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主席爱护知识分子 海外士子纷纷回国 给画家齐白石祝寿 1949年1月，北京解放了。历尽旧时代沧桑的86岁高龄的画家齐白石，从此步入了新时代的幸福坦途，受到党和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毛泽东亲笔写信邀请齐白石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参加新政协会议，共商建国大计。齐白石看了信，高兴得一夜没有合眼。为了表达对领袖的崇敬和爱戴，齐白石精心镌刻了朱、白两纹寿山石名章，在开国大典前夕，献给毛泽东。 1950年夏，毛泽东派秘书田家英专门看望齐白石老人。第二天又把他接到中南海叙谈，品茶赏花，共进晚餐。在席间，毛泽东亲自给他夹很烂的菜，并敬他几杯葡萄酒。为了感谢毛泽东的款待，齐白石把自己用了半个世纪的石砚以及从自己珍藏的精品中选出最好的作品——一幅立轴《鹰》和一幅对联“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分别题款后送给毛泽东，而毛泽东收到礼物后，也以礼回谢。 1953年，白石老人双喜临门，荣获“人民艺术家”光荣称号，又逢90大寿。毛泽东特意送上四件寿礼：一坛湖南特产茶油寒菌、一对湖南王开文笔铺特制长锋纯羊毫书画笔、一苗东北野参和一架鹿茸，祝老人家福寿康宁。白石老人激动地说：“毛主席太看得起我了，送这么贵重的礼物。古人讲蔗境弥甘，我如今可享这份清福了。” 海外士子纷纷回国 在旧中国，有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留学海外或旅居海外，其中有许多优秀人才。新中国的成立，他们看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礼贤下士、重用党外人士、知识分子，这使他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唤起对祖国的憧憬与向往。他们怀着一颗赤诚的心，急切地希望回到祖国，想为建设新中国出力。不少人经过千难万险，摆脱种种阻挠和迫害，才回到祖国怀抱。他们当中，有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如钱学森）、社会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经济学家等等。他们成为新中国许多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为发展祖国科学事业、文化事业、经济建设和国家建设，为培养一代又一代的人才，作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著名画家徐悲鸿当年曾致信好友陈西滢，表述他对新中国的看法，劝说在国外的陈西滢能够早日归来。这封信很有代表性，特引录如下：“解放以来，不通音问已及一年。弟因曾无违反人民之迹，得留职至今。去年曾被派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原想得晤足下及在欧友好，未能进入巴黎，在捷京会后即归，不及两月。”“兄等须早计，留外终非久法。弟素来不喜欢政治，惟觉此时之政治，事事为人民着想，与以前及各民主国家不同。一切问题尽量协商，至人人同意为止。故开会时决无争执，营私舞弊之事绝迹。弟想今后五年必能使中国改观，入富强康乐之途。兄等倘不早计，尔时必惆怅无已。” “两弹”元勋邓稼先回国 1950年，邓稼先从美国普渡大学回国，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物理数学学部委员、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院长等职，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全国劳动模范。他签署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总体计划。 1948年，邓稼先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远渡重洋去美国留学，在普渡大学当研究员，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获得了博士学位。 有人劝他留在美国，但邓稼先婉言谢绝了。1950年10月，他怀着一颗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放弃了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和二百多位专家学者一起回到国内。一到北京，他就同他的老师王淦昌教授以及彭桓武教授投入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建设，开设了中国原子核物理理论研究工作的崭新局面。1956年，邓稼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中央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原子弹。当邓稼先得知自己将要参加原子弹的设计工作时，心潮起伏，兴奋难眠，这是一项多么光荣而又神圣的职业！但同时他又感到任务艰巨，担子十分沉重。 从此，邓稼先怀着以最快速度把事业搞上去的决心，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到任务中去。 首先，他带着一批刚跨出校们的大学生，日夜挑砖拾瓦搞试验场地建设，硬是在乱坟里碾出一条柏油路来，在松树林旁盖起原子弹教学模型厅 在没有资料，缺乏试验条件的情况下，邓稼先挑起了探索原子弹理论的重任。为了当好原子弹设计先行工作的“龙头”，他带领大家刻苦学习理论，靠自己的力量搞尖端科学研究。邓稼先向大家推荐了一揽子的书籍和资料，他认为这些都是探索原子弹理论设计奥秘的向导。 由于都是外文书，并且只有一份，邓稼先只好组织大家阅读，一人念，大家译，连夜印刷。 为了解开原子弹的科学之迷，在北京近郊，科学家们决心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研制出我国的“争气弹”。那时，由于条件艰苦，同志们使用算盘进行极为复杂的原子理论计算，为了演算一个数据，一日三班倒。算一次，要一个多月，算9次，要花费一年多时间，常常是工作到天亮。作为理论部负责人，邓稼先跟班指导年轻人运算。每当过度疲劳，思维中断时，他都着急地说：“唉，一个太阳不够用呀！” 为了让同他一起工作的年轻人也得到休息，得到工作之余的稍许娱乐，他总是抽空与年轻人玩十分钟的木马游戏。有一次，王淦昌教授看见了他们在玩这种游戏，老教授又好气又好笑，斥责说：“这是什么玩法，你还做儿戏呀。”邓稼先笑说：“这叫互相跨越！” 互相跨越，这是一种多么亲密的同志关系啊！正是靠着这种关系，邓稼先和同事们一起克服了一个个科学难关，使我国的“两弹研制”以惊人速度发展。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横空出世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威震山河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癌症不幸逝世，享年62岁。人民将永远怀念这位被称做“两弹”元勋的这位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火箭专家钱学森，冲破重重阻力，于1955年回国。 第2章 火箭专家钱学森回新中国 钱学森，浙江杭州人，1911.12.11生于上海，世界著名火箭专家。195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中国火箭之父”。 钱学森1935年赴美国留学。10年后，他成为当时一流火箭专家。由于发表了“时速为一万公里的火箭已成为可能”的惊人火箭理论而誉满全球。这位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在“二战”期间，跟其导师冯•卡门参与了当时美国绝密的“曼哈顿工程”———导弹核武器 的研制开发工作，在美国是一个屈指可数的稀世之才。 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想回国。然而，在他回国的路途中，充 满坎坷。 他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的消息传到美国后，钱学森和夫人蒋英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商量着早日赶回祖国，为自己的国家效力。此时的美国，以麦卡锡为首对共产党人实行全面追查，并在全美国掀起了一股驱使雇员效忠美国政府的歇斯底里狂热。钱学森因被怀疑为共产党人和拒绝揭发朋友，被美国军事部门突然吊销了参加机密研究 的证书。这使他非常气愤。钱学森以此作为要求回国的理由。 然而，钱学森万万没想到，他的回国夙愿竟酿成了一场劫难！ 美国海军部次长恶狠狠地说：“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从此，美国对他的政治迫害接踵而至。移民局抄了他的家，在特米那岛上将他拘留14天，直到收到加州理工学院送去的1.5万美金巨额保释金后才释放了他。后来，海关又没收了他的行李，包括800公斤书籍和笔记本。他们硬说里面有机密材料。其实，在打包之前，钱学森已交他们检查过。美国检察官再次审 查了他的所有材料后，证明他是光明磊落的。 钱学森在美国受迫害的消息很快传到国内，新中国震惊了！国内科技界的朋友通过各种途径声援钱学森。党中央对钱学森在美国的处境极为关心，中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违背本人意愿 的情况下监禁了钱学森。 中国也扣留一批美国人 钱学森要求回国被美国无理阻拦时，中国也扣留着一批美国人，其中有违反中国法律而被中国政府依法拘禁的美国侨民，也有侵犯中国领空而被中国政府拘禁的美国军事人员。美国政府急于要回这些被 我扣押的美国人，但又不愿意与中国直接接触。 1954年4月，美英中苏法五国在日内瓦召开讨论和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联想到中国有一批留学生和科学家被扣留在美国，于是就指示说，美国人既然请英国外交官与我们疏通关系，我们就应该抓住这个 机会，开辟新的接触渠道。 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6月5日开始与美国代表、副国务卿约翰逊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初步商谈。美方向中方提交了一份美国在华侨民和被中国拘禁的一些美国军事人员名单，要求中国给他们以回国的机会。为了表示中国的诚意，周恩来指示王炳南在6月15日举行的中美第三次会谈中，大度地作出让步，同时也要求美国停止扣留钱 学森等中国留美人员。 然而，中方的正当要求被美方无理拒绝。7月21日，日内瓦会议闭幕。为不使沟通渠道中断，周恩来指示王炳南与美方商定自7月 22日起，在日内瓦进行领事级会谈。为了进一步表示中国对中美 会谈的诚意，中国释放了4个被扣押的美国飞行员。 写在香烟壳上的求救信 1955年7月25日，我外交部成立了一个中美会谈指导小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8月1日，中美会谈由领事级升格为大使级。 王炳南亮出钱学森的信件，并争取钱学森等留美科学家尽快回国。可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美国人耍赖了。尽管中美双方接触了10多次，美国代表约翰逊还是以中国拿不出钱学森要回国的真实理 由，一点不松口。 正当周恩来总理为此非常着急的时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收到了一封从大洋彼岸辗转寄来的信。他拆开一看，署名“钱学森”。他禁不住心头一震，迅速地读完了这封信。信中的内 容，原来是请求祖国政府帮助他回国。 这封信是钱学森当时摆脱特务监视，写在小香烟纸上，夹在寄给在比利时亲戚的家书中，然后夹带给陈叔通副委员长的。对于这样一封非同寻常的海外来信，陈叔通深知它的分量，当天就送到周总理那里。“这真是太好了，据此完全可以驳倒美国政府的谎言！”周恩来总理当即作出了周密部署，叫外交部火速把信转交给正在日内瓦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并对王炳南指示道：“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 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 回归祖国 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一开始，王炳南率先对约翰逊说：“大使先生，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我奉命通知你下述消息：中国政府在7月31日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决定提前释放阿诺维等11名美国飞行员，他们已于7月31日离开北京，估计8月4日即可到达香港。我希望，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这个措施，能对我们的会谈起到积极的影 响。” 可谈到钱学森回国问题时，约翰逊还是老调重弹：“没有证据表明钱学森要归国，美国政府不能强迫命令！”于是，王炳南便亮出了钱学森给陈叔通的信件，理直气壮地予以驳斥：“既然美国政府早在1955年4月间就发表公告，允许留美学者来去自由，为什么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博士在6月间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呢？显然，中国学者要求回国依然受到阻挠。”在事实面前，约翰逊哑口无言。 美国政府不得不批准钱学森回国的要求。 1955年8月4日，钱学森收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梦寐以求的回国愿望终于实现了！这一天钱学森携带妻子蒋英和一双幼小的儿女，终于登上了“克利夫兰 总统号”轮船，踏上返回祖国的旅途。1955年10月1日到达香港，1955年10月8日到达广州时。 “我一直相信，我一定能够回到祖国的，今天，我终于回来了！”钱学森到达广州时，对接待他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家代表朱兆祥同志所说的一句万分感慨的话。同他一起回国的还有他的夫人和两位幼儿。 对祖国作出巨大贡献 1955年初冬，刚刚冲破美国当局阻挠回到祖国的钱学森，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观。院长陈赓大将问他：“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 就这一句话，决定了钱学森从事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生涯。不久，他便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1958年起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以其对中国火箭导弹技术、航天技术乃至整个国防高科技事业的奠基性贡献，为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写下了精彩绚丽的篇章。 1956年2月17日，钱学森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就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具体措施发表了精辟的见解。《意见书》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不久，钱学森受命负责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0月8日———这正是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国防部五院宣布成立，钱学森被任命为院长。新中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由此开始了艰难的征程。新事业起步，千头万绪。钱学森首先给刚刚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让这些从未见过导弹的技术人员了解最基本的专业知识。他拟定了空气动力学、发动机等有关专业的学习计划，并指导建立了导弹总体、空气动力学、发动机、弹体结构等研究室。 酒泉发射场。钱学森和普通科技人员一样，睡帐篷、吃粗粮，组织导弹试验的测试、计算、分析、研究。在前苏联突然撤走全部专家的困难条件下，他带领着中国科学家们攻克了一道道难关，于1960年11月5日，成功进行了我国第一枚导弹飞行试验。在现场的聂荣臻高兴地说：“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66年10月27日，钱学森又参与组织了我国第一枚装有核弹头的中近程地地导弹飞行爆炸试验，即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试验。核弹头在预定地点上空成功实现了核爆炸，此举震惊了世界。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又一次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作为一代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的目光总是具有前瞻性。第一枚导弹发射成功后不久，钱学森就组织有关专家就我国地地导弹的发展道路展开讨论，形成《我国地地导弹发展途径的意见》，提出了我国中近程、中程、中远程和洲际导弹的长远发展规划。随后，地空导弹、海防导弹，以及固体发动机、固体导弹、反导系统和运载火箭等项目，也在他组织和协调下陆续上马。1965年1月，他又向中央提出报告，建议早日制订我国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并列入国家任务。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工程代号由此被定为“651工程”，钱学森担负“星———箭———地面系统”总的技术协调和组织实施工作。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遨游太空，向世界宣告新中国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 由于钱学森的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至少向前推进 了20年！ 党和国家给予崇高荣誉 钱学森曾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中国宇航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技协会主席。1991年10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2007年荣获“感动中国年度人物”；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授予钱学森“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中国科协将国际编号为3763号的小行星命名为“钱学森星”。 2009年10月31日8时6分，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国家为他举行了国葬。 第3章 著名女物理学家谢希德海外归国（1） 著名物理学家、复旦大学原校长谢希德教授（1921-2000年）一生爱国。新中国建立后，她心怀科学救国的宏愿，毅然放弃美国优越的物质和科研条件，冲破重重阻力，与丈夫曹天钦一起从海外归来报效祖国……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犹如凤凰涅槃，在世界的东方站立起来了。这个消息给谢希德的心灵以极大的震撼，从而改变了她的人生之路。 谢希德自从1948年秋到美国留学，一直与国内的亲人保持着通信联系。新中国成立的消息，继母和弟弟们都写信告诉她。她从信中得悉，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和国民党统治的解放前相比，国内的情况完全两样，解放军官兵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欺压老百姓，政府官员为人民服务，物价比较稳定，1949年后回国的一些留学生正在发挥很大的作用，等等，希望她和曹天钦早日归国。二弟谢希仁还以清华大学如何欢迎钱三强来动员姐姐回国。谢希德还从报上了解到，新中国有许多不可否认的优越性，旧中国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她和中国同学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 当时，一批批留学生怀着拳拳爱国之心，学成回国报效祖国的壮举深深激励着谢希德。从1950年到1951年上半年形成了留学生归国的高潮，人数达两千之多，钱三强、钱伟长、黄昆、邓稼先等先后回到祖国参加建设。1950年2月，华罗庚在归国途中，发出一封《致中国留美学生的公开信》，号召留学生回国。谢希德晚年在回忆当年决定回国的心情时，激动地说：“在校的中国同学大多接到家人来信，相互转告，为祖国的振兴感到衷心喜悦。在这段时间里，我的心情难以自抑，巴不得马上能飞回祖国，飞到北京。” 1951年春，曹天钦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还被剑桥大学Gaius学院破例吸收为荣誉院员，这是中国科学家第一次在英联邦科学界获此殊荣。他原本准备赴美到哈佛大学在著名的蛋白质物理化学专家P.Doty的实验室工作一段时间后再考虑回国。但有一天下午，曹天钦和在剑桥大学的中国同学多次谈起了曾留学于英国剑桥大学后回到中国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副所长的王应睐。他俩谈论的话题就是当时海外留学生最关注的回国参加建设。后来曹天钦后来收到王应睐一封热情地呼唤他回国工作的邀请信，使他改变了到美国从事研究的计划，决定马上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那时对谢希德来说，下定决心回国曾经心情很矛盾，充满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她首先想到新中国刚成立，科研条件和物质条件远不如美国优越；还考虑到对马列主义不甚明了，对共产党了解也不多，回国后是否会发生一些难以预料的问题。其次有人告诉她种种关于国内“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搞得过猛的消息，说某某人跳楼自杀了。不过，她最担心的是回国后是否有机会从事当时刚开始的半导体理论研究。 此外，当远在菲律宾的父亲得知谢希德打算准备回国，因对共产党成见很深而竭力反对，来信劝阻说：“接来信，得悉你欲回中国，我感到很不妥，我不希望你回到贫穷而落后的中国后……”当时她读着信，内心异常痛苦。她是这么想的：“父亲带我走进了知识的殿堂，他也是我从小敬佩的人。可是我觉得，新中国虽然还贫穷、落后，却是欣欣向荣，正是我一展身手的地方。” 谢希德生前曾许多次面对“你当年和丈夫一起回国后悔吗?”的发问，但每一次她都不假思索地回答：“不后悔，因为我爱中国!”她曾用极其朴实的话语表达她决定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心情，她说：“我们觉得在争取祖国解放的日子里，自己出国念书了，没有做什么，现在国家要医治多年的战争创伤，正需要人去建设，我们还等什么呢?” 1951年春秋，曹天钦和谢希德先后获得博士学位后，他们决定尽早回到祖国，商定让曹天钦到美国和她举行结婚仪式，然后一起回国。 然而，朝鲜半岛上突然爆发了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跨过了鸭绿江。1951年下半年，原本敌视中国的美国政府发布了一项规定：凡在美国攻读理工科的中国学生，一律不许返回中国大陆。一时间议论纷起，传说有些申请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已被扣押，遭到威胁。这个规定一下子把他们的计划打乱了。不过，他俩很快就冷静下来，积极寻找别的办法回国。 1952年3月，他们经过一番商讨，最后决定由谢希德申请去英国，然后取道一起回国。但谢希德没想到办赴英签证就碰到了麻烦。那天，当她在英国驻波士顿领事馆填写申请去英国的登记表之后一个月再去时，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委婉地说，由于战后面临的经济困难，就业问题十分严重，英国政府严格限制外国人入境，在目前的情况下，不能发给她去英国的签证。 谢希德连忙解释道：“我并不是到贵国去就业，只是准备从贵国到我的祖国，英国剑桥仅仅是其中的一个过路站。” 然而，那位工作人员似乎不相信谢希德的话，又说：“请您交出一份证明，确实说明3个月内离开英国到香港，或到别的什么地方，那时我再给您签证。” 谢希德心想自己何尝不想尽快离开英国回到祖国的怀抱呢?但是真要写3个月离开英国回的保证，又会给她离开美国带来困难。正当她犹豫不决的时候，曹天钦敬重的老朋友李约瑟博士向她伸出热情的援助之手。（未完待续） 第4章 著名女物理学家谢希德海外归国（2） 曹天钦和李约瑟相识于中国抗战期间的大后方。1944年曹天钦在成都华西坝燕京大学毕业前夕，经友人介绍，被聘到位于重庆由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领导的中英科学合作馆工作。那时，李约瑟博士通过中英科学合作馆和英国文化委员会向在抗战大后方的一些大学和研究单位提供科研用药品、书籍、资料和教学仪器。他随李约瑟夫妇辗转旅行于祖国的西南和西北，由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当李约瑟博士得到谢希德来英国碰到困难后，亲自到英国内政部门以他们夫妇名誉担保谢希德3个月内一定离开英国。这样，英国有关部门鉴于李约瑟博士在科学界的声望，很快为谢希德签署了一张可进入英国的特殊的“旅行通行证”。 谢希德在拿到赴英入境证明后，又犯愁了，因为美国若不发给她出境证明，她还是到不了英国。于是他们决定把结婚地点移到英国，谢希德以赴英结婚为由，申请离开美国。结果移民局为她签发了出境证明，经办人员还为她出主意，要她结了婚赶快回来。 谢希德高兴地接过证明，但仔细一看，发现这并不是正式证明，正式的证明要到船上才能拿到。为此她又忐忑不安了。 曹天钦也唯恐谢希德在赴英途中再节外生枝，关照她一定等上了船拿到正式的证明，而且须待轮船驶离纽约哈德逊港后，再给他发接客的电报。因为从美国开往英国的轮船是英国的，上了轮船就等于到了英国国土。 1952年5月一天，谢希德提着简单的行李在纽约哈德逊港登上了当时英国最大的邮船“伊丽莎白王后号”。登船后不久，美国移民局就有人来到船上，照例问她为什么去英国，她镇定自若地一一做了回答，来人又看了看她的行李，没再继续盘问下去，递给她正式的出境证明。直到轮船驶离码头，她那颗一直悬着的心才算放下来。 谢希德和曹天钦在离别6年后终于又重逢了。他们稍事休整，便忙于举行婚事和联系回国的事。随后，他们把结婚的喜讯告诉父亲、母亲和弟弟们。当时在菲律宾的父亲坚决反对她回国，此时又写了几封信给她，希望她到英国后留在那里或回到美国，但她没有听父亲的话。父亲曾在写给女儿的信中无奈地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虽然这样，她很疼父亲，不愿伤父亲的心，希望能说服他，但从此任她怎样去信、寄照片都不回复，父亲再也不理她了。谢希德晚年非常忧伤地回忆说：“回国后一直到他1986年在台湾去世，我没有再收到过他的信。这对我是很伤心的事，因为他非常爱我。在他的遗物中，我发现了我们的结婚照，他复印了许多。” 谢希德和曹天钦结婚后，立即到英格伦岛西南的威尔士(Wales)去度蜜月…… 1952年8月底，谢希德和曹天钦在老朋友的送行下，告别剑桥，然后在英国南部的南安普敦乘“广州”号海轮离开了英国，经过苏伊士运河、印度、新加坡、吉隆坡，经历了一个月才到达香港。 当谢希德凭栏眺望着一望无际的大海，想到自己5年的海外生活即将结束，心潮起伏不平。1999年9月1日，谢希德在《解放日报》发表了《五星红星唤我回国》一文，回忆了当年从英国归来途中的激动心情。她说：“……我和丈夫曹天钦在甲板上，望着海天，不由思绪万千。费尽周折的归国路终于迎来了曙光。身后的日不落帝国虽有种种诱人的条件，却挽留不住我们的赤子之心。这5年的留学经历，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大雁：在寒风萧瑟万木凋零的严冬，不得不离开家园；如今春回大地，我要振翅飞回祖国故园，去耕耘，去奋斗。” 在船上，贤惠的谢希德拿出毛线，为新婚的丈夫曹天钦织毛衣，有时又整理在麻省理工学院撰写的论文。曹天钦也一刻没闲着，抓紧时间撰写文章。他们在急切期待中度过了一个月的海上生活。 到香港后，谢希德偕曹天钦拜望了自己继母的一位老朋友。新中国成立后，她与家中的通信，都是通过这位香港朋友转的。随后，他们又去看望谢希德在麻省理工学院结交的好友的父母。有一天，他们在九龙轮渡上巧遇谢希德母校厦门大学萨本栋校长的夫人。谢希德非常敬重萨校长，1947年她因办出国手续，曾到南京去拜望过已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物理研究所所长的萨本栋，没想到那次见面竟成了永别。不久，萨本栋在美国旧金山病逝。在萨师母遇到谢希德的当晚，她还特意到旅馆与谢希德夫妇叙谈。萨师母后来也到美国去攻读数学博士学位，在美国任教直到退休。谢希德于1992年和1995年两次到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厄尔巴郡(Urbane,Illinois)访问时，曾去老人院探望过年迈的萨师母。 1952年9月下旬，谢希德和曹天钦在中国旅行社的安排下，从九龙经罗湖，到达深圳。“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当他们在离深圳码头只有几十米时，岸上的广播喇叭传出雄壮的歌声，使谢希德心中激起翻滚的波涛。随后他们来到祖国南方的大都市广州，准备从那里转车奔赴上海。 谢希德在广州遇到不少老同学，令她和曹天钦最高兴的是遇到了从北京来的曹天钦的初中时代的老师、历史地理学家、北京大学的侯仁之教授，他是从北京特地南下帮助当时岭南大学(不久改为中山大学)的教师思想改造的。他们都向谢希德和曹天钦介绍如何和过去划清界线，进行思想改造。 当时留学生回国的高潮已过，广州的归国学生接待处已经撤销，他们回来时没有欢迎，没有鲜花。谢希德和曹天钦在办好手续后，乘火车北上，于10月1日抵达上海火车站。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的同志已在站台上迎接。这天正好是新中国的第四个国庆节，谢希德看到马路上成千上万的市民，正兴高采烈地从庆祝游行的队伍中散去，这一情景深深地感染了她，使她忘却了旅途的疲惫。 此时，亲人正在北京翘首以待，他们的心都向往北京，在上海稍事休息后，便又风尘仆仆踏上了北去的列车，探望久别的继母、弟弟们和曹天钦的父母，兄弟，妹妹。迎接他们的是充满希望的明天。 第5章 批判电影《武训传》 毛主席在领导恢复国民经济的同时，非常关注思想文化方面的情况。 一九五0年底和一九五一年初，几个大城市上映了一部电影《武训传》，引起不小的轰动，几乎场场满座。北京、上海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报刊发表了不少赞扬的文章，作了许多过高过分的评介。比如，有的说，武训“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劳动人民企图使本阶级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有的说，“武训兴学之革命意义，是和太平天国那样的革命意义有某种相同处——都为了劳动人民的解放，不过一重在革命武装，一重在普及文化教育而已”；有的说，武训“站稳了阶级的立场，向统治者作了一生一世的斗争”，“典型地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质”，等等。从一九五一年春开始，逐渐发表了一些批评文章。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就这样开展起来了。 电影《武训传》写的是一个真人的故事。主人公武训，原是清朝末年山东堂邑县的一个乞丐。他靠着乞讨，筹款兴办义学，想让更多的穷人家的子弟能够读书识字。但这种想法，在封建制度的统治下是很难做到的，甚至是做不到的。所以，在筹拍这部影片的时候，夏衍就曾经表示过：“武训不足为训。” 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引起毛主席的注意。他专门调看了这部影片。随后，毛主席审阅修改了《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稿，加写了许多重要内容，构成这篇社论的主体。这篇社论于五月二十日发表，标志着对电影《武训传》批判的开始。 毛主席尖锐而明确地指出了电影《武训传》问题的要害：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卑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诬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他还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毛主席的批判是尖锐的，严厉的。他把武训行乞兴学放在中国近代革命历史发展的具体环境中加以分析，并进而引申到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革命道路的根本问题。 这篇社论发表以后，对电影《武训传》展开了比较集中的批判。六月十六日《学习》杂志第五期发表了署名杨耳的文章《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毛主席事先审阅了这篇文章，有针对性地加写了几段文字。 关于武训办义学这件事，毛主席指出：“武训的中心事业是所谓行乞和办‘义学’。这件事，迷惑了很多天真的孩子般的不用脑筋的老好人，其实是一个骗局。武训也许想过要为穷孩子办学堂，但事实只能为有钱人的子弟办学堂，不可能有真正的穷孩子进他那样的学堂。”“我们说，武训自己怎样想是一件事，武训的后人替他宣传又是一件事。武训自己一个人想得不对，是极小的事，没有什么影响。后人替他宣传就不同了，这是借武训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要拍成电影，写成著作或论文，向中国人民大肆宣传，这就引起了根本问题了。” 为什么一部电影和对它的宣传，会引起毛主席如此严重的关切，亲自动笔写社论，改文章，发表这样尖锐意见呢？从以上的引述中就可以得到答案。历来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问题的毛主席，对这种进行不正确的宣传自然是很敏感的。当时，新中国建立不久，在思想文化领域里，迫切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进行宣传，教育人民，以利于新生政权的巩固和国民经济的恢复。毛主席抓住对电影《武训传》进行讨论和批评这个机会，要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教育人们用这个观点看待中国近代的历史，看待历史人物。 为了进一步弄清楚历史上的武训是怎样的一个人，毛主席责成人民日报社和文化部组织武训历史调查团，作实地的调查。调查团用了二十多天时间，在当时属于平原省的堂邑、临清、馆陶等县，对武训的情况做了大量的调查，形成了《武训历史调查记》。这个调查记经毛主席审阅修改，在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的《人民日报》上连载。 调查记共五个部分，即“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武训的为人”、“武训学校的性质”、“武训的高利贷剥削”、“武训的土地剥削”。毛主席对调查记作了认真修改，重要的改动和加写的地方达十五处之多。关于武训兴办义学一事，毛主席加写了一段话，说明在封建剥削下，“只有地主阶级能够垄断文化，办学校。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是不可能有受教育学文化的机会的。在封建地主阶级看来，使用简单工具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农民，也没有要使他们受教育学文化的必要。这是几千年封建制度的规律，是唯物史观所指示的法则。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要在文化教育方面翻身，要自己办学校，学文化，受教育，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并取消地主与农民间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及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改变成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才有这种可能。”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的第一次批判运动。毛主席的目的是借此提倡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历史人物，应当说是重要的，对于宣传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片面性、粗暴和政治上上纲过高的情况，未能真正用学术讨论的方法来进行，在思想文化界开了用政治批判解决学术争论的不好的先例。 当时在对人的处理上是比较慎重的。影片的导演孙瑜，在运动中受到很大的政治压力，但并没有因此而停止他的工作，仍然让他继续执导一些影片。几年以后，毛主席在文艺界代表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还问赵丹：“孙瑜没有安排好吧？”并说：“你是和他合作过的。有了安排那就很好。你们两个合作搞的电影《武训传》，曾受到批判，那没有什么，一个作品写得不好，就再写嘛，总该写好它。” 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上，新华社向全国发了通稿。电影《武训传》在“被片面、极端和粗暴”地批判三十四年之后，终于得到平反昭雪。话虽然说得平和委婉，但是意思十分明白：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搞错了，是一场大冤案！ 第6章 电影《武训传》的故事梗概 电影《武训传》的内容，上一节写得太概括，这一节我详细地写一写，请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浏览。 这部电影的编剧和导演是孙瑜，由赵丹饰演武训。电影分为上下两集。 【上集】 1949年12月5日，是武训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日。平原省（现山东省）堂邑县柳林镇武训的祠堂和坟墓前，一位女老师正在向孩子们讲述武训的故事…… 清道光二十五年，七岁的小武训，父亲已经去世，跟着母亲要饭，虽受尽折磨，却渴望能够念书。他拿着辛苦卖艺挣来的200文钱，跑进一家私塾，跪在地上求老师收下他，结果在众人的笑骂中被赶了出来。不久母亲也死去了，他被一位善良的伯母收养。为了不拖累别人，他到处流浪，外出打工谋生。17岁时，他到馆陶县大地主张举人家做长工，和豪爽粗壮的车夫周大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张家，他亲眼见到张举人剥削农妇张二嫂和四奶奶毒打女佣小桃，听周大讲述女佣小桃因不识字被张举人骗写卖身契的经过，更加感到穷人不识字的痛苦。当他想用三年的工钱，为患病的伯母治病时，张举人拿出假账，说工钱已经支付完了。武训与他争辩，被吊起来毒打。最后周大打倒保镖，救出武训。 张举人当晚勾结县官，将周大关进死牢。小桃因张举人一家逼她嫁给曹屠夫，自己又无力逃跑几次想自杀，被钱妈劝阻。她准备找武训商量，逃出苦海。武训在破庙里三天三夜不吃不喝，沉思苦想，终于感悟到穷人不识字就要永远受欺负，于是决定要办一个让穷孩子上学不要钱的义学。 小桃来到破庙里找到武训，此刻，武训正沉浸在办义学的计划中。他将一个泥塑不倒翁送给了随小桃前来的小茂，以表明自己办学的决心。这时，张举人的狗腿子赶来打倒了武训，强拉走了小桃。狂风暴雨，电闪雷鸣，死牢里的周大、泥地上的武训发出了“我们要报仇”的呐喊。 【下集】 无路可走的小桃当天夜里悬梁自尽。武训怀着深仇大恨，强装笑脸，以小丑的身份开始了新的生活。顽皮的孩子们叫他“二豆沫”。他沿街卖艺，跪在地上喊着“来踢吧！来打吧！”“为了穷孩子，为了办义学。”夕阳西下，他坐在小桃坟前沉思，将桃核埋进土里。 在李四的帮助下，周大和死牢里的太平军囚犯越狱出逃。周大找到武训、李四，要他们一起造反，武训因一心办义学，拒绝同去。周大说：“你来文的，我来武的，咱俩一文一武，让那些狗官知道咱老百姓不是好欺负的。” 十年过去了，武训千辛万苦积攒下了一百二十吊钱，存在地保高春山那里。高春山派人偷走字据，翻脸不认账，武训十年的心血毁于一旦。在沉重的打击面前，他想起了自己的不倒翁，坚定了为穷孩子办学的决心。又是二十年过去了，武训积足了办学的经费，在德高望重的杨进士门前跪求了三天，终于建起了义学。光绪十四年，崇贤义塾开学了，当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传到五十岁的武训耳边时，他感动得热泪盈眶，在母亲的坟前长跪，口中喃喃自语：“娘，穷孩子也能念书了。” 实现了办学愿望的武训此后仍然一囊一钵，到处奔走募化。一天，他在路上遇到周大，周大告戒他要当心受骗，武训开始怀疑了。郭知县为他呈报请奖，张抚台要为他向皇上请封号、造牌坊，更使他感到不安和疑惑。清王朝因农民暴动处于危机之中，告急文书雪片似的飞向北京。清王朝的鹰犬们献技，对周大这样的“响马”要剿，对武训这样的人要抚。光绪封武训为“义学正”，赏穿黄袍马褂。当“乐善好施”的牌坊建好时，武训却好像发了疯，不肯跪谢皇恩。满腔悲惘的武训拖着黄马褂走进学堂，他对孩子们说：“你们记牢了，将来长大，千万别忘了咱庄稼人！” 黄马褂被遗弃在尘埃中，武训向远方走去。周大带领着义军风驰电掣地经过武训身旁，卷起了滚滚黄尘…… 老师给孩子们讲完了故事。大家好像看到年老的武训肩背布褡，手拿铜瓢，在北方的原野上坚定而缓慢地走着。 第7章 电影《武训传》点评 怎样评价这部电影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圣手书生和老人家的看法有分歧，他是这样点评这部影片的—— 《武训传》的原剧创作于1944年。最初的主题是歌颂历史上的传奇人物武训“行乞兴学”的义举。影片于1948年7月在中国电影制片厂投入拍摄，但在完成三分之一的摄制工作后因经济困难而停拍，最终由昆仑影业公司买下了拍摄权和已完成的胶片。 1949年7月，导演孙瑜出席了新中国第一次文代会，深受鼓舞。在晚宴上，他就《武训传》的拍摄征询了周总理的意见，回厂后又对原剧本进行了重大修改，在肯定武训的义举的同时，使武训的兴学之举以悲剧告终。此外，新剧本中还增加了周大发动武装起义的情节，以和武训的改良行为进行对比。 1950年，《武训传》摄制完成，推向市场后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并被评为当年10部最佳影片之一。 《武训传》是著名导演孙瑜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中国电影百年历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影片取材于中国近代史上的真实人物——以“行乞办学，让百姓读书”的武训的经历，显示了中国电影自问世以来厚德载道，注重社会内涵的文化传统。虽然由于影片的拍摄实际上跨越了新旧中国两个时代，随着时代背景的变迁，最终完成的影片已在一定程度上被注入了“阶级斗争”的观念，特别是其中周大领导农民起义的线索显得有些生硬。但从整体上看，《武训传》仍然是一部叙事完整，具有深刻内涵和强烈感染力的优秀之作。特别是在情节设置上，影片以武训的兴学经历为线索，串联起一系列细节化的场景，既突出了武训这个支撑起全剧的核心人物，也在剧情片的样式中融入了较为写实的人物和生活场景的描绘。这些剧作和导演手法显示了其时中国电影在艺术上的日渐成熟。 本片也是著名演员赵丹的代表作之一。在影片中，赵丹以精湛的演技，亦庄亦谐、亦喜亦悲地塑造了武训这个具有特定内涵的历史人物，堪称是他最具代表性和成就最高的银幕角色之一。 《武训传》在中国电影史上的独特地位还表现在围绕它所展开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批判上。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应当重视〈武训传〉的讨论》之后，新中国电影史上展开了第一场对电影的大规模的批判。一些政治跟风人物为捞取政治资本给影片罗织了种种罪名，使影片的创作者乃至历史上的武训长期蒙受不白之冤。同时，这场批判运动更开启了以简单的政治视角粗暴干涉电影的先河，直到1986年，影片才基本得到平反。 第8章 电影《武训传》的拍摄过程 电影《武训传》的拍摄一波三折，磕磕碰碰。下面较详细地介绍一下这部电影的拍摄过程。 武训，山东堂邑人（1838—1896）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平民教育家，他出身贫寒，青年时因苦于不识字而受人欺骗，决心行乞兴学，以便让穷人的孩子都能读书识字，免受有钱人的欺压，过上好日子。武训经过30年的乞讨，积累了一些钱，在他50岁以后陆续在堂邑柳林集、馆陶、临清办起了3所义学，而他自己仍然乞讨过活，直至死去。被尊为“义乞”、“乞圣”。 武训以乞丐之身而行兴学之事，艰苦备尝，终身不渝。为表彰他的义学善举，清政府赐其“义学正”之名号，“乐善好施”的匾额和象征最高荣誉的“黄马褂”。清国史馆将其事迹列入清史列传孝行节内。建国前，各界要人和社会名流对他都备极推崇。蔡元培、黄炎培、邓初民、李公朴、陶行知等民主人士，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何思源等政界人物，冯玉祥、张学良、杨虎城、段绳武、张自忠等军界要人，郭沫若、郁达夫、臧克家等文化名流，或为他题辞著文，或为他的义学捐款。近代教育家陶行知更是以他为榜样，创办育才中学，提倡“武训精神”，抵抗国民党当局的压力，反对当时的教育体制。1945年，中共主办的《新华日报》曾发表过称赞他的文章，1943年至1949年间，中共冀南行署还设立过武训县，成立了武训县抗日民主政府。总之，武训是一位有着巨大影响的历史人物，山东民众称其为“武圣人”，知识界视其为平民教育的先驱楷模，国外教育界称其为“无声教育家”。在遭到批判以前，他在历届政权和不同的社会中都是正面的、被褒扬的、受崇敬的形象。 1944年夏秋之交，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重庆约见著名电影编导孙瑜，提议将武训一生艰苦办义学的事迹搬上银幕。陶行知特别强调了一点：“乞丐的形象虽然不美，但是那颗比金子还宝贵的心灵，应该在全社会熠熠闪光。” 孙瑜受到启迪，急不可待地收集了相关武训的资料。但是提到议事日程，考虑制片的种种困难，又模棱两可，动摇不定了。 1946年，孙瑜因事从美国出访回来，在南京玄武湖畔见到一群被警察称为“小流氓”的流浪儿。其中一个领头的，被警棍打得头破血流，窜逃时还捡起一本《三毛流浪记》。孙瑜出于同情心，给了他两块钱。岂知那孩子不肯接收，跪在他面前痛哭起来：“好心的先生，只求你帮助出口气。我们只是家里穷得上不了学，不是坏孩子啊！” 这时，十几个流浪儿，也齐刷刷地跪下。孙瑜将他们一个个扶起，动情地说：“好吧，画家张乐平为你们鸣不平，画了《三毛流浪记》。我也为你们编一部电影，奉劝社会上的好人扶贫济困，让穷孩子都能安心读书。” 孙瑜是位言行一致，富有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家。他一到上海，便在昆仑影业公司找到挚友赵丹。赵丹是江苏南通人（祖籍山东肥城县），经常听说苏北高沙土一带失学儿童很多，有的地区方圆几十里都没有学堂。于是，两个人一拍即合，很快拿出了剧本初稿。陶行知看了，心情非常激动，连声称好。他说，这部片子，干脆定名《武训传》，不必忌讳什么乞丐不乞丐。谁为民造福，就为谁树碑立传。我想，只要大家通力合作，有了名导演、名演员，肯定会出名片，具有轰动效应。 1948年3月，位于南京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开拍《武训传》了。主要演员除了赵丹，还邀请了吴茵、王蓓、张翼等。由于新闻媒体大加炒作，以至马上传遍全国各地。连美国华人协会主办的《唐人博览报》，都在评论中指出：“这是提倡识字运动，普及乡村教育的推动力。” 可是，影片只摄制了三分之一，便因经济困难而停机。同年11月，孙瑜向宋庆龄女士作了汇报，在中国福利会支持下，昆仑公司买下了该片的拍摄权，以及已拍的4本拷贝。 “昆仑”是民营影业公司，曾经出品了诸如《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和麻雀》等优秀影片，所以对《武训传》这部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作品相当重视，决定请孙瑜重新加工润色，将一些“闹剧”情节改为“悲剧”。其时，郑君里、陈白尘、蔡楚生等电影行家，又针对剧本进行了多次讨论。认为应该重点突出武训时代兴办教育的艰巨性，以激励国人重视培育后代。 1949年7月，孙瑜在北京参加第一届文代会，期间向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作了汇报，并且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周恩来一再指出：在演活武训这个人物的同时，一定要演活他的精神，千万不能简单化，搞形而上学主义。 为了贯彻这一指示，让演员深入生活，挖掘主题，孙瑜又带领剧组至山东省聊城（原堂邑县）武训故乡，实地参观访问，听取武氏后人的详尽介绍，听取当地群众的意见和评论。 1950年底，《武训传》历经反复的修改加工提高，终于封镜完成。 第9章 《武训传》公映一片好评 1951年2月，孙瑜带着影片《武训传》的拷贝到北京请周恩来等领导审看。2月21日晚7时，周恩来、朱德、胡乔木、茅盾、袁牧之等百余位中央领导在中南海某大厅观看了此片，大厅里反应良好，获得不少的掌声。放映后，朱德与孙瑜握手，称赞道“很有教育意义”，周恩来认为“此片除了少许艺术方面的缺陷，主题十分积极、向上。”其它人除了赞扬外，没有提甚么意见。 电影《武训传》于1951年初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公映，立即在知识界、文艺界引起反响，对武训、对影片好评如潮。从1950年12月公映到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前，人们对《武训传》的评价基本是正面的——国内各大报纷纷发表影评和介绍性文字：孙瑜介绍编导此片的艰辛过程，赵丹讲述了演武训时受到的教育，端木蕻良赞扬武训的奉献精神，育才学校的校长表示要进一步发挥“武训精神”。 许多文章说武训是劳动人民的伟大典型；武训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农民劳动模范的具体代表人物；武训站稳了阶级的立场，向统治阶级作了一生一世的斗争；他对本阶级的热爱使他终身劳动，忍受艰苦，坚韧地、百折不回地为穷孩子们兴办义学…… 人们同时称赞电影《武训传》的制作态度是严肃的、十分有意义的，值得鼓励。许多人热情地向新中国的劳动人民推荐这部片子，要让影片把武训精神带到每一个角落，中国需要大量的新“武训”。 据统计，在这几个月中，各地报刊发表的有关文章共计55篇。在这55篇之中，只有贾霁、杨耳、邓友梅等少数人对武训和影片持批评态度。在十七年的电影史上，“百家争鸣”的局面只有两次，这是第一次。 在当时拥有广泛读者的《大众电影》杂志，将《武训传》列为本年度10部最佳国产影片之一。 作为一个演员、艺术家，看到自己的艺术创造得到了这样的赞扬和鼓励，赵丹十分感动。于是，在《大众电影》上发表了连载文章《我怎样演"武训"》。 3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在很短的时间里，多家报刊发表的文章仍是一片赞扬声，并号召人们学习“武训精神”。偶然也有两篇商榷文章提出不同意见，展开了讨论，但并没有影响赞颂的基调。 第10章 江青初露峥嵘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电影《武训传》走红的时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举起大斧头恶狠狠地向着这部电影砍去。这个“程咬金”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的第四任妻子江青。这位江青原来是上海滩的二流电影演员，后来投奔延安。在延安，毛泽东的第三任妻子贺子珍去苏联的时候，江青乘虚而入，挤占了贺子珍的位置。当时中央曾规定：江青不能从政，只能在家照料毛泽东的生活。建国后，她在中宣部文艺处当了个挂名副处长。 周恩来、朱德观看电影《武训传》那个那个晚上，江青与毛泽东当晚没有去看。几天后，江青调来了影片，让毛泽东观看。 在看片的过程中，平日里谈笑风生的毛泽东一言不发，只是一支接一支抽烟。电影一完，毛泽东没有起身，说：“再放一遍。”工作人员都很奇怪，为朝鲜战争和“镇反运动”等工作忙得不可开交的毛泽东从来没有雅兴把同一部电影看两遍，这次为什么还要看一遍呢？当然谁也不敢问“为什么”。又把电影放完，江青对毛泽东说：“这个电影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要批判。”，毛泽东沉着脸，没有吭声。 “改良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词汇。现代汉语词典的注释是：“反对从根本上推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主张在原有社会制度基础上加以改善的思想。”武训不主张推翻封建社会制度，而是祈求封建地主施舍来办学，这不是典型的“改良主义”吗！ 江青本来在上海滩当演员，封建主义的戏、资本主义的戏都演过，根本不懂什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她和毛泽东结婚后，很快就有了很高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水平。所以，连周恩来总理、朱德副主席都给予肯定的电影，她就能一眼看出了这个电影的要害——“改革主义”。 其实，在这之前，江青就不甘寂寞，在她当时所能插上一手的电影艺术领域，用“政治第一”的标准对一些影片进行挑剔，许多众人称道的艺术成果，在她眼中都是“资产阶级的”或者是“封建主义的”作品，要求进行批判。在建国伊始，她就先后要求批判电影《清宫秘史》、《丽人行》，甚至于一部经毛泽东所要求拍摄、周恩来所具体贯彻、老舍执笔的《人同此心》也被她否定。这次也一样，她看过《武训传》以后，就称之为“装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垃圾桶”，要求毛泽东去批判。 当时，中共中央执行的政治路线是按照《共同纲领》所确立的，团结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最广泛群众“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毛泽东在此时也是抱着“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的谨慎心态。在这种背景下，作为一个擅长把握整体、讲求政治策略的大政治家，在当时的“新民主主义”大政治环境下，毛泽东也不会轻易出面去批判一部具体的文艺作品。由此，对江青要求批判此片的意见，毛泽东以“不吭声”来表达自己的态度。从江青要求批判《清宫秘史》、《丽人行》，当时都没有获毛泽东支援上也可以看出毛泽东这种微妙的心态和慎重的态度。 毛泽东“不吭声”，江青并没有善罢甘休。她找到主管文艺的中宣部负责人周扬等领导人，要求批判这部“宣扬改良主义”的影片。但她的努力很不顺利，周扬等领导人没有一个听她的。 要求周扬等人批判碰壁后，江青开始专注有关《武训传》的评论文章，她把这些送给毛泽东看。这些材料就是当时京、津、沪三大城市的一些报刊，在1951年新年前后短短的二三个月内连续发表了40多篇肯定和赞扬的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以及此时出版的有关武训的书籍。 这些文章和书籍，对武训、“武训精神”和《武训传》做了“极为夸张”的歌颂。主要表现如下： （一）把武训、“武训精神”和“革命者”、“革命精神”视为一体。这些文章把武训、陶行知等描绘成符合新意识形态的要求的“先驱人物”，看作是“中国革命‘谱系’”里的重要人物，甚至于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都是“师承他们的结果”。 （二）把影片《武训传》的意义与当时的“革命运动”联系在一起：认为影片“在解放后的新中国，应当广为宣传，因为这故事有非常大的教育意义。”可以“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铲除封建残余，配合土改政策。” （三）把武训、陶行知称颂为“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旗帜”。这些文章，把武训与陶行知相联系。把武训视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劳动人民，企图本阶级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一股劲儿地说“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工作者应当以武训为旗帜”，“要按照陶行知教育思想办教育”，将陶的贡献与毛泽东相提并论，认为“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是毛主席和陶行知共同创造起来的”。 毛泽东看了江青提供的这些材料，大吃一惊：文艺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何等程度！”江青又不断吹“耳边风”，毛泽东这才决定对电影《武训传》进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