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天堂梦》 前言 前言 我出生在河北农村，又在河北农村教了一辈子书。亲历了土地改革运动、合作化运动、“大跃进”运动、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运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耳闻目睹了建国三十年间农村的风风雨雨和农民各阶层的苦辣酸甜。特别是1958年农村发生的狂热、荒唐，1959年-1961年发生的全国大饥荒，1966年-1976年的“十年浩劫”，使我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 建国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全心全意为农民谋幸福，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想尽快地把农民送入“共产主义天堂”。为此，老人家开展了了好多的运动，进行了好多的斗争，直到最后一息。但是，农民没能进入“天堂”，反而两次跌入“地狱”。这个事实太残酷了，我为老人家惋惜，为农民悲哀。 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中国农民之所以两次跌入“地狱”，根本原因是“左”的祸害，是“左”葬送了社会主义。 退休后，有了闲暇，我萌生了写书的想法。我想把建国后三十年间发生在中国农村的事情和农民遭受的磨难写出来，把“左”葬送社会主义、镇压农村改革、祸害农村和农民的事实写出来，把一些老一辈革命家、优秀的党员干卷对“左”进行抵制和斗争的历史写出来，留给后人。我相信后代知道了这些事情，就能更加热烈地拥护党中央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就能更加坚定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经过四年的笔耕，终于写出了初稿。此书暂定名《天堂梦》，分为十七卷： 第一卷，《改造农民》，主要写建国初期的土改和农业合作化运动。 第二卷，《发动大跃进》，主要写1957年的反冒进和1958年大跃进。 第三卷《奔向天堂》，主要写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炼钢铁。 第四卷《郑州纠左》，写1958年底到1959年上半年，中央纠“左” 第五卷《庐山反右》，写1959年庐山会议和下半年的反右倾运动。 第六卷《人祸天灾》，写1959年下半年——1960年的反瞒产和猛烈的“五风”。 第七卷，《跌入地狱》，主要写1959-1961年三年大饥荒情况。 第八卷，《惩治酷吏》，写1960年整风整社和查处的“虐民事件”。 第九卷，《奋力求生》，主要写党中央救灾和农民的自救。 第十卷，《迷途知返》，主要写国民经济调整、七千人大会及其后的整顿。 第十一卷，《反修防修》，主要写1962年批判“三风”和1963-1965年开展的“四清”运动。 第十二卷，《批斗改革派》，主要写“文化大革命”中对刘少奇、彭德怀等老干部的迫害、对主张“包产到户”的农村改革派的批斗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第十三卷《红色恐怖》，主要写文革中的破四旧、抄家、批斗、武斗、清理阶级队伍和和“一打三反”运动。 第十四卷《悲惨的“四类分子”》，主要写“四类分子”在文革中的悲惨处境。 第十五卷，《标新立异》，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五七干校和教育革命。 第十六卷，《农村浩劫》，主要写文革中农业学大寨运动和极左思潮在农村的泛滥。 第十七卷，《大地回春》，主要写农村改革，人民公社解体。 本书在内容上，既写上层的斗争，也写下层的疾苦，以写农村和农民为主，重大事件依据史实，细节多艺术虚构；在写法上，不像小说那样注重对典型人物的刻画和对典型环境的描写，也不像历史专著那样注重辨析考证，而是讲故事。 为写这些故事，我读了好多书，搜集了好多资料。主要参考资料开列如下： 序号书名作者出版社 1、中国农民问题杜虹中国社会出版社 2、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肖冬连红旗出版社 3、毛泽东传（1949-1976）逄先知中央文献出版社 4、共和国重大事件决策实录邱石经济日报出版社 5、辉煌的幻灭-人民公社警示录康健中国社会出版社 6、包产到户沉浮录徐勇珠海出版社 7、历史不再徘徊凌志军人民出版社 8、陈永贵沉浮中南海吴思花城出版社 9、毛泽东选集（ 第五卷）毛泽东人民出版社 10、文革前十年的中国晋夫中共党史出版社 11、若干重大事件与决策的回顾薄一波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2、周恩来与毛泽东叶永烈远方出版社 13、动荡岁月秘闻李永内蒙古百花出版社 14、时尚五十年武俊平主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5、是与非杜导正四川人民出版社 16、中华人民共和国（小通史）刘国新中国青年出版社 17、直言李锐今日中国出版社 18、毛泽东传（美）R.特里尔河北人民出版社 19、毛泽东传（英）迪克.威尔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中华人民共和国演义张涛之党史出版社 21、毛泽东与彭德怀韩晓静等吉林人民出版社 22、刘少奇与毛泽东叶永烈远方出版社 23、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绳中共党史出版社 24、毛泽东和他的卫士长李银桥等解放军出版社 25、刘少奇在1961张步真珠海出版社 26、刘少奇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刘武生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7、饥饿引发的变革陈大斌中共党史出版社 28、邓小平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刘武生中央文献出版社 29、中国改革开放史朵春生红旗出版社 30、盛会要览邵维正等解放军出版社 31、落日余晖东方骥编河北人民出版社 32、共和国主席刘少奇黄峥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 33、王光美访谈录黄峥执笔中央文献出版社 34、文革前夜的毛泽东邸延生新华出版社 35、四清运动实录郭德宏等浙江人民出版社 36、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高皋等天津人民出版社 37、九死一生戴煌学林出版社 我衷心对提供资料的作者表示感谢。 我不善写作，且年事已高，只能把这样的初稿呈献给读者。至于故事的好坏、评论的对错，只有靠读者评说。 孤竹老头2008年11月18日星期二于北京“怀旧书屋”(2010年12月20日修改） 第2章 《天堂梦》楔子 棋迷梦入聚贤寺 禅师论述“天堂梦” 楔子棋迷梦入聚贤寺禅师论述“天堂梦” 河北省某高校有位副教授，名叫秦峰。他平生有两大嗜好：一是爱读书。他读书多而杂，文史、哲学、小说、故事、野史、逸文，无所不读，学校图书馆里的文史藏书几乎被他读遍。他读书囫囵吞枣、不求甚解，快如电子扫描，再加上他资质鲁钝，所以读书虽多却一事无成，只落个“书痴”的绰号；二是爱下中国象棋。下起棋来废寝忘食，能进入“忘我”之境。因为下棋不回家吃饭或忘记妻子交办的大事，常遭到妻子的申斥。但是，事情可以缓办，棋不能不下。他下棋虽然费了很多功夫，棋艺却长进不大，没能成为“大师”或“棋士”，却成了著名的“棋迷”。 1999年2月秦峰退休了。做官的不愿意退休，秦峰不是官，他非常高兴退休。退休后有退休金足以温饱，可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下棋和看书。下棋树荫下，读书明窗前，其乐融融。 退休后秦峰在中国象棋的棋艺上，另辟蹊径，潜心研究一种冷僻开局。这种开局的特点是：执红先行，第一步“车九进二”送对手一马，对手“炮2进8”吃马；第二步“车一进一”再送一马，对手“炮8进8”吃马；第三步，“炮八进三”巡河。以后看对手的应着而有多种变化。因为此开局的特点是先送对手两只马，他就把此开局命名为“送马局”。“送马局”着法怪异、搏杀凌厉，一般的业余棋手往往被杀的蒙头转向、胆战心寒，二十几个回合就投子认输。因而，他的名声大噪，被棋迷们称为“棋坛怪侠”。 秦峰读书也由“多而杂”变为“专而精”，他专读与20世纪下半叶中国农村和农民有关的书。小说、历史、杂文、故事、论文、传记等等，他都认真阅读、潜心研究。后来，他又萌生了写书的念头。他出身农村，又很长时间在农村教书，亲历了土地改革运动、粮棉统购统销、合作化运动、反右派运动、大跃进运动、大炼钢铁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运动、三年困难时期、农村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农村改革开放，耳闻目睹并亲身体验了20世纪下半叶中国农村的变革和农民的酸甜苦辣，耳闻目睹并亲身体验了“左”对农村和农民的祸害，读过一些老一辈革命家、优秀的党员干部对“左”的抵制和斗争的光辉事迹。他想在有生之年把这些写一本书，留给后代阅读。 秦峰是教物理的老师，从来没有写过文学作品。编写讲稿是轻车熟路，写作小说就不知道如何下笔了。怎么写？他很发愁。 2004年夏季的一天，秦峰吃过午饭，照例拿起一本书，躺在床上看了起来。渐觉眼皮沉重，袭来睡意。朦胧间，觉得有人喊他：“秦老师，请醒醒。我师傅命我来请你。”他睁眼一看，来人竟是个小和尚。他急忙坐了起来，惊疑地问：“你是谁？你师傅是谁？”小和尚恭谨地回答：“小僧是聚贤寺的，我师傅是本寺的方丈锐觉禅师。他老人家久慕您老的大名，特派小僧来请您老到敝寺相会。”“聚贤寺在哪里？”“不远，请跟我来。”秦峰一时好奇心起，就跟着小和尚走出门来，见还有个小和尚正等在门外。两个小和尚把他一扶，只觉得身体轻如羽毛，随着小和尚腾空而起，向北飞来。时间不大，就飞进一座大山。大山里松林苍郁、怪石嶙峋、溪水潺潺，景色清幽宁静。半山腰有一座古老寺院，山门上横着一块斑驳的匾额，上书三个苍劲的金字：聚贤寺。 他们轻轻落在山门前，就见一位宽额隆鼻、须眉皆白的老和尚迎了出来。这就是聚贤寺方丈锐觉禅师。 “阿弥陀佛，秦老施主，请，请。”老禅师双手合十、躬身行礼。秦峰急忙作揖还礼，连说：“打扰，打扰。”进入客房，落座，献茶。 “老衲听说秦老施主研究出‘送马局’，招法怪异、搏杀凌厉，特请您来赐教，让老衲也开开眼界。”老禅师开门见山。 “不敢。‘送马局’只是和一般业余棋手玩的趣味象棋游戏，不敢在大师面前献丑。”秦峰客气的推辞。其实他已经心痒难挠，想和老禅师过过招。 “施主不必客气。”老禅师吩咐小和尚，“把棋盘摆上。” 于是秦峰用“送马局”和老禅师对弈起来。只二十几个回合，老禅师就输了第一盘。 “承让，承让。”秦峰客气着，心里却不无得意。 “咦？这‘送马局’果然厉害！”老和尚有些琢磨不透，但是还不服气，“再来一盘。” 只二十几个回合，老禅师又输了。又下一盘，又输了。不到半个小时，老禅师连输三盘。 “哈，哈，哈，‘送马局’确实厉害，佩服，佩服。”老禅师推枰而起，罢战认输。秦峰也不想再下，意欲告辞。见老禅师的客厅里摆着一排书橱，即产生了看看老禅师藏书的念头。 “大师藏书真是丰富，我可以看看吗？” “当然可以，请。” 秦峰走到书橱前浏览起来。有两架书橱里的藏书引起了他的注意。第一架书橱里陈列的全是与党史有关的著作。其中有各种版本的有关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通史和断代史；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领袖人物的著作和传记；还有对党史和领袖人物研究的论文、专著。第二架书橱里陈列的全是与中国农村和农民有关的图书。有浩然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艳阳天》，柳青的《创业史》，张贤亮、张一弓、高晓声等作家的《中短篇小说集》；有研究农民问题的专著，《中国农民问题》、《包产到户沉浮录》、《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警示录》、《饥饿引发的变革》、《刘少奇在1961》、《陈永贵沉浮中南海》等都在其中。 这两架书橱的藏书都是秦峰喜欢读的图书，他站在书橱前不忍离去，忍不住地把书橱内陈列的《中国农民问题》抽出翻看起来。 “秦老施主对中国农民问题也感兴趣吗？”老禅师笑问道。 “是的。”秦峰点点头，“建国后前30年，主席一直想把农民送入共产主义天堂，过上幸福的生活。然而农民却两度被推入了‘地狱’。三年困难时期竟然有上千万的农民被饿死，其中绝大多数是主席所疼爱、依靠的贫下中农。这到底是因为什么？我一直在思考着这个问题。” “主席把农民从旧社会的火坑里救了出来，又把农民推入了新社会的‘地狱’。这就是中国农民的最大悲剧，也是主席晚年的悲剧。”老禅师喟然长叹，“这悲剧的根源，就是因为主席在晚年作了一场‘天堂梦’。孽缘呀，孽缘！阿弥陀佛。” “什么？‘天堂梦’？”秦峰对这种看法非常感兴趣，就把书放进书橱，洗耳恭听，“请大师把‘天堂梦’说得再具体些。” 老禅师觉得遇到了知音，也来了谈话的兴趣，就和秦峰重新落座品茶，侃侃谈了起来： 主席是一代伟人。他用“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唤起了广大贫苦农民的革命热情，他们帮助主席推翻了旧中国，建立了新中国。建国初期，主席的头脑是清醒的，他集聚党内外的精英制定了《共同纲领》，实行了一整套符合国情的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方针政策，在农村搞了土地改革运动，消灭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广大贫苦农民都分到了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土地，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他们由衷的爱戴、感激毛主席、共产党，歌唱毛主席是“大救星”。 可惜好景不长，主席由清醒渐渐进入梦境，走进了理论误区，。把“斯大林模式”错误地当作科学社会主义，做起“天堂梦”来。 什么是主席的“天堂梦”？ 主席是农民的儿子，长期生活在农村，对旧社会农村中两极分化和广大贫苦农民的苦难生活刻骨铭心。从青年时代他就下定了建立新农村、拯救贫苦农民的决心。新中国成立后，他殚精竭虑、梦寐以求、全力以赴的一件事，就是按照他所设计的“社会主义模式”，开展了一系列的运动，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想尽快地把农民送入“共产主义天堂”。也就是说，他要把中国农村改造成一个“财产公有、绝对平均、集体劳动、集体生活、没有商品、大公无私、共同富裕”的称之为“共产主义天堂”的社会。要在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土地上根绝资本主义的来源。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 这，就是主席的“天堂梦”。 主席所设计的“社会主义模式”是什么样的呢？主要有以下三大特征：第一，消灭了私有制和个体经济，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劳动集体化；第二，消灭了两极分化和剥削，实行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第三，限制直至消灭市场经济和商品货币，实行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计划经济。 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到了共产主义，上述的三个特征更加突出：公有化程度更高，实行全民所有制，连家庭都消灭了，社会成员集体劳动，集体生活；消灭了城乡、工农、脑体力劳动三大差别，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平均主义达到了绝对程度；彻底消灭了市场经济和商品货币。 主席还设想，先在农村建立起“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公社，再由若干个农村公社围绕着城市组成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这样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滚雪球的方法，在全国建成含有许多共产主义因素的社会主义公社，再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主席认为，凡是和他的“社会主义模式”对立的东西，就属于资本主义。比如，私营企业、个体经营、单干、集市贸易、自由市场、农民经商、进城打工、雇工、放贷、个人发家致富等都是资本主义。他所一直担心的“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取消社会主义的三大特征，出现了单干、经商、雇工、市场经济和两极分化等现象。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实现共产主义？主席采用方法是：不顾国情、急于求成、只争朝夕，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搞群众运动，狠批资本主义，不断强化社会主义的三大特征。纵观建国后前30年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以他的“社会主义模式”为指导的。国家——当然包括农村——前三十年的风风雨雨，农民的酸甜苦辣，都是以这种“左”的错误理论为指导的实践造成的。 前30年，农村为什么搞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为什么一再打击“包产到户”？为什么一再打击农民经商和打工，打击所谓的“投机倒把”？为什么不断地限制家庭副业、“割资本主义私有尾巴”？为什么把斗争的矛头总是对准富裕中农？为什么把两极分化视为洪水猛兽，不允许雇工，不允许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为什么不停地搞政治运动狠批资本主义？为什么搞“农业学大寨”？为什么搞“文化大革命”运动？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以超越阶段的“左”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以脱离中国实际的“左”的方法来建设社会主义。 老禅师说：主席晚年悲剧的根源，就是他走入了理论误区，不知道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也不知道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主席的“社会主义模式”根本不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他的“天堂梦”，从理论到实践，是一整套“左”的东西。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中国农民之所以两次跌入“地狱”，根本原因是“左”的祸害，是“左”葬送了社会主义。 老禅师喝了一口茶，接着谈论下去：“主席为了实现他的‘天堂梦’，进行了‘六次大战役’。” 第一次战役：（1949——1952）制定《共同纲领》，进行土地改革。 建国前后，主席头脑清醒、谦虚谨慎，他在1949年9月召开全国政协会议，集聚党内外精英，实行民主决策，制定了符合国情的国家根本大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 《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新中国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大阶级合作”，工人阶级通过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来领导各个阶级。 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并存”，国营经济处于领导地位。“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实行土地改革，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鼓励和扶助广大劳动人民根据自愿原则发展各种合作事业。” 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民族资产阶级属于人民的范畴，是工人阶级团结的对象，而不是被消灭的对象。生产资料私有制是被国家保护的，也不是被消灭的对象。 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发展市场经济，雇工自由、经商自由、借贷自由、租赁自由；鼓励农民勤劳致富。根据《共同纲领》制定实施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现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很相似。所不同的就是不搞对外开放。因此，胜利完成了土地改革和其它民主改革，很快的恢复了国民经济。消灭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农民个体经济土地所有制。农民分得了土地，改善了生活。新中国欣欣向荣。 第二次战役：（1953——1956）改造农民，过急过粗的搞合作化运动。 1953年主席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其中一项任务就是改造农民、消灭小农个体经济。通过互助组转为初级社，再转为高级社，一步步地剥夺农民。农民土改时分得的土地连同全家人辛勤劳动积累的财富，都被一步步地剥夺去归了集体。农民失去了土地、耕畜和农具，只能靠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生活。农民们开始踏上了通向“贫穷”的崎岖小路。 第三次战役：（1957——1958）高举“三面红旗”，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1958年，主席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开展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来，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统称为“三面红旗”。总路线和大跃进的实质是追求经济建设的“高速度”，不讲实事求是，不顾客观规律，只靠人的主观意志和干劲，大搞群众运动。“一天等于二十年”、“十五年赶上并超过英国”、“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干”等口号震天价响；农业大放“高产卫星”，牛皮一个比一个吹得大；工业保“钢铁元帅升帐”，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公社化运动，就是在农村建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公社规模大，把几十、几百个高级社合并为一个大公社；公社公有化程度高，把高级社的土地财产和农民的自留地、林木、家畜甚至房屋都无偿的收归公社所有。公社实行粮食供给制，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农民参加集体劳动要“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也要“集体化”。河北省徐水县还搞起了“共产主义试验”。许多公社都急急忙忙向共产主义过渡。这样，农民们就被剥夺得一干二净。他们不仅失去了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也失去了生活和吃饭的自由权。他们事实上已经沦为依附于公社、供公社干部任意驱使、奴役的“农奴”。认为这样的公社离共产主义已经不远了。建立这样的公社，再加上大跃进运动，全国农村刮起了“五风”，国民经济和广大农民遭到了严重损失，农民立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第四次战役：（1959）进行“反右倾运动”，发动新一轮大跃进和“穷过渡”。 主席发现了“五风”问题，于1958年底开始纠“左”，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忽然转变态度，整了为民请命的彭德怀，随后就在全国全党开展反“右倾”运动，掀起了新一轮大跃进和“穷过渡”，导致“五风”更加肆虐。这对农民犹如雪上加霜，出现了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全国大饥荒，成千万的农民被饿死，其悲惨境况甚于旧社会。农民被推入了“地狱”。 第五次战役：（1962——1965）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三风”、开展“四清”运动。 面对严重的饥荒，主席退居二线，让刘少奇等在第一线主政。刘少奇等实行了一系列救灾改革的政策，例如，拨给农民自留地、开放农贸自由市场、允许农民有搞家庭副业、搞小开荒等的小自由，支持农民迫切要求的“包产到户”。因此，农民才能度过饥荒，爬出了“地狱”，又能吃上一口饭。 1962年8月，主席又亲临第一线，重弹“阶级斗争”的老调，对刘少奇等人横加指责，大批所谓的“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批判“三自一包”和“投机倒把”（农民经商）。1963年5月开始，在农村开展了四清运动，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1965年1月，又制定了《二十三条》，明确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四清中，把“包产到户”和“投机倒把”（农民经商）作为主要的批判靶子。把农民又推到了“地狱”的入口。 第六次战役：（1966——1978）发动文化大革命，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 主席认定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是实现“天堂梦”的最大障碍。于是，在1966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决心打倒刘少奇，摧毁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批臭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为实现“天堂梦”扫除障碍。刘少奇等许多进行改革的老干部和拥护改革的精英被整死，更多的人被整得死去活来。这期间，大力推行“农业学大寨”运动，把“大寨经验”神化为“圣经宝典”，学不学大寨经验，成了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试金石。 什么是“大寨经验”？其主要内容是： 1、狠抓阶级斗争。宣扬“大批促大干”，鼓吹“斗一步，进十步，步步斗，进一路。”结果，导致乱批乱斗，伤害了广大农民和农村干部。 2、盲目追求“大”和“公”。宣扬生产规模越大越先进，公有化程度越高越革命。鼓吹“穷过渡”，把核算单位从生产队过渡到大队，再过渡到公社。 3、否定按劳分配原则，反对定额管理，搞“大概工”、“政治工”。大批“工分挂帅”、“物质刺激”，把平均主义当作社会主义“优越性”。 4、狠割“资本主义尾巴”。把农民的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等统统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说什么“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 5、限制市场经济，不许农民经商、打工，严厉打击“投机倒把”。 6、大搞水利工程，实行“大兵团作战”，搞“共产主义协作”（实际是刮“共产风”）。 主席幻想通过“农业学大寨”运动，把人民公社恢复到1958年的“一大二公”，加速“向共产主义过渡”，尽快实现“天堂梦。结果，又一次使大批的农民缺粮挨饿、乞讨逃荒。农民再一次被推入了“地狱”。 1976年9月主席逝世，10月逮捕了“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但是，主席的继承人坚持“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的遵循)，依然大搞“普及大寨县”，农民仍然在“地狱”里挣扎着。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实行改革开放，农村土地承包，深化农村改革。农民才从“地狱”里被救了出来，一步步走上小康。 “令人扼腕叹息的是，雄才大略、英名盖世的一代伟人，竟然在晚年走入了误区，在探索强国富民的道路中出现了失误，一直到去世也没能回过头来。唉，这是天数呀！孽缘，孽缘，阿弥陀佛！”老禅师满脸的悲戚和无奈，慢慢地端起了茶杯。 “中国党内外人才济济，为什么竟没有办法阻止主席在失误的道路上走下去，眼睁睁的看着悲剧的发生？这太可悲了！也太可怕啦！”秦峰的心潮也激荡起来。 老禅师呷了一口茶，缓缓地说道：“许多有识之士已经在研究这个问题。研究主席的权威专家从六个方面分析了原因：1、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导致‘家长制’、‘一言堂’，以党代政，党政不分，一切都是党委一把手说了算。这就造成了党中央主席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2、以人治代替法制。造成‘权就是法’、对权失去监督的现象。于是，党中央主席的话就是‘最高指示’，他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3、战争时期实行的‘高度集权制’以及主席在历史中形成的崇高威望，在各级干部和群众思想中形成的思维定势；4、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的‘等级观念’、‘定于一尊’、‘忠君思想’的毒害。因此，使主席产生了‘君临天下’的心态；使高层领导人和广大干部、农民都衷心承认主席的‘君主’地位，都心甘情愿的以主席的‘臣民’自居，要当‘贤相’、‘忠臣’、‘顺民’，都恪守着‘忠君报国’、‘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封建信条。他们把维护主席的‘权威’当作自己的最神圣的义务。有的人尽管遭到主席的错误批判和处分，也认为是‘不才明主弃’，作违心的检讨，以维护主席的威信和权威；5、小农经济和文化落后，使广大农民缺乏民主法制意识，产生了一种习惯势力，就是需要有一个贤明的‘君王’保护他们，赐给他们幸福。而具有崇高威望的主席就是他们心目里的‘明君’、‘大救星’，他们自发的热爱、拥护自己的‘大救星’；6、主席本人默许乃至提倡对自己的个人崇拜，林彪、康生等一小撮佞臣推波助澜、制造个人迷信、神化主席。” “除此之外，我觉得还应该补充这样一条：主席及他的佞臣挥舞阶级斗争的大棒乱施淫威，严厉镇压‘冒犯君颜者’，对维护主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推行‘左’的一套理论和实践，起着非常大的作用。”接着，老禅师列举了一些具体的事例： 1953年到1955年搞合作化运动时期，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中共老资格的农村和农民问题专家邓子恢，对过急过粗的搞农业合作化进行了劝谏和抵制，遭到了多次批判，被嘲笑为“小脚女人”，说他是“右倾”，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许多干部、农民因为对农业合作化有不同的意见被扣上了“右倾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漏划地主富农分子”、“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破坏集体经济”等帽子挨了整。 1957年，许多知识分子响应党的号召，热心的帮助党整风，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批评意见，惹得主席大怒，开展了“反右派”斗争，55万多人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十几万人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1957年底到1958年上半年，第三号人物、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第五号人物、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云等，因为反对和纠正经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多次受到严厉批评，说他们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逼迫他们不断地做检查。第二号人物、中央副主席、人大委员长刘少奇也作了检查。 1958年，批判所谓的“促退派”、“算账派”、“稳妥派”、“观潮派”，把对“三面红旗”持怀疑态度或稍有微词的干部当作“资产阶级白旗”拔掉。对这样的干部和群众进行辩论、批判、斗争。 1959年庐山会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张闻天，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中央委员、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等，因为对“三面红旗”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就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撤职罢官。随后，全党开展了“反右倾”运动，有300多万说了真话、抵制“五风”的党员、干部受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批判所谓的“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矛头直指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党中央副主席、副总理陈云、总书记邓小平和邓子恢、彭德怀等。 1963年到1965年开展了“四清”运动。一大批支持“三自一包”的高、中级干部和搞“三自一包”的基层干部被安上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破环集体经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挖社会主义墙脚”、“投机倒把分子”、“漏划地富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坏分子”、“漏网右派分子”等罪名，遭到了残酷的打击。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国家主席刘少奇为首的一大批曾经劝谏、批评、抵制过“左”倾错误的党政军各级干部，被扣上了“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黑帮分子”等等大帽子，遭到了无情的批判斗争和残酷的迫害。以刘少奇为首的一大批干部和群众被迫害致死；以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为代表的一大批干部和群众被投进了监狱。…… “你看，这阶级斗争的大棒何等的厉害！对主席的一意孤行，谁能阻止得了！”老禅师无奈的摇了摇头，叹息道，“唉！这就是劫数，在劫难逃啊！” 对老禅师独到的见解秦峰肃然起敬。他接着请教：“那么，对主席该怎样评价呢？” “就主席的一生来看，他不愧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后半生，领导党和人民抵御来自国外的威胁和压力，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探索。这些重要的历史功绩和探索的首创精神，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他在探索过程中发生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走了大的弯路，这是应该引为沉痛教训的。全面评价主席的一生，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是不可磨灭的。”老禅师呷了一口茶，“他是位伟大的历史人物，他为了强国富民，对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进行了艰苦顽强的探索。他的这种精神以及从他的失误总结出来的教训，都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我国之所以走改革开放之路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应该说与这笔宝贵的财富有很大的关系。任何伟大人物的思想和实践，都要受到他所处的历史时代的局限，都要受到他的阅历、经验、文化素养、气质性格等的影响。所以，我们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主席的晚年错误。他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不应该过分的追究他个人的责任。” 老禅师摇摇头，慢慢地端起了茶杯。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实不相瞒，我想写一本反映建国前30年农村变革和农民历经苦辣酸甜的书，正觉得无从下笔。听了大师的一席话，使我茅塞顿开，大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大师不仅给我勾勒出写书的轮廓和线索，还给起了个很好的书名——‘天堂梦’。非常感谢！非常感谢！”秦峰离座，连连拱手。 “不敢当，不敢当，施主过誉了。”老禅师连连摆手，“施主想写这样一本书，真是太好了！后代读了这本书，当会重温历史教训，将更加坚定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老衲有两本书相赠，算做老衲对施主写书所尽的绵薄之力。”说罢，从书橱拿出两本书递给秦峰。秦峰一看，一本是《毛泽东传（1949——1976）》，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另一本是《中国农民问题》，杜虹著，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他喜不自胜，连声道谢。 “这两本书是公开出版的权威著作，施主写作时务必要参考这两本书。”老禅师谆谆叮嘱，“务必！务必！”。 “谢谢大师指点！”秦峰毕恭毕敬，“弟子记住了！” “老秦，老秦，快醒醒！该去买菜啦！”秦峰浑然惊醒，见自己正躺在自己的床上，老伴正站在身旁呼唤他。可是，他的手里却拿着《毛泽东传（1949——1976）》和《中国农民问题》这两本书。 刚才在聚贤寺的事到底是梦？还是非梦？他自己也闹不明白。哼！管它是梦不是梦，残年日子无多，要抓紧时间快写书。于是秦峰早起晚睡，坐在电脑前打起字来。经过四年的紧张劳动，终于写出了初稿，他也患了白内障，眼睛近乎失明。 写作过程中，老伴经常叨咕：“你写这些危险题材干嘛？你忘了,有许多写书的人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份子’，在文革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份子’啦？你可别惹麻烦，又被整得妻离子散啊！” 秦峰笑笑，说：“你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呀！现在和过去不同了。我写的是历史故事，不是恶意诽谤，即使某些观点错误，也是学术问题，不会扯到政治上去，你放心吧！” 秦峰把初稿给女儿看。女儿笑道：“您写的不像小说，倒像是讲课的讲稿。” 秦峰苦笑着说：“我写了一辈子讲稿，没有写过小说呀。唉，爱像讲稿就像讲稿吧，反正把我搜集的资料和研究的心得写出来，读者能看明白也就行了。” 女儿说：“你写的这种体裁，适合在‘百家讲坛’上讲。如果请易中天老师在文字技巧、篇章结构上加加工，我看可以上‘百家讲坛’。” 秦峰说：“目前，这种题材还没有人敢到‘百家讲坛’上讲，‘百家讲坛’也不敢请人讲。” 女儿说：“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你写的这些东西。” 秦峰说：“我不想找出版社，我想找个文学网站发表。如果网站不发表，就留给外孙看。反正我这是消磨余生，并不是靠稿费生活。” 老天不负刻苦人。有一位文学网站的编辑看中了此书，于是秦峰的这部小说，更准确的说，这部讲稿，就在网页上出现了。 第3章 《天堂梦》第一部《改造农民》目录 第一部《改造农民》 目录 1、研讨新民主主义经济绘制新中国建设蓝图 2、洛浦提出建设方针主席演说治国方略 3、中央进驻北平主席礼贤下士 4、周公筹备政协会议主席审阅《共同纲领》 5、众精英协商建国大计北京城举行开国大典 6、争取财经情况好转中央讨论土改问题 7、四七年土改极“左”盛行中央领导人记忆犹新 8、中央汲取极“左”教训主席广泛征求意见 9、主席告诫不要四面出击民主决策制定土改法律 10、颁布土改法令保存富农经济 11、极“左”思潮沉渣泛起土改法律弃置夭折 12、广东省批判“和平土改”反右倾大搞“流血斗争” 13、高岗逼迫农民入组少奇支持党员致富 14、山西省动摇私有基础华北局责其违背政策 15、少奇批评“超阶段”主席支持“急过渡” 16、陈伯达受命写决议赵树理赤胆讲真话 17、主席赞赏高岗少奇忙作检查 18、要搞社会主义进入理论误区 19、主席酝酿急过渡少奇致信斯大林 20、中央组建农村部主席点将邓子恢 21、合作化急躁冒进邓子恢果断“纠左” 22、党中央召开全国会议邓子恢讲演农村政策 23、毛主席南下视察总路线酝酿成熟 24、立威搞集权公布总路线 25、梁漱溟为民请命毛主席杀鸡儆猴 26、梁漱溟抗争遭围攻毛主席赋诗抒豪情 27、江青鼓动批“红学”主席写信做指示 28、批判胡适唯心论主席重责冯雪峰 29、陈云论说“火药桶”主席要搞初级社 30、开始赞同后不满主席一批邓子恢 31、入社指标越改越高互助合作再次冒进 32、办社征购双管齐下农民被逼雪上加霜 33、维权益农民闹事解危机邓老献策 34、毛主席指示“停缩发”杜润生浙江喊“下马” 35、刘少奇果断做决定邓子恢整顿农业社 36、朝令夕改变化快主席二批邓子恢 37、主席大兴文字狱胡风集团遭镇压 38、全国开展肃反运动知识分子又被整肃 39、主席命令大发展邓老抗命顶主席 40、“小脚女人”遭炮轰主席三批邓子恢 41、主席奋勇追穷寇批语编书反右倾 42、众大员六中全会一边倒刘少奇带头批判邓子恢 43、主席四批邓子恢忠臣被迫做检查 44、画美景制定农业规划掀高潮主席辛勤编书 45、诱逼入社“猫吃辣椒”农民跑进“社会主义” 46、陈永贵初露头角使巧法整治中农 47、高级社农民被“共产”集体化社员当“长工” 48、“新恶霸”横行乡里老百姓虎口羔羊 49、干部腐败作威作福社员被管又累又苦 50、农民维权抗争掀起退社风潮 51、农工部分析“退社”起因毛主席提出党内整风 52、学者潜心研究分析“退社”原因 53、平息风潮“先抚后剿”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54、干部专横胡作非为贫农抗争被斗入狱 55、紧抓阶级斗争狠整“四类分子” 56、邓子恢医治“早产儿”党中央出台新政策 57、李云河试验“包产到户”燎原社经验星火燎原 第4章 《天堂梦》第一部《改造农民》1、研讨新民主主义经济 绘制新中国建设蓝图 1、研讨新民主主义经济绘制新中国建设蓝图 解放战争炮声隆隆之际，中共领袖就开始绘制新中国建设蓝图。他们勾勒出的框架是：从新中国建立开始，用15到20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在逐步建立起机器大工业和社会化大生产后，再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当时看来，建设社会主义还是很遥远的事情，当务之急是绘制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蓝图，当下的各个解放区建设急需，建立新中国后首先也是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所以，中共领袖们把精力心血都花费在绘制新民主主义建设蓝图上。 1947年7月，刘少奇主持撰写了《关于农业社会主义问答》，对解放区土改后的农村新民主主义发展道路，进行了初步思考。文章写道：农村土改后，农村中的经济竞争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两极分化。有些农民因为生产条件比较有利，善于经营，努力生产，会逐渐富裕起来，其中会产生新富农。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是允许的，不是可怕的。只有这样竞争，才能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才能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所以，这种在私有基础上的竞争，有一定的进步性。文章批判了反动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看不见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仍将存在，而反对经济竞争和两极分化，硬要造成全体农民在经济上和生活上的平等或划一。结果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一种反动的空想。 1948年6月，周恩来写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提纲》。 1948年7月下旬，主席等中共领袖预见到胜利在握，他们在一次会议上专门讨论了筹建新中国的问题。 主席说：“今年我党提出了‘五一口号’，邀请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派代表来解放区，筹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各方人士反映非常热烈。” 周恩来插话：“是的。民革、民盟等8个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郭沫若等在5月5日就发出通电响应。随后，香港各界民主人士、海外爱国华侨也纷纷发表声明，拥护我党的‘五一口号’。”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民心者得天下。”毛泽东兴奋起来，“蒋家王朝就要完蛋喽！我们就要进城掌天下喽！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工作，恩来已经着手进行。我们还应该对未来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搞出一些条条来。全国解放后，我党的工作重点就是搞经济建设。怎么搞？要准备。要未雨绸缪嘛！” 刘少奇兴奋的插话：“主席说得好，要未雨绸缪。经济建设问题是个新问题，要弄清楚，要有系统地搞出点东西来，不然又可能犯‘左’倾或右倾错误。我们的解放区越来越大，被解放的大中城市越来越多。如何恢复和发展城市的经济？土改后的农村经济应该如何发展？这些问题的解决也已迫在眉睫。” 主席笑起来：“一个迫在眉睫，一个未雨绸缪，两个题目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请少奇写下去。” 1948年9月初，刘少奇写出了《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刘少奇作了《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的长篇发言，着重讲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成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合作社问题、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 刘少奇说，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整个国民经济，包含着自然经济、小生产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半社会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以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为其领导成分。 刘少奇说：“国家经济。银行、铁路、大企业等等，这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但是在数量上是比较很小的一部分，其工业生产是在全国胜利后，顶多占国民经济的百分之十至二十。” 主席接着说：“连资本主义工业在内，整个近代机器工业的生产量顶多占百分之十至二十，光是国家经济还不会有这样多。” 刘少奇说：“正因为这一部分数量很小，困难就来了，为什么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即由于此。但是这一部分又掌握着经济命脉，数量虽小质量很高，这种国家企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主席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中都有社会主义因素，都有社会主义成分。”他一气说了一大段，对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经济建设实际上也存在着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问题作了论述。 刘少奇说：“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是要进行一个时期的，还不能急于采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步骤，因为还存在着一个发展新民主主义的各种经济成分的问题。” 对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当时不仅仅主席、刘少奇，包括全党的认识都很一致，就是不能过早地向社会主义过渡，要经过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建设。 刘少奇在谈到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存在着的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与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时，接着就自然说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斗争问题。这种斗争的性质、方式是什么？刘少奇明确说：“斗争的方式是经济竞争，经济竞争是长期的，首先就是反对投机资本。这种斗争的性质，是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虽然我们还不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这种竞争是贯串在各方面的，是和平的竞争。” 主席一挥手插话说：“斗争有两种形式，竞争和没收，竞争现在就要，没收现在还不要。”“单讲资本主义竞争，还不能解决问题，还有一个利用它以发展生产的问题。” 刘少奇很赞同主席的看法：“有益于国民经济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要发展。在一定的时候，一定的条件之下，就是说，有些企业部门是国家没有经营的，或者是国家虽然也经营了，但尚不能满足人民需要者，也可以帮助，虽然资本主义企业之发展，现在这里还有很大的真空。”他提醒说：“我们共产党人要高瞻远瞩，看到前途。我们与资产阶级合作要有清醒的头脑，自暂时合作之日起，就要认清总有一天要消灭它，就应时刻注意到资产阶级之叛变，好像抗战初期与阎锡山合作抗日一样，我们才不会上当。” 主席继续强调资本主义应当适当发展：“中国由于经济落后，资本主义是分散的，只有国营经济，银行、铁路、矿山等等，才是集中的。中国资产阶级有地方性，这是很可以利用以发展生产的。”刘少奇说：“只有在资产阶级暂时合作之开始，即认清前途，才能够在各方面的实际中坚持又团结又斗争的原则。最后还要严格地说一句，过早地采取社 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 刘少奇在规划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时想得很周全。他认为，必须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的路线，同时又必须坚决、严密地防止任何急性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倾向，“即是过早地和过多地在国民经济中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超出实际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去机械地实行计划经济，因而使我们失去农民小生产者拥护。” 主席提了一个问题自己做了回答：“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十五年。” 主席在会议结论中指出：“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问题，少奇同志的提纲分析得具体，很好。两个阶段的过渡也讲得很好。各同志回中央局后，对这点可作宣传。”他请刘少奇草拟一个文件，以指导各解放区的经济工作，为即将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做准备。 第5章 《天堂梦》第一部《改造农民》2、洛浦提出建设方针　　主席演说治国方略 2、洛浦提出建设方针主席演说治国方略 会后不久的一天，主席拿着一份文件喜气洋洋的来到刘少奇的办公室，进门就说：“少奇呀，洛甫给咱们雪中送炭来啦！你看看这份报告。”说着，把拿着的文件递给了刘少奇。刘少奇接过一看，原来是张闻天写给中央的报告，题目是：《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毛泽东说：“这个报告写得很好，对经济成分等问题分析的很具体，我们的各个解放区正急需这么一篇东西。不过，有些问题谈得还较粗，你再仔细推敲修改一下，书记处讨论通过后，作为正式文件下发。” 张闻天的《报告》主要论述了以下几个问题： （1）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之后，要有一个新民主主义建设时 期。这个时期的经济结构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小商品经济（农业和手工业个体经济）等五种经济成分并存。分析了五种经济成分的性质、地位、发展方向和它们的相互关系。 （2）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应遵循的路线是：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地发展并紧紧的依靠群众性的合作社经济，扶助与改造小商品经济，容许与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防止与反对商业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投机性与破坏性，禁止与打击报一切有害于国计民生的投机操纵经营。只有这样，将来才能顺利的过渡到社会主义。 （3）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必须依靠市场经济、培育市场经济。 （4）农民首先是劳动者，是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基本动力，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支生力军。农民又是私有者，要帮助他们克服弱点。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对待农民的方针政策是：一方面，要用一切方法去巩固他们的私有权，在个体私有经济的基础上，去鼓励他们的劳动热情，帮助他们发展生产、发家致富。另一方面，要引导农民加入合作社经济。但是，在组织他们加入合作社经济过程中，不能动摇他们的私有财产权，不能采取行政的、强迫命令的办法。要坚持等价交换、按劳得值的原则，要有加入和退出的完全自由。要在经济利益上把农民与合作社紧紧联结起来，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利益共同体，决不能单方面的牺牲农民个人的利益来发展壮大合作社经济。农民组织起来的形式，首先应该是供销合作社，而不是生产合作社。要使农民走向社会主义，必须经过许多准备步骤，国家必须能够供给新式农业机器，等。 这篇《报告》的很多论述，和几十年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纲领何其相似啊！这是中国经济理论和经济建设上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 张闻天，又名洛甫，江苏南汇人，1900年生。早年曾留学日本、美国，1924年回国后参加文学研究会、创造社。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去苏联先后在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和工作。1930年回国，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长。1933年1月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参加长征。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支持主席的正确主张，起草了会议决议。会后任党中央总书记，在党中央负总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41年在延安受到批判后，辞掉总书记职务。他在1948年4月写《报告》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是党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经济学家。 张闻天的《报告》引起了刘少奇的强烈共鸣，他集中精力埋头阅读修改，历时两个多月，两易其稿，增删数十处。 10月26日，主席审阅了刘少奇修改后的这个文件后，作了批示：“此件修改得很好”。他嘱咐周恩来：“下发此件时，要注明经中共中央批准”。 同时，主席还作了重大的改动：在第二十九页上，“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改为“绝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因为就我们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上。 这一改动，就为后来很快改变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埋下了伏笔，就有了附加条件。因为，主席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有条件的：一是时间限制，“现时”而不是将来，等到一定时机，就限制甚至取消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二是政策限制，“有益于国计民生”是大前提，违背这一前提，超出这个界限就要限制甚至取消了；三是这两方面的综合限制，“现时有益于国计民生”，就是说，肯定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现在还对国民经济发展有利的作用。 1948年12月下旬，刘少奇吸取了张闻天的研究成果，写出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手稿，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性质和建设方针作了系统的论述。1949年1月底，他对手稿进行修改增删，定名为《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其论述大大扩展了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 1949年3月在河北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主席演说了治国方略。他集中了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的智慧，较具体的阐述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蓝图。他说：“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是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他指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来说，还是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也就是说和古代是近似的。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报告在提出今后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农民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时，毛泽东强调：“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 同年6月，主席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里，对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蓝图作了具体阐述。 主席的演说和文章给新中国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1949年1月，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向斯大林介绍了建设新中国的蓝图，得到斯大林的赞同。 第6章 《天堂梦》第一部《改造农民》3、中央进驻北平　　主席礼贤下士 3、中央进驻北平主席礼贤下士 1949年1月31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北平和平解放。3月25日，主席率党中央机关进驻北平香山，主席暂住香山的双清别墅。他一边指挥解放军横扫残敌，解放全中国；一边频频会见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筹备召开政协会议，共商建国大计。 这些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不少人是早年就追随孙中山参加反清革命的，经过曲折痛苦的探索之后，他们逐渐认识到，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是正确的道路。所以，他们拥护共产党，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共产党同舟共济，荣辱与共，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贡献了很大的力量。有不少人还是主席、周恩来的老朋友。 早在1948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的《五一口号》受到各方人士热烈响应后，周恩来就布置有关方面，把在国统区和香港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接到解放区来。在香港的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等的周密安排下，先后分20批把350余人安全送到解放区。 主席礼贤下士、谦虚坦诚，对来访的客人总是迎出门外，对年迈老者还要亲自搀扶他们下汽车、上台阶。他还抽空去看望这些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代表，有时还陪同他们游览名胜古迹。 国民党元老、著名爱国诗人柳亚子是主席的老朋友，俩人在1926年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相识的。柳是国民党左派，对主席的才识非常钦佩，称主席是“中华奇才”。1945年主席赴重庆谈判时曾会见柳亚子，柳对主席大智大勇的气魄佩服得五体投地，称毛泽东“弥天大勇”。柳向主席索要诗词，主席把自己的旧作《沁园春.雪》抄送给他。柳对这首词推崇备至，“展读之余，叹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手，虽苏、辛犹未能抗也。”当时的各家报纸都刊登了主席的词作，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1949年3月，柳应主席的邀请北上参加新政协。3月28日，他写了《感事呈毛主席》的诗送给主席，流露出他不满意给自己的生活待遇，想回江南故乡隐居。主席见诗后，急忙关照让柳从六国饭店移居到颐和园，安排好他的生活。 五一节，主席来颐和园看望柳亚子。 “柳老，您老好呀？”主席紧紧的握住柳亚子的手，亲热地问候，“这里还满意吗？” “啊呀，润之，我这是享受帝王之乐呀！”刘亚子高兴地回答。 “大作已经拜读，和诗一首，请柳老指教。”主席微笑着把诗笺递给了柳亚子。柳大喜过望，连说“不敢，不敢”，急忙双手接过。展开一看，只见写道： 《七律和柳亚子先生》 1949年4月29日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柳亚子读罢诗篇，十分激动地说：“知我者，润之也！爱我者，润之也！” 主席语重心长地说：“柳老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拥护孙先生的三大政策，本党十分敬佩。现在，孙先生所期望的新中国就要诞生了。我们还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把新中国建设好啊！”柳亚子深受感动，动情地说：“感谢润之教诲，柳某一定追随润之左右，为国家民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两人在柳亚子住的谐趣园游览了一番，然后主席搀扶着柳亚子爬上益寿堂。喝过茶后，两人又步入长廊，边走边聊。 柳亚子望着长廊的雕梁画栋，感叹地说：“慈禧太后腐败无能、挥霍无度，她置国防于不顾，把筹建海军的钱用来修建颐和园供自己享乐，导致丧权辱国，给国家民族造成多么深重的灾难啊！” 主席说：“她用建海军的钱修建颐和园，当时来说，这是犯罪。现在看来，那时候就是建立了海军，也还是被帝国主义拿走的。建了颐和园，帝国主义拿不走，今天人民才能享受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重性。”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哦，有道理，有道理。”柳亚子点头称是。 他们继续往前走，在慈禧太后买的小轮船前停了下来。 柳亚子抚摸着小轮船说：“以慈禧太后之尊，能买到这样的小火轮就心满意足。那时的中国真是太落后了。” 主席动情地说：“事物总是要发展的，社会总是要前进的。中国再也不会继续落后下去了。新中国建立后，我们要奋发图强，一定要改变落后面貌！一个独立、自由、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必将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柳亚子深为感动，激动地说：“共产党伟大！毛主席伟大！” 主席说：“人民伟大！包括你，也包括我。” 天晴气朗，山清水秀，绿柳摇曳，繁花似锦，亭台掩映，曲径通幽。两人兴致很高，还泛舟游览了昆明湖。 第7章 《天堂梦》第一部《改造农民》4、周公筹备政协会议　　主席审阅《共同纲领》 4、周公筹备政协会议主席审阅《共同纲领》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开幕。筹备会代表由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人民团体、爱国侨胞、少数民族等共23个单位134人组成（中共代表有主席、周恩来等7人）。16日，选出了以主席为主任的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由21人组成）。把134位代表分为六个工作小组，分别负担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和代表名额，起草新政协组织法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起草共同纲领草案和宣言，拟定国旗、国歌、国徽、首都、年号等任务。 周恩来被选为筹备会常委会副主任兼第三工作小组组长。第三工作小组的任务是：起草《共同纲领》草案。 周恩来把全组23人分成政治法律、财政经济、国防外交、文化教育、其它等5个分组，起草各自的有关条文。另外，又让筹备会的所有代表提书面意见。周恩来则负责起草整体草案。到7月上旬，各分组均拟就了具体条文。周恩来请示主席，要求暂时放下手头的许多事物，集中一段时间写《共同纲领》草案。主席也认为这是件急需完成的大事，同意了周恩来的要求。 北平的7月，骄阳似火、天气闷热。整天在各种场合露面忙碌的周恩来忽然“失踪”了。他把自己关在勤政殿里，挥着汗，全神贯注地亲自动手起草《共同纲领》。他的案头摆着1949年3月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主席在同年6月发表的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1948年11月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写的《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还摆放着各分组拟定的条文以及搜集到的意见。 经过一个星期的废寝忘食的鏖战，周恩来完成了起草工作。他没有休息，又急忙召开各种会议，对草案进行讨论、征求各方面的意见。经过7次会议的讨论和反复修改，到8月中旬草案正式形成，定名为《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 8月22日，周恩来乘小吉普车来到香山双清别墅，径直走进主席的办公室。毛泽东见周恩来进来，放下手里的文件，招呼道：“恩来，这边坐。”周恩来在毛泽东旁边的沙发上坐下来。 “主席，《纲领》的草案我写出来个初稿，请主席审阅定稿。”周恩来从公文包里掏出了打印稿递给了主席，边说，“我在7月中旬写出了草稿，然后又先后开7次会，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作了多次修改，形成了现在这个东西。” 主席接过来，略翻了翻，放在案头。笑着说：“你辛苦喽！代表们都提些什么意见呀？” 周恩来把几次讨论的情况作了汇报。当说到有的代表要求把社会主义目标写进《纲领》时，主席说道：“这也是急性病。人家苏联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后，搞了十五六年新经济，到1932年才正式搞社会主义。我们国家是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一穷二白，必须搞一段相当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等到工业发展了，国营经济壮大了，才可以考虑搞社会主义。这一点，必须和代表们谈清楚。” “好的。主席还有什么指示？”周恩来彬彬有礼地请示。 “《纲领》草案初稿我抓紧时间看。你还要继续广泛征求意见，认真的修改。这是建国的根本大法，我们必须写好啊！” “好的。请主席放心。”周恩来告辞。 主席翻开《共同纲领》草案初稿认真地看了起来。 香山的初秋之夜，凉风习习，万籁具寂。双清别墅主席办公室里的灯光彻夜通明。主席聚精会神地修改着《纲领》草案初稿。到9月3日，草案的框架基本定型，名称改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他把修改过的草案和一个便条派人送给秘书胡乔木。 “乔木：纲领共印30份，全部交我，希望今晚10时左右交来。题目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当晚10时，胡乔木把印好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送来。主席在竖写的题目左侧写上“一九四九年九月五日初稿”的字样。然后，又逐字、逐句、逐段的修改起来。 9月5日晚，胡乔木将主席修改后的《共同纲领》草案稿本送去付印。胡乔木刚走一会儿，主席就派人给胡乔木送去个便条。“乔木：今晚付印的纲领，请先送清样给我校对一次，然后付印。” 主席连夜校对。9月6日，他把校对过的清样交代下去，并指示：“照此改正，印成小册子一千本。” 9月7日晚，周恩来在北京饭店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稿）分送给各位新政协代表，组织他们进行分组讨论。根据讨论的意见，周恩来领导起草小组又一次对《共同纲领》草案稿进行了认真的修改。然后，周恩来又送交主席审阅。9月11日，毛泽东对草案稿审阅后又批示：“乔木：即刻印一百份，于下午六时左右送交勤政殿齐燕铭同志，但不要拆版，待起草小组修正后，再印一千份。”齐是筹备会副秘书长。 周恩来又组织新政协代表对《共同纲领》草案稿进行讨论。有不少代表仍提出了把社会主义目标写进《共同纲领》的问题。为此，刘少奇和周恩来特意在大会上作了说明：《共同纲领》是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施政纲领，是为现阶段的需要而制定的，它不应该描绘远离现阶段的未来的理想。“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有的代表向主席询问，要再过多久才到社会主义。主席回答说：“大概二三十年吧。” 经过主席、周恩来等人的呕心沥血和众精英的集思广益，《共同纲领》的草案初稿终于定稿。 第8章 《天堂梦》第一部《改造农民》5、 众精英协商建国大计 北京城举行开国大典 5、众精英协商建国大计北京城举行开国大典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参加会议的单位45个，代表共510人。主席翻看了代表名册，幽默风趣的说：“这是一部天书，写在里面的名字都是各路神仙啊！”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成立了6个专门委员会，以最后完成各项文件的起草工作。其中，就有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 9月28日，政协各单位和共同纲领整理委员会分别举行会议，对纲领草案作最后一次讨论。作了最后一次修改后，将草案送交大会主席团。 9月29日，政协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共同纲领》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国防、外交等纲领方针规定得更加具体。 《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新中国的性质和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是以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组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国家的任务是继续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 《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新中国的经济方针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经济繁荣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实行土地改革，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鼓励和扶助广大劳动人民根据自愿原则发展各种合作事业。” 《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新中国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大阶级合作”，工人阶级通过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来领导各个阶级。 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并存”，国营经济处于领导地位。 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民族资产阶级属于人民的范畴，是工人阶级团结的对象，而不是被消灭的对象。生产资料私有制是被国家保护的，也不是被消灭的对象。 新民主主义阶段的理论、方针、政策和现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很相似。所不同的就是不搞对外开放。 《共同纲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国家根本大法，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它是政府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内的施政方针和建设蓝图。它是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和爱国人士的精英们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 众精英议决将北平改名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还议决了国旗、国歌、国徽等事项。10月1日上午，选举毛主席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选举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选举陈毅等3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10月1日下午二时，毛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会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政方针。随后，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体委员，分别乘车驶向天安门。车队开出中南海东门，缓缓而行，穿进故宫，直接开到天安门城楼下。毛主席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全体委员，沿着城楼西侧的古砖梯道拾级而上，登上天安门城楼。当毛主席出现在主席台时，广场上三十万群众立即沸腾起来，欢呼雀跃，无数面鲜艳的红旗迎风招展，场景十分壮观。 下午三时，开国大典隆重开始，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开会。毛主席走近麦克风前，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中国、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顿时，广场上再次欢声雷动，情绪激昂。 接着，毛主席按动电钮，在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场肃立，经历这激动人心的一刻。广场上，五十四门礼炮齐鸣二十八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斗的二十八年历程。 升旗结束后，毛主席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郑重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毛主席宣读公告完毕，阅兵式开始。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组成的方队，通过主席台前，威武雄壮地由东而西行进。由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驾驶的十四架战斗机、轰炸机和教练机，在天安门广场凌空掠过，格外引人注目。 阅兵式持续近三个小时，结束时天色已晚。这时，长安街上华灯齐放，群众游行开始了。一队队怀着欢欣、激动心情的游行群众涌向主席台，然后分东西两路离开会场。这时，“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霄，扩音器里不断地传出毛主席宏亮的声音：“同志们万岁！” 晚上九时二十五分，游行结束。 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 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正式宣布了各机构和委任名单，周恩来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被任命为副总理的是：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 国家机器正式运转。主席领导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依据《共同纲领》的规定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把新中国搞得生机勃勃，很快的恢复了国民经济，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老百姓发自内心的高唱：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主席。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呦，他是人民大救星。 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呼儿咳呦，哪里人民得解放。 第9章 《天堂梦》第一部《改造农民》6、争取财经情况好转　 中央讨论土改问题 6、争取财经情况好转中央讨论土改问题 新中国建立初期，外交政策是亲苏反美“一边倒”；国内的中心任务是生产建设，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蒋介石留下个烂摊子：工厂倒闭，农业减产，物价飞涨，经济萧条，民不聊生。因此，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很重。为了争取国家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于1950年～1952年，在广大新解放区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 什么是土地改革？旧中国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占全国人口不到10%的地主占有全国绝大部分的土地，而占全国人口70%以上的贫苦农民却没有或只有很少的土地。农民为了生活，只好租种地主的土地，或给地主打工（当长工或临时工），遇到天灾病祸，还要承受高利向地主借钱借粮。他们祖祖辈辈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地主却不劳而获，靠剥削农民过着富裕的生活。共产党进行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消灭土地的封建地主所有制，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这就是“土地改革”。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占总人口的80%以上。在中国，无论是夺取政权还是巩固政权，无论是进行革命还是进行建设，都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的援助。 怎样才能获得农民们的援助？很简单，这就是分给农民土地，让他们吃饱饭。 红军时期，主席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援助，壮大了红军，开辟了农村革命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在解放区搞了土地改革运动，给农民分了土地，又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和援助，仅用了三年时间就打败了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 现在，新建立的政权需要巩固，国民经济急需尽快恢复，而这些都必须取得广大农民的援助。新解放区有大约3亿农民仍旧受着封建土地制度的束缚，必须尽快的进行土地改革，让广大的贫苦农民获得他们梦寐以求的土地，从而取得广大农民的援助 1949年11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在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问题。 主席在会议上说：“我们的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一个是新区土地改革的完成；一个是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还有一个就是大量节减国家军政费用。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占总人口80%以上，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国家工业化，也必须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新解放的地区有三亿多农民，从今年起我们要在三年左右时间内，在新区完成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制度，让这三亿农民获得土地。三亿获得土地的农民，这可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一支强大的生力军啊！” 周恩来插话：“红军时期，主席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取得了广大农民的援助，壮大了红军，开辟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道路。解放战争时期，主席领导我党在解放区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又取得了广大农民的援助，才赢得了今天的胜利。这是历史实践所证明了的嘛。” 主席接着说：“这次土地改革运动，涉及的人口和地域的规模是空前的，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继军事决战的第二场决战。这场决战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方针呢？我以为，我们还是要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战略方针。所谓‘集中优势兵力’，就是要联合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拥护土改的人士，组成一条伟大的反封建统一战线。所谓‘各个击破敌人’，就是把分配地主土地和分配富农土地分成两个阶段进行，即先动地主，暂时不仅不动资本主义富农，也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以后再动封建富农。‘中立富农，保存富农经济。’应该是这次土改中我们对待富农的政策。” 解放前的历次土改都是地主富农“一勺烩”，这次土改怎么要不动富农、保存富农经济？参加会议的邓子恢等人现出迷惑不解的脸色。 主席接着讲：“现在的情况和战争时期不同了。战争时期进行土改的直接任务是支援战争；现在我们已经夺取了全国政权，土改的直接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现在实行中立富农、保存富农的政策，我是出于这样三点考虑：第一，这次土改的规模空前的大，极容易发生过左偏向。如果我们只动地主不动富农，则能更好的保护中农，防止扩大打击面和乱打乱杀。” 刘少奇插话：“有轻微剥削的富裕中农和富农的划分是个难点。1947年土改中，许多地方都把富裕中农错误的划为富农，严重的扩大了打击面。我们应该吸取1947年土改的教训，避免发生‘左’的偏向。” 主席接着说：“第二，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的突出了，对社会的震动也显得特别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显得特别的尖锐。如果我们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就能更好的孤立地主，减少土改的阻力，我们在政治上就更加主动。第三，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现在已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组织上都形成了，而民族资产阶级是与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起见，暂时不动富农似乎比较妥当。” 刘少奇插话：“富农经济，实质上是农业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我们都要保存富农经济。这样，才能打消中农的顾虑，激发广大农民劳动致富的热情，推动农村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主席最后说：“对富农的策略问题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次会议不作决定。大家要深入群众搞一下调查研究，听听各个方面的意见，以后我们再进一步讨论，做出决定。” 会后不久，主席就出国访问苏联了。在苏联，主席把土改暂时不动富农的想法向斯大林作了通报，斯大林赞同毛主席的意见。主席立即把斯大林的意见电告在国内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并告诉刘“江南土改的法令必须和北方土改有些不同，对于一九三三年文件及一九四七年土改法等，亦必须有所修改。”将新区土地征粮指示草案中涉及分配土地的部分暂缓发表，待他回国后再作决定。 第10章 《天堂梦》第一部《改造农民》7、四七年土改极“左”泛滥　　中央领导人记忆犹新 7、四七年土改极“左”泛滥中央领导人记忆犹新 在新区进行土地改革，是一场有三亿农民参加的规模空前的群众运动。如果土改政策出现偏差，就可能导致运动失控，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1947年解放区土改出现过的极左偏差，毛主席、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仍然记忆犹新。 1947年解放区土改复查时，刘少奇强调发动群众，“要按90%以上的群众意见办”，批评右倾较多，对防“左”则注意不够；4月，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在晋绥根据地蹲点指导土改运动。他批评晋绥分局用中央苏区的办法搞土改是右倾，他推行了一套极“左”的作法：在划分阶级成分时，把许多中农错误的划为富农或地主，严重的扩大了打击面。如在兴县蔡家岩村，522户中划出地主富农124户，占总户数的22%；任意侵犯中农利益，认为团结照顾中农是右倾；侵犯工商业者，说他们是“化形地主”；乱打乱杀，一些开明士绅也遭到残酷打击甚至被打死；大整基层干部，把反对他的极左作法的党员干部打成“右倾分子”或其它“分子”，当作“绊脚石”搬掉。在晋绥全区43000名农村党员中，开除了约1万名，占总数的24%； 1947年山西兴县的土改复查中，有很多被斗错的人，最典型的要数那个入了《毛选》的开明士绅——牛友兰了。残酷斗争牛友兰的联村斗争大会，就是轰动一时的“斗牛大会”。 牛友兰家住山西兴县蔡家崖镇，是著名的开明士绅。他一生中办了两件最为后人纪念的事情： 一件是1925年在他和另一位开明士绅刘少白办起了晋西北第一所初级中学——兴县中学。先后招收8个班，培养近300名学生。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了共产党的高级干部。 一件是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八路军开赴兴县开辟抗日根据地。当时后勤供给十分困难，牛友兰出资提供了一个团的装备，并主动将自家的院落让出来给八路军做司令部。同时，他捐资2.3万元（银元）兴办兴县农业银行。又筹金1万多元，开办产销合作社，生产毛巾、袜子、裹腿等，供应部队。 1942年5月，牛友兰担任团长，带领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赴延安学习，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和中共中央及延安各界的热烈欢迎。延安《解放日报》对他兴学育人，举办实业，支援抗战，送子参军等事迹作了专题报道，给予高度的评价。同年10月，他当选为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参议员。 就这么一位“红色士绅”，在1947年土改复查中却备受折磨、侮辱和摧残，含冤去世。 １９４７年9月26日，在蔡家崖召开“斗牛大会”。 上午九点多，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到达现场巡视大会准备情况。大会开始之前，主持斗争的贫雇农骨干力量被集中在一孔窑洞里，商量大会进行的程序一类事情，牛荫冠也被喊来参加。李井泉严肃地对牛荫冠说：“你要和牛友兰划清界限！” 牛荫冠是牛友兰的儿子，１９３６年参加革命的高级干部，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边区贸易局局长。土改复查时牛荫冠已经被停职，正在边区党校接受审查。 “斗牛大会”是联村斗争，来的人很多，周围的几个村子人都来了。牛友兰带着手铐脚镣，和一群被陪斗的地主、富农以及一些“坏干部”跪在会场前面。事先训练好的“积极分子”们一个个登台控诉牛友兰的“罪恶”。斗争到高潮，有几个“积极分子”将牛友兰按倒在地，把一根铁丝穿进牛友兰的鼻孔里头。然后吆喝说：“牛荫冠，过来，牵着老牛游街！” 牛荫冠也没有办法，就过去接过贫农团的人递过来的铁丝。牛友兰又惊又气，看着牛荫冠就摆了摆头。鼻翼下面的骨头相当的薄，也相当地脆，一摆头，一下子就拉断了，鲜血直流。 牛友兰回家之后就开始绝食，好多人都劝老人进食，但谁劝也不起作用。“斗牛”大会之后第三天，备受折磨、侮辱和摧残的牛友兰在家中愤然弃世而去，终年63岁。 除晋绥区外，其他各地土改也出现了极左偏向，主要表现是：不要党的领导，强调贫雇农路线，一切由贫雇农说了算，贫雇农的意见就是政策，贫雇农爱怎样斗就怎样斗。因而，把许多中农划为地主富农，严重的扩大了打击面；对中农和工商业者乱斗、乱抢、乱分；对地主富农不加区别，一律“扫地出门”，乱打乱杀，进行“流血斗争”；反对极左作法的党员干部，都被扣上了“右倾分子”、“阶级异 己分子”等各种帽子，挨了整，作为“绊脚石”被搬掉。 当时贫雇农有个组织叫“贫农团”，贫农团的几个头头就像后来文革时期“造反派”的头头一样，大权独揽，想怎样干就怎样干。有些“流氓无产者”、“勇敢分子”、“坏分子”混入贫农团，当上了头头，乱抄乱分、乱斗乱抓、乱打乱杀的情况更为严重。他们把划为地主富农家庭的土地、房屋、财产全部查封，把地主富农家庭的人净身出户赶出大门，这就是当时盛行的“扫地出门”。他们为了追逼地主富农埋藏的金银财宝，或者报私仇，对人施加种种野蛮的酷刑：吊打，压杠子，夹手指，灌辣椒水，烧红的烙铁烙，等等。有的竟把妇女全身扒得精光，肆意侮辱，绑在街里示众。凡此种种，当年的日本汉奸、国民党特务也不得不叹服。许多帮助过共产党的开明士绅、知识分子和无辜的劳动人民被活活整死。这就是当时盛行的“流血斗争”。 著名作家刘少棠在《我是刘少棠》一书里写道：“1947年的土改运动，打、砸、抢、抄、抓、杀十分暴烈，我的家乡称当年的土改为‘流血斗争’。‘文革狂飙从天落，我的乡亲们说城里人也没有逃过‘流血斗争’这一劫。”“我们现有的描写当年土改运动的名著，为了当时的政治宣传和革命策略的需要，掩饰了土改运动中极‘左’的一面。许多参加或领导过1947～1948年土改运动的老同志，都认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文艺作品‘勿庸讳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