃的草一直怀有敬意，只敢轻轻地用手指触摸一下——觉得这种草一年四季都是凉凉的。长大后看过一点书，知道石斛确是一味名贵的药。古籍《道藏》中记载有“道家九大仙草”，列在首位的就是千年石斛。《中华药典》把石斛分为铁皮、金钗、长爪等11种，以铁皮石斛最名贵，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在黄金之上。当年树德堂柜台上养的不是铁皮石斛，其实是算不上仙草的，但它一样为过于呆板的店堂带来了仙风活气。 偶然，我能尝到一两枚津红枣，一两片熟地，那必是在切药间里。切药间就是加工药的地方。这里有蒸药的灶头，切药的刀具，碾药的铁船，烘、炮、炒、洗、蒸、煮、泡、漂、晒……所有繁复的过程全在这里进行。药书上说从生地到熟地需“九制”，当然“，九”不是确数，是“多次”的意思。熟地酸甜得宜，相当可口，但总归是药，只能小尝一二。切药用的铡刀不是铡草的那种，大致是四方形，与木柄对角的地方用竹签固定。备切的药理齐放在刀板上，用特别的竹洗帚压住，一点一点地往刀口里送。随着刀口的开合，药材就成了薄薄的“饮片”。刀功精到的刀师能切出极薄的饮片，且片子完整，速度奇快。高手切出的法半夏薄如蝉翼，可达半透明的程度。并非每种药都要切得薄，比如甘草就不要太薄，否则片子会碎。切甘草时，空气里荡漾着甘洌的香气，含一片在嘴里，唇舌尽被温厚的甘甜所感动，津津然舒坦不已，是饴糖蜂蜜所不能比拟的。如果要制甘草末，那么，还得放到碾船里去碾。碾船是铁制的，两尺来长，弯弯如新月，开口处一指来宽，底部宽不及寸。另有对偶地装着木柄的圆铁片作为滚子。人坐着，两足分别踩在两个木柄上，一进一退，滚子就在碾船里来回滚动，把船里的药草碾碎。碾一会儿，要过筛，留在筛上的得还回船里继续碾。筛子的眼有疏有密，碾什么药用什么筛是有一定规矩的，不能偷懒用粗筛，否则，人家用手指一研就明白了。发现不合格，吴先也不会吭声，就自己去切药间再加工。这是无声的批评，刀师的职业责任感强，看重这个，所以很少发生这种事。这里贴着《药王采药图》，风尘仆仆的孙思邈坐在草丛间小憩，一脸宽厚的笑客。图的两旁是那副咒语般的古训：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 父亲告诉我，这里的“合”要读作“革”。 “合（革）药”就是调配丸散，不是简单地把几味药拌和在一起，而是要动用种种的炮制方式。比如树德堂自制的几种膏药，“合”起来就有颇多讲究。药膏基料煮烊之后，先加什么药，再加什么药，把药膏汰布在油纸上后再加什么药，都是不能弄错的。 简单地把药拌和在一起也是有的，“发丸药”就是。发丸药既要有技巧，又要有体力，也是挺见刀师功夫的。把各种药末充分拌和之后薄薄地铺在四尺竹匾里，用洗帚洒上清水，端起竹匾作圆周动作。水珠已经吸附了一些药末，在滚动中滚雪球般不断聚合药末……匾子里的药末慢慢地就成了粒状的药丸。功夫好的刀师能控制药丸的大小，而且粒子大小均匀，表皮圆润光滑，内质结实细密。只见刀师展臂腾挪，驱动匾里的药珠滚动，碰撞，哗哗作响，如急雨飞蝗，声势赫赫；突然一颠一簸一掀一播，药丸窜起落下，訇然如浪涛起伏，如墨龙狂舞……此时的刀师呼风唤雨，雷霆在握，一脸的权威，轰轰烈烈，气吞山河……有功力的刀师是希望有人来观赏的，要不然，湮没了这一场富有表演性的技能展示就太可惜了。 切药间后面是药库。药库里有大大小小的“干甏”，用于储药。吴语中把这里的“干”读作“梗”，是干燥的意思。所谓“干甏”，其实简单，就是底部垫有生石灰或木炭的甏。甏里有吸附水汽之物，甏盖就不求密闭了，就用当年的新稻草编一个两寸厚的圆形草垫充当。中药业崇尚自然，取法自然，这陶器草盖正合其意。 “虫蛀药变形，霉烂药变性。”药是最忌霉变的。每年黄梅季节来临，药店要更换干甏内的石灰。经过一年的吸附，原来的石灰块已经粉化了。这些熟化了的石灰粉被取代出来，正好用作药店的墙壁粉刷。经过粉刷，店堂内外素壁生辉，窗明几净，做了“雅舍宜人居”的示范。 读鲁迅先生的《从三味书屋到百草园》，我总会想起树德堂后面那片废墟。是的，那里就是我的百草园呢！ 那里并未认真开垦，只是随缘般地长着一些药草。有些是吴先他们种植的，有些是晒药时不小心洒落的药种生根发芽长成的。背阴处多是凤尾草、虎耳草、鱼腥草什么的，向阳处长着大青叶、益母草、苍耳子什么的，最多的是薄荷。断墙上爬满了何首乌的藤蔓。应用象形文字的中国人喜欢以形象来取名，凤尾草如凤凰的尾羽，虎耳草如老虎的耳朵，鱼腥草真的有鱼腥味。薄荷活着时虽也有凉丝丝的气味，但与成药之后的味道大有不同。薄荷的清凉是伪装的，其实是一味热性的药。大青叶的根就是大名鼎鼎的板蓝根，而叶是江南蓝印花布的染料。苍耳子结黄豆般大的果实，浑身长满带钩的小刺。这东西男孩子大都喜欢，猫和狗都不喜欢。猫和狗怕男孩子把苍耳子投在它们身上，死死纠缠它们的皮毛。有一次，一丛薄荷里长出了一枝细细的藤蔓，父亲见了就让我每天去观察，说很快就有好戏看了。原来，这纤细的蔓也是一味中药叫菟丝子，别看它纤细文雅的样子，其实是很凶猛的，植物被它缠上便是九死一生。这枝菟丝子来不及发威就被鸡啄死了。我怀疑是薄荷买通了鸡。人说百年的何首乌会成精，其根茎会长成孩子的形状。我老是在断壁下的瓦砾堆上寻索，看看有没有人形的何首乌，可惜从来没有挖到过。 鸡有三四只，是我父亲养在这里的，也是当时还很少见的“洋鸡”，种名白洛克，白羽红冠，很是漂亮。 作为药店的后院，自然是常要用来晒药的，似乎不宜养鸡的，而养鸡恰恰就是为的这个。按照药业的规矩，晒药时是须有人一直守着的。晒药场上有几只鸡出没，守药的人就不敢松懈了。父亲说他养鸡是从杭州胡庆余堂学来的。和北京同仁堂一样，杭州胡庆余堂也是中国中药业的翘楚和楷模。胡庆余堂主“红顶商人”胡雪岩的一举一动自然是中国药业界人士争相模仿的人物。为了宣扬“以诚待人，不假不杂”的宗旨，每年秋天修合全鹿丸时，胡庆余堂都要当众屠鹿。常熟童仁泰药店在1947年亦曾当众屠鹿，以示追随之意。 树德堂是我永远的记忆。在我的心目中，中药是天地日月的精华，是中华文明的馨香。当归、地黄、丹参、芍药、泽泻、茱萸、丁香、玉竹、茯苓、杜仲、厚朴、灵芝、石斛、王不留行……这些名词是如此美丽，一点也不像治病的苦药，与我恍若有着隔世的情感牵连，具有永恒的文化魅力。 如今，那些包装花哨的药品占据了药店的门面橱窗，古色古香的中药店是难以看到了。我想，每座城市是至少应当保留一家古风皇皇、儒雅彬彬的中药店的，就当是保护一件文物吧。毕竟，中医药是能和四大发明平起平坐的伟大发明，是中国人应当像珍爱唐诗宋词一样珍爱的。当一个人觉得情感粗糙时，他可以去那里坐坐。那里有氤氲的药香，更有一种滋润心肺、抚慰精神的情调。 有人说我的这个想法太书生气了。仔细一想，也是，保留一个中药店总归不是很难，保留一种情调就难了。 呼鸭 练塘是一条白练般飘逸的河。河穿过镇子，镇子便随了河的名。水乡小镇常常是这样得名的。 逐水而居的人家，养鸭是自然的事。镇上人家大多没有院子，只有天井，养鸡的条件不大够，就养鸭。鸭子早出晚归，人只要在天井里为鸭子备一个简单的住处就可以了。用砖瓦砌一个两尺高的鸭埘，用花坛遮掩，并不破坏天井的雅观。 鸭子不司晨，但公鸡一啼，它们也没情绪孵窝了，在鸭埘里呱呱地噪吵，催促主人去开门。打开鸭埘的门，鸭子互相谦让着走出来，呷呷地议论几句天气什么的，顺便看看主人的脸，就一摇一摆地往大门外走。它们要下河打野食，养活自己。自食其力是值得骄傲的，所以它们尽可以大大咧咧地走路，响响亮亮地发言。出门时，它们会嘀咕几句，不是抱怨主人不备早餐，而是在抱怨门槛太高。它们腿短，身子比较胖，越过门槛总是不大便当。主人这时在捉蛋——把右手伸进鸭埘去，一把就捉出来三个蛋，放在左手手心里；又捉出一个，叠在前三个的上头，站起来，嘀咕道：“白颈圈两天没生蛋了，这家伙！” 仔细看，蛋的形状和颜色是有细微的差异的。蛋的颜色大致有白、淡黄和青三类，而每一类中又有深浅之别。哪只蛋是哪只鸭所生，一看就知道的。鸭屎很臭，吴语以“鸭屎臭”来形容臭味的不堪，好在鸭子尽量不在鸭埘里拉屎，所以捉出来的蛋相当干净，还带着鸭的体温。在鸭埘里，有一个一个乱草构成的窝坑，是鸭子的床位。每只鸭子的床位是固定的，窝坑因此就有了秩序。有一个床位是公用的——那是它们的“产床”。蛋都集中生在这里，所以主人一把就能抓出三个蛋来。如果深夜里有骚扰，或者开鸭埘时毛手毛脚地惊了鸭子，那么鸭蛋上很可能就会沾了很臭的鸭屎。出于保护的目的，抱蛋的母野鸭受惊起飞前会拉屎把蛋弄脏，家鸭至今沿用着祖先的这一生存策略。 那时，鸭子是家里的蛋甏，是重要的菜篮子工程。对清贫的家庭来说，这有点重要。 鸭子要到傍晚才回来。这时候，主人已在天井里备下一大盆鸭食，无非是谷子、剩饭什么的。如果这天饭桌上有鱼，那么盆子里必有鱼杂；如果这家的孩子勤快，那么盆子里会有砸碎了壳的螺蛳或是还活着的泥鳅。盆子里是兑了水的。有了水，鸭子的扁嘴就显得非常灵巧，连鬼精灵似的泥鳅也逃不过它们的巧嘴。鸭子生性随和，对食物总是表示满意，对主人总是表示感激。晚餐既毕，夜幕将降，稍稍梳理一下羽毛，就进埘歇了。睡觉之前，它们还会唠一会儿家常。这种呢喃听起来特别的温馨和平。家鸭是无须像野鸭那样轮番值夜的，鸭埘有门，很安全的。 家鸭有两大类。一类是肉鸭，个头大，每只可长到五斤左右，人称“大鸭”。第二类是蛋鸭，以绍兴的品种为代表，人称“绍鸭”。绍鸭最多不会超出三斤，长处是蛋产得多，在食物丰裕的条件下，年轻的蛋鸭一年可产300多个蛋。想想看，300只鸭蛋堆在一起是怎样可观！所以还是养绍鸭好。 雏鸭是买来的，一般买6只或8只。六六顺，双四喜，这两个数字吉利。我家每年买六只。养绍鸭当然要养雌的，可雏鸭是很难区别雌雄的，就得托懂门道的人去挑选。这些人都自称有识别的窍门，个个不同。 一说只要把小鸭倒提，看雏鸭的头颈往什么方向弯，往肚子方向弯的就是雌鸭。这些鉴别方法其实都不顶可靠，到头来，鸭群里还是混进了公的。雏鸭很好玩，黄绒球似的一朵，有蹼的小爪子和扁扁的小喙子是橘红色的，看上去非常的精致。啪啪啪，它们大摇大摆地走路，不怕人；啾啾啾，它们细声细气地交谈，总是在说这个世界的好话。小鸭子的毛慢慢由黄变成黑，然后开始长大羽。大羽是一个部分一个部分长出来的，整体看非常不协调，就像人得了鬼剃头的病。所谓的丑小鸭就是指这个阶段的鸭子。 公鸭活不长久，刚长成就被人吃了。这是河里少有公鸭的原因。没有公鸭没关系，反正雏鸭都是向孵坊买的。和鸡不同，家鸭已经失去了哺育下一代的天性。宁可让“抱窝”孵蛋，它们也不会尽责，一会儿出窝吃食喝水，一会儿出窝拉屎，一会儿出窝去捡柴草，借口多得不得了，一点责任心都没有，最后是不了了之。吴方言中有“鸭孵卵”的俗语，用来描写那些浮躁而无责任心的行为，很生动。 一般的鸭子隔了两个冬天，产蛋就少了，就到了淘汰的时候。镇上数曾舅妈家的鸭子寿命最长，一则是营养好，产蛋期长，再则是曾舅妈舍不得杀它们、卖它们。曾舅妈是个孤老太，人缘好，镇上的老老少少都亲切地叫她曾舅妈，是“百家舅妈”呢。有一年，曾舅妈的痛风病发得厉害，很痛苦，想死了拉倒，近八十的人，死是不怕了。那天，曾舅妈硬撑着走到镇外，在丈夫和儿子的坟前祭了酒菜，化了纸，就想在坟地附近的阔水潭投水归天了。曾舅妈起先想悬梁投环的，后来想想那会“弄晦”了屋子的，就改选了投水。她已经立了遗嘱，要把屋子给她的一个远房侄子。阔水潭那一带有杂树林子遮掩着，是很荒僻的。那天，曾舅妈还带了一只提桶去，准备下水之前放在河岸上——这么着，人们就会说曾舅妈是取水浇菜时失足落水的。曾舅妈走到河边时看到了她家的一群鸭子——那些鸭子是认得主人的，鸭子热烈地欢叫起来，还脖子一弓一弓地假装喝水。假装喝水是鸭子表示友爱的最高礼节。在岸边坐了一会，曾舅妈提着桶回家去了。她后来对她的老姐妹说，她在那一刻想到的是：如果她死了，这些鸭子就没人喂了，多可怜啊！她说当天晚上，她家有两只鸭子下了双黄蛋，那蛋真是大噢！ 有一些日子，鸭子是不愿回家的。那可能是细雨霏霏的日子，也可能是月朗星稀的日子，没个准。一定是那些气象唤醒了鸭子们内心深处的野性了，它们想重温一下祖先的野营生活呢！当然，这也有可能是由于野鸭的策反。练塘河是连着南湖的。那时候的南湖还是个野鸭出没的荒僻之地，家鸭们在镇外是完全有可能遇上野鸭的。少年的我常常会设想一只家鸭在遇上一只野鸭时会出现怎样的情节。它们可能会试着攀谈，结果发现语言已经不通，相望一会儿，然后各自离去。它们也可能是这样通话——家鸭说，别跑了，到处是人，跑哪儿去啊？野鸭说，跟我们飞吧，趁现在没有人，能飞多远是多远，总不能等着挨刀子吧…… 鸭子知道自己不会飞，是不敢真的离开小镇的，只敢结群在市河里转悠，拒绝登岸回家。只要有可能，它们真会在夜静更深时找一片岸滩过夜的。猜想它们也会像祖先一样轮番值更，保证群体的安全。 人是不能容忍这种行为的，那不安全——即使不丢鸭子，也会丢失鸭蛋对不对——家鸭都是在晚上产蛋的。还有人们担心鸭子的心就此会野掉，再不肯过早出晚归的安分日子。 如果鸭子不回家，养鸭的人家就会让孩子去呼鸭。男孩子是大多喜欢这种差使的。我就是一个。 差男孩子呼鸭，真是天晓得，他们是根本不“呼”的，他们崇尚武力，相信围追堵截那一套。一个个男孩在桥顶上、水栈上出现了，脚边备着断砖碎瓦，准备打一场“黑山狙击战”，或是“平型关伏击战”。一时间，枪林弹雨，怪叫连天，水花飞溅，好不热闹！鸭群拍着翅膀，踩出白浪，呼喊着突破一道道防线，如入无人之境。天已经黑咕隆咚，市河两岸断断续续建有房屋，男孩们又不能真的击中鸭子，所以鸭子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不怕和男孩子们玩下去。这完全成了一场游戏，人和鸭子越来越兴奋，都把目的忘记了。这么玩，鸭子更野了，根本不考虑回家事宜。 游戏玩厌的时候，男孩子们才想起来怎么向大人交代。这时，夜色渐浓，河水变黑，难以看清鸭子，显然是玩完了。 一个好听的声音忽然响起来：“溜……”发出声音的当然是个女孩子。她们可能是在桥顶上，也可能是在水栈上；可能打着橘红的油纸伞，也可能用一根筷子叮叮地敲着一只空碗。她们在晚饭前后是很忙碌的，这会儿才刚把家务忙完。 “溜……”这才是呼鸭的经典呢！江南人对六畜的称谓是非常亲昵的——猫咪、狗鲁鲁、羊妈妈、猪奴奴、鸭溜溜……鸭们知道这个“溜”是和它们有关的，还能从语调中听出来人对它们的善意和关切，听出来呼唤它们回家的意思。这一刻，每一个鸭头都是朝向了传来声音的方向的。它们忽然记起了那个有门槛的院子或天井，记起了那只内容驳杂的食盆，记起了那个有小门的安全居所，记起了那个专属于它们的床位和那个公用的“产床”…… 一只老鸭轻轻叫起来，以回应这个亲切的呼唤。其他的鸭子不叫，生怕淹没了这个亲切的声音。它们开始努力地识别方位，紧张地回忆归家的路。 “溜……”呼鸭的声音继续着，绵绵不断。这声音是由无数颗圆润的珠子组成的。珠子有大有小，连成一波一波的环，而每一颗珠子都是滴溜溜地滚动着的…… 开始发稠的夜色里终于有了扑扑的声音，那是潮湿的蹼在水栈石上踏出来的声音。男孩子们比较惭愧，觉得自己简直是某种害虫，就骂鸭子：“这些野末事！”“末事”就是“东西”。 “溜……”小镇在这一刻暖暖地散发着一种母性的美。 “溜……”男孩子粗嘎的嗓音是永远也发不出这种经典的呼鸭声的。他们把这个声音记住了，作为回忆故乡时的配音。 萤火虫，夜夜红 书场里的汽油灯咝咝作响。要开书了。跑堂在书场门口大声喊场：“开书哉——开书哉……” 这么一喊，小镇的黄昏就开始了。 半大孩子不好意思再混进书场听白书，只好去三角场那边转转，看看有没有“小热昏”摆场子。那时，三角场是练镇的中心广场。穿的都是木屐，在麻石街上踩出一片响声。 一群孩子在一起走，走着走着就踩成了一个节奏。由于木屐的材质不同，发出的音质也不同，那么多种声音就造成了浩大的气势。从中找到“皇家骑兵团”或者“鬼子进村”的感觉，男孩子都挺开心的。 “小热昏”是江浙沪一带通用的俗称，用标准文字取代倒有点难表达。“小热昏”唱曲艺，却不是卖艺的。“小热昏”是推销梨膏糖的小贩。“小热昏”是走江湖的，到了一个小镇，去最廉价的旅店租个床位，向店家借一条板凳，背起装梨膏糖的箱子就上街了，做了早市再做夜市。他们大多是能玩一件乐器的，不是胡琴就是小手风琴。这两种乐器都便于自拉自唱。也有用小锣的，就只能敲些点子出来闹闹场子。 一开场总是那首《吃不吃歌》：“咳嗽的吃了我的梨膏糖，清肺止咳喉咙爽；肚皮痛吃了我的梨膏糖，放三个响屁就灵光；姑娘吃了我的梨膏糖，面如桃花红堂堂；小伙子吃了我的梨膏糖，三更扯篷到天亮……裁缝师傅不吃我的梨膏糖，领圈开在裤裆上；皮匠师傅不吃我的梨膏糖，钻子钻在大膀上，呜啊呜哩汪，伊啊伊哩汪……”曲调煞是简单，翻来覆去就是两个乐句。唱词很粗俗，冷不丁夹点黄，有时还损人，可没人会当真的，他是“小热昏”嘛，本来是热昏了头来的。这首《吃不吃歌》大概能算他们的行歌，都唱，曲调是固定的，唱词则不定，可以即兴乱编的，不逗得满场哈哈大笑不收兵。唱着唱着，人场就旺了，就开箱卖梨膏糖。 梨膏糖是苏州特产，主要原料是梨和糖。梨本来有止咳化痰的好处，再加几味止咳的中药，就被“小热昏”唱得花好稻好，如灵如验。梨膏糖3厘米见方，1厘米厚的样子，常4块联成一个单元，看上去黑乎乎的，闻一闻有隐约的药香，小心一舔——甜得倒好！含在嘴里，慢慢地就有一些药味浮上来，认定这不是一般的糖了。 开箱卖糖之前是反复预告过节目的，买糖的与不买糖的都不会走，等着听精彩段子呢。预告的多是一些惊险类型的故事，比如《肖飞买药》《夜闯黑风山》什么的。围观的主要是男孩子和男青年，都喜欢这类惊险刺激，所以人场子总能稳得住。有时候也讲个爱情故事，那是胡编的。比如说有一对少数民族的恋人商量着要私奔，被女方的家长知道了，就把女子关了起来，不让与男子见面。男子就在女家的河对面连续唱了三天三夜山歌，唱得嗓子出血，再也发不出一点点声音。到了第四天早上，女子才走出家门。男子好激动，大喊一声，声震山谷。听客中有人发难说你不是刚说嗓子出血，发不出一点点声音吗，怎么又大喊一声，而且声震山谷。不料，“小热昏”正等着这句话呢，说：“我告诉你，因为这唱歌郎吃了我的梨膏糖。”听众反应过来，哈哈大笑，要求再说一个更有趣的。 故事说到关节处又打住了。这一回卖的梨膏糖又换花样了，说是可以打寄生虫的。说一段，又打住，隆重推出苏州采芝斋的最新产品——肉松梨膏糖。因为是新产品，所以要加唱一段推销歌。乐器响起来，听那调门还是《吃不吃歌》。说来也奇，这个简单的调门倒是听不厌的，总是如数家珍般的亲近，总是如浴温泉般的宜人。 “小热昏”收摊了。男孩子才发觉自己出了不少汗，那就去河里泡泡凉吧。月朦胧，鸟朦胧，随便找个石驳的水栈，裤衩一褪就下了水，不游，就泡着，不然起水之后又很快会流汗。那时的河水是清透的，白天能看到鱼在水中大摇大摆地来去。这会儿在大腿上、胸背上乱撞的也是这帮小东西了。 一个两个萤火虫在河面上飘飘忽忽地飞。萤火虫的飞行本领不怎么样，飞起来总是跌跌撞撞的样子。江南有好多唱萤火虫的儿歌，其中一首叫《萤火虫，夜夜红》：萤火虫，夜夜红，提盏灯笼颠呀颠，只有火来没有烟；萤火虫，打个尖，送你三个铜板买水烟。不要你的金，不要你的银，借你的屁股纺纱线…… 看见萤火虫，男孩子想起来另外的消夜去处，就赶紧起水穿裤子。河面上的晚风总是凉快些，就感觉到夜的好处。 有些男孩要去镇外“转转”。“转转”是暗语，翻译过来就是“偷瓜”。在黑地里胡乱摘的西瓜香瓜大多还不熟，弄回来真能解馋的不多，但“转转”的乐趣主要在于它的过程——亲历一下地下游击队或者侦察小分队的滋味是很开心的。 更多的男孩要去乘风凉。乘风凉的好处是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趣闻野话，鲜活“牛皮”。 因为没有电扇空调，夜晚的乘凉是全民参与的。预先在空阔处洒了水，各家搬出躺椅、春凳，搭起竹榻、木板，乘凉的场子就自然形成了。在上风处笼起驱蚊的烟堆，空气里就有了丝丝缠缠的艾草的苦香味。习习的凉风吹过，把积累了一天的暑热和浮躁一丝一丝地抽走；朦胧的夜色简化了环境，连纷繁的世事亦被简化并且变得遥远了。人在这时容易有宁静的心境，容易回忆起往事，容易变成“小说家”。那么多“小说家”聚在一起闲聊，当然有听头了。 我妈的看家故事是逃难题材故事。抗战时期，我外婆已经不在人世，我妈正二十岁光景，带着三个弟妹颠沛流离于无锡甘露、荡口一带，吃尽了苦头。逃难故事分成两个系列，一个是惊险系列，一个是人情系列。最惊险的段子是我妈迫于生计，冒险潜回家里挖出埋在地下的银元一节。我妈的逃难故事，我听过好多遍，发觉惊险系列的版本每次都有些不同，总的修改趋向是朝着更惊险发展；而人情系列的故事则从不改动，讲到动情之处，我妈总是感叹不已——世上还是好人多啊！直到晚年，我妈还和甘露、荡口的一些恩人保持联系。除了逃难故事，我妈还有一个故事系列：黄毛的故事。那是一些有趣的传说，讲的是一个叫黄毛的年轻人每次说谎都瞎猫撞到死老鼠般碰巧言中，名气就大了起来，后来被皇帝请去寻找皇宫里丢失的宝物。上了金銮殿，将信将疑的皇帝先要试他一试，命他卜算铜甏里装着什么东西。说不准可是要杀头的，黄毛哀叹道：“黄毛啊黄毛，这下子你死定了！”不料，那铜甏里囚的是一只黄猫，而且已经被闷死了……因为一直在修改和发展，我妈的这些故事常讲常新，不知迷倒了多少孩子。 有一个叫前前的年轻理发师另有一功，老是信誓旦旦地把一些神话传说演绎成有根有据的样子，听得小孩子一愣一愣的。前前说踩萤火虫是能够预测人的寿命的，具体的做法是：逮住萤火虫用脚在地上用力一碾，地上转瞬即逝的银白色的线就和你的寿命有关。这么一来，很多萤火虫就惨死在了小孩子的脚下。后来，老裁缝看不下去了，把前前臭骂了一顿。为了在小孩子面前保持威望，前前不肯否定自己，只是补充说这种寿命预测必须在午夜之后才算数，他知道能熬到午夜的小孩子几乎是没有的。他又说萤火虫是住在龙的鳞片里的，每天五更时分都会飞回龙鳞里去。那时我还小，居然深信不疑，几次打算追踪萤火虫，为的是要看一看真龙的样子。萤火虫在田野上飘飘忽忽地飞，一会儿是水稻田，一会儿是大河小塘，跟踪起来谈何容易，而且也没法熬到五更时分，我的跟踪计划一次也没能实施。 男孩子们最来劲的是老孙的故事。老孙是个复员军人，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讲的除了战场上、军队里的故事之外，还有一个狼的故事系列。说狼袭击人时，会像人一样立起来从身后把爪子搭到人的肩上，人一回头，它就一口咬住人的喉管。说晚上在屋里放口猪，在门上挖个小洞，就可以生擒野狼。狼听到屋里有牲口，无处可入，就伸只爪子到门洞里掏。人就一把抓住狼爪，用麻绳扎住…… 去镇外“转转”的男孩子回来了。他们可能得手，吃到了半生不熟的瓜；也可能被看瓜的老汉逮住过。逮住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江南人认为瓜啊桃啊什么的不过是“猢狲食”，小孩子去摘几个属儿戏，没什么不可以的，与道德无关。再说，晚上在瓜棚里留守是很难熬的，要是没有一批两拨偷瓜人光临，不是太寂寞了吗？逮住几个小家伙，瓜棚里就热闹了。看瓜人有权骂一通“小赤佬”，有权把“小赤佬”扣留一会儿。本来都是面熟的，“小赤佬”在扣留期间就会嬉皮笑脸地和看瓜老汉斗嘴，把刚才的越轨行为做种种解释。这时，最好来一只偷瓜刺猬什么的。刺猬一到，双方一下子就会把身份忘掉，看瓜棚就此摆起了小型的吹牛皮会。那时候，江南的田野里刺猬并不少见。走夜路时，如果无端听到老头子咳嗽、小孩子哭，那很可能就是刺猬在唱它们的山歌。 小孩子瞌睡大，大多回屋睡去了。这时候，董阿姨才开始讲她的故事。董阿姨是河北来的，可她讲的故事大多发生在湖南，是一些青年男女之间的情感纠缠和婚姻变故。小孩子不谙风情，这类故事听着没劲，觉得莫名其妙的。我有时能耐着性子听，是因为这种故事在平淡和莫名其妙之后，大多有一个比较新奇的结局。后来读了一点书，我才知道这些故事原来多来自沈从文先生的小说。 夜深了，人倦了，故事场子也就歇了。大肚子蝈蝈和苗条的纺织娘还在附近的南瓜地和丝瓜棚上继续它们的故事会。 仰躺在凉凉滑滑的躺椅上，人就独对了一天的星斗。凝神定睛，那些小的星、暗的星就慢慢地大起来，亮起来，动起来，就像小鸡雏一样破壳而出。星空是越看越繁、越看越渺远的。流星冷不丁地出现，在靛蓝的天幕上划出或长或短，或亮或淡的光迹，就像萤火虫在孩子脚下“壮烈捐躯”时留下的最后的荧光。前前说，人只要在流星出现的那一瞬间抛起东西，那东西就会变成金的，害得一些轻信的小孩子摔碎了杯子，摔碎了碗。前前的伪知识有时候真让人哭笑不得。不过，现在想来，前前这家伙倒是个诗人的坯子。 面对一天繁星，乘着那些故事激发起来的灵动的神思，我的一个一个活泼的念头就在无垠的天穹中飞翔起来。再过一会儿，连身体也会飞起来的，身下的木板晃晃悠悠地成了阿拉伯飞毯……现在想来，由故事堆积而成的那些夏夜，实在是一种文学的滋养啊！ 几十年后，我写出了几十本书。可惜我妈不识字，每次拿到我的书，只能在手里掂着分量，说：“好厚啊，好厚啊。”我决心写出一部戏来给妈看，因为看戏是不必识字的。 1998年，我在我妈讲的黄毛的故事基础上写出一个大戏，名叫《谢方正进京》。可惜，当我写到第二场时，我妈突然得病去世。这时，我不写还不行了，因为剧团已经在等我的本子。那是个轻喜剧，在丧母的日子里写喜剧真是一场情感的灾难！ 戏上演了，一些专家称赞这部戏能从戏谑中品出悲哀来，此乃后话。 夜更深，暑热散尽，萤火虫多起来，飘飘忽忽地飞舞，孩童般地追逐。 “萤火虫，夜夜红……”人懒得去想古老的歌谣了，都想就这么甜甜地睡去，可蚊烟堆慢慢熄了，蚊虫开始凶起来。 老人们说，蚊子是老天爷派来调节人间生活的，要不然，一个个睡在夜露里，会多出多少生病的人啊。瞧，善良的人连蚊子吸血也愿往好处解释呢。 巷口小吃 臭豆腐干 一个伤风鼻塞的人在黑暗中吃东西，任何美味都如同嚼蜡。口福是得靠味觉、嗅觉和视觉一起获得的。 品味臭豆腐干风味，尤其要借重嗅觉来实现。那是一种“极香的臭”，一种“极臭的香”，一种香臭难分的味道。这种难于言表的味道独特、强烈、极具渗透力，一下子就使人管辖食欲的那部分神经和器官处于亢奋状态。和烘山芋一样，有了这份惹人的味儿，卖臭豆腐干是不需要叫卖的。那味儿带钩，把路过的人钩住了。 把生的臭豆腐干投进沸滚的油锅，犹如投下了“催泪弹”，行人无不回首，颔下痒痒的，就去摸口袋里的零钱。 如果只买几块吃，卖家就把炸成金黄色的臭豆腐干放在一片绿色的通心叶上递给你。锅边小几上备有红色的辣酱，任你去抹。翠绿、金黄、鲜红组合在一起，悦目得很。花几分钱可获得味觉、嗅觉、视觉三方面的愉悦，岂不妙哉！ 若问这妙物的制法，卖家就吞吞吐吐做神秘状，吃客越发觉得玄妙。 说是先得把豆腐干浸在一种卤汁里泡上几天，让它自然发馊。至于卤汁的配方就诸说不一了。有说用野苋菜茎在盐水里“瓮”成的，有的则说是用竹笋“瓮”的。笔者未去考证，大概秘方不止一个吧。发明臭豆腐干的人实在有点了不起，真称得上是化腐朽为神奇的大手笔。 相传常熟状元翁同龢被慈禧罢黜回乡幽居，心绪落寞，每日下午觉醒来常缄默不语，一直要到操习一番书法之后心绪方能转好些。老先生每在此时撕一角纸，写上“臭豆腐干N（N为具体数字）块”，有时还随手写上年月日。僮儿得了这角纸就去县南街东太平巷太白酒家门口小摊上去取臭豆腐干，银钱按月总付。僮儿在回途上须一阵急走，不让食物冷掉。臭豆腐干一“落气”，味道就大为逊色了。 翁同龢曾为两朝帝师，又是当时书法大家，便有人向那小摊主收买翁先生手迹。翁先生得知，不再动笔。尽管如此，那小摊主仍发了一点小财。 麻腐 常熟人不大习惯吃凉粉，于是卖豆腐脑的小贩在夏天就改卖麻腐。 麻腐，用蚕豆制成，外观如优质汉白玉，制成三尺见方、一寸多厚晶莹皎洁一大块，浸在清冽的水中，煞是动人。用一叶竹制刀片划出四五寸见方，作为出卖单位。有了买家，又被划作蚕豆板大的正方体，颤颤地装成一碟，加进一勺酱油、一滴麻油，再撒一撮姜末，至于辣和醋就随客自取了。 麻油是在小磨上碾的，有一滴就足够香，多了反而拗味。那姜末也不必多，只一点点，灿灿的便得满碟光辉。老吃客单单计较姜末，卖家也就讲究：把嫩姜去皮，用刀板拍烂如泥，成饼，然后使出刀功。这样的姜末细匀悦目，入口即化。 小孩子不要姜，另外加一点虾子酱油算作补偿。 麻腐的得名有两说。一说得名于麻油，另一个说法是因为花椒。先前在加姜末之后还入一点花椒，吃时嘴唇上有一点麻感。这麻感必适度才有趣，过了就有点窘。江南人比不得湘蜀之人，对麻感总不大习惯。 常熟低乡有个关于麻腐的民间故事。 传说有个姓姜的外地恶少生了一脸大麻子，见卖麻腐的小摊必来光顾，吃一碟添两碟，完了就一一指问：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待摊主说出“麻腐”或“姜末”，他的拳头就上来了，说是侮了他姜大爷。问者有意，答者无心，没一个不中计的。 偏有个少女机灵，见问的是个外地口音的麻子，便答：“这是白玉糕。”麻子又指问麻油：“这是什么油？”少女答：“这是黄金油。”麻子少爷听了高兴，破例付了双倍的钱。白玉糕和黄金油相匹，确是华贵吉祥极了。 爆米花 记忆中的爆米花师傅总是穿黑衣裳的，脸上总是沾了些黑灰，牙齿就显得蛮白。他们的担子，一头是木制的风箱，另一头是火炉和米花机。米花机鼓着个大肚子，通体黑色，唯有摇柄那儿的一块钟状的压力计是白色的。 爆米花深受小孩子欢迎，师傅担子在巷口一歇，不等煤炉火旺，生意就源源而来了。女人们拗不过小孩子，用升箩或淘箩装了点米，让小孩子来加工“泊累”。“泊累”就是爆米花，大人小孩都这么叫，大概是英文“PALY”（玩）的音译。爆米花是膨化食品，食之非为果腹，就是吃着玩的。 黑师傅将米装进米花机，又掏出一个小瓶子，拧开瓶盖，颠着，计较着倒进一点白色的糖精。拧紧了口子，米花机就横架在炉子上了，而炉子是和风箱联系着的。师傅左手摇米花机，右手拉风箱，动作很是协调。摇柄吱嘎响，风箱噼啪响。一窜一窜的火苗是无声的，像一块被魔法控制的红绸。师傅不时瞟一眼压力计，油黑的脸膛忽明忽暗，泛着陶一般的釉色。 在小孩子眼里，爆米花师傅是蛮有本事的，因为他能把几撮米变成一斗“泊累”，因为他操纵着一个惊心动魄的爆炸。 黑黑的米花机在炉火中翻滚，慢慢变成了暗红色。大概十多分钟之后，压力计的红针就走到了一个刻度。师傅把米花机翘起来，歪到一边，另一只手拉过麻袋把米花机裹住了。女孩子都逃开去，掩住了耳朵。男孩子硬撑着不逃，屏住了一口气。师傅的表情凝重起来，一只手稳住米花机，另一只手把一根撬棍布置好，用脚踩住，大声喊一句：“响——啰——”，脚下一使劲，踩出“嘭”一声沉闷的巨响，麻袋里立时窜出浓浓的白雾。小孩子赶紧围拢来，赶紧吸气——好香啊！ 几撮米神奇地变成了一大堆“泊累”，人就大方起来，孩子们的口袋都被装得鼓鼓的。刚出炉的米花特别脆，抓一把灌进嘴里胡乱嚼，那浓烈的香气便从鼻孔里往外喷呢！连着吞，口水接济不上，就回家泡米花汤吃。如果有麦芽糖，米花还可以做成米花团或者米花糖。我妈做的米花团子特别大，两只手才能捧起来，看我们捧着米花团子无从下口的狼狈相，我妈笑得合不拢嘴。 麦芽糖 旧时，小孩子要吃麦芽糖得用破烂和串家走巷的换糖担交换，这恐怕是仅存的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换方式了。 换糖担是一对竹丝筐，筐上各配一只小竹匾，竹匾撒过白白的面粉。脸盆大小、一寸多厚的麦芽糖饼就凝在匾子里。 换糖的一手搭在扁担上，一手执一支竹箫在嘴上吹。那短箫只四个眼，只能吹出五个音阶，总是那一句乐谱：“咪咪……咪累哆，哆咪累，累……”虽然简单，却绵柔，悠悠地送得蛮远。 和换糖的做交易的大多是孩子。取麦芽糖的方法特别：左手拿片状的铲子，右手执个小铁锤。小铁锤敲在铲子背上，就敲下一块糖来，然后让孩子自己取糖。孩子得了糖，就嚷嚷：“饶一饶，饶一饶！”是添一点的意思。就再敲一小块。孩子又嚷：“再饶饶，再饶饶！”就再敲下一点点糖。有时故意说：“不能饶了，亏本了。”孩子就朗声念道：“换糖三饶头，不饶触霉头！”等饶过三次，换糖的就念：“换糖三饶头，再饶烂舌头。”一边就收拾担子走路，走出一段路又吹起短箫来。挂在棚绳上的那两件铁器随着步伐互相撞击，叮叮有声。 有了破烂本可去供销社卖的，可孩子都喜欢留着换糖。 “饶三饶”是风俗，你不叫“饶”，换糖的也会“饶”你的，这使交易的过程变得热闹，常能引出来新的主顾。 有不懂事的孩子为了换糖，把家里的牙膏挤空了去做交易。大人哭笑不得，却一般不会认真追究。他们小时候恐怕也这么干过的，知道换糖的乐趣。 蛳螺 常熟人代代相讹，固执地把“月亮”称作“亮月”，把“螺蛳”称作“蛳螺”。仔细想，常熟人是对的——和“太阳”对偶的是“亮月”，而非“月亮”；和“田螺”“海螺”对偶的当然应是“蛳螺”，而非“螺蛳”。 相传不知什么年代，兴福寺有个小和尚耐不得常年素食，就偷偷去附近河浜里弄些螺蛳来吃。不久，破戒之举败露，小和尚受到严厉训斥，却还是禁不住美味诱惑，屡教不改。到后来，当家和尚就要小和尚做最后的抉择：要么吃素，要么还俗。为了吃螺蛳，小和尚毅然选择了还俗，可见螺蛳的鲜美非同一般，属“佛跳墙”级美食。小和尚被逐时还留下一些已经剪去螺尾的螺蛳，都还活着。老和尚连称“罪过”，把残螺放入寺旁空心潭内。螺蛳的生命力强，竟然在潭内活了下来，而且代代相传都不长螺尾。据说，这便是空心潭“无尻螺”的来历。 清明前后的螺蛳基本上不怀子，浓油赤酱地炒，或者重姜重蒜地蒸，味道都好，都有一种无法模拟的独特鲜味。炒和蒸都要有度“，透”或“欠”都会造成难于吸出螺肉的后果，就得用针来挑，不只麻烦，还丢失了汁肉同时入口的快意。 螺蛳行动缓慢，用个耥网沿河滩推扒，就能耥到螺蛳。还有更省力的：傍晚时分，往破草包里塞进些石块，系上绳子抛下河去，第二于早晨，把草包慢慢拉上岸来，草包上准栖满了螺蛳，一捋一大把，得来全不费工夫。 螺蛳耥回来后一颗颗洗净，不能混进一颗死螺，否则能臭了一碗，晦气。洗净之后还要养一养，让螺体内的杂物排空。 乡间有“螺蛳姑娘”的传说（有时叫“田螺姑娘”）。家里养着螺蛳，大人就会把这个传说讲得头头是道津津有味。 说有个种田后生是孤儿，有一天耥到了一粒像田螺那么大的螺蛳，舍不得吃，养在水缸里，一养就养了三年。大螺蛳其实已经成了精的，对勤劳善良的后生产生了感情，待后生下田时，就变作女子操持家务，备下可口饭菜。后来后生窥破了秘密，再后来螺蛳姑娘成了后生的妻子，跟后生生了个大胖儿子……后来姑娘受不了村上人的歧视，跳回螺壳变回螺蛳，再不肯做人了…… 小时候听这个故事，觉得遗憾得要命，抱怨种田后生留着那个螺壳。这个故事演绎的是“众口铄金”的悲剧，被那么多人指着脊背窃窃私语，日子就难过了，到最后就没法过了。本来向往做人的螺蛳精变回原形是一种无奈，更是一种对人间的失望。幸亏后生把螺壳留着作纪念，要不然，螺蛳姑娘就没有退路了，悲剧可能会更加沉重。 中国老百姓既然能同情许仙和白娘子的结合，我想他们对螺蛳姑娘的窃窃私语大概也并无恶意，就是说说稀奇而已。哪知道，无意中就破坏了一段美满的婚姻，破坏了一个幸福的家庭。这个故事里没有坏人，而由一群好人在不知不觉间酿成的悲剧实在是更沉重的悲剧，更有警世的意味。 关于螺蛳，还有一个阴森恐怖的传说。说落水鬼被迫在河底捉螺蛳，捉满一筐子螺蛳才能得到投生的机会，而阎王爷发给他们的筐子却是一个无底筐……落水鬼就是溺死在河中的人。大人们不厌其烦地讲这个故事，是警示教育，让小孩子小心着别失足当了落水鬼。 在河边捕螺蛳时想到这个故事，猜测即将到手的螺蛳可能被落水鬼捉过，就有点怯，有点腻歪。 小孩子都有一个天生的本事，就是能识别童话手法，不会把童话和生活混淆。而那些好像发生在邻村的传说之类，却往往会使他们真假莫辨。一些荒诞的故事他们也不会信，却能在他们的心理上投下或深或浅的印迹，在潜意识中产生作用。 螺蛳来得容易，又鲜美独特，街头巷尾就出现了卖熟螺蛳的小贩。摊子大多摆在夏日黄昏的路灯之下。 还记得我们小镇上当时有个卖螺蛳的，名叫莫阿六。莫阿六讲究，比别的摊头多备两样东西：一是棘刺，用于挑螺肉；二是竹筐，用于收螺壳。为了招徕顾客，他还自编了几句打油诗——卖螺蛳，莫阿六，罐头里厢笃笃肉，一碗蛳螺一碗壳，吃了肉，还我壳。 打油诗有趣，吃到螺蛳就会想起来。 电影船 电影船就是放电影的船，一条船就是一个电影放映队。船上载着放映队全部的人员和家当，在水乡流动就很便当。 电影船不大，也分船艄、船舱和船头三个部分。船艄有艄棚，因骨架用钢管做的，看上去要比一般运输船的高大宽敞些。船舱用普通的乌篷盖顶，只不过旁板全改为玻璃窗了，玻璃上贴着从电影画报、电影海报上剪下来的内容，远看五彩缤纷，近看引人入胜。船头上放着一台发电机，隆重地用专用的油布套子呵护着。那时小镇没有电，放电影的电力全靠这台机器提供，要是它出毛病，就惨了。事实上，这种马达是蛮娇气的，常常“抛锚”或“插蜡烛”。“抛锚”就是发生故障，经过一番抢修又活了；“插蜡烛”就是死机，怎么也修不过来，你就点蜡烛祭它吧。多次经历这种扫兴的事，马达就有了一种令人恼恨的神秘感，犹如小孩子眼睛里的那些裹在白衣白帽白口罩里的医生。 电影海报是提前十天半月就贴出来的。只一张，贴在镇中心石桥堍，是一张印着一圈电影胶带的白纸。内容是用彩笔写的：某月某日某时，放映国产惊险战斗故事片《无名岛》，加映新闻纪录片…… 每天上学路过石桥，我都要看一遍海报。有时风雨把海报刮掉了，就觉得心悬悬的，不踏实，担心发生变故了。 最担心的还是放映那天下雨。电影是露天放映的，一下雨就没戏了。别的镇的海报也是早贴出去的，没法“天雨顺延”，错过了日子，就只能等下一个轮回了。一个轮回是一两个月，多漫长啊！ 那个日子终于盼来了，而且不下雨，谢天谢地！ 吃过早饭去上学，远远地就听见了高音喇叭的声音。电影船泊在石桥附近，高音喇叭就架在艄棚顶上。喇叭里在播放歌曲，歌曲和晚上的电影没什么关系。这不是促销活动，因为没有必要。放映队的小伙子之所以在早市里喧闹一番，完全是一种炫耀。瞧，他们在船上这里那里地坐着站着，这样那样地说着笑着，似乎一个个都有了电影明星的派头了，似乎电影就是他们拍出来的。 伴着歌声的是马达的轰鸣声。马达就在船头上，空气里隐约有好闻的汽油味。这么健壮的马达是很让人放心的。 电影船就这样给小镇带来了一个欢天喜地的节日。 那时候的语文老师总会出“我的理想”之类的作文题，总有些男孩子会把当电影放映员作为远大的理想，可见在孩子们的心目中，电影船是个了不起的好东西。 河岸上挤着一帮孩子，在那里指指点点地欣赏贴在玻璃窗上的明星像和电影剧照。男孩子更在意男明星，比如王心刚、于洋、崔嵬、庞学勤等等；对战斗片和反特片更来劲，比如《怒海轻骑》《无名岛》《铁道游击队》《羊城暗哨》《宋景诗》什么的。《宋景诗》说的是农民起义军黑旗军和清廷王爷曾格林沁打仗的事，特来劲。那一阵子，许多男孩子都用木片做了大刀片子，刀把上缠着麻线，考究的还挂着两条红布条。一群男孩分成两队，隔着大片的红花田（用作绿肥的紫云英田），远远地布阵对峙；领头的喊一声杀，所有的战将都“举刀策马”，奋勇冲阵。一时间杀声四起，红布条飘扬，内心涌起来一种悲壮的豪情。两队相遇，并不真的厮杀，大伙就是想体验古战场上策马冲阵的那种感觉。 电影船和石驳岸之间有跳板连着，却没有人敢上船走访。那时候，小镇上的孩子没见过大世面，缺少交往的经验和自信。 想不到，放映队长有一天会来找我。 这件事要从街尾那片废墟说起。废墟就在我们家附近，本来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宅邸，后毁于日军的兵火。用“断壁残垣”来形容并不确切，因为整个儿是一片瓦砾。夏秋的荒草轻易就能淹没断砖残瓦，成为一片起伏的绿色。只有围墙还是完整的，斑斑驳驳地爬着些百脚草。朝南有一个石库门，用三条刻着纹饰的石条构成，看上去还是有点派头的。大家称这片废墟为“石库门里”，是男孩子的乐园。 二宝是农家孩子，说让这么大一片地荒着太可惜，就领着我们种南瓜。种南瓜讨巧，不必全面垦荒，只要拓出一个个锅盖那么大的“凼”就可以了。凼里施些猪窝泥，插七八粒南瓜子，上面用湿灰盖住就完成了播种。猪窝泥是上等的基肥，以后只要浇浇水就可以了。南瓜蔓长得快，一天一夜能长出几寸来。不久，一凼凼的南瓜就像一营营的兵，呼应着，与荒草展开了争地之战。有我们的帮助，南瓜当然胜券在握。南瓜蔓越长越快，快长疯了。像约好了的，好多南瓜花在一个早晨一齐开放。南瓜花是标准的朝阳的颜色，灿烂得要命，每一朵都是欢天喜地的样子。蜜蜂急忙赶来采蜜，嗡嗡嘤嘤，喜气洋洋。种南瓜真是很有劲的事！ 那天中午，我们正在南瓜地流连，来了电影放映队的两个人，一个年长些的是队长，另一个很年轻的叫小高。他们竟是专门来找我们商量的！第一次有大人来和我们商量，我们有点感动，有点不知所措。 那是一件麻烦事：放映队每次放映都借用小学操场，这次正遇上学校翻建房子，放映队就看上了这片有围墙的废墟。 南瓜正处在收花结果时期，拳头大的小南瓜毛茸茸的爱煞人。毁掉这些嫩果太叫人难受了！我们咬着嘴唇，面面相觑——怎么办呢？最后，我们的目光都聚到了二宝身上，他为这些南瓜付出得最多。 二宝的脸上有了些红晕，冲我们说：“当然的，是吧？”就这没头没脑的一句，我们全明白了，点点头，松了口气。 二宝对队长说：“就这么定了，不算啥的。”他说得很随便。这种时候越随便就越显出气概。 我们一点也没提条件，倒是小高主动给了我们每人两张优待券。那时候每张电影票值五分钱。 以后，每次放电影就都在“石库门里”了。这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因为小龙家就在石库门里头。我们提早吃过晚饭，躲在小龙家的小房间里，等到场子里开始放幻灯片时才急急忙忙地溜进场去。幻灯片之后是新闻纪录片或科教片，我们所以急急忙忙是为了看幻灯片。有些幻灯片是电影队自制的，比如用作静场的“静”，用作告别的“再见”，用作说明的“换片”。有些幻灯片是文化站制作的，与当前中心工作或农事有关，比如“欢呼实施《婚姻法》”啦，“怎样防治二化螟”什么的。有些自制幻灯片是和当场的电影片有关的，比如“剧情简介”“时代背景”等。放映《野火春风斗古城》那天打出一片幻灯：“本部影片的编剧兼导演严寄州是常熟人。”放映《马路天使》时，有一片幻灯：“常熟人周璇被誉为金嗓子。”我们觉得这些幻灯片也很有趣，不看就太可惜了。 电影队的发电机就安置在小房间窗外不远的地方，躲在小房间里就有党的地下工作者在敌人眼皮底下活动的感觉了。这么一来，每次看电影，我们就有了双份的乐趣。潜伏和冒险对男孩子来说确是一种乐趣呢！ 躲在小房间一个多小时不能大声讲话，怪难受的，就带些“小吃局”去消闲。放映《山间铃响马帮来》那次，炳元带来一口袋炒黄豆共享。不久，潜伏者就开始放起屁来，简直此起彼伏、臭不可闻，起先大家拼命忍着，后来终于无法忍住，笑得天昏地暗。笑声惊动了管发电机的小高，他在玻璃窗上朝我们弄眉挤眼，学着二宝那天的口吻说：“就这么定了，不算啥。”他这么一卖交情，潜伏从此就大为乏味了。 网船 网船由三个部分组成。船头是“台”，船舱是“轩”，船艄是“亭”。船的乌篷顶上晾着黑色的线网，艄棚里挂着灰白色的丝网，所以人称网船。刚上网船，你会闻到隐隐的腥味，过一会儿就闻不到了。 一条网船就是一个渔家。一对夫妻带着孩子，在这小小天地里劳作、生活。儿女渐大，就得另打新船，很少有三代同船的。 船头是劳作的地方，捕鱼捉虾。酷暑严冬，许多的辛苦全堆积在这不足两平方米的地方了。船头之下有一个隐蔽的小舱，和中舱隔绝，却有两个对偶的小孔与河水相串通，舱里就有了活水，是蓄养活鱼的处所。有的渔家还在里头养一条小“横鲇”（鲶鱼），用作“捣乱”。鲶鱼是食肉鱼，从小就很凶的，使舱里的鱼处于一种紧张状态，就保持了活力。 艄棚紧连着船舱，比船舱高出一尺左右。高出的部分装一排玻璃窗。人在艄棚驾船和作业，视线可以越过舱顶看到前方的水面。艄棚相当于陆地人家的起居室。平基板、小方桌、矮脚椅等等全用桐油油过，干干净净，光可鉴人。在这里，最讲究的女人也会忍不住蹭了鞋享受自在。这儿一面傍着舱，其他三面无保留地敞开，拥有了最鲜活的阳光、空气和水。网船是个小天地，渔家比陆居人家更信赖大自然，更亲近大自然，便拥有了广阔得多的生存空间。 船家平时一边行船，一边做打鱼的准备，很忙，夫妻俩就任凭他们的孩子在平基板上爬来爬去玩。小孩腰间拴着一根带子，掉不到河里去。孩子稍大就会水了。渔家教孩子游泳是不屑用救生圈之类的。大人把孩子剥得赤条条的，只在孩子腰上拴一根绳子牵在手里，便往河心抛，凭孩子扑腾去，不到万不得已不拉绳子。这么折腾几下，就行了。 在舱顶上栽一盆葱，栽一盆蒜，有情致的还养几盆月季、山茶、仙人掌什么的。或养一条狗，或养一只猫。吃多了河鲜活食，狗和猫的毛色都极鲜亮，走着坐着都是精神抖擞的。如果同时养狗养猫，那得讲究个“青梅竹马”——在幼小时同时接来“窝”在一起，否则狗猫难于相处。抬头不见低头见，在逼仄的环境里闹矛盾很是麻烦。 船尾贴近水面处栖有一个用板条钉成的小鸭笼。里头关着几只鸭，聒聒不休地噪吵。囚禁它们是因为它们屁股里有欲出的蛋，放出来会屙在河里的。其他的鸭子经检查没有“欲出”，就放在河里自由觅食。要走船时，船妇招呼一声，鸭一边觅食，一边随船行进。橹声悠然，很好听。有恋食掉队的鸭，狗就冲着汪汪地警告。那鸭展翅踩水跟上来，激起一道白浪花，呱呱叫，表示对狗多管闲事的不满。船上的狗比较寂寞，巴不得发生一点事故。船交会时，船上的狗都会在船舷上奔跑着冲对方大吠。难得相遇同类，它们感到很亲切，很激动。它们奔跑的方向正好与船行的方向相反，四条腿忙着，看上去却是静止的。它们这么奔跑并不为了捍卫边界，而是想延长亲近的时间。 灶置在舱门一侧。以前是行灶，后来是煤炉，现在大多有液化气了。忙碌一天，收获不少。船在桥堍或树荫里泊了，摆开小桌子矮椅子，在习习的晚风中端出几个菜来，斟出一杯酒来。汉子呷一口，抿一会儿才咽下去，舒服地“呵”一声。小孩爬在父亲腿上，手里捏着一只鲜红的大虾。收音机里播放着“空中书场”，琵琶弦子叮叮咚咚地流出来。 猫坐在桌子一角，细声细气地叫一声，不是馋，而是要确立它在船上的地位。这会儿狗不在船上，早上岸去了，不是散步，而是跑步，积蓄了一天的精力，这会儿得释放一下才是。不管怎样，狗还是更亲近陆地。狗疾走如风，尽量地张开脚掌，感受泥土和草。船妇冲着狗亲昵地骂一句：“鬼东西，疯啊！” 再过一会儿，月亮就会出来了，有时是圆的，有时是弯的。 拖在网船后面的那只淌淌船无声地摇晃着，似乎也喝了酒，醉醺醺的样子。 网船后头大多拖着一条淌淌船。淌淌船是吴地方言，其实就是那种微型的小划子。淌淌船原指载客的小航船，航船在开船之前要“淌淌淌”地敲小锣催客上船，后来也指很小的小划子船，因为这个名字用吴语唤来极其亲昵有趣，像在唤某个调皮男孩的绰号。“亮月亮，出淌淌，淌淌船上好白相……”童谣里的月亮当是月牙儿为好——天上弯弯月，弯弯水中舟，就有趣了。 淌淌船真的很小巧，舵、平基、跳板等等都省略了，仅备一片小小的桨，几乎只可独乘。上船不可太随意，要踩正中轴线，否则弄不好会倾覆。坐定了，一看，臀部已在水平面之下，不谙水的就有些怯。如果是空船，船头就昂起，欲飞状，有一种迫不及待的情绪。等不及人划桨，船先动了，就觉得这是个活物。划桨不必太用力，否则船会打转转。如果打转转，你赶快反打几桨。 水乡，河浜如网，淌淌船很忙，很快活。 渔人有时是连桨都不肯带的，手一拨，腿一摇，腰一扭……淌淌船就明白了，或动或静或疾或徐，或直走或转向或打旋儿，活生生成了人的有蹼的脚。 放麦钓之类的活计用淌淌船最好。麦钓是用半只牙签那么纤细的篾片做成，两头插在浸胖的麦粒里，成为一张微型的弓。鱼咬麦粒，弓便成为鱼口中的闩。一根尼龙线蛮长，系着很多个麦钓。放线是个细活，乱了钓线烦死人。渔家汉子操作得好仔细，两只手都是忙着的，便叉开双腿用脚片子拨水，仿佛骑着一头聪明的海豚。忙毕，一抬头，发觉网船和婆娘已经在老远的地方了，撒泡尿，点支烟，盘起腿，瓮声瓮气哼唱一句，悠悠然打一桨。淌淌船不在乎桨力大小，仿佛只是受着网船的某种引力，在水皮上滑行。狗在网船上哑哑地吠，亲昵得要命。 如果在淌淌船的两舷挑出些树枝来，就成了鱼鹰船。每根树枝上栖一只或两只鱼鹰，一条船就有了一个班的鱼鹰了。 鱼鹰学名鸬鹚，“水老鸦”和“鸟奴奴”则是它们另外的俗名。称“水老鸦”是因为它们浑身黑羽，状如乌鸦；称“鸟奴奴”是因为它们从小受到训练，为人捕鱼，是人的鸟奴。“鸟奴奴”的“鸟”字一定得读作“吊”，否则吴地人听不懂。鸟奴奴比鸭子大得多，一身黑羽有金属的光泽，在阳光下略透紫色；眼睛是棕色的，贼亮；喙长长的，带着钩；脖子上的皮宽宽的，老在一鼓一鼓地动，一副气鼓鼓的样子。下水前，主人将细细的绳圈箍在它们脖子的下端，使它们能将鱼衔在嘴里，吞在宽大的口腔里却不能咽下，只能把鱼交到船上来换豆腐吃。这也许就是它们老是气鼓鼓的原因吧。 渔人在船后拖一根篙，打桨往河的阔处来。七八条鱼鹰船很快围成一个圈。一人朗声喊：“宛——宛！宛宛……”其他人一齐响应，同时按一个节拍踩响舱内的一块板，嘭嘭如鼓。吆喝粗犷极了，节拍热烈极了，听了觉得肌肉里充满了鲜辣辣的力量。这渔家祖传的交响乐能协调动作，惊懵水下的鱼，更能鼓舞鱼鹰的斗志。 鱼鹰下水了，姿态各异，大多很潇洒，纷纷叼起活蹦乱跳的鱼…… 鱼鹰出猎，多在下午。赤脚的渔家少年在街巷里啪啪地奔跑，一边喊：“卖鱼喽！卖鱼喽……”养猫的老客户不买鱼也没关系，几条一指长的穿条鱼就抛进门来，在地上啪啪地打挺。这是给猫吃的，不要钱。 临水而居的农家也有备淌淌船的。 采菱可以用菱桶，而使用淌淌船更得心应手。做这种活的大多是少女，她们多喜欢穿红色的短袖衫，好让一河一湾的翠色来衬托她。淌淌船成了快活的鸭子，在菱头里逶迤、追逐。少女捉住一朵菱头，提起来，一把红菱灿然出水。若有斜阳晚霞映照，红玛瑙似的更好看。淋漓的水也成胭脂色了。数一数，十几个，就喝彩：“嗬！看哪！”那一头也有人喝彩：“嗬！看哟！”就有一两只红蜻蜓飞起来，在水面上盘旋。 如今的姑娘不大肯唱本土的山歌了，一张嘴就是流行歌曲。有带微型放音机的，戴个耳机，很气派。采菱的动作不觉有了某种节奏。淌淌船滞滞的有点不高兴，大概是认为受了冷落。 四个角或两个角的菱角在舱里堆积，渐渐拥簇了姑娘的腿脚。做采菱这种活，裤腿当然是挽起的，或者穿短裤。菱角是艳艳的红，腿是藕似的白皙。菱那凉凉的、尖锐的线条反衬出来腿的温暖与柔和。 涌波一浪一浪地拍着船舷，淌淌船就吃吃地笑。 江南的城镇除了街巷，总还有一个水系网络着。常熟城里有好几处“三步两条桥”，走三步路就能踩到两条桥，可见河之多。地皮金贵，市内的河大多被两岸的石驳岸和房屋挤得非常苗条，某些河段人可以隔河握手。淌淌船可以载着萝卜、水芹、红菱、白藕、西瓜、冬瓜、鲜鱼、活虾伶伶俐俐地深入城市腹地。一声吆卖，万种风情。临河的窗子探出三婆四婶，讲好价，吊下只篮子，篮子里压着钞票。秤尾一翘，说一声：“先！”（足秤之意）篮子被提上去，货与找零都盛在里头了。货直接来自产地，新鲜，而且送货上“窗”，方便，淌淌船的生意不错。 如今，老城镇被改造，这种淌淌船生意日见少了。其实，淌淌船有些功能是难以被取代的。淌淌船生意除了方便，买卖双方在一递一送之间产生的那种水盈盈的情调实在是能滋养人心的。 家里的灶头 江南的灶既讲究实用，又讲究美观。灶台的横截面大致上是个腰子形，而纵截面则无法名状。灶台上有一大一小两只铁锅和一只汤罐，布排得疏密有致。围着锅的是灶沿，用方砖随形镶拼而成。灶台靠灶门一面立一道墙，称为灶壁。灶壁阻隔了灶膛的烟灰，还掩蔽了柴爿草把等杂物，使厨房整洁有序。除了灶沿，灶的其他部位都用石灰粉过，又用墨线勾出轮廓线，画出种种“灶花”。考究的匠人会在墨汁里加些石青，使画出来的墨线中隐隐透出些青蓝，显得清秀悦目。整个灶头几乎没有直线，那么多即兴式的弧线使灶头既端庄又秀气，像一位穿着蓝印花布的农家少妇。 大锅又称饭镬，是专门用于煮粥饭的。“新米饭，炒青菜，三碗饭，现来甩。”这句顺口溜是描写饭的香美的。“三碗饭，现来甩”的意思就是连吃三碗饭没问题。灶上煮的米饭肯定要比铝锅和电饭煲煮得香，那是因为灶上的饭有一张香喷喷的饭粢（锅巴）薰着。只要不是冬天，我妈会特意为我们“逼饭粢”——把饭打到饭篮里，然后盖上锅盖再加烧两个草把，锅里初步成形的锅巴就成了挺括的、两面金黄的“吃局”了。饭后大张旗鼓地掰一块举着，边走边吃，嘎嘣香脆，开心死了！饭粢糕也叫烘片糕，是常熟的土特产，虽有锅巴味，却没有锅巴在牙齿间粉碎时令人愉快的脆响，逊色多了。用了电饭煲，就吃不到脆锅巴了，要吃就得到饭店去点“天下第一菜”。一盘锅巴端上，随即把一碗配好的菜汤倒在锅巴上——嘶啦一声，香气冲人。朱元璋落难时在一个农家吃过这道菜，当时肚子饿，觉得太好吃了，问是什么菜，农家哪讲究菜名，主人随口说是“铲刀汤”——锅巴不是要用铲刀从锅上“掠”下来的吗？朱元璋当了皇帝后就封这道菜为“天下第一菜”。饭店里的锅巴并不正宗，是用油炸成的，和用灶火“逼”出来的差远了。 大锅上接个屉笼就能蒸糕。屉笼的底稀稀的用十多片竹片做成，怕漏，上面铺一块纱布，粉料就放在纱布上。锅里的水蒸气透上来，慢慢把粉料变成糕料。蒸糕用硬柴，特别在开火时要小心把握好火候，不能太小也不能太旺，否则会造成“漏屉”。做蒸糕总在年关将近的日子，取个“蒸蒸日上，高高兴兴”的美意，漏底是很犯忌的。大人在这时总会警告小孩子不能乱说话，说了不吉利的话会漏屉，搞得神神道道的。我母亲有经验，从不漏屉，她总说我们家的家运好。糕料出笼后还要在桌子上用扁担压实成形，做成圆圆的一片，装在圆圆的匾子里，洒上些白砂糖和青梅丝、红萝卜丝什么的，看上去和和美美，甜甜蜜蜜，馋死人。 大锅上可以叠接好多个屉笼用来蒸菜。这是过年过节或是大请客时才有的盛况。菜是预先烧配好的，放在屉笼里蒸着，上桌时还热腾腾得烫嘴。这就是江南蒸菜。比之于炒菜，江南蒸菜的脂肪少，现在成了一些饭店揽客的品牌了。上世纪60年代闹饥荒时，我正年少，那时候常做关于吃的梦，梦中的菜总是三种，一种是红烧肉（里头有笋干或百叶结），一种是淋着酱油的水芹和皮蛋的拼盘，还有一种就是“一品锅”。“一品锅”是蒸菜中的一种——碗底是白菜，碗面上整整齐齐地铺排着爆鱼块、蛋块、走油肉片、鸡块和冬笋片，最后又洒一点青的蒜花和红的火肉丝，汤是用的鸡汤原汁，很烫，鲜得人掉眉毛。 小锅是用来做菜的。一个家庭有一个家庭的传统菜，叫家常菜。我家的第一号家常菜是黄豆芽炒咸菜。我妈说这个菜开胃，我爸说这个菜纤维素丰富预防滞食。咸菜是我妈自己腌的，酸咸得宜，真是很开胃的。我们家的灶头常年散发着黄豆芽炒咸菜的香味，金家的人一个个胃口上佳，头发乌黑。我姐姐妹妹长期受到影响，出嫁当了主妇之后也把这个菜列入了家常菜的菜谱。我妈的绝活是螃蜞豆腐。铜板大的小螃蜞是很便宜的，买回养几天，让螃蜞把积食排空，才能用。把螃蜞放进石臼里捣烂，用纱布沥去渣子，然后用这稀浆煮豆腐吃——哎呀，那个鲜啊！我妈会在这道菜里加进一点笋丝或者茭白丝，否则在嘴里留不住，还没享尽鲜美就滑到肚子里去了。 两锅之间嵌有一只汤罐。汤罐没有专门的盖，它的盖就是黄铜的广勺。汤罐虽能兼得两个灶膛的余火，但地处边缘，只能达到微温。在吴语中，“汤罐”是慢性子的代名字，慢性子的人很可能被人戏称“某汤罐”。用汤罐里的温吞水来洗碗涮锅倒是挺相宜的。我妈不许我们用汤罐里的水洗脸洗脚，说汤罐中难免掉进饭粒油星，用来盥洗是“不作兴”的。我家备有一个有盖的陶罐，是专门用来提供盥洗用水的。烧过晚饭之后，盛满水的陶罐就埋在灶膛的火灰里，等到吃罢晚饭，这些水也就温热可用了。 汤罐旁边备竹丝洗帚。砧板上有菜刀，砧板边有抹布。老话说：“进门看抹布，出门看鞋跟。”要知道这家的女主人讲不讲究整洁，只要摸一摸抹布就清楚了；要知道这家女主人治家如何，只要看这家人穿的鞋子就清楚了。这是我妈反复讲的话。 将灶壁称作“壁”，不准确，灶壁更像砖砌的格子橱。下部的格子是放油盐酱醋瓶瓶罐罐的，上部的大片空白处绘有灶画——无非是灵芝双燕、喜鹊登梅、五谷丰登之类的吉祥主题。烟突旁有个小小的壁龛，就是灶王爷的办事处，称为“灶山”。灶王爷在吴地被唤作“灶界老爷”，用宣纸套色印成，折成砖块那样的版本，供在灶山上。壁龛前挂有竹编的小帘子，称作灶帘。当年上映动画片《大闹天宫》，江南的老辈人都觉得里头的玉皇大帝好生面熟，后来才知道，上海美术电影厂的大画家万氏兄弟在设计玉帝形象时正是参考了民间的灶界老爷相貌。 相传不知什么年代，出了一个馋痨州官，上任伊始就告示乡民，要轮着到辖区的每个家庭吃一顿酒席，若是不请或招待不够水平，就要受到他的惩罚。这州官把老百姓吃得苦透，后被一个叫“张大巴掌”的武夫一巴掌拍扁在灶壁上了。玉帝顺应民意，把这个家伙封为灶君，让他一年到头眼睁睁地看着家家户户烧好东西吃。 关于灶王爷的传说众说不一，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一个，世俗化得有趣，而且与人们对待灶界老爷的态度相吻合。人与灶家老爷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但一年中只有两个日子想到要供奉一下这位家中的老爷。腊月廿四要送灶，送灶家老爷到玉帝那里参加年会，汇报工作。吃过晚饭，在镬盖上点上香烛，供上麦芽糖、糖团子等点心，家里男人过来打个拱，嘴里念念有词：“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太平。”祭祀毕，将灶界老爷的纸码连同灶帘一起送到门外焚化，再化点纸锭什的充作老爷的车马费，撒点黄豆什么的充作老爷坐骑的马料。当然还要放几个爆竹的，喊：“我伲灶界老爷上天哉！”就算完事。麦芽糖和团子馅都是甜的，有临时抱佛脚，讨好灶家老爷的意思。不管怎么说，人家毕竟是玉帝派来常驻的监督员。团子的皮用的糯米粉，很黏，麦芽糖就更粘，一心要把灶家老爷的嘴粘住，免得他在玉帝那里多嘴多舌。灶家老爷回任的日子是正月十五，同样要点副香烛供点吃的。天下太大，人家太多，玉皇大帝管不过来，只能采用设置派出机构的办法了。人神之间能这么来调侃的，也只有中国人了。想想这类市井幽默，是挺开心的。 我家的灶山上从不供神像，也不挂灶帘，但那个壁龛是空着的，母亲禁止我们在里头放任何东西。其实，这么空着反而能为灶家老爷保留一点神秘感和神圣感，那些烟熏火燎灰尘满脸的纸码和灶帘一点派头也没有的。在母亲的心目中，灶家老爷是上苍派驻在我家的道德监督员。我们小孩子在外头“惹厌”，回来还想说假话蒙混过关，母亲就会一本正经地把我们叫到灶间，用一种严肃的低声说：“当着灶家老爷的面，你再说一遍……”不知怎么的，她这么一来就营造出一种心理压力，少小的我们多半就只好说实话了。 灶壁的另一边是储柴草和烧火的地方，称为灶塘。稻草麦柴被打成Q形的“草把”，码成垛备用。打“草把”一为耐烧，二为保持灶塘整洁。黄昏时分，小镇的更夫敲着竹梆在小巷里穿行，一遍遍地念叨：“水缸满满，灶塘看看，火烛小心哉……”听着这浪声漫调的提醒，人就感受到人世间的秩序和生活的安宁。 镜头一：我妈在灶上忙碌，制造着白雾腾腾的气象，油锅的爆响，还有引人垂涎的香气。我姐或我妹在灶塘忙碌，灶膛火把她们映得红光满面，神采飞扬。 镜头二：我姐系着围裙，用一只低凳接脚，在灶上努力模仿着母亲的操持，不免手忙脚乱，大声向弟妹发出“旺火”或“文火”的指令。这当然是发生在我妈不在家的日子。 镜头三：我们挤在灶塘旁，利用灶膛余火煨山芋，紧张地嗅着，辨别空气里是不是有了山芋的焦香。吃完煨山芋，我们的嘴唇黑了，鼻孔也黑了。 镜头四：姐姐或妹妹在灶塘里“填脚炉”。脚炉里是预先放了木屑或砻糠的，用火筷子挟出火灰填进去，用脚踩结实。挑选什么状态的火灰是成败的关键：填了太“过”的灰脚炉不“发”，反之则会冒出烟来呛人。“发”的脚炉不但能捧着烘手，踩着暖脚，还能在里头爆黄豆吃。把黄豆放进灰里，等着，听到“啪”的一响，黄豆就熟了！ …… 冬天，在灶塘里烧火是件美事，当地人称为“孵灶塘”。母亲从不差我下灶塘烧火。这恐怕不能用重男轻女来解释，因为她同时也不让我得到孵灶塘的享受。她说男孩子要做重要一点的事，比如有客人来了，女孩子下灶去，男孩子就应当到客厅陪客人说说话，学着“上台盘”。她说男人和狗不能孵灶塘，孵灶塘的总是女人和猫。 我妈这些话像不像格言？其实，这些话并非我妈原创，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老古话。 灶头在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可我不时还会想起它。灶头是个金木水火土五行俱全的特别物事，能使最荒凉的地方充满人间烟火味，能使最简陋的房子弥漫温馨的家的气氛。在童年的记忆里，灶前总是站着母亲的背影的。黄豆芽炒咸菜的香味很亲切，至今还能突然地感动我。 今晚看电视，见张海迪在轮椅上唱《又见炊烟》，就又想起了老家那座灶头，想起离开我们四年多的母亲，还想起一首朴素的小诗：前天/我放学回家/锅里有一碗油盐饭/昨天/我放学回家/锅里没有油盐饭/今天/我放学回家/炒了一碗油盐饭/放在妈妈的坟前。 多想再听一遍母亲唤我们吃饭的声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