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巷木屐声 我曾经有个偎被窝、睡懒觉的坏习惯。那迷迷糊糊的滋味比喝甜牛奶迷人一百倍！不过，上学迟到、挨批评的滋味可不好受。怎样戒掉这杯“迷魂汤”呢？东东出了个主意，让我临睡时喝三杯开水，让尿憋着我早起。一试，不灵，我还是忍不住钻回被窝去。再说，这太危险，一不小心会“画地图”。 嗐，要改掉一个坏习惯真难啊！ 可是，阿芒说：“不难，一点也不难，只要你写个字据。”他递给我一张纸，纸上写着： 保证书本人保证六点半以前起床，超过时间，阿芒有权用钉子刺本人的屁股。 保证人楠楠 阿芒眯缝了眼，盯着我的眼睛：“敢不敢？” 我咬了咬嘴唇：“敢。”当时东东正在旁边画水彩画，阿芒捉住我一个手指蘸了点红颜料，说：“自己按！” 我在“保证人”后头按了一下，忽然想起《白毛女》里的杨白劳，憋不住“咯咯咯”笑起来。 阿芒不笑，一脸严肃，从书包里掏出来一根三寸长的钉子，亮闪闪一晃：“看，就是这真家伙！” 东东夺过钉子，装作日本军官的样子，说：“还是乖乖大大的，不然，死啦死啦的！” 这下子阿芒也乐了。 第二天清早，在似醒非醒的状态中，我忽然听到一阵呱嗒呱嗒的声音，自远而近。 啊，是阿芒来了！这是他穿着木屐走在围墙外石板巷子里的声音。那时候，在我们小镇上还见不到海绵拖鞋什么的，天热了，好多人就穿木屐。可四月里穿木屐的人是极少的，好像只有阿芒和他的爸爸。阿芒没有妈妈，他爸爸只会做木匠活，不会做鞋子。 果然是他。听，他在唱山歌哩！ 黄箬壳，青竹篾，一黄昏编只小斗笠。蒙蒙雨，雨蒙蒙，雨打斗笠淅沥沥…… 我蓦地想起了那根亮闪闪的钉子，觉得屁股上一阵麻，便一掀被子下了床。 外边在下雨，蒙蒙的雨。 围墙的花格子那边晃动着一只淡黄色的斗笠。我打开窗子喊：“阿芒，进来！院子门没闩。” 花格子里伸进一只手来，打了个“注意这里”的手势就缩回去了，斗笠也不见了。小巷里又响起呱嗒呱嗒的木屐声。 花格子里放着一只烘山芋，用张新鲜的桑叶包着。桑叶上刺着一个“奖”字，对了，必定是用那根钉子刺的。 烘山芋的皮是黑的、硬的，掰开来里头却是黄的、软的，立即窜出一股白气，香得叫人流口水。我把烘山芋拿进屋，放在桌子上，赶紧到院子里漱口。正漱着，听到妈妈在屋里大惊小怪地咕哝：“呀，这是啥？哎哟！” 我满嘴牙膏沫，说不上话。等我回到屋里，那烘山芋已躺在畚箕里了。我把漱口杯碰得山响：“这是阿芒特地送我的！这是对我第一次早起的奖励。” “那不卫生，吃了肚子痛，你看，妈妈给你买馒头来了。快趁热……” 我背起书包朝外走。妈妈追上来给我馒头，我死活也不要。 到了学校，阿芒问我：“楠楠，烘山芋夹生不夹生？”我支吾了一下，说：“有，有一点。”阿芒用空心拳敲了下额角，“都怪我太性急，夹生了，不好吃。” 我心里很难过，总觉得阿芒受了委屈。 坏习惯要用好习惯来替代。每天早晨，我不再睡回笼觉，一醒来，就期待着阿芒的木屐声。小巷，窄窄的，铺着青石板、黄石板，石板下边是空的，是阴沟。穿木屐在小巷里走，有几种回声，形成一种特别的韵味。阿芒脚下的木屐是柏树做的，声音比一般杨树木屐的钝一点。呱嗒，呱嗒，呱嗒……似乎包含着一种不容违拗的意思，使人想起阿芒倔强的嘴角。 如果是雨天，木屐声还伴着一首水淋淋的山歌：“黄箬壳，青竹篾，一黄昏编只小斗笠……”歌声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 如果不是雨天，嘎一声，阿芒就推门进院子来了。他不进屋，把书包放在合欢树下的石条上，自顾自看书，削铅笔。他就是这样的脾气，不爱说话，尤其不高兴主动招呼人。 当阳光照到树冠上，院子里就飘荡起一种橘黄色粉末般的东西。或许这就是书上写的晨曦？合欢树要开好几次花，花是粉红的。小鸟们吵吵着，在花枝间跳来蹿去；有的像在思考什么，头侧来侧去。 阿芒在石条上或站或跑，尖起嘴唇用啾啾的口哨和小鸟们对答。我喜欢看他这时候的侧影——眼睛亮晶晶的，仿佛融进了阳光；脸蛋轮廓线上的汗毛，茸茸的，被阳光染成金黄色…… 想不到，清晨竟是如此美好！ 从此，我再也没有迟到过。每当木屐声响起，我就会毫不犹豫地从被窝里跳出来。 有一天，我没有等到木屐声。 我吃过早饭直奔阿芒家里。 阿芒正在试穿新布鞋。我想起来了，因为天气渐热，穿木屐的人多起来，昨天学校出了个不准穿木屐上学的布告。 阿芒穿了布鞋，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像麻雀一样跳跳蹦蹦，一会儿用这只脚跳，一会儿用那只脚跳。 阿芒的爸爸是个和木屐一样爽直快乐的大块头，看着儿子的高兴劲儿，把含在嘴里的米糕一会儿挤到左腮，一会儿挤到右腮，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等到我们要走了，他才说：“且慢！阿芒，还有楠楠，我这当儿正在想，你们也来想想看：天下最补人的补药是啥？” 这问题提得挺突然，我说：“是人参！”阿芒说：“是蜂王浆！”阿芒爸爸直摇头。我又说：“是白木耳！”阿芒说：“是鳗鱼！”阿芒爸爸还是摇头，险些把夹在耳朵上的一小截扁铅笔摇下来。 听我们越猜越荒唐了，他得意地笑起来：“不对！都不对！我说最好的补药是交情、是情分！不相信？昨天放学回来阿芒愁眉苦脸的，今天呢？乐得像跳蚤，因为有鞋了，能上学了。这鞋要是买来的，阿芒哪会这么高兴，我哪会这么心暖？这鞋是隔壁刘二婶大半夜没睡赶出来的。” 我和阿芒不大懂。他又说了：“真难为人家了，阿芒，记着，这鞋要珍惜着穿。听到没有？去吧，去吧！” 补药？这比喻真新鲜，不过，好像不那么贴切。 阿芒果然很爱惜这双鞋。走到校门口，他才脱下木屐换上布鞋；放学走出校门，他又换上木屐。 这样，每天一早，我照旧能等到动听的木屐声。 穿木屐凉快，走在麻石街上，呱嗒呱嗒，没有拖鞋疲沓的调门，听着叫人精神抖擞。 没劲的是我妈不许我穿木屐，她怕我滑跤，怕我脚底嫩，会生什么“鸡眼”。她就是这样，老是唠叨怕什么，怕什么。游泳，她怕我红眼睛，烂耳朵，更怕淹死；骑自行车，她怕我跌了、撞了，和汽车香鼻了……唉，烦死了。其实，她管不了我那么多。东东说：“男子汉不会骑车多失台型！”阿芒说：“不会游泳，要吃亏的。”真对！避着妈妈眼睛，我什么都干。我当然也有一双木屐，那是阿芒亲手给我做的。我怎么能没有木屐呢？妈妈怎么不想一想，在一大群穿木屐的男孩子里，夹着一个穿皮拖鞋的人那是多么丧气，多么“现世”。 有一天，我正走上高高的石拱桥，发现妈妈从对面上桥来。我在慌乱中踩到了一块西瓜皮，跌倒了，滚到桥堍。妈妈奔过来，惊叫起来：“血！血！” 我扭伤了脚踝，头上破了点皮，没啥大不了的，可我妈妈心疼得要命，挂了急诊，嚷着叫医生给我输血。 从医院出来，妈妈要背我走，我不要，还是趿着木屐走。这下子给她抓住了“罪魁祸首”，一迭声问我：“谁让你穿木屐的？是谁？谁？你怎么不回答？” 我死咬着嘴唇，只顾走路，木屐敲打着石子路，呱嗒呱嗒，像在示威。 一到家，妈妈要劈掉木屐，我来了倔劲，说没有木屐就赤脚。她妥协了，反复唠叨一句话：“嗐，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她才四十岁，能算老人吗？ 第二天星期天，妈妈不许我起床，要我躺着养伤；一早熬了赤豆糖粥，说那是补血的。粥太甜，不如烘山芋那隐隐的甜来得自然。 阿芒不会来，星期天，他忙着哩，有时还跟他爸爸做木匠活儿。他食指和大拇指的内侧有一条V字形的老茧，就是在推刨时磨出来的。 妈妈上班去了，屋里只剩下我一个人，闷得慌，只好折纸乌龟，一只、两只…… “呱嗒呱，呱嗒嗒呱嗒……”咦，这不是木屐声吗？但那不是阿芒，阿芒的节奏和声调不是这样的……噢，我听出来了，是两个人，其中一个是阿芒。 果然是这样，嘎一声门响，院子门框里出现了阿芒和他的爸爸。阿芒爸爸拎着一只有盖子的饭篮，阿芒托着一只小竹笼子，里边有活跳跳的绿色的东西——一定是纺织娘。 我高兴了，从席子底下抽出木屐，趿着，一拐一瘸迎出去。隔了一夜，脚踝反而肿得厉害。 阿芒爸爸放了篮子，两只大手捉住了我的肩膀，仔细看我的头，说：“满头缠纱布，伤在哪里啊？” 阿芒不说话，蹲下去看我的脚踝。 阿芒爸爸说：“出了不少血吧？纱布上还有渗出来的，哦？” 我拍拍头：“哪是血？是红药水。” 阿芒爸爸笑了：“不要紧，不要紧，大伯给你送补血药来了。看，鸡蛋！吃一个鸡蛋长一砻糠爿爿血。你不信？你不信就试试看！哈哈哈……”他的嗓门真响，他的手劲真大，轻轻一下子，我不知怎么就坐到床上了。他取下我脚上的木屐，翻过底来，呱呱拍打着，朝阿芒说：“看！看！底里的防滑槽这么浅，这么浅，躲不下一只蚂蚁……” 阿芒连忙把木屐抢过去，说：“别说了，我晓得。”把汗背心往上一捋，露出了别在裤腰上的一根钢锯条。他把小竹笼子放在床上，跑出门去，在院子的石凳上，咕啦咕啦地锯着木屐。他在加深木屐底里的防滑槽。他怎么老喜欢那张石条凳呢？ 阿芒爸爸扯了扯我，说：“啊呀纸乌龟活啦！看，在爬呢！” 我回过头，果然看见一只纸乌龟在爬。 他眯起眼看我，一本正经地说：“那乌龟一定沾上你的血了，沾了活血……” “不对！下边有只纺织娘！” “你差点又上我的当了，哈哈哈……”他开心地大笑，震得地板和天花板一齐哐哐响。 我说：“你骗不了我。” 他说：“别吹！别吹！没忘记去年蛇咬那一次吗？啊！哈哈……”他笑得更得意了，一边朝外走去，他要上工去了。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整天哈哈哈，说俏皮话，从不见他愁眉苦脸，发火骂人。我真羡慕阿芒有这样的爸爸。当然，我爸爸也是个风趣的人，可他常年不在家。他是县委副书记，忙得很，一年中难得回家住几天。 阿芒爸爸走后不多久，我妈妈买菜回来了。我隔着窗子看见她在和阿芒说话。 一会儿妈妈进房来了，买来了甜橄榄什么的。我赶紧跑到窗口去喊阿芒。可是，阿芒不在了，石条凳上只有一摊木屑。 妈妈冷冷地说：“木屐原来是他给你的。真是讨厌。跟好道学好样，跟坏道学坏样……” 想不到妈妈还记恨着给木屐的人，真没道理。妈妈一定对阿芒说了不讲道理的话了，所以他走了，带走了木屐。我赤了脚一拐一瘸跑出大门去，想追上阿芒。 小巷里静静的，只有几只大白鹅在摇摇摆摆地踱步。 妈妈追出来，要我穿上皮拖鞋，我不穿，赤着脚往回走。回头看见拿着拖鞋跟在后头的妈妈，我心里又不忍起来。 妈妈，你可知道阿芒，还有他爸爸，对我是多么好！ 有一次——对了，是刚才阿芒爸爸提起过的，我、阿芒还有东东，去年去田埂上捉蚱蜢的那一次。我被一条小水蛇咬了一口，在脚背上。这是不要紧的，水蛇没有毒，痛一痛肿一块就没事了。东东和我靠得近，他最会出洋相，故意大喊：“阿芒，不得了！楠楠叫毒蛇咬了！”也真巧，阿芒跑过来时，棉田边真的游着一条赤链蛇，阿芒双眼放光，鼻翼翕动，拾起一块土疙瘩猛地向赤链蛇打去……我和东东反而吓呆了，我们知道阿芒要捉毒蛇了。因为阿芒爸爸曾经讲过一个故事，说被毒蛇咬了，只要马上吃到那蛇的热胆就不要紧。 打过去的泥块分散了蛇的注意力，阿芒乘机敏捷地捉住了蛇尾，迅即把蛇倒提起来。这是极大的冒险，稍一迟缓，蛇就会回头咬人。我和东东急得说不清话，只是喊：“不要！”“别！”……阿芒打死了蛇，用一片碎碗爿划开蛇腹，拉出内脏，在太阳光里照照，一捏捏出了青黑的蛇胆：“楠楠，快吃！”我不吃，多恶心。阿芒不相信东东和我的解释，只是逼着我吃，最后阿芒一边哭一边揪着我喊：“吃啊！吃啊！蛇胆要冷啦！” 事后，阿芒爸爸晓得了，先说他讲的故事是个传说罢了，而后大大感叹了一番，拍着我们三个孩子的肩一遍一遍地说：“好啊！好啊！朋友就得这么交，这情分是金银财宝也买不到的哩！” 晚上，我把蛇的故事告诉了妈妈。我不能只是朝妈妈发火、顶牛，我要让她知道阿芒是怎样一个人，知道我们之间有什么样的情谊。 我想错了。妈妈听了这个故事，像被刺毛虫蜇了一样，坐立不安，唠叨没完：“你被蛇咬过！你怎么不告诉我？哎呀，这怎么办？多危险！多野蛮！多……” 我掩住耳朵，不听她唠叨。 一会儿，妈妈忽然不说话了。我偷偷一看，见她怔怔地坐在凳子上，一会儿用右手捏左手，一会儿用左手捏右手。过一会儿，她轻轻地说：“楠楠，你怎么老瞒着妈妈，这么下去，多叫人担心啊……我只有你一个孩子，你爸爸又不在家，他工作忙，没时间管你……”她说着说着，带了哭腔，咳嗽起来，咳得眼圈儿发红。我忽然发现妈妈本来光滑的脸上有了不少皱纹，本来饱满的嘴唇向两边耷拉下去。她刚四十岁，怎么就老了呢？东东的妈妈，阿芒的爸爸都是四十岁，比她年轻多了。自从爸爸提升为县委副书记，妈妈老跟爸爸吵着调工作。她嫌她现在的服务行业不体面，想乘调到县城的机会调一个工种。爸爸不同意，说按规定调县城是可以的，但工种不能调。妈妈近年来好像变了一个人，和单位里的叔叔阿姨们关系都不好，极少有人到我家来玩。东东的妈妈在小菜场工作，本来常来我家玩，有一次为了妈妈托她买排骨的事，妈妈不再理她，她从此也不再来玩了…… 妈妈蹙着眉坐着，不时咳嗽。我忽然觉得她很孤独，很可怜。如果我没有阿芒、东东，还有阿芒爸爸这许多朋友，我也会很孤独、很可怜的。 我走过去，抚摩着妈妈的肩，说：“妈妈，你吃点药吧，爸爸不是给你买了补药吗？” 妈妈回身拉住我的手，眼睛亮亮地说：“楠楠，你是县委书记的儿子，不能和阿芒他们一样要求的。以后，只要你听我的话，对妈妈来说就比吃最好的补药还补。” 我忽然想起了阿芒爸爸说的关于补药的话。我忽然懂了那话的意思。我说：“妈妈，以后你和东东妈妈，还有好多叔叔阿姨和好吧，阿芒爸爸说的，情意是最好的补药。” 妈妈的眼睛又暗了，一撒手往外走，走到屋门口，回头说：“你懂什么！” 砰一声，房门关上了。 脚脖子没退肿，妈妈不许我上学。 躺在床上，我等待那熟悉的木屐声在小巷里再次响起。 可是，我没有等到。 这一天真长啊。我第一次发现一分钟竟也那么漫长。秒针嚓嚓嚓走上老半天才能走一圈。 第二天早晨，东东来了。他等我妈妈上班了才来。东东告诉了我阿芒不来的原因：星期天傍晚，我妈妈到阿芒家去了。阿芒爸爸不在，我妈妈对阿芒说以后不要来叫我玩了，怕影响功课。我妈妈带去了那只盖篮，里头有一沓钱——蛋钱。事后阿芒爸爸哈哈大笑，说：“笑话！笑死人！这种蛋是用钱能买得到的吗？” 我能想象得出阿芒爸爸大笑的模样，那不是表示高兴的笑。 东东临走时拿起我床头桌上的小篾笼子，说：“阿芒让我把笼子收回去。”我扑过去抢住笼子，说：“东东，留下它吧，留下它吧……”我觉得很委屈，喉咙里哽哽的。 东东定定地看了我一会儿，松了手，说：“好吧，我跟阿芒说。” 几天以后，我上学去，阿芒还像从前一样和我好。像约好似的，我们谁也没有提起不愉快的事，就像从来也没发生过。 以后，每天早晨，我还能听到熟悉的木屐声在小巷里响起。但，阿芒再也不进院子来了，清脆的木屐声渐渐近来，又渐渐远去，总是那样从容而自信。这小巷并不是阿芒上学的必经之路，我知道阿芒这样做的用心。 不久，学期结束了，分数单还没发，我家就要搬到县城去了。去城里，妈妈还当服务员，促使她下决心搬家的原因是什么呢？也许，木屐也是原因之一。 搬家那天，爸爸突然被通知出席一个重要会议，没能来，只来了两辆卡车。小巷窄，车子开不进，只能停在巷子口，搬运家具很麻烦。 阿芒爸爸刚巧路过这里，把木匠家什一放，站在巷子口喊：“大家来帮个忙吧！来帮个忙吧！” 不少邻居都来帮忙了，连东东和他妈妈也来了。窄窄的小巷一片忙碌。 一会儿，东西搬完了，房子里空荡荡的，我心里也空荡荡的。我从卡车上拿回一只小凳放到院子的石条凳上，爬上去摘挂在合欢树上的小笼子。 汽车要开了，妈妈跑回来喊：“楠楠，小笼子不带了，走吧。” 我没回头，咬着牙说：“不！我要带着的！” 妈妈被我的坚决劲儿吓了一跳，讪讪地说：“随你，随你。” 粉红的合欢花没有谢，使人想起那些美好的早晨。 临上车时，东东对我说：“楠楠，以后你还来这里吗？” 我点点头。他说：“你来了就住在我家里，好吗？”我又点点头。他像大人似的，伸过一只右手来，我也伸出右手去，握住了。他又用左手捂住了我的手背，我也用左手捂住了他的手背。四只手握在一起，摇啊，摇啊。我们都别过脸去，男子汉流泪是难为情的。这是阿芒爸爸常说的。 阿芒爸爸挤上来，说：“楠楠，搬家也算是喜事的，别气鼓鼓的，嗯。”他拧拧我的脸腮，忽然收了笑，轻轻地说，“阿芒他没来帮忙，因为……不说了，原谅他吧，他就这么个脾气。你以后回镇上来，一定住到我家来，我和阿芒都欢迎你。 上车吧，汽车要开了。”他两手一托，我上了车。这时东东指着说：“看，阿芒在那儿呢！” 阿芒站在斜对面不远的一条巷子口，见我们注意他，一闪身就消失在巷子里了。 汽车开过那条巷子，我也没有看见阿芒。别了，我的小镇；别了，我的朋友们。 后来，爸爸问我：“他们都叫你以后去玩，你怎么就不说请他们来我们家玩呢？” 我哭了，我感到内疚，感到委屈，感到说不出的难过。爸爸听了我的叙述，久久地沉默着。 过了一些日子，爸爸有事到小镇去，回来时给我带来了一件用旧报纸包着的东西。拆开一看，原来就是那双木屐。 我高兴了：“是阿芒叫你带给我的？” 爸爸摇摇头，说：“不，是我向他讨的。”对的，应该是这样的。我真感激爸爸。 木屐底面的每一条防滑槽都加深过，阿芒怕我再摔跤。如今，我的脚已经穿不进这双木屐了，可我还是把它保存着。一看见它，我的耳边就会响起小巷里那清脆悦耳、从容不迫的木屐声：呱嗒、呱嗒、呱嗒…… 有一个小阁楼 我的故乡是水乡小镇。镇上有座三孔洞的石桥。桥堍有爿茶馆，房子很旧了，名号却很雅：桂园。 清清的河水在这儿拐弯，和曲尺形的店房抱成一个不小的院子，讨巧极了。院子是用青砖竖铺的，向阳处有两棵桂花树，背阴的地上染些苔绿，还有一丛天竺。竺字加个“人”字就是“笑”字；种天竺就有了“见人就笑”“笑脸相迎”的美意。坐在桂园里喝茶，耳边有咿呀的橹声，眼前是天竺的笑脸；更有满壶的香茶、满桌的乡音……噢，现在想来，真是风情极致了。但，那时我们是孩子，对坐着喝茶是没有耐心的。桂园对于我们的吸引力是评弹，尤其是不夹弹唱的“大书”——评话。 江南小镇上没有专门的书厅，都是由茶馆兼营的。晚上，能一边喝茶一边听书，被庄稼人看作很大的享受。我祖父是个雷响只当壁蚤跳的半聋子，对听书也极踊跃；听书时半眯着眼，右手罩在右耳朵后，一副入神的样子。我先是为了吃瓜子跟着祖父，后来竟迷上了评弹。有一次听《岳飞传》，听到岳飞在风波亭遥别老母和边关将士时，我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茶馆的朱经理要我祖父送我出去，被服务员三娘挡住了。我从此对三娘的印象极好。 三娘姓冯，四十多岁，高挑的身材。她年轻时爱穿青衣裤，便得了个“一丈青扈三娘”的雅号，称三娘就更简练更亲切。她也乐于应承。我们小孩子就叫她三婶婶。三婶婶年轻守寡，苦撑一爿小茶馆，一定不容易，幸亏不久就解放了。那时的桂园小极了，不过几间屋，近十张桌子而已，是不能兼营评弹的。兼营评弹业务的是镇上另一家较大的雅园茶馆。 有一天，桂园要打烊了，店堂里还坐着个年轻人。这是一个出师不久的评弹艺人，他应雅园老板邀请前来演出，不料那老板半路上又拉到一个较有名气的评弹艺人开了书。青年摔了老板给他的路费，拂袖而走。他囊中空空，没了路费，所以在此发愣。三娘闻听，轻轻嘀咕一句：“势利眼哪。”沉吟一会儿，又问道，“你能说《秦香莲》不？”青年艺人说：“能，还能说《珍珠塔》。”三娘说：“那更好了！你高兴在我茶馆说书吗？”……事情就这么定了。因为店堂太小，三娘借来几盏汽油灯，在店堂后头的院子里办起个露天书场。三娘到一些老茶客那里串联，让他们自带凳子来听书。不少人为支持三娘而来，更多的人是为露天书场的凉快和新奇而来。天气热，不下雨，更靠青年艺人技艺不错，露天书场竟夜夜客满，半月不衰。大人们把吸引别店听客称为“抽签”。 桂园这一签抽得雅园很不好过。 三娘借凳斗雅园的故事我是听了好几遍的。那青年评弹演员后来出了名，有时还来看望三娘，可见故事并非虚构。朱经理并不是那雅园老板，但我总在心里认定是他。 我自小失去双亲，跟着祖父祖母生活。后来祖父去世，家境就很难了。半夜里，祖母那嗡嗡的纺车声，在我听来就是祖母长长的叹息。祖母说：“一个人小时候苦一点好，怕就怕老来苦。”我记住这句话，只是为祖母难过——她是老来苦哇！ 终于，有一天，我也觉得苦了—— 小镇上的书场并不严格，妇女们可以挤在书场门口听一段开篇——她们其实只是来看看女演员的服饰。至于小孩子，只要安分一点，便可挤在大人们中间听“白书”。但，那天，朱经理把我和另一个外号叫皮子的孩子撵了出来。皮子曾经偷过人家晒在外头的衣裳，是个出名的坏孩子。那天听白书的孩子还有好多，为什么单把我和皮子撵出来呢？我觉得受了侮辱，回到家里，蒙在被子里偷偷流泪。纺车嗡嗡地响。祖母没有察觉，问道：“亮囝，今天说到啥一节啦？”我每天都把听到的故事讲给她听，所以她这样问。我在被子里说：“好婆，以后我不去桂园听书了。”嗡嗡的纺车声停了。我赶紧擦干眼泪。被角被掀起了，我看着白发下一对惶然的眼睛，说：“念六年级了，功课多了。” 不能流出来的眼泪是苦的，多苦啊！ 以后几天，我还能继续听《武松》的故事，只是不在桂园听，是在朱家大坟听的。朱家大坟就在镇旁，坟很大，坟包被一道一人高的土墙围护。三棵古老的皂角树织成一个绿森森的“屋顶”。我们孩子放了学常到这附近割草。皮子就在大坟圈里开讲他隔夜听来的“武十回”。皮子的模仿能力极强，不但能有条有理地复述故事，而且能像真正的评弹演员一样起角色、卖关子。马嘶狼嚎，说噱打斗也表演得活灵活现。说到紧张处，他就卖起关子来。待小听众们满足了他吃黄瓜、吃蜜蜂肚皮里的“蜜罐头”之类的要求后，他才往下说。其实，即使不满足他，他也会说下去的。有一次他要三个枸杞李子，孩子们见解决无望悻悻要散时，皮子反急了，说：“算了，算了，明天再补吧！”他不说书喉咙大概要痒呢！ 我关心武松的命运，又不愿意和皮子在一起，装着在附近割草，其实在留心听。 那一天，我正在大坟圈外割草，三娘忽然出现在我身边。她的墨黑的发髻一丝不乱，还斜插着一支有翡翠头的簪子，穿一双白鞋子，掮一把锄头。她一定是上坟回来。她儿子的坟在附近，和我家的坟相邻。每年清明节我跟好婆上坟总能遇上三娘。她在儿子坟前供一条鱼，不哭，默默地坐老半天。那时候，她总把发髻梳得没一丝乱发，穿着干净的白布鞋。我几次问好婆：别人家上供都有几碟菜，为什么三婶婶只供一条鱼？好婆不告诉我，还不许我问。她越这样，我越想问，有问题不能问，憋得人难受。 三娘见我在割草，淡淡一笑，便埋头走过去。走了一段路，她又回来了，说：“亮囝，朱经理撵你的事我知道了。你告诉好婆了吗？”我摇摇头。她蹲下来，摸了摸我的头，说：“懂事的小囝啊，你以后只管来听书，有我在哩。人家孩子能听，你也能听。你好公在世时是我们店的老茶客，心肠极好的。”我听她提好公，鼻子就发酸，说：“不，我不来了，我不受朱经理的气！”三娘轻轻叹口气，沉默了，像在想什么事。 此时大坟圈里传出皮子的说书声，是武松夜走蜈蚣岭那一节。三娘先是一惊，而后走到大坟圈墙边，踮起脚朝里边看。她踮起的脚好久没放下来，被里头的情景吸引住了。从她那里看进去，该是皮子和小听众们的侧面，是不易被发觉的。三娘看了一会儿，回头说：“想不到皮子有这一手，不错哩！亮囝，你怎么不进去听听？他说得很好。”我说：“不，我不听他的！”背起草篓往回走。走了一段路，我回头看看，见三娘还在那儿踮着脚。难道她还稀罕皮子的表演吗？ 几天过去了。一天傍晚，我路过桂园，被三娘叫住了，要我帮她抬一桶水到她房里去。 我们抬着水桶，拐进茶馆旁边的一条小巷，进了一个小门。一进门就是又陡又窄的小楼梯，踩上去吱吱地响。上边是一间小小的房间，很矮，床顶顶着屋顶；有一排嵌着一块块蚌壳片的格子窗。在茶馆店堂里也可以看到这一排格子窗。想不到格子窗里的这个小阁楼就是三娘的房间。 正好是开始说书的时间。一声醒木响，把我吸引住了。三娘从发髻上拔下簪子，在格子窗上拔掉三块豆腐干大的半透明的蚌壳片。这么一来，坐在小阁楼上就像坐在书场里一样了。 三娘插好发簪，摁一摁发髻，说：“你要听就坐着听下去吧，我要下去冲开水了。” 我明白三娘让我帮忙抬水的用意了。 以后我每晚去小阁楼听书，和三娘很熟悉了。有一天，我鼓起勇气问起鱼的事。三娘看看我，摁摁发髻，无声地笑了，笑得很难看。我不知怎的有点紧张，但不后悔，这问题憋得我好久，很难受。 她儿子十四岁时为了救一个摸鱼的小孩而淹死了。那摸鱼的小孩是一个饿急了的小乞丐。小乞丐临走时，在三娘儿子坟头磕头磕出血来，供上他唯一的财产——一条鱼…… 三娘讲完了，讲得很吃力。我说：“唉，多可惜啊！” 三娘抬起眼皮说：“可惜什么呢？” 这还用说吗？我说：“他怎么自己就死了呢？” 三娘说：“还有呢？还可惜什么？”还有什么呢？我说不上来。 三娘松了口气，说：“那时，不少人不单可惜这个，还可惜被救的人是个乞丐。好像可惜我儿子做了亏本生意似的。”这就是供鱼的原因吗？我当时并不很理解，现在也说不明白。我告诉好婆听，好婆怪我提这个。在嗡嗡的纺车声里，我听见好婆叹息了好久好久。 我在小阁楼里听完了“武十回”。最后一晚，书场快散时，楼梯吱吱一阵响，三娘上来了，说：“亮囝，后天开讲《三国》，你还来吗？”我说：“不来了。”她问：“为啥？” “晚上要复习功课，还要帮好婆搓棉条。” 她摁摁发髻，说：“对了！我正想劝你这么做呢。孩子，我让你来这儿听书，不为别的，只为你在我们茶馆伤了心。亮囝，你是个好小囝，好好念书，将来会有出息的。你好婆老了，别让她纺纱纺得太晚……” 书场散了，我该走了。我想起一件事，说：“三婶婶，那几片蚌壳片呢？放在哪里了？我来装到窗上去。” 三娘笑笑，说：“不用装了。对了，亮囝，我还忘了问你一句话：你为啥不愿听皮子说书？” 这话她在朱家大坟问过我，想不到还会问。这不是很简单吗？我说：“皮子是被学校开除的人。” 三娘说：“你不轧坏道，这好。只是，我想，皮子还不能算坏人，对不？他知道别人把他当坏人，他会怎么想呢？” 我没想到这一点，说：“听说他还赌博。” 她说：“我也听说了。好吧，你回去吧。以后他赌博，你就告诉我，好吗？” 走到楼梯口，我站住了，又回过头去。 小阁楼里只有煤油灯，书厅里的汽油灯光透过格子窗，印了满屋子的斜方图案，我想到以后不大会到这里来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 走到楼梯中间，听见三娘说：“当心点，楼梯陡。”我回头朝上看，只见三娘站在楼梯口，一手擎着煤油灯，一手遮着风；一只眼在亮光里微微眯着，另一只眼在阴影里看不清楚。 我后来还常见到三娘，但我这回头一瞥所见的三娘却尤其深刻地印在我的脑子里。我以后想起的三娘总是她这一瞬间的形象。 不久我被保送上了城里的中学，离开了家乡。一年后，我听到家乡一个消息：皮子经三娘介绍，跟一位评弹演员学艺去了。我当时很为三娘担心，怕她的好心没有好结果…… 自从我好婆去世后，家乡就没有我的亲人了。许多许多年后，我才又回到故乡去。 镇上还有个桂园，但已不是先前的那个桂园；房屋已翻建一新。桂园的房屋很漂亮，但它没有了院子，没有了桂花树，没有了笑脸迎人的天竺，尤其没有了我常萦怀的温暖的小阁楼！ 那阁楼的格子窗上为什么缺了三块蚌壳片，只有我和三娘知道。噢，不！说不定后来皮子也利用过那三个小小的方框。以后遇到皮子，我一定问问他。当然，不能再叫他皮子了，他现在是一个很有名的评弹演员了。回想起来，我既然厌恶朱经理们的势利眼，那么我当时对待皮子的态度也同样是不对的。 三娘退休了，被当年露天书场说书的青年评弹演员接去安度晚年了。听说三娘临走时再三叮嘱皮子的妹妹，每年清明节要代她在她儿子坟前供上一条鱼。 三娘永远记着她善良的儿子，永远赞扬儿子舍身救人的行为。可是，善良的三娘，你还记得你曾经在亮囝的心里建造过一个温暖的小阁楼吗？ 河廊下，一条小船 梅塘水流过我们小镇时，因为两岸是整齐的石驳岸，显得格外的明净和温柔；再加镇上人家在水栈上淘米洗菜，有丰富的食物，就把许多的鱼吸引来了。我家就在水边，我常常能趴在窗槛上看到渔夫们捕鱼的场面。最好看的是鱼鹰捕鱼了。 淌淌船是极小巧的，一船一人一桨一篙而已，两舷挑出三四根树枝，每枝上蹲着一只雄赳赳的鱼鹰。鱼鹰又叫老鸦，全身乌黑，比鸭子大；长长的喙，亮晶晶的眼睛，脖子上的宽宽的皮老在一鼓一鼓的。下水前，放鹰人在它们的脖子上加一个箍，使它们咽不下鱼，只好把鱼“上交”到船上来。 放鹰人一手划桨，一手舞篙，七八条淌淌船便活灵灵地围拢来。不知谁极富韵致地朗声喊一句：“喂——喂喂！”其他人便一齐响应，同时按一个节拍踩动舱内的一块板，嘭嘭如鼓。那吆喝粗犷极了，那节拍热烈极了，听了觉得肌肉里充满了鲜辣辣的力量。渔家祖传的这狂热的“交响乐”，能协调动作，能惊懵水下的鱼，更能鼓舞鱼鹰下水捕鱼。果然，鱼鹰下水了，纷纷叼起活跳跳的、泛着白肚子的鱼。有两只鱼鹰合力叼起一条一臂长的白丝鱼，使船上的人益发兴奋起来。那吆喝、那节拍愈加狂热起来：“喂喂喂喂——”“嘭嘭嘭嘭……” 船队里有一个少年，十四五岁的样子，浑身上下黝黑发亮，像涂过一层油，水泼上去只能湿了他白色的裤衩。那身手从容奔放，气度不凡；那喊声虽还稚嫩，却另有一种动人的激情。他，本身就是一只敏健的鱼鹰哪！ 我是认得他的。他叫小三子，常常赤了脚，拎了鱼篓在街巷里啪啪地奔跑，一边喊：“慢市鱼哪！活泼鲜跳的慢市鱼哪！”下午卖东西叫慢市。那时，我们水乡的鱼虾是很充盈的。渔船驶过沿河窗，问一句：“养猫啊？”也不必答，几条一叉长的穿条鱼就抛了进来，在地上啪啪地打挺。 这天傍晚，我家正开了后门吃晚饭，水栈上泊来一条小小乌篷船，一个中年渔民一边上石级，一边朗声说：“和伯公，求你事来了！”和伯公是我祖父，梅塘人都这么称呼他，以表示对一位善良正直的老中医的尊重。 炎炎夏日，这渔家汉子穿得整齐，尤其还难得地穿了一双新鞋，说明他此行的郑重。但他所求的事竟很简单：他儿子要在镇上中学读书，可打鱼人以船为家、以泊为乡，便分出一条船来常泊镇上作为儿子的宿处。他请求让这条乌篷船泊在我家的水栈边。我家临河的后檐飞出去三四尺，能为泊着的船遮蔽一点烈日风霜——有人称这飞檐为河廊。我好公因为人家对他的信任而十分高兴：“二满，放心放心！我给你捎带一只眼睛就是了。”二满向船上喊：“赛龙，快上来谢谢和伯公！”爽爽地随着一声应答，船上噔地跳上来一个虎生生的少年——原来就是小三子！ 我说：“小三子，你读初一吧？那我们是同学了！” 小三子说：“我认得你，你叫周密！” 我又问：“咦，小三子，你怎么不寄宿在学校里？学校收寄宿生的。” 他说：“我不惯。噢，你以后别叫我小三子，我叫丁赛龙。竞赛的赛，蛟龙的龙。”说到“赛”字，他右臂一屈，一握拳，显出一块块结实的肌肉——一副掰手腕的样子。 不知怎的，他站在我前面，我心里就响起那热烈的节拍声：嘭嘭嘭…… 我和丁赛龙成了同班同学。他能轻而易举地拿到各门功课的好成绩，一天到晚精神抖擞的，就怕没事做。 如果赛龙家的船泊在镇上，放了学，他还是拎了鱼篓奔跑着去卖慢市鱼。卖慢市鱼是紧张的，鱼卖不掉，隔一夜即便不臭，鱼鳃也不红了。他喜欢紧张地捕鱼和卖鱼，在同学中讲起这些事，总流露出自豪的神色。 “慢市鱼哪！银鱼炒鸡蛋啰！” “小三子，有点啥鱼啦？”有主顾了。 “大头花鲢，翘嘴黄肠，白丝，还有饱子虾！”说话间，赛龙已从裤腰上拔下短短的秤杆（秤砣在鱼篓里），只见他一钩一勒，随口就喊出鱼钱来。他说他其实不看秤，靠眼光估就是了。 生意做好，赛龙说：“婶婶，以后你叫我赛龙吧，小三子多咧，要缠。比赛的赛，蛟龙的龙。”说到“赛”字，他又屈臂做个掰手腕的样子。 下一次，如果那个婶婶再喊他小三子，他不应，一径就跑过去，宁愿少卖点鱼。他这么认真，这么执拗，居然慢慢就改了大家的口了。 “赛龙，让我看看鱼篓吧。” “来啦！”听听！他答应得多脆崩！ 我劝过他不必这么顶真，人家叫我小密、阿密、密密，我都不在乎的。 他说：“不一样。你不懂！”当时我确实不懂，后来知道了。镇上人总把卖鱼孩子呼作小三子。这不过是一个习惯吧？但赛龙觉得是有一点轻慢的意思在里头。 如果赛龙家的船外出打鱼去了，一放学，赛龙便摇着他的乌篷船张丝网、放麦钓去。我想跟去，他不同意，因为我不会游泳。 有一次，我赖在船上硬要跟去，他把船摇到镇外岳庙湾，冷不丁把我推下河去。我慌了，吃了几口水，眼前白弥弥的，分不清上和下了；忽觉得肚子上有个什么托了一下，人出了水面。耳边有个声音在喊：“睁开眼！向岸边划！”我 拼命划水，终于到了岸边；抹掉脸上的水，一看，赛龙就在我身边。他扮着鬼脸，缩着脖子，抱着头，准备挨打的样子。我光火啦，一拳打在他肩上。他夸张地大叫一声，在水面上滚了几滚，沉下去了；不一会儿又在河心冒出来，站着，哈哈笑个不停，水只到他的肚脐眼。原来这地方浅得很，一伸腿就踩到河底了。 赛龙说，他父亲就这么教他游泳的。剥光衣裳，把人往河心一掷，不到必要时不救。 回家的路上，赛龙说：“如果你爬到岸上哭了，我就不和你交朋友。你不哭，来了一拳。好！是个男人呢。” 我嘻嘻笑：“是个男人，空话！不是女的就是男的嘛。” “不对，刚强的才是男人。” “那女人就不要刚强？” “那，那我管不了。” 我还想和他开玩笑，可见他一副认真的样子，就算了。 赛龙在学校搭伙，就是不在学校住宿。每天晚上，他就钻进泊在我家河廊下的乌篷船里去。 我爸爸说：“赛龙，别住船上了，和小密住一起吧。” 赛龙说：“伯伯，我不惯。” 我妈妈说：“赛龙，我们有空房间，你住下吧，不会收你房钱的。” 赛龙说：“姨姨，我喜欢睡在船上，嗬，晃啊晃啊，像只大摇篮。” 我说：“大摇篮多舒坦，我也住船上吧。”赛龙不接口，看看我好公。 只有我好公不劝赛龙离开小船，说：“人家大人锻炼赛龙哩。你要住船上，可以，也是一个人，敢不敢？” 我不敢。 有时候，半夜的雷声把我惊醒，我就想起了赛龙。我打个手电，开了后门，喊：“赛龙上来吧！上来吧！”赛龙从舱门里探出头来，怪叫一声：“啊呼！落水鬼来啦！”啪，舱门关了，他在里边咯咯笑。 我相信了——他喜欢住在船上。可是，有一次，他到同学们的宿舍去，羡慕地咕哝道：“这里多么热闹啊！”怎么回事？ 原来有一个秘密。我终于看出破绽了。我问他：“赛龙，你的胃病怎么得的？”赛龙脱口说：“吹！我有啥胃病？” 我好公常为赛龙煎药，我问什么药，好公说是治胃病的药。 我说：“赛龙，我们是朋友吧？”他一惊，不说话，看着我的眼睛。 “那你得了什么病？” “你好公告诉你了？” “他说你是胃病。” 赛龙咬了嘴唇，说：“上船来。” 我上了船，赛龙把船摇到岳庙湾，说：“阿密，我告诉你吧。” 原来他有遗尿病。 一切都明白了。就为了这，他只能一个人孤独地住在一只小船上。 为他的信任，我很感动，说：“赛龙，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赛龙说：“那是你的事。” 我从未把这事告诉过任何人。我和好公也从未通过气。 男人，不，一个人说了话是要算数的。 我家有一个小小的天井，小极了，只四尺见方，里边养了一些乌龟。有时，我把乌龟全仰过来，让他们比赛谁先翻过身来。谁得冠军，就奖给一条蚯蚓。有时，我把蚯蚓用线拴了，固定在离地半尺的地方逗引它们。它们够不到，脖子伸得笔直也够不到，就来了配合动作：一只趴着，让另一只爬到背上去，就叼到了。叼到蚯蚓的乌龟赶快躲开去想独吞，于是其他的乌龟就去争夺，龟壳相撞，热闹呢。 梅塘一带乌龟是稀罕物，一时不易弄到。这些乌龟是我好公千方百计托人买来的。买来乌龟不是吃，也不是通阴沟的，更不是供我玩的。我好公是个老中医，他有时开个偏方，要用活龟身上的东西当药引，怕病家一时搞不到，就备着，从来不收钱。出得多进得少，小天井的乌龟就越来越少了。 一个星期日的傍晚，赛龙摇着他的乌篷船回来了，并拎来了十多只乌龟。我好公正高兴，却发觉赛龙的神色很疲倦，心疼死了，说以后决不再收赛龙的乌龟了，可是以后赛龙还照旧送来。 乌龟加深了赛龙和我家的友情。可是，也是因为乌龟…… 有一天，我妈妈背着好公在小天井捉了八只乌龟去送礼，送给一个什么领导。妈妈说了她的难处，我没能拦住她。 她也是为了家。这件事我不能告诉好公，好公最恨这类事了。 如果好公知道了，我们家必会闹个天翻地覆。 吃饭前，好公照例看一看小天井，没看出少了乌龟。妈妈松了一口气，赏了我一个大肉丸子。可我心里不好受，就像欠了两笔债，一笔欠好公的，另一笔是欠赛龙的。 无巧不成书。几天以后，那个领导的孩子去中药店卖龟壳时说出了这件事，被赛龙偶然听到了。 我到水栈上洗碗，赛龙就蹲在船上问我：“阿密，我们是朋友吗？”这话我以前也问过他。我不敢看他，合着眼皮说：“赛龙，是乌龟的事吧？我对不起你。” “这事你好公肯定不知道的，可人家都说和伯公也会用乌龟走后门了。这多冤枉哪！阿密，把这事告诉你好公吧，不能让他……” 我妈妈恰巧也来水栈，一听这话发急了：“赛龙，你这是什么话？” 他们争执起来，后来我妈妈发火了：“小孩子家，别管大人的事！” 赛龙固执得很，要去找我好公去。 我妈妈慌了，忙说：“就算我错了。嘿，谁没有袋底里的事？你遗尿以为我不知道呀？” 这话像一颗手榴弹，轰的一声在我脑子里炸开了。我嘶声大喊：“妈妈，你真糊涂！” 可是，晚了。赛龙呼地站起，紧抿嘴唇，鼻扇在激烈地翕动。突然，他纵身一跃，跳到河心。那小船晃啊，晃啊。 赛龙在很远的水面上冒出来，手臂狠命击起水花，奋力向远处游去。 妈妈愣住了。 赛龙在很远的一个水栈上坐着，冷峻得像一尊石雕。 我知道我马上会委屈得哭出声来，跺着脚拼命忍住眼泪。赛龙说：男孩有泪不轻弹——哪怕在妈妈面前。 我不顾妈妈的阻拦，踢掉鞋，下了水，向赛龙游去。当我游到赛龙身边，回头看时，自己也吃了一惊：我竟能游了这么远！ “赛龙，我妈说看见了你的药方，她，我……”我语无伦次，不知说些什么。 赛龙回过头来，竟对我笑了一下，笑得那么安详：“游回去！别怕，我陪你。”怎么回事？ 我们游回去。妈妈还默默地坐在水栈石上。我们三个相对无语。天快黑了，暮色像是从水里升起来的。 我妈妈说了：“赛龙，原谅我，我也有难处。” 赛龙说：“姨姨，我爸爸常对我说，和伯公是我们梅塘人的宝贝。我今天听人说和伯公用乌龟走后门，我多难过啊。”他说得很轻，却是那样地动人心弦。 这时，我清清瘦瘦、白发苍苍的老祖父出现了，他一只手扶住门框，一只手伸出来，颤颤地说：“赛龙，好小囝！我谢谢你，谢谢你老子！”夜色里，我看见了祖父晶晶的泪。 我妈妈用手捧住脸，在抽泣。 我眼前出现了吃龟肉的人。我并不清楚他是谁，但，不管是谁，我恨他！ 不久，我好公治好了赛龙的病。赛龙住到学校去了。不用说，他是多么高兴。这种病，本不该生在赛龙这样的人身上的。 赛龙的小乌篷船不再泊在我家河廊下了。那船又被改成鱼鹰船，每当围捕时，赛龙就赤裸着饱鼓鼓的身子，驾着它出现在梅塘里。 “喂——喂喂！喂喂喂……” “嘭嘭嘭，嘭嘭嘭……” 这粗犷热烈的节拍，使人的肌肉里生出一种鲜辣辣的力量。但愿这充满男子汉气概的节拍，终生伴着他，伴着我，伴着我们人生的歌！ 古董守望者 那天，西园茶馆来了个拉独弦胡琴的卖艺人。二胡都是双弦的，单弦二胡琴怎么拉呢？ 等我们几个赶到茶馆，演出已经结束，钱也收过了，那盲艺人已把他的胡琴装进了一个长长的灰布袋。稀奇看不成了。 一个白白瘦瘦的中年男人走过来，把一张钞票按在老艺人手里，说：“师傅，为这帮小爷来一段吧。” 此人便是我们小镇的名流郭公树。大家简称他为郭公，听起来挺堂皇挺贵族的。 就来了一段曲子，哀哀的像抽泣。二胡上的曲子大多是忧伤的。 一曲终了，郭公考我们：“这是什么曲子，谁说得出？”我们这帮孩子只是看稀奇，哪儿留心这个，留心了也不懂，都怯怯地摇头，很惭愧。 郭公仰脸大笑，似乎对我们的无知很满意。是的，那笑声里没有嘲讽的意思，是那种很开心的笑。 郭公不让我们走，大概要给我们一个挽回面子的机会，指着他的壶，说：“看看，谁能念得准这壶盖上的诗句。” 是一把放着幽光的紫砂茶壶。壶身上刻了一株兰草，一枚椭圆的图章。那句五个字的诗刻在壶盖上，组成一个字环：可以清心也。都是常用字，不潦草，可我们就是不敢念，怕是有学问人的一个圈套。对我们来说，诗这东西也是一个头疼的东西。 郭公看着我，说：“三官，你得过作文第一名的，你念念。” 我就念：“可以清心也。” 郭公一脸高古：“再看看。”我就伸手想去取壶盖考究。坐在郭公身旁的一个男人忙挡住我的手，说：“小心，郭公的东西都是古董哩。”说得一惊一乍的吓人。 郭公把壶盖取下给我，说：“没事，再看看。” 我念：“以清心也可。” 郭公入了佳境似的眯了眼：“哦？好。再看看，如何？” 我又念：“清心也可以。” 郭公闭目晃头：“不妨再看看。” 我连着来两句：“心也可以清，也可以清心。”原来这五个字是可以随意念起的。怕只有汉字有此妙处了。 郭公又仰脸大笑，笑得高深莫测，叫人一愣一愣的。 我从此留意起这位小镇名流。 我家离茶馆近，我几乎每天去老虎灶灌热水。郭公的一些活动就进入了我的视野。 郭公是西园茶馆的常客。郭公上茶馆自带茶具和茶叶，但茶钱是照出的。他有钱，大方，人缘也不错。他带来的茶壶常常变换，有一点展览的意思，很乐意回答茶友关于茶壶的问题。壶当然多为珍品，不是出自某朝某窑某名匠之手，便是经某大书画家题画过。听的人不敢去摸一摸那壶，怕有个闪失不好交代。 撞上郭公论壶，我就凑近去听。 一日，郭公带了一把没盖的壶来。知道是有故事了。 果然有故事：翁同龢当过光绪皇帝的老师。一次，皇上到常熟老师家里小坐。君臣有兴，摆开了棋局。那象棋子儿是玉的，一种是羊脂白玉，一种是龙眼墨玉。皇上说：“有个输赢方有趣。若我赢了，你书房里那只绿毛龟就归我了。”翁状元笑道：“若是皇上输了，怎么说？”皇帝随身没带什么，随口说：“那华盖留下便了。”华盖就是撑在皇帝头上的那种黄绫大伞。这局棋皇帝输了，便命留下华盖。这杏黄盘龙伞乃皇权象征，谁敢留？可是君无戏言。翁状元到底聪明过人，指着皇帝手里的茶壶说：“这么说，皇上这壶盖就属臣喽？”翁状元是常熟人，这“华盖”和“壶盖”在吴语中是完全同音的。皇上会意，哈哈大笑，真把壶盖给了翁同龢…… 不用说，郭公手里这把壶便是故事里那把壶了。端的是大有来头的皇家珍品呢。 郭公看见了我，说：“三官，你信不信？你若有配得上这壶的盖，我肯出你大价钱。” 我说：“那壶盖可能在常熟城里。” 郭公说：“不错，你要找到，我真肯出一只手。” 我说：“五十元？”郭公大笑。 我说：“五百元？” 郭公笑得仰了脸，笑毕，说：“我出五千元。” 我说：“那你这壶值多少？” 郭公说：“不知道。我只知道这壶上的竹子是郑板桥的。看吧，那竹梢呢，还有这燕子的另一只翅膀呢，都刻在壶盖上了。壶盖盖上去，就全了。” 我想装出一点有学问的样子，说：“郑板桥，就是扬州八怪郑燮？”因为张燮林，我记住了郑板桥的真名。 郭公道：“说得对！当年扬州出了八个书画大家，号称八怪。郑板桥是八个人当中的老大，了不得的大家……” 我提起热水瓶要走。 郭公还想和他的崇拜者多聊聊，说：“三官，你敢坐下来和我杀一盘吗？若我输了，这板桥壶就归你。”这时，他面前桌子上正摆开一盘象棋。他常和人下棋，下棋时一手按壶，一手夹烟，深刻得不得了。到要紧处，忘了香烟，那烟自然成灰，挺着好长一节，不掉。……这种棋手必是“大内高手”，煞是怕人。我摇头。 郭公说：“我让你车马炮三子。”我又摇头，脸颊发烫，赶紧走人。背后传来郭公开心的笑声。 当年，我确是钦佩过郭公的。当时我不知道光绪从未下过江南，不知道扬州八怪并非八人而是十五家。 如今，我还是钦佩郭公编故事的能力。他是编传奇的好手，是有可能修炼成为作家的那种人。 郭公的父亲真的走进过一个传奇。 郭公的父亲是个剃头匠，凭娴熟的手艺，更凭他的古道热肠给小镇人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他有空就保养他的剃刀，实在有点痴情的样子。大家就叫他郭刀。调皮孩子爱连着叫：郭刀，郭刀……听起来像老母鸡报蛋，好玩。郭刀不在乎，笑，或说：“郭刀郭刀要割你的小小鸟。” 当时镇上有一个外来的、姓龚的孤老，八十多了，腿脚不利索了，活得有些难。郭刀心里有这个结，隔些日子就主动上门去为龚老头理发，不收费。对七十以上的老人，他都不认真收费，说：“别过意不去，我也会老的，一世待人即待己。”后来龚老头半瘫了，郭刀看不过那份凄苦，差不多天天去热汤热水地照料，还施展他的捏脊捶背的手艺。以前的剃头匠大多会一点按摩。龚老头感激在心头，临死送郭刀两件东西：一把紫砂壶，一本手绘的画册《恭王府壶谱》。龚老头说这壶有来头，可能值点钱，壶谱里画着这把壶呢。 郭刀翻翻画册，里头果然画着这把壶。当时也没太在意，想：总是一把泥制的茶壶，还能值多少钱呢？把画册往抽斗里一塞，给蟑螂当乐园。捧了那壶上西园茶馆，不再带回来，就寄在茶馆里，不是每天要去那儿喝茶么？ 过了好多年，那壶才被行家见了眼。 竟是一把世所罕见的明代供春壶！郭刀得了一大笔财。外人不知确数，传说是买方拿出了和茶壶等重的金子。 不久，郭刀得病去世。有人说，三两黄金四两福，郭刀壮年亡故是压不住这横财之气。 郭公树当时三十多岁，也是个剃头匠。父亲一死，他再不肯碰剃刀。他自己理发就去县城最大的理发店叫人服侍着。上午皮包水（喝茶），下午水包皮（孵澡堂），成为郭公的主要生活内容。隔一些日子，他就去宜兴丁山转转。自宋代起，丁山便是紫砂陶的主要产地。那把供春壶彻底地改变了郭公对世界的看法。 一日，我父亲应邀去郭家出诊，我便跟了去。那个石库门里的郭家于少年的我有一种神秘感。 郭家的每一间屋子都是潮兮兮的，窗户很小，装得很高。郭公坐在客厅里，面对着一盘象棋残局。他白眼泡肿着。 他得了一种肾病，情况不大好。我父亲再三劝他去县城医院住院治疗。郭公不肯，说家里走不开。 我觉着奇怪：他一天到晚悠闲着，怎么说走不开呢？ 他得守着他的古董。他花了多年时间，觅到了二十七把紫砂壶。这么着，凡《恭王府壶谱》上有的，他全有了。从此，他再不离家外宿。这古董的事是他儿子郭守义嘴里漏出来的。 郭公坚持留我们父子吃饭。菜蔬很精致，酒是状元红。 郭公因病不能喝酒，菜也是另外做的，忌盐。忌盐的菜想必很难下口，他吃菜就像吃药一样苦恼。 席间，郭公讲了几个茶壶的传奇，都是和皇帝有关的。其中一个和唐明皇有关，说：杨贵妃爱喝马蹄爽（荸荠汁），唐明皇就下旨命宜兴的制壶名匠时大彬特造一对荸荠状的紫砂壶。紫砂壶的本色、形状和荸荠相近，又是出自名匠之手，那壶当然非常地精妙了。唐明皇赏时大彬一升珍珠，同时下诏再不准造第三把荸荠壶，违者定杀无赦。其实，时大彬一手就做了八把，壶上各刻一字，取的《千字文》开头两句——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进贡的是“天”和“地”，剩下的六把壶流散在民间，成为世之珍品。 现在想来，这个故事漏洞百出。宜兴紫砂器创烧于宋代，时大彬为宜兴“三大名匠”之一，更是明代之人，均无法与唐玄宗发生干系。 这些故事把当时的我镇住了。我一个劲地求郭公再讲一个，再讲一个。 郭公被我的热烈反响感动，仰脸笑得开心，当即拿出了那把荸荠壶。那壶郑重其事地用红缎子拥在一个锦匣内，上头刻着一个“宙”字。这可是了不得的宝贝呢！ 在接待我们父子的全过程中，郭公差不多一直捧着一把空壶在不停地摩挲。这是干什么？我一问，郭公又仰脸大笑了。他说这叫养壶。上品的紫砂壶都得长期“养”着。所谓养壶即是用手不停地摩挲。这么养几十天，壶才能“熟”，隔些日子不用，还得复养。养熟的壶有特别的、耐人寻味的光泽，捧着凉滑如绸，光泽如玉，特别地滋润，方有紫砂上品的妙处。他养着的是一把提梁壶。当然也是珍品。 饭后小坐，郭公又邀我下棋，说可以让我一车一马。我总是不敢临阵，想：这么高古的人下起棋来一定厉害得不得了。 我在县城读的中学，从此离开了小镇。一晃，三十年过去了。 再次走进郭家石库门时，我已人到中年。我是带着儿子同往的，还有博物馆的一位专门研究陶瓷的老专家。知道我在文化局供职，郭公曾来过几封信求我带一位专家到他家鉴定几把壶。 三十年来，郭家门庭灰暗。老人的儿子郭守义死于二十年前一次谋财害命的凶案。最近，他游手好闲、坏水十足的孙子又因吸毒进了班房。 郭家依然潮兮兮的。郭公依然坐在那把椅子上，面前依然摆着一个象棋残局，手里依然“养”着一把茶壶。他很老了，老得像一张弄湿的黄表纸。 老人说他想卖掉一把茶壶，为的是去把狱中的孙子“打点”出来。他说所以请专家来是求专家为二十七把茶壶按身价排出一个座次来，以帮助他下决心卖哪一把。他当然是只肯卖掉第二十七号的。 老人把我们领到一个房间。 二十七件古董早已兵马俑似的布排在八仙桌上了。桌上铺着一块潮兮兮的紫色毛毯。屋子里有一种令人不愉快的衰老气味。这就是古董的气息吗？ 我说：“郭公，我听说当年红卫兵来抄家时，你是把二十七件‘封资修’自觉当众砸碎了的，怎么今天又一件不缺地摆在这儿啦？” 郭公仰脸大笑。他的嘴里黑洞洞的已没了一颗牙。 他说他当时砸的全是代用品。这不奇怪，为了传家宝，他毕竟是费尽心力的。 陶瓷专家一一考究过，沉吟有顷，动问那本《恭王府壶谱》。 郭公说那册子当着红卫兵的面烧了。反正那册子上的茶壶他都有了。 老专家叹一声，问厕所在哪里。我领老专家到后院上厕所。 老专家说：“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肯定，这二十七件东西不但全是假的，而且全是成批制造的劣品。那本《恭王府壶谱》如果出自儒亲王之手的话，倒是算得上一件文物的。儒亲王——爱新觉罗·溥儒是清末的大画家。” 我惊住了。 老专家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千万别向老人说穿这件事，他会承受不了的。” 老专家是仁慈的。 这时，我十二岁的儿子正在和郭公下棋。我儿子比当年的我有勇气得多。郭公一邀，他就应战，而且不要对方让一个子。 那棋局出人意料：郭公一方颓势已成，宫廷告急。我儿子狂呢，故意放过老将，驱子杀生，一心要把对方杀个光头。 看郭公下几步棋，竟都是臭棋瞎子。我想：这是老了的缘故吧？ 郭公输得极惨，几乎被剃了光头。 仁慈的陶瓷专家打圆场：“郭公，你这个金刚一不留神叫小鬼绊倒啦！” 郭公仰脸大笑，笑得干瘪。 大概我儿子不服气“一不留神”之说，叫嚷着再来一盘。金刚不干了，却把泡着茶的那壶放到我儿子面前，说：“来，念念，能念出这句诗吗？”那壶盖上环刻着一句：可以清心也。 三十年前，他也考过我这个。一种沉重的悲哀一下子弄湿了我的情绪。是的，我是为郭公的人生而悲哀。 其实，郭家不是没有传家宝——那就是郭公父亲的那份精湛的手艺和那份感人的古道热肠。 老人送我们出门，手里依旧在摩挲着一把壶。 读者朋友，你认为我该不该把老专家的鉴定告诉郭公的孙子呢？ 绿 墙 他比我大一岁，我却叫他大弟弟，因为小镇上的人都叫他大弟弟。 她姓曾，不是我舅妈，我却叫她曾舅妈，因为小镇上的人都叫她曾舅妈。 一天，大弟弟拉着我叩响了曾舅妈家的大门。 院子里有一条狗在响应我们，是那种表示警告的低吠。 曾舅妈喝了一声，狗就停了吠。门开了，曾舅妈略有惊诧：“啊，是你们啊，快进来，快进来。” 大弟弟深吸一口气，嘴唇动了动又抿紧了，用肘捅捅我，要我说。 我说：“曾舅妈，我们想把马戏场弄成篮球场。” 一个没有马的马戏团曾在一块荒场上演过一次，大家就把荒场叫做马戏场了。后来，那儿搭过堆化肥的临时棚子，再后来又成了一片废墟。这片废墟就在曾舅妈家旁边，曾舅妈在那儿种了些南瓜。 曾舅妈很快明白了我们的意思，往废墟那儿看看，说：“嘿，南瓜蔓开花啦。” 我佯装没听懂，对大弟弟说：“这狗真好玩。”又逗狗，“小黑，小黑……” 大弟弟蹲下去，想摸摸黑狗的头。 黑狗是条半大狗，不放心让陌生人亲近，避到一旁，不高兴地哼哼，尾巴却一甩一甩地表示欢迎。 曾舅妈说：“大弟弟，你属狗吧？我记得你和我们小侄子是同年生的。他在县城，也是喜欢打球的。” 我赶紧顺杆爬：“大弟弟，曾舅妈同意啦！” 曾舅妈说：“咦，谁说同意啦？”大弟弟的脸一下就红了。 我“油”道：“你不是说你家小侄子也打球吗？” 曾舅妈嗔怪道：“三官你真是油嘴。对你，我不同意，可我答应大弟弟了。” 大弟弟就是这么一个人：有时候一句话也不用说，就把事办成了。 气死人。 大弟弟就带领我们开始艰苦卓绝的球场开拓工程。 先得拔去曾舅妈的南瓜蔓。瓜蔓龙似的蜿蜒，正开花。 花是金子般的辉煌。雌花的花蒂是核桃大或是拳头大的小南瓜，绿绿的，茸茸的，愣头愣脑的，有一种“不懂事的可爱”。 我们当刽子手的时候，大弟弟在曾舅妈家围墙根垦出一带畦地，栽了一行丝瓜秧。 我对曾舅妈说：“曾舅妈，我们用丝瓜赔你的南瓜了。” 曾舅妈说：“这是大弟弟的主意。大弟弟，对吧？”大弟弟无声一笑。 从第二天开始，未来的篮球队员相继溜号。大热天的，这活太苦了。最后溜号的是我，那是第五天，我推说妈妈一定让我去外婆家探病。我走时，未来的球场仍然是圆明园的样子。 十天后我回到小镇时，“圆明园”不见了，一片平坦的黄泥场地像朴素的地毯似的铺在那儿。 断砖碎瓦被敲细，夯实成为场基。“铁屑黄泥”从另外的地方运来，掺入些石灰粉，夯实成为场面。为了那些石灰粉，大弟弟去中药店帮了一整天忙，把药店库房里那些贮药的缸甏里的半风化的石灰倒出来，换进石灰块。石灰粉扬起来沾在大弟弟汗湿的皮肤上，使他成了一个“白俄罗斯”…… 这些是曾舅妈告诉我的。 我们面对这片几乎是一个人开辟出来的球场，个个都惭愧得要命。 我去大弟弟家时，大弟弟正在从事另一种艰苦卓绝的劳作。大弟弟的父亲是个被人尊称为“大虞师”的木匠。他希望大弟弟初中毕业之后就开始继承他为之自豪的手艺。事实上，大弟弟在课余、在假日早已是父亲的学徒了。 一截近两丈长的树被一个三脚架像大炮一样架起来，一把好大的锯子很深地推进到了树的中部。站在树身上拉锯的是光着膀子的大弟弟，汗湿的黝黑的身体仿佛抹了一遍橄榄油。躺在树身下拉锯的是大虞师的一个徒弟。粉红色的锯末一扬一扬地洒落在小伙子赤裸的胸脯上，健壮的胸脯在有力地起伏着。 锯停了。大弟弟从“炮管”上跳下来，说：“三官，去看球场了吧？” 我说：“瞧，我们可以打球了。”我把新买的一个橡胶篮球派司给大弟弟。 大弟弟单手接球，一拧，把旋转的球海狮般顶在一根手指上；想起什么，又把球派司给我：“还没有球架呢。” 我说：“你不是木匠吗？”我的脚边有不少木材。 大弟弟说：“这里的木材都是人家拿来加工的。”那时，木材是一种很紧张的物资。 虽然没有球架，我们的球队还是训练起来了，当然只能练练运球，派司什么的，时间一长就没劲，就坐在场边商量队名和球架等等的事。 丝瓜秧长得很快，瓜蔓已开始爬墙了。那叶片绿得很有精神，轮廓线曲折得很漂亮。 大弟弟说：“就把这种叶片印在球衣上，好不好？” 大家反对：难道叫丝瓜队？笑死人。 我说：“这叶片很像枫叶，不如叫枫叶队。” 最后定名为“青枫”。队长是不必讨论的，当然是大弟弟。 球架的问题使我们很头疼。走投无路时，竟有人提出去荒坟掘没主的棺材板。这主意听听就叫人恶心。 队员们几乎都挨过曾舅妈的骂（骂我们把开辟球场的苦活全扔给了大弟弟一个人），所以都挺珍惜这片球场的。每天练过球，就用大木槌修整场地。雨后地湿就尽量不用场地，怕“三七灰土”还没有完全板结。球场愈见平实，运起球来“铮铮”的，挺得劲儿。 一上球场，平时榆树段般的大弟弟就变了个人似的活跃，大呼小叫，“澎湃”得不得了。在一篇作文里，我心血来潮用了“澎湃”这个词来形容我们球队的队长，结果受到语文老师的称赞。 一天早晨，大弟弟拎着一把锯子来找我，说：“三官，知道吧？大冯伯伯自杀了。” 这事我知道。大冯伯伯患了绝症，太痛苦，就在镇头一棵苦楝树上上吊自尽了。 大弟弟说：“你说，大冯伯伯喜欢看球不？”那老人倒是常来看我们玩球的，不过，那可能是他养病养得太寂寞的缘故，怕是说不上喜欢不喜欢的。大弟弟追问：“他是喜欢看篮球的，对吧？”我点点头，就算他喜欢吧。 大弟弟说：“我们的球架有了。”这两件事这么连着说是为了什么呢？ 大弟弟扯了我就走，一径到了那棵前几天吊死人的苦楝树那儿。原来他要把这棵树锯下来做篮球架。 刚吊死过人的树总是很晦气的，触一下都心虚。 大弟弟拍拍树干鼓励我：“没啥，大冯伯伯是喜欢看球的。”我们就明目张胆地锯树。 我们有球架了！边线，底线，中线，三秒区都用石灰线画出来，篮筐上也挂上了我们自编的网。如果球架上了油漆，这个球场可能就合格了。 玩球的热情被极大地刺激起来。 队长大弟弟自然兼我们的教练。他把训练抓得挺认真，不断这样那样地示范，别这样别那样地纠正我们。然而，我们确实只是在玩球而不是在练球。我们中其实没有一个真正懂得篮球技术，当然就更谈不上篮球艺术了。 丁冲就在这当儿出现了。他就是曾舅妈的小侄子。 一天傍晚，我们老远就看见一个高挑的少年在我们的球场上活跃。白色的短裤，白色的球鞋，白色的短袜。红色的背心，正面有“体校红队”四个白字，背面是一个大大的、白色的“7”。他瘦，却精神，眼白很白，嘴唇很红，头发很黑。 见我们走近，丁冲招呼一声，就把球派司给了我，说：“嘿，你是大弟弟吧？”看来曾舅妈已经把我们介绍给他了。球是皮革制的，手感就是不一样，拿在手里觉得是个有灵性的活物。 我猜出他是谁，把球派司给大弟弟，说：“他才是我们的头儿呢。”除了我穿着汗背心，我们这一群男孩子一色地赤着上身。 丁冲俯视一下大弟弟：“是他？”神情有点儿惊讶。大弟弟比我和丁冲都矮半个头。 大弟弟把球掷在地上，让球蹦到丁冲面前，对我们说：“分两组。” 我们是六个人，就分成两组打半场。丁冲只好退到场外坐在草地上看我们混战。 我把一个哨子抛给丁冲，说：“你当裁判好吗？” 丁冲把哨子抛还给我，说：“别开玩笑了，这算打球吗？你们是黑狗白狗抢骨头。” 大弟弟捡球回来，问我：“他对你说啥了？” 我说：“他想上场。就让他上吧，我下。”我让丁冲上场是要看看这个口出狂言的家伙有多大能耐。要知道，大弟弟的球是玩得很圆的。 丁冲一上场就把球玩“花”了。他运球，球就像养乖的小狗似的跟着他；他投篮，一举手一个“嚓”；他切进，就如入无人之境。他盯上了大弟弟——大弟弟派司，他一伸手就捞了去；大弟弟上篮，他不是“封甏”就是“摘帽”；玩得大弟弟走投无路，暗无天日。这家伙是在玩弄大弟弟，而且玩得不得不使人服气。 大弟弟也服了，让大家停下，说：“你教教我们吧。” 丁冲捏捏大弟弟的肩头，一笑，说：“你怎么不学举重？” 我见不得这家伙的狂傲，说：“他学过拳击。” 大弟弟说：“别听他的，我知道你是曾舅妈的亲戚，是体校的。你肯教教我们吗？” 丁冲挺坏地一笑：“谁摸得到球筐，我就教他。” 大弟弟说：“是体校的规矩？” 丁冲说：“是我的规矩。” 大弟弟想一想，说：“那好，你说话算数就好。这儿就我一个摸不到筐。” 我正想说逐客的话，大弟弟轻轻对我说：“看他有多少能耐。”大弟弟退到场外，朝我挤挤眼。 我说：“教练，你叫什么？” …… 练了一会儿，丁冲心有不忍，说：“大弟弟，你也来吧。” 大弟弟说：“说话算数，我就这么着。” 说实话，这一天我们才知道打篮球是怎么回事。 大弟弟每天坐在场外草地上看我们练球。他似小和尚般地盘腿打坐，那一面墙就成了他的背景。 那些青青翠翠的丝瓜蔓眼见着就把那面墙爬满了，成了一面绿墙。 十八天之后，丁冲回城去了。 大弟弟一上球场就让我们大吃了一惊——他忽然就把球玩“花”了。看他的一招一式，活脱脱是丁冲第二。说他是“丁冲第二”不仅是那些招式路数，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东西—— 那节奏感，那种韵味。 这十八天对我们都很重要。我们觉得我们真正进入了“篮球天地”。这片天地布满了迷人的景致。 绿墙不久就开花了，开得欢天喜地。丝瓜的花是那种灿烂的柠檬色。 那些日子，我们很兴奋，很快活。 青枫篮球队第一次有了队服。每人买一件白背心，正面印“青枫”两个字，是青色的，还有一片挺秀气的枫叶；反面印号码：2，4，6，8，10……不印单数是虚张声势，造成队员众多的样子。2号是大弟弟，他是我们的队长兼教练，又是中锋。 若非“重要比赛”，大弟弟不穿背心，就光着上身上阵，裁判就称呼他“白板”。大弟弟不穿背心只是为了省着点儿。他从小没有母亲，父亲是个酒葫芦，把挣来的大部分钱都买酒喝了，有时还用布票、粮票什么的去换酒喝。 一年之后，我们青枫篮球队已经小有名气。小镇掀起了篮球热，一有球赛，球场四周就挤满了看客。不可思议的是曾舅妈也成了球迷，有球赛，她就搬只小竹椅坐着观战。那黑狗总坐在她身旁，头转来转去地跟着篮球，俨然一球迷狗。 观众席背靠着那面绿墙。翠绿的叶，浅黄的花是年年相似的。 小镇的第一号球星当然是大弟弟。这位白板中锋一年之中长高了10公分。拉锯使他的肌肉比我们同龄人发达得多。他的身材挺拔而壮实。大弟弟的足弓很“深”，弹跳力特强。大弟弟的手臂自然下垂时几乎能触及膝盖。 作为篮球天才，大弟弟还有他的绝招。切入禁区时，他能以空中转身躲避对手。起跳和收腹的微妙配合似乎延长了他在空中停留的时间。对于防卫者来说，这个延长的时间很要命——当他们跃起封顶时，大弟弟还把球藏在腹部呢；当他们被地球扯下时，大弟弟就把球端进了那个得分的铁圈。这一双手投球、擦板进篮的动作确是个“端”的动作。大弟弟把这一招自名为“海底捞月”，可球迷们坚持用通俗的称谓：端马桶。 倒霉的事情发生在和县少年业余体校红队比赛的那一天。大家都很看重这场比赛。丁冲是这场球赛的发起人，当然也来了。县体校的几个老师也来了。丁冲在这些老师面前喋喋不休地吹捧青枫队，尤其是天才的白板中锋大弟弟。 球赛定在下午三点开始。时近中秋，多云，二级风，天是很蓝，云是很白。怎么看，这天也是孕育喜事的日子。 一切都是因为那桶鬼开水。 两点半，我和大弟弟抬着一个茶桶去附近的农机厂食堂打开水。这桶水是为球队和球迷们准备的。 大弟弟现在已比我的个子高，扛东西自然是走在我后头的，就是说是我领的路。我引导着大弟弟走进大食堂的后堂——从那儿穿过去到开水房可以少走好多路。事后，我非常懊悔走了这条捷径。 你能设想一大堆热腾腾的肉包子对于六十年代某个漫长的秋日下午两点半的十六岁的男孩子意味着什么吗？ 食堂后堂里正有着这么一大堆香气冲天、巨大无比的肉包子！更要命的是屋子里没有第三个人。 走过这个包子世界时，我的左手摆脱了我的控制，我的口张开了，一种松软而实韧、温热而鲜美的东西就蹿进了我的喉咙。我觉得耳朵背后那地方突发一阵愉快的酥麻。我听见我的胃欢呼了一声……然后，我听见了门扇开启的声音和脚步声。我看看我空了的左手，耸耸肩，掩饰性地叫一声：“啊呀，好香哇！”这当儿，我的右肩感受到了扁担传递给我的一种奇怪的战栗。 进来的是食堂会计老炳。 老炳看看我身后的大弟弟，又看看我，说：“三官，你裤子里有几个？”他脸上布满了诡谲。 我抹了一下油嘟嘟的嘴唇，很油地说：“我有两个，你有两个，男人都有两个。” 老炳仰脸大笑，笑得油嘟嘟的。 开水房里没有人。 大弟弟从他的裤子里掏出三个失了原形的热包子。他穿的是灯笼裤，裤腰和裤管都有橡皮筋扎着，包子是很容易投进去不容易掉出来的。 我们一不留心就吃掉了这三个漏油的包子。 烫伤大弟弟左腿的主要是包子里头的油。他的左腿上明显地出现两道垂直的红色，从短裤结束的地方一直垂到脚踝，上头排列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水疱。他咬着嘴唇，锁着眉头，淌着汗。伤痕是在腿的内侧，这比伤在外侧要痛得厉害。 我说：“听说抹些酱油会好些。” 他说：“今天我不能上场打球了。”球场上观者如堵。曾舅妈和她的黑狗当然是不会缺席的。 大弟弟推说崴了脚，不上场，在场边坐着。 那黑狗嗅到了肉包子的香味，鼻子一抽一抽地再也坐不住，颠颠地跑到大弟弟身边死皮赖脸地嗅那条喷香的灯笼裤。 大弟弟忙转移到球场对面去。他一直在淌汗，淌得一脸的沮丧。 球赛开始了。 场上缺了大弟弟，青枫队像丢了魂，成了一支不经打的杂牌军。体校红队可不是吃素的，铺天盖地地发起攻击。嚓—— 2分！嚓——2分！ 比分越拉越开：40∶20……50∶30……60∶34……70∶34…… 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客队打着顺风球，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小镇的球迷们很丧气。 观众中忽有人喊：“青枫白板，上啊！” 有人翻译：“大弟弟，上啊！” 许多人响应，把大弟弟的名字喊得震天价响。大弟弟请求换人。我被调下场来。 大弟弟扯掉灯笼裤冲进了球场。那一刻，除了球赛，他把什么都忘记了。 他一上场就接到了同伴一个妙传，运球，晃过对方后卫，三步闯入禁区，“端马桶”——嚓，2分！ 掌声和欢呼声骤起。 大弟弟夺得篮板球，派司，穿插，接球，远投——球在球筐上滚了半圈又“溢”了出来，太可惜了！ 对方夺得篮板球，反击成功——2分！有人喊：“大弟弟，端马桶！端马桶！” 大弟弟鼓起腮帮向人群吹了一口气。“端马桶”这三个字毕竟太俗气了。 大弟弟的绝招屡试不爽。青枫队的得分直追体校红队。馋嘴黑狗一直心不在焉，到底打熬不住，寻个空当横穿球场，叼起大弟弟脱在那儿的灯笼裤就往人腿缝里钻，引起一阵骚乱。我急忙追上去夺裤子，扑几下没得手。黑狗叼着裤子返身逃进球场，引起球场上一阵混乱。 黑狗这奇怪举止提醒了观众席里的阿炳会计，他就把大弟弟腿上的伤痕和肉包子联系了起来。他或许并无恶意，只是忍不住把他的有趣发现说了出来。 于是，我听见越来越多的观众在指着大弟弟说：“黑狗叼裤子……大弟弟……肉包子……偷，偷，偷……” 我觉得脚下的草地变得很软，很泥泞。 大弟弟也意识到了反常的情况——人们的目光都在追捕他左腿上的伤痕。有三个可怕的字轰轰隆隆地灌进他的耳朵：偷包子，偷包子，偷包子…… 大弟弟在球场上僵立着，脸色惨白，目光呆滞，呼吸急促……他一定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一定希望脚下突然裂开一道缝来好跳下去藏起来。 非凡的曾舅妈就在这时站到了她的椅子上，挥着手，大声喊着什么。当时太嘈杂，我只听见几个断续的字：“……算啥……小孩子……包子，是为了喂黑狗……” 如果一个男孩子为一条狗而去冒险弄几个包子，大人们笑一笑就会忘记的。 果然，曾舅妈轻易就平息了啰唣。 大家都松了口气——原来如此，哈哈哈！ 如果我处在大弟弟的境地，我会乘着曾舅妈的势冲着人群扮一个鬼脸。我相信这事就会过去了。 大弟弟不会这么做。他双手掩面，疯了似的冲出球场，冲出人群，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 我赶紧追赶。我想他会跑回家去的，就径直跑到他家，可他没有回家。当我在镇外鹅湖边找到他时，他已经游得精疲力竭，像死了似的躺在了那儿。他的左腿上没有了水疱，只有一片血糊。 我坐在他身旁说了好多好多话，一直说到太阳西坠。 他终于慢慢平静下来，坐起来，轻轻地说：“我再也不在镇上打球了。” 青枫队先后有三名队员被选进县体校。我是其中一名。那几位体校老师当然明白大弟弟比我们三个都优秀得多，可他们最终没能得到这个篮球天才。 之后，我成为省青年队队员，转战全省全国。两年之后，我才回到小镇。 那时大弟弟早已初中毕业，当了木匠。 我在木工棚里找到了大弟弟。他正在拉大锯。这一次是他在下边拉锯——他躺在地上，那些粉色的木屑一飘一飘地洒落在他赤裸的胸脯上。 他从木屑中站起来——他更高更结实了。这是一副多么理想的篮球运动员的体格啊！ 他不愿说起篮球。他再也不说一个球字。这样，我们之间的话题就不多了。 辞别大弟弟之后，我不知怎么就走到球场来了。 球场上有几只觅食的鸡。事实上，这儿已经难以称作球场了，只是一片坑坑洼洼的空地。一个球架不见了，另一个球架垂着头。这个垂头的球架使我想起那个自杀的大冯伯伯。 曾舅妈家围墙上依旧爬满了丝瓜藤。一些丝瓜被小心地系着布带子，布带子下系着或大或小的砖块。我知道这办法能使丝瓜长得直，长得长。 鬼谷野梵花 离我们村近一里的地方有一个小山谷，大家叫它鬼谷。它其实是平平常常的一个山的褶皱。谷地有一个山洞，两丈多深就到底了，只是先后两次有人在这里头自杀（一次是本地一对男女，另一次是外地来的一个男人），这洞就有了一种不祥、一种险恶。这种不祥和险恶弥漫开来，就使这平常的山谷变得恐怖莫测了。 鬼谷四周是黑森森的灌木丛，唯谷里不长树。有一脉极细的泉水，悄无声息地把谷里的草滋润得油绿肥嫩，是一个放羊的好地方。 我那时只八九岁，很害怕这个潮湿的山谷——这全是由于迷信的老人们的渲染。 不过，若有“压邪的”太阳当顶照着，若有几个小伙伴结伙，我还是敢于到鬼谷去的。去那里割羊草是顶理想的，而且那儿还有一种特别的花——野梵花。说这种花特别，一是因为它没有叶，从山泥里兀地蹿出一支笔直的绿里泛红的茎来，到一尺来高时，顶端就开出一朵饭碗大的肉红色的花朵。花的形状如删减过的蟹爪菊。人闻不出这花的味，但蟑螂和苍蝇必定嗅得出它的奇味——橱角、灶头插几枝，蟑螂和苍蝇就避之不及了，所以也有人称这花为“蟑螂花”或“苍蝇花”的。这是野梵花的又一个特别之处。 我们孩子喜欢这种花倒不是因为以上说的两点，单是因为它的茎好玩。这茎一尺多长，脆得很，一折就啪啪地断了，使人获得一种快感；而包裹着茎的皮却韧，还牢牢地维系着整体。这样，我们不但能把茎造成“三节棍”“九节鞭”，还可以连缀起几枝，造成一串串的“佛珠”或“项链”来挂在脖子里，凉凉的，可舒服呢！ 有一天早上，我要去镇上看杂技，父亲说：“好吧，不过你先把山羊拴到鬼谷去，那儿的草好。你从镇上回来时把羊牵回来。我马上要去窑厂。” 为了杂技，我答应了，牵着我家的山羊向鬼谷去。走到半路，忽然从鬼谷那儿传来了一种哭一样的鸟叫。是个阴天，又奇怪地没一丝儿风，那鸟叫在这寂静的天地间就愈显得险恶。这时，山羊挺直前腿不肯走了，是因为恋着一丛好草，不过我当时是以为山羊预感到了什么凶兆。 我再不敢到鬼谷去，就把羊拴在林子里了。 傍晚，我从镇上回家，一脑子的杂技，早把牵羊的事忘了。父亲的脸不好看，说：“羊呢？” 我吐吐舌头就朝外奔。父亲厉声叫住我，说：“你把羊拴在树林里，羊一走动，羊绳缠绕在树上，差点被勒死，幸亏我看见了。现在羊在鬼谷里。” 我吃了一惊。当此暮色渐起之时，我怎么敢到鬼谷去呢？父亲的脸变得铁青：“快去！还磨蹭啥？”我五岁的小妹可怜巴巴地向父亲求情：“爸爸，你陪哥哥去吧。”父亲是下决心惩罚我了，斥责道：“别插嘴！” 我一咬牙就向鬼谷走。小妹在我背后带着哭声喊：“哥哥，鬼迷你，你就撒泡尿……” 赌着气，我一口气就跑进了鬼谷。 这时候，暮色已经稠起来，灌木丛变得铁似的黑，老是不怀好意地伸出带刺的枝条来拉扯我的衣衫。 鬼谷在我面前了。它整个儿是神秘莫测的墨绿色，给人一种说不出来的压迫感，叫人不由得会生出一种被迫的期待，期待着产生什么祸事。 我听到了山羊的嘶声叫喊，好像在喊：“来——快来——”循着声音，我看到了山羊，白晃晃地站在那个山洞口！那个可怕的山洞！ 关于这个山洞的种种凶险的传闻一齐涌到我的脑际，使我惊恐万端，无论如何再不敢靠近一步。这时，山羊呼喊得愈加凄厉，还惊惶地来回奔突，像有什么东西在追逐它。我头皮发麻，手指发硬，再坚持不了，回身就逃。 父亲喊着我的名字出现在我面前。他两手叉腰，挺起胸脯，高大、壮实，在灌木丛间，像一座山！我跑上去，抱住了他的腰。 父亲忽然变得温和了，摸着我的头，说：“阿芒，看见什么啦？”真的，我看到什么鬼怪了吗？没有！ 父亲笑起来，拍拍我的腮：“好了，爸爸在这儿，你总敢去牵羊了吧？” 听到这话，我赶紧从父亲的怀里挣脱出来，头也不回地往家里奔。回到家，看见妈妈，就再也憋不住满腹的委屈，号啕大哭起来。多么狼狈啊！ 等父亲回来，妈妈就怪他太狠心。而爸爸说这样锻炼锻炼一个男孩子是必要的。两人争吵一通，也没个结果。 这件事过去了几个月，父亲离家外出搞运输去了。一天傍晚，我一进家门，就听小妹在抽泣，很伤心，不肯吃晚饭。原来是被小伙伴抢走了她自己做的野梵花茎“金项链”。 小妹本来体弱，这么一折腾，到半夜竟发起烧来；一忽儿昏睡，一忽儿醒来哭叫要“金项链”。妈妈抱着小妹劝慰：“乖哪，乖哪，妈妈打电话给爸爸了，爸爸就回来给小妹采野梵花去哪……” 我明白，这是哄小妹。爸爸不会回来。 在那一段时日，一想起爸爸，在我眼前出现的总是那天叉着腰、挺着胸、高大壮实、像山一样的那个形象。在妈妈无可奈何的劝慰声里，在小妹哀哀的哭声里，我忽然想到：爸爸不在家，这个家里就只有我是个男人了！蓦地，在我的心灵深处，涌出了一股陌生而又神奇的力量，而且很快如火一般灼灼地燃遍了全身。这是一种使人激动不已的庄严的责任感！ 我居然很轻易地就决定了，马上去鬼谷采野梵花！半夜去鬼谷，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啊！ 我起了床，穿好衣裳，临出门时又镇静地想了想还该做些什么准备。这一想，我就想到了要带一个手电和一个棒槌。 恰好是月半，月亮朗朗地照着大地，走路根本用不到打手电。一种莫名的兴奋激励着我，我几乎不去听任何声音，眼睛也只盯着脚前的路。 钻出灌木丛，鬼谷就伏在我面前了。先是觉得很静，静得使人胸口发堵。一会儿，却又听见了许许多多“藏着的”声音。簌簌簌——是草叶在风中摇曳吧？唧唧唧——是泉水在石隙间流淌吗？还有一种发自大地深处的若有若无的声息——是蚯蚓在翻身吗？ 月光下的鬼谷，是蒙蒙的，是阴阴的，一切都似浸在灰色的溶液里，正在颤颤地溶解…… 我学着父亲的样子，两手叉腰，挺起胸脯，大声地咳了一声，然后埋下头去只顾找寻野梵花——只生长在鬼谷的花。草摇曳着，捉摸不定，又凝了露，凉得出奇……我想用手电，然而捏痛了手指，电筒还是不亮。我彻底忘了：装电池时为了减少走电，两节电池是对放着的。至于那个棒槌，至今我也弄不清是在什么时候丢掉的。 我紧张地在草丛间摸索，耳朵里涌满了自己大声的喘息声，到后来索性就在草丛里爬起来。我到底找到野梵花了！一枚，两枚，三枚，四枚，够了！ 当我从草丛间直立起身子时，忽然发觉自己站在那个死过几次人的可怕的山洞口了！黑森森的山洞就像独眼鬼的巨大的眼睛！ 我双手捧着野梵花，轰隆一声推开家门，浑身泥污，额发滴水，挺着胸脯站在母亲和小妹面前，哽咽着大声喊道：“小妹，野梵花！” 妈妈愣了一会儿，猛地扑过来搂住了我，颤着嘴唇说：“孩子！我的孩子！你哪里去了？你怎么哭了？你……” 我这时才感觉到两眼发胀，确是噙着两眶冰凉的泪水的。 我会毕生记着这件事的。那一天，我第一次挺起了男子汉的胸膛。 白皮箱 姨婆婆来了信，说要从香港回来探亲。姨婆婆就是我好婆的亲妹妹。她上一次探亲时我只三岁，当然没给我留下丁点儿印象。 去小火车站接姨婆婆的路上，我已在心里描绘她的形象：团团脸，淡眉毛……总之是和死去的好婆差不多的一个慈祥的老人。 火车进站了。火车上出来一些人，又进去一些人。 我妈妈突然兴奋地大叫了一声：“亲姨！”便向一群人冲去。爸爸急忙也跟了上去。我人矮，待人群散开时，才看见了被爸爸妈妈左右扶持着的姨婆婆。我怔住了。这位老人除了高高的身材之外，再没一点儿和好婆相像的地方。特别是那眉毛，多黑啊，多细啊！ 妈妈大声呼唤我：“小凤，快叫亲姨婆啊。” 我机械地叫了一声“亲姨婆”，心里在拗嘴：“不，不亲。”妈妈拉过我去代替她的位置，自己提起了姨婆婆的一只蛮大的白皮箱。这是姨婆婆唯一的行李。 姨婆婆摩挲我的头发，端详了我一会儿，忽然别过脸去，哆嗦着掏出一块手帕擦着眼睛。我偷眼一瞥，见她的眼眶是红的。她一定想起了我好婆。 一路上，她很少说话，这一点也不像好婆。好婆喜欢絮絮叨叨地说，大概把想到的话都说出来了。小孩子不怕会说话的大人，对不大讲话的大人总有点不放心。 对于十多年回来一次的长辈，我父母简直不知怎样来表达他们的孝敬了。妈妈一早起来就拎只大篮子上街买菜，还打发爸爸专程到城里山景园菜馆去买叫花鸡。当年叫花子偷了鸡没锅灶，就用荷叶包了鸡，外边涂上黄泥在火上烤，后来就发展成为这儿的一道名菜了。因为包着泥，爸爸蹬三十分钟自行车回到家，敲开泥壳，里头的鸡还香气直蹿呢！ 姨婆婆怪小辈们把她当客，反而见外了。她喜欢吃的倒是家种的青菜、毛豆什么的，连连称道：“这青菜还是有气的！这毛豆还有血哩！” 这话倒奇，青菜怎会呼吸、毛豆怎么有血呢？可我听得懂这些话，以前好婆老是这么形容的。 那天是星期天，吃罢饭，姨婆婆问我：“小凤，会摸田螺吗？”我说：“田螺很少的，不如摸螺蛳。”老人兴奋起来，撸着衣袖说：“好呀，我们摸螺蛳去！”提个篮子要走，又说，“小凤，你也拿只篮子，我们比比谁摸得多。我的手脚爽，小时候比赛挑野菜，你好婆是老输家……” 我说：“不对，好婆讲过的，小时候你们挑野菜，拔茅针，她稳赢。” 她认真想了想，说：“不，我常常赢她的。” “不……” “不……” 这么争下去还有个完吗？争着争着，我们两个都笑了起来。 到了河边，我们就紧张地比赛摸螺蛳。我们使用的是最原始的办法，蹲在河边，伸手去驳岸石上摸。秋凉了，螺蛳并不多，长青苔的地方才有几颗，也许那儿暖和些。这样摸一会儿，我们各人都有一大捧，够吃了。我到底比她摸得多些。 我俩的螺蛳并在一块了，我俩并排坐在河岸上。 秋天下午的阳光像金子一样灿烂，暖暖地照着缓缓流淌的梅塘水，暖暖地照着我们一老一少。 有一只棕色的小甲虫冒冒失失地爬到河边的草叶上。叶片折垂，小甲虫就掉到河里去了；漂在水面上，惊慌地舞着它所有的腿。我顺手折了一支狗尾巴草，把小甲虫救上来，让它在我的手心里爬。姨婆婆的手靠上来，小甲虫就爬到了她的手上。她不断地变换手的形状，使小甲虫怎么也爬不到头。小甲虫忽然从硬翅下展开它的白纱翼来，无声地飞走了。 姨婆婆高兴了：“飞了！飞了！”眼光随着甲虫落到梅塘对岸的乌绒树丛间。乌绒树正开最后一轮花呢，是粉色的。 姨婆婆眯了眼，犹如一尊塑像；好一会儿才像醒来似的轻轻地说：“嗬，我像回到几十年前去了。” 她兴致勃勃地讲起她和好婆小时候的事情来了，一件一件，没完没了，就像我们脚边绵绵不断的梅塘水。这些往事中有许多是我从好婆那儿听到过的，姨婆婆讲得有出入，我就急忙纠正她。 “不对，不对，好婆讲过的，那时候一碗绉纱馄饨只要八百元，那时的八百元就是现在的八分……” “不对，不对，好婆讲过的……” 我纠正她，她就笑着认了，再不和我争了。 她摸着我的头发说：“小凤，你总帮着你好婆哩。我姐姐真福气哇！” 捉来的螺蛳最好在清水里养几天再吃，可姨婆婆坚持晚饭就吃，而且要在饭镬里炖的。 酱油、黄酒、老姜、嫩姜……红炖的螺蛳有一种独特的香味和鲜味。 姨婆婆说：“大家来尝尝吧，这是天生的砂锅炖肉！” 我闻一闻，说：“只有大化学家才能配出这种香味来哩！” 姨婆婆说：“这味道配不出的。天底下有一些东西是没法用人工造的。冬天，被子在太阳下一晒，被窝里就有一种香味。能人工配吗？不能，那是太阳的香味。还譬如酸菜炒黄芽菜……” 从捉螺蛳开始，我就发现原来姨婆婆也是很会说话的，还会像好婆那样地打比方。我好婆有时为了说服你，就一连打好几个类似的比方，一直比得人发烦。 红炖螺蛳很鲜美，就是吸不出肉来。这是因为炖得过火的缘故，只能找针来挑着吃。我要去找针，姨婆婆却说：“别，别。”走到院子里从皂角树上扳下几枚刺来，说，“用这个挑最好了，天然的！” 在我的眼睛里，姨婆婆的浓眉毛似乎在渐渐淡去；在我的记忆里，好婆的淡眉毛又似乎在慢慢地变浓。真奇怪。 早晨，我喜欢帮姨婆婆梳头发。我过去常帮好婆梳头，盘发髻。 我盘的发髻不高不低、不紧不松，盘好了用面镜子侧着让姨婆婆欣赏我的手艺，又嗡嗡地哼好婆教我的那首古老的儿歌：“盘香乌龙头，发根清清哪……”姨婆婆竟能用纯正的方言接着和我一起哼下去：“红头绳儿艳艳呢，白银簪子斜斜呢……” 好婆教过我“卷脸”，我就给姨婆婆卷。和她各搬一只竹椅子，在太阳下相对坐了，扯一根白丝线，一头咬在嘴里，一头缠在右手小手指上，左手指这样那样打一个“结儿”；头一侧一晃，小手指一牵一扯，那白丝线的“结儿”就在姨婆婆的脸颊上、额头上、耳根边摩挲绞织，痒痒地就把汗毛卷下来了。 姨婆婆也为我梳头。木梳齿儿在头发里梳，你很自然就会眯起眼睛来，觉得脑子眩眩的，像吃了太多的甜酒酿。姨婆婆让竹椅子的吱吱声伴着，顺口就哼起一首一首的儿歌来：“康令……康令马来哉，隔壁大姐转来哉，买点啥个呀？常州木梳只只弯，还有常熟水磨筷……” 恍惚间，我把坐在身后的老人当成好婆了，脱口说：“头路挑斜了，好婆……” 一天，妈妈闩了房门，怪神秘地轻声问我：“小凤，你和姨婆婆住在一个房间里，注意过她白皮箱里有些什么吗？” 我根本没有在意那只皮箱，一时也不明白妈妈的用意。妈妈给我挂上一根玩具项链，说：“姨婆婆问起项链，你就说这不过是假的，不过是你喜欢挂项链。小凤，你留意一下白皮箱，晓得啦？” 我到底明白了妈妈的意思，但决不会戴这根别有用心的假项链的！我捉来一只“叫哥哥”（即蝈蝈），装在一只馒头篾笼里。姨婆婆喜欢得很，从白皮箱里找出一根红头绳来，把笼子挂到房间里。 “叫哥哥”是碧绿的，篾肉笼子是淡黄的，绒线是鲜红的，好看得很。“叫哥哥”时不时舞着纤秀的触须，唱起轻声的歌来，好听得很。呀，这里集中了代表秋天色彩的声音！ 它是一个浓缩的秋天呢！ 姨婆婆宝贝这秋天的精灵，说好好地养了，要带到香港去的。她今天放进几粒新鲜毛豆，明天换上一角白嫩的菱肉，珍爱得什么似的。 那天，姨婆婆把“叫哥哥”笼拎到窗口，兜着阳光痴痴地端详，问我：“小凤，你看，这‘叫哥哥’多可爱！你说说看，它像什么？” 我脱口就说：“像翡翠！” 姨婆婆说：“不错，像翡翠。蹩脚的翡翠还不如它晶莹呢。”说着，她打开那只白皮箱，找出一副有两滴翡翠坠子的耳环来，说，“小凤，这耳环你喜欢吗？是姨婆婆送给你的。” 这不过是一个巧合，可当时我却像被黄蜂蜇了一下，耳朵里“嘣”的一声响；我又像个被抓获的小偷，心怦怦地跳，脸辣辣地烫。我捂住两只耳朵跑出门去，一边说：“不，不要！我不要！” 我是和姨婆婆睡在一个房间里的。 晚上，她床头的那只白皮箱使我浑身不自在，好像是一张带着讥笑的惨白的脸。 我说：“姨婆婆，把灯熄了吧。” 灯熄了，白箱子看不见了，可那只“叫哥哥”又叫了。“唧唧……”它好像也是在耻笑我！ 这时候姨婆婆照例又讲起她的故事来了：“有一次啊……”她的故事都是这么开头的。 这天，姨婆婆讲了一个她自己悲伤的故事。她很年轻就守了寡，苦守她的独生儿子小根过日子。一天，小根去放牛，牛在上陡坡时滑脚跌了一跤，把小根压死了…… 这个故事以前好婆讲过几次。她讲一次，我就陪着流一次泪。好婆总念叨：“要是小根不死，妹妹就不会离家远去了。”姨婆婆用的是很轻缓很平静的语调，像是在讲一个别人的故事，也不流泪，讲完了，隔了老一会儿，才深深叹了一口气。 我忍不住抽泣起来。姨婆婆反而来劝我：“别哭了，小凤，那是很久远的事了。再说，谁说我没子孙了？你父母，还有你，不是像亲子亲孙一样地对待我的吗？” 我哭得更伤心。真委屈了老人家了！又是早晨。我又给姨婆婆梳头发。 姨婆婆说：“小凤，唱呀，怎不唱盘香头啦？”我就唱，唱一句，干巴巴的，音又不准，急忙住嘴。姨婆婆倒接着唱了：“……红头绳儿艳艳呢，白银簪子斜斜呢……”又问，“小凤，怎么不唱呢？”我干咳一声，说：“姨婆婆，我喉咙痛。” 梳好头发，姨婆婆就走去打开了她的白皮箱，埋头在箱子里翻寻，说：“小凤，你眼睛尖，过来帮我找，姨婆婆带了治喉咙痛的吹药，你过来啊，怎么不过来？” 我觉得有点儿恶心。我想哭。我想马上找到妈妈，向她大声呼喊几句呀！ 感谢风筝 班主任尤老师决定星期六下午组织我们去琴山脚下放风筝。我请求班长丽丽到我家里来叫我，免得我在父母面前多费唇舌。 我来城里上学快半年了，还从未到琴山玩过。琴山在西郊外七里处，并不远，坐在三楼的教室里就可以看见琴山葱茏的山头。听说琴山很好玩，那里的水晶杨梅很出名，野板栗有天然的桂花香。当然还有许多美丽的传说。我的同桌周密有一块赭石，就是在琴山的破龙涧里捡的。相传曾有两条龙在那儿恶斗，斗败的龙破山而逃，那龙尾划出一涧就得了“破龙涧”的名，那涧里的赭石就是龙血凝成的，是上好的天然颜料，永不褪色的呢。 我总想去琴山，可总去不成——好像缺少什么资格。我在乡下读书时，成绩算得上上等，转学到城里，就被比下去了。爸爸妈妈抱怨乡下学校，抱怨我。他们一到星期天就牢牢盯住我，还有“责任制”，爸爸负责数学，妈妈负责语文，每人抽出半天时间给我加码。两个半天等于一个整天，星期天完了……算了，不说了，说起来大人总是对的，总是为了孩子好。我相信是这样的。 我家住四楼，从那儿看琴山很清楚，我打算聚钱买一架望远镜，要五倍以上的。不过，那破龙涧是看不到的，它在山的那边。 好了，明天我就去那儿了！ 我从一只旧篮子上拆下了一根竹环，用这竹环劈成篾，扎了一只风筝。明天去放风筝！ 我会扎蝴蝶鹞、蜻蜓鹞、金鱼鹞，可今天只能扎最简单的瓦片鹞了。因为篾不够。篮子上只有这竹环是篾青的，其他的都是失去了弹性的篾黄。 风筝糊好了，不过是圆溜溜的一片。也不像瓦片，那叫什么？对了，就叫飞碟鹞吧。 晚上，我做了一个赭石色的梦。 排队上车，一路上由班长丽丽领大家唱歌。 排队下车，然后由尤老师给我们分组。五个人一组，合放一只风筝。规定了活动范围，特别不能越过和山平行的公路。尤老师就坐在公路边一棵悬铃木下。听说去年春游时，别班有一个同学在琴山上跌伤了腿，从此尤老师就把琴山视为危险地带。看来我白高兴了，今天还是到不了琴山，去不成破龙涧。唉！ 每组发一只风筝，都很精致，是向文化馆借来的展品：鹰鹞、蝶鹞、鸽鹞、金鱼鹞、蜈蚣鹞。分给我们小组的是只鹰鹞。 鹰鹞很轻松地起飞了，好像已经迫不及待了。半空里有了一种嘎嘎的声响，那是从鹰嘴衔的两爿薄篾发出来的。 其他四只风筝也顺利地飞起来了。若说时令，放风筝的季节早过了。“一月金鹞，二月银鹞，三月乌龟放刁鹞”，到了农历三月，麦子拔了节，踩不得了，谁放风筝谁是小乌龟。眼下已是初夏，麦子一尺多高了。好在这里是一片草地。 五个人放一只风筝，起码有三个人闲着。幸亏我早有准备。周密举着我的飞碟鹞，我扯着鹞线，呼喊着，奔跑着。 周密适时松了手，飞碟鹞斜斜地向上一耸，起飞了；突然又像中了子弹，“啪”地掉下来了。同学们都笑起来。几个男同学跑过来帮忙，又试放几次，都失败了。又跑过来一些同学，大家七嘴八舌出主意，宁静的草坪一下子热闹起来。尤老师不在她的哨位上。她上哪里去了？ 我们给飞碟鹞系了一根草绳“尾巴”。这么一来，风筝老实了些，蛮吃力地飞上去了，可仍一扭一摆地叫人担心。 同学来问我：“泰龙，这叫什么鹞？”“飞碟鹞。”“不对，不过是小乌龟。”一个爱唱歌的女同学说：“像五线谱上的音符，就叫音符鹞。”你一言，我一语，大家都笑了。 飞上天空的风筝再不是纸糊的篾架子了，它们是有生命的哩！手里的鹞线轻轻地震颤——那是它们活力的搏动，那是它们传递给你的欢乐。这才是放风筝的妙处呢。 我仰躺在草地上。这样看天空，天空格外高远：晶晶的蓝，绵绵的白，要把人融化了去。身下的草地好像也在波动着。 好久没这么看天空了，这会儿像蜕了一层皮，浑身筋骨很“饿”——想跑，想跳，想打滚，想和大力士摔跤。脑子也很“饿”——想做个什么难题，六十秒智力竞赛。思想就像我牵着的飞碟鹞，在无垠的天地间遨游——不，风筝有尾巴，我可不要尾巴…… 想起去年春天，我还在小山村里，扎了只别出心裁的鹞子——正方形，四边有红色的纸流苏，每个角上系一条黄缎带，我扎之前就定了名的，叫飞毯鹞，就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里的那种飞毯……脚步声——有人在向我走来。 我闭上眼。我不希望这时候有人来打扰我。 “李泰龙，地上有潮气，昨晚下过雨。” 是尤老师。我当然立刻爬起来。 “这只风筝是哪里来的？” “我自己扎的……” “分组活动，不要单独活动。还有，请你收起这只风筝吧。” 我回过身，纳闷儿地看着尤老师：为什么？ 尤老师抬头看看风筝，犹豫了一下，说：“去玩老鹰鹞吧。” 我鼓起勇气说：“老师，我觉得玩别人扎的风筝，没意思。” 尤老师蹙了一下眉，说：“你这只风筝就有意思吗？收起来吧。”说完，她回身走了。 真没劲！我绕了几箍线，抬头找我的飞碟鹞。它好像很懊丧，扭动着，挣扎着。 我鼓起腮，向空中吹了一口气，一扬手把绕鹞线的半只筷子向天空掷去，然后向后一倒，又仰躺在草地上。 飞碟鹞愣了一下，似乎有点不相信，试着扭了几扭，兴奋起来，划了一个潇洒的弧，又稳住了，然后以一种波浪状的斜线向琴山飞去。拖着的那半只筷子在阳光里闪了一下，迅速消隐在空中。 哦，原来它也想去琴山！去吧，那是一座琴一样美的山。意外发生了。飞碟鹞拖着的线缠住了鹰鹞的线。那放任的一冲很有力量，鹰鹞断线了，毫不犹豫地向琴山扑去…… 同学们惊叫起来：“逃鹞啦！”“啊！啊——” 尤老师猛地回过身来，马上明白了，蹙一下眉，说：“唉，你知道吗，这风筝是要还的！”我眼前忽地一亮：“老师，我去追！我追过风筝！” 班长丽丽也急得涨红了脸，说：“尤老师，我们去追！” 尤老师是最信任稳重的丽丽的，说：“好，你负责，要注意几点，第一……第二……第三……” 我都没听清。 临走时，我不知怎么的，竟向尤老师认认真真地行了个队礼。 我看了一眼双双逃去的风筝，心里说：感谢你们，风筝。我三步两蹿越过公路，上了一条灌木相夹的小路。丽丽、周密他们很快就被我甩在身后了。 小路折了几折，突然被一条河截断了。河对岸没了灌木，是一片开满野花的草地，草地那边已是山脚，苍翠的松林像绿色的波浪一直涌到山顶去。 鹰鹞和飞碟鹞悠悠地飘在山坡的上空。河不深，可不窄，怎么过呢？ 灌木丛簌簌在响，原来河边有一头水牛在吃草，一个十岁左右的胖男孩骑在牛背上，手遮斜阳，眯眼在看天空里的鹞。他没看我，说：“看见了吗？多漂亮的鹞！一只老鹰，一只小蝌蚪。” 小蝌蚪？妙！这名字好！蝌蚪长大了，尾巴就掉了。 “那是我扎的。”我说，我指的是小蝌蚪。 胖男孩立刻为我着急起来：“快追呀！” “附近有桥吗？” “桥还远，来不及。”想一想，睫毛一翘，又说，“我用牛驮你过河，你敢不敢？” “敢！”这种事我干过。 胖男孩吆牛下水。水牛不大愿意，也许水还不太暖和。我说：“别让水牛伤风了。”胖男孩蛮有把握地说：“牛不会伤风，因为它不会塞鼻子，因为鼻子里穿着绳，因为……” 我突然想起牛黄解毒丸。有次我感冒，吃了这种药丸，就好了。 牛下了水，水面上浮起一个牛头和脸盆大一块背脊。胖男孩蹭掉了鞋子，跳到浮出的牛背上，向我一招手：“上！”到对岸了。穿着湿鞋子踩在草地上。几只蚱蜢飞起来，嗒嗒地响。 这时，丽丽、周密他们赶到河边了。 丽丽大声喊着：“泰龙，快回来吧！尤老师说过一不要过河，二不要上山，三……” 我装作没听清，飞过五颜六色的野花，扑进了松林。我在追赶风筝，也在逃避什么。 感谢风筝，我终于来到琴山了！ 继续飞吧！风筝。尤老师他们都看着你。快飞到山顶去吧，那边有条破龙涧，涧里有天然的赭石。 风筝晃荡起来，越来越厉害，到底笔直地坠落下来了；落在橘红色的石坡上。 啊，在山路尽头，两峰之间弥漫着烟雾的地方，有一道灿烂的虹！虹在山峰的脸上，像一抹微笑的眉。我还第一次这么贴近地看见虹，近看比远看多了一种亲切，少了一些神秘。我用几块石子压住了风筝，飞快地向山顶冲去。 我跑上山顶了，可虹已经狡黠地退到了对面的山崖上。隔在两崖之间的就是破龙涧吗？琴山的另一边原来是一个湖，白蒙蒙的水汽是从湖面上升腾起来的。 转过一个大弯时，我吓了一大跳，“啊——”呆住了。前方，巨大的虹从云层里伸出一只脚来，踏在山路上，划出一个巨大的弧，另一只脚垂下去，落到白茫茫的湖面上。我的心怦怦地跳。我小心翼翼地屏息着向它靠拢。 这一次虹没有后退。赤橙黄绿青蓝紫，颜色是透明的，却切断了一切：树、草、石……虹那边的物体都在这颜色里溶解般地战栗。 啊！啊！啊！这真是难逢的奇景！ 我想起了同学们，想起了尤老师。我回过身，向着山下飘动风筝的那个方向用力呼喊：“快来啊！快来看虹啊——” 没有回音。他们听不见。我有些难过。 我慢慢举起双手，伸进虹去。立刻，似有一双透明的手握住了我的手！ 这是谁的手？是大自然的手吗？我感觉到了它的抚摩。我感动了，泪水涌满了我的眼眶。 书香门第 那家中药店在一条老街的深处。从外面看，巍巍的料是三层楼，进门才知道是两层。店堂端的高敞，光线却柔和，因为临街没有花哨的橱窗，只有一个用三条花岗条石构成的石库门。门楣上三个端庄的颜体字：澍德堂。字是石青，左下角灿然一方朱红印章，是古篆，识不出是什么字。 一进店堂，猛地发现门外的世界原来太喧嚣。店堂里弥漫着一种香味，沁人心脾，如一掬名泉的水。让人觉得自己化作了一张宣纸，一下子就被这“泉水”晕晕地洇透了。 迎面是深棕色的柜台。柜台上有几盆状似兰草的植物，给店堂添了翠翠的生气。那是备用的一种药，名谓鲜石斛，常列入利肝明目的方剂。柜上有一大一小两个“舂筒”，黄铜铸成，茶杯那么大小，厚重，有盖，盖上有孔，孔里插一根铜杵。有些药要临时砸碎或脱壳的，就放进舂筒去“舂”。 柜台后面是一壁格斗橱。那么多的格斗竟无一标记、铭牌。只备一截三级的矮梯子帮助人够到举手不及的格斗。橱顶上坐一排青花瓷坛，居高临下，庄严得要命。 几个店员在撮药，都拥有一种和乐亲仁的怡然神情。其中一个最年长的尤其引人注目，瘦，清癯得感人，简直有仙风道骨。看一眼药方，眉头稍动，好像已会意医生的意图，就用小手指去拉格斗，就计较地用厘戥称药，然后把药匀在铺开的三张包药纸上。药在纸上不混放，一味味排开，包药之前还要用手指点着一一和药方复核…… 这时有人动用舂筒，铜杵起落，一片响亮，使人悚然一惊，精神为之一振。猛抬头，又见一幅松鹤中堂画，配联云：花发东垣开仲景，水流河间接丹溪。 仲景，张仲景，丹溪，朱丹溪，都是古时名医，都有高尚的医德。 仿佛听得松涛鹤唳，无端记起一首古诗：“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心绪由此变得出奇的宁静，对这个古风皇皇的药店生出一种信赖，一种神秘。 我爷爷说：“如果可能，当让病人自己来点药。”细细一想，爷爷的这一句话当是对药店的最高褒扬了。 爷爷喜欢常熟城，因为常熟有这个古风犹存的中药店。 爷爷常带我去澍德堂，不是去撮药，只是去那儿默默地坐坐。 我爷爷是一个退了休的著名中医。可他喜欢澍德堂又不仅仅因为他是个中医。 我想我描述了澍德堂之后就不必再介绍我爷爷的品性了。 这个杂货店真杂透了。 红塔山，绿牡丹，虾米扁尖大头菜，月季卫生纸，威化巧克力，麦氏三合一，零拷绍兴酒，雷达杀虫剂，滴水瓷观音，石膏维纳斯……日常东西，南北土产，生老病死，古今中外，天上人间无不涉及。一台录音机一天工作六小时，轮番轰炸张学友、邓丽君、徐玉兰、王文娟，还有那个齐什么的哭喊《北方的狼》。那首歌苍凉野性，听得人尾骨那儿一麻一麻的，叫人担心会长出尾巴来。 这是我妈妈经营的小杂货铺。 我妈出身农家，上过几年小学。若干年前我爸光荣插队在我妈那个村庄，就此千里姻缘一线牵。对那个村庄，我并不熟悉，因为我一断奶就离开那儿生活在爷爷奶奶身边了。 吃饭是家人聚集的时候。奶奶不在了，爸爸常常不在家，饭桌上就只有三个人：爷爷，妈妈，我。 妈妈一拿起筷子就有几个习惯动作：先将筷子在桌子上一拄，再用左手捋一把筷头。含着饭讲话，呛得咳，咳也不及时转过身去。有时还用一只筷子剔牙。我受不了的就是这个，就说：“哎呀，妈——” 爷爷向我递个眼色，意思是：你又来啦。妈妈并没觉察：“啥？”我赌气：“啥？没啥！” 事后，爷爷怪我：“孩子家，怎么这样和长辈说话？这里不好说文明不文明的，不过是个习惯。一个人从小养成的生活习惯是难改的。各个家庭有各个家庭的习惯。” 爷爷说得非常柔和，非常自然，绝不是虚情假意，他确实从不要求他的媳妇迁就这个书香之家。 杂货店是去年把我家沿街的围墙拆了盖的。妈妈请爷爷起个名号。 爷爷沉吟一会儿，说：“你自己有什么想法？” 妈妈说：“想到两个，一个叫便利，一个叫顺风。” 我立即反对：“俗不可耐！” 妈妈不懂“俗不可耐”是什么意思：“你说啥？” 爷爷笑呵呵地说：“两个名都不错，所以我想在两个名中各取一个字，就叫‘顺便’，怎么样？” 这么一拆装，不算太妙，却通俗，不庸俗，而且实在，这么个没个性的小店确实不会有人特地寻上门来的。 不料，却时时有人老远地寻到“顺便”来，当然不是来买东西的。来人每在小店门口迷惘困惑，反复核对门牌号后问：“请问曾老先生住这儿吧？” 我妈忙说：“是的。不过他老人家年岁大了，是不轻易会客的，有事由我转告好了。我是他儿媳。” 来人说是远道来求医的，不好转告，还求一见。 到最后，我妈会给来人一个机会，上午来的就约下午，下午来的就约次日上午。叮嘱一句：“老先生是不会收诊金的。不收钱。” 我后来慢慢品出了这叮嘱是不无微妙的。求诊人几乎都在此后带来了各种的“谢意”，大多是好烟名酒。 妈妈表现出为难：“哎哟，你这么拎进去……我公公他老先生会……哎哟……” 听懂的人就请妈妈转交。没听懂的人拎进去，后来又原样拎出来让妈妈转交。我爷爷是不肯收人“谢意”的。我妈是不会把收礼的事告诉爷爷的。 茅台，西凤，五粮液；白健，摩尔，万宝路……这些名牌烟酒就这样灿烂地出现在顺便杂货店简陋的柜台内，使人瞠目。 “顺便”的名气渐渐响起来。遇上家里到了贵客，不少人就远远地赶到“顺便”来采办。这儿的名牌货品种多，价格公道，没有“大兴”货。 妈妈说：“看病收费，天经地义，请一工木匠也要二十五元哩！” 退休医生为人治病适当收取酬劳也是可以的，当然，我更敬佩不收费的医生，例如我爷爷。我厌恶我妈的是背着爷爷的鬼头鬼脑的举止。那些不明真相的病家必定会在心里暗暗咒骂我爷爷：这老头，收就收呗，何必这么假正经！ 面对爷爷书房里的那副对联，我常会生出愧疚和惶恐——我是我妈妈的帮凶吗？对联是爷爷手书的：“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妈妈的所为是对爷爷和我们这个书香门第的一种报复。 我在内心不断积累着对妈妈的愤懑。我想我的这种不断积累的愤懑总有一天会爆发。 一天早晨，小店里来了一个肿眼泡的中年妇女。她是来投医的，向我妈妈打听爷爷。 妈目光散漫地说：“你家老刘没来？” 那人一怔，仔细打量，认出我妈，脸刷地红了；干咽两口，退出店去，在门槛上绊了一下。她慌乱什么呢？ 不一会儿，那妇人又回来了。这一次由她的丈夫陪着。 那男人是个白了了的瘦子。 男人叫得出我妈的名字，一进门就谦和地打招呼，打招呼之后又想说什么，嗫嚅着只说了“那时候”三个字，就支吾着没词了。 妈妈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口气说：“是孙英要找我家老先生看病吧？进去好了，我公公在里头。没什么，他老人家是绝不会计较以前的事的。进去吧，请。” 那对夫妻进去了，穿过院子，走进我爷爷住的小楼。 爷爷、妈妈与这对夫妻之间一定发生过一些故事。看这两人对我妈万分抱歉的样子，我猜出了点什么。“文化大革命”那个年代，我爷爷曾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 妈妈不肯说什么，神秘兮兮地说：“小孩子家，别问这些事。”神气得不得了。 好一会儿，两个人出来了。那女的是如释重负的样子。那老刘的神情很难形容，太阳穴那儿暴出蚯蚓似的几条棱。他把一沓钞票塞在我妈手里，说：“曾先生不肯收，可我们真的太过意不去，求你帮个忙代他老先生收下吧，不然我们下次就不好意思再来麻烦了。” 妈妈说：“不，我们曾家算个书香门第，老人家不收，我们小辈哪敢收的？老刘，没啥，要来你尽管来。钱嘛，你拿回去，否则，他老人家会发脾气。”妈妈的声音不高，却坚决得不得了。她的眼睛里放射出一种难以描写的光彩。只有心胸坦荡、精神优越的人才有这种光彩。 妈妈并不是我想象得那么简单。这一次，她毫不犹豫地维护了爷爷的清名。对了，还有那个含意不明的“书香门第”。 妈妈只上过几年小学，从她口中听到“书香门第”这个词总有一点儿不自在。 我家靠近体育场。如果有什么体育赛事，我家小店的生意自然会激增。 得知次日要举行全市甲级篮球赛的决赛消息，我妈兴奋起来，急慌慌地要我陪她去果品交易市场进货。她是从不许我介入小店事务的，这一次却破了例。到了果品交易市场，我才明白妈妈破例的缘由：那儿的货主大多来自山东、苏北，妈妈带我去是让我当她的翻译。她一听普通话就会晕头转向。 那天，我们进了不少苹果，归途中经过烟酒公司又捎带了几箱汽水和啤酒。货物把妈妈的黄鱼车载得满满的。她不会骑自行车，只会骑黄鱼车；我会骑自行车，却不会骑黄鱼车。 我说：“妈，货太满了吧？” 妈说：“没事。妈从小做惯的，有的是力气。力气是没办法存的，不用白不用。” 可我认定她踩车踩得挺费劲。 妈说：“儿子，你骑自行车在前头开道。”我听出她在努力掩饰她的气喘。她让我走在前面是不让我看到她的艰难。 前头有桥，要上坡。我跳下车来帮着推车。 还没走完引桥，妈就把黄鱼车靠在了路边的树荫里，说：“儿子，我们吸管烟。”所谓的“吸管烟”是农民的说法，就是“休息片刻”的意思，并非真的吸烟。妈从车上挖出一个“红富士”，用衣襟仔细地擦过，递给我：“儿子，吃哇。” 我说：“回家洗了吃。”不接。 妈笑笑，含意不明地说：“嗬，你们啊。”说完，换了一个有疵的“烟台”苹果，用手掌象征性地抹一抹，咔嚓一声咬了一大口。 黄鱼车下桥拐弯时出了事。 超载的车倒了。苹果滚得欢天喜地。我妈跌倒在啤酒、汽水制造的泡沫里。 我扶住妈，妈撒开我的手：“快捡苹果！” 回到家，妈来不及换衣裳就去井台上洗弄脏的苹果。她说：“没啥，砸了二十三瓶啤酒，十七瓶汽水，明天生意一上，一转身就弥补了损失。” 吃晚饭时，爷爷问我：“文儿，你明天有空吧？有空就帮爷爷晒书。我听电台预报了，明天是晒书的好天气。” 爷爷非常珍爱他的藏书，每年要精心挑选干爽有微风的好天气来翻晒书籍。晒书在我们家称得上一件大事，每次都是全家动手，认真对待的。 妈妈看我做犹疑状，抢着说：“明天天气好，不能错过。 我吃过饭就去邮局打个电话给他爸爸。” 爷爷说：“不要，文儿他爸爸出差了。” 第二天，天气果然好。篮球赛撞上了好天气，助阵看球的会更多。 杂货店在体育场还未开门时打了烊。妈妈和我在院子里架起了晒书床。 所谓的晒书床是这样的：用凳子架空平行的竹竿，然后在竹竿上铺席子，再在席子上铺上干净的布单。 晒空床一个小时后，书才能上床。搬书之前必须仔细地把手洗净。 妈妈不让爷爷动手，搬只藤椅在廊下让爷爷坐着督战。我把书按秩序从楼上书房搬下来，妈妈在廊上爷爷面前把书接过，小心翼翼地排在书床上。等书排上书床，再蒙盖上干净的布单，不让阳光直射到书上。 整个过程就像一个庄重的仪式，人须屏声静气，举止轻缓，尤其不可大声谈笑。唾沫星子落在书上是严重的事情。 爷爷的藏书不少，有不少是线装本。一个个藏青色的硬书套谨慎、严肃地把几本、十几本不等的书构成一部部的书：《本草纲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医者绪余》《素问》《内外伤辨惑论》《金匮要略》《十四经发挥》…… 爷爷洗过手，戴顶草帽，去书床边逐本地翻检，看看有没有霉点蛀孔，有没有蠹虫的踪影。如果是套装书，那就拔去骨制的“销子”，打开硬封套逐本翻检，然后重新装套翻个身再晒。 以往，翻检的工作是不让我插手的。这次，爷爷把我叫上了。 妈妈兴奋地随在我身后，看我像模像样的动作。爷爷中途离开时，妈妈轻声问我：“儿子，这么多书中有我们家的书吗？” 我说：“这些书都是我们家的，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妈说：“不是问这个，我是说，有我们家的人写的书吗？” 我说：“没有，还没有。爷爷说过，我们家祖上都忙于临床……” “‘临床’，什么叫‘临床’？” “临床就是给人看病……” 见爷爷回来了，妈妈立即用手势打断了我的话。翻检完毕，三个人在廊下坐。 爷爷靠坐在藤椅里，面对着一院子的医药书，微眯眼睛，久久无言。 我感觉到了一种情调——对了，类似澍德堂药店的那种情调。 爷爷的长长的眉梢在微微地动。我在爷爷的眉宇间、眼睛里读到了一种“苍凉味儿”。有一种东西感动了我。 我们曾家七代行医，一脉相传。爷爷珍视这些书，除了它们本身的价值之外，也许还有另一层的意思在。对了，不是可以把这些不断散失、不断充实的藏书看作一个代代相承的象征吗？ 爷爷的悲凉是不是因为我父亲的未能从医呢？也许是，也许不是，不！一定是。 我的脑子里闪亮了一下。我忽然明白了爷爷常领我去澍德堂药店的用意。我忽然领悟到我的一个责任…… 隐隐传来体育场的喧嚣声。 妈妈有滋有味地喝着凉开水。她真的忘了那些苹果，那些汽水和啤酒了吗？ 风悄悄地把覆盖着书的白布掀开了一角。妈妈连忙放下茶杯赶去摆弄妥当。 一丝欣慰出现在爷爷脸上。他轻轻摇动芭蕉扇，说：“嗬，这些书几经乱世，侥幸存世，一代一代地传哇。文儿，你爸爸是用不到这些书了。因为‘文革’，他没机会从医，当了个临时筑路工，现在成了工程师，他也不容易。” 妈妈走近来，说：“爹，没啥，儿子没接上，还有孙子呢！” 我心里咯噔一下响。有一层纸，被妈妈捅破了。 我从小喜欢拉二胡。不久前，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向我表达了破格接纳我的意向。听到这个消息，我当时连翻了两个虎跳。我太喜欢音乐，太喜欢二胡了。 妈妈逼着我说：“儿子，你怎么不说话？” 喉咙里被一团乱丝堵着，我说不出话来。 爷爷说：“差不多了，我们把书收起来吧。” 爷爷接待了一位来自北京的客人。客人是一家出版社的主编。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可是，客人给爷爷带来的是一个坏消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爷爷的一本著作《曾氏妇科千方》难于出版。 那主编先是愧意千丈，接着愤愤不平，说到后来竟伤感起来，反而要爷爷来劝慰他了。 送走客人，爷爷在书房里独坐半天。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我才敢轻轻地推开书房门。 爷爷坐在藤椅里，在窗前宁静成一座雕塑。只有他的白发在晚风里微微荡漾，晕化成一朵白云。 我想说宽慰的话，却说不出有力量的话，傻里吧唧地说：“爷爷，我爸爸也知道了。”我希望多一个亲人来分担爷爷所承担的那一份沉重。 爷爷转过身来，竟是一脸恬静的笑容：“傻孩子，少打扰你爸爸，他太忙。” 这时，爸爸和妈妈突然出现在书房门口。这么看来，爸爸一接到妈妈的电话就迅速赶回来了。 爸爸说：“爸，儿子回来了。出书的事我们已经商量妥了，就是说，就是说……” 妈妈急夺过话头：“还是我来说得好。爹，小店的生意不错，很好。听说出版社要出我们家的书，要两万元的事……” “等一等。”爷爷打断了我妈的话，“你是说，我……们……家……的……书？” 妈说：“是啊，我们家的书！” 爷爷嗫嚅着，眼圈红了。是的，此情此景，从妈妈嘴里听到“我们家的书”这五个字，心里会涌上说不出来的滋味。我觉得喉咙里热热地哽着，鼻子里一紧一紧地酸着。我断定我们家的全体成员都被一种东西哽住了。这种滋味是无法用文字来表述的。 屋子里窒息般地静寂了一会儿。 还是妈妈先缓过来，说：“爹，我们商量好了，我们自家拿出两万元钱来。书是一定要出的。” 爸爸说：“是的，是这样。王主编住哪个旅馆，我马上去找他，把事情定下来。” 爷爷把目光转向妈妈：“不，琴芬，我清楚，你开小店也辛苦，不容易。出书的事，我再另想办法，出版社多得很。”妈妈又恢复了大大咧咧的样子，大声说：“爹，你别复杂了，不是说过的吗，出的是我们家的书。我们曾家应当出好多书的。”妈妈的眼睛里又出现了那种光彩，那种只有心胸坦荡、精神优越的人才有的那种光彩。 我们祖上七世从医，名医迭出，却每一代总因忙于临床、家境清贫而没有成书传世，使人非常遗憾。我深知爷爷这部著作的分量。我同时又深知妈妈得钱的不易。妈妈跌倒在啤酒白沫里的画面使我难于忘怀。她瞒着爷爷搞的一些小动作，我厌恶过，可从她说出“我们家的书”这句话之后，我宽容了她——不，应当说是理解了她。我忽然记起她常在私下里嘀咕的一句话：“唉，没法想。我是孔夫子派来帮助这一家书呆子的。” 我冲动地拉住妈妈的手，说：“妈，你真不愧是孔夫子派来的。” 爷爷没听懂这话，问爸爸：“什么，他说什么？”我爸爸知道这句话的出典，却装糊涂：“他说什么啦？什么孔夫子。” 我和妈妈哈哈大笑起来。 几天以后，我从文化馆回到家，妈妈就挺严重地告诉我，说爷爷一个人去了常熟城。以前，爷爷去常熟总是和我结伴的。 在妈妈的催促声中，我急急搭车去常熟城。进城之后，我当然直奔澍德堂。 爷爷果然在那儿。 我见爷爷正入神呢，也不招呼他，悄悄地坐在爷爷的旁边。店堂里那一壁格斗似乎有点异样，仔细一看，是了—— 每个格斗上都有了一个写着药名的铭牌。 原来是新来了一个女药剂员，铭牌是为了她见习而设的。她太漂亮，太青春，似乎和这个老店不那么协调，可看她抽动格斗（用她的小指），撮药，司戥秤的动作已是得心应手的样子了，而且开始有了那一种谨慎而果断、自信而平和的韵致。 我爷爷看得入神，挂了一脸安详的微笑。 我在爷爷安详的微笑背后，看到了一丝一缕的悲凉，我又被他深深地感动了。爷爷太爱他的事业。我站起来，轻轻地唤了一声：“爷爷。” 爷爷有些诧异：“是文儿，你，你怎么来啦？” 我说：“爷爷，应当我来问你的：你怎么丢下我，一个人来了？” …… 我们爷孙俩走在一条清静的、长长的小巷里。 爷爷说：“傻小子，你知道爷爷为啥老拉着你来澍德堂？爷爷有爷爷的私心，爷爷是希望你喜欢上中医。” 我说：“你成功了，我喜欢。” 爷爷看了看我的眼睛，摇摇头：“不，你更喜欢二胡，你迷上了。我说，孩子，你不要轻易地放弃你的选择。如果，为了我去放弃你的选择，那我就有罪过了。不，那太委屈了，这不公平。你那天的表演我看到了，我很高兴，你在音乐方面是真有天赋的。真的，那天听你拉琴，我很感动。那天上电视，你拉的是《秋意》吧？电视导演还配上了一些很好的外景，画面太美了。是一条秋天的小溪吧？在一个宁静的山谷里，红色的树叶，白色的鸟……” 我说：“我拉《秋意》从没想到过电视上的那些红叶白鸟。我脑海里出现的就是澍德堂药店。一种宁静，一种关切人的情意。” 爷爷站住了，认真地看了我一会儿，忽然笑了：“这么说来，说不准是我成功了，还是你成功了，是吗？”轻轻地喟叹一声，又说，“是啊，人世间，好多东西都是相通着的。” 我们走出小巷。 世界很广阔，很滋润。 因为那片绿草地 十里青山半入城。 这是青山伸进我们小城来的一脉，并不高大却很强壮。那么多青藤古树也没能完全遮掩山的胸膛——看那一片赤裸的灰褐色的崖吧！ 宽厚的山的胸膛前，耸立着一柱洁白。那是阳澄湖抗日烈士纪念碑。 走进烈士陵园大门，再拾六十四级台阶而上，就登上了一片开阔地。纪念碑就立在这开阔地的中间。碑的后面是一幢纪念馆。纪念馆的两侧和后面有一些附属的小屋。 离纪念馆最远的那一间小屋，在布置纪念馆期间住过一位画家。那位画家肯定偏爱蓝色，将蓝色和白色装进喷雾器，把小屋的墙壁、天幔、门窗一概喷成了淡蓝色，淡蓝成一片迷离。 九岁那年，我在看完电影《英俊少年》回家途中，哼出了影片中一个插曲的头几句，使我父母惊喜万分。不久，他们就让我学起了小提琴。每天晚上两小时，他们轮流着陪我去南门大街那个叫辛老师的老太太那儿去练琴。那时候，我用3/4小提琴挺般配，可我不喜欢那个“大甲虫”。一年以后，父母放弃了让我当小盛中国的理想，转而让我进攻数理化王国。那把小提琴锁入琴盒，高高地吊到天幔上。谁知当我的手臂长到不再适用3/4时，我却又想拉琴了，而这又并非是我回心转意的缘故。 我们学校组织了一支小乐队，决定由我们班的小胖子王雄出任指挥。王雄不干，因为他不同意周小明作为第一小提琴手，要让尤拉当。学校坚持原意——要知道，小乐队价值一万元的乐器都是周小明的爸爸赞助的。王雄那小子艮，不干就不干。当然，没了张屠夫，人家也不会吃带毛猪，小乐队照计划上马了。一天，放学路上，王雄骑自行车追上了我，说：“上车！”我一歪屁股坐上他的车后座——没想就这么上了他的“战车”。小胖子把车头一拐往烈士陵园骑去。陵园管理人黄胡子老头是他的忘年交，对蟋蟀挺有研究的。 这次并不是开“蟋蟀研讨会”，他领我走到一间小屋前，推开一扇蓝色的门，命令道：“你坐第二小提琴位。”屋子里一字儿坐了六个，首席小提琴那儿坐着尤拉，一脸正经而且系着一条紫红色的领带。原来王雄、尤拉他们要以这小屋为秘密集训地，组织一支小乐队，准备在“阳澄湖艺术节”上和校乐队一争高下。说实话，我对音乐依然不感兴趣，可我爽快地答应了。王雄他们此举挺悲壮的，而且参与这么一个“地下活动”也挺好玩的。 我父母是绝不会同意我“玩琴”的。我明白，就在第二天使了个“空盒计”，掩耳盗琴，把那个沉睡的大甲虫盗了出来。 我们利用每天下午到蓝屋练习。王雄的指挥很派，而且澎湃着激情。一见他那副沉醉的样子，你就会大受感动。若是他的额发不这么硬剌剌的话，他准可以和小泽征尔相媲美。小提琴成了尤拉的“第二嗓子”，挺迷人的。这句赞语尤拉可不接受，大概希望有更“深刻”一点的比喻。除此之外，我们“蓝屋乐队”就没什么可夸耀的了。我这个第二小提琴手是凑数的，这我明白。如果一个乐队只有一把小提琴的话，孤弦难鸣，未免太寒碜了。奏到有难度的部分，王雄就说：“你跟大提拉。”对此我一点也不感到委屈，倒是我长长的手臂被3/4小提琴约束得很委屈。 也许是因为我们的生活里缺少色彩和刺激的缘故吧，我们八个都练得很认真，而且对外绝对地保守着这个蓝屋的秘密。“心中藏着一个‘正义的秘密’，世界就变得格外有意思。”这句话似乎可以作为一句格言。这话是黄胡子老头说的，抗日战争时期，他当过新四军的地下交通员。尽管蓝屋远离了纪念碑，每次练乐，我们还是关起门窗，并在乐器上加上弱音器。登上六十四级台阶，我们就多了几分庄重，当然不会演奏那些轻佻的东西。 每次练乐，黄胡子都到蓝屋来陪着。屋角有条长凳子，他就默默坐在那儿。他不懂音乐，从不发表任何评论，只是默默地坐着，认真地听着。这已经足够了，而且比任何赞扬和鼓励都有力度。 黄胡子喜欢听马斯内的《沉思曲》，说那是最好听的曲子。快练完时，他就对王雄说：“指挥员，再来支‘坯奇山’怎么样？”《沉思曲》在我们的乐谱第三页上。 王雄点点头，对我说：“Page3！”乐声起了。悠远的黑管引出宁静安详的大提琴，然后出现了主旋律——深思着的尤拉小提琴。 黄胡子的眼神一片蒙眬。他想起他少年时代的朋友阿网了吗？ 阿网是抗日战争年代牺牲在阳澄湖的一个少年英雄。黄胡子能讲许多阿网的故事，开头总是“有一回”，大多是有趣的生活小故事。原来黄胡子和阿网是“光屁股巷上弟兄”。 六十岁和十四岁对话常常需要注解和注解的注解。 黄胡子讲，有一回他和阿网晚上到西坟地逮蟋蟀的事。他说他们不用桅灯而是点的蓖麻子灯——削根细竹篾，串上一串剥去硬壳的蓖麻子就可以点亮啦。他不得不停下来十几次解释他以为是常识的问题。什么叫桅灯？为什么不用手电？什么叫干稞墩？…… 伙伴们向黄胡子提的这些问题，我能代答一半以上，因为我每年要到阳澄湖畔去小住两次。那儿有我的一个远房的舅舅，我叫他小舅舅。 小舅舅能干极了。别人当木匠得“学三年，跟三年”，六年过去了，还不一定能一个工做成一条长凳。做好长凳不容易，一切都是正中有斜，斜中有正。而他无师自通玩了三天锯刨就敢去立街。“立街”是那一带的风俗。泥瓦匠竹木工匠们早晨就去镇上茶馆那儿立着或坐着，要用工的主顾会到那儿去叫工。小舅舅立街与众不同，手上拿着一叠家具式样图纸，任你主顾挑选。第一次，他承接了一套捷克式的活，还真弄成了，又心血来潮问主顾：“你漆什么颜色？我兼做漆匠。”他根本没做过漆匠……我挺崇拜小舅舅，主要崇拜他敢作敢为的气魄。哟，意识流得太远了，得回到蓝屋去。 蓝屋里那么多的椅子，黄胡子单选条长板凳坐，而且总空着左边的那半条凳。那儿坐着阿网吗？ 纪念馆展览厅里有阿网的一张油画像。那是一个小豹子一样的农家少年。 我的琴技太蹩脚。奏《沉思曲》时我简直不敢让弓弦相触。那么多的5#和3b，多亏尤拉那红领带一抖一抖地对付着。我怕破坏了《沉思曲》美丽、崇高、淡淡忧伤的境界。 黄胡子的感动反过来又感动了我们。王雄半闭着眼，丰满的嘴唇微微地颤动。 到这时，我后悔当初没好好学琴。尤拉也是那辛老师的学生。听说辛老师曾经指导过大名鼎鼎的俞丽娜。俞丽娜的小提琴可以把梁山伯与祝英台描绘得死去活来。到这时，我希望我手上有一把真正的小提琴，而不是这把难于施展的3/4。当然我明白绝不能指望父母会给我买一把和数理化对立的“冲锋枪”。 一天，当尤拉的红领带又激动起来时，蓝屋的小门被轻轻地推开了。 竟是我乡下的小舅舅到了！ 小舅舅是接了我的信才来的。前些日子，我从黄胡子那儿得知陵园要突击铺一片草坪，就说起了小舅舅。小舅舅现在正和几户邻居联合经营培植天鹅绒草皮的业务。 黄胡子竖一根食指在唇边向不速之客示意。小舅舅抱歉地无声一笑，轻挪脚步，坐到黄胡子左边的那半条长凳上。 小门没有掩上，开阔地上停着一辆红色摩托车。那是小舅舅的“幸福”。 王雄宣布期中考试期间乐队停止活动一星期。 考完最后一门，神经一放松，那个蓝色的小屋“唰”一下就占据了我的思想。想起我们的蓝屋，心里就涌动一种温馨。 王雄对我说：“明天，传。”这三个字的意思只有我们八个人懂。我对尤拉说：“明天，传。” 尤拉正找我呢，把一只沉甸甸的信封给我，说是小舅舅托他转交我的。尤拉上学时，小舅舅把信托了他，关照一定要等我考完后再给我。这是什么意思？ 尤拉说：“拆开吗？” 我说：“你帮我拆开。” 尤拉学着童自荣的口吻，夸张地说：“谢谢你的信任。不过，我不拆。”竟飘然去了。 原来信封里有一沓钱，还有一张纸条。 纸条上写着：天文，按我们联户的规矩，付你业务介绍费九十九元。是按百分比算出来的，公事公办，万勿客气。告诉你的同学们，以后知道哪个单位要草皮，要铺草坪就写信告我。舅字。 九十九元，最大的两位数，我这辈子挣的第一笔钱！就凭我写了一封信？这是真的吗？ 一点不假，巨款在握。 我无端地慌乱起来，脸上热辣辣的，像是做了什么亏心事。若是在考试之前拿到这信封，我保证考不好。小舅舅料事如神。 我脑子里一下子涌满了花钱计划。 当然，首先被批准的是买乐谱架的计划。王雄“号召”我们每人设法买个蓝色的乐谱架，原因有两个：一是学校那个乐队有一套白色的挺神气的乐谱架；二是我们乐队将以“蓝鸟乐队”跻身阳澄湖艺术节。 买一个乐谱架花十六元。余下的作何用途呢？请“蓝鸟”全体观摩一场轻音乐，别忘了拉黄胡子一起去。还有呢？再说吧…… 尤拉又来了，这一次是他“传”给我了，说：“王雄改主意了，马上去那儿，去！” 这主意改得得人心。对了，问问谁买谱架有困难。谁有困难我赞助谁。这念头使人愉快，我一下子对周小明爸爸理解了许多。原来花钱也有快感，特别是赞助什么的。 尤拉在我的自行车后座上哼哼：“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芝麻开门，芝麻开门，噢，噢，噢，噢……” 这小子什么意思？ 王雄骑自行车靠近来，警告道：“尤拉，当心民警，搭车要罚款。” 尤拉立刻噤若寒蝉。 我很想拍拍腰包壮他一下胆。 到了陵园，走上六十四级台阶，一个神奇的景象一下子把我们“镇”呆了。 好一片绿色的草坪啊！ 我的作文水平不怎么样，面对这片突然出现的草地，脑子里竟该死地跳不出一个有分量的形容词，只傻里吧唧脱口喊了一句：“啊哈！真是草坪啊！”这时才联想起《一千零一夜》里那块神奇的阿拉伯飞毯。可尤拉已取得专利了。他高举双手喊道：“欢迎你，天外飞来的绿地毯！” 这时彻底不需要王雄的指挥棒，我们八个男孩子几乎同时中弹似的扑倒在草地上，滚啊，喊啊。这时，黄胡子在远处喊着什么。 我们急忙爬起来，想到新铺的草坪可能经不起压。 这儿，不久就要举行一个雕像揭幕仪式。那座石雕是一位有名气的雕塑家特地为陵园创作的。 黄胡子领我们走到即将放置雕像的地方。那儿已经用混凝土浇了一个基座。基座的后面栽着几丛芦苇。 黄胡子说：“这片芦苇是天文的小舅舅提议栽上的，这主意不错。” 我们不明白栽芦苇的妙处。黄胡子说等看到了雕塑就明白了。于是我们急着要看雕塑。可黄胡子说雕塑还在南京没运来。 这是他在卖关子。那座雕塑已经运到，暂时放在蓝屋旁边的空地上。 这是一座钢灰色的花岗石大型群像，一个郭建光式的新四军形象，一个阿庆嫂式的形象，一个水乡少年的形象。 就是因为少年手中打着一把桨，整个作品就“动”了起来，使人想起了船，想起了风浪——那个风浪迭起的艰难而壮丽的岁月…… 是啊，我们理解了那丛来自阳澄湖的芦苇。阳澄湖，光荣的湖，当年曾芦苇青青，风起云涌。 我们仰视塑像，小心地呼吸。地球似乎在倒转。 那位打桨少年高卷裤腿，小腿上贴着一片水草叶子。也许他刚刚挖过芦根，也许他刚泅水送来了情报……不，也许他刚摸过鱼虾，他得靠这个养活他和他的妈妈。那时候没有工资，更没有奖金。 我口袋鼓鼓的，里头有九十九元钱——因为我写过一封三行半的信，提供过一个信息。 当然，不能那么简单地相比，不能，不应该……可总有着什么联系，因为九十九元和草地联系着，所以这“联系”就更多了一些…… 王雄说：“喂，天文，怎么了？”原来开始练乐了。 王雄说：“听见了没有？Page3！”深情的《沉思曲》。 乐声里，我忽然想问黄胡子爷爷：那个打桨的少年就是阿网吗？黄胡子左边空着半条凳。 乐声里，我在盘算：小舅舅在这片草坪上赚了多少钱呢？百分比，百分比，九十九元占百分之几？ 从开着的门，可以看见那片青青的芦苇。这片芦苇值多少钱呢？ 芦苇在风里摇曳，好像在说：不知道，不知道…… 我不想知道。别告诉我，别！ 回到家里，我急急铺开一张纸，给小舅舅写信： 小舅舅：你好。我把九十九元钱寄还你。不是客气，而是因为那片绿草地…… 写不下去了。 搬把躺椅到阳台上去坐，把躺椅放到最大的夹角，人就几乎仰躺着了。 我爸爸喜欢晚上的星空，得空就搬躺椅到阳台坐，一坐老半夜，观察他的蟹状星云、天狼星座什么的。而我喜欢白天的晴空。天空这东西怪，空空荡荡又实实在在，实实在在又空空荡荡。你想什么就有什么，你不想什么就什么也没有。要是天上有些云朵，它一动，你就会千真万确地感到你的躺椅在飘浮。每当我拿不定主意时，心烦意乱时，就想去看一看天空。 “因为，因为那片绿草地……” 这时，妈妈在大声喊爸爸，让爸爸去买煤球。这一声喊，把我也召回到现实里来了。我得帮爸爸去。每次爸爸去买煤球，我总主动跟着去。搬藕煤得小心翼翼，装车卸车很费时间。我爸爸一抬头就能确定几十个星座的方位，可在买煤球这类事面前不是个能人。他说他少年时代起就迷上了天文学，由于“十年动乱”没有读成大学天文系，当了一个老问人家对不对的小学教师。他给我起名“天文”，肯定是对未酬之志的一种忧伤的怀恋。这名字我不怎么欣赏。同学们理直气壮地给我起了个绰号——老天爷，简称“天爷”。要命！陌生人以为我是“倒爷”之类的角色呢。我钦佩爸爸在天文知识方面的渊博和对天文事业的执着迷恋。不过，这钦佩和对小舅舅的钦佩不同。爸爸的“伟大”显得邈远，小舅舅的“伟大”却很切近。一个像可神游的天宇，另一个如大地——就如那片绿茵茵的草坪一样可以在上面打滚儿，可以算出平方米向人结算人民币。 爸爸的黄鱼车技不行，像和黄鱼车在做拼死搏斗。他那个紧张的屁股令人发笑。 我说：“爸爸，别紧张，把黄鱼车当自行车就是了。” 他说：“不一样，多一个轮子就大不一样。两点定一线，三点定一面。这你学过没有？”抬头看看，又说，“你知道你这么骑黄鱼车交通规则允许不允许？” 我根本不考虑这个，为壮他的胆，就说：“完全允许！”车过十字路口，一位年轻的交通民警向我们认认真真地行了一个礼。白手套缓缓举起，齐眉处稍作停顿，然后颇有爆发力地向前上方再向下回到眉齐，划出一道漂亮的白色弧线。王雄式的潇洒。爸爸在百忙之中腾出一只手，像学生在教室里请求提问时并拢五指，屈臂一举，算是答礼。他手上的纱手套脏兮兮的，全没一点亮色。他说过，他有几个过去的学生当了交通民警。这个民警肯定就是其中之一了。 那个挺英武的民警还在向他的老师行注目礼。爸爸努力做出轻松的姿势来。幸亏是下坡。 车过一段路，发生了一起小小的事故——一辆载着三大包蔬菜的自行车从对面歪斜过来，在我们的右后轮上碰了一下，倒下了。因为有蔬菜包的缓冲没什么值得一提的后果，可那个小贩却很凶地扣住我们的黄鱼车，大声嚷着赔他的损失。 他是彻底无理的。请问，你从对面而来，怎么撞到我们的右后轮的？我们不跟你计较已是你的造化了。 我冷笑一声，说：“你别闹，有理不在声高，我们去民警那儿评一评。” 小贩以为有理：“到哪儿也不怕，天王老子也不怕。”对不起，我号称天爷，我爸爸就是天王老子。 可我爸爸说：“哎，师傅，算了吧，你车子也没坏嘛。” 小贩说：“没坏？尿素袋不是钱买的？那些韭菜不是卖钱的？”他一句一个钱字。那个尿素袋又脏又破，撞出来几根韭菜历历可数，值几分钱不成？ …… 我不愿把这件窝囊事写下去了。你猜怎么的——最后我爸爸赔了小贩一元钱。 我气坏了，跳下黄鱼车就回头走。走到十字路口，我恍然明白了，爸爸姑息迁就、息事宁人，竟因为这位民警是他的学生！他就是这么“利用”他的“关系网”的。我能猜到爸爸的心思，可我不能理解。 爸爸气喘吁吁运回藕煤时，脸上有了几道黑。妈妈有点心疼，说：“我来搬吧，你去洗脸。” 我不会让她知道这次“藕煤行动”倒贴了两毛钱。如果让煤球店送煤，只要花八毛钱就可以了。外婆外公需要我家赡养，我们家经济不那么“形势大好”。爸爸洗手时，悄悄对我说：“去，把红药水拿来。” “哪儿弄伤啦？” “别响。” 要省八毛钱就这么难啊，可要挣九十九元就那么容易啊！ 我把那封未写完的信撕了。 第二天是星期天，整个下午是我们“蓝鸟”们的活动时间。我故意迟到一步，买了一打大冰砖，救世主似的走进蓝屋。 王雄怕我捉弄人，警惕地摸了摸冰砖盒，凉的，才模仿唐老鸭怪叫一声：“呃噢，圣诞老人到！”伸手就挖去一块冰砖。 尤拉一本正经地说：“注——老天爷即东方的圣诞老人。”正待我取消尤拉吃冰砖的权利，那小子已把王雄手里的那块夺了过去，振振有词：“本人参观过冰砖制作流水线，冰砖的主要成分是大肥肉，王雄这么肥，绝对不宜食用。”这小子绝了！ 黄胡子不吃这个，说牙疼，保不了还肚皮痛。尤拉问他小时候吃过什么冷饮，他就讲开了“有一回”。 他说有一回是个冬天，他和阿网想把冰雪保存到第二年夏天，就把干净的冰雪装满了一只甏，泥封了，深埋在地下，然后在上面覆盖了一层盐，再覆盖一层石灰渣。“第二年夏至那天挖出甏来，打开泥封往里一瞧，嘿！嘿……” 这时节你千万别追问，越追问他越卖关子，得抿住嘴装作不在乎。 “打开泥封往里一瞧，嘿！真叫人心里难受。你猜怎么了？ 那甏里有小半甏水，水里漂着好多小蝌蚪，都闷死了……” 尤拉先嚷着说不相信，不可能，问哪来的青蛙子。王雄扯扯尤拉的衣角，说：“住嘴！”原来，这时老人脸色变得苍白，眼皮耷拉着。 他被自己讲的这个故事唤醒了一个痛苦的回忆——那一回，鬼子为了找寻新四军伤病员，拆了几十座民房，把几十根木梁接成几十丈长；又弄来几十条水牛，让牛拉木头往芦苇滩走，要把芦苇一齐压倒。阿网知道伤病员就在这片芦苇里，便在饮牛的水里浇了烧酒。那些水牛走不了多远一条条躺下直吐沫…… 阿网就是那一回被日本鬼子活埋的。 冰砖变得一点儿也不甜，黏腻腻地滴到地上。赶紧洗手。王雄说：“Page3！”黄胡子慢慢走出屋去，向那片草地走去。 草地新鲜如同未干的水粉画，似乎听得见小草们轻匀的呼吸。一个人背着手走进阳光，走在草地，走向那丛摇曳的芦苇…… 他走回蓝屋时，脸上带着恬淡的笑。他走进屋，坐到那条凳上。他手里握着一片苇叶。 一曲终了。他站起来说：“指挥员，我可以来一曲吗？” 王雄愣了愣，说：“你？哦，你要什么乐器？”黄胡子扬了扬手里的苇叶，抿一抿，用舌尖润一润，含到嘴里，试着吹出几个音。想不到苇叶能发出这么清脆的声响。他闭上眼，吹出一首曲子来：2/4拍，简单得像泥土和水滴；像是小船晃过来的，像是水牛背摇出来的，像微风里摇曳的苇，像小溪里游动的蝌蚪…… 黄胡子讲的故事一个一个在我们眼前晃： 那一回，阿网为新四军送信，小船舱里有蹦蹦跳跳的鱼为他作伪装…… 那一回，阿网装作放牛，为新四军放哨，水牛角上挂着一串赤豆粽子…… 黄胡子说他和阿网常吹这个调子，当时的孩子谁都会。机灵的尤拉把曲子录了下来。王雄则忽发奇想，说雕像揭幕那天能不能让“蓝鸟乐队”为仪式演奏。黄胡子说：“我看行。” 第二天，我花一百零二元买了八个蓝色的乐谱架，沉甸甸地扛着，推开了蓝屋的门。 屋里，站着八个崭新的乐谱架，也是蓝色的。原来是黄胡子赞助的。 我好失望！我好委屈！我扛着乐谱架愣站着，好沉重的铁家伙。 王雄说：“天文，放下吧。练完乐再说，百货公司能退，我姨父在那儿当什么科长。” 黄胡子坐在那条凳上，得意地朝我挤挤眼睛。王雄说：“Page3！” 把乐谱翻到第三页，可不再是马斯内的《沉思曲》，而是一首《牛背上的苇笛》。原来就是黄胡子吹的那首曲子。作曲：阿网。 记谱：尤拉。配器：王雄。 演奏：蓝鸟乐队。 尤拉就坐在我右边，轻声问我：“老天爷，买谱架的钱哪来的？有奖储蓄没开奖。” 我不想告诉他，不想告诉任何人，连爸爸妈妈也不告诉。因为，我断定他们的建议不会使我满意。 王雄的指挥棒举起来—— 黄胡子情不自禁轻轻地哼起来。 蓝屋的门又被轻轻推开了。竟又是小舅舅来了。 小舅舅惊诧地站了一会儿，才想起坐到黄胡子左边那半条长凳上去。小舅舅竟也跟着黄胡子哼起来。 他也会唱这曲子。是的，他也来自阳澄湖边，阿网的故乡。乐声里，一个诡异的意念在我的脑子里弥漫开来，恍惚间，我竟把小舅舅和阿网“叠印”在一起了。似乎阿网就是少年时代的小舅舅，小舅舅就是长大了的阿网…… 门没有掩上。绿草地，阳光下，停着一辆红色的摩托。远处有一条蓝色的地平线，绷得很紧，紧得叫人闷闷不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