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遭遇”任命 步伐沉重、心事重重回到家，妻子华莉按捺不住大哭：“省里那么多人，那么多领导眼里的‘红人’不去，干嘛要你去，这不是明摆着坑人吗？上官书记也太缺德了！” 我有些木然，坐在沙发上一动也不动，对妻子的话毫无反应，对突然‘遭遇’的任命还有些茫然，似乎还没回过神来。 我叫常小刚，出生在农村，家乡远离省城。父母书读得少，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们有个朴素的愿望，就是希望我多读书，读好书，好好学习，上重点学校，进重点大学，在城里找一份好工作，娶一个城里的媳妇，在城里安家落户，最终跳出农门。 我没有辜负他们，很幸运地考上了一所全国重点大学，毕业后分到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又跟深爱我，我也爱她的大学同学华莉恋了爱，结了婚，添了小孩，在城里安了家。最终跳出了农门，基本上实现了父母的愿望，父母也很为我自豪。 但对于我来说，虽然人在省直机关工作，说起来好听，实际上就是打杂。打扫卫生、端茶倒水、东跑西颠、抄抄写写、记录打字、上传下达等不一而足。 刚开始很有雄心壮志，很想有一番作为，也提了不少自己认为是合理化的建议，无奈机关的一些事情总也说不清道不明，不干事少干事的人总是有理，自己提的建议也没什么采纳。 人心隔肚皮，总不能事事如意。时间一长，棱角也磨的差不多了，锐气也就渐渐消退了。 我自恃清高，不想高攀“权贵”，找后台，弄个一官半职，然后在“权贵”的庇护下，昂首向前，一路升迁。 闲暇下来，就看书写文章，聊以自慰。因文章时常见诸报刊，还经常获奖，被当时还是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叶子奇看中，几经波折后，调入省委政策研究室，跟领导写材料，搞调查研究，熬资格，混日子，没想到还混了一个副处长。 本想躺在铁饭碗里，领导说东就是东，说西就是西，本本份份，安安稳稳过日子，没料到被省委书记上官云飞同志提名，经省委常委会研究同意后，派我到月光县去担任县委书记。 月光县名字蛮好听，听起来很有诗情画意和浪漫情怀。县委书记的“名头”也很有分量，说起来似乎“炙手可热”，不是一般人能坐上去的。 可月光县一直是省里最贫穷的县，积贫积弱的县，最复杂最难干最说不清的县，既没有诗情画意又没有什么浪漫情怀，只有满头雾水和无休止的“扯皮拉筋”、沟沟坎坎。 那里的事情很难说得清楚，云山雾罩的，麻烦事一大推。省里一连派了四位挺精干的县委书记，都任职不到两年就回来了，有的仅干了几个月，轰轰烈烈地下去，灰灰溜溜地回来。 县委书记走马灯似地换，工作却很难有起色。和同撩闲扯，都摇头叹气，认为月光县很少有让人满意的地方。在省里，派人到月光县，就被人看成是“发配充军”，只有受排挤、受歧视的人才会派到那里去。 所以，当在省妇联工作的妻子一听说我被派到月光县去，就满腹委屈，气不打一处来了。 “我去找上官书记，干嘛要你去？这个该死的老头子！”妻子边擦眼泪边要出门。 “你疯了，省委已经决定，上官书记又很犟，你能变得了吗？再说，你一个小萝卜头，能见到他吗？他们能让你见他吗？亏得你还在省里工作，连这一点常识都不懂。”我慢慢回过神来，开始回应妻子。 “那我找你们领导，请你们单位领导跟他求情。” “你真是异想天开，我们单位领导怎么敢去找他？说不定人家不仅不去找他，而且还要跟你上堂‘政治课’呢。” “那你说怎么办？” “怎么办，凉拌。你以为省委常委会的决定是儿戏，可以随时朝令夕改啊。即便你能‘通天’，也要先到位再调整，哪能这么容易说改就改的。” “你怎么这么倒霉，这么窝囊！好事靠边站，坏事找上门。”妻嘟嚷道。 “你叫什么？大不了干几个月就回来，以前的不都是这样吗？怕什么。”我边发牢骚边安慰着妻子。 家里似乎笼罩着一种不祥之气，夜晚浮躁不宁，我和妻都失眠了。 辗转反侧中，我做出了一个决定，上任前先拜访一下省委下派到月光县的前几任县委书记，好好了解一下月光县的情况，以便掌握情况，心中有数，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 茶几上的烟灰缸盛满了烟蒂，客厅里有些乌烟瘴气。 我心绪不宁地坐在省委派出的原月光县首任县委书记胡边柳家里，想探询一下月光县的情况，弄清他是怎么被人“赶”回来的。 他很激动，好像有一肚子的话要说。 我再次递上一支烟：“不要有什么顾虑，随便扯一下，想哪说哪。我向您保证，您说的话我只能放在心里，决不会说出去。” 我叹了一口气说：“我只是想多了解一下月光县的情况，我现在两眼一抹黑，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在那里开展工作。” “这我相信，我也谢谢你能来找我，让我好好说一下月光县的情况。说老实话，我回来后，很少有人找我谈月光县的情况，一谈就一肚子苦水，一肚子牢骚，说了难受，我也不想说。”胡书记说。 “您看这样行不行，我草拟了一个提纲，我问您答，行不行？” “行，你怎么问都行。” “月光县有什么支柱产业啊？”我问。 “原来有个奋进集团，刚开始还可以，后来逐步开始走下坡路了。” “还有呢？” “有个矿业公司还不错，主要是把本地矿产资源初加工后卖出去。不过，那个叫石远方的负责人让人捉摸不透。现在，我听说，好像卖了。这么好的公司，卖了可惜了。”胡书记说。 “还有什么？” “好像没有什么了，照我看来，月光县最大的支柱产业，或者说最大的资源就是山清水秀，空气新鲜。可惜，这方面开发利用得不够。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主观不努力，而是交通实在太落后了，县里太穷，还没有钱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哦。” “这样吧，我慢慢说，你慢慢听吧。有用无用全凭你自己判断，行不行？。”胡书记说。 “行啊。谢谢！” 胡书记拿着我递给的烟，点着后深吸了一口，慢慢打开了话匣子。 “说实在的，我对派我到月光县是有情绪的，他妈的好差事没我的份，不好的差事都落我头上了。情绪归情绪，但我不能抗拒组织决定。”胡书记说。 “赴任前，我对月光县的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也做好了吃苦的准备。赴任后，我做了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令我始料不及的是，月光县的情况比我想象的要严峻得多，不尽如人意的多。条条块块，方方面面，没有一样是令人满意的。”胡书记说。 “譬如说，任免干部任人唯亲，官官相护，顺我者上，逆我者下；四面八方插手，各种林特矿产资源随意贱卖；投资环境差，招商引资进展迟缓；企业缺乏活力，权力部门和工作人员吃卡拿要、不给好处不办事现象普遍。”胡书记说。 “建筑工程层层转包，施工质量难以保证；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校舍尤其是乡镇校舍破损严重，教师工资难以按时兑现；计划生育失控，全县没有一个准数字；警察工资不能按月足额发放，警务装备落后。警匪勾结，社会治安混乱。”胡书记说。 “农村基层党组织影响弱化，战斗堡垒作用未能发挥出来；引进、运用、留住人才机制缺乏，人才纷纷外流；县、乡镇、村各级干部情绪低落，多年工资和报酬未涨，几乎没有什么工作积极性……。”胡书记说。 “多种原因混杂，导致月光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建设徘徊不前，党建工作也严重滞后，成为全省十个薄弱县之一。说的直接一点，月光县在全省就是最穷的县，各方面最薄弱的县，是积贫积弱的县。”胡书记说。 我苦笑了一下。 “对这些问题，我没有慌乱。因为我确信一个简单的道理，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努力，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胡书记说。 “说得好啊，老书记有志气啊。” 我说。 “一般来说，新官上任，对立竿见影的，能显示政绩的事项抱有相当大的热情，对一些基础性的、短期难以见效的事不那么关注。”胡书记说。 “而我心里也曾多次产生激烈的思想斗争，在条件不如意的地方，弄出几件立竿见影的事，一来可以显示自己的政绩和领导才能，二来可以创造升迁的机会，脱离‘苦海’，确实很诱人，很诱人啊。”胡书记说。 “但我毕竟受过高等教育，有理智，在全国各地，包括月光县，一些立竿见影的事项或者工程闪亮登场后，由于好大喜功，缺乏缜密思考，科学决策，长远规划，好多都不了了之，劳民伤财，后遗症很多，弄得后人骂娘。”胡书记说。 “您这样思考问题，值得我学习啊。”我说。 “哪里啊，我决心从长计议，不好高骛远，不好大喜功，为后来人做一些‘铺路石’的工作。这些‘铺路石’的工作，主要体现在教育和计划生育上。”胡书记说。 “我决定从‘两育’着手展开工作。当然，我也丝毫不敢忽视经济工作，毕竟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是硬道理，容不得丝毫懈怠啊。”胡书记说。 “那您是怎么抓‘两育’工作的呢？”我问。 第2章 小学校长“敲锣骂街” 首任县委书记胡边柳接着说：“说来也巧，有一天，我在县政府分管县长曾平安同志的陪同下，随县教育局张文章局长到乡村调研教育工作时，看见一个男子在村湾边敲锣边骂街。” “他骂什么？”我问。 “他骂的很难听，什么‘偷学校玻璃的，我操你们家祖宗八百代’，‘偷桌子凳子的，断子绝孙’，‘狗日的，没良心的王八蛋，再偷我们学校的东西，让狼咬死，让雷劈死。’…….。”胡书记说。 “‘当当’的锣声在山野村湾回荡，久久不绝。”胡书记说。 “这是怎么回事啊？”我问。 “你听我慢慢说，我问张局长是什么人，张局长面带尴尬，一时语塞。我提高了嗓门问是什么人，张局长有些吞吞吐吐，底气明显不足地告诉我，是山坡小学校长郭凯歌同志。”胡书记说。 “校……校长，就……就这个素质？！我当时深为惊讶，难道我希望的教育起飞就这样开始 ？！”胡书记说。 “为人师表的校长怎么会这么粗俗呢？”我有些奇怪地问。。 “‘喊什么，喊什么？！’张局长冲到郭校长而前，吼了几句，将郭校长拉到我面前，介绍了我。校长很沉稳地跟我打着招呼，没有一点慌乱、惊惶的神色，这让我有些不悦。”胡书记说。 “我们一起来到了学校，沿着教室外面转悠。我看见窗户要么没玻璃，有玻璃的就是在上面用钻石刀划了一道道印子，纵横交错，十分难看。” “这又是怎么回事？”我问。 “郭校长解释说，一些村民盖房子，窗户上的玻璃，有意设计成跟学校一样的尺寸，节假日和夜晚，时常有人来学校偷玻璃，偷回去后直接安装，防不胜防。”胡书记说。 “郭校长说，我们学校条件差，为了不让学生冻着，只好想方设法再安装。可再安装后还是有人偷，不得已，我们只好把好端端的玻璃划上印子。”胡书记说。 “郭校长说，即使这样，还是有人偷。您看这些窗户，有的用薄膜代替，有的用瓦楞纸代替，没偷走的玻璃也是划痕累累……。听了郭校长的话，我心情沉重，沉默不语。”胡书记说。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难道农民连桌子凳子、玻璃都买不起吗？”我问。 “校长指着一间教室让我看，我看见设计坐两人的条凳上坐了三四个学生，有些没课桌凳的学生，手拿课本，靠墙站着。”胡书记说。 “老师在一丝不苟地讲课，学生们没有一个埋怨的神色，而是明亮地睁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全神贯注地听老师讲课，而冷风，正嗖嗖地刮向教室……。这情景既让我感动，又让我心酸。”胡书记说。 “看来，乡村学校的基础教育设施好差啊，与城里真是没法比啊。”我说。 “是啊，是啊。”胡书记沉浸在回忆中，继续说：“当当当，钟声响了，古老而苍凉的钟声在山野中回荡。下课了。课间操的时间到了，体育教师边吹着口哨边叫喊着，吃力地指挥着学生做操。”胡书记说。 “我问郭校长，你们的广播喇叭呢？校长回答，电线被偷，电送不过来。我心中有些不快，问张局长采取过措施没有？”胡书记说。 “张局长怎么说？”我问。 “张局长说，面对这种情况，他们也很着急，很痛心。一方面，他们召开了学生家长会，反复要求家长爱护学校的公物，县委、县政府也曾召开全县乡镇负责人、派出所负责人会议，要求确保学生有一个较好的学习环境。”胡书记说。 “县政府还和乡镇政府签定了目标责任书。我问效果如何？张局长说，刚开始好了一阵，可时间一长，就不行了。”胡书记说。 “看来，在乡村，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理念还没有完全深入人心啊。”我说。 “我问郭校长是怎么想的？当时，张局长跟我耳语了一阵。我得知校长大学本科毕业，当他的一些同学们纷纷到大城市、到特区、到国外去的时候，他却主动要求到贫困地区从事教育工作。”胡书记说。 “张局长说，郭校长品行端正，热情高，一门心事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多次受到表彰。 可当上校长后，变得越来越‘俗气’，甚至敲锣骂街，让‘人民教师’的光荣称号斯文扫地，真是难以琢磨。”胡书记说。 “校长怎么说？”我问。 “校长说，说实话，我是第一个与他近距离交谈的县委书记，他是怀着满腔热情，并且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后，来到这里的。可来后，接触实际情况后，还是让他感到失望和痛心。”胡书记说。 “校长说，他没有退却，一方面努力教书育人，一方面走访学生家庭，以期共同给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使下一代人能用知识武装起来，有一个有别于他们祖辈父辈的精神风貌。”胡书记说。 “校长说，他到这里近十年，一些农民贪图小利的习惯就是改不了，偷玻璃、窗户、课桌凳、砖瓦、电线、电、树……，偷这偷那，弄得学校防不胜防。”胡书记说。 “校长说，他不得不苦想应对之策，有天突发奇想，冒出赌咒骂街的想法。他想，这办法虽然原始、愚昧、落后，但可能管用。于是，他就壮着胆子到周边几个村试骂了一阵。”胡书记说。 “村民不打他吗？”我问。 “校长说，刚骂时，他也是心惊肉跳的，还担心被打。但没有人打他，回校后，他觉得没气势，正巧有一个老师的孩子在敲锣玩，锣声有时清脆有时沉闷，可传得很远，他就将锣要了过来，开始边敲锣边骂街。”胡书记说。 “原来是这样啊。”我说。 “郭校长对我憨直地笑了笑，但这笑声充满苦涩。一个在大学里就入党的青年，一个教书育人的老师，一个担负示范带头作用的小学校长，就这样开始了‘打骂’人生，就这样成了山野村湾一道流动的、奇异的风景线……。”胡书记说。 “我遥望远山，远山苍莽；我仰望天空，天空茫茫。我心绪难宁，将视线从远山天空中拉回来，问郭校长，村民没打他，但回骂了他吗？郭校长回答说，一次也没有，有的村民还帮他骂呢。”胡书记说。 “我问校长，上面批评了他吗？郭校长说，因为骂街，他挨了不少批评。他也能接受，可就是改不了。他心里急啊，学校丢这丢那，他这个当校长的总得想法子啊，总不能老想着伸手找上面要啊。可想来想去还是想到了骂人上……。郭校长望我苦笑着。”胡书记说。 “看来，做好乡村的教育工作，难度很大啊。”我说。 “是啊，我问张局长，你们考虑过撤他的职吗？张局长说，骂人确实不好，影响人民教师形象。他们考虑过多次，但老百姓就是不答应。”胡书记说。 “张局长说，有一次真撤了，可学校周围几个村的老百姓围住了县教育局，一围几天，就是不依，就是不让撤。乡村干部也在背后使劲，反对撤。说到哪里都找不到这么好的老师，这么好的校长。”胡书记说。 “张局长说，上面出于稳定或者说维护安定团结的需要，也进行了干预。结果，只好让他官复原职。张局长冲我一笑，但笑得很不自在。”胡书记说。 “看来，乡村还是很欢迎郭校长这样的老师啊。”我说。 “是很欢迎，如果将来有可能，建议你好好用一下郭校长，郭凯歌同志。”胡书记说。 “我不打扰你，你继续说吧。”我说。 “我问郭校长，你这么骂有效果吗？校长回答说，有，在全县乡村小学中，山坡小学的东西是偷得最少的。县教育局张局长作了证实。我继续问校长，偷学校东西的现象在短期内能解决吗？校长回答说，难。”胡书记说。 “我问为什么？校长说，主要是农民太穷。我问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校长说，发展经济，使他们尽快摆脱贫困。摆脱了贫困，他们就不会惦记我们学校这点小利了，学校的东西就安全了。” “说得有道理啊，怪不得中央要提出精准扶贫了。”我说。 “是啊，作为县委书记，我当然对发展经济很感兴趣，发展毕竟是硬道理啊。我问怎样发展经济？校长回避了这个看似简单，实则深奥的问题。只是对我说，这应该是我考虑的，他的任务主要是教书育人。我穷追不舍地说，我很想听听他的看法。”胡书记说。 “校长怎么说。”我也对发展经济感兴趣，赶紧问。 “校长说，一是到县外签定劳务合同，组织农民外出打工。月光县太穷，有活力的经济实体太少，安置不了那么多人；二是依托本地资源，支持兴办各种民营经济实体，最好不要官办。”胡书记说。 “我点点头，接着问他，还打算骂下去吗？校长说，首先，要有两个前提条件。那就是他仍在校长岗位上，学校的东西仍有人偷。如果具备这两个前提，他肯定要骂下去。不过，次数要尽可能少。”胡书记说。 “校长停了片刻后，低下头，很是惭愧地说，他给上上下下丢的脸太多了！自己都不好意思了。这声音有些苦涩、苍凉，好像带着沉重的无奈和叹息。我的心为之一沉。” “我的心里也很沉重啊。”我说。 胡书记继续说：“我又跑了几所乡村学校，大多数校舍陈旧，漏风漏雨，桌椅残缺不全。即使这样，仍有人打学校的主意，偷这偷那，让人既心寒又气愤。但老师的敬业精神和学生的学习劲头让我感动，紧接着又让我心酸。” 胡书记说：“回来的路上，我一言不发。该为他们做些什么呢？我不停地问自己。夜深人静，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难以入眠。就索性起来，来回踱步，最后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什么‘惊人’的决定啊？”我问。 “你别慌，听我慢慢说。这项极有争议，好像是小题大作的决定在县委扩大会议上获得通过。随后，县委、县政府召开了由乡镇及下属村、县公安局及下属派出所、县教育局及下属学校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上宣读了决定。”胡书记说。 “什么决定啊？”我问。 “决定的主要内容是，一、改善学校办学条件，爱护学校一草一木。二、学校以前被偷的任何东西，皆由县公安局、教育局、乡镇人民政府三方负责追回，追不回的，由三方均摊资金购置新的。”胡书记说。 “任何一方不分摊资金，党政负责人就地免职。今后，学校被偷的东西不是减少、甚至消失，而是增加，三方负责人就地免职。 三、县纪委监察部门全方位履职，发现一起，处理一起，绝不手软，绝不姑息迁就。”胡书记说。 “效果如何？”我问。 “这项决定的效果是明显的。我后来到学校巡查时，看见窗户上全是清一色的玻璃，课桌凳也已全部配齐。一些校舍也翻新重建了。至少在校容校貌上有了一些积极的变化。”胡书记说。 “为此，我还专门跑到山坡小学，笑问校长郭凯歌，他还敲锣骂街吗？校长嘿嘿一笑，说不骂了。我说，他那个锣要保管好，说不定能成为文物呢。校长说，但愿如此。”胡书记说。 “那个锣应该还在吧？”我问。 “肯定在。” “我到任后，一定要看一看，看一看这个有故事的锣。”我笑着说。 “我当时紧紧握着郭凯歌同志的手，衷心地感谢他。正是因为有一批像他这样的教育工作者扎根农村，才使我们的农村教育不至于荒芜，才能显示出勃勃生机。”胡书记说。 第3章 计生风波 首任县委书记胡边柳说：“你知道，月光县计划生育是一个老问题、大问题、难问题，省市两级曾对月光县多次通报批评，管计划生育的抬不起头来，谁也不愿去管这个烂摊子。” 胡书记说：“在省里，派人到月光县，被看成是‘发配充军’、挨整受踹。在月光县，派人搞计划生育也被看成是‘发配充军’、挨整受踹。做计划生育工作的人本身有情绪，你叫他们怎么有热情搞好工作？” 胡书记说：“想来想去，我提议召开了县委常委会，专门研究计划生育工作，重点是目前需要县委、县政府提供什么帮助，解决什么问题。对计生干部，从政治上关心他们，从工作上支持他们，从生活上帮助他们。” 胡书记说：“县卫生和计生委主任刘章鹏仿佛窝了一肚子的火，憋了一肚子气，一口气谈了目前存在的十几个问题。一是缺钱，基层人员一年到头不分白天黑夜地干，没有一分钱补助，经反复动员引产上环的计生对象很少得到补助。” 胡书记说：“二是基层干部玩弄数字游戏，谎报、漏报、迟报现象严重，全县没有一个准数字。三是一些干部不自律，找门子托关系写条子。将不合法变合法，卫计委顶不住，百姓意见大。” 胡书记说：“四是部分群众思想观念落后，对国家放开生两个小孩的政策，还依然产生抵触情绪，特别是头两胎是女的，总要想方设法生个男的，超生、多生现象严重……。 县委常委会听取了汇报后，做出了几点决定。” 胡书记跟我详细说了县委常委会的决定，我问：“这样做，是不是有起色呢？” “这是当然的，常委会的决定还是有权威的。不过……。”胡书记接着说：“偏偏在此时，柳树乡卫生和计生办主任邹萍芳经不住丈夫的死缠硬磨，在计划外生了一个男孩，并大放鞭炮，公开大摆宴席，乡里、县里、市里一些人还大摇大摆地到场喝酒庆贺，你说邪不邪？” 胡书记说：“这下，全县计生工作一下子乱了套，像溃口似的，难以收拾。我心急如焚，紧急把刘章鹏叫到办公室。刘主任说，邹萍芳计划外生育，县里是知道的。县卫计委和乡里党政负责人一道多次做过她的工作，她也听得进，也不想违规生育。但他的丈夫、公公婆婆坚决要生。” 胡书记说：“怎么做工作，怎么苦口婆心都不管用。还扬言谁让他们家绝后，就跟谁拼命。邹萍芳多次哭着找卫计委，要给准生证，刘主任说计生干部带头知法犯法不对，县里公开开绿灯就更不对。” 胡书记说：“后来，马志县长找刘主任，也让刘主任给准生证，刘主任说什么也不敢给，此例一开，不好收场。马县长没有硬逼刘主任，只是缓缓地跟刘主任讲起了一件事。” “讲了什么事啊？”我问。 “马县长说，有一次他得了重病，眼看快不行了，转到省城一家大医院，医院称床位紧张将他拒之门外，碰巧邹萍芳的丈夫张长康的舅舅林医生在这家大医院做主治医生，张长康就找到林医生，请林医生想办法。” 胡书记说：“林医生本身技术过硬，人缘又好，很快让马县长住了院，并通过医院找了全国最好的医生给马县长治病，还日夜守候在马县长旁边，硬是把马县长救活了。马县长十分感激，问林医生有什么要求。” “林医生提了什么要求没有？”我问。 胡书记说：“提了，林医生挺不好意思地说，没什么要求，张家几代单传，到长康这一代，眼看就要绝后，能不能想想办法，让他再生一个，马县长满口答应了。” “国家政策就这么随随便便当人情啊？”我说。 胡书记说：“在月光县就是这样，马县长讲完这个故事后，就对刘主任说，弄个准生证吧，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何况是救命之恩呢？马县长说他不能不报。 ” 胡书记说：“刘主任实在很为难，马县长就说，他是月光县县长，计划生育第一责任人，出了问题他兜着。他权大势大，话又说到这个份上，刘主任只好照办了。刘主任还对我说，要我做点好事，把他这个主任撤了算了，说心里话，他也不想干了。” 我有些好奇地问：“跟您共事的马县长就这个态度，真是让您骑虎难下啊，您怎么办呢？” 胡书记说：“刘章鹏走后，我想了很久，如果不先处理那个邹萍芳，全县计生工作就会走进死胡同。处理吧，不仅会把马志县长的关系搞僵，而且还牵扯到与市里一些领导的微妙复杂的关系。” “怎么回事？”我问。 胡书记说：“张长康毕竟是市委副书记、市政法委书记王伯年的专职司机，王书记还挂点月光县，县里方方面面的工作还需要王书记的大力支持，在‘太岁’头上动土，弄不好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胡书记说：“想来想去，我决心冷处理，就是不管不问，反正有马县长顶着，管它呢。” “您这是消极怠工啊。”我说。 “是的，你说的没错，就是消极怠工。” “可这捏着鼻子哄眼睛的事，能行得通吗？”我问。 胡书记说：“根本行不通，在我的不闻不问中，群众来信像雪片一样地往县里、市里、省里、中央飞，群众来访一拨又一拨，弄得卫计委、信访局苦不堪言。” 胡书记说：“卫计委、信访局恳请我指示，我推说是政府行为，让他们找马县长，可马县长环顾左右而言他，让他们不得要领。上面也催逼县里抓紧处理，而县里，作为县委书记的我优柔寡断，前担心狼后担心虎。作为县长的马志，作为始作俑者的马志又不主动伸头担责，一拖二拖三丢手。” 胡书记说：“犹疑不决中，全县计生工作迅速进入瘫痪状态。一些正直的干部群众忧心如焚，频频向我反映，要求我紧急干预。我再也拖不下去了，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涌上心头，并有力地支撑着我，我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什么决定啊？”我问。 胡书记说：“宣布准生证作废，撤销邹萍芳的乡计生办主任职务，开除她的党籍和公职。同时建议市委有关部门对张长康做出相应处理。” “你这样做行得通吗？”我问。 胡书记说：“行不通也得行啊。主意一定，我提议召开了县委常委会，研究如何处理邹萍芳的问题。大概是这件事影响太坏，县长马志又理亏，不好硬顶，就坐着不吭气，其他常委们也不表态。” “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话吗？”我问。 胡书记说：“没有，我只好把想法说了一下，好长时间都没人吱声。我反复提请各位常委讨论一下，但都默不作声。我说如果大家没反对意见，常委会通过，就的以常委会决定执行吧。” “常委会就没有一个人发言？没有人赞成？也没有人反对？”我问。 胡书记说：“哪那么简单啊，我正要宣布散会时，县委副书记赵程大，我记得他当时还没有兼任政法委书记，赵书记说，我们这个地方农民的封建思想很浓厚，传宗接代的观念还很强。” 胡书记说：“赵书记说，超生，违反国家计生政策肯定不对，但这种想法也应该理解。对邹萍芳的超生问题，肯定要处理，但处理不宜过重。我觉得不要开出公职，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按最高限额罚款就行了。” “主任照当，工资照拿，就这么蜻蜓点水、轻描淡写？这能服众吗？”我问。 “这哪能服众啊，我问马县长怎么办？马县长说，这件事毕竟影响不好，加上撤销职务吧。就是宣布准生证作废，撤销职务，开除党籍，按最高限额罚款，保留公职吧。” “这么处理能刹住计划生育失控这辆车吗？”我问。 “直觉告诉我，肯定不能。我不得不再次重申了我的观点，请各位常委认真地给予讨论。” “后来呢？”我问。 胡书记说：“常委会很僵持，很压抑，有些死气沉沉，似乎呼吸不到自由的、畅所欲言的空气。我问了几次，都不吭气，我只好说，还是加上开除公职、加上向男方工作单位通报吧。否则，我们刹不住违反计划生育这股歪风，常委会就这样结束了。” “常委会的决定能落实下去吗？”我问。 “你听我慢慢说，常委会一结束，刘章鹏就垂头丧气找到我，说马县长要他来找我，能否不宣布准生证作废？我说马县长也是同意作废的，问刘章鹏该不该作废，刘章鹏说最好网开一面，不宣布作废。” “怎么会是这样？”我问。 胡书记说：“我断然拒绝，用了很长时间跟刘章鹏讲道理。我说这么做是迫不得已，如果不采取断然措施，后果不堪设想。你负不起这个责，县长负不起，我也负不起。” 胡书记说：“我们既不能跟上级交待，更不能对全县人民及子孙后代交待。我不想成为月光县历史上的罪人，我相信你也不想，县长也不想，此事我已跟马县长通了气，你去办吧。” “后来呢？”我问。 胡书记说：“在月光县干个事真不容易啊。当天晚上，柳树乡党委书记柳顺平就找来了，说撤职就算了，能否保留党籍，不开除公职。我没有同意，说我们国家、省市县都制定了许多很好的政策，但对违反政策怎么处理，大都很原则、很含糊、很有随意性，罚不责众，使政策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 胡书记说：“我们这一次，就是要搞狠一点、毒一点，使其他人不敢以身试法。只有这样，我们的计生工作和其他工作就会好搞些。柳顺平好像没有一点退让的意思，还暗示我说市委王书记对我们这么处理很有想法。但我没有动摇，依然坚持原来的意见。柳顺平见说不动我，就有些很不满意地走了。” “就这样结束了？”我问。 胡书记说：“哪有这么简单啊。接连几天几夜，我这里像成了接待办公室，一批又一批的人都来说情。我记得红庙乡党委书记汤吉祥，乡长居如意特别卖劲，不断地想说服我。我解释得口干舌燥，喉咙都嘶哑了，工作几乎到了难以开展的地步。” 胡书记说：“我迫不得已，提议召开了全县县、乡镇、村三级干部大会。我情绪激昂，作了近一个小时、不带讲稿的演讲，从中国的人口状况、资源状况、讲到国家实行计划生育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讲到月光县的人口状况、资源状况、经济状况以及县委为什么要做出这么毫不留情的决定。” 胡书记说：“即使本届县委不处理，新一届县委肯定还会这么做。因为我们别无选择，别无退路，只能如此。由计生工作，我又讲到其它工作。为什么我们的许多工作都被动落后，上不去？因为我们下不了决心，不敢碰硬，不敢得罪人，不敢认真去做，不敢承担责任。” 胡书记说：“从现在开始，我们的各级干部必须认真负起责来，敢于担当，主动作为，为了月光县的振兴，兢兢业业，富于创造性地、充满献身精神地工作。让我们赢得全县人民的信任，让全县人民信任我们！我的演讲被一阵阵的掌声打断，我自认为效果非常好。” “处理执行完了？”我问。 “是，不折不扣按县委决定执行了。” “那就好。” 胡书记说：“以后，再也没有说客。为了不使我的工作过于被动，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稳住阵脚，我没有对这件事的主要责任者，县长马志和卫计委主任刘章鹏提出处理建议。” 胡书记说：“我深深地知道，一个地方党政主要负责人的团结和谐，是一个地方工作成败的关键。我想马县长也应该理解我的用意，再怎么处理，也没伤到他本人啊。” 第4章 黯然离场 我站了起来，默默站在窗前，窗外高楼大厦窗口的灯光，纵横交错的马路的灯光，以及形形色色、闪闪烁烁的霓虹灯的灯光交相辉映，使这座城市弥漫着一种繁荣和梦幻的景象。 我回到客厅沙发上，首任县委书记胡边柳接着说：“说老实话，这次三级干部会议，极大地提高了我的威信，极大地提高了我的影响力。我感到政令通行，工作顺手多了。” 我微微一笑：“这就好。” “可时隔不久，有关对我风言风语的话不断传来。” “什么风言风语啊？”我问。 胡书记说：“什么不狠抓经济工作，致使全县经济工作停滞不前，各项经济指标全面下滑；什么不认真落实党的民主集中制，独断专行，心狠手辣；什么不谙县情，脱离实际，高高在上，发号施令。” 胡书记说：“什么工作简单粗暴，以势欺人，以权压人；什么不关心干部职工及家属生活，致使他们在工作中产生消极应付情绪；什么不抓思想政治工作，致使全县人民的道德水平和文明程度下降啊等等。” 我说：“是不是风起于青萍之末啊？” “是啊，我确确实实感到处于一种不祥的气氛中。但我问心无愧，仍然保持清醒的头脑，满腔热情地工作着。我清晰地记得我最后一天在月光县的工作，上午，我在柳树乡党委书记柳顺平的陪同下，走访了几家贫困户。” 胡书记说：“柳树乡是一个贫困乡，穷不可怕，就怕不变化。走访结束后，我回到乡政府，和乡班子成员和部分村干部、企业代表座谈，探讨脱贫致富之路。” “你们探讨了哪些脱贫致富之路啊？”我问。 胡书记说：“座谈会最后集中三点，一是在县人力资源的支持下，组织农民外出务工，并详细开列了用工单位的具体要求；二是支持农民兴办小型茶场、畜禽、水产养殖场，木耳、蘑菇、水果种植场，并一一列出来支持的详细名单。” 胡书记说：“三是依托丰富的山水资源，由县经贸委牵头，柳树乡配合，迅速启动柳树湖休闲度假村的对外招商工作，让城里的人来此地休闲度假，感受山清水秀，呼吸新鲜空气。” 胡书记说：“座谈会很务实，没有一点大话、套话。穷则思变，大家反响热烈，情绪饱满，纷纷表态，挽起袖子，卷起裤脚抓紧干，力争早日摆脱贫困，扬眉吐气过日子。” 胡书记说：“正聊到起劲处，突然接到电话，说数百名穆斯林在县机关大院静坐，要求划一块地兴建清真寺，还要求与县委书记当面对话，不见县委书记，绝不离开。” 胡书记说：“民族宗教无小事，我赶紧指示县信访局和县民族宗教事务局派人与穆斯林代表对话，尽快劝散穆斯林，然后立即往县城赶。” “民族宗教工作马虎不得啊，是应该往回赶。”我说。 “是啊，哪敢马虎啊。回县城途中，我给民宗局长打了电话，详细询问了一下情况。” “这穆斯林是怎么回事？月光县怎么会有穆斯林？”我有些惊讶地问。 胡书记说：“穆斯林是‘伊斯兰’一词的派生名词，意为‘顺从真主者’，‘实现和平者’。简单地说，信奉伊斯兰教的人称为穆斯林。县里有一个回民聚居区，大约两百多年历史。回民是伊斯兰教的当然信仰者，他们除了每天做五次礼拜外，每周五都要到清真寺去做礼拜。” 胡书记说：“伊斯兰教的礼拜天称为主麻日，即聚礼日，相当于公历的星期五。原来人少，他们一般都到市里的清真寺去做礼拜。后来，回民越来越多，到市里去做礼拜就很不方便，不去做礼拜，就严重违反教规，那是绝不允许的。” 胡书记说：“伊斯兰教的主要教规来源于《古兰经》。《古兰经》是全世界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信仰和遵循的一部经典,是伊斯兰教的基础,是一切精神问题和伦理问题的最后根据。他们就想在县里建清真寺，就近做礼拜。” 胡书记说：“可不仅建清真寺的地块难找到，而且正规的征地手续不仅要花一大笔钱，也很难办下来。办不下来，清真寺就不能建。不能建，他们就不能就近做礼拜。不能就近做礼拜，他们就聚集在县政府，请县政府想办法。” “县里是怎么处理的呢？”我问。 “那就不是我的事了。”胡书记苦笑了一声。 “此话怎么讲？这是一个县委书记的份内之事啊。”我很吃惊地说。 胡书记说：“事情总是向你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我刚到县委，正准备跟回民对话，突然接到市委紧急电话，要我立即赶到市委去，说市委王伯年副书记要亲自找我谈话。” “你怎么办？回民这边怎么办？”我问。 “怎么办，我得服从上级啊，服从组织啊。我很歉意地对回民说，我很想跟你们对话，很想听听你们说些什么。可是，上级刚来了紧急通知，要我马上到市委去，我必须得去。” 胡书记说：“请马县长跟你们对话，行吗？回民代表说行，我赶紧请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王庭通知马县长。市委打来紧急电话，一定有什么要紧的是，或者有什么新的指示，我二话没说，立即调头向市委飞奔。” “什么情况？”我问。 胡书记说：“你听我慢慢说，到了市委后，秘书引我到王书记办公室，王书记挺客气地跟我握了手，寒暄了几句，然后平平和和地对我说：‘市委研究了一下，跟省委交换了意见。你不顾家庭，到这么远、这么穷的县来，一腔热血工作，工作很有成绩，有口皆碑。’” 胡书记说：“王书记说，‘市委、月光县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我们这里远离省城，条件艰苦，工作很累，为了免去你和老婆孩子的分居之苦，你能不能打个报告，要求调回省城？’” “怎么会是这样？”我大惑不解。 “是啊，我的脑子当时一下子就‘懵’了，愣愣地望着王书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种谈话是我怎么也想不到的。”胡书记说。 “你说了些什么？”我问。 “我有些结结巴巴地说：‘能不能让我再……再多干一段时间？’我稍稍回过神来，乞求似地望着王书记。继续说：‘如果现在离开月光县，月光县刚刚转好的局面就会……就会……干部群众还如何相信我们的党和人民政府？’” “王书记怎么说？”我问。 “王书记仿佛内心毫无波澜，依然平平静静、和和气气地说：‘市委跟省委交换了一下看法，省委又专门开了会，确定了新县委书记的人选，新的县委书记很快就会到任。’” “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这么麻面无情？怎么能这样对待干部？怎么能这样对待一名县委书记？”我有些气愤地问。 “我哪知道，我只好说：‘好，好吧，我服从组织决定。’所有的争辩、所有的不解都是徒劳，我只能被迫接受这个现实。就这样，我干了不到一年，就灰溜溜地回来了。”胡书记说。 胡书记将烟蒂狠劲朝烟灰缸上一按，又点上一支烟，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看得出来，他有很多话要说，有很多话憋在心里想一吐为快。 我谦虚而耐心地倾听着。 “后来我仔细想了一下，觉得在处理邹萍芳超生问题上，不够老练，不够圆滑，不够世故，不够妥协。只是一味地觉得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一味地觉得站在所谓‘神圣使命’的立场上处理此事。”胡书记说。 “此话怎么讲？”我问。 “对内，我至少有四个失误，一是事先没有跟马志县长沟通，应该达成一致，或者基本达成一致，或者让他知道我的想法后，再上常委会。”胡书记说。 “二是没有事先全部跟其他常委们沟通、交底，不论他们赞不赞成，至少应该让常委们理解后，再上会。三是没有给马县长、赵书记一丁点‘脸面’，全部驳回了他俩的处理意见，没有表现出适当的灵活性和进行必要的妥协。”胡书记说。 “导致他俩后来对我确定的事，阳奉阴违多、不配合多，主动支持少、积极配合少。四是应该交给县政府去办，等县政府有个明确意见后，再召开常委会讨论确认也不迟。”胡书记说。 “县长本来就是计划生育的第一责任人，交给县政府处理，既合乎逻辑又有缓冲和回旋余地，该多好啊。看来，我在官场上还是很幼稚，不成熟啊。”胡书记说。 “那对外呢？”我问。 “至少有两个失误，一是没有事先主动、专门向市委王书记汇报，请求指示，请求理解。因为，张长康毕竟是王书记的专职司机，打狗也要看主人啊，打了丫鬟丑了小姐啊。”胡书记说。 “二是不该向王书记所在的市委发出书面通报，这不是把市委、把王书记放在火炉上烤吗？我当时只是想当然地认为，王书记官大，应该比我们觉悟高，应该大张旗鼓地支持我们处理此事。再说了，我们也是照章办事，按惯例办事。”胡书记说。 “可当时，我哪里能想这么多，这么复杂呢？尤其错误的是，向王书记的工作单位发出书面通报，自己处理了就处理了，何必又把事情捅上去呢？我真是糊涂啊！唉……。”胡书记长叹了一口气。 “处理简单的超生一事，就得罪了市委专职副书记，得罪了县长，县委专职副书记，你说，我还有好日子过吗？我真是糊涂，我这是‘罪有应得’，咎由自取啊！”胡书记说。 听完了胡书记的话，我的心里如打翻了五味瓶，难受莫名。 “我劝你，不要管什么事，你管不了，管不好，人多嘴杂，人言可畏，怎么做都要得罪一帮人。还不如混一段时间，多栽花，少插刺，碌碌无为，平平淡淡……。”胡书记说。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悟出的道理，但从直觉上判断，他说的不是气话，好像是从心窝里掏出的话。 “谢谢您！”我站了起来，很真诚地跟他握手。 告别首任县委书记胡边柳，我有些不知所措施地站在马路边一颗大树下，斑斑驳驳的光影洒在我身上，显得有些孤立无助。 良久，我才怅然若失地离去。 第5章 两局“中枪” 在仔细梳理了与首任县委书记胡边柳的聊天情况后，我开始拜访第二任县委书记游有余。打电话联系，游书记很乐意与我聊聊月光县的事。 省城云湖公园僻静处，我和游书记坐在长条椅上聊天。 游书记很健谈，他直言不讳地说：“我知道月光县的工作不好搞，我预料到无论我怎么做，都会以悲剧收场。但既然‘上头’将我放在这个位置上，我只有尽其所能把工作搞好。” 我笑了笑：“态度很端正啊。” “没办法啊，树争一张皮，人争一张脸嘛。” “我不打扰您，您接着说吧。” 游书记说：“能不端正吗？能容得你不端正吗？和大多数初来乍到的官员们一样，我首先要做的就是默默无闻搞些调查研究，多方面了解情况，以寻找工作的突破口。” “从哪方面突破啊？”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我心里有了底。无论谁当家理政，发展经济肯定是第一要务。要发展经济，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在贫穷的月光县。必须招商引资，引进‘外援’。” 游书记说：“要引得进来，留得住，还要生根、开花、结果。这就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而月光县投资环境很差，很难吸引人，招商引资的效果无疑会大打折扣。” 游书记说：“我决定从整治投资环境入手，重点是整治职能部门吃卡拿要、不主动热情为企业服务的问题；狠抓经济工作，重点是招商引资。我想，只要把经济搞上去，有了钱，其它种种问题就会逐步解决的。” “招商引资，筑巢引凤，这个思路不错啊。”我说。 游书记说：“我首先搞了个投资环境综合整治季活动，一方面开动员大会，在全县开展‘人人都是投资环境’的活动。另一方面成立了以纪委监察、审计部门组成的调查组，专门调查职能部门吃卡拿要、为企业服务不到位的问题，准备找出几个影响恶劣的事件，严肃处理，杀一儆百。” 游书记说：“调查中，一些企业反映强烈，纷纷指责一些职能部门故意设卡设套，乱摊派、乱罚款、乱收费，服务态度恶劣，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根本不把政策原则、讲话要求放在眼里。” 游书记说：“可一谈到具体的部门、具体的人或事，都讳莫如深，环顾左右而言他。轰轰烈烈的整治季活动有半途而废的危险。” “不可能这么悲观吧。”我说。 游书记说：“古人云，天无绝人之路，地有好生之德，花有荣枯之期，水有无尽之流。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一封匿名举报材料转到我手上，一家陷于困境的民营化工公司的职工举报了税务局、环保局等几个部门的问题。” 游书记说：“调查组很快就将事情搞清楚了。原来，董事长指责聘请的总经理经营管理不善，致使公司经营每况愈下。而自恃奋发有为、经营有方的总经理不服，将原因推到了职部门身上。但不管公司陷于困境的原因在哪，职能部门的确有问题，最恶劣的两起事件涉及到税务局和环保局。” “什么情况？”我问。 游书记说：“税务局一个小小的专管员说公司账目不清，要补交税款并罚款。而事实上，公司是年年纳税先进单位，账目基本上是清楚的，只是会计因为疏忽，将一笔销售款项做到了其他科目上。” 游书记说：“尽管会计在税务核查中承认了错误，并马上改了过来，也没有影响正常纳税。但税务专管员依然不依不饶，每天像苍蝇一样盯着这件事，还格外‘严格认真’地审查每一张会计凭证和原始单据，渴望从鸡蛋里面挑出骨头来。” 游书记说：“公司没办法，只好请专管员进市区吃饭，这专管员又约了几个朋友一起用餐，酒足饭饱后，专管员一行人提出要娱乐。公司就请专管员一行人跳舞，给每人找了一个舞伴。” 游书记说：“跳完舞后，又应专管员的要求，再请他们一行洗桑那，请小姐按摩。让人气愤的是，这个参加工作还不到两年的专管员竟然一个人一次点了两个小姐……，你说邪不邪？” “那环保局的问题呢？”我问。 游书记说：“再说环保局的问题，本来，化工公司一直致力于污水的处理，投资500余万元搞了个污水处理装置，污水排放已达标准，可环保局局长抓住一些农民承包的渔池死鱼的事件大做文章。” “作什么文章啊？”我问。 游书记说：“环保局局长指责化工公司排放的污水未达标，致使农民兄弟饲养的鱼大部分死亡，失去生活来源，要罚款赔钱，为农民兄弟伸张正义。还在幕后唆使农民围堵化工公司，严重影响了化工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游书记说：“化工公司私下里找人与这位局长大人接触，局长说，只要‘工作’到位，其他的事情都好商量。心领神会的化工公司赶紧准备了一个20万元的红包，恭恭敬敬地递上去，局长在‘笑纳’后，‘秉公’执法。” 游书记说：“环保局局长说经他们认真地、负责地、科学地、反复地检测，化工公司排放的污水是达标的，与死鱼没有关系，并出示了相关的检测报告……，可怜敦厚朴素的农民兄弟，被我们的干部们当猴耍了一把。” 我气愤地说：“这太不像话了，不严肃处理不行啊。” “当然要严肃处理，这两件事证据确凿，由不得抵赖。县委常委会在听取了调查组的汇报后，做出了三点决定。” “哪三点决定啊？” “一，撤销环保局长兼任的党委书记职务，开除公职，开除党籍。提请县人大罢免环保局局长的职务，罢免县人大代表资格，并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二，开除税务专管员的公职，由团组织按程序清除出团。三，税务专管员一行退还化工公司的全部招待费用。” “处理得好。”我很赞成这种处理，就应该及时出手，狠刹这股歪风邪气。 “是啊，不严肃处理不行啊。” “你们处理顺利吗？常委会是一致通过的吗？”我问。 “不顺利，好在我未雨绸缪，工作做得周到、细致、彻底，几乎没留什么‘死角’。”游书记说。 “您是怎么做的呢？”我问。 “事前，我干了五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主动找县长马志交换意见，我知道环保局长跟马县长私交很好，若处理环保局长，必须尽可能与县长达成一致，以免节外生枝。” “马县长同意吗？” “刚开始，马县长认为处理太重，怎么都不同意。我说，这件事怪不得谁，只能怪他自己，现在风声这么紧，仍顶风违纪，自己往枪口上撞。再说，如果我们不处理，群众再往上举报，在网上散发，上面怪罪下来，还是要处理，可能还要追究我们的责任，我们也是吃不了兜着走。”游书记说。 “一番好说歹说，县长才默认了。再说那个税务专管员，他是月光县国土规划局一个副局长的儿子，县长刚开始也想保一下。我说，小小年纪，就这么弄权，这么放肆，将来怎么得了啊。我们先处理，是让他吸取教训，也是教育挽救他啊。县长就没有多说什么。”游书记说。 我笑了：“那第二件事呢？” “我单独找每个常委一一谈心，以平等的心态对这件事进行沟通、讨论，最后逐步达成了共识。” “那第三件事呢？” “我主动到县人大主任孙凌云的办公室，与孙主任进行了讨论。孙主任脾气有点犟，有点倔，他刚开始觉得这么处理太严重，太不近人情了。我也是正说反说，最后还说请老领导多理解、多支持，他才无话可说。我又到县政协主席骆丹的办公室，进行了沟通，交换了看法，骆主席也无异议。” “第四件事呢？” “我专门到市环保局、市税务局，向这两个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进行了详细汇报，他们感谢我这个县委书记亲自前来，对我给予了充分的理解。” “最后一件事呢？” “我到市纪委，向杨汉雄书记做了汇报。” “这也要跟市纪委汇报啊，按干部管理权限，县委可以直接处理啊。” “你不懂，月光县复杂得很，多一个部门、多一个领导的支持，就少一份阻力。再说，作风建设，廉政建设是市纪委的份内之事，跟市纪委汇报，顺理成章，名正言顺啊。” “你真是想得周到啊，市纪委是什么意见？” “他们没意见，说就是要这么做，还表扬了我，说坚决支持县委的处理决定。” “你一下做这五件事，如果其中的一环，坚决不同意，坚决反对怎么办呢，这不是自己跟自己找麻烦吗？” “我事前想了一下，为了减少阻力，再麻烦也要这么做。即便不支持、不同意，我也要反复解释，拿党纪国法来说事。我相信，即使再‘歪’的人，也应该知道大气候，与时势相抗是不明智的。” “哦，看来，我要多多向你学习啊。” “哪里啊。常委会一结束，县委、县政府就召开了全县投资环境整治季阶段性总结大会，通报了这两件事，并要求全县各部门、各工作人员提高服务质量，依法办事，自觉抵制吃卡拿要的歪风，努力创造优良的投资环境。” “效果怎么样？” “我认为，整治季活动很有声势，很有成效。随后，在总结前段时期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县委、县政府又出台了一系列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工作开始艰难地向前迈进。” “你工作蛮有章法嘛，以后要好好教教我。”我笑着说。 “别笑我了，这种按部就班的事谁不会啊。”他也笑了。 “那以后呢？”我接着问。 “慢慢来，听我慢慢讲。”游书记不紧不慢地说。 第6章 客商“座上宾” 二任县委书记游有余继续说：“在月光县横龙山山洼，有一股清泉一年四季不断涌出。一小队德国考察小组碰巧路过山洼，碰巧口渴，用手捧起一喝，发觉清洌甘甜，又了解到山洼周边的村民很长寿。” 游书记说：“德国人很好奇，便将此水带回国化验，发觉此水含多种矿物质，常饮有返老还童、延年益寿之功效。经钻探分析，泉水储量丰富。办事挺认真的德国人就想开发此泉水，并以此泉水为母水，开发各种功能饮品。” “这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啊。”我说。 “是啊，我大喜，不仅热情接待了以克思曼先生为首的德国客人，还指示有关部门全力配合，务必促成此事。并将此项目列为县里重点项目，实行重点项目跟踪服务责任制，由我负总责。”游书记说。 “情况怎么样？”我问。 “在翻译的帮助下，我们进行了几番交谈。我发觉我跟克思曼先生挺谈得来，我喜欢跟办事刻板、说话办事认真、认死理的克思曼先生打交道。” “你们签了投资协议吗？” “签协议要谈判，但谈判很艰难。开始，克思曼先生想先投资5亿元人民币，买下50年的泉水开采权，成立独资企业进行开发，并要求县里投资修建山洼连接国道30多公里的道路。” “据我初步了解，县里穷得叮当响，哪有钱修路呢？” “县里的确没钱，县委、县政府研究了这个问题，对于卖开采权，周围乡村及村民都赞成，水在那里流也是白流，不如卖点钱，大多数县委常委、政府县长们包括县长马志都赞成。但对于修路，大家面面相觑，心里很虚，县里实在拿不出这笔钱。” “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做事有个原则，除了考虑我这一任外，还要考虑下一任，考虑将来，尽量不投一时之利而留下后遗症，让后人骂娘。说大一点，就是要为子孙后代着想，要有历史责任感。”游书记说。 “对于引进德国人开发泉水一事，我有自己的想法。若出让开采权，可暂时有些钱，可这钱是死钱，用完了又怎么办呢？道路肯定是要修的，不修路这个项目就谈不下来。可谁出钱呢？”游书记说。 “贷款修路，收费还贷，可这路除了沿途村民使用外，就是克思曼先生将来的公司和客户，向前者收费，村民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拿什么出？向后者收费，影响投资环境，明显给德国人设置障碍。”游书记说。 “争取上面拨款，可这又不是国道，上头能出吗？即便上头有心出力，估计也是蜻蜓点水，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看来，只有打克思曼先生的‘主意’了。”游书记说。 “克思曼先生能上你的‘钩’吗？”我问。 “在陪克思曼先生钓鱼、吃月光特产时，在陪他在山山水水中闲逛时，我时不时谈了双方如何合作的问题。政府投资修路，成立独资公司这两条他坚决不让步。”游书记说。 “我还是笑着建议克思曼先生成立合资公司，我方以泉水资源入股，占40%的股份，克思曼先生投资5亿元人民币，占60%的股份，注册资金还是5亿元，把节省下来的2亿元用于修路。” “克思曼先生同意吗？” “对于资源入股、成立合资公司他经过反复盘算、权衡，还是同意了。但最多只答应泉水资源占20%的股份，我认为太少，坚决不干，最后谈来谈去，克思曼先生同意按中国的吉祥数字28.88%入股，作价1.444亿元，这样，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为5亿元，克思曼先生占71.12%的股份，实际出资3.556亿元，处于绝对控股地位。”游书记说。 “我想，只要公司正常运转起来，我们分红的收益就会源源不断，这比单纯的卖水资源强多了。再说了，要单独把水资源卖一个多亿，克思曼先生肯定不会答应。比较来比较去，我觉得这的确是个不错的协议。”游书记说。 “万事开头难，旗开得胜啊。”我说。 “哪有那么容易啊，我请克斯曼先生将节余下来的1.444亿元用于修路，克思曼先生死活不肯，坚决要政府出。无可奈何之下，我抛出了四条‘诱饵’。”游书记说。 “哪四条‘诱饵’啊？”我问。 “一是免费在县城工业园划出20亩地供其建厂房及配套设施，在泉水处划出5亩地建开采基地；二是地方政府全面负责道路建设，保证在克思曼先生规定的时间内完工，绝不拖后腿；三是将路的冠名权交给克思曼先生，用于企业形象宣传。”游书记说。 “四是将修路当成克思曼先生在中国的公益事业，大张旗鼓地宣传，使克思曼先生及其公司给中国人民留下一个好印象，便于在中国的业务拓展。四管齐下，克思曼先生终于动了心。”游书记说。 我笑出声来：“你的脑子转得好快啊。” “还不是被逼出来的，环境又不好，又要干事创业，你说有什么办法？”游书记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县委、县政府研究了一下，一致同意我的想法。于是，成立合资企业、兴修公路的事紧锣密鼓地进行。另一方面，以分管城建的副县长和建设局局长为主的争取省市下拨修路款的‘攻关 ’行动也在抓紧进行。” “合同签了吗？克思曼先生的钱打过来了吗？”我问。 “你别慌，听我慢慢说。我们的准备工作已接近尾声，明天上午十时将在市内香格里大酒店举行隆重的签字仪式。向市委、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和新闻单位的请柬已发出。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答应出席签字仪式。”游书记说。 “我和县长马志等人同克思曼先生一行共进了工作晚餐，由于几乎所有的问题已经解决或者有了解决的方案。兴致极高的克思曼先生入乡随俗，跟我们一杯杯干，干了不少酒。我反复嘱咐宾馆经理，一定要接待好克思曼先生一行，派专人负责，注意每一个细节，尽量让他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游书记说。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我说。 “是啊，好消息接踵而来，‘攻关’行动也取得成效，省市同意给我们至少3000余万元道路建设资金，支持我们贫困地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以推动经济发展。” 我想起了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对联，‘福无双至今朝至，祸不单行昨夜行’，就笑着说：“你这是‘福无双至今朝至’啊。” “是啊，招商工作毕竟实实在在地取得了成效。依我的看法，合资公司选的项目好，对环境也没有什么污染，加上克思曼先生财大气粗，很有经济头脑和战略眼光，一定会生意兴隆，财源滚滚……月光县到处都是‘哇哇待哺的孩子’，有了钱，就可以力所能及地为老百姓办一些实事了。” “祝你好运连连啊。” 游书记继续说：“我很担心出现什么意外，因为在月光县，一切皆有可能。我彻夜未眠，一清早就往克思曼先生的房间打电话，电话没人接，我想克思曼先生可能是早锻练去了，就让秘书去找，找到后一起进早餐。” “找到了吗？” “宾馆就在县委大院附近，不一会儿，秘书气喘喘吁吁地跑了回来，脸色惨白，嘴唇直打哆嗦。我大吃一惊，忙问怎么回事，他结结巴巴、吞吞吐吐地告诉我，克思曼先生被抓了。 ” “难道真有意外发生？真是一切皆有可能？”我问。 “我脑袋一嗡，惊呆了。谁有这么大的胆子，竟敢不通过县委，在县委眼皮底下抓县委请来的客人？”游书记说。 “这应该不可能啊。”我说。 “是啊，我也觉得不可能，简直是不可思议。就反复问秘书，秘书稍稍平静下来，肯定地对我说，千真万确。” “这是唱的哪一曲啊？”我问。 “连我自己都弄糊涂了，忙问谁抓的，秘书说是县公安局，我让秘书赶紧跟公安局长文胜天打电话，要他一刻不要耽误地到我这里来。” “情况怎么样？”我问。 “文局长跑来后，我没好气地问：‘你好大的胆子，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县委打个招呼，就随随便便地抓人？’” “文局长怎么说？” “文局长一头雾水、一脸茫然地望着我，问怎么啦。我正在气头上，就很严厉地说，你还有脸来问我，你这个局长是怎么当的？文局长仍是一脸的茫然，他对我说，您能不能说清楚一点，究竟怎么啦？” “文局长问得对，情况不明，你不能这么说他啊。” “是啊，我觉得有些过火，就尽量平静下来，和缓地问文局长，你知道那个德国来的克思曼先生吗？文局长回答说，知道啊，就是来我们县搞开发，市县都把他当爷供着的那位洋大人，他不是今天要到市里去签协议吗？我又来了气，说知道怎么抓他？文局长说，别吓我了，就是借我一百个脑袋也不敢啊。” “这么说，文局长他们是无辜的？” “无辜个屁，我问文局长，这么说，人不是你们抓的？文局长回答说，绝对不是，我们公安局是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的，起码的政治觉悟是有的，我们怎么能干这事？再说了，如果要抓一个外国人，起码要请示县委和市公安局，我们哪有那么大的胆量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问。 “你别着急，听我慢慢说。慌什么，好戏还在后头呢。”游书记苦笑了一声。 第7章 客商“阶下囚” 二任县委书记游有余说：“我又吩咐秘书赶紧把宾馆经理找来，一会儿，宾馆经理跑过来了，睡眼惺忪，是秘书把他从床上拖起来的，想必又打了一通宵麻将。” 游书记说：“我问他是怎么接待克思曼先生的，他说是按县委要求接待的。我问他克思曼先生昨晚被人抓走了知不知道，他说绝对不可能，我让他回宾馆把事情搞清楚后马上告诉我。” 游书记继续说：“经理离开后，我来回踱步，心中焦躁不安。很快，宾馆经理跑过来了，全身大汗淋漓，一副惊恐万状的样子。‘怎么回事？’我问他，看那个样子，我就感到大事不妙。” “事情弄清楚了吧？”我问。 “宾馆经理嘴唇发抖，战战兢兢地对我说，‘书……书记，人……人的确被抓了’。我问是谁抓的？他说是城关派出所。我问为什么抓他？他吞吞吐吐地说，‘好像……好像是嫖……嫖娼。’” “嫖娼？干嘛嫖娼，在县委宾馆嫖娼，不知道深浅轻重吗？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蹊跷啊。”我分析道。 “我肺都气炸了，直面文局长，目露凶光地说，都是你干的好事，快去，把原因搞清，把人接回来。不，你到派出所后，马上给我打电话，我亲自去接。我叫秘书先跟文局长一起去，弄清情况，做好安抚工作，我随后就到。” “情况搞清楚了吗？” “还没呢，我又对宾馆经理说，回到宾馆后，把详细情况搞清楚，马上告诉我。” “宾馆经理搞清楚了吗？” “听我慢慢说，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体会到什么叫心灵煎熬，什么叫度日如年。等待原因的时间实在是太漫长了，我受不了这种等待。” “我能理解。” “宾馆经理来了，他不敢隐瞒，把知道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讲了。” “这下应该搞清楚了吧？” “差不多吧。原来，克思曼先生晚餐后，就回房间休息了。到了深夜，一阵电话铃声惊醒了他。电话是小姐打来的。问他要不要‘服务’，克思曼先生毕竟在中国呆过很长时间，简单的中国话还是能听懂一点的。”游书记说。 “或许是趁着酒兴，或许是离家太久，或许是没把这当回事。总之，他同意接受‘服务’，与小姐‘缠绵’了一阵，就抱着小姐睡着了。宾馆服务员私下里与派出所有个‘君子协定’，谁提供线索抓获嫖客，罚了款后，派出所就给服务员‘信息费’。”游书记说。 “当班服务员看见小姐进去后，半天不出来，就想外国人有钱，可以罚更多的钱，得到更多的‘信息费’。于是，她把宾馆经理反复交待的事当成了耳边风，偷偷摸摸地给派出所打了电话。也许派出所也认为外国人有钱，得手容易，不敲白不敲。”游书记说。 “一个姓严的副所长马上带了几名干警到了宾馆，当班服务员悄悄打开房间，干警轻轻掀开被子，对着赤条条的两人拍照摄像后，就带走了克思曼先生和隔壁房间的翻译。”游书记说。 “事情是这样的啊？”我有些哭笑不得。 游书记苦笑着说：“城关派出所内，秘书报告说，文局长大发雷霆，让正副所长和参与干警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讲了出来。克思曼先生带到派出所后，派出所告诉他违反了中国法律，让他交5万元罚款走人。” 游书记说：“他嗷嗷叫着，就是不交。干警用板凳打了他，打得他直告饶，他还是不交。后来降到2万元，他依然不交。气极了的干警用皮带猛抽他，他还是不交。最后降到5000元，他就是不交，不交又挨打。不管派出所怎么弄，他总是一副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的样子。” 游书记说：“折腾了后半夜，派出所一分钱也没有弄到，倒是把自己弄得筋疲力尽。正不知道该怎么收场，文局长怒气冲冲地赶来了。文局长要我去接人，我立即驱车前往，走到半路，司机忽然把车停了下来，我正要发问，司机小心翼翼地跟我说了话。” “司机说了什么？”我问。 “他说，能不能听他说一句话，这句话本来不该他说。我让他快说，他说，我不能去接。” “为什么不能去？这时候就是要以最快速度赶过去，做好赔礼、解释、安慰工作啊？”我大惑不解。 “司机很耐心地对我说，无论怎么说，克思曼先生的身份已经变了。他不再是客商，而是一个嫖客，我作为一个县委书记，亲自到公安部门去接一个玩弄中国女性的外国嫖客，实在有些不妥，影响恐怕不好。”游书记说。 “说得有道理啊，看来，你的司机是个明白人啊。” “是啊，司机的确说的不错。我大吃一惊，马上警醒过来，像是对司机又像是对自己说，这么一闹，克思曼先生肯定对我们不满。如果不亲自去接，做好解释工作，恐怕协议要泡汤。”游书记说。 “若协议泡汤，不仅我们所做的工作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而且市里方方面面肯定会来责怪我们，新闻媒体也会刨根问底，我们就会更被动，县委振兴经济的努力就会受到重挫，月光县脱贫致富就更难……。”游书记说。 “是啊，是啊。”我也深有同感。 “司机听了我的话后，有些善解人意地说，我如果坚持要去，可以请马县长、经贸委郭主任一起去，最好不要一个人去。司机说得有道理，我定好时间，分别给马县长、郭主任打了电话，让他俩立即赶到城关派出所。” “派出所那里怎么样？” “我们到了派出所，克思曼先生已经坐在了会议室里，周围的人对他‘谄媚’地笑。一夜之间，克思曼先生由原来的座上宾变成了阶下囚，又由阶下囚变成了座上宾。我不知道他感觉怎样，我不知道他是否能通过这件事，对我们这个有悠久历史的古老而常新的国家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游书记说。 “克思曼先生有什么反应呢？”我问。 “克思曼先生哇哇叫着，他气愤地掀开衣服，露出上身，皮带抽打的痕迹清晰可见，板凳打的地方是青一块紫一块。干警下手实在狠了点。” “是不是应该狠狠处理一下？这么下去怎么得了啊！”我听不下去了。 “是要狠狠处理，不过，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安抚好克思曼先生，完成签字‘大业’。我们一行将克思曼先生接到宾馆，不停地陪着小心，说这绝对是误会，我们一定严肃处理打人的事。”游书记说。 “我开始做善后工作，打电话让卫生局长带医务人员给他检查身体，上药服药。但他不为所动，说马上要离开月光县，离开中国，我们苦苦挽留未果。”游书记说。 “这么说，这件事黄了？”我问。 “是的，黄了。强扭的瓜不甜，我们只好请他做两件事。一是相信我们一定会处理好这件事，回国后一定不要将此事讲出来，特别是不能对新闻媒体讲，否则，就会在西方掀起大波，酿成中德之间严重的外交事件，给我国带来极为严重的政治影响。”游书记说。 “二是中国人历来好讲面子，讲形象，讲虚荣心。今天的签字仪式已经安排好，无故取消就会带来极为恶劣的影响，请他务必坚持出席一下，签下协议，为了不使协议生效，产生法律后果，可将原来的正式协议改为意向性协议。”游书记说。 “就这样处理了？克思曼先生能听你们的吗？”我问。 “不这样处理怎么办？你说，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毕竟克思曼先生也有难以启齿的地方，毕竟我们朝夕相处这么些日子，有些情面。他勉强同意了，意向性协议签定后，我们立即把克思曼先生一行送到机场。”游书记说。 “唉……。”我仰天长叹一声。 “带着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满腔热情，执着来华投资的克思曼先生，就这样带着满身的伤痕，带着遗憾，带着抹不掉的记忆，伤感地离开了月光县，离开了中国。”游书记说。 “我相信，克思曼先生身体痛，心里更痛。飞机从我头上呼啸而过，我眼望长空，极度失望，极度伤痛，极度愤怒。我咬牙切齿，开始行使县委书记的权利，清算一些人的‘罪行’。”游书记说。 “怎么清算啊？”我问。 “这次事前没做那么多工作，我提议召开了常委会，要求立即撤销城关派出所正副所长的职务，将姓严的副所长和殴打克思曼先生的干警一同清除公安队伍，由县纪委、政法委、监察局和审计局等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对城关派出所乱罚款和私设小金库一事进行调查，如违法就移交司法机关依法严惩。”游书记说。 “对负有领导责任的县公安局长文胜天同志给予警告处分，对分管副局长给予严重警告处分；要求撤销宾馆经理、当班经理的职务，辞退当班服务员，对负有领导责任的县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给严重警告处分，并通报全县………。”游书记说。 “这次常委们反应如何？”我问。 “大多数常委表示赞同，只有县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赵程大说，不管怎么说，克思曼先生是因为嫖娼才被抓的，卖淫嫖娼毕竟是社会丑恶现象，打击卖淫嫖娼毕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分。如果这么大张旗鼓地处分人，恐怕对精神文明建设不利，对‘扫黄打非’不利。如果他们对处理决定不服上告、伸冤，我们就很被动。要记住，抓嫖客的大方向还是对的。” “你怎么说？” “我解释说，我们当然不会因为抓嫖客而处分人，而是有其它的理由。比如随便打人、乱罚款、私设小金库，宾馆方面没有完成县委、县政府的重要接待任务等。退一步说，假若我们不先处理，掌握主动权，即使克思曼先生不说，万一他妻子或朋友将他被殴打的事传出去，经无孔不入的西方新闻媒体一渲染，我们就更被动了。”游书记说。 “那时，上面过问下来，不仅县委、县政府招架不住，恐怕市委、市政府，甚至省委、省政府也要受牵连。我们先处理就先掌握主动，万一上面问起来，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已经深刻认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已经严肃处理了当事人……。”游书记说。 “当然，我们这么处理并不是说我们怕什么，是因为我们有些单位和当事人的确有错，的确做得有些过分。你们想想，好端端的一个项目，就这么没了，多可惜啊，我心痛啊，不这么处理能行吗？月光县总要进步，总得横下一条心往前走啊！总之，人是要坚决处理的，请各位常委按管理权限分头执行吧。”游书记说。 “处理得干净利落吗？”我问。 “可以这样说，基本上干净利落。这次反对的声音不大，阻力也不大，常委会的意见也得到了很好的落实，事情就这样告了一个段落。”游书记说。 “这次招商引资失败，是对踌躇满志的我的一次重大打击，是对我重振月光县经济努力的一次重大打击。我眼望苍天，欲哭无泪。我切身感受到，我贫穷的月光县经不起这种折腾！”游书记说。 说到这里，游书记的眼睛湿润了，有泪水顺着脸颊往下流，一直往下流。 第8章 拍板建桥 “你再打算怎么办？”我将纸巾递给第二任县委书记游有余，关切地问。 游书记接过纸巾，擦了擦泪水，接着说：“但我没有趴下，而是坚定地站着，为改善月光县的环境而奔走。月光县有一条大凌河，河水穿城而过，给两岸人员往来带来不便。县里经请示上级批准立项后，决定建一座收费凌河大桥，以取代很久以前建的那个老旧的、通行能力严重不足、安全系数不高的那座桥。” 游书记说：“这也是几届县委、县政府想建而没有建的，是群众企盼已久的。凌河大桥总投资约9.6亿元，资金采取‘向上面要一点，自己筹一点，向银行贷一点，建设单位垫一点’的办法解决。” “这是好事啊。”我说。 “是啊，可把好事办好不容易啊。你不知道，在月光县，办一件好事有多难？” “怎么难啊？” “做出建桥决定不到一小时，找我要求承包工程的人就一个接一个，一批接一批的来，我的手机和办公室的电话也一直响个不停。省、市、县条条块块、方方面面都有人跟我打招呼，都是有‘来头’的。”游书记说。 “要么是对我的‘政治前途’有影响力的，要么是对月光县相关工作能施加影响的。当然，还有一些是老同学老朋友，他们自认为跟我关系不错，认为我会帮忙。”游书记说。 “你打算怎么做？”我问。 “假若是你，你会怎么做？”游书记忽然问我。 “关键是你，而不是我。”我笑着把球踢了过去。 “你猜猜。”他直视着我。 “那我怎么猜得着？” “没关系，你猜试试看。” 我开始猜了：“给工程质量最好、价格最低、时间最短、信誉最优的公司做？。” “不。” “给能给月光县带来最大利益，主要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单位或个人去做？” “不。”游书记依然斩钉截铁地说。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到底打算给谁做？”我有些懵了。 “你再接着猜啊。” “给权最大的人推荐的公司做？” “不。” “给跟自己关系最好的人做？” “不。” “给欠人情债最大的人做？” “不。” “给能给自己带来最大政治利益的人做？” “不。” “给能给自己带来最大经济利益的人做？” “不。” “给给自己业务费或者说回扣最多的人做？” “不。” “给自己的亲戚做？” “不。” “给你的替身替你自己做？” “不。” “给你自己的红颜知己做？如果有的话。” “不。” “你有红颜知己吗？”我笑着问。 “当然有。你别打岔，接着猜。”游书记说。 “给你的情人做？如果有的话。” “不。” “你有情人吗？” “无可奉告。别打岔，接着猜。” “给有黑势力背景的人或者对你人身安全威胁最大的人做？” “不。” …… “这么大的事，这么大的工程，总不能随便找个人做吧？” “那是当然的。你再猜。” “你饶了我吧，我猜不出来。”我笑了。 “再猜猜。”他继续要我猜。 “嗯——，我已搜索枯肠，江郎才尽了。实在猜不出，你直说了吧，究竟给谁做？”我说。 游书记苦笑了一下说：“除了接听怎么也接不完的电话，接待总也接不完的‘说客’外，我还收到不少条子和‘口信’，还有电子邮件、QQ、微信，总是离不开凌河大桥工程这件事。” “难道这个工程是一块肥肉，是连妖精都眼馋的唐僧肉？” “肥肉、唐僧肉绝对谈不上，但应该至少有些肉吃吧，建筑商合理的利润还是应该有的吧。” “你是怎么处理这件事的？”我问他。我随后的月光之行，必然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因此，我对如何圆满处理此事抱有极大的兴趣。 “你说我能怎么处理？我根本没法处理。我首先是心平气和地、恭恭敬敬地，如果是同事朋友就嘻嘻哈哈地、嘻皮笑脸地说，感谢您对月光县工作的关心，月光县方方面面的工作离不开您的大力支持。工程之事，县里正在研究，正在研究。我一个人说了不算，但我一定放在心上，放在心上。”游书记说。 “这不行，那不行，你放在心上了吗？”我问。 “我当然放在心上了，不放在心上怎么行啊，不放在心上怎么向这么多单位和个人交待啊！你可能还没体会到，这段时间，我被这些电话、微信、QQ、条子、‘口信’、说客搅得烦不胜烦，多次想以资金未到位、准备工作不充分为由取消这项工程。” “真的吗？难道仅仅就因为这些‘骚扰’就取消利民工程？取消建桥工程，不利于显著地改善月光县的投资环境啊，也不能便利老百姓啊。”我有些疑惑不解地望着他。 “真的，因为我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满足了一个人就会得罪许多人，而这些人都是‘得罪不起’的。依了一个部门就会‘获罪’许多部门，而这些部门也不是‘吃素’的。照顾了一个同学朋友，就会失去许多同学朋友，而同学朋友也是不可缺少的。”游书记说。 “我不能因为这项工程，使月光县更多的工作陷于被动之中；我不能因为这项工程，失去很多单位和个人的信任，失去很多同学和朋友；我不能因为这项工程使我担任的月光县委书记这个职务以及以后的‘政治前途’受到影响。”游书记说。 “我需要县委书记这个职务赋予我的宽广舞台，使我能施展自己的政治才干，逐步治理好我贫穷落后的月光县。”游书记说。 “真是左也难右也难啊，那后来呢？”我问。 “理智在起作用，我最终没有取消这一工程。因为，这毕竟是月光县人民期盼已久的事，这毕竟能显著地改善投资环境，这毕竟是我振兴月光县经济的一部分，我不能放弃。用一句时髦的话说，绝不言弃。” “那你怎么操作呢？” “在我没有任何暗示和指示的前提下，县长办公会议了这件事，对把这工程究竟交给谁做存在巨大分歧，议了半天，定不下来。于是，这件事就交给了县委来定夺。接着，我主持召开了县委常委会。”游书记说。 “县建设局长汇报了情况，介绍了十余个公司，除了资质审查外，介绍的主要理由是哪个领导、哪个部门或哪个关系户打了‘招呼’的。当然还有些人，有些公司，有些话是不能在会上说的。常委们你一言我一语，有的说这个，有的说那个，最后都把焦点转到我这里。”游书记说。 “你怎么办呢？”我问。 “我首先请马县长再说一下看法，再拿个意见。” “马县长怎么说？” “我看见马县长沉默了好久，我相信肯定有不少人找过他。他说，惭愧啊，县长办公会议了半天，也没议出个意见来。既然书记要我再说一下，我就说一下吧。首先，这件事确定难度很大，能够进入名册的，大都是有来头、有背景、有实力、有综合影响力的公司，不好取舍啊。”游书记说。 “马县长说，建桥不像修路，可以分成几个标段，分别给几个公司做，这是要确定一家公司，一气呵成才能干好的事。所以啊，难度大；其次，我们自己都意见不一。无论是县长办公会，还是常委会，大家说的都不是一家公司。”游书记说。 “马县长说，强调的理由都很充分，看法、认识却不能统一，很难拍板定夺；第三，实在对不起各位，我实在提不出具体的意见。我表个态，请书记拿个意见吧。书记的的意见，我坚决服从，坚决照办。”游书记说。 “又把球踢给你，这是个典型的‘老狐狸’啊。” “虽然马县长有‘狡猾’的、推脱责任的表态，但毕竟说的事实话，确定建桥的公司很难，不易拍板啊！但县委常委会毕竟是全县最高决策机构，不能总是你一言我一语，必须有在充分理解、统一认识基础上的果断决策，不能久拖不决。”游书记说。 “因此我说，凌河大桥工程，是关系到全县人民的大事，是几届县委、县政府想做而没有做的。能在我们这一届动工建桥，是一件大好事，大喜事。我们一定要把好事办好，上对得起关心月光县工作的领导和部门，下对得起几十万百姓，还要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游书记说。 “刚才，大家秉着对这项工程高度负责的态度，推荐了一些公司，这都是一些资质不错的公司，是好事。你们都要我表态，这个态我同样很难表啊。我想，这么重大的事情不应该由我们来决定，还是通过对外公开招标吧，公开招标比较好。”游书记说。 “我说的公开招标，不仅仅是对全县公开，而是对全市、全省、全国甚至全世界公开。我们不倾向于、不指定专门的公司，只要愿意来的，我们都欢迎。在具体操作上，按国际惯例，成立凌河大桥公开招标办公室，走好招标的每一个程序。”游书记说。 “由分管城建的副县长担任办公室主任，聘请各路专家参入，要注重质量、精心组织，力求客观公正，花最少的钱办最好的事，确保不出任何纰漏。”游书记说。 “哦，说来说去，绕了这么大的弯，原来是公开招标啊。”我有些释然，轻轻笑了。 “是啊，难道公开招标不对吗？” “我没说不对啊。”我说。 “我问常委们有无意见，都说没意见。事情就这么定了，很罕见的统一啊。”第二任县委书记游有余笑了起来。 第9章 招标“惹祸” 第二任县委书记游有余接着说：“随后，招标办法出台，开始在各种新闻媒体上宣传。” “这很好啊，公平、公正、公开。”我说。 “是啊，我也很满意我的做法。一个月的招标期很快过去了，经资格审查，有14家公司竞标，县委常委会决定将竞标日定在28日进行，并欢迎社会各界，当然包括新闻界旁听、采访、监督。” “应该很顺利吧，确定的应该是各方面最优秀的公司吧？” “你听我慢慢说，公开招标在月光县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各路新闻记者云集月光县，月光县凌河大桥的名字不时出现在新闻媒体上，为月光县做着免费的宣传广告，这正是我所希望的。” “万事开头难，走顺了就好了。” “28日越来越近，我听到了不和谐的声音，什么公司早已内定，招标只是走过场，演假戏；什么当官的就会出风头，拿国家的钱打水漂；什么当官的就爱搞花架子，哄老百姓啊等等。” “这么认真，‘三公’做得这么好，还有杂音啊？” “是啊，你马上要去那里，请你记住，在月光县，无论干什么事，都有杂音。” “那你怎么办呢？” “我根本没理会这些，身正不怕影子斜。我想，是真是假，竞标揭晓就知道了。” “是这样吗？竞标揭晓就知道了？”我问。 “哪里啊，还没到竞标时间，仍然有不少人向我‘攻关’，要求我对招标施加影响，并暗示我可以得到不少好处。有的直接给了红包和银行卡。” “老书记，老领导，你发财了啊。”我笑着说。 “发个鬼，这种财能发吗？不义之财发不得啊。我笑着把红包和银行卡当面退还给了他们，实在退不了的，我直接交给了县纪委。我敢向你保证，我没有得一分钱‘好处’，我压根儿也没想得到什么‘好处’，我内心只想着把这件事办好。”游书记说。 “那你怎么对待那些‘攻关者’呢？” “我只是陪着笑脸着说，东西我不要，心意我领了，到时在竞标现场上见吧。” “后来怎么样，是不是又节外生枝了？” “你怎么猜得这么准啊，是，是节外生枝了，但还是请你听我讲完。这时，我又听说我要调走，竞标要流产的消息。有人向我求证。我想这么大的事起码事先要征求我的意见或者说跟我打招呼，既然没有征求意见或打招呼，那一定是不真实的，因此，我笑着否认了。” “我不打岔了，我洗耳恭听。” “然而，这种说法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全县流传开了，传的神乎其神，像真的似的，连我都异常吃惊，异常不解。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王庭紧急建议我，将公开竞标日延期，然后随便找个借口取消算了，将建桥工程交给官最大、权最大的人推荐的公司做。”游书记说。 “王主任说，要懂县情，在月光县这个经济还不发达的地方，在这个贫穷落后的地方，是不可以按国际惯例办事的。否则，我的政治前景堪忧。见我犹豫不决，思前想后，瞻前顾后，他再次强烈地、直白地建议我，立即延期或者取消竞标，并立即向市委汇报，争取抓紧最后的机会。”游书记说。 “王主任动情地对我说，我是一个好人，有能力的好人，月光县非常需要这样的人来当领头羊。他很理解我，他希望我能尽最大、最后的努力，争取留在县委书记的岗位上，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带领全县人民脱贫致富奔小康，早日实现中国梦。”游书记说。 “好端端的事，一下子怎么变得这么严重啊？”我问。 “是啊，我也没有料到。王主任是一个品行非常好、非常忠于职守的人，你将来应该好好尊重他，好好用他。他既然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想必他充分认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游书记说。 “我非常慎重地考虑了王主任的建议，但最终还是拒绝了。我发觉有一种崇高的东西在我胸中激荡，那应该就是党和人民的事业、利益和一名县委书记神圣的使命。”游书记说。 “你认识很高啊，我要向你学习啊。”我说。 “我也是事后这么总结的，党和人民的事业、利益不是空洞的，而是具体的，有血有肉的，在每一件具体的事情上都是有所体现的，这些事业、利益需要我们去维护，去捍卫，去创造。”游书记说。 “所以，我依然坚定地行走在公开招标的路上。我想，即便惹恼了‘权贵’，调动了我的工作，我也要尽最大努力把招标搞好，为月光县父老乡亲们做好最后一件事，算我不枉月光之行。”游书记说。 “结果怎么样？”我问。 “离28日还有三天，我召集招标办公室全体人员开了会，反复强调说，凌河大桥是关乎月光县全体百姓的大事，不要被各种小道消息所左右，不要怕得罪人，一定要以科学的、认真负责的态度搞好这次招标。”游书记说。 “如果招标成功，月光县几十万百姓会感谢你们，县委、县政府将给你们庆功。不知怎么的，我讲这些话时，鼻子有些发酸，心中感慨万千。”游书记说。 “哦。”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预感要发生什么？” “你的预感灵验吗？发生了什么啊？”我问。 “很灵验啊，26日，市委办公室打来紧急电话，要我立即赶到市委去，说市委王伯年副书记要跟我谈话。我立即驱车赶到市委，找到王伯年副书记。王书记曾向我推荐过建桥的公司，有次到市里来开会时，还当面专门向我说起了此事。”游书记说。 “我担心王书记会很生气，但看起来，王书记并没有生气和恼怒，而是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客客气气地对我说，省委组织部紧急通知，要我到省委党校学习。”游书记说。 “怎么回事啊？”我听得就有些突然，游书记的预感真的很灵验啊。 “听我慢慢说，我当时很是茫然，随后木然地我问是什么时间？王书记回答说，本月28日，就是后天。” “这么快啊？这不正是竞标的时间吗？” “是啊，我问能不能再晚几天？他问为什么？” “你怎么说？” “我说，我小声地、底气明显不足地、近乎哀求似地说，凌河大桥建设工程招标正在节骨眼上，我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月光县啊！” “那王书记怎么说呢？” “王书记的内功修养极好，一直表情平淡，不动声色，内心波澜不惊。他说，恐怕不行，省委党校28日开学典礼，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同志都要亲临党校，省委书记上官云飞同志要作重要讲话，省委组织部特别强调不得请假，不能缺席。” “你是怎么反应啊？” “我吞吞吐吐地说，那……那……。王书记依然客客气气地说，说吧，有什么想法？” “你说了自己的想法吗？”我问。 “我说，我……我没别的想法，就是凌河大桥招标之事，我实在有些放心不下，能不能推迟一天去学习，就一天？王书记说，关于凌河大桥招标一事，市委昨晚进行了认真研究，建议月光县委、县政府推迟竞标时间。” “哪有这样的搞法啊，市委公然插手、干预基层正常的招标活动，这不是很荒唐吗？”我说。 “我也觉得很荒唐，可当时哪敢发怒啊。我说，这……这……，如果推迟竞标，失信于民，恐怕月光县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形象或者说投资环境可能就会受损，可给会给月光县经济发展带来消极影响……。”游书记说。 “我尽量选择一些较为中性的措词，以免刺激了王书记。王书记依旧不紧不慢地说，你说得不无道理，可是市委已经作了决定，不好更改啊。”游书记说。 “官大一级压死人啊。”我说。 “说的是啊，我满脸失望，想抓住最后一根稻草，就问王书记，那推迟以后怎么办？王书记说，凌河大桥工程事关重大，牵一发而动全身。市委决定收回建设凌河大桥的发包权，由市委直接研究决定，采取何种方式发包。”游书记说。 “唉……，哪有这样的‘玩法’啊。”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我对王书记说，嗯，我明白了，谢谢您跟我说这些。然后，有些垂头丧气地从市委出来，走在大街上，望着川流不息的车辆发愣。” “是该发愣，连我听得就发愣了。哪有这么干事的啊？这不是胡球搞吗？”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27日，我离开月光县时，省、市新闻媒体都登出了‘因故’推迟竞标的公告，招标办公室也‘因故’解散。好端端的招标竟变成了一场闹剧。”游书记说。 “唉……。”我只能叹气，长长地叹气。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啊！壮志未酬，我没有惊动他人，悄悄地、失望地、伤感地离开了月光县。” “的确壮志未酬啊。” “我再也没能回到月光县县委书记的岗位上去，也没脸回到月光县去。我的行李，还是王庭主任安排人给我送回来的。直到现在，我也感到深深遗憾！” 热泪，两行热泪从游书记的眼睛里无声地流了出来。 游书记的经历给我的心灵带来了不小的震动。告别时，我步伐有些沉重，甚至还有些踉跄！ 第10章 三条人命 省城市郊一个天然湖泊旁，我和省里派下去的原月光县第四任县委书记董正边钓鱼边聊天。第三任县委书记曾答应跟我谈谈月光县的情况，但今早我按事先约定到他家时，他老婆挡了驾。 他老婆很歉意又像是哀求似地对我说：“你能不能不找他？他一听说月光县就激动，骂娘，摔东西，我劝他，他还要打我，像得了神经病似的，昨晚就闹了一晚上，刚躺下。” “对不起，对不起。”我忙陪着小心，十分歉意地告别出来，急忙跟第四任县委书记董正联系，他不接手机。我又找到他家里，他老婆说钓鱼去了。我问清地点，回家拿着钓鱼杆找到了他。 省委组织部何雷鸣部长跟我谈话说，月光县不能没有县委书记，要我尽快赴任。既然这“苦差事”逃不脱，我也只能多了解情况，不能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但多了解一下情况还是必要的，对今后的工作还是大有裨益的。 “是你要去的？”董书记劈头盖脑问我。 “我哪有那么高的觉悟啊。”我苦笑一声，吟起了我们省机关流行的顺口溜：“党的干部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党的干部一锹土，哪里需要哪里堵：党的干部一堆沙，哪里需要哪里扒；党的干部一张纸，天南地北任君使。”董书记和我一起吟了起来，我们都会意地笑了。 “还是麻烦您给我说说月光县的情况吧，人生地不熟的，不能当瞎子啊。”我说。 “行啊。” 接着，董书记陷入了沉重的回忆之中。 董书记说：“我对派我下去很想不通，觉得他妈的官场太黑暗了，明重用暗整人。但离开了官场，我又干不了什么，就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想法混日子、熬年头。同时，还经常跟实权人物活动，想争取早日调回来。” 董书记说：“可有一件事，终于激发了我潜藏的激情，热血男儿的激情；激发了我的责任感，共产党县委书记的责任感；同时，也激发了我做人的良知和尊严感。” “什么事啊？”我问。 “那件事其实并不复杂，一个复员军人的妻子被村党支部书记兼村长（村民委员会主任）强奸，留下遗书，服农药自尽了。那个在部队受到多次嘉奖并立过二等功的复员军人带着小女儿到处告状，伸冤。”董书记说。 “中央、省、市的材料都转到我这里，我曾批示几次，要有关部门查明真相，严肃处理，但就是久拖不决。有天，我路过县信访局，听那个复员军人说要找县委书记，信访局长不屑一顾地说：‘县委书记顶屁用！’”董书记说。 “我当时肺都气炸了，脸色铁青，目露凶光地走到信访局长面前说：‘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这位局长大概平时总见到我处处和稀泥，一副阿弥陀佛的样子，没见过我这副凶相，加之突然出现，当时脸吓得惨白，嘴唇直打哆嗦。”董书记说。 “我极力压住火气，冲进县信访局，很是同情、很是慷慨、很是悲壮地对复员军人说：‘我是董正，本县县委书记，共产党的县委书记，你先回去，如果一个月内不能解决你的问题，你可以随时来找我，来找共产党的县委书记。’”董书记说。 “我停顿了一下，一字一字地、斩钉截铁地对复员军人说：‘伸张正义，讨回尊严！’这复员军人二话没说，向我磕了一个头，转身牵着小女儿就走了。”董书记说。 “你打算怎么办？”我问。 “我提议召开了常委会，怒气冲冲地说了此事，以共产党县委书记不可阻挡的气势，建议立即将信访局长就地免职，问大家有没有意见？或许事情太突然，有些人措手不及；或许我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他们弄不清我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董书记说。 “或许我阳气太盛，一些人抵挡不住。当时，没人吱声。我说：‘如果大家没意见，就这样定了。’随后，我又责成县委副书记、县政法委书记赵程大立即组织力量，半个月内解决复员军人的问题，不得拖延，他勉强答应下来。”董书记说。 “问题解决了吗？”我问。 “你要记住，在月光县，干任何一件事，都是不容易的。我知道更艰难的较量还在后头，决心打持久战。常委会一结束，我心情激动，满怀豪情地给省委、市委打了报告，汇报了思想，并表示了继续在月光县工作的决心，说一定以周恩来总理为榜样，为月光县的全面振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董书记说。 “我态度坚决，不想调回省城。就是说，我作为月光县最高长官，将有可能长期执政。赵书记这下不敢马虎，不到四天，就弄清了真相，将那个强奸复员军人妻子的畜牲抓了起来。”董书记说。 “我督促有关部门，走完了相关任免程序，将那个畜牲担任的所有职务全免了，我又要求县民政局拿出一笔抚恤金给了那个复员军人，要求教育局减免了小女儿的部分学习费用。”董书记说。 “处理得很圆满啊。”我说。 “本来这件事就过去了，可那个复员军人找到我，在县委办公室三楼走廊，当着我和许多人的面，长跪不起，满含热泪向我磕了三个头。”董书记说。 “我心里感到沉甸甸的，缓缓扶起他，满怀深情地说：‘不要磕头，也用不着磕头，所有有正义感的共产党人都会这么做，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这么做。’然后，让人把他送了出去。” “磕头谢恩，封建那一套不好啊。”我说。 “是啊，说良心话，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那就是，我所从事的是一项古朴、悲壮、光荣而神圣的事业。因此，我更加自觉地、努力地工作着，努力为我们贫穷而善良的老百姓服务着。” 我看见浮漂在动，忙说：“快拉杆，鱼儿上钩了。” “别管它，还是继续说月光县吧。”董书记丝毫没理会鱼竿，依然沉浸在往日的工作中。 董书记说：“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事，县委办公室一个副科（股）级干部，把一个姑娘伢的肚子搞大又不要别人了，姑娘父母不依，他竟敢在县委办公室旁若无人地痛骂姑娘父母，像赶牲口似地赶他们走。” 董书记说：“我实在看不下去，决心严办这名副科（股）级干部。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王庭建议我慎重，说他是县财政局长胡长标的小舅子，胡长标又跟县长是小老乡，跟省、市也打得火热。县委迎来送往，大会小会都需要钱，如处理他，县委办公室的工作恐怕要受影响。” 董书记说：“我考虑再三，想起了‘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古训，就暂时没动他。可不久，那个姑娘留下遗书，上吊自杀了。姑娘父母知道县里管不了，就走上了漫长的上访路。但他们无论怎么上访，上访的结果是，转回县里，要县里认真调查，严肃处理。” 董书记说：“你想，这是两条人命啊，我还能坐视不管吗？我把胡长标叫来，尽量心平气和地问他怎么办，他自然没说什么。结果，职撤了，人走了。可县委办公室就惨了，赤字越来越大，财政局的钱又不能及时到账，县委办公室差不多每人手里都有几张条子，没钱报销，弄得工作都难以开展。”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问。 “别大惊小怪，在月光县，一切皆有可能，你将来也一样。我再次召见胡长标，请他对县委办公室的工作多支持。这胡长标当即表态，说财政局是县委的财政局，县委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县委办公室将报告送到财政局，胡长标却批示，请县长定夺。”董书记是。 “县长马志批示：请书记阅示。王庭拿着报告找到我，说这里面的弯弯道道一下子说不清，建议我让那个胡长标的小舅子回来。这当然不行，县委及其办事机构不是谁的菜园门，想进就进，想出就出。我放低姿态，来到县长马志的办公室。”董书记说。 “马志故作姿态地客气一番，说这么小的事，怎么敢劳书记的大驾。于是，马县长当着我的面，挺神气地给胡长标打电话说：‘你好大的胆子？连县委的钱都敢卡。把县委要的钱统统给县委，再加一倍。’很快，钱加一倍到了账上，可我觉得非常非常窝囊。”董书记说。 “堂堂县委办事机构成了这个样子，是有点窝囊。”我说。 董书记说：“以后县委办公室要钱，总要费一番周折。我不得不捍卫县委书记的权威与尊严。我将胡长标召到县委，很不客气地问他，财政局在谁的领导之下。他说县委、县政府。我告诉他，财政局及全县所有部门都在共产党领导之下，都在县委领导之下。” 董书记说：“我警告胡长标说，如果县委及其办事机构县委办公室受到无故刁难，县委将考虑派一个能接受县委领导的人当局长。胡长标愣了一下，答应坚决按县委的要求办。时隔不久，胡长标又故态复萌。” 董书记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我找到马县长，打算就撤胡长标职务事的议一议，统一认识后，再到常委会上通过。我坚决要撤，县长马志坚决不同意，说胡长标工作成绩突出，他所领导的财政局年年被评为全省财源建设先进单位，他本人也多次被评为全省财政系统优秀工作者。” 董书记说：“马县长还说，我们县是贫困县，每年还要靠他到省市弄些钱回来，应付各种工作需要。撤他的职对全县人民不好交待，对全县的工作有较大的负面影响。双方分歧不好弥合，我没有善罢甘休，仍坚持要求召开了常委会，马志仍表明了不撤的态度。” 董书记说：“我列了撤的种种理由，其他常委会们大都说些模棱两可的话。正僵持不下，列席常委会的县人大主任孙凌云说，财政局长是行政干部，属政府官员，是不是先请人大议一议。结果，撤职的事不了了之。” “好窝囊啊。”我说。 “是啊，真的很窝囊。”董书记尴尬地笑了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