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袁世凯 袁世凯 袁世凯（1859年9月16日－1916年6月6日），字慰亭（又作慰庭），号容庵，汉族，河南项城人，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人物。 曾是北洋军阀的领导人，在辛亥革命后，与南方革命军有约,只要推翻清帝奉袁世凯为大总统,袁世凯履行承诺,逼宣统退位.成为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后复辟称帝被推翻。 他曾担任过满清王朝的军机大臣、驻朝鲜的代理总督。 1859年9月16日，袁世凯生于河南省项城市王明口镇袁寨一个世代官宦的大地主家族。父祖多为地方豪强。 叔祖袁甲三以督办安徽团练镇压捻军起家，累官至漕运总督。父袁保中系地方豪绅。 叔父袁保庆曾在甲三军中带兵，官至江南盐巡道， 袁世凯自幼过继保庆为嗣子，少年时随嗣父先后到济南、南京等地读书。保庆死后，复随甲三子、户部侍郎袁保恒至北京就读。 1876年（光绪二年）和1879年，袁世凯两次乡试都未考中，遂决计弃文就武。1881年5月，袁世凯至山东登州，投靠保庆的结拜兄弟吴长庆，任“庆军”营务处会办。吴长庆为淮军统领，统率庆军六营驻防登州，督办山东防务…… 袁家在清道光年间开始兴盛，袁世凯的从叔祖父袁甲三曾署理漕运总督，并参与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为淮军重要将领，为其家族成员如袁世凯等人将来进入仕途打下良好的人脉基础。 袁世凯于清季投身行伍，襄赞洋务运动及新政，自道员、督抚累升，至入值军机，甚至内阁总理大臣。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袁世凯经南北议和，就任首任大总统，但于1916年悍然复辟，称洪宪皇帝，激起全国人民的讨伐之声，南方革命军人在原云南都督蔡锷的领导下，组成护国军北上讨袁，袁世凯在四面楚歌之中郁郁而亡。 袁世凯年轻时失意科场，22岁弃文从军，投奔嗣父的至交、淮军将领吴长庆。 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军乱，朝鲜高宗李熙之父兴宣大院君李是应利用军队哗变，成功夺权；朝鲜“事大党”与大院君有隙，请求清廷出兵平乱，袁世凯乃跟随吴长庆的部队东渡朝鲜。清军将大院君掳至保定问罪，当年23岁的袁世凯则以“通商大臣暨朝鲜总督”身份驻藩属国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军并控制税务。 1884年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士发动甲申政变试图推翻为“事大党”及闵妃所把持的政权，驻朝日军亦趁机行动欲挟制王室；国王李熙奔赴清营求助，袁世凯指挥清军击退日军，维系清廷在朝鲜的宗主权及其他特权。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清军海陆皆败，袁世凯随军撤退天津。因袁世凯在朝鲜时期表现突出，有“知兵”之名，大学士李鸿章乃于1895年举荐袁氏负责督练新军。 1882年8月，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当时朝鲜和中国有宗藩关系，吴长庆受命前往镇压。袁世凯负责前敌营务处，以整顿军纪和镇压兵变有功，为朝鲜国王所看重，并得清政府奖叙五品同知衔。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吴长庆回国。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奏举，袁世凯任驻汉城清军“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12月，朝鲜开化党在日本驻汉城公使馆支持下发动政变，捕杀事大党多人。袁世凯闻讯率领清军干涉，使事大党重掌政柄。日本政府借此要挟，袁被调回国。次年，复任清政府“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并以道员升用，加三品衔。1893年，升为浙江温处道，仍留在朝鲜。至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化装逃出汉城，回到天津。战争爆发后，被派赴东北前线，协助前敌营务处周馥，负责筹拨粮饷，联络各军。 袁世凯自1895年开始在天津与塘沽之间的小站练兵起家，渐为清廷所倚重。这股军队后来发展成为北洋六镇(北洋新军)，为清末陆军主力，民国初年的北洋系军阀亦多源自清末新军。 1898年戊戌政变前，帝党人物曾寄望于袁的新军，谭嗣同即曾面劝袁世凯出兵围攻慈禧太后所居之颐和园。袁却将这一消息告诉忠于慈禧太后的荣禄，结果戊戌变法失败，皇帝失去政权并遭软禁。然而袁世凯当时的决定，对于戊戌维新的成败，是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至今仍有争议。以往一般认为袁世凯将消息转告荣禄是戊戌政变失败的主因，但近年的研究发现，后党发动政变，实起于袁告密之前。甚且，以袁世凯当时掌握的新军战力，亦不足以对抗听命于荣禄驻扎在北京附近的众多部队。虽然，袁世凯告密并不是导致戊戌政变的根本原因，但是，戊戌变法却是因为袁世凯的告密而导致了毁灭性的后果。政变起初，慈禧太后在上谕中只是斥责康有为“莠言乱政”，并未申斥谭嗣同等人，而“莠言乱政”的罪名并不严重，起初对康有为的处分也仅是停职待参，而谭嗣同劝袁世凯出兵围园诛后则属情节严重的谋逆大罪。当时袁世凯听时任直隶按察使杨崇伊说康有为已被革职待参，惧怕谭嗣同劝其出兵围攻慈禧太后一事暴露，牵连自己，遂向荣禄告密，西太后闻之大怒，下令逮捕康、梁诸人下狱，并诛杀六君子。由此可见，戊戌政变虽然不是因袁世凯告密而发生，但是正是袁世凯的告发，才使维新运动导致毁灭性后果。 1899年冬，因义和团在山东的排外行为引起各国不满，清廷被迫撤换纵容拳民的山东巡抚毓贤，代之以袁世凯。这是袁世凯首次出任方面大员。袁到任后，一改毓贤的处理方针，对拳民大力镇压，令其在山东无法立足，逃往天津、北京一带，慈禧太后以民气可用纵容义和团。翌年爆发了八国联军战祸，山东在袁世凯治下则维持稳定，并且加入东南互保。 1895年12月，袁世凯由军务处大臣荣禄、李鸿章等奏派扩练驻天津小站的定武军，更名为“新建陆军”。聘德国军官十余人担任教习，又从天津武备学堂中挑选百余名学生任各级军官，并引用和培植一批私人亲信，以加强对全军的控制。这些人以后大都成为清末民初的军政要人。如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张勋等。小站练兵是清末新式军队发展的转折点，也奠定了袁世凯一生事业的基础。从此，声誉鹊起，扶摇直上。1897年，擢直隶（今河北）按察使，仍主持练兵。1898年6月，袁世凯升任工部右侍郎。12月，署理山东巡抚，率领全部新军（时称“武卫右军”）前往济南。时山东境内义和团运动爆发，他认定义和团为“左道邪教”，派兵到各州县残酷镇压。一跃而成为中外所瞩目的实力人物。1901年11月，继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实授，权势更加显赫。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迫于内外形势，施行新政。袁世凯表示极力拥护，并借机扩大自己的权力。1902年，兼任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和练兵大臣，在保定编练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次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练兵处，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袁世凯任会办大臣，掌握实权。创办各种武备学堂，并聘请大批日本军官担任教习。至1905年北洋六镇编练成军，每镇一万二千五百余人，除第一镇系满族贵族铁良统率的旗兵外，其余五镇都在他的控制之下，重要将领几乎都是小站练兵时期的亲信军官。同时，袁世凯还兼任督办电政大臣、督办铁路大臣及会议商约大臣。在此期间，他在发展北洋工矿企业、修筑铁路、创办巡警、整顿地方政权及开办新式学堂等方面，都颇有成效。通过办理新政，他得以“内结亲贵，外树党援”，处心积虑扩张权势，很快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庞大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 养精蓄锐东山再起 1901年李鸿章去世后，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成为疆臣首领。1907年调任军机大臣，成为中枢重臣。袁世凯大力襄赞新政，包括废科举、督办新军、建学校、办工业等，第一支中国警察队伍亦于天津成立。 1908年光绪皇帝及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溥仪继位，醇亲王载沣摄政。载沣因为反对袁世凯的很多新政措施，更因为戊戌政变一事（他认为袁世凯出卖维新派，致使光绪被慈禧太后幽禁至死），对袁世凯非常痛恨，成为摄政王后立即解除袁所有差事；袁知其势不吉，称疾返回河南，最初隐居于辉县，后转至安阳。袁在此期间韬光养晦，暗地里仍关心政事，等待时机复出。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1911年11月1日清廷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11月13日袁世凯抵达北京，16日组织新内阁。其成员是：外务大臣梁敦彦，民政大臣赵秉钧、度支大臣严修、学务大臣唐景崇、陆军大臣王士珍、海军大臣萨镇冰、司法大臣沈家本、农工商大臣张謇、邮传部大臣杨士琦、理藩大臣达寿。并以胡惟德、乌珍、陈锦涛、杨度、田文烈、谭学衡、梁启超、熙彦、梁如浩、荣勋分任各部副臣。 北洋集团势力的扩张，对掌握中央政柄的满族亲贵集团的世袭地位构成严重威胁，双方权力之争日趋激化。皇室亲贵煽动一些御史上疏屡弹劾袁世凯权高势重，任用私人，甚至预言将步曹操、刘裕后尘。1906年，袁被迫辞去各项兼差，并将北洋军一、三、五、六各镇交陆军部直接管辖。次年，又被调离北洋，到北京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1908年11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病死，年幼的溥仪继位，改元“宣统”，其父载沣为摄政王。1909年初，袁世凯被载沣罢去一切职务，令回籍“养疴”。但他的许多部属依然位居要津，实权在握，袁世凯时刻准备东山再起。 附加： 光绪皇帝死因之谜： 2003年开始，清西陵文物管理处与中央电视台编导钟里满尝试借由现代法医手法，由光绪所遗留毛发与遗骸中检验出高量砷成份，显示生前有被砒霜毒害的可能性。花了5年时间，反复验证光绪尸体上的头发、衣物，2008年11月1日，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清西陵文物管理处与中央电视台联合召开记者会，发表“清光绪皇帝死因研究报告”，确定光绪是因为砒霜中毒而亡。 关于是何人为毒死光绪帝的元凶，有关专家分成了两派意见：一说是慈禧太后，二说是袁世凯。 支持袁世凯为毒死光绪帝元凶的理论有： 慈禧与光绪是政治的争斗，作为一个政治家，她很清楚她死后不可能继续朝着她所既定的策略走下去，而且她也会明白维新变法甚至社会改良是历史必然，在她临死的几年中实际上做了许多，开议会设内阁，改革力度远大于光绪的维新变法，她的夺权更是一种政治野心和保护既得利益的需要，所以，她没必要加害于光绪。就算是她死了，光绪重新掌权，她也照样配享宗庙，动不了她的权威，这是必然的。再一个层面来说，慈禧与光绪毕竟还有一层血缘关系，是她妹妹的儿子，也是她的养子，慈禧再阴毒，也毒不到这个份上。袁世凯就不同了，他是臣子，而且由于他的叛变导致光绪帝被软禁长达十年之久，这个仇，作为一个皇帝是肯定要报的，袁世凯有杀人动机，而且当时袁世凯身为军机大臣，主掌北洋军，是完全有这个条件谋害皇帝。 而溥仪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也有类似记载，说慈禧太后临终前一天，本来“上午还好好的光绪皇帝，吃了一剂药便突然坏了事，后来才知道，那一剂药是袁世凯送进来的……”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北洋新军成为清室唯一可以抵抗革命的力量，于是再用袁世凯，先任其为湖广总督，旋任其为内阁总理大臣。 袁世凯一面以武力压迫南方革命，另一方面却暗中与革命党人谈判。而革命党人亦认为袁世凯是能领导中国的政治领袖。12月29日，南方十七省选出孙文担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布民国成立，孙文就任。1月16日，袁世凯回家路上，在东华门丁字街，遭到同盟会京津分会组织的炸弹暗杀，炸死袁卫队长等十人，袁世凯幸免于难。1月25日，袁世凯及各北洋将领通电支持共和。2月12日，隆裕太后接受优待条件，清帝逊位，清朝对中国的统治宣告终止。 2月15日，南京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依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大大削减袁世凯的权利，袁却于3月10日于北京就职。袁就职之后，坚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同时积极与列强交涉，维持了中国对蒙古和西藏的主权。 1913年2月，依据临时约法，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会选举。国民党所得议席最多，按约法精神应由该党理事长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3月20日，宋教仁却在上海遇刺身亡，全国大哗。革命元勋孙文、黄兴等均指袁氏授意暗杀，袁世凯则予否认；当时之证据指向时任国务总理赵秉钧涉嫌教唆杀人，并无袁世凯本人授意之直接证据。7月，孙文组织中华革命党，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伐袁世凯，但遭到失败。 10月6日，国会在军警压力下，选举袁世凯为第一任大总统，袁世凯随即于北京故宫太和殿就职。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中国国民党，并收缴国民党议员证书。国会因人数不足而无法开会。1914年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之后袁认为“人民滥用民主自由、人民政治认识尚在幼稚时代”，废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于5月推出新的《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之后再修改总统选举法，使总统可无限期连任，新任总统亦由在任总统指派。 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恢复中国的君主制，建立中华帝国，并改元洪宪。总统府改为新华宫。但是，袁世凯的称帝举措并没有得到广泛支持。不仅孙中山、梁启超等人坚决反对帝制，北洋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等也深为不满。帝国主义列强亦不断对他提出警告。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宣布起义，发动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贵州、广西相继响应。北洋派内部危机四伏。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起用段祺瑞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企图依靠段团结北洋势力，支持他继续担任大总统。但起义各省不承认他有再做总统的资格。段祺瑞也逼他交出军政实权。广东、浙江、陕西、湖南、四川纷纷通电宣告独立或与袁世凯个人断绝关系。5月下旬忧愤成疾。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因尿毒症不治，卒于举国声讨声中，时年57岁。同年8月24日正式归葬于河南安阳。 袁氏的登基称帝之举，受到当时大部份国人的反对，包括袁氏心腹将领冯国璋、段祺瑞等，段祺瑞致电袁世凯：“恢复国会，退位自全”，实已无以为继。 还有一种说法是：袁世凯窃取革命的胜利果实后，蔡锷秘密逃出北京，联同云南的军人在云南组织护国军，于1915年12月25日起兵讨袁。接着，各省接连宣布独立，随着帝制遭到广泛反对而失败，袁氏尽失人心，只得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帝号，称帝仅83天。取消帝制帝号之余，袁氏陷入众叛亲离的困境，欲续任大总统亦不可得，在心理的重大打击及家族遗传性糖尿病交煎之下，于6月6日病死。 袁世凯最后称帝，与其长子袁克定迷恋太子权位是分不开的，其中最严重的是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营造日本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氛围（此事被袁世凯次子袁克文和女儿袁叔桢无意中发现），袁世凯曾责袁克定“欺父误国”。但毕竟袁克定无法逼迫袁世凯称帝，袁世凯自身的帝王思想是其称帝的决定因素。 引自《清朝宰相传》 袁世凯（1859～1916），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代表人物，一个伪装维新的封建专制主义者。他的名字已经成为近代中国反动政治的同义语，每一部中国近代史书都不能不提到他。 关于他的历史，中外已有不少论著。这些研究成果，是本书进一步探讨的基础。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阅了有关袁世凯的政府档案、私人函电及已出版的专著和史料。由于许多新史料的出现，使我们对袁世凯的历史能够获得较为详实的了解，纠正某些以讹传讹之处。本书主要目的在于揭露封建专制主义的野蛮、愚昧、虚伪和顽固，说明清末民初支配我国社会历史的一般的和特有的规律，以及违反这个规律的人物最终要失败的必然性。 袁世凯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刻，正值中国在封建制度的桎梏下将要走完其漫长的黑暗路程的年代，也正是给中华民族带来剧痛创伤的甲午战争的前后。战前，他是李鸿章淮系军阀集团的一名初露头角的走卒。战后，趁淮系军阀衰落的时机，他在小站创练了一支新式陆军，并以此为资本，破坏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运动，扑灭了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在中外反动派的一片喝彩声中，爬上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显赫职位。他敏锐地觉察到，王朝衰微，人民民主革命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如不谋求新的对策，很难再继续维持其统治。因此，从1901至1908年，他戴着“急进改革者”的面具，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理论纲领为指导，以那支新式陆军为核心，通过办“新政”，组织起一个庞大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这个新兴的集团是淮系军阀集团的延续和发展，是清政府推行“新政”的结果，是帝国主义侵华由瓜分政策转到“保全（清朝）政策”的产物。袁世凯正是依靠这个集团的势力，不遗余力地支撑着摇摇欲坠的封建专制王朝，破坏正在蓬勃发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然而，当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风暴来临的前夕，他在与世袭的满族亲贵集团的政治争斗中遭到了惨败，灰溜溜地退出了政治舞台。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陷于崩溃的绝境。历史发展造成了一种新的局势和条件，使得已经失势三年的袁世凯扮演了“末世英雄”的角色。他迅速地集结起北洋集团的军事政治力量，赢得了帝国主义和国内立宪派的依赖和支持，先打着“实行君主立宪”的旗号，强夺了清政府的一切权力；又迎合时代潮流，举着“赞成共和”的幌子，巧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但是，这个专制皇权的崇拜者和觊觎者，根本就不相信在中国能实行民主共和。他之所以要和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派妥协，握手言欢，实际上完全是为了尽快绞杀革命。因此，一上台他就不择手段地加强个人权力，破坏法制，践踏民主，追求专制独裁的统一；并把民主派视为集权路上的最大障碍，趁民主派尚未巩固阵地之际，步步紧逼，迫使他们退出政府，裁减革命军队，接着便无情地把他们浸在血泊里。他又解散国会，撕毁“约法”，将民主政治的痕迹扫荡净尽。然而，这一切扼杀民族生机的反动行为，却都是在“统一国家”、“救国救民”及“保卫共和”的动听口号掩饰之下完成的。 民主派对袁世凯的让步，换来的是灾难性的打击。满腔悲愤的孙中山，率领残存的部分民主力量仓促逃往国外。一些助纣为虐的进步党人，在袁氏推行的封建独裁暴政面前吓得目瞪口呆，不敢再倡言宪政了。1914至1915年，北洋军阀气焰万丈，腐恶的政治势力好象安如泰山了。袁氏顾盼自雄，以为自己是天运所选定的人物，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历史的进程。于是，他悍然恢复帝制，企图建立万世一系的“洪宪”王朝，强令人民世世代代接受袁氏的暴虐奴役。但是，正如同一切事物发展到极端就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一样，全国人民终于识破了他的真面目：原来这个满口“仁义道德”的共和国的“英雄”、“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是一个背信弃义、食言自肥的封建暴君，是一个寡廉鲜耻的卖国贼。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腾。人民的愤怒情绪在许多地方发展为骚动或起义。规模虽小，但相当普遍，宛如涓涓细流，汇成滔滔江河，波涛汹涌，势不可挡。孙中山重整旗鼓，以鲜明的革命民主派的立场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与独裁者进行了殊死的搏斗。国内斗争的形势迅速发生变化，使袁氏建立家天下的私欲和他所代表的那个集团的共同利益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对立，以致进步党人和那些对帝制心怀猜忌的北洋军阀也都意识到，不撇开袁世凯就不能保持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势力的利益。于是，他们便和当初袁世凯所要消灭和排斥的一切社会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讨袁”。短命的洪宪王朝在各种势力的打击下仅仅闹了八十三天就消失了。历史无情地嘲弄了袁世凯：他本来要追求世袭的绝对的独裁权力，结果却使他的一切既得权力都丧失殆尽。 中外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不少妄想扭转历史车轮前进的丑角，这类丑角没有一个不是以身败名裂而告终。袁世凯的历史又一次证明：凡是不顾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违背人民意志而倒行逆施的人，无论他是多么骄横跋扈，显赫一时，其最后的结果必然是被抛入历史的垃圾堆。 对于袁世凯的历史评价一般以负面居多，但是这些负面评价是否公允也被质疑。 袁世凯有任事之才、治军之能，实为清末一务实干练的能臣，自小站练兵至接掌北洋，还有他建新学的学校，主张废科举，引进西方学说，又成立一支警察部队，令中国军警分离。袁世凯对中国的军事和工业化，有很大的贡献。 然而袁氏当国时期，为巩固个人独裁权力，不守约法、解散国民党，使刚诞生的中华民国失去在制度下健康发展的机会。有人指他是暗杀国民党理事长宋教仁的元凶，但实际元凶可能是其他人；而无论袁本人是否曾授意杀宋，此事成为党人发动二次革命讨袁的引爆点，结果造成了中国的南北分裂。 1915年袁世凯在日本外交压力下，接受了形同干涉并垄断中国内政的“二十一条”要求中之大部分条款，使其政绩蒙上污点。但也有很多人认为：在东亚地区因欧战爆发而陷入国际权力真空之际，面对日本一国独强的巨大压力，袁世凯及北洋政府对于抵抗日方二十一条要求，实已尽最大之努力，以此深非似欠公允。 嗣候袁氏违背民国公意，称帝登基，遭到全国反对，至此袁氏之威望彻底破产。称帝之举堪称袁氏政治生涯中所犯之最大错误。 有人认为，袁氏是一个投机分子。在光绪帝委以大任时，他却投靠慈禧太后一党。到宣统继位后，被摄政王强迫退休的他，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强迫摄政王退位，掌握清廷大权，本应平定革命的他，反过来为自己的利益，支持革命迫使清帝退位而得任民国总统。这全是选有利益的一方投靠的行为。 关于袁世凯的挽联： 袁世凯的自挽联： 为日本去一大敌； 看中国再造共和。 杨度挽袁世凯联 共和误民国，民国抑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此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实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黎元洪挽袁世凯联 华夏日重光，回思缔造艰难，亿兆生灵应感泣 勋名天不朽，太息受终危急，万几擘画失师赀 冯国璋挽袁世凯联 为天下痛，更哭其私，一柱存亡关气运 如四时行，成功者退，千秋华夏仰威灵 （1）清末新政中的袁世凯 晚清十年的新政是当时中国当政的主流势力在中国全面移植西方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的一个努力。在新政当中，袁世凯是最中坚的力量，坚强的力量。《辛丑条约》签订不久，李鸿章去世，袁世凯被清朝政府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是个少壮派，当年才42岁。清朝政府这时候，任命他当山东巡抚，巡抚就省长了，他当山东巡抚才一年半，而且这个时候正是他妈妈去世，在那个“夺情”期间，就是过去按中国规定，父母去世，他要辞官回去三年守孝的，清朝政府要他夺情，叫他继续在这当官，还在他母亲去世这个夺情期间，又把他从山东巡抚提升成为直隶总督，可见清朝政府对他十分重用和信任。 他在直隶总督任上，全面地大刀阔斧地在河北省这里进行了资本主义的改革。 在经济领域里边，他在河北这里进行了全面的倡导，推动实业的发展，就是建设工业，发展工业。比如说当时的滦州煤矿，就是后来的开滦煤矿的一部分了，像唐山的水泥厂，启新洋灰公司，都是这时候他主导建立起来的。他还鼓励民间，民营的资本大量发展工业，更可贵的是，他在直隶全省各州县推行这种实业的建设。他常言，官可以不做，实业不能不发展。一直到他罢了官，回老家，他还多次表示，罢官不算什么，但是实业救国是我念念不忘的一件事情。在军事方面，大家都知道的，他编练的北洋新军，那就是当时中国最近代化的军队。在政治制度方面，他首先在天津这里进行了法制方面的改革，移栽西方的司法制度。在天津首先实行议会制度，然后在这取得经验，向全省推广，作为实行立宪，实行宪政的基础措施。他在全国积极倡导实行君主立宪，他常言，官可以不做，宪法不能不立，那就说，我们的君主立宪是绝对要实行的。在文化领域，袁世凯在整个的河北省推行了新式教育的发展和兴办，因而取得了非常令人瞩目的成就。他自己身体力行，创办大学、中学、小学，在十年新政期间，就是到辛亥革命之前，他当直隶总督的这么几年，直隶这一省建立了有大学两所，各种专门学校，类似于现在的中等技术学校有29所，各级师范学校有40多所，中学22所。现在大概一个区，一个县中学都不止22所，当时要在河北省有22个中学，那是了不起的大事啊。 他还联合了其他的地方督抚，比如像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端方，一起联合上奏折，要求清朝政府废除科举，结束八股考试，到了1905年，清朝政府最终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废除了科举，就是不再八股取士了。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尤其是明清以来六百年的这种取士制度，人才录用制度得到了彻底的改革。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啊。当时的读书人都靠科举吃饭啊，现在不考举人、进士、秀才了，都要上新学了，那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阻力呀，他们想了许多办法，让这个旧的考试和新学接轨，借用一个词吧，是实现了这种废除科举的软着陆，没有引起太大的社会震动。 袁世凯深深知道，实行新政最重要的是录用人才，是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他在新政期间，全面地培养新式人才，培养新式人才的首要的办法是要建学校，学校的首要的主导力量是教师，那就大量地发展师范，培养教师，各种长期的、短期的师范建立了几十所。自己培养来不及，就用请进来，派出去的办法。当时日本是中国的榜样，那是最成功的榜样。而且日本离我国最近，还有同文之便，所以日本是大量派去留学生的地方。 可以举一个例子，当时袁世凯请严修，是天津的一个大教育家，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创始人，请他来主持直隶的学校改革。严修接受了袁世凯的礼聘。严修提出说，我先去日本考察，回来我再接受你这个任命，袁世凯说，我有经验了，前是，我请吴汝伦，他就说他去考察，回来他不干，你先来上任，上任了，接受了我任命，你再去考察。严修40几岁，那时候40几岁已经是老头了，他带了很精干的考察队伍到日本考察三个月。早晨、下午，一天两场到四场的考察，从日本的文部省到日本的幼儿园，大学、小学、中学，严修自己去，每一趟亲自去，事必躬亲，到那去，去访问，去向人家的官员请教。到小学、幼儿园，坐在那就听人家讲课，乃至于那些学生们的课外活动该怎么做，该怎么组织，他都事必躬亲取经，那种精神啊，那种态度啊，十分令人感动，后世的人，能赶得上的，说实在的，就不多，不是没有。袁世凯还大量地延纳了海外的精英，同光之际，我们中国派出了第一批留美的学生，有一百一二十个人，这一帮人最先是被李鸿章接纳到了北洋的幕下，他完全全盘地接收下来。 他在直隶总督任上有7个年头，实际上有整整6年，1901到1907，然后1907年的年中，上调中央，去当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在六个军机大臣当中，他的资历最浅，但是他的才干最高，管事也最多。当了一年的军机大臣，到他1908年，他虚龄50，在北京这里举行了一个盛大的50寿辰的庆典，这时候袁世凯权倾朝野，红得发紫，如日中天。但是好景不长，一个多月以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死了，就在帝、后百日大孝期间，当国的载沣对袁世凯下手了，找了一个借口，说他脚有病，你回家休养吧，这就叫做回籍“养疴”，就是把他贬回到老家去，据说还差一点把脑袋给他砍了。这在袁世凯的仕途官场上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转折，他正在高潮当中，那么一下子把他打回老家去了。 到辛亥革命枪响之前，袁世凯被打回老家这个时候，过去被贬了官的人，他们的声望很快没了，但是只有袁世凯在这三年当中，他的声望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在逐节攀升，当时的朝野都希望清朝政府重新起用袁世凯，就在这个背景下面，辛亥革命枪声响了，清朝政府又重新把袁世凯请出来，当湖广总督，到前线去镇压革命党。 十年前的庚子年间，荣禄手下的那个“武卫军”五军，全军覆没了，被八国联军打败光了，只有袁世凯这个新建陆军，神差鬼使地在八国联军攻打天津之前，清朝政府调到了山东去，完整地保持了新建陆军这一支力量，袁世凯也调到了山东当了巡抚，这个新建陆军就成了后来袁世凯的政治资本和军事资本。 辛亥革命一起，中国人，外国人，朝野，从皇室到革命党，一致认为只有袁世凯出来收拾局面，这样他顺理成章地当了清朝政府的最后一任内阁总理，当了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当了大总统，后来去当皇帝，都是在这个机遇下起来的。 （2）二十一条并非称帝交换条件 日本借着欧战之机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日本驻华大使日置益禀承日本政府的训令，进见袁世凯，提交了这个二十一条的条文。 好多史书，小说家也说，日在向袁世凯递交二十一条文本的时候说，请大总统再高升一步，意思是说你接受二十一条，我日本支持你称帝，咱们达成这个政治交易，这说是袁世凯拱手卖国的最重要的根据。其实早在30年代初，王芸生在撰辑《60年来中国与日本》的时候，就指出这个说法没有根据，不合事理，不可采信。袁世凯指挥了整个二十一条的谈判过程，现在我们能见到的，袁世凯对二十一条的原本，二十一条的修正本，日本提出最后通牒的文本，这三本原本的东西，袁世凯在上边用红笔，就用朱笔，用墨笔做了批文，在许多地方做了重点的圈点，除了这些圈点之外，袁世凯对二十一条的条文的批示有70多处，长短的批文。指出牵涉到国家领土主权的绝对不谈，日本在中国扩大权益，把势力发展到长江腹地，发展到东南沿海的第五号内容，这大家都知道的，第五号内容绝对不谈。这一条不仅不能承认，根本不能谈，坚持住这一条不能谈。他指示外交部，要认清当时强弱的悬殊，耐心谈判，能够谈到对自己最有利的条件。同时说希望拖，把给日本的谈判尽量地把时间拖长，因为日本提出是秘密交涉，他想用拖的过程当中，希望引起欧美列强的注意，进行国际的干涉。这样一直拖了几个月，拖到5月，日本提出最后通牒的时候，欧美国家没有一个出来来支持的，甚至于像俄国还打算趁火打劫。袁世凯也征询了袁政府文武们的意见，诸位说，咱们是接受，是给日本打一场，文武官员们一致认为，只有接受，打不得。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整个过程当中，国人仇日的情绪跟恐日的情绪，这两者是同时存在的，仇恨，那么仇恨日本人趁火打劫，提出这样的苛刻的条件来灭亡中国，这种仇恨之气确实是一股民气，但是这个民气没有实力做后盾，这个民气只能是一股窝囊气。恐日的这个情绪，恐日的这个病确确实实是实实在在的，历史回过头来看，从1895到现在的1916，20年，在这20年当中，1895年一次甲午战争，中国打败，大清王朝败了，1905年，日俄战争，沙俄帝国被日本打败了，日本趁打败大清王朝、打败俄国的那种余威睥睨世界，连欧美都看不在眼里，你中国算什么。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他才敢那样肆无忌惮的来欺负。 那么，在这样一个历史条件下，唯一能做的，那就是用艰苦的谈判，用艰苦的够挣扎一点对自己有利的条件。在这样一个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说换换别的势力，换换别的人当政，当时也只能这样了。所以最后二十一条被迫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接受了。五.九，国家定为国耻纪念日，说是奇耻大辱，这确实是。在五九签字之前，五.八，五月初八那一天，袁世凯就向全国通报，不得已，只有签订了，这实际上是奇耻大辱，在国人说这是奇耻大辱之前，他都承认这也是奇耻大辱。当是这种谈判，就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没办法。当时在国外，中国的留学海外的精英胡适，已经很成名的胡适就说，这个谈判应该说在之前中国的历史当中，是没有过的，该柔的时候柔，该刚的时候刚，争取了对自己最大的退让了。王芸生在30年代初编辑《60年来中国与日本》的时候也说，在回顾整个谈判，袁世凯的指挥和领导，应该说是没大错的，当年的一些历史学家，比如说陈恭禄的《近代史》啊，像这个蒋廷黻的《近代史》啊，也都肯定了，这时候二十一条的交涉。应该说这种结论，是中肯的。说他拱手卖国，起码是没有历史依据的。但是后来接着二十一条订立之后，他就马上就称帝了，而且这个政治交易啊，谁也很难保证他们没什么幕后的政治的交换。政敌们拿着作为攻击他的靶子，这是理所当然的。 （3）称帝是遗憾。 袁世凯被后人指责最多的是他称帝问题。其实袁的年号就是“洪宪”就是弘扬宪法的意思。当时倡导袁世凯君主立宪的许多都是知识精英、民主斗士，如杨度、严复、刘师培、孙毓筠、李燮和、胡瑛等，严复还是第一任北京大学校长，也是《天演论》的翻译者。他们认为君主立宪更适合中国的国情，相比而言君主制优于共和制，而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并不矛盾，没有皇帝的国家未必就能实行民，主。英日等国皆属君宪政体，是事实上的民，主政体，君主立宪是完全值得选择的一种政体。当时国会的议题非常明确，就是更改国体，推行君主立宪，在给袁世凯的推戴书中说：“元首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而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词亦随国体力变迁。今日者，国民厌弃共和，趋向君宪。”固请袁世凯称帝，赞成中国改制为君主立宪国体。另外，中央大员、地方藩镇、还有十九将军，纷纷表态支持实行君主立宪。从美国支持袁世凯就可看出所谓帝制是指君主立宪制。在洪宪前，美国相关部门经过反复物色，终于在1913年2月以“卡内基基金会”的名义，向袁世凯委派了宪法顾问古德诺。古德诺是美国政治学家，曾任霍普金斯大学校长，是美国政治学会的主要创建人。袁世凯让古德诺在立法院工作，兼任内阁宪法顾问。他从历史、政治、法律、国际关系以及国民素质等方面，论证、比较了君主制与共和制的长短，明确表示，“中国如果采用君主制，比共和制更好，这是毋庸置疑的。”“从共和回到君主，只要真正落实君主立宪的具体计划就行了。”当时还拟定了《新皇室规范》，其中包括“亲王、郡王可以为海陆军官，但不得组织政党，幷担任重要政治官员；永废太监制度；永废宫女采选制度；永废各方进呈贡品制度；凡皇室亲属不得经营商业，与庶民争利”这些是典型的君主立宪法律条文。但称帝后遭遇了蔡锷护国军的声讨，也被后人屡屡指责和批评。这是他晚年的最大的不足和留下来的最大历史遗憾。 1915年1月，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的，企图把中国的领土、政治、军事及财政等都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晋见袁世凯，递交了二十一条要求的文件，并要求袁政府“绝对保密，尽速答复”。二十一条共分五大项：①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山东省不得让与或租借他国。②承认日本人有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居住、往来、经营工商业及开矿等项特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并南满、安奉两铁路管理期限，均延展至99年为限。③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④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⑤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中日合办警政和兵工厂。武昌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之间各铁路建筑权让与日本。日本在福建省有开矿、建筑海港和船厂及筑路的优先权等等。二十一条要求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袁世凯不敢立即表示接受。消息一经传开，反日舆论沸腾。欧美列强对日本损害他们在华的侵略权益一致不满，纷纷给予抨击。正式谈判于1915年2月2日开始。日本以支持袁世凯称帝引诱于前，以武力威胁于后，企图使袁世凯政府全盘接受。中国人民反日爱国斗争日趋高涨，日本见事态严重，便一面宣布第五项为希望条件，属于劝告性质；一面提出新案，内容与原要求一至四项基本相同，仅将若干条文改用换文方式。5月7日日本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应允。袁世凯指望欧美列强干涉落空，又怕得罪日本，皇帝做不成，便以中国无力抵御外侮为理由，于5月9日递交复文表示除第五项各条容日后协商外，全部接受日本的要求。5月25日在北京签订了所谓“中日条约”和“换文”。 二十一条是日本帝国主义以吞并中国为目的而强加于中国的单方面“条约”，袁政府事后也不得不声明此项条约是由于日本最后通牒而被迫同意的。此后历届中国政府均未承认其为有效条约。 位于安阳市北郊洹水北岸的临府庄北地，是袁世凯的墓园所在地，现为安阳博物馆馆址所在地。墓园建筑最大的特点是中西合璧，堂院前的部分是明清皇陵的风格，堂院后的墓园部分则具有西洋建筑特色，整体看来非常别致。主要有照壁、神道、牌楼、碑亭、享堂大院等建筑。 袁世凯墓位于洹水北岸，修建时花费了两年的时间。“占地一百三十八亩九分八厘八毫六丝九忽，支出银圆七十三万二千七百五十四元一角九分一厘”，这些数字都翔实地记录在《袁公林墓工报告》中的清单上。在那个朝代交替的动荡年代，还有这些心静如水者能细心地把面积精确到忽，把资金精确到厘，着实令人佩服。 在所用70多万银圆中，北洋政府出银50万两，其余部分由袁世凯北洋旧部个人捐款，多者都是现币一万元，少者也没有低于两三千元的。《袁公林墓工报告》记载，“袁公遗产不丰未忍轻动，而库币奇拙难在请求爰兴，段君忠枢工统筹议，发起微资萃袍卅年之谊，竟山陵一篑之功，群策群力集捐款银币二十五万元。” 据说当年的袁坟四周逐排栽种有杨树、柏树、槐树，周围还有大片的祭田。从一幅袁林竣工后拍摄的照片上看到，当时洹河北岸的房屋和居民很少，规模庞大的袁坟在一片空旷中赫然凸现。袁坟四周果然有成排的树木，只是我并没有分辨出这些到底是何种树木。袁公林竣工以后，时任大总统、袁世凯的好友徐世昌亲临安阳勘察，并授意在原京汉铁路洹上村处添置神道碑一座，以示景仰。 袁林的设计者是德国的工程师，它的建筑“仿明陵而略小”。主体建筑自南而北依次为照壁、糙石桥、清白石桥、牌楼门、望柱、石像生、碑亭、东西值房、堂院大门、大丹陛、东西配殿、景仁堂、墓台。 袁世凯墓为什么不称“陵”而称“林? 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称“帝”，名不正而言不顺，最后四面楚歌，不到六十岁就一命呜呼。他的墓不称“陵”而称“林”，听起来也有几分怪异。据说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最初也想效仿历代帝王，把自己老子的万年吉地称为“袁陵”，但当时当政的徐世昌却不以为然，他说：“项城生前称帝未成，未曾身居大宝，且已取消洪宪年号，如果采取袁陵之名，实为不妥。林与陵谐音，《说文解字》上所载陵与林二字又可以互相借用，避陵之名，仍陵之实，这多好啊！”自古帝王之墓为陵，圣人之墓为林，袁世凯墓效仿“孔林”、“关林”而称“袁林”，不仅巧妙，简直是掠美了。 袁世凯老家在河南项城，为什么要葬在安阳呢？袁世凯生前含糊其辞，近代史家也只能分析推测，因此各有各的说法。 早在袁世凯归隐的1910年冬天，他就为自己选择好了墓地，但究竟在何处他没有明说。1911年6月他在致端方的信中写道：“兄衰病日增，行将就木，牛眠之区，去冬已卜得一段。”据其子袁克文记述，袁世凯自选的墓地在太行山中。他写道：“昔先公居洹时，曾自选窀穸（音zhunxi，意墓穴。）地，在太行山中，邃而高旷，永安之所也。”袁氏后人最后讨论葬于何地时，袁克文提出按其父生前的意愿办，但长子袁克定坚决反对，决定将其葬在彰德府洹上村旁。 对于袁世凯不归葬项城的原因，比较一致的说法认为和他的身世、家事有关。 清咸丰九年（1859），袁世凯生于河南省项城县袁寨。他们家按照“保、世、克、家”来排辈分，父亲袁保中有八个子女，长子世昌、次子世敦和两个女儿为原配夫人所生，其余四子皆是庶出，袁世凯行四，7岁时又过继给了叔父袁保庆。袁世凯做山东巡抚时，他的母亲刘氏病死在天津，灵柩运回项城之后，袁世凯的同父异母兄袁世敦以嫡子主持家务，他认为刘氏不是正房，坚决不准正门出殡，灵柩也不能埋入祖坟正穴和袁保中合葬。尽管袁世凯颇有权势，但囿于伦理纲常，只能和哥哥争执，甚至跪下哀求，也没有得到袁世敦的许可。袁世凯最后只得另购坟地，才算让母亲安然入土，但也因此和袁世敦闹翻了脸，盛怒之下与之绝交，从此永远不再回到项城老家。 作为直鲁咽喉、平汉铁路重镇的安阳，在袁世凯的宦海生涯中，可说是一处风水宝地。众所周知，袁世凯早年考取功名屡次落榜，后投身行伍才逐渐发迹。他政治生涯的转折点是甲午战后的天津小站练兵，从此青云直上，戊戌变法的第二年当上了山东巡抚，后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进入了大清朝廷的权力中枢。 1905、1906年北洋陆军连续两年举行了大规模的军事会操，其中1906年9月的会操是在彰德举行的，袁世凯是阅兵大臣。这次会操是直隶两湖等省陆军的实战演习，精选出来参加演习的北洋官兵有4万多人，还有各国驻华官员和记者500余人参加。这是甲午战争以来北洋军队规模最大的一次亮相，也是袁世凯对自己家底的一次大炫耀，因此更被朝廷看作是栋梁之臣。 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登天，与袁世凯有矛盾的醇亲王载沣摄政，他发布谕旨解除了袁世凯所有职务，令袁世凯“回籍养疴”。袁世凯自从和大哥闹翻之后，就把彰德当成了自己的故里。这里位于河南直隶交界处，交通方便，离京城也近。袁世凯小的时候，就知道安阳这个洹上村，相传商朝名相伊尹在朝中遭人诽谤，到洹上村隐居三年，后来商王亲自到洹上村迎他复任。安阳也是袁世凯的远祖－－汉朝大将军•袁绍发祥之地，袁世凯觉得，洹上村对自己是一块吉祥宝地，还在小站练兵的时候，他就买下了这里二百多亩地，只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了用场 妻妾 元配于氏，长子袁克定 大姨太太沈氏，没有子女 二姨太太李氏，长女伯祯、五子克权、七子克齐、十子克坚、十二子克度。六女籙祯 三姨太太金氏。次子克文、三子克良、三女叔祯、八女（早亡）、十女思祯。 四姨太太吴氏。四子克端、次女仲祯（嫁给了两江总督端方的侄子）、四女（早亡）、七女复祯。 五姨太太杨氏。六子克桓、八子克轸、九子克久、十一子克安、五女季祯、十五女（早亡）、九子克久（娶民国黎元洪的女儿为妻） 六姨太太叶氏。十四子克捷、十七子克友、九女福祯、十一女奇祯、十二女瑞祯。 七姨太太张氏。没有子女， 八姨太太郭氏。十三子克相、十五子克和、十四女怙祯。 九姨太太刘氏。十六子克藩，早死；女儿仪祯排行十三，续五姨太的女儿季祯嫁苏州陆状元家。 子 长子克定 次子克文（子：袁家骝1912～2003年华裔美国物理学家。子媳吴健雄素有“东方居里夫人”之称。） 三子克良 四子克端 五子克权 六子克桓 七子克齐 八子克轸 九子克久 十子克坚 十一子克安 十二子克度 十三子克相 十四子克捷 十五子克和 十六子克藩 十七子克友 女 长女伯祯（成年后嫁与清两江总督张人骏的儿子） 次女仲祯（嫁给了两江总督端方的侄子） 三女叔祯 四女（早亡） 五女季祯 六女籙祯（嫁民国总理孙宝琦的儿子） 七女复祯 八女（早亡） 九女福祯 十女思祯 十一女奇祯 十二女瑞祯 十三女仪祯（续五姨太的女儿季祯嫁苏州陆状元家） 十四女怙祯（怙祯嫁给了民国总统曹锟的儿子，后离婚去了美国） 十五女（早亡） 一妻九妾共生了17个儿子、15个女儿；17个儿子又为袁世凯生了22个孙子、25个孙女，儿孙总和达79人。 袁世凯生平大事年表 1859年9月16日(咸丰九年） 袁世凯生于河南省项城市王明口镇袁寨一个世代官宦的大家族。父祖多为清朝显贵，权重一方 1876年（光绪二年） 1879年（光绪五年） 袁世凯两次乡试都未考中，遂决计弃文就武 1881年（光绪七年） 袁世凯至山东登州，投靠保庆的结拜兄弟吴长庆，任“庆军”营务处会办。吴长庆为淮军统领，统率庆军六营驻防登州，督办山东防务。 1882年（光绪八年） 朝鲜发生壬午军乱，当年23岁的袁世凯跟随吴长庆的部队东渡朝鲜，以“通商大臣暨朝鲜总督”身份驻藩属国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军并控制税务。以整顿军纪和镇压兵变有功，为朝鲜国王所看重，并得清政府奖叙五品同知衔。 1884年（光绪十年） 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士发动甲申政变，驻朝日军亦趁机行动欲挟制王室；国王李熙奔赴清营求助，袁世凯指挥清军击退日军，维系清廷在朝鲜的宗主权及其他特权。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奏举，袁世凯任驻汉城清军“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 1894年（光绪二十年） 甲午战争爆发，清军海陆皆败，袁世凯随军撤退天津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 袁世凯由军务处大臣荣禄、李鸿藻等奏派扩练驻天津小站的定武军，更名为“新建陆军”。聘德国军官十余人担任教习，又从天津武备学堂中挑选百余名学生任各级军官，并引用和培植一批私人亲信，以加强对全军的控制。这些人以后大都成为清末民初的军政要人。小站练兵是清末新式军队发展的转折点，也奠定了袁世凯一生事业的基础。从此，声誉鹊起，扶摇直上。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 擢直隶（今河北）按察使，仍主持练兵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 袁将戊戌变法的消息告诉忠于慈禧太后的荣禄，结果戊戌变法失败，皇帝失去政权并遭软禁。6月，袁世凯升任工部右侍郎。12月，署理山东巡抚，率领全部新军（时称“武卫右军”）前往济南。时山东境内义和团运动爆发，他认定义和团为“左道邪教”，派兵到各州县残酷镇压。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 冬，因义和团在山东的排外行为引起各国不满，清廷被迫撤换纵容拳民的山东巡抚毓贤，代之以袁世凯。这是袁世凯首次出任方面大员。袁到任后，对拳民大力镇压，令其在山东无法立足，逃往天津、北京一带，山东在袁世凯治下维持稳定，并且加入东南互保。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 1901年11月，继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 实授袁世凯为北洋大臣，兼任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和练兵大臣，在保定编练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 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练兵处，，袁世凯任会办大臣，掌握实权。创办各种武备学堂，并聘请大批日本军官担任教习。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 北洋六镇编练成军，每镇一万二千五百余人，除第一镇系满族贵族铁良统率的旗兵外，其余五镇都在袁世凯的控制之下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 调任军机大臣，成为中枢重臣。同年，在袁世凯倡导下，第一支中国警察队伍于天津成立。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 光绪皇帝及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溥仪继位，袁称疾返回河南，最初隐居于辉县，后转至安阳。袁在此期间韬光养晦，暗地里仍关心政事，等待时机复出。 1911年（宣统三年） 10月10日武昌起义，1911年11月1日清廷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 1月16日，袁世凯回家路上，在东华门丁字街，袁世凯幸免于难。1月25日，袁世凯及各北洋将领通电支持共和。2月15日，南京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于3月10日于北京就职。袁就职之后，坚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同时积极与列强交涉，维持了中国对蒙古和西藏的主权。 1913年（中华民国二年） 1913年2月，依据临时约法，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会选举。国民党所得议席最多，按约法精神应由该党理事长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全国大哗。革命元勋孙文、黄兴等均指袁氏授意暗杀，袁世凯则予否认；7月，孙文组织中华革命党，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伐袁世凯，但遭到失败。10月6日，国会在军警压力下，选举袁世凯为第一任大总统，袁世凯随即于北京故宫太和殿就职。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中国国民党，并收缴国民党议员证书。 1914年（中华民国三年） 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之后袁废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于5月推出新的《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之后再修改总统选举法，使总统可无限期连任，新任总统亦由在任总统指派。 1915年（中华民国四年） 袁世凯在日本外交压力下，接受了形同干涉并垄断中国内政的“二十一条”要求中之大部分条款，使其政绩蒙上污点。12月，袁世凯宣布恢复中国的君主制，建立中华帝国，并改元洪宪。总统府改为新华宫。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宣布起义，发动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贵州、广西相继响应。北洋派内部危机四伏。 1916年（中华民国五年） 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5月下旬忧愤成疾。6月6日，袁世凯因尿毒症不治，卒于举国声讨声中，时年57岁。同年8月24日正式归葬于河南安阳。 第2章 蒋介石 蒋介石 蒋介石(1887—1975)浙江奉化人。名中正，原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1907年入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1908年留学日本。1908年加入同盟会。1910年日本振武学校毕业后，入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为士官候补生,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曾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活动。1923年赴苏联考察军事政治。1924年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1926年先后制造“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打击共产党和革命势力。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率师北伐途中，于1927年发动了“4•12”政变，在各地清党，第一次国共合作公开破裂。1928年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不断进行新军阀混战。1931年“9•18”事变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围攻红军革命根据地。1936年“西安事变”后，被迫接受抗日主张，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1938年任中国国民党总裁，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 抗日战争期间，任国防最高委员会主席，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1943年参加美、英、中三国开罗会议。抗日战争胜利后，与中共代表团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1946年撕毁《停战协定》、《政协决议》，命令进攻解放区，单独召开制宪国民大会，通过宪法。1948年擅自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当选“总统”。1949年1月21日，被迫发表《引退谋和文告》，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 1949年败退台湾后，历任“总统”与国民党总裁。1975年4月5日于台北去世。 蒋介石（1887—1975）中国国民党当政时期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名中正，字介石，学名志清。浙江奉化县人。1887年10月31日（清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五）生。 父蒋肇聪继承祖业经营盐铺，1895年病殁。蒋介石由母亲王采玉抚养成人，幼年入塾，诵读经史。1903年入奉化凤麓学堂，两年后至宁波箭金学堂就读。1906年初肄业于龙津中学堂，4月东渡日本，入东京清华学校，结识陈其美等人，受到反清思想的影响。年末回国，1907年考入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习炮兵。1908年春赴日，入东京振武学校。其间由陈其美引入同盟会，参与反清革命活动。1910年冬毕业后，入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为士官候补生。 投身民主革命获得孙中山的器重辛亥革命爆发后，蒋介石回上海，受陈其美指派，率先锋队百余人至杭州，参加光复浙江之役；嗣后在沪军都督陈其美部任沪军第五团团长，与陈其美、沪军第二师师长黄郛结拜为“盟兄弟”。 1912年1月，受陈其美派遣，收买歹徒暗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案发后避往日本，曾办《军声》杂志。1913年夏二次革命起，在上海参加攻打江南制造局，事败后隐居上海，10月加入筹建中的中华革命党，11月再渡日本。1914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宣告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蒋介石被派往上海、哈尔滨协助陈其美从事反对袁世凯的革命活动。1916年5月陈其美被刺后，蒋介石奉孙中山命去山东潍县任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参谋长。不久袁世凯死，中华革命军解散，蒋居上海，与青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等人有往来。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护法”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1918年3月蒋介石任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半年后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驻闽。因受粤军将领排挤，常离职滞居上海，曾与张静江、陈果夫、戴季陶等合伙做交易所投机生意。 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孙中山避难于永丰舰，蒋去广州登舰侍护40余日，取得孙的信任和器重。蒋做《孙大总统蒙难记》一书，同年10月被孙中山派任东路讨贼军第二军参谋长，1923年2月被任命为大元帅府大本营参谋长。8月奉派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学习军事、政治和党务。 主持黄埔军校破坏国共合作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建立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革命军队，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他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虽有所不满，但在当时形势下表示拥护，并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执行。他在军校重用亲信，培植个人势力，支持反共分子成立孙文主义学会，抑制和打击青年军人联合会。他组织和领导黄埔军校师生参加1924年10月镇压广州商团叛乱、1925年2月东征讨伐陈炯明、6月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等战役，战果卓著，因此获得声誉，先任潮汕善后督办，继兼广州卫戍司令。1925年8月黄埔军校两个教导团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任军长。廖仲恺被害后，他支持汪精卫驱逐胡汉民出国，不久又将粤军总司令许崇智驱离广州，收编粤军部分师旅，一跃而成为国民党内握有军事实力的首要人物。10月率师第二次东征，全歼陈炯明叛军。在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2月兼任国民革命军总监。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对三大政策日益怀疑，忌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合作共事，疑惧苏联顾问的工作。他于1926年3月20日一手制造“中山舰事件”,5月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党务整理案”，打击和排斥了在第一军和中央党部工作的共产党员。他乘机相继攫取了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以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等要职。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蒋介石率总司令部赴前线指挥作战。国民革命军在工人农民支援下打垮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湘、鄂、赣、闽四省完全光复，并继续向豫、皖、苏、浙进军。蒋介石谋取个人独裁统治的野心日益膨胀。1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自广州迁往武汉，但蒋坚持要迁都南京，冀图直接控制。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等一系列提高党权、防止个人独裁和军事专制的决议，取消了蒋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人部长职务。于是，蒋介石蓄意破坏三大政策，纵容和唆使暴徒在江西、安徽制造一系列反共事件，在英美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并在广东和东南各省“清党”,从而破坏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峙。6月，蒋介石与冯玉祥在徐州开会，取得合作反共协议。由于蒋介石在和汪精卫、李宗仁等派系的矛盾和斗争中孤立无援，被迫于8月下野，10月出访日本寻求支持。回国后，离弃妻妾，与宋美龄于12月1日结婚，从此与宋子文、孔祥熙联姻，通过他们加强与美国的联系。1928年1月重任总司令职，2月主持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全面改变孙中山的革命政策；会上被举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4月，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组成四个集团军合力北进，战胜了奉系军阀张作霖，结束了北洋军阀的统治。10月任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改组国民政府，实行“以党治国”的“训政”。蒋介石为要确立个人独裁统治的局面，以“裁军建设”相号召，力图“编遣”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的军队，加剧了与各军事实力派之间的矛盾，遂至兵戎相见，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阎冯战争（见蒋阎冯大战）连绵不断。蒋介石凭借帝国主义和江浙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一一战胜了各派武力。他还击败了汪精卫，胡汉民、孙科等派系的对抗，从而巩固了自己的独裁统治。 1930年12月至1931年9月，蒋介石调集大量军队，对江西、湘鄂西、鄂豫皖及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工农红军连续发动了三次军事“围剿”，均以失败告终。“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奉行不抵抗政策，阻挠军队和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致使东北三省迅速沦丧。日本侵略者又于1932年初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奋起英勇抗击，但是蒋介石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同意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以后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略华北的行径一再妥协退让，又同意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协定》、《何梅协定》。他压制爱国军民的抗御，逼迫冯玉祥取消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蒋介石顽固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在1932年6月对工农红军发动的第四次军事“围剿”。失败后，又于1933年10月进行第五次军事“围剿”。经过一年的鏖战，红军因战略指导的错误而失利，乃离开江西出发长征。蒋又调几十万军队围追堵截，同时对革命根据地继续“清剿”。 蒋介石极力加强独裁统治，建立以CC系和黄埔系分子为骨干的中统和军统两支特务势力，专事破坏共产党及革命组织的爱国民主活动，杀害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并对付反蒋派系的抗争。蒋介石还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动文化“围剿”，查禁进步书刊，迫害左翼作家和文化工作者。他在全国推行新生活运动，以加紧对人民的思想控制。他还凭借政治特权，和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一道，建立和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逐步形成官僚资本。他们开办中央银行和农民银行，兼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垄断了全国金融体系。嗣后又逐步向工商业及其他国民经济部门发展，掌握全国的经济命脉。 1935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策动“华北自治”，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共产党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将反蒋抗日方针改变为“逼蒋抗日”。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推动下，蒋介石和国民党决定调整其内外政策，表示要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他下令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国防建设，并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他试图同中国共产党进行谈判，但仍然坚持要“剿灭”经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被蒋介石部署在西北“剿共”的张学良、杨虎城，决心联共抗日，于1936年12月12日毅然发动“兵谏”，在西安扣押了蒋介石。在中国共产党调停和各方面的努力下，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停止“剿共”政策。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结束十年内战，与共产党实行第二次合作。1937年七七事变后，终于建立了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蒋介石积极部署和指挥中国军队开赴华北和淞沪前线，抗御日本侵略军,他先后指挥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重大战役。广大爱国将士奋勇杀敌，至1938年10月，使日军伤亡45万余人，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速战速决、迅速灭亡中国的战略计划。蒋介石在政治民主化方面作出一些许诺，释放政治犯，修改反动条例，召开国民参政会等，全国一时出现一片新气象。但由于蒋介石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军事防御的战略战术，又幻想并等待国际“调停”制止日本侵略，因而不能抵御占有很大优势的日本侵略军，华北、东南和华中大片国土相继沦陷。 武汉保卫战结束后，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蒋介石表示了继续抗战的决心，汪精卫等人则对抗战前途完全失望，叛国投敌。1939年1月，蒋介石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武装力量在抗战中迅速发展壮大忧心忡忡，乃实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不断制造反共摩擦。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与美、英同盟，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得到了美国的物资和财政援助。他派中国远征军去缅甸，与英美联军联合作战，打通了中印公路。美、英为了联合中国共同抗击日本，许诺废除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在华特权，签订了中美、中英“新约”。1943年11月，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会谈对日联合作战方略及战后和平条件。1945年6月派宋子文等去苏联会谈，8月两国外长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有关协定。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一面派出军队抢占胜利果实，大量收编伪军；一面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重庆进行会谈，签订了《会谈纪要》（见重庆谈判和《双十协定》）。但他随即指挥八十万军队进攻解放区，对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达成的各项决议拒不履行，顽固坚持“军令政令统一”的独裁专政。他悍然于1946年6月全面发动内战，妄图在三至六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和人民武装。在遭到人民解放军的坚决还击后，次年3月被迫改为对陕北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在屡遭失败后，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最后蒋介石被迫下令收缩防线，实行重点防御。 1946年11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制订了一部“宪法”，宣称要“实施宪政”，“还政于民”，“改组政府”，实际上仍是以他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独裁专政。经过1948年春“行宪国大”的选举，他任“总统”，并攫有不受“宪法”限制的“紧急处置的权力”，使他的独裁统治披上了合法外衣。对于爱国学生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和工农群众的斗争，他下令整饬，派出特务宪警凶残镇压。1948年8月，他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限期收兑金银外币，强令限制物价，企图摆脱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飞涨的困境，结果更加速了财政经济的全面崩溃，民怨沸腾，社会骚乱。 经过1948年秋冬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战略决战，使蒋介石赖以发动内战、维系统治的主力部队基本上被消灭。1949年1月，蒋发表元旦声明建议和平谈判，但提出了保存“宪法”、“法统”和军队的条件，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批驳。1月21日蒋被迫宣告“引退”，回到奉化，但仍幕后操纵党政军大权，破坏和平谈判。4月20日，国民党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向全国进军。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的独裁统治至此终结。 1949年12月，蒋介石撤至台湾，收集残部，负隅孤岛。1950年3月他“复职”重任“总统”，此后一再连任四届，并连续当选国民党总裁。他以“三民主义建设台湾”、“反共复国”相号召，维系他在台湾的统治；与美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但是他反对“台湾独立”、“国际托管”和“两个中国”，坚持了一个中国的民族立场。当时，台湾人心浮动，美国让台湾独立，他说：“谁要台独，我要谁脑袋！” 蒋介石于1975年4月5日病逝于台北。他一生的言论、文电极多，散见于报刊和内部档案。台湾当局编有他的“全集”、“思想言论总集”等。 1974年1月18日，越南政府不顾中国一再警告，派兵侵占中国西沙永乐群岛，并与守岛民兵发生冲突。从而展开了西沙海战的序幕。 南沙海军火速支援，无奈越南舰队吨位和火力都有绝对优势，虽然中国海军浴血奋战，但是渐渐力不能支。紧要关头，中央火速调动东海舰队支援。然而，东海舰队必然要通过台湾国民党海军封锁的台湾海峡，如何安全通过，成为了中国海军的一个难题。 中国人民海军通过台湾海峡的消息很快被台湾国民党得知，当台湾海军司令唐x林向蒋介石请示如何应对时，蒋介石说了他一生中最闪光的一句话：“你不知道西沙吃紧吗？”毕竟蒋介石明白，国共之争属内斗，在外地入侵的时刻，中国人还是会团结一致的。唐x林欲领命而去，蒋介石又指示说：“你们要一路护航，保证舰队安然通过。还有准备补给船，给前线送给养。” 结果，出乎东海舰队意料。国民党海军不但大开绿灯放东海舰队过海峡，而且一路护航，保证了舰队的安全。此外，几十艘台湾补给船开赴西沙前线，为前线的解放军战士运送食物和淡水。 1月20日，东海舰队如期抵达前线，双方兵力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海军形成绝对优势，将入侵越军几乎全部歼灭。 西沙海战是中国海军战史上最光辉的一战，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国共精诚合作的结果。而蒋介石在此事件中的表现让人感动，也让我们对他有了一个全新的评价。 第3章 黎元洪 黎元洪 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汉族，1864年10月19日（清同治三年九月十九）生于黄陂木兰乡东厂畈（今属湖北大悟县），民国政坛多以名人的籍贯代称，所以他又被称为黎黄陂。系首义都督，我国历史上惟一两任大总统和三任副总统。 1883年（清光绪九年）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派往广东服役，充二管轮，1888年随“广甲”编入北洋水师，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随舰队北援。坐舰被日舰击沉，黎飘海遇救，往南京投两江总督张之洞。1895年应署两江总督张之洞电召赴宁，监修新式炮台，先后任狮子山等处炮台总教官，专台官。1896年随张之洞回湖北，任炮台监制、护军后营帮带，参与训练新军。1898年至1901年曾3次赴日本考察军事。1904年，任护军前锋一、二、三、四营督带。次年12月，湖北常备军改编为两镇，黎任第二镇第三协统领官兼护该镇统制官。后随镇改编，1906年任陆军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领，兼管马炮、工、辎各队事务。率部参加彰德新军秋操。1909年以军界代表身份参加“湖北铁路协会”。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黎被革命党人强迫推举为湖北都督。汉口、汉阳光复，各国领事宣布“中立”，才宣告就职。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黎被选为副总统兼领鄂督。2月，南北和议告成，与孙武、刘成禺、张伯烈等组织“民社”，任理事长，鼓动武昌和南京分裂；附和袁世凯定都北京；镇压“群英会”；为排除异己，将原8个师的军队改编为3个师。8月16日与袁世凯合谋，诱杀湖北军政府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和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 1913年袁世凯扑灭“二次革命”。10月6日袁世凯任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黎为正式副总统兼鄂督。但袁对黎在鄂视为心腹之患。12月派段祺瑞到鄂，以“磋商要政”为词，迫黎赴京。被安置在瀛台，与之结为儿女姻亲以控制之。1915年袁世凯帝制自为，黎迁居东厂胡同，闭门谢客。12月15日，袁册封黎为武义亲王。黎坚辞不就。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黎出任大总统。而国务总理段祺瑞独断专行，演成“府院之争”。翌年6月，黎引长江巡阅使张勋入京斡旋，7月1日张勋复辟，黎被迫弃职。1922年6月，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赶走皖系总统徐世昌，“法统重光”再任大总统。次年初曹锟贿选，逼黎下野。6月黎辞职赴天津。 黎晚年致力于实业，曾任中兴煤矿董事长、黄陂商业银行总董事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企业的董事。投资企业45个，其中银行17家，工厂12个、煤矿6家，总投资额达200万元。又于武昌油坊岭等地购置大量田产。1920年，黎眷念故乡，捐资拆迁黎家河祖遗的一间半屋，修建黎氏宗桐。内设孝义小学堂，聘请塾师一人，塾师工资及学生学杂费用，都由黎负担。1928年6月3日黎因脑溢血病逝于天津。1935年11月24日国民政府于武昌为黎举行国葬典礼，遗体归葬于武昌卓刀泉。 黎元洪宅在东城区王府井大街27号，原大门开在东厂胡同。此处是明代的东厂。清代时，两广总督瑞麟、宜隶总督荣禄先后住过这里。民国初期，此宅又归黎元洪所有。张勋复辟时，被逐离京。1922年，黎再度出任总统，仍回东厂居住。1926年黎房宅被日本“东方文化会”购得。1949年后，此地为考古研究所，仍保存部分花园及古建筑。在其围墙的东北角，还曾有一刻着“黎大德堂界址”的石碑。 黎元洪墓在武汉市华中师范大学校园东区，这里原本有宏大的墓道和巨大的墓冢，如今，只剩下圆形的墓冢和墓碑。在墓前，留下了一条十几米长的墓道，墓道的尽头是刻有“大总统黎元洪墓”字样的墓碑，墓碑后面就是圆形、大理石堆砌的黎元洪墓，墓的后面是一块记载大总统生平的巨大碑石。环绕整个墓的是苍松翠柏，如今，这里被认定为“武汉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第4章 段祺瑞 段祺瑞 段祺瑞（1865—1936），原名启瑞，字芝泉，晚号正道老人，汉族，安徽合肥人，生于1865年3月6日（同治四年二月初九日）。段祺瑞的父亲段从文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一生种田。1872年，8岁的段祺瑞被祖父段佩带往江苏宿迁任所（段佩时统“铭军”直属马队三营驻防于此），少年段祺瑞逐渐习惯并喜欢上了军营生活。1881年，17岁的段祺瑞在祖父病故后只身徒步前往山东，投奔在威海驻军中任管带的族叔段从德，被安排在营中当司书。1885年，21岁的段祺瑞考入天津武备学堂，为一期预备生，旋分入炮兵科。 民国初年，北洋军阀集团把持政局，北京政府如同走马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其中，合肥人段祺瑞曾六次主政：1913年5月1日至7月31日代理国务总理，1916年4月22日至6月28日任政事堂国务卿，1916年6月29日至1917年5月23日、1917年7月17日至12月22日、1918年3月23日至10月10日三次出任国务院总理，1924年11月24日至1926年4月20日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 在天津武备学堂，段祺瑞先后学习了兵法、地利、军器、炮台、算法、测绘等新式课程。1887年，他以“最优等”成绩从天津武备学堂毕业。1889年春，段祺瑞等5人到德国，以官费入柏林军校。在用一年半时间系统学习理论课程后，段祺瑞又单独奉派入克虏伯炮厂学习半年（其他4人先期回国）。克虏伯炮厂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兵工厂，他在这里耳濡目染，有了实践的机会，获益匪浅。1890年底，段祺瑞学成归国，任职北洋军械局。次年，调往威海，任随营学堂教习。 1895年底，上谕由袁世凯主持在天津小站练兵。段祺瑞在袁世凯编练新军过程中，一直充任重要角色。1905年和1906年，清廷接连在直隶河间（今河北省河间县）和河南彰德（今河南安阳）举行两次大规模秋操，段祺瑞皆任演习中“北军”的总统官。两次秋操使段祺瑞的知名度和权力迅速上升。秋操前后，段祺瑞先后就任第三、第四、第六镇的统制，并曾兼任保定陆军学堂总办。 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使中国的政局发生了急剧变化。旨在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辛亥革命，遭到清廷的疯狂镇压。为了对付武昌首义后成立的湖北军政府，清廷急调北洋军主力前往镇压。袁世凯被清廷任命为钦差大臣全面节制调遣陆海军，旋又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他把段祺瑞从江北提督任上调出，担任北洋军第二军总统，又署湖广总督，兼领北洋第一军与湖北军政府对峙。 1912年1月，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从1月23日起，段祺瑞迭次向朝廷进言，谓共和思想“颇有勃勃不可遏之势”，26日，他联名北洋集团46名高级将领，发出致内阁代奏电，直接要求清廷“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电文中还提出“以现在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再行召集国会，组织共和政府。”显然，这是撇开已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而将政权由清廷直接旁移给袁世凯的办法。2月5日，段祺瑞又联合第一军8名协统以上的将领发出代奏电，称“共和国体，原以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挠，以至恩旨不颁，万民受困”，“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将“率全体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并将其司令部由湖北孝感回迁至河北保定。这一明对“二三王公”，实对朝廷的兵谏式招法果然灵验。2月12日，隆裕太后以“宣统皇帝”名义颁退位诏，清王朝终于正式覆亡。2月15日，袁世凯被南京临时参议院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段祺瑞随之被袁世凯委以陆军总长，成为袁世凯政权的主将。 自1912年3月至1915年8月，段祺瑞在北京政府内阁中连任7届陆军总长。其间由拥袁转而反袁、反洪宪帝制。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决定称帝，并定次年为“洪宪元年”。但好景不长，举国反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北洋系内部也有人暗中倒袁。在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袁世凯只得考虑取消帝制，“洪宪”皇袍穿了不过83天。在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中，段祺瑞的辞职、不合作和暗中抵制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袁世凯下台，名义上的共和重新确立。段祺瑞也就势登上了权力顶峰——出任国务总理，并逐步接管了中央政府的全部军政大权。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黎、段之间的“府院之争”剑拔弩张。在这种情况下，安徽督军张勋主动率其“辫子军”于6月14日进京“调停”。张勋解散国会，将黎元洪赶入使馆区。黎后的总统是冯国璋，段平时称其为“四哥”可是面对权利，这两兄弟争得更厉害，段与黎是水火相斗。他们却是真刀真枪！段的霸道与跋扈逼得冯国璋走投无路，自带了一旅精兵，22箱子弹，以巡视南方战场为名，沿津浦线南下，直奔南京老巢去了。段却派心腹段芝贵截住了大总统，冯大总统不可能看不到围在火车周围的荷枪士兵，只好眼望近在咫尺的南京恨在心头不敢言声，乖乖的回到北京，从此彻底放权给段祺瑞。7月1日，他公然拥废帝溥仪复辟，自封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并改民国六年（1917年）为宣统九年。全国舆论大哗，“讨逆”呼声鹊起。 在黎段之争中已退居天津的段祺瑞对张勋进京自然是求之不得，但对其拥溥仪复辟亦有所闻。“张勋复辟”给段祺瑞诉诸武力以东山再起制造了一个绝好借口。段祺瑞旋即在天津组织“讨逆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以段芝贵、曹锟分任东、西路总司令，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并于马厂誓师“讨逆”，还通电复任国务总理，重新组阁。在“讨逆军”的强大攻势下，“辫子军”很快失败，张勋于12日被迫避入荷兰使馆。这场“复辟”闹剧不过上演了12天。7月14日，段祺瑞凯旋还京，重新执掌中央政权。1918年8月10日，段祺瑞改革币制。1919年，五四运动中，段祺瑞控制的北京亲日政府，成为众矢之的。对学生运动的镇压，更激起举国上下愤怒声讨。直、奉两系适时地利用全国人民反对北京政府的情绪，开始从军事上掀起倒皖运动，意在打击急剧发展的皖系军事力量，抵制段祺瑞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1920年初，7月14日，直皖战争爆发。 直皖战争以皖系失败告终，段祺瑞被逐出北京。他避居天津日本租界寿街，开始吃素念佛，表面上静心养性，实际上仍密切注视着政坛风云，以待复出。当直奉失和，奉系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获胜后，段祺瑞及时地派段芝贵到东北联络张作霖，又派徐树铮到南方交好于孙中山。在各方的利害关系暂趋于一致的情况下，段祺瑞、张作霖、孙中山结成“三角同盟”，共同反直。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将领冯玉祥已暗中接受孙中山的国民革命主张和段祺瑞的游说，于战场上突然倒戈，进而挥师入京，发动政变，推翻并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直系战败。冯玉祥将其所部改称为国民军，通电拥戴段祺瑞为国民军大元帅，并电邀段祺瑞、孙中山入京共商国是。 11月中旬，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在天津举行会议，决定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以段祺瑞为临时执政。11月24日，段祺瑞就职典礼在北京铁狮子胡同陆军部旧址执政府办公处举行。鉴于以往迭次“府院之争”，此次《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乃将总统、总理合一，规定临时执政兼有二者之权力。段祺瑞表面上大权总揽，不受任何约束，实际上由于自身已没有什么军事实力，而奉军羽毛正丰，国民军又驻扎京畿，他不得不按张作霖、冯玉祥的眼色行事。今非昔比，段祺瑞这个“执政”有其名而无其实，他的政务活动多受掣肘。1926年3月18日，北京学生、工人、市民等各界群众在天安门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会后游行示威。当队伍到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和国务院门前请愿时，执政府卫队在不加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向请愿队伍实弹平射，顿时血肉横飞，造成47人死亡，100余人受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三•一八”惨案导致了段祺瑞执政府的垮台，皖系北洋军阀集团也不复存在。息影津门的段祺瑞曾表示只谈佛经不问政治，实际上在政坛活动了几十年的他岂甘寂寞，并且，“政治”不时地来过问他。日本特务土肥原等企图拉他出山，组织一个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对立的完全效忠于日本人的傀儡政权。段祺瑞没有答应。段祺瑞亲日，原先是有目共睹的，但在日本人把侵略战火烧进国门后，他不愿被日本人牵着鼻子走。为不使段祺瑞落入日本人手中，南京政府方面不断派遣民间人士北上做段祺瑞工作，劝其南下。1933年1月19日，国民政府专使钱永铭持蒋介石欢迎段氏南下的亲笔信函到天津，请段“南下颐养”，“俾得随时就商国事”。段祺瑞顺水推舟，先抵南京拜会蒋介石，随即到上海定居。 段祺瑞到上海后，初寓世界学社，不久即搬至霞飞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公馆。他在这里专意念佛，坚持吃素。 1936年11月2日，段祺瑞因病不治离世，终年72岁。12月9日，段祺瑞灵柩运抵北平，暂厝于西北卧佛寺。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段祺瑞家人匆匆将段埋葬于北平西郊。直到1963年，段祺瑞侄子段宠纲和章士钊方在北京万安公墓觅地安葬了段，章士钊题写了墓碑：“合肥段公芝泉之墓”。 第5章 孙眉 孙眉 孙眉（孙中山胞兄），又名:字寿屏德彰，男；清代；汉族（1854—1915）。 字德彰，号寿屏，翠亨村人。幼年家境贫苦。1871年出国赴檀香山做工，后来在茂宜岛垦荒，经营农牧业兼营商业，数年之后，成为当地首富，被称为“茂宜岛王”。1878年寄信回国请其母偕12岁小弟孙文(孙中山)到檀香山协助其商店业务。孙中山志在读书，不愿为商，孙眉欣然送其入学读书。1883年7月、1885年4月孙中山两次回国在香港、广州读书。孙眉虽对其弟不愿来檀协同营商不满，但重兄弟之情，仍不断汇款资助其生活和求学费用。 1894年10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准备创办兴中会，向孙眉说明创立意图，眉赞曰“志大言大”，首先赞成并捐款赞助。同年11月成立兴中会，孙眉是最早的会员之一。他积极宣传革命，游说组织亲朋戚友华侨二三十人参加兴中会，并捐资支持革命。1895年广州起义急需经费，孙眉则以平贱价钱出售牲畜，以捐充军饷。190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发行债券，孙眉将千多头牲畜变卖认购债券。孙中山奔走革命旅费之需，孙眉曾将珍藏的“龙涎香”赠给变买作旅费。 1895年秋，广州第一次起义失败，孙中山亡命日本转往檀香山。孙眉对孙中山说：“这不算一回事，还应该干下去！”1903年孙中山由日本到檀香山，杨太夫人劝他说：“革命的目的在救人，行医目的也在救人，何必东奔西跑。”孙眉闻知答曰：“行医只能救少数人，革命则能救多数人，吾弟奔走革命多年，应始终一贯，岂可轻易变更，前功尽弃！”孙中山倡导革命大业，得到孙眉物质、精神的支持和鼓励，对他的革命生涯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07年孙眉将在檀香山数十年经营的事业全部结束，与母亲杨太夫人等举家回到香港居住。1909年冬筹备广州新军起义失败，从穗回到香港，在九龙联络会党。1910年9月被香港政府驱逐出境，赴槟城参加会议。1911年移居广州湾(今湛江)任同盟会南方支部副部长，响应武昌起义，组织民军收复雷州半岛各地。 其弟孙中山志在读书，不愿为商，孙眉欣然送其入学读书。1894年10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准备创办兴中会，眉赞曰“志大言大”，首先赞成并捐款赞助。同年11月成立兴中会，孙眉是最早的会员之一。他积极宣传革命，游说组织亲朋戚友华侨二三十人参加兴中会，并捐资支持革命。1895年广州起义急需经费，孙眉则以平贱价钱出售牲畜，以捐充军饷。190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发行债券，孙眉将千多头牲畜变卖认购债券。孙中山倡导革命大业，得到孙眉物质、精神的支持和鼓励，对他的革命生涯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08年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因经费筹措不足，开展极其艰难，策划的西南边疆起义在即，孙中山心急如焚。正在此时，其胞兄同盟会员孙眉，因倾家支持革命，破产从檀香山归国，住在香港九龙。当时，孙眉已由富豪变为赤贫，毫无怨言，反清斗志，坚定不移。为推动革命进程，他毅然接受孙中山委派，秘密潜入湛江（前身广州湾），投身反清斗争行列。1908年至1911年四年间，孙眉奔走湛江香港两地，进行反清活动，其中1911年移居广州湾任同盟会南方支部副部长，响应武昌起义，组织民军收复雷州半岛各地。孙眉在湛期间，建立广州湾同盟会机关，培养会员骨干，建立基层分会。通过党人筹集了大量经费，及时支援防城、钦廉、上思等地起义。辛亥革命爆发，他迅速组织南路各地起义，光复高雷地区，为民国建立，作出杰出贡献。 孙眉潜入湛江后，化名“黄镇东”，人称“黄大哥”，与老友杨德初一起以经商为掩护，进行反清活动。经友人介绍认识了倾向共和思想的赤坎商人杨益三，住在其大通街荣兴号商铺，后亲自发展杨为同盟会员，并成为广州湾同盟会机关领导人之一，负责筹款支持西南边疆起义。孙眉在三泰利号设通讯处，以赤坎为落脚点，重点活动在吴川、化州、高州一带。代表孙中山审批发展同盟会组织，签发委任状，高雷各县先后都成立了同盟分会，并配备了领导成员。孙眉曾四次深入吴川梅菉、泗岸等地，吸收同盟会员，传播革命火种，使吴川成为同盟会在南路一个重要据点，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廿九日）在广州武装起义时牺牲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就有吴川籍志士庞雄芳名。辛亥革命爆发，孙眉立即发动同盟会员组织军民起义光复雷州半岛，同年11月底，吴川、廉江等高州六属、徐闻、海康、遂溪雷州三属全部起成功，建立共和政权，孙眉于1911年底悄然离湛回到广州。 1913年秋，孙眉移居澳门。1915年2月病逝澳门。1935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拨国币一万元，将其骸骨从澳门迁葬于翠亨村犁头尖山麓的总理故乡纪念中学后左侧山地，由其侄孙科立碑，以表彰其对革命的功绩。1934年建设纪念中学时，四座校舍其中之一座被命名为“寿屏堂”以作对他的纪念。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当时广东有人提议他为粤都督，孙中山即电广东各团体及各报社，说：“家兄质直过人，而素不娴政治。粤督任重，才浅肆应，绝非所宜；安置民军，办理实业，家兄当能为之。”表示不赞成此举。又致电孙眉：“粤中有人议举兄为都督，弟以政治非兄所熟习，未登舞台则众人属望，稍有失策，怨亦随生。为大局计，兄宜专就所长，专任一事，如安置民军，办理实业之类，而不必就此大任。”眉欣然接受。 1913年秋，移居澳门。1915年2月病逝澳门。1935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拨国币一万元，将其骸骨从澳门迁葬于翠亨村犁头尖山麓的总理故乡纪念中学后左侧山地，由其侄孙科立碑，以表彰其对革命的功绩。1934年建设纪念中学时，四座校舍其中之一座被命名为“寿屏堂”以作对他的纪念。 孙眉于1915年逝世于澳门，为表彰其为革命作出的贡献，1935年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拨款厚葬于翠亨村。孙眉墓表（高320厘米，宽92厘米，厚14厘米），全文如下： 孙德彰先生墓表总理生平所严事有贤兄曰德彰先生其艰贞坚卓之力远大深湛之思所以振兴于其家而激发总理之志遂大有造于党国者皆国史家牒所宜特书初先生家居时先德道川公以其倜倘不羁欲遣之远游而砻错之使有所成适杨太君有弟商于檀香山者遂挚以行是时荒岛初开笔路待启 先生一志专勤忘其劳苦春耕秋耨月迈岁征居积稍裕复乘时而有茂宜岛之经营农垦畜牧分道并张汗雨锄云成于一手遂有岛王之称乡里诵说以为英杰未几以道川公命归娶乃于故里复有移民事务所之设一时应者风驰景从更租轮舶以资还往于是群岛皆辟政府改容路人异月孙氏事业寝光大矣时总理尚幼随侍太君往觌宏图先生则使肄业意奥兰尼学校在校数年美传教师深加契异训导尤殷其言动遂往往以基督教为祈乡先生则甚非之总理乃归复赴香港入拔萃书院转皇仁书院肄业并受洗礼先生即再召赴檀督过尤厉盖期望之意深则责望之心切要皆天性所流露也故终以钜金勖成总理之学复入荒仁书院是时总理年二十矣忧外患之日深念汉族之积弱重感于中法战争之役乃具倾复清廷之志而思以医术为托足之始阴以结纳天下奇士先后入广州博济医院香港雅丽医院学成而识益广志益坚甲午后赴檀因先生之势遂创立兴中会于是革命大业之基础以成而实际之进展亦由此始自是厥后每有丈举或值总理危难先生皆有所匡助纪元前数年毕业所艰苦经营而仅有者遂荡焉而尽丧之初无几微之悔毫发之惜乃奉太君归国躬耕于香港对岸之九龙于军国事犹多所策画既见忌于英政府乃潜至广州湾联络粤省南路之义军民国成立乃退居澳门大义既伸先生之心力亦尽矣始劳其身以成其业终举其所业而皆效于国淡然若无与于已岂非丈夫之明志也哉先生讳眉德彰其字也晚年号寿屏人多称之曰眉公民国三年冬以疾卒于澳门旅次春秋六十有二夫人谭氏今尚健在子一昌沉毅有父风六年殉难于黄埔孙二满乾先生之殁总理悲哀几不自胜国是未定饰终之礼犹缺廿三年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决议以国币万元葬先生于总理故乡纪念学校之旁复伐石刻辞树于幽宫先生生平事迹足称者多兹不复著其有导助于总理而重开于党国者以式乡邦而崇国典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四月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敬立 汪兆铭敬书 第6章 孙科 孙科 孙科(1891一1973)，字哲生，广东中山人，孙中山独子。1910年加入同盟会，1917年任第一任广州市长，1923年、1926年两次再任广州市长，1931年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1932年任立法院长，主张速行宪政联共抗日，1947年任南京政府副主席，1949年辞职旅居香港、法国、美国等地，1965年任台湾“总统府”高级咨议，1973年9月13日病逝于台北。 1895年，孙科[1]随祖母移居夏威夷檀香山，檀香山中学毕业，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文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硕士。 1907年在檀香山加入同盟会。1917年回中国，在广州担任大元帅府秘书。1918年到1920年担任非常国会参议院秘书兼广州时报编辑。1921年任广州市长兼治河督办，后任广州市首任市长。 1923年2月再任广州市长。10月参与中国国民党改组，获指定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负责起草党纲章程。1924年主持国民党广州特别党部，6月与黄季陆合作提出《弹劾共产党案》。 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开府，任政府委员。1926年1月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5月第三次就任广州市长。1927年3月任国民党常务委员与国民政府常务委员。7月随汪兆铭清共。 1928年1月与胡汉民与伍朝枢赴英德等地考察，起草《中国国民党训政大纲》，协助制定《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10月任铁道部长与考试院副院长。 1929年，孙科亲领筹办总理故乡纪念学校一所（即今日的中山纪念中学）之责。 1931年改任行政院长，因财政危机旋即辞职。同年5月，汪精卫、孙科等人，在广州成立了一个广州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相对抗。由于孙科上台后，政府财政无比困难，不到1个月便辞职了。孙科呼吁从速实施宪政。 1932年改任立法院长，曾鼓吹实行立宪制度，但遭蒋介石冷遇。其间连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36年“中苏文化协会”成立，出任首届会长。1938年奉派中国政府代表及蒋介石特使与苏联谈判，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和《中苏商务条约》，争取苏联援助中国抗日战争。 1944年11月，孙科在《纽约时报》撰文，畅谈他长期以来对在中国实现英美民主制度的理想。1945年出任国民政府副主席兼立法院长，国民党中常委。 1946年1月表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商，然后跟随蒋介石进攻共产党占领区。1946年下半年，随着国内政治环境的急剧变化，孙科从自己原来的立场全面后退，停止革新宣传，转而支持蒋介石的政策。 1947年并任国民政府副主席。1948年与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落选，后再度出任行政院长。1948年11月，获蒋任为行政院长。 蒋介石于1949年1月下台，由李宗仁代任总统。孙科以南京不稳，将行政院迁往广州，一度令李宗仁政府无法运作，亦无法与共产党和谈。孙科亦是中共在1948年开列首43名国民党“战犯”之一。 1949年辞职赴台。1951年赴法国。1952年移居美国，担任“中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董事长。 1954年夏，因次子孙治强从香港举家迁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孙科遂迁居与次子同住。 1965年由美国至台湾，任中华民国总统府高级咨议、考试院院长，1967年出任东吴大学董事长。 1973年因心脏病病逝于台北。终年82岁。 孙科逝世后，蒋介石评价他“气量恢弘，才识远大”、“功在国家，声驰寰宇”，颇多溢美之词。客观上来看，这种措词中有许多为逝者讳的客套成分，真正用来评价孙科，肯定不能算是完全贴切。一位研究孙中山先生多年的教授说到孙科的时候，坦言自己研究过程中并没有加以特别的注意，认为他虽然很早便投身国民革命，且长期居于国民党政府的高位，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终究只觉得他是一个平常之人。 与其父孙中山先生比起来，孙科当然显得庸常。但谈论到孙科的时候，又是始终无法绕开孙中山这个名字的。 普天下的父母，大概没有一个不希望自己的儿女有出息，伟人如孙中山先生大概也不能例外。我们从他对待儿女的问题上，可以看出孙中山作为一个普通父亲的良苦用心。他以自己的言传身教，不仅让孙科选择了一条人生道路，早早便加入同盟会参与革命，更在自身修养、生活素养方面做了一个引导和表率，让孙科成为国民党要员中一个以能“看看书”而闻名的人物。 坦白地说，做一个伟人的后代，是件非常难的事情，外人会经常下意识地将其与父辈拿来作比较。做个平常人显然就是没有沿承父辈风范，但超越又何其难？何况，孙科的坐标系，是孙中山这样一个伟人。 古人曾经有“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一类的论断，而鲁迅先生也有句很大胆的话，大意是说，一个人的学问和能力，与花柳病不同，并不能经由性交传给对方和子女。只有头脑简单的庸俗之人，才会说出“龙生龙，凤生凤”、“老子英雄儿好汉”这样的奇谈怪论。即使是被认为在教育子女方面最成功的曾国藩，子孙后代也是人才辈出，但影响力上终究没有一个超越了曾国藩，却也是事实。电影续集总是不如第一部好看，大概也是同样的道理。 孙中山身处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内是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腐朽垂死，外有西方列强的激烈冲击，整个中国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为民族乃至中国的未来寻找一个自强的出路的理想，造就了许许多多为革命振臂一呼、奔走一生的坚定革命者，而孙中山正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大而化之，产生一个对历史、对社会有巨大影响的伟大人物，除了与生俱来的素质及后天的自身努力外，也有当时特定社会环境的客观因索，否则，该如何理解“时势造英雄”这一说法? 脱离开具体的客观环境，透过孙中山的高大背影去看待孙科，虽是人之常情，却又不是公平与理性的做法。孙科的一生，是沿循着父亲所开创的道路平稳走下去，有继续革命之责，却已无开创之功，其成就也就自然不能与孙中山的经世伟业相提并论。至于孙中山在其革命生涯中凝聚的个人魅力，更是未经受过太多波折的孙科所不能比拟的。 客观地来说，孙科的确没有其父的雄图大略，即使与同辈的政治人物相比，他也不一定有非常突出之处，但至少不是纨绔子弟、衙内、公子哥一类人物，也并不是资质平庸、毫无想法、只能依靠父亲名声混日子的一个人。他仍有自己的政治抱负，提出过实施宪政的政治主张，并大力抨击蒋介石的独裁，只是囿于环境、地位的制约，常常表现得一波三折前后互异，这大概也是他的地位、性格、与环境等因索互相作用的结果吧。 也许，世上英雄本来就不常有，大多数人都只是在不断努力地逃脱平庸命运的过程中。那么，后人看待孙科的时候，首先应该持的，或许就是一种平和心态。 虽然孙中山先生毕生在为革命劳碌奔波，但对于自己唯一的儿子，他不仅充当着一个父亲的角色，更是儿子孙科的人生与革命导师的角色。正是在他的引导下，孙科早年便投入革命并长期担任国民党的要职。也正是在父亲的督促下，孙科养成了好读书的习惯，并以“养浩然气，读有用书”自勉，一直到晚年移居美国，仍然读书不辍。 孙科早年在檀香山读中学时，孙中山就曾经从英国寄给他一套“人人文库”丛书，这套一百多册的英文文学书籍，都是英美著名大作家撰写的小说、剧本，信中还不忘告诫儿子：“你要使英文进步，单靠学校的课本是不够的，必须多多阅读文学名著，久而久之，自然会有进步。”孙科准备在中学毕业后研究农业，孙中山非常赞赏儿子的选择，亲自为他选择学校。 在檀香山加入同盟会后，孙科担任《自由新报》、《大声周刊》的编辑，孙中山甚感欣慰。回到国内后，孙中山与孙科写信的主要内容，仍然是读书。1919年，孙科撰写了《都市规划论》、《广告心理学概论》两书，且积极从事译述的工作，受到父亲的好评。而不管到什么地方，孙中山与儿子的主要沟通内容几乎都是以书为载体。孙科在《八十述略》中回忆道：“先父不时从各地寄来一大包一大包的书籍要我阅读。如果他到南洋一带，寄来的几乎全是我国的线装书；到了欧美，便寄来英文的各种名著来。” 孙科喜欢读书的名声在外，以致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在国民党要人中，他也是个比较能“看看书的人”。到了晚年，孙科远离曾经数十年相伴的政治斗争，终于有机会静心修养，唯以读书自娱。他曾回忆说：“除了偶尔出外小作旅游外，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读书上面。”有人评价说：“孙科能在大洋彼岸一旖旎小镇以读书为乐，实属国民党政要显贵中的凤毛麟角。说这是有惠于其父孙中山好读书的遗传个性，恐怕还不如说是受益于孙中山早岁对他循循善诱，力促其勤学苦读的一片苦心，更为准确得当。” 对待革命的问题上，孙中山从来没有给儿子以特别的照顾，或者说偏袒儿子。孙科最初回国时，廖仲恺认为他在美国研究过市政，又有都市规划著作，是广州市长的理想人选。但孙中山认为他年纪缺乏行政经验而未允许，后在胡汉民的劝说下才正式委任。当时孙中山的革命军经济困难，孙科在广州为其财政上的筹备做了有力的支持，成为国民政府的重要阵地。 1923年，因为筹集军饷的问题，孙科遭到父亲的责骂，他认为是胡汉民假借命令索钱，挑拨他父子不和，并用手杖打向胡汉民，结果惊动了孙中山。孙中山怒不可遏，一手夺过卫士的驳壳枪，就要打孙科。而孙科后来与胡汉民不和，发展到互相猜忌，孙中山立即写信给他说：“正宜开诚布公，同心协力，以共扶危局。” 1928年，北伐完成，中国基本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为“国家改造”提供了一个“千载一时的机会”。孙科认为“如果革命而没有建设，实在可说是完全失掉了革命的真意义。”于是，他主张以渐进的方式促进国民党革新，以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 在政治理念上，孙科非常欣赏英美的民主制度。他一度是“以党治国”的积极拥护者，但是随着国内外矛盾的急剧变化和党治弊端的逐步暴露，转而在国民党内最先提出结束党治、尽速实施宪政的主张。抗战后期，他又呼吁实现多党制的民主政治。1944年，孙科在《纽约时报》撰文，畅谈他长期以来对在中国实现英美民主制度的理想，他认为中国“必须先有贤明的政治领导，使中国及其人民迈向民主政治的目标前进”。这种政治主张，反映了在陷入困境的国民党政权时，孙科试图以西方的模式来重新调整发展方向的努力。 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孙科一直对蒋介石的独裁不满。1931年，他曾经指责蒋介石“以个人支配党，使党成为个人的工具”，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下，“中国国民党已名存实亡”。抗战后期孙科再次猛烈抨击蒋介石，要求实现国民党的民主化，“应该坦白地承认过去二十年来，党的机构和作风实在是走错了路”，要求健全国民党的选举制度。 孙科一生服膺父亲的三民主义，但也认为“一定要从主观的感情的宣传”转向“作客观理智的研究”，即“取法中山先生探求真理的虚心态度，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接受欧洲现代最近代化的思潮”。在经济和民生问题上，孙科从巩固国民党统治基础前提出发，强调用改良的方法尽快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 至于对待共产党的态度，孙科几经反复。他曾与宋庆龄一道，联名呼吁恢复孙中山制定的三大政策。但到了抗战前期，他又公开追随蒋介石，攻击共产党。到了抗战后期，他又改变态度，公开呼吁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反对再打内战。种种现象表明，孙科的政治理念显得并不十分成熟。 尽管孙科提出过一系列的政治理想与主张，尽管他长期处于国民党的上层，但始终没有形成一个能对决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政治势力，进入真正的权力中心，加上他思想的内在限制，使得他在与蒋介石的合作中，不得不经常采取妥协的态度，并最终与国民党政权共沉浮。 孙科共有二子四女，元配夫人为表妹陈淑英。四个女儿中，孙穗英和孙穗华的生母是陈淑英，孙穗芬的生母是孙科的二夫人蓝妮，而孙穗芳生母叫严蔼娟。蓝妮是孙科公开承认的二夫人，他们之间的曲折恋情对孙科的政治生涯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蓝妮是云南哈尼族苗王后代，容貌秀丽，对中国古典诗词也有一定了解。1935年在上海的一次宴会上，孙科与蓝妮一见钟情，旋即邀请她担任自己的机要秘书。两人感情与日俱增，不久，孙科决定娶蓝妮为二夫人。婚礼那天，孙科请了立法院的同事，一共摆了4桌酒席。在同事的祝贺声中，他说：“哈哈，我是知法犯法，罪加一等……” 孙科娶了蓝妮后，为了表示自己对她的忠贞感情，亲笔给蓝妮写了一张字据：我只有元配夫人陈氏与二夫人蓝氏二位太太，此外决无第三人，特此立证，交蓝巽宜二太太收执。1938年，蓝妮在上海生下了女儿，孙科给爱女起名叫孙穗芬。 抗日战争爆发后，蓝妮告别尚在襁褓中的女儿，与孙科前往重庆。当时，蓝妮广泛地与社会各界人士交往，与邓颖超、康克清等共产党人关系甚好。1940年蓝妮独返上海，回到女儿孙穗芬的身边。 1948年，在副总统的选举中，许多人都认为，孙科有蒋介石做后台，稳操胜券。然而，这时发生了一件导致孙科功败垂成的所谓“蓝妮事件”。《救国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报道，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中央信托局没收了蓝妮的一批德国进口的颜料，作为敌伪财产处理，可是孙科致函国民大会秘书长，说这批颜料为“敝眷”蓝妮所有，要求发还……，《救国日报》的报道出来后，孙科在选举中大受影响，经过四轮选举，最后李宗仁击败了孙科，当选为国民政府副总统。 落选的结果也使得孙科与蓝妮最后分手。据说，当时孙科为了能竞选上副总统，面对政敌利用《救国日报》所做的大肆诋毁，不仅未替蓝妮公开辩解，相反，还为洗清自己做了一些小动作，这就激怒了生性倔强的蓝妮，从此和孙科形同陌路人。 孙科与蓝妮之女孙穗芬，1966年，她在台湾第一次见到了生父孙科。直到其父于1973年去世，她每年去台湾两次，“我相信父亲内心是想弥补我幼年时所缺少的父爱”。 孙科久居高位，与父亲孙中山一样“不蓄私财”。正因为孙科囊中羞涩，以致他漂泊海外的生活是异常艰苦的。孙科夫妇出国远行的盘缠，还是靠卖了房子凑足的，他们闲居美国，没有任何固定的收入，仅依靠儿女接济小额款项，省吃俭用，一切自己动手，度过了十多个落寞而清苦的春秋。民国时的生活，感慨不已，她对寓所描述道：那是一幢向当地人订租的房子，周围全部是用木板搭建而成的，就像海边专供游人游泳后休息的那种临时房舍一样，风一吹就开，无以名之，姑且称为“火柴盒式”的房子。 孙科夫妇在与其子共同生活的十多年中，全家分别负担清洁工作，由孙科负责打扫各室内的清洁，包括卫生间，每天用吸尘器做工；夫人陈淑英负责厨房的清洁工作；孙治强负责搬运重物品、清理户外清洁工作，他的夫人则照顾孩子们以及承担琐碎的家务事。后来当孙科迁居LaguneBeack后，为了节省开支，自己种菜，自己烹饪洒扫，生活异常清苦。当时有人曾这样描述他的生活：“一幢简陋的平房，没有地毯，没有仆人，凡事自己动手，曾经是叱咤风云的人物，而今却能自甘淡泊，然而他的精神生活却非常富足，他的家中，到处都是书籍。” 对于在美国的生活状况，孙科曾回忆说：“在美国定居的一段悠长岁月中，友朋酬酢甚少，惟有国内去的朋友，才不惜远道来访；不能前来的，也多拍个电报或通电话，张君劢先生亦时相过从，所以除了偶尔出外小作旅游外，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读书上面。”孙科喜欢读书的名声在外，以致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在“党国要人”中，他也还比较的是一个“看看书的人”。“养浩然气，读有用书。”这是当年孙科在南京寓所挂的一幅很得意的书法作品。此时，孙科年逾古稀，远离曾经数十年相伴的政治斗争，终于有机会静心修养，余暇唯以读书自娱。他每天徒步到图书馆看书，有时直到图书馆关门，管理员催他走，他才恋恋不舍地回家。其实，孙科自幼在其父孙中山的关心、督促下，养成好读书的习惯，晚年在异域每当展卷阅读，父亲对他的谆谆教诲就萦回脑际，孙科早在檀香山读中学时，献身革命的孙中山就曾经从英国寄给他一套“人人文库”丛书，这套一百多册的英文文学书籍，都是英美著名大作家撰写的小说、剧本。孙中山在信中还不忘告诫儿子：“你要使英文进步，单靠学校的课本是不够的，必须多多阅读文学名著，久而久之，自然会有进步”。 1912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一家人曾在南京有一段短暂的团聚时光。这时，孙中山与孙科谈话的一个重要内容，仍是议论读书。显然，孙科在美国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尚能一如既往的“养浩然气，读有用书”，自然凝聚着孙中山的一片苦心。难怪有人说：“孙科能在大洋彼岸一旖旎小镇以读书为乐，实属国民党政要显贵中的凤毛麟角。说这是有惠于其父孙中山好读书的遗传个性，恐怕还不如说是受益于孙中山早岁对他循循善诱，力促其勤学苦读的一片苦心，更为准确得当”。孙科这位昔日堂堂的国民政府显要，在美国因生活困难，竟连买书的钱都不够，只购报纸、期刊阅读。但这丝毫不改变他对读书的嗜好。 1952年，孙科移居美国。到纽约后，他做了一次全身检查，结果发现有十二指肠溃疡及高血压、失眠等病症，经过三个月的治疗，病情有所好转。 孙科夫妇在与其子共同生活的十多年中，全家分别负担清洁工作，由孙科负责打扫各室内的清洁，包括卫生间，每天用吸尘器做工；夫人陈淑英负责厨房的清洁工作；儿子孙治强负责搬运重物品、清理户外清洁工作，他的夫人则照顾孩子们以及承担琐碎的家务事。后来为了节省开支，自己种菜，生活异常清苦。当时有人曾这样描述他的生活：“一幢简陋的平房，没有地毯，没有仆人，凡事自己动手，曾经是叱咤风云的人物，而今却能自甘淡泊，然而他的精神生活却非常富足，他的家中，到处都是书籍。” 据台湾学者庄政教授著述披露，孙科夫妇闲居美国时没有任何固定的收入，仅依靠儿女接济小额款项，省吃俭用，一切自己动手，度过了十多个落寞而清苦的春秋。 1885年4月13日，国父孙中山与卢慕贞女士结婚。婚后六年(1891年9月18日)生子孙科，四年后生长女孙金延，次年生次女孙金婉。与卢慕贞离婚后，1915年10月25日，国父在东京与宋庆龄结婚。 孙科长子孙治平，1913年生。1955年获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曾任国民党中评委、电视公司董事长、联合发展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治平生一子，孙国雄。国雄有三女一子：子伟仁、长女美玲、次女美兰、三女美莲。 孙科次子孙治强1915年生。有美国加州大学政治经济学学位。离过一次婚，第二任妻子林伦可比他小三十岁，生二子。共有二子二女：长子国欣、次子国元、长女嘉琳、次女嘉瑜。 孙科长女孙穗英1922年生。 孙科次女孙穗华1925年生。 孙科三女孙穗芳1936年生。1956年读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1959年移居香港。1967年移居美国夏威夷，毕业于夏威夷太平洋大学。1995年11月获斯里兰卡国际公开大学名誉博士学位。著有《我的祖父孙中山》一书。生有两子：王祖荣长子，王祖耀次子。 孙科幼女孙穗芬1938年生。 孙科，男，汉族，1965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工程专业博士。历任宝鸡市斗鸡中学教师，陕西师范大学讲师，省委科技工委、省科技厅（原省科委）政策法规处主任科员、办公室副主任、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兼办公室副主任、办公室主任。2007年2月起，任中共陕西省委科技工委委员、陕西省科技厅副厅长。 第7章 孙婉 孙婉 孙中山与原配卢慕贞所生孙中山次女 1896年11月12日在檀香山出生，与父亲同月同日诞生。孙婉的童年是在檀香山度过的。 1907年，因大伯孙眉倾力支持孙中山，经营的农场宣告破产，只得举家迁居香港九龙。年幼的孙婉与姐姐孙娫随母亲、祖母等到香港，艰难度日。 1910年，孙婉姐妹跟母亲赴南洋与孙中山团聚，直到1912年2月，由孙中山派人护送回国。 孙婉赴美留学，就读于加州州立大学文学系。孙中山想到长女孙娫青春早逝，次女孙婉在美读书，乏人照顾，就嘱时在哈佛大学学习的王伯秋多加关心。王伯秋出身官宦之家，在日本留学期间参加同盟会，结识了孙中山、宋教仁、黄兴等爱国志士，由于他学业优秀，办事干练，深得孙中山的器重和赏识。 孙婉与王伯秋日久生情，互相爱慕。 1914年，孙婉和王伯秋喜结良缘。 1916年，孙婉生女儿王蕙。 1919年，身在异国的孙婉和丈夫王伯秋偕女儿乘邮船返国，途中生儿子王弘之。 然而，因王伯秋与孙婉结婚前，在南京已有妻室。孙中山得悉后，提出除非王伯秋与原配夫人离婚，否则就坚决反对女儿的这门婚姻。孙婉与王伯秋分手后，一双儿女由王伯秋抚养。 1921年3月19日，孙婉在澳门与戴恩赛结婚。戴恩赛为广东五华人，1913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同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前身），次年又由清华学校资送赴美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国际法。1918年，戴恩赛返国，任广州军政府外交部秘书、外交部政治组组长、外交委员会委员等职。孙婉和戴恩赛生女戴成功、子戴永丰。 1929年2月，戴恩赛被任命为国民政府驻巴西全权公使。11月，孙婉将孩子戴成功、戴永丰托给在澳门的母亲卢慕贞抚养，随丈夫前往巴西。 1933年9月，孙婉回国。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前夕，孙婉随丈夫偕女儿移居澳门。 1955年1月16日，戴恩赛在澳门病逝。从此，孙婉与女儿戴成功相依为命。 1956年，孙婉胞兄孙科从美国返台后，蒋介石想起了在澳门的孙婉。1968年，蒋介石派人专程到澳门，邀孙婉移居台湾安度晚年。同年2月15日，孙婉复信，推说自己年老体病，移居困难，加以婉拒。蒋介石对此无可奈何，最后只好改为就地赠金建屋。 1979年6月3日，孙婉在澳门溘然长逝，享年84岁。 第8章 孙娫 孙娫 孙中山与原配卢慕贞所生长女。 1894年3月31日，孙中山长女孙娫在故乡翠亨村出生。数月后，尚在襁褓中的孙娫，就随祖母、母亲和哥哥等远涉重洋，前往檀香山，过起了漂泊不定的艰难生活，直到1912年民国创建，孙中山派人将卢慕贞和两个女儿接回国。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赴全国各地考察期间，孙娫和妹妹孙婉一直随侍左右。 1913年2月，孙中山以全国铁路督办身份赴日考察，孙娫和妹妹孙婉也随母亲卢慕贞到日本。 1913年3月，就读于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的孙娫，因患肾疾，久医不愈，遂由恋人伍平一特聘医生及护士伴随回澳门其母卢慕贞处治疗。6月20日，孙中山由上海到香港，专程赴澳门看望不省人事的女儿，25日，孙娫病逝，年仅19岁。此时，孙中山正离港返沪，闻悉噩耗，甚为悲痛。 孙娫的恋人伍平一，据说两人相识、相恋的月下老人是孙中山。台湾学者庄政教授撰文说：“她18岁时，中山先生将其照片寄给伍平一，希望彼此通信，以增进友谊。孙娫远赴美国求学，只身孤单，确也需人照顾。这个责任无形中就落到伍平一的身上。这对青春璧人相处久了，情投意合，遂成为形影不离、心心相印的恋人。” 孙娫自幼随母亲卢慕贞四海漂泊，历经风霜。她赴美留学，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可惜天不假年，青春早逝，令人惋惜。如今，人们只能从历史照片中目睹孙娫不凡的气质和风采。 1931年，孙遗骸从澳门迁葬故乡翠亨村孙宅山庄，墓碑刻有“显十九世祖姑之墓”。 第9章 倪桂珍 倪桂珍 倪桂珍（1869年—1931年7月的历史人物紧紧联系在一起。她是孙中山的岳母、宋庆龄的母亲；蒋介石的丈姆娘，徐光启的第十七代孙女。倪桂珍生于1869年，与宋嘉树所生的三男三女都是出类拨萃人物。民国“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蒋、宋、孔都是她的儿子或女儿、女婿。 1982年《报刊文摘》中说：“宋庆龄发现她母亲照片，照片背后写有倪桂珍，浙江余姚人字样”。在《蒋介石家事、家信》、《宋庆龄传》、《宋家王朝》、《宋氏家族第一人》等书上和记载，或是1993年南京煦园的“孙中山和宋庆龄事迹展览”中均说到：“宋庆龄的父亲是韩教准，海南文昌人，过继给舅父改姓宋，名嘉树，字耀如，娶余姚姑娘倪桂珍为妻”。 父亲倪韫山也是牧师，母亲姓徐，是中国最早皈依基督教的明朝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的后裔。17岁毕业于上海裨文女中，擅长数学，喜爱弹钢琴，曾留校任教员。1887年与宋嘉树结婚，先后生育6个子女：蔼龄、庆龄、子文、美龄、子良、子安。初反对庆龄与孙中山结婚，后承认这桩婚事，为女儿结婚补送了一套古朴的家具和百子图缎绣被面作嫁妆。1925年4月12日出席上海市10万市民在西门外公共体育场召开的追悼孙中山大会。1929年6月1日参加孙中山奉安大典后与庆龄等返回上海。1931年7月23日在青岛别墅病逝。庆龄从德国经苏联回国参加葬礼。23日）， 第10章 唐生智 唐生智 唐生智（1889-1970）湖南东安人，字孟潇，中华民国建国初期到抗日战争开始时期担任不同的重要职务，受衔到一级陆军上将。在国共内战末他在湖南支持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在湖南军、政机构任职到湖南省副省长等。 唐生智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他参加辛亥革命、讨袁战争、护法战争和北伐战争等中华民国建国初期重要的战争。 北洋军阀时期，唐生智属于湘系军阀，北洋军阀撤出湖南后，唐生智任湖南省第四师师长，与当时湖南省省长赵恒惕不和，将赵逐出长沙，自领省长职。唐的敌人求救于当时在武汉准备东山再起的吴佩孚。唐生智战败，被迫退出长沙，决定加入北伐军。1926年6月2日他正式加入国民革命军，被授任第八军军长，6月中即重新占领长沙，任湖南省主席。1927年任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军委会七人主席团成员、武汉国民政府委员、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等职。 北伐战争胜利后，他成为反对蒋介石武汉政府的军事主力。1927年11月12日在宁汉战争中他败给了蒋介石，前往日本。1929年4月又倒向蒋介石，参加蒋介石与桂系军阀的战争，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第五路军总指挥。10月参加蒋冯战争，12月再次易帜联合石友三反蒋，任反蒋的护党救国军第四路总指挥。战败后于1930年再次下野。 1931年任广州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常委。九一八事变，他重回南京政府，复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1935年4月被授予上将衔。1937年11月日军进攻南京时，他力主死守，11月24日主动出任首都卫戍司令长官，作为中方南京保卫战的最高指挥官。他声称要与首都共存亡，下令封锁南京通往江北的道路，销毁渡船，使得大量平民不能撤离。他在未组织任何撤退的情况下于12月12日下达弃城命令，自己乘保留的汽艇逃跑。守军失去指挥、军心动摇，第二天南京陷落，随后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此后，唐生智在湖南闲居，研究佛学。1948年11月去南京、上海，向蒋介石建议与中共停战和谈，1949年他在湖南参加组织了“和平自救”运动，任“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主任委员。领衔通电拥护湖南和平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在湖南省和中南军区担任各种军、政职务，如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等。他当时还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 1961年11月，唐患直肠癌住院。12月，陈毅前来看望，说：“孟潇先生，你够朋友，国民党一级上将，只有你没和我们红军、解放军打过仗。”1968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数次派人到湖南，对唐软硬兼施，逼他揭发贺龙是所谓“敌嫌特嫌”，遭到唐的坚决抵制。他们见唐不肯就范，便恼羞成怒，其中一人从腰间掏出手枪，往桌上一摔，歇斯底里吼叫：“你讲不讲，不讲，我毙了你!”唐一听“毙了你”三字，顿时火冒三丈，撩开衣服，拍着胸膛，走到那人面前说：“小子!你冲着这里来吧!老子南征北战，枪林弹雨都走过来了，几时怕过死!”他双目怒视，正气凛然，把那几个吼叫的人，压得低下了头，快快地退了出去。但唐身心因此遭到严重推残。1970年4月6日，因旧病复发，于长沙逝世。终年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