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熟悉的路 汽车沿着曲折的乡间公路向沙溪进发。公路沿河修筑，使河坝加宽夯实了。但路面不怎么平，坑坑洼洼的，车轮下时时传来泥浆溅起的声音。 钟佩文对这条路太熟悉了，走了不知多少次。他记得，六八年十二月十四号他和金汉生、胡晓鹏就是沿着这条路由区镇到达花凉亭铺子的。这个镇离县城六十里，很小，长一里路左右，纵深也就两百米上下，错落着一些房屋。别看它不起眼，它可是区里的“首府”，拥有全区最高行政机关——区委、最高学府——高中、最高医疗中心——区卫生院，加上各部门的领导机关。此外，还有一间作坊，可烘制发饼、喜饼和芝麻饼。钟佩文曾经通过“食品”的熟人进到作坊里面看见烘制饼子的过程并吃到刚刚出炉、香味四溢的饼子。 鲁迅在《藤野先生》里说他自己在仙台曾因“物以稀为贵”而受到优待。钟佩文也有同感。在队里，大人小孩一律喊他们“某同志”。他们要孩子们就喊名字，显得亲热些。可孩子们摇手摆头说，大人不许可，要像四清时喊工作组干部一样喊“同志”。元旦前，区委组织一场集会，要各公社、大队小队干部全体参加，还点名要钟佩文他们几个也去。在路上，本大队干部请他们三个走在前面。他几个想跟干部们一起走，好说说话，可干部们硬是请他们前走。到了区里，区委书记亲自接见他们，开会时还叫坐在主席台上。主席台其实就是泥巴垒起的土台，只在四面砌了红砖。钟佩文一面听着区委书记和干部代表们慷慨激昂、怒形于色地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一面看着台下几百个灰头土脸的人，心想过不了多久，我就要跟他们一样了吧？不过这没关系。在延安他见过毛主席和农民代表们在一起的照片，看见毛主席也是灰头土脸的。连主席都那样，贫下中农都那样，我也应该那样。这次下乡插队，本来就是到农村安家落户扎根一辈子的，要完成由知识分子到劳动者的转变、由小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转变。灰头土脸挺光荣的嘛。再说，他祖父就是农民，他又回到农村当农民，有什么不好？这么一想，他不禁笑了起来。事后，大队书记对他说：“我们看得出来，你是自愿下农村的，以后可以成为贫下中农的贴心人。”几句话说得他心里热乎乎的。书记又说：“好好干！将来我们好把你往上提。”钟佩文好奇怪，问他“提”是什么意思。书记憨厚地一笑：“你们是武汉人，城里长大的，不会要你们一辈子待在农村的，起码不会要你们一辈子捏锄头把的。你们迟早要走的。注意今后不要犯政治错误、经济错误和作风错误就行了。噢，我的话不要告诉社员。好好干吧！”钟佩文搞不懂，上面不是说要我们准备一辈子扎根农村嘛，所以有人找了对象一起下乡，怎么又说知青迟早会走呢？他把大队书记的话告诉给汉生、晓鹏听。三人研究来研究去，也弄不明白意思。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他们是不会在农村待一辈子了。金汉生想得开，说既然不待一辈子，就待半辈子吧，只要思想改造好了，到那儿不是干革命？晓鹏说，要离开农村就回城里，起码在工厂里，所以这两年好好锻炼一下身体，将来到哪儿也不吃亏。钟佩文不同意他们的想法，因为他的思想跟他们不同。下乡之前，他姐给他在鄂城城关附近联系好了两个公社，都是种棉花的，工分值较高，一天有一块五或一块七，就要姐夫写信催他快办到鄂城插队的手续。他当即回信说：“我绝不能在你们的怀里干革命！我要展翅高飞，像搏击风浪的海燕，飞向那广阔的天地。我要自觉经受艰苦环境的磨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剁掉小资产阶级尾巴，做无产阶级新人。”他姐看信后直气得目瞪口呆，把信撕得粉碎，关在寝室里边哭边骂，骂了弟弟骂自己，骂自己对不起死去的爸妈；又骂姐夫故意迟迟不写信，害得姐夫有苦没处说。他知道了，反倒挺得意，认为自己又一次很好地触及了灵魂，在公与私的斗争中，战胜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认为真正的革命者、真正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就要扎根农村一辈子，不然就是假的。可是大队书记这么说了，他就没法判断是非了。总不能说大队书记反对上山下乡吧？他想不过来。后来他真的被安排教书了，不再捏锄头把了，他才感到自己的确太天真了，倒是农村人说的是实话。想到这儿，他感叹不已。 更让他感叹不已的，是他从黄冈师范进修三个月回来，拿着印有“五好学员”字样的《毛主席五篇哲学著作》到区文教辅导组报到。辅导员脸上露出十分满意的微笑。第二天他去樟树公社中学去上任，看到学校领导同样露出十分满意的微笑。那时他兴奋极了，走在田野上高声唱起杨子荣的一个唱段： 穿林海， 跨雪原 …… 他决心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当个积极分子，狠批陈伯达，再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革命中去，当个勇于革新的闯将，做个贫下中农欢迎的好教师。可后来事实与愿望恰恰相反，他的坏名声不径而走，传得沸沸扬扬。今后怎么办，他一点也不知道。既然不知道，就走一步看一步吧，一切听天由命。他是个唯物主义者，但有时也信点迷信——不信不行啊！没办法！ 汽车前行十里，到了樟树公社一大队地面上的花凉亭铺子。这是他开始知青生涯的地方。记得那天，下着小雨。县知青办的两个人用卡车送他们三个到达这里。经营铺子的叫孟柏树。老孟热情接待他们一行，请他们喝茶，并告知：今天一大早，书记、会计就带着好多社员拿着锣鼓在此等候，说是迎接毛主席派来的知识青年；后来见知青还没到，就回大队部等候，又叮嘱老孟，一俟看到知青就立马报告。老孟说完，就叫女儿速去报告。钟佩文他们三个不太懂蕲春话，但听出点意思来，极为感动。 知青办的人跟老孟聊了起来。钟佩文用力地听，才知道他们在讲本地掌故。原来，花凉亭原本存在，老孟的祖辈父辈曾经常在亭子里坐坐。亭子残破被拆除之后，在原址上修了一间明三暗五规格的房子。左边一间放了打铁炉子，大队派人打制、修补农具；其它两间交给老孟做生意，大队出本钱，年终结算，给老孟一些报酬。老孟非常珍惜这份工作，可以免受风霜之苦。右边是老孟一家的住处，中间堂屋做生意。因这排房子正好在路边，就同时当车站用。在堂屋里放几张条凳，供来往行人和旅客歇脚。 正聊着，就听见锣鼓声由远而近地传过来。钟佩文跑出去一看，见大队书记带着一些社员来了，加上看热闹的，足有两百来号人。他感动极了，觉得贫下中农真是热情，顿时产生了扎根农村、战天斗地的壮志豪情。 那天他们在大队部吃中饭，鱼、肉、蛋、酒摆了一桌，大队会计、财经主任陪同就餐。这次吃饭，钟佩文险些闹了个笑话。是这样的：他看到桌子那边有一盘菜，黄灿灿、油光光、亮晶晶的，外观美妙极了，心想那是什么菜呢，就夹了一大筷子送进嘴里，谁知刚嚼了两口，就感到辣得要命，又不好意思吐出来，只得硬撑着咽了下去，刹那间汗流满面。大队会计忙问是怎么回事。钟佩文爱面子，就说自己不会喝酒，一喝酒就爱出汗。大队会计说，好哇，这说明你有酒路子。钟佩文不懂得“酒路子”是怎么回事，加上嘴里辣得难受，就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微笑、点头。事后，他把情况告诉给汉生、晓鹏听，他俩笑弯了腰。汉生指着钟佩文说：“你也不看仔细点儿，那是生姜，用盐腌了一下，就上桌了。难怪辣了你一脸汗哩。”说完，又笑得不行。后来，他们问过社员，社员告诉他们，当地人从来就把鲜生姜当菜吃，可以防潮防寒。他们这才明白。以后，他们也腌生姜当菜吃。 吃完了饭，他们在干部、社员陪同下把行李放在陈湾的住处。晚上，在一盏气灯照耀下，大队召开欢迎大会。书记致欢迎词，主席语录引了一段又一段，有“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有“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还有“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等等。钟佩文想，他们这些乡下干部学毛主席著作学得还满好的嘛。接着，他代表知青讲话。不想台下的人基本听不懂，但从人们憨厚、纯真的笑声中，可知他们是欢迎知青的。接着，宣传队表演文艺节目。表演真不怎么样，唱功做功比京剧团差远了；说的是本地话，几乎听不明白。不过，演员们演得十分投入，黄梅调唱得倒也可以。昨天晚上，他们知青大队来到漕河，住在县一招，受到热情接待。晚饭后，他们看了一场县文工团演的《红灯记》，不是京剧，是黄梅戏。武汉知青不认可他们的演出，在台下一阵阵哄笑。钟佩文也在其中哄笑。几年以后，他才认识到这是多么无理的行为！人家尽量热情欢迎你，你却哄笑人家，象话吗？ 大队派了一位叫邓火生的来招呼他们三个几天。此人是贫农，又是**员。火生说大队要知青休息几天，不要急着出工。钟佩文提出：应该先了解陈湾小队哪几家是地主富农。县知青办的人一听就大加赞赏：“说得好！是应该先了解一下阶级阵线。阶级阵线弄清楚了，才不会犯错误。武汉的知识青年真不错！”钟佩文见受到了表扬，心里好高兴。第二天，县知青办的人回去了。火生带他们三个在全小队走了一圈。他们一一记住了五类分子的房子，免得以后走错了门。这可是原则问题呀！ 可他们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邓火生每到一家，都对那些人挺客气，很友善，对有的人还叫好听的。他们大惑不解，就问火生。火生显得很尴尬，吱唔了半天也没说清楚。他们心下疑惑，又不好再问。但他们坚决同五类分子保持距离：见面不打招呼，劳动时对那些人不理不睬，对那些人的孩子常常是严肃教育为主，等等。 后来，他们又发现了一些更奇怪的现象。有一次劳动中间休息，陈队长拿来一份文件要钟佩文念给社员们听。钟佩文看了封面，知道是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写的报告，是证明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的，于是就念了起来，念得十分起劲。念完以后，他以为社员们会愤怒批判刘少奇的。可是，谁知道，他们竟然无动于衷，表情漠然。钟佩文感到很意外。后来，陈队长说，时间不早了，快出工吧。社员们就起身干活去了。钟佩文他们三个晚上分析来分析去，怎么也弄不清楚是怎么个原因。又有一次，晚上小队开大会，批斗几个五类分子。他们好兴奋，这是他们第一次参加农村的阶级斗争，而且是面对面的斗争啊！大会是在会计家的堂屋里开的。妇女都没到会；一问，说是有家务事，忙不过来。也好，没女人，火yao味更浓些。大会开始，大家高声喊口号。当地人汉口号挺有意思，就是把稍微长一点的口号分几次喊完。例如“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就分两次喊完。喊完口号，就吆喝一个地富分子上来。那人上来就咚的一声双膝下跪，高举双手，看来动作娴熟。一个叫高儿的社员发言，说那人偷树，破坏集体经济。那人低声说了几句，表情十分悲苦，似乎在为自己辩护。他们说的是本地话，钟佩文几个基本没听懂，也就没有插嘴。一个批完了，又上来一个，也是上来就跪，高举双手。又是说他偷什么东西，他也是低声为自己辩护，表情更其悲苦。这时，只见高儿抄起自己坐的椅子，挨批的那人吓得抱住了头。钟佩文也吓了一大跳，心想山里人好蛮呐。可是高儿并没砸下来，举了一下就放下来了，坐着微微笑着。后面又批了一个。再就是大队书记讲话，意思是：会开得很好，以后要经常开，对社员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他一说完，大家就各自回家。钟佩文几个回到了家，烧水烫脚。汉生苦笑了一下，说：“原来农村的阶级斗争就是这样的呀？早知如此，何必参加！浪费了我的瞌睡。难怪当初章小玲说，他们农场没有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哩。”晓鹏说：“汉生，现在不是以前啦。前几个月这儿搞武斗，也打得满厉害的。听高儿讲过，在花凉亭那儿还翻过一辆车哩，死了不少人。他从车子底下拖出几个人来，有死的，有活的。这家伙是有点蛮，刚才开会，我就看见这小子差一点把凳子砸下去。”钟佩文说：“哪儿呀！我亲眼看见高儿坐下来以后还笑了哩。”汉生笑着说：“可不是吗！”晓鹏说：“这儿的贫下中农到底是怎么想的啊？”后来他们注意观察，发现批斗会以后人们照样说说笑笑，属于贫下中农的一些人还是喊地富分子“哥”呀“爷”的，有的聊天还聊得满投机哩——阶级阵线一片混乱！对此，钟佩文他们一开始真是看不惯，也看不懂。问邓火生，他只说贫下中农觉悟低；可他自己也是一样。后来他们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也一改严肃的面孔，跟地富分子、地富子弟说话、递烟、下象棋。若干年后，当他回忆起受的这些“再教育”时，真是哭笑不得。 他们还受到一种更让人哭笑不得的“再教育”。他们发现男人们永恒的话题就是“吃”（当然，地富分子绝不敢谈，怕说他们怀念失去的“天堂”）。在田里地里劳动时，人们往往回忆哪一次在哪里吃了一顿饱饭，什么“帮别人修屋，一日三餐酒，中间还喝两次茶”（这里请人帮忙做事，常把“加餐”叫做“喝茶”）；什么“帮别人插田（插秧），吃糯米饭，吃了两三碗”。更有甚者，居然说什么“我那次吃粑——是哪一年记不得了，哦，是旧社会，我一次就吃了七八个，还喝了两碗糯米稀饭”……各人说的时侯，眉飞色舞，嘴巴直咂磨，好象正在吃哩。他们所说的有多少真的，有多少是想象的，已经无从考察；但是，在那半饥半饱的年代，这样说说的确可以让人的肚子过过干瘾。起初，钟佩文他们不明白这些贫下中农怎么总是在谈吃的，连旧社会吃的经历也谈得津津有味。这些人的政治觉悟都到哪儿去了！更让人不可理解的，是那些参加劳动的干部听见了也从不制止，听之任之。后来他们才逐渐明白过来。原来在这个地方知青每人每月粮食定量是六十五斤谷（按百分之七十算，折合大米四十五斤半），加上一斤谷子可换五斤红薯，或洋芋（土豆），或若干豆子，钟佩文几个当然足够了。可农民就没这个福份喽。他们定量很低，农忙时劳力也就四十斤谷子，非劳力只二十八斤；此外，还要从口粮中扣除一部分做工分粮。劳力多的家庭还好一点；那些劳力少的家庭就可怜了，而为了让劳力尽可能吃得稍微饱一点，其他成员就只得忍饥挨饿。双抢后的一天，隔壁的一个四五岁的小孩细毛子（这里做父母的往往爱把小孩或幺儿子叫“毛儿”；即使幺儿子年纪很大了，也这样叫，以示疼爱），老是站在门口，看着他们几个吃饭，嘴里含着食指，眼睛睁得大大的——显然是饿了，因为他和他奶奶、小姨常常一天只吃两顿饭。汉生实在看不下去，就把自己的饭给细毛子吃了。细毛子只扭捏了一下，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钟佩文和晓鹏赶忙把自己的饭匀给汉生吃。第二天，细毛子的奶奶就送过来一碗酸菜和一碗辣萝卜丝，还流着泪表示感谢。后来在吃饭的时侯却再也没见细毛子过来。他们三个无法理解，种粮食的居然老是吃不饱饭。由此，他们明白了当地农民为什么老是谈“吃”。而与“吃”有关的一件事使他们更为震惊。有一次，他们听一位老贫农忆苦思甜。那位老贫农先诉旧社会的苦，说那时候吃不饱穿不暖，成天“打饿肚子”（挨饿），真的叫苦；可五八年更苦，三年灾害时候还要苦……钟佩文以为自己听错了，怎么诉起新社会的苦来了呢？那是建设社会主义过程当中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呀，怎么能说比旧社会还要苦呢？事后，他们找队里的一位出身贫下中农的年轻人询问。起初被问者笑而不答，后来被问急了，就说：“反正我家是贫下中农，我不怕！你们说，老打饿肚子还会甜吗？”对呀，老饿肚子怎么甜得起来呢？难怪！ 第二章 男女关系 （接上页） 男人们另一个永恒的话题就是“男女关系”，谈得眉飞色舞，绘声绘色。在田里、地里劳动时，男人们常常议论这种事。例如谁结婚那天晚上搞得太狠，把床弄得咯哩嘎啦响，外面都听得见；谁把老婆搞得不能起床；谁有阳痿，老婆气得边说边哭；谁打皮袢被逮着了，罚他喝凉水，从此落下重病……他们议论起来无所顾忌，有时声音还挺大。开始，钟佩文他们觉得这些乡下人很无聊，这样的事怎能在大庭广众面前谈呢？后来，也许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吧，钟佩文他们三个不反感了；不但不反感了，还参与旁听，还跟着笑。原来他们终于弄明白了，这里人基本不看报，也很少听广播，又对革命问题不关心，所以精神生活十分单调而贫乏；而“吃”和“性”这两个问题能引起莫大的关注和兴趣，因为这些问题毕竟太现实了，任你是甚等样人都无法回避。后来经过好多年，钟佩文进一步认识到，“吃”和“性”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人类面临的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其他一切问题都由此派生而出，人类文明就是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创立起来的。此是后话。 钟佩文时常思考有关民间文学的问题。他发现，民间文学的内容竟然也就是“吃”和“性”这两个方面。例如，一家人家本来生活很苦，后来救了一只小燕子，小燕子给了他一粒南瓜种子，他种下了，不久结了一个大大的南瓜，打开南瓜，里面满是金银财宝，从此这家人家就过上了好日子。这一类故事多得很。这是有关“吃”的方面；在“性”的方面，又如，一个富家小姐爱上了一个穷家子弟，或一个富家公子爱上了一个穷家姑娘。这一类故事也多得很。钟佩文把自己的看法说给汉生、晓鹏听，他们也认为是这么回事儿。钟佩文说：“看来，这里人老是谈论吃的问题和男女关系问题是正常的喽。”晓鹏说：“应该说是正常的，生活嘛本来就是这些事儿。”汉生说：“不光民间文学写的是这两方面的内容，就是那些世界名著写的也是这些内容。举个例子吧，托尔斯泰的《复活》——嗳，‘复活’这个词俄语怎么说的啊，佩文？”钟佩文说：“жизнение.”汉生说：“喝，还记得哩——里面写了聂赫留道夫和马斯洛娃的爱情，这就是‘性’；里面还写了乡下农奴的生活，就是‘吃’。也写了一些革命者，这些革命者革什么命呢，还不是要解决老百姓‘吃’的问题。有一个革命者还跟马斯洛娃好上了，这又是‘性’的问题。据我看，其他世界名著也是写的这些内容。不信，你们自己去看。”听了汉生的这番见解，钟佩文十分惊讶，没想到这位六六年对鲁迅小说也持批判态度的金汉生在两年多以后居然有这样高水平的认识！看来，他在六八年偷偷读了那么多小说不是读着玩儿的，是动了一番脑筋的。 在陈湾，他们也受到了正面的“再教育”。从插队的第三天起，钟佩文他们开始过起农民的生活。像农民一样，每天出工，自己烧饭；逢一号十五号放假，要跟社员上山砍柴。钟佩文第一次上山，小队长只帮他捆了两小捆柴。他嫌轻了，叫再加点。小队长笑着说，够了，够了。钟佩文心想，你看我文诌诌的，以为我不行吧，好，我就挑给你们看看。他把冲担往肩上一搁，挑起来就轻松自如地下山了。哪知，走着，走着，就感到肩头总有什么东西在梗着，梗得好疼；可用手摸摸，又什么也没有。他当时哪里知道，他那从不走远路挑重担的嫩肩膀，被磨得生疼。这且不言，他还累坏了，直喘粗气，两腿颤抖，连连换肩，惹得过往行人大笑不止。他觉得好没面子。特别让他恼火的是在离陈湾一里多路的地方竟然有一座山（其实只是一个小土丘，曾走过一两次，没觉着高哇），故意戳在那儿等着看他的笑话哩。他并不怕，因为他有登山的记录。六五年，他班上在东湖搞民兵训练，他和许多同学一口气冲到磨山顶上，并不觉得累呀。大串联的时候他和汉生、晓鹏还翻越过秦岭哩！那山多高啊，是南北气候的分界线哩！跟秦岭比，眼前这座小土丘算得了什么？就是跟磨山比也只算个矮冬瓜。这次他也要像当年一样往上冲。可是，他冲到一半就不行了。怎么搞的？这座“山”怎么就这么难上呢？他先是想冲上去，可仍然上不去；后来他就自己给自己打气：“快上吧……快到家了……到家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做饭吃了……”就这样，他终于上去了。以后，他上山砍柴、插秧割谷、或干其它的活儿，累了，就这样鼓励自己。那次回家后称一称柴火，只有三十七斤！左邻右舍都笑得不行了，说等晾干了也只够烧一顿饭的。钟佩文自然羞愧难当，想不到在农村生活居然也有这么难！以后在劳动时就有意挑重些，想把肩膀磨练出来，再由挑柴来检验自己锻炼的程度。过了几个月，他逐渐能挑到七、八十斤了；双抢时，他已经能挑谷把子了，每担一百斤（是特意为他捆小一点，其他人挑的一般在一百五十斤上下），无论在田里的稀泥中，还是在坚硬的路上，都能走得稳稳当当；偶尔也挑一百四五十斤，当然走路走得一歪一跛的。他有些难为情；但社员们常常以爽朗的笑声对他表示肯定。他因此干得更欢了，能力也更强了。 他还感受到队里人富于人情味的一面。那是六九年双抢时候的事。有一天真是热得出奇，这对收割早稻大有好处：上午割完，吃中饭时晒干，中饭后就好去收。人们来到田里，队长数一数来了几条冲担（“冲担”这时指的是能挑谷把的男劳力），就分了工。有人抱谷，有人捆谷，有人挑谷——大家就忙开了。天太热，个个汗如雨下。钟佩文他们几个才不想去抱谷哩，那是妇孺小孩干的活儿，三个大男人混在里面，太丢人啦；再说，挑谷正是锻炼自己的好机会，怎能错过？所以他们三个不顾劝阻，坚持挑谷。一次，钟佩文挑谷到上孟湾附近的打谷场，放下担子，舒服地喝着用中草药配制的解暑茶。这时，听说富农子弟旺生病了，想请假休息。他问旺生回去没有。高儿说：“在我家坐着哩。”钟佩文端着一小竹筒解暑茶跑到高儿家去，只见旺生闭着眼靠在堂屋右边的墙上直哼哼。钟佩文说“你病啦？”旺生睁开眼睛，用手握住钟佩文左小臂，点了点头，说：“是呀，佩文，我病了。”钟佩文他们和这里的社员相处久了，社员们早就不喊他们“同志”了，而直呼其名。钟佩文感到了他身上过高的体温，就把茶递给他喝。他接过茶一饮而尽，还连连道谢。高儿的妈说：“旺生，有病就休息，怕什么呢？实事求是嘛！”旺生只是摇头，眼里流出了泪水。钟佩文走出高儿家，正好看见陈队长来了。陈队长向钟佩文询问旺生的病情，钟佩文如实报告，还说：“让他休息吧！”陈队长有些犹豫。高儿的妈出来了，也说：“老陈哪，旺生家就他一个整劳力，他要是倒了，让他老婆孩子怎么办呢？”旁边几位社员也围了过来，看着陈队长直点头。这时，贫协组长来了，陈队长跟他一合计，就叫旺生回去吧。旺生听到准信，拿起冲担，戴上草帽，就回家去了。以后，旺生对钟佩文特别客气，令他的孩子管钟佩文几个叫“爷”，就是叔叔。 钟佩文在乡下还有一次当民工的经历。六九年四月初，小队贫农协会组长带一帮人上水利——去修沙溪水库。一天，有回家拿酸菜的人要他给金、胡二人送米和酸菜。临走时，他跟小队长说，去了就在那儿干一段时间。队长同意了。于是，他兴冲冲地去了。队里的人住在水库脚下的黄湾。当晚，营部（那时民工按军队编制，小队是排，大队是连，公社是营）开大会。会场上吊着一个瓦壶，里面装满煤油，在壶嘴里塞进灯芯，就当灯用。一位负责人表扬金汉生，说他革命干劲最高，一天运了五十六车（手推车），比本地的劳力运的还多，接着就骂本地人连知青也不如，要他们向金汉生学习，还说明天要检查，看谁偷懒。第二天他果然来了，亲自督战。钟佩文先是挖泥土，后来看见汉生、晓鹏推车跑得可欢了，就不想挖了，也推起小车来。开头几车由于没摸准这种车的特性，路上老是翻车，泥沙泼了一地。他还得一捧一捧地装上车，大大增加了劳动量，他觉得好累。到后面就更吃力了，主要是上坡难。水库高几十米，坡很长，有不少地方还较陡。他常常推到一半就得停下来擦擦汗，免得眼镜掉下来。民工们看着好笑。也难怪，在成千上万的民工中只有这么一副眼镜，本来就引人注意，再加上停车擦汗擦眼镜，谁看着都忍不住要笑。钟佩文倒也无所谓，反而“因祸得福”。原来上级特意在坡陡处安排了一些媳妇和大姑娘帮着民工拉车。她们往往一边笑着，一边帮他拉，你一把，我一把，他也就上去了。她们问钟佩文有没有爱人（这儿的人把未婚夫、未婚妻也叫爱人）。钟佩文说没有。她们就笑着说帮他找一个，问他要胖的，还是要瘦的，要白的，还是要黑的。他乐得和和她们打趣，就说只要你们这样的，并指着一个又白又胖的小媳妇说：“就要她！”。惹得她们嘻嘻哈哈笑个不停。后来，只要一看见钟佩文上来了，她们就跟那个白胖小媳妇说：“快去帮忙，你老板来了（这儿的人把丈夫叫老板，把妻子叫堂客）！”那天上午他推了十四车。小队里有人干得少点，怕挨批评，就跟他攀比。贫协组长气得把他们喝骂了一顿，说：“你去跟汉生比呀，怎么不比了？佩文身子弱，你就跟他比。他才来几天呐，你干了这多年，有脸！你多干点，标工米也多得一点，别人也拿不去。”旁边的人也嘲笑那个人。眼见此情此景，钟佩文感动极了，一吃完中饭就干，下午运了十六车。他好累，吃了晚饭就躺倒在统铺上去了。这儿的统铺十分简陋，就是先在地上并排打进几个有丫口的木桩，横着架好手腕粗的树杆，再沿着树杆放上比腕子稍微细一点的树棍——树棍排得并不密，有一寸左右宽的间隙，然后把稻草一铺，上面再铺上棉被。这就是统铺了。城里人是没法睡的，可民工干活干累了，躺上去就着。钟佩文就是这样的。 模糊间，听到外面人声鼎沸。汉生进来喊他快起来，说“九大”开幕了，广播里正播发公报呢！哦，他一骨碌爬起来，把脸摩挲了几下，就跟着汉生冲出去了。外面是一片欢腾的景象，人们在公路上、田堰上、湾子里游行，振臂高喊欢呼九大召开的口号。 钟佩文被这种热烈的气氛感动了，他想写一首诗来表达自己的感情。想来想去，他写了如下几句： 绿色的使者来到人间， 轻盈的步伐将各处走遍。 面对春风，我放声朗诵 阳光写在大地上的诗篇。 他看着改过的诗，得意极了。他把诗给汉生、晓鹏看。他们看了都赞不绝口，尤其欣赏“阳光写在大地上的诗篇”这一句，说气魄大多啦。钟佩文特意告诉他们，这一句是针对拜仑“阳光写在湖面上的诗篇”而改过来的。他们都笑了，汉生说，还是夫子会转文。 从那天以后，排里几乎天天晚上学九大文件，有时还学得很晚。不过，民工学文件兴趣不大，往往你念你的文件，我睡我的觉。领导也不管。他们知道，民工们干得很辛苦，太累，想多睡一会儿养养精神。钟佩文几个跟民工一样，听着听着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大家把这种现象叫“会议催眠症”。 七0年五月，武汉一家工厂来招工，钟佩文他们三个都被初选上了，到区里体检过。体检完毕，场方要知青们等待复查。六月下旬，汉生、晓鹏接到通知去漕河县一招见厂方来人。他二人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佩文同行，十分奇怪。在漕河，汉生问了厂方来人才知道，钟佩文的姐姐、姐夫当时正在鄂城磨刀矶一打三反学习班挨整，钟佩文属于政审不合格，厂方不能要。为此，钟佩文消沉了好多天。不过，他很快想开了，觉得姐姐、姐夫的问题迟早会解决的，只要他们的问题解决了，自己招工的事不就解决了吗？他仍然愉快地生活着、劳动着。后来，姐姐知道了这件事，总觉得对不住自己唯一的弟弟，好象自己做错了什么事似的，所以对弟弟更加关心、爱护。这也是钟佩玉下决心要把弟弟弄到鄂城的一个原因。 六月，全区搞挖渠大会战。樟树大队民兵连驻扎在离大队三十里外的张湾。小队长要他送一百斤柴去。他二话没说就上路了。这时他仍然显得很文弱（为此，大队没要他去参加大会战，只要汉生、晓鹏去了。这两位也是精神抖擞地去的），但挑一百斤柴已不在话下了。再说，在公路上没人监督，想走就走，想歇就歇，多美的差事啊！不过，他觉得没去参加大会战就已经占了便宜了，要是在路上偷懒，就太不像话了，越是没人监督就越要自觉革命，所以他路上只休息了一次，就一口气到了张湾。 在张湾他才知道大会战苦到什么程度。他看见有好几十号人病倒床上，发烧的，头昏的，拉肚子的……，民兵连长大声念着毛主席语录“备战备荒为人民”、“要准备打仗”，接着焦急地作动员工作，要求病倒的人坚持上工，说轻伤不下火线。钟佩文感到惭愧，当即请战。民兵连长拍拍他的肩膀，夸了他几句，说他眼睛不好，又说你们知青已经出了两个了，就算了吧，回去照样干革命；还夸了汉生、晓鹏表现不错，没请过一次病假，没发一句牢骚，比一些社员还强。这些话明显是说给那些社员听的，也确实起了作用，就有不少人当即起身拿了工具就走。民兵连长告诉钟佩文，动员生病的人上，也实在是没办法，任务太重，人手不够，只好硬着心肠这样做。他摸了民兵连长的额头，感到微微发烫，心中充满怜惜和敬佩之情。 八月底，全区又搞挖渠大会战，大队民兵连驻扎在五里外的三石。这次，小队长派钟佩文去了。他挑着被子、脸盆、白米、腌菜和箢子，先到大队部去集合，再一起开到驻扎地。他这回是从皮肉上体会了大会战的艰苦。每天天不亮就出工，早中饭都在工地吃。白天在巨石上打炮眼装zha药，天黑了收工，点药炸石；第二天搬走石头，再打眼装药。晚上吃罢饭，洗澡、洗衣、乘会儿凉，已到了十一、二点，上chuang就寝，到次日出工，仅能睡四、五个小时。上工时，打哈欠的特别多；中间休息时没一个人说话，你只能听见阵阵鼾声。这些农民，六月份苦干了一个月，七、八月搞“双抢”（抢割早稻，抢种晚稻），八月底又搞大会战，忙得脚不沾地。可大队、公社的领导还嫌进度太慢，常来巡视，一来就催促上工。一些贫下中农一面低声咒骂（也只有贫下中农敢骂几句），一面赶紧起来上工。钟佩文是知青，受到特殊关照。在第一天晚上的动员大会上就有人提出他是知青，可不可以照顾一下；大队干部二话没说，当即拍板，允许他天亮以后出工，不定具体任务，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干了多少就是多少，而工分仍然是十分。这让好多小伙子、大姑娘羡慕得眼睛喷火。就这样，他还觉得好累。当然累呀！吃的是没有一点营养的腌菜，干的是超负荷的活儿，怎能不累？社员们告诉他，这次真算好的，六月份那次常常一天只能睡两个钟头；有一次睡了两个半钟头，领导说是看大家太累就照顾一次。钟佩文听了，心里暗自庆幸，也才知道为什么那次有那么多人生病。因此，他干得十分卖力。他觉得不干好，实在对不住人。社员们对他真不错，时时处处照顾他，还常夸奖他“不爱懒”。有一个人“邀”他挑两百多斤的大石头，他欣然接受挑战。可还没开始呢，社员们马上就斥责那个人，说城里人不懂，难道你不懂吗？挑这么重，把腰压坏了怎么办？有个平时爱开玩笑的社员对他说，小心压坏了腰，将来上chuang没用，讨了老婆也管不住。说得大家开怀大笑起来。好多年后，他一想起这件事，心里仍是热乎乎的，万分感激。这些农民自己累得要死，却不让一个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人过于受累。怎么解释他们的行为呢？钟佩文找不到美好的词语来解释；找汉生、晓鹏解释，也是一样。想来想去，他只能说：他们的心，真好！ 九月上旬的一天，大队通知他说，公社中学的书记找过他，要他当老师。他想，一当上老师，就回不了武汉了，这可是人生的转折点呐，怎么办？经过一夜的思想斗争，他做出了他一生中最重大的一个决定：不回武汉，就留在这穷乡僻壤当教师，把自己从劳动人民手里学来的文化知识再传授给他们的子女。尽管他早有扎根农村一辈子的思想准备，但做出这个决定后，他心里仍然是有些难受的。不过，他很快就从私心杂念中跳了出来，狠批了自己的私字一闪念，还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革命信念不太牢固，要继续斗私批修。第二天，他沿着公路来到区辅导组，坦然地向辅导员谈了自己思想斗争的经过，表示了自己的决心。辅导员对他大加赞赏并通知他准备去黄冈师范学习三个月。临行那天，金、胡二人送他上车，相互珍重道别。一些社员恭喜他跳出“农”门，不再捏锄头把了。 在黄冈师范学习期间，他接到金、胡二人的信，说他们已回到武汉进了工厂。他一时之间无比惆怅：今后将要和两位最要好的朋友天各一方了，再也不能朝夕相处啦。但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他再一次问自己，他这样的选择是对呢，还是错了？很快地，他又一次狠批了自己头脑里的私字，精神又振奋起来。他为自己在思想革命化上又取得的胜利而自豪。 后来，时移势易，他被审查了两年，这样他不得不又问自己：自己的选择是对呀，还是错了？这次他回答不了自己了。说错了吧，等于否定了自己。这是他死也不情愿的。在学习班里就有人昧着良心说他留下来当老师不是为了干革命，而是因为受不了农村的苦。特别让他痛恨的是汪兴无说过好几次。这等于否定了他。他恨得咬牙。为此，他反驳过。得来的是革命动力们轻蔑的微笑。这很伤他的自尊心。说对了吧，现实让他难堪无比。原本打算留下来干革命的，谁知却成了革命的对象。他已没有刚参加工作时的革命豪情了，只带着满腹的委屈、迷惘、忧虑、愤怒，走上前途未卜的人生旅程。 “什么在前面等着他们呢？”这几天，这句话老在耳边回响。他有点害怕，因为这是魔鬼说的话。这句话是苏联的肖洛霍夫说的。《*同志委托*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里说过：“肖洛霍夫是修正主义文艺的鼻祖，要敢于碰他。”他在黄冈师范学习时就“碰”过那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曾批判肖洛霍夫精心培植的大毒草——小说《一个人的遭遇》。 那是一九七0年十月的事。他正在语文排（当时黄冈师范按军事编制分班）进修。那时，每天的生活日程安排得很充实：早晨六点钟起床，十分钟后就去操场集合、跑步、做操，然后解散回寝室整理内务；六点四十五分上早自习，七点半下课、吃早饭；八点钟到十一点半上完课，就吃中饭，吃完中饭就休息到下午两点钟再上课，一直到四点四十五下第三节课；五点半钟吃晚饭，接着是自由活动，七点钟上晚自习，直到八点半下课回寝室，九点半钟熄灯。这是通常的安排。有时要从事一些其他活动，如参加劳动、访贫问苦、请人做报告、庆祝国庆和学习结束的汇报演出，就改变通常的生活日程。对这样充满政治色彩和文化意蕴的生活，钟佩文自然是相当惬意相当满足。这是他喜欢的生活。他抓紧时间学习着，还利用挤出来的时间干他喜欢干的事。他喜欢干的事有两件：一是教样板戏。他自幼听京戏听得多了，唱起来韵味很正。他打小就想当个演员，只是因为嗓子不太好，加上他爸爸不想让他干唱戏这一行，所以他就没进演艺圈。对此，他倒从来不抱怨，以后就把哼唱戏文当成业余爱好，时不时就来几句。那年在武昌县乡下劳动，他就给社员们来了一段《今日里打渔在河下》。现在在黄冈师范学习，有了出风头的机会，他自然要表现一番嘛！在一件事就是批判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 他在读小学时就看过连环画《一个人的遭遇》。那时他对主人公安德烈在卫国战争中的遭遇深表同情，觉得这个人真可怜，一个完整美好的家庭被法西斯给残酷地毁灭了。后来听说这部小说拍成了电影，他很想看看。那时，他们这一代人特爱看苏联电影。他最爱看四类片子：一是史实性的片子，像《列宁在1918》、《伟大的公民》、《斯大林格勒战役》、《基辅姑娘》等；再一是战争片子，像《丹娘》、《坚守要塞》等；第三是反映少年儿童的片子，像《战火中的少先队》、《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丘克和盖克》等；第四是反特的片子，像《山中防哨》、《在伯爵的废墟上》。对言情片他是从不问津的。他非常希望能看到电影《一个人的遭遇》，可一直未见公映。后来听说这部电影有问题，只在内部放。他是中学生，自然是看不成的了。他一直想看一看原作，看它究竟有什么问题，可一直没有机会。现在他在黄冈师范学习，看到报上登有几篇批判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文章，就又起了看《一个人的遭遇》的念头。他试着问排的辅导员，师范图书馆里有没有这本书。辅导员答应找找看。也是他运气好，辅导员找到了。他好高兴，忙向辅导员表示感谢。 这本书的封面很简单，画面上一个复员军人，背着行囊，吸着香烟，带着一个小孩。画面的气氛是凄苦的。他没有被这种表面现象所迷惑，他要找出这棵大毒草里面的“毒”来。他花了一个星期的课余时间，仔细阅读，深入思考，根据所学到的关于无产阶级文艺的观点，果然看出了小说的“毒”： 作者塑造了一个苏联人民的可耻叛徒——安德烈。德国法西斯侵犯他的祖国，他应征上前线，不是斗志昂扬，而是悲悲切切。车站一片哭泣声，所有上前线的人都是哭丧着脸。他的妻子死死抱住他不愿放手，泣不成声。他先是觉得很不好，推开了他妻子；可他妻子在楞了一下之后，又发疯似地扑上来拥抱他，而他也把妻子紧紧抱在怀里。上了前线，战士们很少不怕死的，有的人写信时眼泪鼻涕竟然把信纸弄得一塌糊涂。他们一接仗就败了，很多人被俘，一些人被俘时还赤着膊，样子极其狼狈，全没有轩昂之气。安德烈本来躺在路边装死，后来见敌人向他走过来，就站起来当了战俘。敌军官为庆祝斯大林格勒即将陷落要他喝喜酒。他非但不严辞拒绝，痛斥敌人，反而一饮而尽，以致于敌军官都对他变得慈祥了。作者为了让这个叛徒后来回到苏军部队的情节有合理性，就捏造了一个不合理的情节：敌人让他给一个军官开轿车，而他把敌军官灌醉后就一车子把敌军官送到苏军阵地上。作者显然想以此为可耻的叛徒安德烈开脱。安德烈的儿子阿纳托利在苏军冲击柏林的战斗中壮烈牺牲，战友们为他儿子举行隆重的葬礼。在葬礼上，他不是痛恨敌人、激励将士，而是说埋葬了儿子也同时“埋葬了他最后的希望”，完全没有革命者的气概。战后，他的家人全死了，他孤苦伶仃的。不久，他收养了一个孤儿，但生活苦不堪言，不得不四处流浪，寻找谋生之地。他不断询问自己：“生活啊，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为什么要这样惩罚我？”整篇小说以凄凉开头，以凄凉结束，基调悲凉无比，全然没有战争胜利后欢欣鼓舞的气氛。 这个安德烈丢尽了苏联人民的脸，可肖洛霍夫对这个叛徒寄予极大的同情。结尾处借一个苏联军官之口感叹地说：“什么在前面等着他们呢？” 钟佩文抓住这句话进行批判，写了一段笔记：“修正主义文艺的头子肖洛霍夫紧锣密鼓地配合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卖力炮制所谓‘解冻文学’，抛出《一个人的遭遇》。这个阴险恶毒的家伙在这部小说里，竭力挑拨苏联人民不要去申讨法西斯的罪行，却念念不忘战争给自己带来的苦难，进而诱导人民去反对斯大林。好像苦难不是法西斯造成的，而是领导人民进行抗战从而彻底打败法西斯的斯大林。斯大林是苏维埃国家的伟大元首，是苏联卫国战争胜利的旗帜和象征。肖洛霍夫把矛头指向伟大的斯大林，又何其毒也！” 他觉得意犹未尽，又用了一周的时间，写了一篇五千字左右的批判文章，系统批判《一个人的遭遇》，特别是批判小说结尾处的两段话： 两个失去亲人的人，两颗被空前强烈的战争风暴抛到异乡的沙子，什么在前面等着他们呢？我希望，这个俄罗斯人，这个具有不屈不挠性格的人，能经受一切，而那个孩子会在他父亲的身边长大，等他长大了也能经受一切，并且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如果祖国号召他们这样做的话。 在战争的几年中上了年纪、白了头发的男人不仅仅在梦中流泪，他们在清醒的时候也会流泪。这儿重要的是要及时转过脸去。……这儿最重要的是不要伤害孩子的心，不要让他看到在你的脸颊上怎样滚动着吝啬而伤心的男人的眼泪。 钟佩文认为，这两段话最恶毒。第一段简直就是挑拨苏联人民起来反对斯大林。你看，“孩子长大”正是苏共二十大以后，“障碍”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祖国号召他们这样做”就是指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蒙蔽苏联人民反对列宁斯大林创建并巩固的社会主义制度。第二段渲染战争的苦难，宣扬战争恐怖论。 他把自己的批判文章给排辅导员过目。辅导员看后，大加赞赏，还修改了几处，并且拿到排里去宣讲，要大家都这样主动写批判文章，提高自己的分析能力和写作能力。同学们以赞赏的眼光看着钟佩文。他当时非常兴奋与自豪。 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打了鬼却也被鬼缠上了。从此以后，那两段话就深深地印在他的心里。以往他回忆这两段话，是边回忆边批判的。可今天又回忆起这两段话，竟然鬼迷心窍，已无批判的意思了，反倒有了认同之心。尤其是“什么在前面等着他们呢”这句问话，只要删去一个“们”字，等于就是对他说的。这是怎么搞的？这就是否定之否定规律吗？太可怕了！该死的肖洛霍夫！你这个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头子！我和你远隔万里，你为什么还要缠着我呢？可回头一想，又觉得是自个儿的问题：人家又不认识你，是你自己找上门去要人家缠着你的，怪谁呢？他想，我怎么会跟那个家伙联上的呢？唉，是得注意，资产阶级的影响、修正主义的影响确实是无孔不入的呀。好厉害！好厉害！是要注意！绝不能被它们腐蚀拉拢了，绝不能！不然，反革命分子会向你招手哩！ 不管他怎么胡思乱想，现实的处境逼得他不得不一再思索那句问话： “什么在前面等着他呢？” 他想：“这的确是个现实问题。什么在前面等着我呢？要说起来，安德烈比我还强些，他是两个人，而我呢，只有一个，茕茕孓立，形影相吊。怪可怜的！”想着，想着，他眼前出现了一幅画面： 正在踽踽而行，空间极其辽阔，所有的行李被捆成一捆压在他身上。天寒地冻，前面弥漫着浓浓灰雾，里面似乎有什么怪物隐藏着，可是看不见。这时，响起了画外音，音调苍老、悲怆： “一个远离亲人的人，一颗被强烈的革命风暴抛到异乡的沙子，什么在前面等着他呢？我希望，这个倒霉的人，这个挣扎在人生路口的人，要经得住考验，不要沉沦，并且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如果祖国号召他这样做的话。” 有人在唱歌,非常凄婉： “蹒跚地，怅惘地， 心里是欢喜，还是悲伤？ 路漫漫，雾沉沉， 前面是阳光，还是罗网？ 阳光普照的日子多么美好， 在绿色的原野上奔跑、歌唱。 可如今背着沉重的包袱， 走向那迷茫的远方，远方……“ 他沉浸在歌的意境里，心动神摇，想哭，想叫。他对着青天大喊：“生活啊，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为什么要这样惩罚我？我为什么要受这样的待遇……” “喂，喂喂！”司机把钟佩文摇醒，“你在叫什么？沙溪到了。把行李拿好，快下车！我还要赶回漕河哩。” 钟佩文摆了摆头，虽然仍带着点迷糊，但伤感的情绪依然不减。他左手摘下眼镜，用手背摩挲着额头，右手提着行李，跟着别人下了车。外面早站着不少急不可耐的人了。 第三章 沙溪镇 这里没有正儿八经的车站。汽车来到这里，在镇口外一处平坦的地面上停下，就算到站了。旅客下了车，各自奔向目的地。钟佩文挑着行李，向沙溪镇走去。 这天是十月二十三号。 沙溪镇全长三、四百多米，街道宽四米左右，由青石板铺成。西头是一个小小的邮电所；走过去可以看见综合厂，里面有打铁的、做木箱的、刷油漆的，他们拿工资，可算是工人阶级了；再过去，两边是小商店、土产、南货、缝纫厂；正中间是公社机关所在地，里面有一个能容纳两三百人的礼堂；礼堂面对镇的南头，有一条宽十几米的土路，土路跟环绕镇外的土路相接，呈“丁”字形，再往前延伸就跟一座石桥相连，过了石桥就进入五大队的地盘；礼堂两边有很多是社员的住房。钟佩文走过时，看见人们用友善而好奇的眼光看着他，还听见有人小声说：“是新来的老师吧？”他想：“等他们知道了我的底细以后，还会这样看我吗？” 出了街东头，就看见一条小溪，水浅浅的，清澈见底，无声地流淌着——这就是沙溪。沿着小溪旁的土坝走一、两百米，就看见了沙溪中学。 他对这个学校所知甚少，只知道两个人：一个是难兄难弟李义奎的爱人康淑芬，原来就见过几次，彼此印象极佳；另一个是老李的初中同学、党支部书记汪寿生。 钟佩文在学习班里结识了两个患难兄弟。一个是龚小斌，他是黄梅人，毕业于武汉粮食学校。他在运动中是逍遥派，两边都不沾，两边都有朋友，本来没什么事的，可是嘴巴没关严，说话常常“走火”，被别人抓住了把柄。例如他说“抓五-一六怎么抓这么多，是不是有点极左”，等等，诸如此类的鬼话多了去了！其实这些话都是在私下里议论的，听他说话的也都是他认为比较铁的朋友。可是世道乱，人心险，不知怎么搞的，他的那些鬼话还是被传出去了。这下就不得了，他被顺理成章地揪出来了，挨了不少批，从六九年起，他离开了办公室，到区里的“红旗”饭馆当服务员。一九七0年底，全县掀起一打三反运动的高潮，他又进学校班挨批。钟佩文就是在他挨批的时候认识他的，又是在一起劳动的时候熟悉的。他知道钟佩文的事，深表同情，常常在钟佩文面前谴责积极分子。钟佩文自然感到万分亲切，把他当作好朋友。 钟佩文结识的另一个好朋友就是李义奎。认识他呀，真是一言难尽！ 七0年十二月，全县在三角山召开批陈整风大会，办学习班讨伐“五-一六”和“决派”。山上本来就比山下冷，冬天则更冷。开会时要把大腿捂在被子里，或提个烘笼，否则就坐不长。但人们被一种与阶级敌人血战到底的火热激情所鼓舞，身上热，脑袋更热，自然不把冷放在心上。 这次运动先是放包袱，人人过关；放完了，还要深挖思想根源，非红五类的还要从祖宗八代挖起。领导说了：除了毛主席，其他任何人的脑袋里无一例外地存有剥削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流毒；如果不好好改造自己，就一定会出问题，甚至走到人民的对立面上去；因此每一个人都要严肃而正确地对待自己，先做革命的对象，放了包袱，再做革命的动力，以便同刘少奇、陈伯达以及他们散布在各地的走卒斗争到底。领导们带头放包袱，党员、团员和一些写了入党入团申请书的人也跟着放了包袱。钟佩文受到感染，非常激动。他原本就想在批陈整风中表现一番，就毫无顾忌地放了一通，把自己在*中的错事兜底诉说一遍，最后还诚恳表态：“虚心接受同志们的批评，请同志们帮助我轻装上阵干革命。我一定要同一小撮政治骗子刘少奇、陈伯达之流斗争到底。”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他没能跟刘少奇、陈伯达之流做斗争，却被别人当作刘少奇、陈伯达之流一伙的给揪了出来，还被批了几次。他心里那个怨呐，找领导申诉过几次，不是遇到冷若冰霜的脸，就是遭到大声呵斥。正当他无比沮丧的时候，有人点拨他：运动当中都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你放心，运动一完，你还是教你的书。他一下子放心了，就老老实实地听批判，还认真记笔记、写心得，在劳动中专拣重担挑在肩。学习班接到一个任务——修水库，要大干五天。他像很多人一样挑着担子飞跑，连膝盖也跑肿了，做到了“革命加拚命，拚命干革命”。一些老师都夸他，说他插队几年有收获，像个劳动的样子。他自然喜滋滋的，尽管没得到一次表扬（按当时流行的道理，革命对象好好劳动是应该的，谁要他们犯错误呢），依然干劲冲天。一次，樟树公社中学的邵老师和几位同事打夯，边打边唱着号子。老邵出于同情，把钟佩文唱进去了，唱词是： 还有那，钟佩文，知识青年， 不回城，留下来，当了老师。 …… 钟佩文听见了，心里好感动，挑着担子跑得更欢了。可后来听老邵说，他挨了批评，说唱谁不好，偏偏要唱这个有问题的人。钟佩文心里挺不是滋味的，但他很快就不计较了，他决心用行动来证明自己是忠于毛主席忠于党的，是努力改造世界观的。也是的，在戏班儿生活，在旧学校读书，也就是说，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长大，受封资修的影响肯定相当深，所以应该彻底改造世界观，这有什么不好？挨几句批判就受不了，就闹情绪，这绝不是一个革命青年应有的态度！这就不是全心全意干革命了！只要自己态度好，解放起来就会快。他认为那一天将很快到来！ 可是他又一次做梦也没想到，对他的审查竟然一拖就将近两年！ 他完全懵了，接着就烦了！ 李义奎比钟佩文的处境更糟。他是富农的儿子，就理所当然地被认为阶级本质有问题。他在广济师范读过中师。听人说：这家伙并不感谢党和人民对他的培养，却顽固坚持其地主资产阶级立场；更可恨的是，在*中他竟然跟五七年有右派言论的吴学儒说，一些人是跟党提意见才成为右派分子的，真是冤枉；听说武汉有人在闹，要求中央成立甄别平反委员会，给受冤屈的右派平反，从而肃清右派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于是，他怂恿吴学儒找几个人起来闹。不料，东窗事发，他说的话不知怎么给传出来了，吴学儒当面作了揭发。为此，李义奎被批了几次。这次在三角山办学习班，钟佩文在批判会上亲眼看见了这个为右派分子鸣怨叫屈的地主富农的孝子贤孙，对他恨之入骨。有人揭发，他还有作风问题，受害对象是一名初中女生。这更让人痛恨和鄙视。他个子较高，体态瘦弱，两颊塌陷，才三十多岁就满脸皱纹。别看他这副文弱的样子，嘴巴还挺硬的哩。每次挨批，他总是低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实事求是，要重证据。”满嘴的油腔滑调，好像革命群众在冤枉他似的。是可忍，孰不可忍！钟佩文见别人争先恐后地发言批判，也递条子给大会主持人，请求上台批判。主持人面色阴沉地看了他一眼，没说话。钟佩文后来才明白，自己已经没有这个权利了，除非领导特意安排。他因此伤心了几天。更让他伤心的是，领导竟把他和李义奎安排在一起住宿、学习、劳动、自我批判、接受批判。起初，他处处提防李义奎的一言、一行，生怕受反动情绪的影响，还准备一旦发现问题就去向领导报告。当时在学习班里告密成风，已经不算丑事，领导对他们态度还不错。这一点，钟佩文看在眼里，羡慕在心里，早想学哩。尽管他自己也是被监视对象，也有人在随时向领导报告他的动态；但他也想告密，从而改善一点儿自己的处境。他总认为自己跟李义奎不同：他出身城市贫民，而李出身富农；他是小将犯错误，而李是出于阶级本性而自己跳出来搞破坏，属于敌我矛盾的性质。不过，他始终没有发现这个富农儿有什么问题——事后他想，那是因为他们思想上共鸣之处太多了；倒是朝夕相处，逐渐熟悉了。他们常在一起聊天，先聊没有油盐的鸡毛蒜皮，或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再就聊文学、历史、本地民情风俗，后来就聊到敏感的问题——区辅导组和各公社中学的人事关系。钟佩文被李义奎的知识和口才所折服，由警惕到同情、再到交心。李义奎也佩服钟佩文的知识和口才，更同情他的处境。二人互相引为知己。有了李义奎，钟佩文再也不感到心灵寂寞了。 老李是个“老运动员”，见识广，经验多。那时学习班里天天批判一个说法，就是“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钟佩文很有些紧张，考虑到自己是外地人，怕当地人会害自己。老李笑着说：“不要怕，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别看批得吓死人，真那么干的人寥寥无几。谁都知道运动迟早要结束，现在整人过了份，以后被整过的人要是翻过来了，他日子怎么过呢？运动初期挨整的人现在不是都翻过来了吗？这就是经验，也是教训。谁心里没数哇？就是汪兴无这号人心里也是这么想的！就算他不这么想，他家里人也会这么想的。那些主持学习班的人总是要积极分子整人，那他们为什么不出面呢？还不是给自己留一手。你只要别跟别人结仇，别人也就得过且过了。记住！”钟佩文记住了老李的话，处处保持低调，广结善缘，果然没几个人真想害他。 有一次，老李告诉钟佩文不要老是闷头想自己倒霉的事，要快乐点。钟佩文不解地问：“在学习班里还快活得起来吗？”老李肯定地说：“当然可以。以后你注意那些挨批判的人是怎样骂自己的就行。不信，你就试试看。”钟佩文以前也听过一些挨批的人自己骂自己，只是听听而已，从没想过可以从中找乐子，可现在经老李点醒，就开始注意起来。果然，乐趣无穷！那些人，特别是有作风问题的人，骂自己骂得才有意思呢，什么“我是一堆臭狗屎，我连狗屎也不如。狗屎还可以肥田，我有什么用啊，只会害人”，什么“我侮辱了一个妇女，就是侮辱贫下中农，侮辱我的母亲和阶级姊妹啊”。有的泪流如注，有的捶胸顿足，最次的也要把眼睛揉得发红，以示诚意。他们的表演让钟佩文暗暗发笑。其实，他们平时一点也不痛苦。学习、开会时还有些收敛，只要一外出劳动，他们就照样有说有笑的，彼此还拿对方挨批时的丑态取笑。在这种场合，钟佩文常常无所顾忌地放声大笑，笑得前仰后合。钟佩文问过老李，他们这样折腾自己，难道不难受吗？老李说：“管不了哪些了，先过了关再说。家里人正盼着哩！” 若干年后，他常常禁不住回忆这些生活情景，有时想得要流泪，感到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人为了求生存而在精神上残忍地自我戕害，该是多么可怜、可悲、可恶、可耻、可叹！但愿这样的精神自戕不要重演！中国人太需要尊严了！ 钟佩文最感兴趣的是听老李讲他和他老婆的恋爱史。钟佩文知道自己当前所处的地位，早已收起了当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念头，又正值“性”趣十足的年华，自然特别爱听这一类事。老李也有一手，每次只讲一点儿，求也不行，他老说“欲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闹得钟佩文心里直痒痒的。不过，也有治的法儿。只要请他来几根香烟，他就又往下讲。真所谓“一行服一行，扁担服箩筐”。因此钟佩文每次请他讲恋爱史的时候都要带香烟。香烟不用买贵的，只要买“经济条”（九分钱），或“小凤凰（大公鸡）”（一角五分钱）就行；若是买“圆球”（一角九分钱），就更好。当地老师一般抽前两种烟，而农民普遍抽的是价钱更便宜的烟丝。有一次外出劳动，钟佩文买了一包“新华”（两角五分），刚抽出第一支，一帮革命对象就围了上来，一人伸出一把“剪刀”（食指和中指），笑嘻嘻地看着他。钟佩文无计可施，也就笑嘻嘻地把烟分发出去。他们看是“新华”，都啧啧不已，说：“这么好的烟！”说着，把烟横着放在鼻子下面嗅，一嗅就要嗅好半天，舍不得抽。钟佩文说：“这算什么！还有更好的呢。‘大中华’，你们知道吗？不知道吧？要六毛钱一包哩。”有人脸上露出疑惑的神情，说：“这么贵，谁抽啊！”又有人说：“谁抽？再贵，也有人抽。唉，我反正是抽不起的。这辈子要是能抽它几包好烟、喝它几瓶好酒，就是死了也闭眼睛啦。”大家不由得嗟叹了一阵。 老李讲恋爱史，十分投入，讲到动情时眼里充溢着泪水。他说他曾经跟他老婆讲，要是受不了这种倒霉的待遇，就离吧。他老婆每次听到他这样说，就连笑带咬牙地捶他骂他，还哭过。不过，有时候他老婆也一本正经地扳着脸说，好哇，离就离吧，不跟你这个富农儿。这时，只要老李对他老婆装出哭丧的脸，他老婆保准噗哧一声笑起来。钟佩文由此十分敬重他老婆，认为跟自己的姐姐一样。记得运动初期，姐夫挨斗了。剧团领导派一位党员就是工友老韦，找姐姐谈话。老韦第一句话就说他是代表党组织在跟你谈话。姐姐一听可吓坏了，不知是福是祸，紧张地睁着眼睛听下文。老韦说：“支部认为，王炳昆思想反动，又出身资本家，根不正苗不红，再说他师父虽说入了党，但解放前去过台湾、还到过东南亚一带唱戏，究竟去干什么谁也说不清。你钟佩玉出身城市贫民，应该为自己的前途想一想，为两个孩子想一想，为你唯一的弟弟想一想。所以，支部决定，你应该跟王炳昆彻底划清界线……”说到这里，他猛吸了一口气，明确地说：“就是……就是跟他离婚！”姐姐早已经泪流满面了，老韦的话不啻一声炸雷，震得她脑袋里隆隆直响。她差点被击倒，但她还是挺住了。姐姐没什么文化，就怕写交待，更怕上台交待问题。可今天听见要她跟丈夫离婚，她坚决不从。她想了一会儿，慢慢地说：“炳昆现在已经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了，最需要帮助，我……不能跟他离婚。”老韦听了，眼皮往下一垂，从鼻孔里长而沉重地舒了一下气，说：“那将来你和孩子们、还有你那唯一的弟弟，是会受牵连的！”姐姐仍然不答应离婚。老韦问了一句：“一边是党，一边是王炳昆，你要谁呢？”姐姐哭着说：“都要！”老韦说：“这不可能，只能要一个！你说，你究竟要哪一个？”姐姐这时已经泣不成声了，但仍然清晰地说了一句：“要炳昆！”姐姐后来告诉钟佩文，当时她脑子里只想着《铁弓缘》里的王秀英，丈夫蒙冤被发配到云南，王秀英一直等着不变心，后来夫妻终于团圆了。老韦叹了一口气，摇摇头，走开了。谁知，走了几步却又折回来，小声说：“佩玉呀，要炳昆想开点。五类分子不也活过来啦？啊！”听说，后来老韦常在私底下拿这事夸钟佩玉，说能在那个风头上挺过来，真不容易。听到的人，除了无产阶级革命感情特别强烈的以外，没有一个不感动的。 钟佩文把姐姐的事跟老李讲过，老李也肃然起敬，还说，这些女人看起来满柔弱，就像一滩水似的，可坚强起来一点也不比男人差。她们究竟冲着什么呢？冲爱情？冲良心？不好说，但有一点是绝对肯定的，这些女人都是好女人。钟佩文说，将来找老婆就找这样的。老李说，这种女人在乡下多得很，别看她们没什么文化，但心肠好，只要你对她真心诚意，她就一辈子跟定了你，绝不会变心的。 钟佩文问老李，这里有没有由组织上决定夫妻离婚的。老李说怎么没有，还举了一些例子，边说边叹息不已。他说：“毛主席讲过，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地方上的领导也常这样讲，讲得唾沫直飞。可实际上呢，老有要人家夫妻离婚的事，甚至人家夫妻不愿意而去做工作的。你说这缺德不缺德？他们说要痛打落水狗，可鲁迅说要痛打落水狗，好象也没说过要动员人家夫妻离婚吧？可现在，现实生活就是这样。你说怎么办？气死人呐！太不像话了！不过，真离的，确实少之又少。人的心里自有一杆称。学习班里有个叫吴保顺的——噢，你知道这个人，是区里土产的——他的事情你知道吧？”钟佩文说：“我知道一点儿。” 钟佩文知道这个家伙。这个家伙在*中跳得满高，得罪了一些领导。这几年办学习班整他。整了他，有的领导还不解恨，就常常找他的毛病。你想，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那时，学习班里常常办各种专刊，学习性的，批判性的，或者学习兼批判性。办刊要求形式多样，因此就有人写诗。领导中懂诗的很少，当然这没有什么关系，只要把住政治关就行。（待续） 第四章 找麻烦 （接上页）于是学习班就出过这样的诗： 一打三反的意义十分重大， 三个文件狠很打击了阶级敌人， 从而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 落实到每一个基层。 吴保顺这家伙平时好以“诗人”自居，爱诌几句歪诗——其实就是几句顺口溜，自然也就在各种“专刊”发表他的“大作”。有一次，他们土产的人上山砍柴。那天起好大的风，把地上的砂子也刮起来了。他一时诗兴大发，就随口哼了四句： 大地起黄砂， 松柏哗啦啦。 挑着担子跑， 干得笑哈哈。 就这么几句破玩意儿，算什么？可土产的领导存心要找麻烦，问题就不那么简单啦。他们派几个笔头“硬”的人在大会上点名批判，说“大地起黄砂”就是隐射一打三反运动，攻击一打三反运动搞得满天满地的黄砂，“干得笑哈哈”是在发怨气，对劳动改造心怀不满，至于“挑着担子跑”只是掩饰他咒骂一打三反运动的障眼法。接着就是把他自己交待的东西拿出来又批了一通。简直是没碴儿找碴儿！吴保顺后来对李义奎说：“我原想表现一下，让领导和同志们觉得我诚心诚意接受对我的批判，没想到会把我的诗分析成那样了！这要我还怎么说呢？” 有的领导还嫌打击不力，后来又派人动员他老婆跟他离婚。他老婆犹豫不决。有一天，他老婆在河边洗衣服，正巧碰见一个玩得好的姊妹，就把自己的心事说出来，请那位出出主意。那位一听，先埋怨她，说“你么个苕（你怎么这样傻），莫离”；然后就骂开了，先骂做动员工作的，再骂那些当领导的，骂他们断子绝孙，不得好死。真骂得够厉害的！那位妇联还骂，得怪（幸亏）当年他们的娘老子没离婚，他们才出来了；要是离了，就不会生出这些五爪猪（本地方言，坏东西、怪物的意思）来了。吓得吴保顺老婆要她别说了。那位妇联说：“怕么事（读音是sī）耶，欺负你都到了这个地步了，你还不骂他们？我是贫下中农，是捏锄头把的，他们能把我们么样？再把我么样，总不能把我的锄头把给搞掉吧？一句话：莫离！” 吴保顺老婆后来就真的没离。好笑的是，不知是谁把那位妇联的话传到吴保顺的领导那儿去了，听说他们直气得七窍生烟。不过，也没报复。估计他们认为，领导干部跟一位农村妇联计较，有shi身份。 讲到这里，老李说：“你看，农村妇联不得了吧！等将来安定了，给你介绍一个。” 对这个问题，钟佩文自有想法。他本来就是带着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的思想来到这个山区的，自然有在山区找一个的念头，即使是务农的也行。只要两情相悦，找务农的有什么不好？他从电影、回忆录里看到许多革命战士就是农村的，一个个都是英雄模范。再说，他在乡下看到一些姑娘，论容貌、身材、生活习惯、发育情况甚至说话时的腔调神态，并不比城里姑娘差，其中还有出类拔萃的，令他不由得心生爱慕。他并不嫌弃乡下人，因为他祖祖辈辈就是苏北的农民。父亲钟玉文小时候生长在农村。爷爷在世时生活还勉强过得下去，可爷爷去世以后家境就一天不如一天了。爸爸八岁那年（宣统元年），老家遭灾，饥饿难忍的乡下人把树皮、草根、芦苇根都给吃光了。奶奶万般无奈之际，带着爸爸步行到扬州谋生。一天，奶奶带爸爸讨饭，讨到一家戏班子。班主看着可怜，给他们饭吃，又劝奶奶让爸爸学戏。那年月，唱戏的属于下九流，贱称“戏子”，走这条路的绝大多数是穷人家的子弟，走投无路了，才咬咬牙干戏子这一行。奶奶觉着是该给儿子找碗饭吃，就答应了。双方签定了生死文书。母子洒泪而别。分别的时候，奶奶流着泪说：“儿啊，娘但分有一点儿法子，是不会让你吃这碗饭的。可是，唉，没法子啊！娘以后会来看你的。”爸爸说：“娘，等我成角儿了，我接您来享福。”爸爸就这样走进了梨园行。他拜师学艺，学习旦角，吃苦受罪，挨打挨骂。听爸爸讲，师爷爷经常对着正在练功的徒弟们说：“小子，得好好练呐、好好学（Xiáo）哇！不好好练不好好学，到时候可别怪祖师爷不赏饭吃啊！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呐。”爸爸身上常常被打出一块块紫饼，可肚子从来没挨过饿，因为师娘心慈，总给徒弟们做好吃的。经过多年苦学，爸爸学到了一身本事，出师后一唱便红了；年长以后就闯上海滩，在共舞台、天蟾舞台、黄金大剧院唱戏，也曾红过。三十多岁时，因嗓音失韵，爸爸就教戏授徒，常常携弟子带班子去跑码头。时逢乱世，战祸频仍，民不聊生，爸爸尝尽了人间的苦难。一九四七到四八年，苏北地区国共两军鏖战正酣。许多逃难的人东流西窜，苦不堪言，都巴不得明天一大早起床就发现天下太平了。有一天，爸爸带着戏班子（班主是他外甥女婿。因为爸爸算“老江湖”，世面见得多，辈份又大，外甥女婿常请他做主。这样，爸爸就成了实际上的班主）坐船逃难。一伙国民党的乱兵在岸边朝天放枪，命令船只停下来。爸爸被六神无主的人们推出去交涉。他心慌腿颤，一脚踩空，不幸落入河中。好在河边水浅，爸爸挣扎着上了岸。“班长们”要坐船，可船上人已坐满，爸爸哀求“班长们”高抬贵手，放老百姓一马。“班长们”毫不通融，执意要上船；一边说着，一边直拉枪拴。爸爸吓得哪里还敢说话？船主更是急得团团转，只得要老百姓下船。对戏班还算客气，允许留几个人照看衣箱，其余的人只好带着行李上岸走。爸爸带着绝大多数人下船走路。一路之上，人们急急忙忙地赶路，大哭小叫，境况十分凄惨。更让人伤心的是，为了轻装赶路，沿途丢弃生活用品。看着这些用唱戏赚来的血汗钱买来的东西被随便丢弃，个个泪下如雨，却也无可奈何，只能听天由命。那时，钟佩文还只一岁左右，只能由爸爸抱着；姐姐有七岁了，可是走长了也走不动，一路上哭哭啼啼的。爸爸也累得够戗，情急之中，想出一个点子，把带有色彩的小皮球丢到前面去，引得姐姐去追小皮球。钟佩文有时也下来追小皮球。爸爸这才稍事休息一会。爸爸穿着湿漉漉的衣服赶路，一直没脱，再加上多年辛苦劳顿饮食不周，结果落下了胃溃疡的病根。四九年上海解放；五0年，爸爸便带着家人回到阔别十三年的上海。那时节，生活安定了，更让爸爸高兴的是，再不许叫唱戏的为戏子，要叫“演员”、“艺人”还有“艺术家”。爸爸有了一种做了主人的感觉，从心里感谢**、感谢毛主席。爸爸对那些年的动荡生活是刻骨铭心的。他常对钟佩文姐弟说，当年他们确实苦不堪言，但相比之下，乡下人就更苦了，出来逃难连几个小钱也没有带的，有的人只好卖儿卖女。叹息之后，要他姐弟俩以后千万别欺负农民。而他姐弟俩不知是血脉里有农民的基因，还是受了爸爸的影响，天生就跟农民搁得来。姐姐在鄂城大小是个名角儿，可交了不少农民朋友。钟佩文刚插队的时候曾经嫌农民私心重。他亲眼看见两个农妇为争一捆柴而差点打起来，还有一大套“理论”呢，说什么“这柴（本地话‘柴’和‘财’同音）是我哈（哈，方言，抓、拿的意思）的，她要哈我家的柴，怎么行呢”，并且说明这是老规矩，希望钟佩文他们帮她说话。他们三个帮谁也不好，干脆严守中立，只在心里发笑。事后，他们不止一次地议论、嘲讽农民的私心，并且认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教育农民的确是个大问题，要斗私批修嘛。可是几年以后，他不再这么看了。他明白自己错了：农民太苦了，干的活儿重，而享受的东西差。要是跟城里人一样，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拿工资，吃皇粮，你再看看他们还会比城里人自私吗？自己当社员的时候，每次看见地上有一根树枝，或芭茅，也像农民一样检回去。为什么？因为检多了就可以少上一趟山。怎么不上山砍柴磨练自己了？不是不想磨练自己，确实是很有些累。人啊，说别人的时候个个都是英雄好汉，等轮到自己的时候还不一定比别人强哩！从此，他认为乡下人其实跟城里人一样，只是一个户口不同。因此他曾一度想在乡下找一个老婆。然而，世事不由人。如今他已是一个有政治问题的人了，长期待下去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吗？不得而知——反正凶多吉少！那些地富分子及他们在家务农的子女就不去说它了，就是那些有幸跳出农门拿国家工资的地富子弟又怎么样呢？一句话，日子不好过。老李本人不是富农，是教师，他老婆康淑芬出身中农，也是教师。可老李一直被人骂着“富农儿”，他们的孩子也是富农成分。钟佩文不明白这个道理，在一次外出砍柴的路上问过老李。老李苦笑着说：“这还要分析吗？肯定不合理。但现实就这样。我父亲是富农，我的成分按我父亲的情况来划，是富农。这说得过去，我没意见。那我孩子的成分应该按我现在的情况来划吧？可还是按我父亲的来划。这我就不明白了。难道我的子子孙孙永远是富农？”说到这里，他显然十分激动了，可又不敢大声说，看了看前面后面，才悄悄地讲：“有的中央首长也是地富资本家出身，可他们的子女为什么算高干子弟，算革命的后代？哦，我又乱说了。你……”钟佩文赶忙安慰他：“你还不相信我吗？放心吧。你刚才说的全对，我也是这么想的。”老李说：“可现实就这样。能有什么办法？这几年我老在想事儿，发现党的政策跟现实不很对号，总有那么一段差距。我们讨论的问题就反映了这个差距。还有别的差距。我不知道是我看错了，还是党的政策是有问题，还是底下的人执行政策有问题。唉，我的脑子全乱了！”钟佩文不会比他好到那里去，也够乱的了。以前还只是一种感觉，今天被老李无意中点了一下，猛然意识到，自己这几年想不明白许多问题，其实是脑子已经乱了。是呀，全乱啦！他明白，留下来成家立业绝没有什么好处。现在已经背上了政治包袱——他没想到，放了包袱以后会背上这个真正沉重的包袱——还是想办法回城去吧。城里各方面条件要好些，又有朋友。他姐早就跟他说过，等学习班结束了，立即办调动，调到鄂城来，一家人要死就死在一起。一番话直说得钟佩文眼睛涩，心里酸。他已不像学生时代那样喜欢构思充满玫瑰色彩的革命生涯了，他要冷静地面对惨淡的现实。 他把自己的想法向老李合盘托出。老李认为他想的对，是该走。 就在这次砍柴过程中，老李告诉他，听专案组的朋友说，搞专案的人笑他太幼稚，以为说得越多越好，是个十足的书呆子。他一听可气坏了。可老李开导他，说他幼稚倒并非坏事，说明他已经给人留下了“不会有更大问题”的印象，这对他尽快“解放”可能有好处。他对老李的分析很以为然。老李还告诉他，专案组的人说他不懂政治，容易糊弄。他对这话很是反感，但反感的原因倒不是贬低了他。要是以前听到这话，他会跟别人吵起来的。——本来嘛，搞了几年*，怎么会不懂政治呢？他又不是水平满低的人。可现在他承认自己确实不懂政治；要不然，他怎么会错了几次呢？他之所以反感，是因为他感到那些人所标榜的政治不对头。他认为自己被人算计了，钻了别人预先放好的笼子，任人戏弄宰割，却不能口出怨言。这也许就是政治吧。可这是多么卑鄙的政治呀！令他痛苦的是，自己真心诚意地放包袱，却落得如此下场！他过去所受的教育并不是这样的呀！学校领导和老师总是教育他们，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可是现实生活竟这样在点化他：嘲笑他的老实，客观上在诱导他以后要放滑头点儿。他实在想不通，却又不知如何是好。他想，既然已走到了这一步，就暂时顺着走下去吧。 “至于走到那里算一站，且自由它吧。”他喃喃地说了这么一句。 “钟老师，钟老师！”有人在喊他。他抬头一看，是老李的爱人康淑芬。康淑芬说上街买东西，正巧碰上了他。说着，回头叫几个在操场玩球的学生来帮着拿行李。 学生们把二位老师送到康淑芬的寝室，就飞跑而去。康淑芬张罗着泡茶请钟佩文喝。二人谈了几句闲话。 钟佩文问：“汪寿生这个人怎么样？好不好打交道？” 康淑芬说：“老汪是老李的同学，这个你知道。听老李说，老汪只读过初中，学习不行，笨得很，老被同学们嘲笑。可他要求进步，老跟组织上写思想汇报，所以进步很快。他原来在蓝光公社当校长；六八年老师回原籍，他就回来了，仍然当领导。听说以后要调到区高中当领导呢。他人倒不坏，就是这个有点……”说着，用手点了点脑门儿。 这时，有个学生来说，汪书记请钟老师到他寝室去。钟佩文连忙放下茶杯跟那个学生去了。 汪寿生跟钟佩文寒喧了一番，马上切入正题：“钟老师，毛主席说过，站错了队有什么要紧，站过来就是了。”说完，点了一支烟，抽了起来。抽了两口，忽然哦了一声，忙拿出香烟，递给钟佩文一支。钟佩文说“不会”。汪寿生说：“好哇。不抽烟，好哇。别像我，家里困难，还要乱花钱。哦，对了，你要把屁股坐到无产阶级这边来，要感谢党对你的挽救和教育，进一步改造世界观，做贫下中农欢迎的好教师。” 钟佩文见他言词恳切，紧张的心情不由得放松了许多；但心里对“挽救”一词感到不是滋味。只是初来乍到，不便顶撞他，就笑着点了点头，告辞离开。 汪寿生指定了寝室，钟佩文搬了进去。他放好办公桌，摆好棕床，支好蚊帐，又把马克思、列宁、毛主席的画像贴在墙上（还有恩格斯、斯大林的画像，也想挂，可是没空处了，只得作罢）。这就算安顿下来了。他坐在床沿上呆呆地想，从今天起他就是一名教师了，几十个学生将要被他教育，被他管辖，不会像以前那样成天被人教育、被人管辖了。想着，想着，他不知应该高兴还是应该悲伤。世事难料哇！ 吃了晚饭，没人找他，他就到学校旁一座叫做乌龟山的小土丘上看了看沙溪中学的格局和周围环境，又到附近田野里转了转。 汪寿生的话在耳边回响。钟佩文想：汪寿生说这话不一定是恶意。事实是，每次运动当中、运动后期，挨整的总是听到“挽救”、“改造”一类说法。刚听的时候真的反感极了；可听得多了，也就习惯了，因为麻木了。老李常劝他说：“要多修炼修炼，把头上的棱棱角角给磨得光光的。免得让人给打掉，疼死你。”钟佩文表示赞同，也确实修炼了一番，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可还是不够，所以时时涌起抵触情绪。今天就差一点在汪寿生面前表露出来。他感到自己还是太年轻，太天真了——一句话，不懂政治！ 他来到康淑芬的寝室。在煤油灯昏黄的灯光前，他们谈到李义奎。康淑芬说：“老李也上讲台了，在区镇对面的金叶公社中学。他有时来我这儿，来了就坐在屋里绝不出门，说是怕见了熟人无话可说太尴尬。就是跟我在一起，也很少说话。” 钟佩文惊讶地说：“他很健谈呐。怎么不爱说话了呢？” 康淑芬眼圈红了：“老李是很健谈的，我还不知道？在学习班里，你想想，除了你，他还能跟谁有话说呢？他很少说话，是因为有心事。一是那个作风问题。人家女孩子作证说没那事，女孩子的爱人见了我还安慰我，说有没有那事他最清楚，他愿意为老李做证。可不知为什么，上面就是揪住不放，还说老李搞攻守同盟在对抗组织的审查。你说这气人不气人？” 钟佩文知道这事，但令他不解的是，审查了这么多年，人家女孩子从初中生到大姑娘现在都已经结婚了，领导还是揪住不放。为什么？他们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要打倒李义奎。你李义奎在*中跳了的，说了我们听不得的话，整过我们，因此现在就是不放过你。为了打倒李义奎，就要抓住一个要害问题；即使这个问题并不存在，也要抓着，让你一辈子难受也是好的。听说慈禧太后就说过，谁给我一阵子不痛快，我就让谁一辈子不痛快。他常常想，那些人的做法跟慈禧太后的一个样！也许这就是他们所标榜的政治吧？政治就是阶级与阶级的斗争，具体到这块土地上，就是与你李义奎这个富农儿的斗争。 康淑芬又说：“再一个就是孩子们将来的前途。孩子们一天天大了，总得考虑一下他们的未来吧。我也不是不知道再考虑也没有用，可就是丢不开，总要想，有时想得整夜睡不着觉。”说到这儿，康淑芬掏出手绢擦拭不断涌出的泪水。钟佩文不住地解劝。 康淑芬边擦泪水边说：“老李要我告诉你，重新工作以后要更加当心，别乱说话。有的领导喜欢派人随便跟你交谈，套出你的话，去向领导汇报，等运动来了，这些汇报材料就会用来整你。” 钟佩文气愤地说：“这太卑鄙了！” 康淑芬小声说：“唉，有什么办法呢？几十年都是这样的。你注意点就是了。” “康老师！”门外传来女孩子甜美稚嫩的声音。 康淑芬忙擦干泪水，招呼她们进来。她只有儿子，所以特别喜欢女孩。 同来的还有一位男老师。康淑芬一一向钟佩文介绍：“好哇，来的都是宣传队的。这位是陈老师，大号陈家才，是华工化学系的，代化学，又是琴师兼领队。陈老师，听老陈说，要钟老师带宣传队。” 女孩子都鼓起掌来。陈家才跟钟佩文热情握手，高兴地说：“老陈早跟我说过了。有钟老师共事，我的担子就轻多了。听老陈说，钟老师是梨园子弟，很会唱样板戏。我是广济人，普通话说不准，以后请钟老师多多指教。”说完，双手抱拳打了个拱。女孩们立刻发出天真的笑声。 钟佩文看他个子跟自己一样高，肩膀较宽，白净面皮，眼睛里流露出令人欣慰的真诚，就笑着说：“老陈、老陈，可不敢当。以后你拉琴，我来唱，一起切磋。‘指教’是万万不敢当的。还有，我是在戏班里长大的，但不能算梨园子弟，我又没唱戏。” 陈家才说：“行就算戏家子弟吧。” 康淑芬说：“钟老师，见见你的部下吧。这个是占ju花，是主要演员。她姐占菊生在县师范进修。这是李荷花，汪ju花，彭爱花，柯莲花——全叫花，个个长得也像花一样。” 钟佩文见她们都在笑，低着头，脸也涨红了——山里姑娘的腼腆，在灯光的映衬下显得更美了！他发现李荷花很注意地看着他，有些奇怪，也多看了李荷花几眼，觉得似曾相识，可一时又想不起来。 康淑芬对陈家才说：“听陈主任说，邓菊生在县师范进修快回来了，她一回来也带宣传队。你们三个一起管。” 晚自习的钟声响了。几个女孩子告辞离去。 陈家才这晚没事，就跟钟佩文多聊了几句，主要是聊调动的事。陈家才叹了口气说，他是七0年来的，搞了两年调动，就是走不了。康淑芬安慰他说，走不了就在这里找一个吧，好姑娘多着呢。陈家才说：“我不是看不上这里的姑娘。我家在农村，好不容易出了个大学生，一个月五十块钱呐，全家就指望我了。家里人常常来信催我快点把调动办了。可我有什么办法？这里是半山区，老师本来就不多，一个萝卜一个坑。我走了，就得找一个来顶缸。谁肯来哟？看来，我是走不了啦。”说着，连连苦笑。 停了一会儿，他问：“钟老师，听说你是自愿留下来的。你真的就不想回武汉了？”钟佩文说：“当然想喽。你说的，那是以前的事了，现在我也和你一样，想调回去，回不了武汉，就回鄂城。我准备过一段时间再向领导提出来。可今天听你这么一说，我都快没信心了。调动这么难，看来，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啦。”说完，不觉长叹了一声。 屋里空气顿时像凝固了一样。各人在想自己的心思。又说了一些闲话，各自散去。 钟佩文正坐在寝室哼样板戏，汪寿生带着一个人进来了。老汪说：“介绍一下：这是陈主任，陈柏树。”陈柏树笑着跟钟佩文握握手。汪、陈落座，钟佩文坐在床沿上。 陈柏树告诉钟佩文，他们研究了，安排他担任初一（一）班的班主任，带语文，兼管宣传队，抓纪律，抓排练。 钟佩文感到担子太重，又不便推托，就含混地点头答应了。晚自习后，他跑到康淑芬那儿去叫苦。康淑芬说：“要你干，你就干下去吧。不但要干，还要干好，给领导一个好印象。这一点很重要。要不，又有人会说你刚出学习班就翘尾巴了，对你没好处。我看你口才好，课一定讲得生动，学生会欢迎你的。至于不会当班主任，不要紧，我会帮你的。”钟佩文万分感激。 果然，第二天，康淑芬出面召集班干部会议，要他们在钟老师带领下把班上的工作搞好，别挨学校领导批评。班长当场保证，一定带着其他班干部搞好班级工作，替老师分忧，绝不让初（一）班丢脸。钟佩文好高兴呐。 第五章 家信 钟佩文在沙中的情况，在他给姐姐、姑妈的几封信里说的很清楚了，故不赘述。现在将他的家信摘录如下： 七二年十一月三日给姐姐的信： …… 我以前来过沙溪镇。那还是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号的事。在前一天晚上，我和汉生、晓鹏听中央联播节目，听到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我们欢呼起来。这次我们先行了一步，在行动上而不仅在口头紧跟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心里感到无比自豪。我们同时听到一则报道，题目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内容是：甘肃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自愿到农村按家落户。这篇报道的题目和内容都非常符合我们的心思。本来嘛，没事做，就应该到乡下来，赖在城里干什么？我们来了，那些在城里没事儿干的人都应该下来。 第二天，我们刚出完早工就接到通知，要我们到沙溪镇去参加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隆重发表大会。我们跟着大队书记去了。那天，沙溪镇十分热闹，到处贴着标语。镇大礼堂的台上挂着横幅，上写：“热烈欢呼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隆重发表”。台下座无虚席，后面和外面站满了人。区领导正在进行热情洋溢的讲话，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破旧立新、灭资兴无的伟大革命举措，要求各级领导做好准备，迎接知青上山下乡的新高潮。我们几个激动万分。大队书记笑着对我们说：“你们这回成了上山下乡的先进分子啦！你们学*思想学得好哇！好好干呐！”我们几个高兴得直笑。我那时真是踌躇满志。 想到这里，我顿时产生一种沧桑感。那时候我是作为知青代表来的，如今却是作为有政治问题、等待处理的人来的。两种际遇，两种身份，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今非昔比哟！ …… 工作的担子确实重了点，但我还年轻，挑挑重担子可以炼自己的工作能力。你想想，我当年挑柴从三十七斤进步到一百多斤，不是重担子压出来的吗？你能成角儿，不也是挑大梁挑出来的吗？不挑重担就永远挑不起重担。现在这点苦不算什么，比起红军五次反“围剿”、爬雪山、过草地来，又算得了什么呢？你们放心吧。 …… 这个学校从初一到高二的四个年级全有，是完中。这儿只有四排房子，中间东西向的前后两排房子是老师学生的寝室（老师的寝室兼做办公室，乡下学校都是这样的），前一排西头一间是食堂，后一排当中的一间作会议室，不开会时作乒乓球室。两头南北向的房子是教室。这样的学校你们认为小吧？可在这里，是仅次于区高中的“第二学府”了。这儿还没通电，晚上点煤油灯。学校开大会，老师们各拿自己的灯去会议室，也满亮堂的。一下晚自习，学生们拿着灯走出教室，一盏盏灯形成一条光链，再配上孩子们的笑声叫声唱歌声，煞是好看，这种情景在城里是想看也看不到的。 …… 我对这个学校的人事知之甚少。好在我的那个朋友老李的爱人也在这儿工作，教英语，有她提示提示，估计不会出错。她叫康淑芬，三十来岁，算得上是我的老大姐。她是好样的，跟你一样，在一打三反中硬是不跟她爱人离婚。我跟她很谈得来。由她出面介绍，我认识了一些人。第一天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我就跟两位老师混熟了。一位是武汉人，叫张有成，华师中文系毕业的，教高中语文，很有水平；还一位是我们的半个老乡，上海人，叫洪卫民，清华的，教物理，也是个心直口快的人。我跟他们一见如故，谈得很投机，常去他们寝室坐坐。 …… 姐，你放心，这几年我吃够了苦头，知道该说些什么，不该说些什么。不然的话，学习班不是白蹲了吗？ 七二年十一月三日给姑妈的信: ……工作担子重，我倒不怕，就怕还被人歧视。告诉您一件事：我刚来报到那天，有位老师叫彭保国，看见我就喊了一声：‘钟老——’可很快又停住了。大约不知道我能不能教书，所以“师”字没喊出口。这个人以前我就认识。记得去年在学习班时，我去区高中参加批判*极“左”思潮的大会，刚好挨着他坐。我们只聊了几句就熟了。我看他体格肥壮，为人满随和的，以为他性格是粗线条的，没想到他在这种问题上竟这么精细！也难怪，这几年人都变精了。不精不行呐！也好，免得犯了错误自己还不知道。现在好了，我上了讲台，当了班主任，喊我老师的也就一天天多了。 我原以为当了班主任又管宣传队是多大的信任呐，现在才知道工作太累。白天上课、备课、有时带学生劳动；晚上批改本子，还经常招呼宣传队的学生排练节目。我又不会跳舞，辅导不了学生。我找领导谈过，要求辞去宣传队这边的工作。领导严肃地说这只是暂时的，等邓菊生老师学习归来就好了，要求我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专拣重担挑在肩，不要拈轻怕重，用实际行动改正错误。领导的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我当然不便再说下去，只得坚持干喽。忙不过来，就硬撑着。吃得苦中苦，好做革命人！ 值得庆幸的是，这儿的学生倒是挺忠厚的，很听话。班张叫郭仲生，管纪律、管劳动是没说的；其他班干部也比较乖，其中一个叫尹本生的，当劳动委员，读书不行，可劳动是很热心的。这些班干部让我省了不少心，腾出不少时间干其它的事。当然也有让人烦恼的时候。有一次我讲语法，划句子成分。本来这是个纯粹技术性的事，没想到会让学生搞出了政治问题。我在黑板上写了个句子：“毛主席的光辉照耀祖国大地”。我说，“光辉”是主语，“照耀”是谓语，“大地”是宾语，这是句子的主干，其他的词，“毛主席”、“祖国”是枝叶。我刚讲完，一个叫吴向阳的学生站起来说，他认为“毛主席”应该是主语，怎么会不是主语呢？不少学生表示赞同。我理解他们的心情，热爱毛主席嘛，但知识就是知识，不能凭感情来决定的。我就耐心地向他们解释。可是没用，这些小孩就是想不通。有个叫李正凤的孩子说得最绝：“我就是不明白，毛主席不当主语，谁当主语？”一副义正辞严的样子。我真是哭笑不得，只好叫学生们自己看书，慢慢体会。这堂课就这样不了了之。您说给这些几乎与世隔绝的孩子们上课有多麻烦！好在还有一些孩子明白，不然的话，简直叫人没法活了！不过，请您放心，这件事没传开，更没传到领导那儿去。这些孩子还小，不像学习班里的那些家伙喜欢上纲上线。 …… 姑爹最近脾气好些了吗？他为人太直，心里有什么不痛快就挂在脸上，就说出来。我原来敬佩他的个性，可现在我认为这年头正直是惹祸的根，谁正直，谁倒霉。您原来说得对：祸从口出。您多劝劝他。 您神经衰弱的毛病缓解了没有？这些年，您为我、为我姐、还为姑爹担惊受怕，真是太难为您了。现在好了，太平无事了。您老要多多保重。有您跟姑爹在，我到汉口就有家了。 还有，您见了汉生、晓鹏，跟他们解释一下，我这两年在学习班里，不便给他们写信。学习班里常常私拆别人的家信，还说是革命的需要。宪法上不是说要保护通信自由吗？可在学习班里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我不想再给他们惹麻烦，就一直没写信。您一定告诉他们，就说是我说的，请他们原谅。 七二年十一月十五日给姐姐的信： …… 我还不会教书。原以为教书很容易，当年对有些老师还瞧不起，认为他们不怎么样，要是我教的话，一定不比他们差。六五年搞教育革命，提倡学生上讲台，俄语老师要我讲了一次俄语课，效果并不理想。当时并不服气，只认为是没有经验。现在轮到我当老师了了，才知道教书真是不易。上次讲《武松打虎》，以为这一课太好讲了。我对武松的事知道的可多了，要是细细地讲起来，可以讲几堂课，学生一定爱听。那天我满怀信心地走进教室，随便地扫描了一下全班学生，就开始讲课了。我以为这堂课太容易对付了，哪知东扯西拉，一堂课只讲了四五行。这儿的学生见闻太少，从来没见过老虎；别说是真老虎，连电影上的、画上的也没见过。为了让他们脑子里有“老虎”的形象，我用猫来比老虎，说老虎跟猫长得一样，就是身体比猫大得多，有五六十倍。学生们十分惊讶，听得津津有味。学生们对历史一无所知，我讲故事的时代背景得讲好多。学生自然爱听，可我心里明白，要是像这样讲，得用多少课时啊！前年在黄冈师范进修，辅导老师没教我备课。现在我根据自己的想法备，以为还可以，可是老师们都认为不行。看人家的教案写得密密麻麻的，真让人羡慕死了。以后得好好向人家学习。 …… 我们学校劳动多，占了很多时间，批改学生作业常感到时间不够。不过也好，我有时就没上课，也就少备课、少改作业。只是劳动多了，又要管宣传队，体力上觉得很累。我问过领导，那个邓菊生什么时候来。领导说要等到期末考试才会来。看来，还得熬一个多月。 …… 你的嗓子一向不太好，你一定要爱护。剧团也是的，大热天唱《龙江颂》，让你几乎连唱了一个月，只休息了几场。要是把嗓子唱坏了，可怎么办？他们还批你“嗓子私有”吗？我真搞不懂，你的嗓子唱坏了，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七三年元月九日给姐姐的信 …… 你来信要我说具体点。可以，我就跟你们讲两件具体的事。 第一件事：四号晚上，下了晚自习，学校召开全体教师大会，传达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汪书记很严肃说：“今天传达的毛主席最新指示，非常重要——” 我和所有的老师一怔，注意力顷刻间高度集中。 “——主席说了，*搞的那一套，不是极‘左’，而是极右!这是要我们转弯子啊！” 老师都惊讶得不得了。这个指示确实特别重要！自“九-一三”事件以后，报上一直在批极“左”。记得就在十月份，《人民日报》用整整一版的篇幅批无政府主义。那时我在学习班里，头儿还组织我们学习呢，还要我们这些革命的对象在思想上彻底转过弯子来，认识到*以极“左”的面貌出现搞假社会主义。现在听领导这么一说，我又得转一次了，由认为*搞极“左”转到认为*在搞极右。老师们互相看了一眼，什么话也没说。能说什么呢？*前后，经常在转弯子：苏联从老大哥成了现代修正主义的中心，我们要转弯子；刘少奇由接班人成了最大的走资派，我们要转弯子；*也由接班人成了卖国贼，我们要转弯子；学校由社会主义学校变成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温床，我们要转弯子；如今要认识到*不是极‘左’而是极右，我们又要转弯子。听说*又是人民内部问题了，可能要解放，那又得转弯子。转过来又转过去，形势发展很快，人的思想转变也要快……可是我知道不转弯子是不行的，是要吃亏的。我必须转过来，跟上去，不能又犯错误。你们放心，这一次我一定好好转弯子。事实上我已经转过来了。你们放心，我不会出问题的。 第二件事：我们学校最近开展收书运动。我来报到之前就在收书了。学校昨天晚上开全体教师会议，领导要各班进一步发动学生，继续收缴各种有问题的书籍，像《红旗谱》、《苦菜花》、《迎春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老版《欧阳海之歌》也要收。现在看来，这些书是有问题，该收。《红旗谱》宣扬左倾盲动主义，《青春之歌》宣扬个人奋斗，老版《欧阳海之歌》宣传刘少奇的黑修养，《苦菜花》、《迎春花》有色情描写。这些书该收，我能理解。可奇怪的是，连《林海雪原》也要收。问汪书记，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就是取材《林海雪原》，为什么也要收？汪书记要一个叫孟祥宇的老师回答我。他说：“说《智取威虎山》就是取材《林海雪原》，这话不对。二者完全不同。《林海雪原》是写东北解放军剿匪，但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大写少剑波和白茹谈恋爱，这不符合实际情况，是对人民解放军的极大诬蔑。《智取威虎山》里面没有一丁点这类荒唐的描写。”一席话把我噎住了。想不到这位教数学的老师对文艺有这么深的研究！我看到汪书记赞许的目光，其他老师也频频点头，也表示同意他的看法。最后，汪书记作了总结：“我原来一直以为*搞的一套是极左，听了传达以后才明白，*搞的是极右。的确是极右。叛党叛国还不是极右？我们几个开会研究了一下，做点具体工作，就是没收各种有问题的书。”他要各班主任跟学生讲一讲这些书都坏在什么地方，主要是点明实质，但不要讲具体细节，免得无意中散布了思想毒素。 根据领导的安排，第二天，我就给学生讲了收书的事。我说：“你们要进行两个革命：一个是世界革命，就是要打倒美帝、苏修，解放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解放全人类；还有一个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要打倒走资派，对地富反坏右实行专政，还要批判资产阶级。为了搞好思想革命化，应该批判各种坏书。你们还小，受了地主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还不知道。学校领导为了让你们不受坏影响，要收缴坏书。你们要听领导的话、听党的话，自觉交出坏书。”学生显然受了我的影响，第二天有不少学生交来了坏书。 …… 最后，姑妈那边你们代我问好。 七三年二月八日给姑妈的信 …… 最近几天，我帮学校附近一个大队写年终总结材料，没及时给您和姑爹写信，敬请原谅。 您问我过春节去不去汉口，我当然想去喽。几年没见着您和姑爹了，很想当面给您们请安。我还想见见汉生和晓鹏。说实话，这几年我一直很想见到他们，跟他们说说我的情况，向他们解释一下有关问题，希望他们能体谅我的处境。就是不知道到时候我想说的话能不能说完，他们有没有耐心听。他们要是根本不想听我解释，我会难过一辈子的。” 这第五封信写得最短，可最让他情绪波动的就是这封信。 第六章 友谊 （接上页）离过年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他心里如倒海翻江一般。受审查两年来，他一直没有回武汉。一则心里实在是烦，无情无绪——本来嘛，回武汉看姑妈姑爹、见汉生晓鹏以及他们的家人是一件让人心情愉快的事，可“重案”在身，愉快得起来吗？二则也是最让他痛心又内疚的，就是他总觉得对不起汉生和晓鹏，让他们蒙受牵连。多年的友谊也许会毁于一旦。要真是这样的话，他会一辈子无法原谅自己的。 汉生、晓鹏是他同窗六载（初中、高中）的老同学。他们的友谊是在风风雨雨中建立起来的。初中就不说它了，只说高中吧。 考上高中那年十一月，他们班在东西湖农场劳动，摘棉花。当时，有的同学乱摘，见长得好的就摘，见不好的就不管。钟佩文反对这样做，面对搞得一塌糊涂的棉花地，他说：“大好山河遭到如此蹂躏”并且愤然向班主任文楚明反映问题。文楚明认为，打游击式地摘棉花当然不对，但钟佩文说的那番话更错，因为只有地富反坏右才会说类似的话，革命人民怎么会说“大好山河遭到如此蹂躏呢？”他批评钟佩文。钟佩文不服，据理力争，说自己的那番话根本没有那个意思，是批评某些同学的，请求老师别上纲。文楚明很生气，批评他态度不虚心，对老师不尊重。事后，文楚明召集团支部和班干部会议，决定开辩论会，还布置团员和班干部收集钟佩文的言论。过了一天，文楚明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开辩论会。如同那个年代所有的辩论会一样，名为辩论，其实是“一边倒”的围攻。凡领导发动的辩论，跟谁辩，谁就一定倒霉。文楚明组织的辩论会正是这样的。会议是在一个大队的礼堂里开的（当时，在农村，这样的礼堂每个大队都有。除了开全体社员大会，还可以当堆放木料和其他大件杂物的处所。钟佩文他们班就住在这里，女生睡在台上，男生睡在台下，先把中稻草铺在地上，再把被窝压在草上，这就算安营扎寨了。所以，开会的时候，同学们都坐在被窝上）。在会上，除了钟佩文说的那番话以外，又被人揭发出来两句话。一句是：“人人都有缺点，但只要本质不坏，仍然是好人。好比红旗在天上飘，总会沾满灰尘的，但红旗依然是红的，因为它本质上是红的。”另一句是：“上山下乡的不见得个个都是好的。” 对这两句话，同学们只是觉得有问题，却不会批。文楚明就启发大家：“红旗沾满灰尘，这句话很反动嘛。红旗指什么？红旗代表党、代表革命、代表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党怎么会沾满灰尘呢？我们党是世界上最革命最先进最纯洁的党，马列主义大旗举得最高最高，帝、修、反最恨也最怕我们党。无产阶级专政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国家形式，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巩固社会主义并且过渡到共产主义。说红旗沾满灰尘，就是说我们党、我们的革命事业、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沾满灰尘，这是对党对革命事业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极大污蔑。同学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 经过文楚明的启发，一些同学果然觉悟过来了，纷纷起来进行批判。何惠珠说得特别厉害。她说：“我原来看他文诌诌的，以为他很老实。现在看来，他的思想确实有问题。文老师的话启发了我，使我明白了不少道理。我现在分析一下钟佩文的另一句话。他说什么‘上山下乡的人不见得个个都是好的’。这句话表面看来好像没什么问题。是呀，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嘛，上山下乡的人也应该一分为二，有好有坏。可是只要透过这些表面现象，同学们就可以看到问题的实质。上山下乡是党和毛主席提出的伟大号召，能响应号召就是好的，即使个别人思想确实有那么一点点毛病，也不是本质问题，不是主流，还可以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加以改造。钟佩文看问题不看本质，尽纠缠枝节方面，不看九个指头，只盯着一个指头。当年右派分子就是只看一个指头的问题，以此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钟佩文所说的话，在客观上是跟党和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相对立的。如果他的话任其泛滥下去，对上山下乡只起到破坏作用。因此，他的话是反动的。我希望他不要有一天变成了右派分子，站在历史的被告席上！” 钟佩文气得要命，却又无法反驳。他听到有人呀了一声，也听到坐在一边的金汉生嘀咕了一句：“说得怕死人的。哼！” 在何惠珠的带动下，又有不少同学站起来揭发、批判。钟佩文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无论钟佩文怎么解释，文楚明就是不理睬，反而一再说钟佩文态度不好。钟佩文索性不说话了。文楚明要同学们发言表示态度。可汉生、晓鹏始终犟着没发言；也有的同学一直没做声。 随班劳动的学校团总支书记说话了：“今天晚上的会议开得很好，说明绝大多数同学有很高的阶级觉悟。钟佩文同学的态度是恶劣的，他正在向极其危险的方向发展。刚才一些同学批判了他说的一句话，就是‘人人都有缺点’。正像同学们指出的那样，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满正确，其实是错误的。‘人人都有缺点’，那么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有缺点喽；既然毛主席也有缺点，那毛主席著作也可以不学喽。大家看一看，这反动不反动？也许有些同学会想，有那么严重吗？同学们，肯定有这么严重！客观效果只会是这样的。当然，钟佩文同学还年轻，世界观正在形成当中，受了社会上地主、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说了一些错话。希望他一定听从老师的谆谆教导，接受同学们的正义批判，真正改正自己的错误，否则反革命分子会向他招手的。我要在这里提醒一下钟佩文同学，别以为你还没到十八岁就不会把你怎么样。千万不要这样想。告诉你，五七年反右的时候有些十六七岁的中专生一样给划成了右派。何去何从，希望你严肃考虑。”很多同学都呀了一声，都把眼光投向钟佩文。钟佩文没想到自己的问题会有这么严重，简直吓懵了，心跳加速，肠胃痉挛，手掌出汗。 最后，文楚明作了总结：“今天晚上的会开得很好，这是一场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是争夺革命接班人的斗争。陶书记在开学典礼上就说过，苏联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是因为他们一直没有抓好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你看那个芭蕾舞，屁股扭来扭去，穿得又少，连肚脐眼儿也露出来了。我就听见一个工人说，这搞的是什么东西哟！骂得好！那些人搞的是什么东西？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文学艺术，是精神鸦片！我国也有人在提倡资产阶级文学艺术。有人提出搞‘轻音乐’、搞‘无标题音乐’就是证明。那些东西怎能反映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呢？怎能反映无产阶级革命者高昂的革命激情呢？我们需要高大无比的英雄形象和高亢激越的革命歌曲来鼓舞斗志，要那些软绵绵的东西干什么？让那些坏东西泛滥，一定会腐蚀青少年一代的思想。所以批判这些东西是一场争夺接班人的严重斗争。今天我们批判钟佩文的错误言论，就是在进行这样的斗争。也许有的同学会问，钟佩文会有这样反动吗？我认为，目前还不需要这样下结论。他说的那些话是反动的，但他本人目前还不属于反动派那边的。他的世界观还正在形成当中，还没定型。所以，我们要把他拉过来，批判他，就是在拉他。但是，要提醒一下钟佩文，也提醒一下同学们，他的家庭属于高薪阶层——说明白点，就是资产阶级高薪阶层。” 同学们又都呀了一声，有人在窃窃私语。 “他爸爸教戏，一个月就拿到八十六块（元），去世前已经拿到一百一十块了；他姐姐是鄂城为民京剧团的当家花旦，现在拿一百二十块一个月——他爸爸、他姐姐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现在高级知识分子都拿大钱。这个阶层可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啊！你们都看过《*》，上面就指出斯大林晚年对极少数人实行高薪，从而在客观上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了条件。这是多么沉痛的历史教训哦！希望同学们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彻底改造世界观，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钟佩文，你生活在资产阶级高薪阶层当中，耳濡目染，深受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的影响。你一定要跟你所生活的资产阶级高薪阶层划清界线，抵制他们对你的腐蚀毒害。你还记得吗？九月份我第一次到你家去走访，临别时就严肃警告你要严重注意资产阶级高薪阶层的影响，要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免得堕入修正主义泥坑中去。你当时连连点头，说‘是的，是的’，样子很诚恳。可惜，你并没有把我的话听进去。事实证明，你已经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了！你不但要背叛资产阶级，严格地讲，连小资产阶级也要背叛。不然的话，等你世界观形成以后，你就会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死不回头，最终成为人民的敌人。你要好好想一想。明天，你不劳动，就写检查，狠挖灵魂里封资修的毒素，来一次彻底的革命。” 钟佩文仍然想不通。上厕所的时侯，汉生、晓鹏都怨他平时说话不注意，又劝他听文老师的话写出检讨，先过了关再说。钟佩文一夜没睡好，又气愤，又不服，又害怕。想来想去，他决定还是听汉生、晓鹏的，先过了关再说。姐姐姐夫在四清挨整的时侯不正是这样做的吗？还是学乖点吧！第二天，他写了检讨。文楚明看了以后很高兴，但还不十分满意，要钟佩文再写，怎么写呢？就是抓住头脑中一刹那间的错误思想苗头，用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去分析、批判。钟佩文没听懂，他弄不明白，脑子里的思想苗头多了去了，该写那一个呢？文楚明要他有多少就写多少，还说自己就写过，写着写着都觉得不像自己了，其他老师人人也都写过。钟佩文说那要写很长时间。文楚明说不要紧，用一个月的时间写起来。最后又告诉他，不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不痛哭流涕，是不可能解决思想问题的。钟佩文心里并不想写，可又不能不写，就胡乱写了交了上去。但他实在想不通，因此痛苦得很。汉生、晓鹏常找他聊天，安慰他，不像有的人老用那事拿捏他，甚至动不动就跑到文楚明那儿去报告他的所谓“动态”。所以，钟佩文把金、胡二人引为知己，有什么心里话，即使不跟姐姐、姑妈谈，也要跟他们俩儿谈。为了表明自己在求进步，他也去文楚明那儿去举报有些同学的错误言论，可发现老文总是用疑疑惑惑的眼光看着他——显然是不信任他。这使他很伤心，更由此产生愤怒。他不明白这是为什么。终于在六五年二月的一次班级生活会上激动地提出，自从挨了批判以后自己的政治地位变低了，这不符合毛主席关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教导。当时，文老师和何惠珠都没有出声。让钟佩文高兴的是，事后没有再出现歧视他的事情。这让他很是欣慰。但是，还有一个问题让他一直闹不明白，就是解决思想问题为什么一定要痛哭流涕、而且只有痛哭流涕才能解决思想问题。后来在揭发批判文楚明的“三反”（*、反社会主义、反*思想）言行的时候，他从别的老师那里了解到，老文在五七年“帮助”党整风的时候就上窜下跳过，恶毒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挨了批判，检讨不知道做了多少次，眼泪也不知道流了多少盆，才侥幸没有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过了若干年，他明白了文楚明为什么要他也“痛哭流涕”——自己曾受过打击和压抑，于是就拿别人当出气筒来宣泄内心的郁闷，以此获得快感。 *前，他们常在一起学习、讨论《羊城晚报》上关于*思想的《三论》，还学习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评三家村》。和其他同学一样，他们想狠狠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反动黑话，可是不会批，因为他们左看右看怎么也看不出问题来。文楚明耐心地给全班同学讲解，教学生如何分析那些黑文章。他说：“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是国防部长。吴晗在六零年就写成了《海瑞罢官》，写海瑞不写别的，只写被罢官，为什么？怎么会这么巧？联系他写的杂文《于谦之死》就明白了。他在提到于谦的官职时特意打了一个括号，里面注明‘国防部长’四个字。”同学们听到这里禁不住哦了起来，顿时恍然大悟。文楚明接着说：“同学们明白了吧？只要一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联系吴晗其他的文章，就不难看出《海瑞罢官》就是影射五九年庐山会议的，是为彭德怀鸣冤叫屈的，也就是反毛主席的。还有一点要告诉你们：毛主席提倡过‘海瑞精神’，意思是鼓励大家敢讲真话，不要搞‘浮夸风’。吴晗接过这个口号，歪曲了主席的原义，为彭德怀鸣冤叫屈，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这就叫‘打着红旗反红旗’。”同学们听了都频频点头，钟佩文也感到分析黑话黑文章心里有谱了。文楚明见状十分高兴，又说：“还有一点要提醒同学们：吴晗原本不懂京剧，那为什么突然间对京剧如此感兴趣了呢？你们只要这样一想，对吴晗的险恶用心和《海瑞罢官》的实质就更清楚了。”经过这样的启发、教育，同学们茅塞顿开，纷纷写文章批判“三家村”黑文黑话，越批，越会批，劲头越足，有说不完的话。 在学校党总支组织学生批斗了陈骁以后，*工作组进驻学校。经过批判黑话训练的同学们开始研究文楚明平时的言论，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把他所说的话联系起来考虑，同样发现了性质极其严重的问题。例如，他说自己一辈子不结婚也没关系，越南**主席胡志明就一辈子也没结婚嘛，周总理不是也没子女嘛，这不是把自己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相提并论吗？他又说“王杰是真正革命的，连每一个指甲也是革命的，就是进了棺材也是革命的”，这不是在污蔑雷锋式的好战士王杰吗？他的反动言论越整理越多，同学们对他的仇恨也越来越深，认为他平时貌似革命实则三反，得把他的丑恶嘴脸给彻底揭露出来了。同学们写了许多大字报贴在食堂的墙上，还写了一个总题目：《文楚明是扼杀青少年的刽子手》，引起全校师生极大的震动。金汉生高兴地对钟佩文说：“他还说你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了哩，他才被腐蚀了。这只暗藏的狼！”钟佩文早就想为自己翻案，如今看见文楚明的真面目被揭露出来了，十分满意，心想：“你也有今天呐！”他还不解气，又找了胡晓鹏，两人一起把大字报贴在文楚明的办公桌上，贴了一圈。 不久，工作组组织对文楚明的批判。那是武汉的七月底，正热着呢，可文楚明在台上竟然抖作一团。钟佩文在大会上发了言，狠批了这个家伙，真是解恨。那天晚上，他们三个在晓鹏家里聚会，以开水当酒，各自满饮了一茶缸，祝贺胜利。钟佩文总算出了口怨气。从那以后，他们三个不仅是同学了，更是革命战友了。后来，去北京、去上海、去延安、回学校搞造反组织、批判工作组、批判“二-八声明”，他们三个从来没有分开过。 六七年武汉造反派要揪“武老谭”，三个人观点不同，于是分道扬镳。金汉生找钟佩文谈过几次，每次都吵翻了。“七二0事件”以后，有同学要打钟佩文，有同学要批斗钟佩文。金汉生赶忙加以制止，要他们注意斗争大方向。那些人为了出口恶气，强行拿走钟佩文的日记本，抄下只言片语，硬是组织了一次批判会。金汉生一直坐在钟佩文身边。姐姐、姑妈、姑爹知道了，对他感激不尽。 胡晓鹏由于他爸爸的右派言论问题在运动中一直处于低调状态，不像金汉生那样锋芒毕露，也不像钟佩文那样主动积极。六七年四月，武汉两大派闹得很凶。他当了逍遥派。他被他妈硬逼着回了老家——北京郊县的山沟沟里。他姥姥要他别闹，说五七年有人帮助党整风结果成了右派，当敌人看待，连累家里人跟着受罪；他爸爸算运气好的，沾了祖宗的光，没当上右派，可以后的发展前途算完了。他姥爷也不知道是根据什么道理一口咬定现在这样让人闹，恐怕又是要引蛇出洞。他妈也在旁边说。在大人的轮番轰炸下，胡晓鹏给说得心也活了，也就安心逍遥起来。后来中央表态支持武汉造反派，他懊悔了好些天，懊悔丢了一次革命的机会，心里直怨两个老家伙胆小怕事，就天天吵着要回武汉。在去汽车站的路上，他背着挎包，大踏步走在前面。姥爷帮他拿行李，一路沉默不语；姥姥边走边哭——那架势就像送葬一样。姥爷一再叮嘱他，要多看点，少闹点，只希望他们在死以前别看到外孙像儿子一样出事。胡晓鹏一方面被他们的疼爱所感动，一方面又嫌两个老家伙罗里罗嗦烦死人。回到武汉，他知道了汉生保护佩文的事，连翘大拇指，赞不绝口：“够朋友！”他俩又鼓励钟佩文要振作起来，总结教训，争取在下一次斗争中当上造反派。这以后，他们的关系又进了一步，成哥儿们了。 六八年一年，他们在家闲居。聊运动吧，又不知道报上说的“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什么意思，不知道如何跟法；又看到造反组织九-一三占领了红旗大楼、闹“三反一粉碎”，也没闹不出个名堂来。当时，武汉还一度盛行过什么“翻门坎”，就是一帮人拿着各种器械冲到仇家去，把仇家的东西（家具和其他日用品）砸得稀巴烂，三下五除二，砸了就跑。起初，是打着造反派的旗号砸所谓“老保”的家，后来范围扩大了，只要结了“梁子”，往往就难于幸免。钟佩文他们看不惯这种事，又管不了，于是就聊小说。嘿，还真有聊头。金汉生把他在“破四旧”当中私藏的小说拿来几本，有菲尔丁的《大伟人华尔德传》、莫泊桑的《一生》、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夏绿蒂的《简-爱》、屠格涅夫的《初恋》，还有曹雪芹的《红楼梦》、冯梦龙的《三言》、凌蒙初的《二拍》。钟佩文很感兴趣。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也就顾不得什么封资修的黑货了。他们说好，要批判性地看，边看书边批判。可是看着看着就忘乎所以了。即使边看书边提醒自己，这是有问题的书，要注意批判，千万别中毒，也不管用。在一起聊，照例先批几句，可没过一会儿就眉飞色舞地谈起故事来了，还越聊劲越大，有时候竟一发而不可收。 钟佩文特别爱看《初恋》和《红楼梦》，里面的恋爱内容太吸引人了。为了专心致志地看这两本书，他有时独自去中山公园，来到茶社，买一份茶水，搬一把竹椅，坐在水池边的树阴下细细品味。看到得意处，还会不知不觉地跟想象中的女友神游一番，或站在珠峰极顶指点如海苍山，或在花丛中明月下窃窃私语：女友生气，他在道歉；女友奔跑，他在追逐；更有甚者，他还和女友在山沟里、田野上、小溪边和树丫间构筑的爱巢中卿卿我我。啊，那是多么美好的情境啊！等他醒过来，看看自己还在公园里，往往忍不住笑出声来。再看一会儿书，就心满意足地回家了。 姑妈眼睛不好，又做家务，不看书，可她喜欢听钟佩文跟姑爹聊《红楼梦》；有时高兴起来，还轻轻吟唱几句“葬花词”：“花谢花飞飞满天，红销香断有谁怜……”钟佩文觉得好听，问姑妈是跟谁学的。姑妈说是跟周璇学的。周璇在电影《红楼梦》里去林黛玉，王丹凤去薛宝钗。钟佩文可从来没听说过这部电影呐，感到十分惊奇。他把这部电影说给汉生、晓鹏听，他们听了以后也觉得十分惊奇。晓鹏说：“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能看上这部电影啊！”汉生说：“这种电影恐怕永远也别想看喽！” 他们三个在一起聊小说常常有苦恼的时候，就是他们感到所看到的小说都满好，思想性、艺术性都不错，可为什么总要批判这些书呢？他们讨论来讨论去，又对照毛主席的《延座讲话》，得出结论：这些小说歌颂的都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英雄，表达的都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感情，因此批判这些作品当然是对的。如此一来，他们的心理平衡了，看得有理，批也批得有理。 六八年他们相约下乡，十二月十三号在汉北中学上了大卡车。车子发动，出了学校，又出江汉北路，拐向解放大道，在新华路又拐向友谊路，到了中山大道，又拐向六渡桥，再去铜人像，左拐到了王家巷码头，又顺着沿江大道绕过江汉关走江汉路，经铁路到达循礼门，右拐，正式开始了上山下乡的征程。一路上，钟佩文始终处于亢奋状态，设想着各种生活与革命的情景。胡晓鹏还在半路休息的时候吹笛子，曲子是《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金汉生、钟佩文和其他一些人跟着唱歌词。当时，他们三个本想在农村干一辈子的，哪想到会变成后来那个样子！真是世事难料啊！ 想到这里，钟佩文感叹不已。他这次回武汉，最想见到的就是金、胡二人，而最不好意思见到的也是他们两个。他不止一次地问自己：“见不见他们呢？见了，他们会怎样对待我呢？”他回答不了自己。不过他已经想好了：“不管他们怎样对待我，我都应该接受；即使这次见面是宣告多年友谊的终结，也不能责怪他们，而要归罪于自己。谁要自己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做了对不住人家的事呢？” 第七章 打年货 老历二十四以后，钟佩文开始到处打年货。到春节前三天，他已经弄到了不少东西。这天，为了弄到几十个鸡蛋，也是为了看望老朋友，他先来到区卫生院在曹正刚处落下脚，再去吴湾。 他对这里的群众很有感情，因为吴湾的人对他确实好。去年春节后，他和几个问题还没查清（后来他才知道，不是问题没查清，而是那个公安特派员黄礼仁不知哪根神经出了毛病就是不愿意放弃学习班）的人挑着铺盖来到吴湾。每天的生活是这样的：革命动力搞材料，革命对象参加劳动。他、曹正刚、吴保顺住在副队长家里。这家有四口人：副队长、妈妈和两个弟弟。副队长叫大狗，二弟叫二狗，三弟叫细（小）狗。乡下人普遍穷，怕孩子养不活，往往取个卑贱的名字，据说孩子就好养了。钟佩文照当地习惯喊队长的妈妈叫“大娘”。这位大娘顶多四十五岁左右，却一脸深深的皱纹，看面相至少有五十五岁以上。她平时很少说话，但对几个审查对象非常友善，尤其对钟佩文，常常施以真诚的微笑。那三兄弟也跟他们要好。细狗十一、二岁，生性活跃，爱说话，常跟钟佩文、曹正刚聊天，询问各种知识问题，特别爱问有关武汉的事：问长江大桥有多长多宽，比区镇口的水泥桥大多少；武汉有多大，有没有附近这几个公社大；还有，马路是什么样的，汽车有多少、跑得快不快等等。钟佩文告诉他，武汉有一种车是轿车。他一听，就惊奇地说：“听老人讲，过去的轿子是人抬的。怎么，武汉的轿子是车子，不用人抬？”惹得钟佩文、曹正刚大笑不止。吴保顺也笑。大娘那布满皱纹的脸上也泛出笑意。细狗不但爱聊，还闲不住，常弄出点什么东西来给别人看。他会弄一种食物，就是把青草捣烂，适当撒些土灶里的稻草灰，搅拌后用纱布过滤，除去渣子，过了一段时间，留下的溶液就会凝固。人可以食用，有一股浓郁的草的清气。若夏天食用，十分清凉可口。钟佩文常吃，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青草羹。大娘对钟佩文说，这东西脏，不要吃。钟佩文说：“你们能吃，我就能吃。这东西不脏！”大娘听了，高兴得双眼眯成一条缝。 钟佩文几个跟大狗一家相处很是融洽，但也有个底线，就是从不跟他们谈论自己的问题。钟佩文的想法，一则估计姓黄的已经跟社员们交过底了，社员只会听领导的，不会相信审查对象的话；二则怕这一家人对他们了解过多，会徒增误会，影响关系。这第二条是他最怕的。后来经过了那件事，他才知道这完全是杞人忧天。他还为此嗟叹不已。 那件事是这样的： 五月中旬的一天，大雨滂沱，审查对象们都不想出工，请钟佩文给拿个主意。他当时正担任审查对象的小组长。他见黄礼仁和革命动力都不在，也想摆一摆组长的谱，就说不想出工就不出工嘛，只是不要到处乱跑，就在湾里看书学习。曹正刚欢呼起来：“坚决拥护组长的领导！”他听得心里美滋滋的。谁知，后来，汪兴无回到湾里，发现审查对象们竟敢不出工改造自己，就气冲冲地问是谁带的头。一些人吓坏了，顷刻间就“集体叛变”了，一致推说是钟佩文带的头。钟佩文早就对遥遥无期的审查怨气冲天，就充起好汉来，一口承认下来。反正他也豁出去了。汪兴无对他大吼大叫，他也毫不退让，回敬大叫大吼。汪兴无叫别人立即出工，又单独跟他谈改造的道理。他说：“要说参加劳动可以改造思想，那贫下中农天天出工不是天天在改造吗？我想不通！还有，你们审查了我一两年了，怎么还没搞清楚我的问题？就我所知，你们每次外调都没找到我是决派的证据。既然不能证明我是决派，就要承认我不是决派，就要放我出去。我有工作的权利！凭什么还要没完没了地审查？我早就烦了！这个学习班早就该解散了，还办个什么呀！”他本来还想说汪兴无只想抓个决派邀功请赏往上爬，全不管别人的政治前途；但他怕事情闹得太大，不好收场，就忍住了——他没说完自己心里想说的话，憋得好难受。令他想不到的是汪兴无一下子变得温和起来，轻言细语地说这是区里决定的，自己服从领导安排，要他找黄特派员谈一谈。钟佩文正在情绪激动之中，也没好气地说：“既然是区里决定的，跟他谈也没有用。”二人不欢而散。 以后几天，一切似乎十分平静，革命动力照常搞材料，革命对象照常参加劳动。汪兴无对审查对象们比以前有些客气了。后来黄老板外出检查公安工作回来了，气氛就明显紧张起来。当晚革命动力们开会开得很晚。第二天晚上，部分革命对象被叫去开会。钟佩文在他们住房附近能听见黄礼仁满怀愤怒的喝斥声。那晚曹正刚也没去开会，坐在床边上，一边抽烟，一边说：“钟佩文，你算个什么呀，你竟然敢擅自决定不出工。你看，麻烦来了吧！有你受的！还牵连那些人挨骂。你还跟老板的大红人争吵，他们不把你恨死才怪呢！有你受的！”钟佩文自然十分懊悔，但也无济于事了。他想，怕也没用了，充好汉就充到底吧。 第二天下了晚工，在吃晚饭前，大狗趁曹正刚、吴保顺不在屋里，悄悄地告诉钟佩文：“黄同志跟我们说了，要我们组织社员斗你。队里几个干部不想开这个会，黄同志非要开不可。你别怕，一句话也不要说，有我哩。”钟佩文紧张得手脚冰凉，饭也吃不下去了。他不怕黄礼仁他们，只怕社员里有一些“啊人”（方言，指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不讲道理的人）受人挑唆会行蛮（动武打人），那可不好受。*中利用这种人打人的事是多得很的。利用者不用承担破坏政策的责任，却达到往死里整人的目的。可谓阴毒至极。不过，如今事已至此，一切就听天由命吧！好在有大狗哩——就指望他们这些人啦！ 晚上九点多钟，斗争会在队长家里开了。黄礼仁主持大会。汪兴无首先发言，“揭发”了很多钟佩文自己交待的问题。他已经听得多了，根本就不在乎，只担心吴湾的群众会怎样对待他。哪想到，情况竟然比他预想的还要好。大狗就坐在他旁边，第一个发言，只说钟佩文不该随便叫别人不出工，然后就没词儿了。他总共只讲了两三分钟，就推说自己不会讲话，便坐了下来，引得社员们哄堂大笑。黄礼仁大声说“严肃点，这是阶级斗争”，也制止不了社员们压抑着的嘻笑声。最后，队长发言：“听了大家的发言，我今天才知道老钟是个坏人。啊，老钟是个坏人，啊，是个坏人，是个坏人……”这时，社员们终于忍不住，又一次哄笑起来了。黄礼仁又一次大声说“放严肃点”。笑声停止以后，仍然不时传出女人低低的的笑声。队长又说：“看他平时劳动挺卖力的，还以为他在老老实实地改造自己哩，听黄同志他们讲，原来是假的！希望老钟能把错误丢到蕲河里去，赶快缴械投降！”说着，打了个哈气。这哈欠像有魔法似的，引得大家陆续打起哈气来。在场的积极分子，除了黄礼仁和汪兴无，也在打哈气。黄礼仁见状，只得草草收场。这个斗争会全没有七0年、七一年那种猛烈势头了。后来听说黄礼仁对吴湾群众的态度无法理解，还向革命动力们感叹：“其他人的阶级觉悟低，好理解；怎么贫下中农的觉悟也低呢？找他们开过会，要他们注意那些人新动向，发现情况就来报告，可他们从来不报告。好象阶级斗争熄灭了似的。还是毛主席说得对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呐！” 黄礼仁自然不甘心，又在学习班范围内开了一天会，狠批了钟佩文；批完了，还要钟佩文写思想认识。钟佩文磨磨蹭蹭地写了两天才交上去。曹正刚、吴保顺半发牢骚半羡慕地说，你钟佩文因祸得福。钟佩文知道，他们说的的确是事实。这两天碰巧正下着中到大雨，他坐在屋里写检讨，而他们在雨里干农活。不过这又怪谁呢？谁要你们把责任都推到我头上来的呢？活该报应！ 他特别恨吴保顺。原来，姓吴的接替他当了组长，对其他革命对象指手画脚、吆五喝六，样子可神气了！还找过钟佩文，要他快点写，别以写东西为名偷懒。钟佩文根本不理他，只当他不存在。吴保顺倒也知趣，闷声不响地走了。钟佩文恨他，更可怜他。李义奎在学习班里曾谈到过吴保顺，说他老婆闹过离婚，后来经朋友竭力劝说才作罢。听了老李的介绍，钟佩文很同情吴保顺，可现在，他发现吴保顺这个人很贱。一天晚上，黄礼仁召集积极分子和部分革命对象开会，批判*。钟佩文、曹正刚、吴保顺和几个革命对象共六人被拒绝参加；因为当时还没有对他们传达关于*事件的有关文件——尽管黄礼仁和积极分子们都知道这些革命对象已经完全了解*事件的内容。在寝室里，钟佩文他们都清楚地听见积极分子批判*的愤怒之声。钟佩文对黄礼仁的做法嗤之以鼻，铺好了床，准备安寝。不料，吴保顺在放肆地大声说笑，一句接一句，持续不断。其他人都沉默着，无人应和。钟佩文很烦，要他别再说了。可吴保顺略微停了停，又说了起来。钟佩文再也忍不住了，就坐了起来，说：“你说了半天，累不累呀？”吴保顺也没好气地说：“我说我的，你睡你的，喊什么？”钟佩文呵斥道：“你这样吵闹，要别人怎么睡？”吴保顺讥笑道：“你不是怕吵！你是想听他们批判*！对不对？你装得一本正经的样子，哄谁？我早就看出你的心思啦！”钟佩文说“批判*为什么不能听？”吴保顺斩钉截铁地说“领导没向我们传达文件，我们就不该听！”钟佩文呵斥道：“你别说得好听！你敢说你一点也不知道*的事情！”吴保顺坚决地说：“我就是一点也不知道*的事！”这时，旁边的人都大笑起来。吴保顺赶快钻进被窝，说：“别笑了！小心那边听见了，惹麻烦！”第二天上午，革命对象上山砍柴。在只有两个人的时候，钟佩文问吴保顺，是不是领导要他那样做的。吴保顺说：“没有！是我个人这么想的。”钟佩文愤恨地说：“这跟奴才有什么两样！”吴保顺的脸色忽而白，忽而红。看着他这副可怜又可嫌的样子，钟佩文真是气死了；不过，也暗暗高兴了几天。 批判会之后，钟佩文问大狗，为什么他的两个弟弟没去开会。大狗说他妈不准他们去。问他为什么不准去。大狗说：“我妈说，*是毛主席号召搞的，斗你没道理。我们队里有不少人也是这样看的。我妈要我坐在你身边保护你。湾里好多大人也叮嘱年轻人，不许碰你。我事先也跟一些人打过招呼。”他还说：“从落实‘九-二七’开始，都三年了，这样的会见得太多。要是白天出去开会嘛，我倒是满愿意的，反正有工分；可是晚上开会，又不记工分，还要熬瞌睡，划不来。你说是吧？” 说到这里，他笑了笑：“我妈告诉我，要是把你处理了，你没处去，你就留在我们队，她们几个老妇联负责给你找一个。”钟佩文笑了，说：“到那时候，有谁愿意跟我呦。”大狗认真地说：“有哇有哇。就是姑娘不跟你，有离了婚的、死了男人的也会跟你的。”钟佩文说：“跟结过婚的，那不好。”大狗不以为然地说：“那有什么不好。只要能跟你睡觉、给你生伢、对你好、不偷人就行，管她是不是闺女。是闺女，长得漂亮，可是爱偷人，又有什么好？你们城里人找爱人，就只喜欢找漂亮的，不实在。我们农村人找爱人，主要是看身体好不好。”钟佩文自然不同意他对城里人的看法，为了进一步了解乡下人的爱情观，就问大狗，怎么才能知道女人身体好不好。大狗笑着说：“看她的妈妈（màmà），看她的屁股。”钟佩文实在忍不住了，笑得不行。大狗也笑，又一本正经地说：“你以为我是说得玩的吧？不是。你没结过婚，你不懂。屁股大，好生伢呀；妈妈大，好喂奶呀；身体好，好多出工多赚工分呀。有道理的。你莫笑。”钟佩文见他说得十分认真，知道他不是在说丑话，也就装得十分专注的样子。 经过这一场风波，钟佩文深深感到他以前对乡下农民的看法实在是大错而特错。他原来总以为农民文化水平低，只关心眼皮底下一点东西，对天下国家的大道理知之甚少，因此要留下来当老师教化他们的子弟，为培养新一代社会主义农民贡献力量。现在看来，他们看问题的能力并不像他钟佩文还有其他一些城里人想象的那样低。他们文化水平确实不高，但心地单纯，看问题非常实在，往往比那些常开会、学理论的人、尤其是干部还要准确。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他们不像那些干部存有私心。有了私心，看问题就不会客观了，就会偏激，就会有意无意地偏离事实真相。想完了别人就想到自己：当年他和他的同学们批斗文楚明，难道就没有一点私心吗？他常常清夜扪心，自问自答多少次，结果是不得不承认——有，确实有。至少在他心灵深处，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就是对那次文楚明在辛安渡农场组织人批判他的事一直耿耿于怀。运动初期，他处于极度亢奋之中，那个微妙心理似乎不存在，似乎他百分之百地是为了革命事业而批斗文楚明。如今他终于明白了，他参与批斗文楚明并参与拉文楚明在八月的烈日下游街，是毫无疑问地怀有私心的。只是这个私心在革命的包装下一时没有暴露而已；或者说，这个私心已经暴露了，只是他本人没有承认、不愿承认而已。想到此，他就惭愧，就害怕。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会是那样一种人！金汉生也受过文楚明的气。那次他作业做得不认真，乱写乱画。文楚明盛怒之下罚他双手拿着作业本上面两只角在课桌间走了三趟。当时，他双眼饱含着泪水。尽管文楚明后来在全班做了自我批评，但是金汉生始终不能原谅文楚明。这是否就是金汉生心里一个解不开的疙瘩呢？胡晓鹏在新沟农场劳动时跟当地农民开了一个玩笑：和另一个同学躲在装棉花的篓子里，上面堆着棉花，让一位农民来挑，那农民怎么挑也挑不动，引得周围的人大笑不止。文楚明知道后在全班严厉批评了他，说他“对贫下中农没有阶级感情”。胡晓鹏为此深恨文楚明。这是否就是胡晓鹏心里一个解不开的疙瘩呢？其他同学也都受过文楚明程度不同的批评。这是否就是他们心里一个个解不开的疙瘩呢？有人受到文楚明的赏识，例如何惠珠，可运动来了，害怕别人说自己跟文楚明关系非同一般而受牵连，所以表现得比所有的人更恨文楚明。会不会是这样的？当然他知道，像他们这种情况的，到处都有。那些比他涉世早的人，特别是那些自认为政治觉悟比普通老百姓要高的领导干部，私心一定更重。汉北中学党总支为什么急急忙忙地把陈骁抛出来？还不是怕*的火烧到他们自己头上来了！黄礼仁、汪兴无明明知道钟佩文肯定不是决派，为什么还是不放过钟佩文？说穿了，还不是心存侥幸，希望有一天有人会送材料来证明钟佩文是一个大决派，从而为自个儿升迁准备一份资本吗？有的领导在运动中挨了整，怨气难平，等到有机会整对手的时候，就想尽一切办法要对手痛苦，包括唆使其爱人闹离婚，必欲置对手于死地而后快，把在大会上说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丢到九霄云外去了。想到此，他深感人性中阴暗的一面竟然如此可怕，可怕到足以摧残一个鲜活的生命！而更可怕的是这阴暗的人性竟然是在革命的旗帜下作祟的！他常常想，*是“触及灵魂的革命”，本该在革命的过程中革掉人性中阴暗一面的；可现在已经革到第七个年头了，人性中阴暗的一面不但没被革掉，反而表现得变本加厉、有时还毫不掩饰！这是怎么搞的呢？钟佩文怎么想也想不明白。他只是暗自庆幸吴湾的群众那次保护了他。如果吴湾的人任由阴暗人性的支配，那会在他肉体上、心灵上留下多少令他痛苦一生的伤痛啊！因此，他深深感谢吴湾的群众。 第八章 探亲 （接上页）他到了吴湾，进了大狗的家门。大娘和大狗三兄弟满面含笑地把他接进屋里。钟佩文说明了来意。大狗说这件事好办，就叫细狗代劳。细狗接过钟佩文递过来的布袋和零钱，笑呵呵地去了。 钟佩文把自己近几个月的工作情况跟他们说了。大狗说：“党的政策在你身上落实了，你放心了，我们也放心了。恭喜你呀！”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聊得很开心。细狗满载而归，有五十多个鸡蛋。钟佩文问：“这么快就买来了？”细狗说：“你的价钱好嘛。供销社收购鸡蛋是五分半一个，你收鸡蛋是六分钱一个，又是你要的，他们二话没说就卖了。”大狗说：“农村人没什么好东西，鸡蛋倒有得是。你以后什么时候要，只管来找我们。”大娘在一旁笑着直点头。 钟佩文向他们表示感谢，接着又走了附近几家，然后告辞离去。 在搭乘下午去沙溪的汽车之前，他到“红旗”饭馆找龚小斌。七一年底学习班解散以后，小斌又回到饭馆工作。钟佩文在吴湾的时候常利用各种机会（上山打柴、去区卫生院“看病”、在靠近区里的地方劳动）到他那儿去，一是去发发牢骚、听几句宽心的话，二来吃一些他利用职务之便弄来的美味佳肴。这次来找他，想请他帮忙弄几斤肉。可是不巧，小斌不在。听饭馆的老王说，龚小斌要结婚，请假提前回去了。钟佩文一面为自己此行扑空而遗憾，一面抱怨小斌不够朋友，要结婚也不打个招呼。 他这几天一共弄到十二斤肉、十斤糯米、五十几个鸡蛋就上路了。阴历二十七的凌晨到的鄂城。姐姐说：“姑妈来信问你了，他们很想你。你带点东西去。”钟佩文带上五斤肉、二十五个鸡蛋、五斤糯米，于当天下午乘火车去了武汉。 冬天白昼短，他到武汉京剧团宿舍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迎着寒风在昏黄的路灯下走进宿舍。 钟佩文对这里的一切太熟悉了。从一九五二年在这儿定居，到一九六八年去蕲春，他在这儿生活了十七个年头。 武汉京剧团宿舍座落在自治一街119号。宿舍由四栋并列的两层楼房组成。这宿舍建成于一九五一年。那年月，党对知识分子特别照顾，在百废待兴而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筹措资金修了这个宿舍。楼房红砖墙红瓦顶，住房一律铺设木质地板，宿舍内部的道路由水泥修筑。这在当时属于豪华型的了。钟佩文的同学来到这里，没有不惊讶羡慕的。 这宿舍名为武汉京剧团宿舍，其实在一栋、二栋还有杂技团、说唱团、楚剧团和汉剧团的部分演员。如果追溯得更早一点，一栋楼下还曾经是三区（江汉区、江岸区、桥口区）人民政府的所在地哩。 钟佩文打小就喜欢这个由演艺圈中人组成的小社会。这儿是不穿行头的舞台，经常听到歌唱声、演奏声、说笑声，生活和演出自然地交融在一起。平日里就充满热闹的气氛，而临近过年的时候热闹的气氛则特别浓烈，特别温馨。过年前几天，大人们、主要是女人就忙开了。那时，演员的工资普遍较高，物价又较低，所以家庭主妇们置办年货就特别大方。当时社会上有“家庭主妇”这个群体。在演艺圈里她们的权力最高，主管家务，控制支出，连丈夫的零花钱也由她们酌情给予。钟佩文常常看见名角儿小心翼翼地找老婆讨零花钱用。他爸也常找他妈讨钱。这样也好，男人就从不过问家务，只在忙的时候充当个下手，一切由老婆安排。 每栋楼房的东西两头都有集体厨房。在阴历二十七、八，家庭主妇们就“开炸”了，炸肉块、藕块、鱼块、炸肉丸子、做蛋饺，能有尽有。演艺圈中人来自五湖四海，于是各地风味的菜肴全都上了灶台，来了个“全武行”、“大刀会”。由于相互影响，南边人有吃饺子吃烙饼摊鸡蛋的，北方人也有吃糖醋鱼熬肉汤的。那几天，厨房里烟雾缭绕，香味四溢，是孩子们最爱光顾的地方。孩子们一会儿拿个肉丸子嚼嚼，一会儿又拿个蛋饺尝尝，吃了这家，再吃那家，有的吃得嘴唇长泡，还是舍不得放手。这时，主妇们眼里流露出慈爱的光，相互之间说些吉祥的话，切磋烹调技法。不像平时，不是谈丈夫，就是谈儿女，要不就是家长里短。 三十晚上是孩子们最兴奋的时刻。五十年代初期还时兴烧香点烛摆放元宝；如果做了新衣服，那自然是在年夜饭以后才穿的。年夜饭后，孩子们带着鞭炮、大炮、地老鼠、冲天炮，拿着香，急急忙忙跑到宿舍门口就砰砰啪啪地燃放起来，尽力制造新年欢快的气氛。他们边放炮仗，边互通情报，你吃了什么，我吃了什么，你买了什么炮，我买了什么炮。那时候，鞭炮三十个一挂卖两分钱，一般生活条件家庭的孩子主要买这一种；那些两分钱一个的地老鼠、冲天炮，大多数孩子都不买；至于五分钱一个的大炮，买者更少。有一年，在小伙伴们的撺掇下，钟佩文买了一个。好，十几个小哥儿们围着他转了一晚上，就是想看他放这个大炮——后来，他为此得意了好几天。放大炮的时候，他请一位大哥哥点火，他和小伙伴们都躲在树后墙后，捂着耳朵，紧张地等着那惊天动地的一声轰响。事后，他非常佩服那个敢放大炮的人，觉得那位老兄真勇敢，是条好汉。 大年初一，开门伊始，人们就双手抱拳，笑容满面。口念“恭喜恭喜”，开始拜年了。钟佩文的爸爸在京剧团辈分高，人缘好，又有不少徒弟或练习生，所以来拜年的人很多，且大多要磕头。爸爸告诉他，到哥哥姐姐们家里拜年，鞠个躬就行；到长辈那儿拜年，一定得磕头。他如是照办，往往一上午就磕几十个，却不觉得累。 恭喜之声响了一个上午，响遍每个角落，人人只说好话，往日的情更深厚，过去的怨全消散，整个宿舍洋溢着亲情友情乡情，浓浓的，甜甜的。 可是，五七年以后，这种浓酽香甜的情逐渐淡漠，因为人们在政治上被分为三六九等，革命群众怎能向有问题的人鞠躬磕头？后来是三年灾害，肚子空空如也，哪有心思穷快活？六十年代初期大搞思想革命化，人情味被当作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情调看待。后来经过上面的说服教育，说是要移风易俗过革命化的春节，拜年的一套礼仪就被革掉了。钟佩文热烈拥护这一切变化，也身体力行。六九年二月，他和汉生、晓鹏没有回武汉，就在陈湾过了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春节那天吃完早饭，他们三个挑起箢子到外面拾大粪。大队书记看见了，十分感动，夸他们不愧是毛主席派来的知识青年。钟佩文当时别提有多得意了。但在受审查期间，不知怎的，他又怀念起武京宿舍里那充满人情味的春节来了。 他上了楼，来到自家门口，推开房门。 姑妈一个人在家，正戴着老花镜补衣服。钟佩文亲热地喊了一声：“姑妈！”姑妈抬起头来，惊喜地说：“呦，是小文呐！”说着，忙起身放下东西就迎上来。 钟佩文把东西放在桌上。姑妈拉着他站在电灯下看了又看，伤心地说：“磨瘦了，磨瘦喽！作孽哟！要是你爸爸妈妈看见了，还不知道要难受成什么样呢！”说着，眼泪哗哗地淌了下来。 钟佩文在这慈母般的关怀下顿时悲伤不已；但是，他这几年心肠磨硬了，感情再也不像学生时代那样脆弱了，就压住了悲伤，还劝姑妈不要太伤心，快过年了，应该高兴才是。 姑妈止住了泪水，坐在桌旁仍然伤心了好一会，嘴里念叨着：“这世道是怎么了？怎么了？搞不懂，真搞不懂哦。” 钟佩文等姑妈情绪好转了些，就打开包裹，让姑妈看。姑妈看着这些东西，说：“你还别说，武汉说起来是大城市，好多地方还不如乡下哩。我和你姑爹只有四斤肉，正急着呢。你倒好，一下子就送来五斤肉……呦，这两斤还是排骨哩。今年过年可丰盛啦。” 钟佩文问：“姑爹呢？”姑妈一边补衣服，一边说：“他吃了饭就找人说戏去了。初一有演出，他是打鼓佬，得去找人说说。要是出了差错，那可了不得。他们剧团老排戏，就那几出样板戏，排了不知多少遍了。说是十年磨一戏。”说完了，直笑，又说：“亏得现在是拿工资，大家不用为吃饭发愁。要是搁在过去呀，哪有本钱去十年磨一戏哟。”钟佩文马上伸出右手掌，说：“禁声！嘟——仓！嘟——仓！姑妈，这话可是*说的呀！”姑妈小声说：“我这是在家里说的呀。” 是啊，这些年人们说话谨慎多了。钟佩文算是弄明白了“祸从口出”这个理，他不得不佩服老一辈人在这一方面的圆滑和预见。 记得运动初期，钟佩文积极参加批斗老右派陈骁的斗争，工作组进校以后又和同学们一起愤怒揭发学校党总支、团支部、老师们特别是文楚明的三反问题。那些天，他心里可畅快呢。一天，回到家中，姑妈神情紧张地说：“小文呐，别闹哇，没有好结果的，我们见的多了。”姑爹一句话也没说，也不好说，因为他弟弟在香港，也是打鼓佬。前些年，他们兄弟俩还通过几封信；六十年代中期，就不通信了。*初期，剧团里有人给他贴大字报，说他跟弟弟通信泄露了国家机密；更厉害的是，居然有人说他当年不去香港并非是为了迎接解放军进大上海，而是受命潜伏下来当战略特务。姑妈听说有这样的大字报吓得直抹眼泪，而姑爹一笑置之，根本没当回事。他听得太多了。以前在上海，从镇反起就有人向领导反映过，好在那里的领导十分清楚姑爹迎接解放军进城的事，从来就没过问。但“特嫌”的阴影一直跟随着他，使他常常闷闷不乐，慢慢地连性格也变了许多，由口若悬河变得沉默寡言。所以，当姑妈劝阻钟佩文别闹的时候，他只用眼睛看着，不时叹一口气。 这时，邻居赵梦春也跑来劝他别闹，还说什么：“小阿弟，勿要当出头鸟。侬为的啥事体啦？勿为当官，勿为发财，就勿要闹！”钟佩文因姑妈劝阻别闹就心里老大不高兴，现在看她也跑来凑热闹，而且说了一番鬼话，更是气不打一处来。特别让他气愤的是她的那套混帐逻辑。照她的逻辑，那些干革命的人何算都是为了当官为了发财才闹起来的！这是对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革命前辈的最大污蔑！钟佩文知道这个女人的底细。她是上海人，在桥口的一家汽车电车零件厂工作，住在自治街临马路的房子里。她会搞评弹，因此厂里俱乐部或街道搞文艺活动，常常少不了她。她丈夫五二年被人民政府镇压了，她吓得流了产，从此孤身一人过日子。后来她嫌人来车往吵得她睡不好觉，见钟佩文家的一位邻居搬走了，就找朋友到居民委员会领导那儿说合，得到批准，于是搬来了。她弹得一手好琵琶，什么《黛玉葬花》、《李亚仙》等等，还有毛主席的《蝶恋花;游仙》，边弹边唱，字正腔圆，凄婉处令人感伤，激昂处令人振奋。钟佩文忒爱听她唱评弹；她也很喜欢钟佩文，常说要是那个女儿还活着就嫁给钟佩文。这常常弄得钟佩文啼笑皆非。六五年初，《湖北日报》上展开关于“四所”的讨论，要人们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所见所闻所想所说。钟佩文认真学习了一些文章，深深感到自己对赵梦春这种人缺乏应有的警惕。他记得赵梦春老爱说“阿拉小格辰光”，就想：“伊小格辰光是旧社会，她显然是在怀念旧社会，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就不怀念旧社会。这个对比多么鲜明呐！这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赵梦春不是无产阶级，所以她老说怀旧的话。虽然现在还不能说她是坏人，但她脑子里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思想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不时就要表现一下。对这样的人，既要客气点儿——这是在落实党的改造政策，又要保持应有的警惕——这是阶级斗争的需要。”如今正在轰轰烈烈地搞*，没整到她头上来已经算她运气了，她不但不收敛点儿，还敢跑出来劝阻革命学生不要闹，这胆子也太大了吧？姑妈姑爹怎么能跟赵梦春这种人同流合污呢？真是糊涂得可以！不行，要反击一下，不然以后有的罗嗦哩！ 于是，钟佩文严肃而激动地说：“你们怕这怕那，就是不怕中国出修正主义！出了修正主义，劳动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你们怎么不好好想一想呢？”三位长辈顿时目瞪口呆。赵梦春吓得脸也白了。见这几个长辈不堪一击，钟佩文得意洋洋地回学校去了。 想想当年，看看现在，一晃七年过去了，姑妈和赵梦春的话还在耳边回响，但钟佩文已不再反感了。他想，*反修防修确实应该搞，这几位长辈说的也被事实证明是对的——都有理！ “小文，你在想什么？”姑妈推了他一下。他笑了笑，问：“隔壁赵阿姨这几年怎么样啊？”姑妈把一碗热气腾腾的汤面放在桌上，说：“又能怎么样？——快趁热吃！——你也知道，她本来话就不多，六九年那会儿清理阶级队伍，她给逼疯了，话就更少了。她没事就弹琵琶，弹革命歌曲。不过呢，有时候偷偷地弹几个老段子，只给我、你姑爹、还有你钱叔听，是关起门来听的。这是她唯一的安慰。还有，她常问起你。听说你蹲了学习班，她还愤愤不平，说作孽呦，我们蹲学习班是该应的，他这个好孩子也蹲，不对啊！她还是挺喜欢你的。” 钟佩文边吃边问：“我看她家黑灯瞎火的，她上哪儿去了？”姑妈说：“她跟你钱叔回上海去了。老钱这人真不错，不嫌弃她，还娶她当老婆。有不少人劝你钱叔，要他别娶赵梦春。你钱叔也不说什么，只是笑。他和你赵阿姨在一个单位共事多年，你赵阿姨独奏，他就帮腔，配合得十分默契，彼此很是了解。他背后跟我和你姑爹说过：赵梦春脾气好、人品不赖，人也怪可怜的，他早就想着她了，怎奈那时候强调阶级路线，他虽出身城市贫民，可缺乏勇气，一时下不了决心。*来了，看着她在遭罪，实在于心不忍，后来下决心娶赵梦春。你钱叔说，能跟她结婚，是三生有幸。你钱叔还告诉我们，有些当领导的*前经常批评赵梦春，警告她要好好改造世界观，不然就会成为阶级敌人；可是私底下找过赵梦春，想跟她有一腿。你想啊，你赵阿姨多漂亮啊，政治身份又不好，正需要有人能保护她哩。搁谁，谁都以为她一定会顺从的。可是你赵阿姨就是不从，见了他们就躲。你看看，有的人该有多坏！表面上装得人五人六的，其实呀，一肚子坏水。你赵阿姨怎么会信得过他们呢？现在看来，你赵阿姨有眼光，要是顺从了那些领导，*当中还不知道会整成什么样呢！还不是会骂她，说她用美人计拉干部下水，说她在革命队伍里找代理人，这还不要了她的命呐！不过呢，话也得说回来，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啊！” 钟佩文感叹不已：“是这样，世上还是好人多。我在吴湾受审查的时候……”他绘声绘色地讲了那次批斗会。姑妈感动地说：“你可别忘了人家呀！” 这时，姑爹推门进来了。钟佩文跳起来跟姑爹拉手。他一向敬重姑爹，因为姑爹像钱呈祥对赵梦春一样对待他的姑妈。 说起来，这姑妈并不是亲的。她是钟佩文他爸最小的师妹，叫周玉茹。姑妈的前夫黄阿毛，是上海滩的小开。人倒是长得满英俊，可中看不中用，从小受父母的溺爱，不学无术，不务正业，成人后整天混迹于睹场、舞厅和妓院，没几年就把父母遗留给他家产败得精光。他不思悔改，却琢磨起不光彩的生财之道来。他见周玉茹是红旦角，又有姿色又有钞票，就一心想把这棵摇钱树弄到手，于是耍尽了各种伎俩：只要是周玉茹的戏，他每场必到；看戏的时候，对周玉茹的每一个亮相、每一段唱腔或念白，他都要叫好；他还常常到后台向周玉茹献花；还常常雇马车或小汽车亲自接送周玉茹。周玉茹常常被感动得泪流满面。也难怪，她太需要爱了。她出身苏北一个贫苦农家，五六岁上死了爹娘，由亲戚送到扬州一个戏班子学戏，刚好跟钟佩文他爸在一起,，同属玉字辈的。由于她最小，又是孤儿，所以除了师父有时训她几句外（师父是从来没揍过她的，不像对其他徒弟，三天两头要揍几下，说是不打不成才），师兄师姐们都把她捧着过日子，师娘待她就别提多好了，就像亲生女儿一样，常带她一起睡。她也就养成了任性的毛病。她先在苏北一带唱草台班，后来闯上海滩，很快就红了。她唱戏很成熟，可处世太单纯，又不听师兄师姐们的劝，加上年纪轻，正当红，好虚荣，被黄阿毛的狡猾手段迷惑住了，误以为黄阿毛是自己的知音，不久便投入黄阿毛的怀抱。钟玉文以大师兄的身份说了她几句。她不但不听，反而闹了别扭，连话也不跟这位大师兄说了。直到结婚以后，她才发现黄阿毛的真面貌，就哭着闹着要离婚。黄阿毛哪里肯放，就用了一些无赖手段，一会下跪哀求，一会抖狠威胁，还请了他的狐群狗党来家里恫吓，闹得鸡犬不宁。当时正值战乱，社会动荡，周玉茹只得含悲忍泪，接受了这个事实。黄阿毛吃喝嫖赌，把周玉茹赚的血汗钱几乎挥霍一空。周玉茹作为红旦角，竟然连几件象样的衣服也买不起，丢尽了脸面。更让周玉茹伤心的是，黄阿毛嫖妓得了性病，害得周玉茹也身染重病，丧失了生育能力。解放后，周玉茹被安排到红旗京剧团工作；黄阿毛没有什么本事，只得由居委会安排扫大街。说真的，黄阿毛经过教育还真的变得老实多了，与周玉茹之间相安无事。五七年反右，周玉茹给领导提了几条意见，被认为是右派言论。她找专案组长哭哭啼啼认了错。专案组长念她出身贫苦，再说右派的名额已满，就没给她戴上帽子。可是，专案组走后，外面就风传周玉茹跟专案组长有一腿，所以才逃过此劫。黄阿毛这回可逮着理了，经常拿鸡毛掸子打她，还大喊大叫的，骂声连天，生怕街坊听不到。周玉茹整天以泪洗面，想想自己的身世，越想心里越苦，就跑去投黄浦江。 姑爹叫韩正卿，那时也在红旗京剧团工作，他不相信周玉茹会干那事。那天，周玉茹去投黄浦江，在弄堂口恰巧被韩正卿看见了——难道这是老天爷安排好的？韩正卿看她脸色不对劲，思量着她要出什么事，就暗暗跟随，一见她来到黄浦江边码头上，就知道大事不好，赶紧跑上去拉她，可是来不及了，周玉茹已经跳了下去。韩正卿不会游泳，就马上请人搭救起来。周玉茹保全了性命，却因溺水而损伤了脑子，从此不能当角儿了，只是给别人包包头、做做片子，有时去个老妈子之类的小角色。三年灾害期间，黄阿毛病死，周玉茹又喜又悲，喜的是终于甩掉了这个扫帚星，悲的是今后又是孤苦伶仃的。这时，韩正卿向她发出了爱情的呼唤。韩正卿是打鼓佬，解放前曾经在天蟾舞台、黄金大剧院干过，给钟玉文、周信芳当过鼓师，也有一些名气。他前妻是二路旦，上海解放前夕去了香港。临行时，要韩正卿一起走。韩正卿要迎接解放军进城，坚决不走，还劝前妻别走。二人遂分道扬镳。韩正卿还劝弟弟韩少卿别走，可韩少卿不听他的，也带着老婆去了香港。韩正卿为自己在祖国和个人前途的关键时刻进行了正确的政治选择而自豪。他万万没想到，不知为什么，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竟会惹上特务嫌疑。为此，他十分愤怒和烦恼。好在他为人精明，好好先生，因此祸不及身，平安度日。五七年帮党整风，他死不开口；积极分子屡次动员他给党提意见，他只是笑笑而已。事后，朋友们说他真能沉得住气，他还是笑笑而已。救了周玉茹以后，又风传他跟周玉茹是老情人。黄阿毛还气势汹汹地上门质问；一言不合，双方打了起来。他狠狠揍了黄阿毛一顿，为周玉茹，也是为自己出了口恶气。黄阿毛就地十八滚，耍起了无赖。韩正卿再也无法忍受多年的怨气，就通过钟玉文的关系，调到武汉京剧团来了。 那时，钟佩文的姆妈刚去世不久。六二年十二月，钟玉文病逝。钟玉文在临死前一天已不能说什么话，只拉着韩正卿的手说：“文……玉……茹……”韩正卿流着泪安慰他，要他放心，保证和玉茹一起好好照顾佩文、佩玉。钟佩文还小，管不了什么事；钟佩玉还在安庆演出，一时赶不回来。韩正卿跟市戏校有关人士忙着办丧事。灵堂设在自治一街殡仪馆，省市文教局分别送了花圈，市戏校主办追悼会，韩正卿当司仪，文教系统主要领导到场，其中一位领导致悼词，京剧科所有学生三人一组轮流上前向钟玉文遗像磕头。场面真够大的！周玉茹从上海赶到武汉时，丧事已然结束。她跪在大师兄的遗像前哭得像个泪人。当年她不听大师兄良言相劝，还跟大师兄闹别扭，白白受了半辈子苦，后来深感愧疚，一直不敢上师兄师嫂的门；有时在路上碰见了，也十分尴尬。她只有把愧疚化作对钟佩文姐弟俩的百般疼爱、尽心呵护；尤其对小佩文，更是疼爱有加，老抱在怀里亲个没完。小佩文不谙世事，总以为姑妈比亲妈还好，常引得大人们乐不可支。大师兄一家要去武汉，她才鼓足勇气去码头送行，在兄嫂面前狠狠地哭了一场。后来，她常常写信问候。如今，仙凡路隔，相见无期，人间的亲人就更少了。哭着，哭着，她把小玉小文紧紧地搂在怀里。韩正卿向她交代了大师兄临终之意，并坦率表达了想和她一起照顾佩文佩玉的心愿。周玉茹当然百分之百地愿意，但觉得大师兄刚去世就跟韩正卿谈婚论嫁无论如何也是不妥当的，得缓缓再说。韩正卿表示充分理解，只要求她速来武汉照顾小文，自己还是先住在园子里；至于什么时候完婚，一切听从周玉茹的。周玉茹回上海征得领导同意，请了长期病假，到武汉照顾钟佩文。考上高中那年十一月，全国戏曲团体一律封箱（再也不演传统戏了，把行头锁进衣箱里，只演现代戏），周玉茹正式办了病退。六五年元旦，她跟韩正卿正式生活在一起了。那时，她已四十六七岁，花容不在，又不能生孩子，老觉得对不住韩正卿。可韩正卿一点也不在乎，反而常在朋友们面前说自己有福气，得到了当年上海滩的红旦角儿，今生足矣。钟佩文看在眼里，敬佩在心里，所以跟这位姑爹十分亲近。 姑爹问：“聊什么呢？” 姑妈说：“聊老钱跟赵梦春的事。” 姑爹感叹地说：“老钱真是好人！” 钟佩文笑着说：“我姑妈不也碰上您了！” 姑妈听了直笑。姑爹也笑：“她碰上我，算她倒霉。我的特嫌问题差点把她吓死。” 这是钟佩文知道的。每次搞运动都要提出他的所谓“特嫌”问题，不过每次又都不了了之。这几年提得特别多，六六年一次，六八年清理阶级队伍一次，在干校又一次。他也磨练出来了，不辩解，不吵闹，也不发牢骚，成了老油条，笑口常开。革命动力骂他“狡猾狡猾的”，朋友们夸他“高，实在是高”。 钟佩文总搞不懂：既然抓不到证据，又没有现行，为什么老是说个没完呢？让人觉得没意思，很无聊。难道非得等人进了棺材才算完吗？一些人究竟是怎样在执行党的政策的呢？真让人纳闷。想到这里，他说：“姑爹，特嫌问题总共查了二十多年了，早该下结论了啦，可为什么还不下结论呢？” 姑爹说：“我这几年也老在琢磨这个问题，形成了一个看法：其实啊，他们自己也知道查不出个名堂来，就从来没查过；之所以揪住不放，是因为有些人呐没事儿做，要是不找点事儿的话，这日子可怎么过呢？抓阶级斗争，总得有具体的对象、具体的事儿嘛，他们当然得找点儿事儿。” 姑妈也说：“是这个理儿——哎，这话在外面可说不得。小文，记着了？”钟佩文怕她一急就犯头晕病，就赶忙说：“记着呢。——哦，明天我就找汉生、晓鹏去。” 第九章 汉生 第二天上午,钟佩文吃了早点，就去找汉生。 他来到前进五路援越里，怀着激动而紧张的心情叩响了汉生的家门。开门的是汉生。他一见钟佩文，就高兴地呀了一声，一把将钟佩文拉进屋里，按在椅子上，又喊道：“爸爸，汉萍，佩文来啦！”金叔叔从屋后自搭的简易厨房里走出来，一边用抹腰擦手，一边惊喜地说：“小文，几年没来了。怎么，把你金叔给忘啦？”汉生忙说：“他这几年在乡下、鄂城过年，没来武汉。是吧，佩文？”钟佩文笑而未答——当然笑得有点尴尬；只是向汉生投去感激的目光。金叔笑了笑，摇了摇头，说：“有机会来武汉，一定要来我们这儿玩玩。亲戚朋友要常常走动才好。**讲革命，也讲朋友交情嘛。”说完，朝外面望了望。 这时，汉生的妹妹汉萍也从里屋出来了，钟佩文笑着跟她打个招呼。可是，没想到，汉萍沉着脸说：“怎么啦，都快三十晚上了，还要搞外调?还要不要人活了？”金叔不高兴地说：“萍萍，你怎么了？只两年多没见面，就忘啦？他可是你佩文哥呀，自家人！不许这么说话！”汉生也说：“萍萍，要有礼貌！” “礼貌？哼！”汉萍说，“跟这种人还讲什么礼貌！哥，你要我跟他讲礼貌，可他跟你讲了什么呢？正是他害得你没好日子过！这个仇，我是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 钟佩文尴尬已极，难受已极。是的，他对不起汉生，对不起这一家子。他和这一家子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可是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他竟给这家人带来了莫大的痛苦，尽管不是故意的。他愧对汉生，愧对金叔，也愧对汉萍！ 他从来都是把汉萍当小妹妹看待的，汉萍也一直把他当大哥哥看。汉萍生于一九五八年。她两岁时，正是三年饥荒中最艰苦的一九六零年。那年头，饥饿成了甩不掉的魔鬼，终日伴随着你，摧残你的身体，咬噬你的心灵，叫你痛苦不堪。人们为了填饱肚子，能容忍一切。钟佩文记得清清楚楚，有一次，他和他妈排了两个多钟头的队，买了一斤喜饼，一两一个，共十个。回到家里，他拿一个吃。里面的馅儿帮硬，味道也有点怪怪的——管他呢，吃了再说。吃着，吃着，吃到一个东西，咬碎了，很苦，他也没在意，一口吞下。一会儿，又吃到一个东西，咬了一下，好苦。他拿出来一看，竟是甲虫。他马上想到，刚才吃进去的那个东西一定是甲虫。不过，他一点也没有觉得恶心，只是把甲虫吐了，又把饼子掰碎，看还有什么不该吃的东西，然后吃光了饼渣。又有一次，他买了一点野生蒿巴——他常常买这个玩意儿吃，聊以充饥——来吃，微甜。吃到其中一个，味道有点怪，他用铅笔刀削开一看，里面有一条小拇指粗的白色虫子。他又没有觉得恶心，只是用刀把虫子弄出来，然后再吃蒿巴。像这样的事，他经常遇到，其他人也一样。吃饭吃到一粒沙子，只是想办法把沙子弄出来，饭是绝对舍不得吐的，还要连同弄不出来的更小的沙粒一起吞进去。这是有东西吃的情况，在那时侯算是好的，而粮食紧张的家庭就惨喽。汉生家就这样。他妈为了让儿女能多吃一点，把自己的粮食标准降到最低限度，省下粮食让汉生兄妹俩吃。有时，她自个儿实在饿得不行了，就到菜场捡点萝卜缨子和白菜叶回家煮着吃，吃得直吐酸水。这一切都是瞒着家里人做的。六一年下半年，汉生读初中了，粮食定量加到三十三斤。给他办增加粮食定量手续的一位户籍高兴地说：“好啊，以后可以吃得饱一点啦！我的姑娘还得等两年才加哩。”他妈欣慰地笑了，但此时她的肝炎已发展到肝硬化，人已经不行了，终于在九月的一天，他妈悲痛地撇下一家人独自走了。汉生一直以为他妈是害肝病死的，后来才渐渐明白过来，妈妈是为了他们兄妹二人死的。他曾流着泪向钟佩文、胡晓鹏二人讲述这个刻骨铭心的伤心事。钟、胡二人被这种伟大的母爱感动至极，自然就格外疼他妹妹，时时袒护，处处迁就，尽力让她高兴。*初起，钟佩文他们去大学看大字报，常常带她出去看热闹，走累了，就你背一会儿，我背一会儿。她什么也不懂，只觉得好玩。她七零年读初中，开始懂事了。七一年蕲春来人找到她家里查证一些事，她才知道钟佩文出事了，由此他憎恨起那个他十分喜欢的哥哥来，咒骂过不知多少次。汉生因此说过她，为钟佩文辩护。她不服，拍着桌子又叉腰，说她哥哥是个大傻瓜，被人卖了还给人家数钱，还发誓见了钟佩文绝不放过他。今天，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她要把这几年憋在心中的冲天怨气全发泄出来！ 她鄙夷不屑地说：“革命家先生，您还到这儿来干什么？你把我家折腾得还不够吗？我哥原来在宣传科工作，就因为你的事给一脚蹬出来了，也被审查了几个月。大好前程楞毁在你手里。你还来找我哥干什么？是不是为你以后再写交待准备材料，啊？哥，我早就告诉你了，别跟这种人来往，当心以后又被他出卖了。”她越说越气，不顾爸爸、哥哥的一再喝叱，指着钟佩文的鼻子吼叫道：“姓钟的，早知道会这样，六一七武斗那天就该叫珍珍姐把你给水（告发）出去，让造反派打死你这个坏蛋，免得后来害我哥哥。你走！赶快走！再不走，我要叫你——了！” 这些话像匕首一样刺得钟佩文心在流血！当年那个尽向他撒娇、又搂脖子又亲脸的小妹妹，如今变得都不认识了，面色铁青，泪水涟涟，咬牙切齿！这怪谁呢？钟佩文觉得，只能怪自己。人家当年保护过你，你却害了人家。将心比心，小汉萍恨你，是理所当然的。这就叫报应！是该走了，本不该来；不过，来了，被人家骂一顿，也是有所偿还——当然，这个债是永远无法偿还的。想到这里，他下意识地站了起来，全没了当年大哥哥的风范。 汉生火了，一把拉住钟佩文，又骂他妹妹：“你懂得什么？他肯定是被别人算计的，是虎落平阳被狗欺。要是换了你呀，眼泪还不知道会流几大缸呢！佩文，别理她！”边说，边把钟佩文按在椅子上。 钟佩文忙说：“汉萍说得对。她心里有气。” 金叔也说：“萍萍,你看你今天都说了些什么？你能理解你佩文哥当时的处境吗？你还小，哪懂得社会上的事呵！都说风浪险，可人心比风浪更险。小文，你别计较。她不懂事，刀子嘴巴豆腐心。你以后吸取教训就是了。” 钟佩文连说“是的是的”。汉生说：“走，出去逛马路，好好聊聊。别跟她一般见识！”钟佩文向金叔告别，跟汉生出去。汉萍追后面，恨恨地说：“一般见识，啊呸！金汉生，你跟他多说一点儿，好让他再写点揭发材料。” 二人由前进五路往江汉路走去。汉生劝钟佩文别生气，钟佩文说：“我一点也不生气。汉萍骂得有理，我是对不住你们全家——” 汉生啧了一声，说：“什么对不住啊！我跟我爸完全理解你当时的处境。换上谁都会那样的。你少说废话！听得烦人！噢，佩文，告诉你，晓鹏他姥爷病重，他一家子去那儿看他姥爷去了，就在那儿过年。他临走前找过我，要我告诉你，他能理解你当时的处境，不会抱怨你的，要你放心”。 钟佩文十分感动，心里热乎乎的，说：“能体谅我的，唯你二人矣！” 汉生说：“不止我二人啊！还有我爸爸。是他要我们体谅你的。” 钟佩文“啊”了一声。 汉生说：“我爸爸一听说你出了事儿，就说你一定是没经验搞成的，绝不会有意害我们。他说这种事儿他见得多了。他老说起你，不知道你会怎么样，就怕你一时想不开去寻死，要么被逼疯。这种事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他见过。你要真那样了，我们都会为你惋惜的。现在看来还好，看你的气色还不错，只是瘦多了。你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呀？为了打听你的情况，我和晓鹏多次找过你姑妈姑爹。他们说得含含糊糊，不知道是不肯说呢，还是不很清楚你的情况。” 钟佩文说：“他们是不太清楚我的情况。有一点可以告诉你：我姑爹一直背着一个政治包袱，就是‘特嫌’问题。事情是这样的……”他详细地把事情的经过告诉给汉生，又说：“汉生，你想啊，他们有这个包袱在身上，我还怎么把我的事全告诉他们呢？我一直没给他们写信，我姐姐姐夫也只跟他们讲好的，就是怕他们担心。” 汉生问他怎么会成为审查对象的。他苦笑了一下，说：“说来真是可笑！一打三反刚开始的时候，领导要我们放包袱，就是自己谈自己在*当中的问题，说什么谈得越多，就表明你对党越忠诚，对毛主席越忠诚，还保证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说得情真意切，让人不能不感动。我坦率地谈了自己的一些问题，其中有七二0事件——不过，没涉及到你和晓鹏。我的原意是接受大家的批评并且进行自我批评。这也是领导讲的。他们表扬我，说我放包袱放得好，鼓励我再说具体些，以便组织进一步了解我。于是我就说得具体一些了，也就提到你们了。他们又说我思想深处还有包袱，对组织还不够放心，还有所保留，所以放得还不彻底。我一听就急了，为了表明我对组织百分之百的热爱和信赖，就说得更多了。我以为他们对我应该是非常信任了，哪知道他们对我逐渐就没有好言语了，只有威逼恐吓，只要我谈自己的问题。我这才明白上了当，但为时太晚。我说我在*中是有成错误，但不是只有错误，我还做了很多好事，你们不能只看我一个方面而否认我另一方面。那个叫汪兴无的家伙勃然大怒，冲我直吼，说我不老实，想混过昭关，对我威逼恐吓。” 汉生说：“你当时怕不怕？” “我当然不怕，只有愤怒。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唉，没想到后来是那样的局面！我原本想当个批判陈伯达的积极分子的，没想到历史会跟我开了这么大的一个玩笑，我不但没当成积极分子，反而成了审查对象。你说啊，用北京话讲，这逗不逗？” 汉生说：“是呀，果然不出我爸爸所料。我们厂里搞运动也是先要人自己讲。刚开始，我也像你一样讲了一点。本来我还准备讲的。可是我爸坚决要我别说。我问为什么。他说，言多必失，说不定哪一天会被人抓住把柄的，还提到文楚明平时胡说八道给自己惹下多大的麻烦。我听了爸爸的话，想想有理，就一直没再说话。有人来动员我，我也不说。等蕲春来人到家里查证一些事，我爸就知道你着了一些人的道，一定信口开河说了好多不该说的话，给自己惹了麻烦。我爸对你很惋惜，说你无意中断送了——唉怎么说呢？干脆明说了吧——就是断送了自己的前程。你听了别太难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我不也这样了？” “我也一样。都是自己惹的祸。”钟佩文装着无所谓地说；其实他心里难过到了极点，脸上的肌肉竟不觉抽搐了几下。幸亏路灯昏暗，汉生没看见。 “佩文，这就对了！噢，后来你怎么办呢？” “怎么办？我就再也不开口了。他们也拿我没办法。唉，要是我在武汉有你爸爸指点，那该多好！还是老一辈人有经验。运动初期，我姑妈就要我别闹，说五七年有人给党组织提意见提成了右派。我当场就反驳了，我说右派是自己跳出来*的，跟提意见有什么关系？是他们的阶级本质决定的，你想让他们不跳都不可能；还说她怕这怕那就是不怕中国出修正主义。你看，后来的情况楞让她给说着了。她有什么文化？可她有的是经验。你爸爸也是过来人，当然经验丰富了。我们缺的就是经验。我现在才发现，这经验是个宝啊！” “是呀。以前我还瞧不起我爸哩，总以为他的那一套太陈旧，可没想到楞让他看准了，丝毫不差。唉，也难怪，你知道吧，我爸爸五七年反右的时候还是专案组长哩。看来，他懂得政治上的那一套，而我们完全不懂。” 钟佩文很惊讶：“我从来都不知道你爸爸五七年还是专案组长呢。你也从来没说过呀。” “他以前也从来没告诉过我。是这两年，特别是知道你出事以后，才一点一点说给我听的。我才了解了五七年反右的一些内幕。真让人感叹不已啊！” “你爸爸是怎么说的呢？” “其实也是以前我们听到的那些。这些事，大家早就在议论，只是不敢公开讲，怕惹来大麻烦。记得以前我每次问他，他都没好气地训我一顿，骂我想挨枪子儿，不许我乱说。这几年跟我说的时候，每次都心情沉重，觉得太残酷了，太缺德了。他说，一再动员人家提意见，人家不提意见还批评人家，可等人家提了意见，就翻脸不认人了，说人家是反动派。他在办专案的时候看到不少人委屈得痛哭，心里也不好受。他说，要是不了解这些人，说他们是反动派，他是绝对不会手软的；可是他太了解他们了，他们肯定不是坏人，有的是多年的同事，有的还是穿开裆裤一起玩泥巴的小伙伴，把他们当坏人实在说不过去。说知识分子是右派，他还想得通——知识分子嘛，是有点复杂，肚子里面的道道就是多。” 说到这里，汉生看了看钟佩文，见钟佩文正侧耳倾听，似乎不在意，又说：“我可不是对知识分子有偏见啊！你听完我下面的话，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我爸的意思是：他对知识分子不了解，所以说知识分子是右派，他还想得通；可他太了解那些工人啦，一直就在一起工作，朝夕相处，互相知根知底，他们顶多是爱发点牢骚而已，绝对不可能*反社会主义。他实在想不通啊，可他是**员，必须服从党的决议，还是按照上面的规定，把他们一个一个打成右派。领导表扬他立场坚定，他当时还是满高兴的，曾一度怀疑自己的党性是不是有点儿问题。五八年大办钢铁，他好积极哟，守土高炉经常熬通宵。我妈要他注意休息，他还说我妈尽拖他后腿。他告诉我他当时还认为正是反了右派，才有大跃进的。他还在心里进行自我批评，批评自己在反右斗争中有右倾思想，暗暗自责。没想到后来是三年自然灾害，那几年饿肚子把他饿清醒了一些，他又开始怀疑了；后来我妈死了，他才完全醒过来。从此，他的政治热情就慢慢消退了。我们几个原来老议论他思想落后，缺乏政治热情，连一个群众组织也不参加，那是我们不了解他心里在想什么。其实他心里明白得很。他一再要我体谅你的处境，不是单纯出于对你个人的同情，而是因为他把政治斗争看透了。你知道吧，他明明知道晓鹏的爸爸反右的时候出了点儿问题，却从不反对我跟晓鹏交朋友。我想，他一定也同情晓鹏的爸爸，只是嘴上不说罢了。我们都没他明白，所以都被人算计了。你最倒霉。哎，你还待在那儿干什么？他们再也不会信任你了。走吧！天下乌鸦一般黑，可武汉是个大城市，总比乡下强。你得想办法调回来呀，就是调到鄂城也比那儿好。是吧？” 钟佩文叹了一口气：“我肯定不会再在那儿待下去了。都入了另册了，成了内控人物，我的那些所谓问题，看样子，都成了抹不去的污点了，我还待下去干什么？只是调动不容易。那个山旮旯谁想去？我一走，就得找一个倒霉的去顶替。可谁想去呢？只有我这样的傻瓜！我常常想，对一个自愿留下来干革命的知青，他们应该爱护又爱护、培养又培养，可他们为什么就不爱护呢？他们说起来要爱护每一个人，可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 “那是自然的。爱护你，他们能得到什么？可审查你整治你，要是查出你是反革命，他们就能邀功请赏了，捞到好处了。” “是真的，那些人是捞到不少好处。七一年低工资调整，革命动力们几乎都调整了。我看到一个姓骆的就调了，加了钱，买了块手表戴着，可神气了！可是革命对象一个也没加。我看见一个革命对象捂在被子里哭。” “是呀，他们为什么对你爱护又爱护、培养又培养呢？噢，对了，他们打你没有？”汉生关切地问。 钟佩文说：“这倒不会。我不是本地人，没有冤家对头，不会有人来找麻烦的。歧视我的人有几个，但一般人都对我还可以；特别是乡下农民对我是很客气的。本地人就倒霉喽。我在那儿有个朋友，叫李义奎，出身富农，*中造过反，得罪过一些领导，所以从清队起就挨整。经济问题没有，就查政治问题；政治问题查完了，就查作风问题。说他诱奸自己的学生，是初中的。他当然不承认啦；连所谓的受害人自己都不承认，连受害者的丈夫都说没那事儿，可领导就是揪住不放。那些人真是无聊透顶！可有什么办法呢？老李的事一拖就是几年，拖得人憔悴不堪。好在老李想得开，好在他老婆很开通，又体贴他，要不然他肯定会发疯。这是一个。还有：有一个积极分子是区卫生院的，就是那个姓骆的，得了痔疮，领导赶忙叫他休息，还经常嘘寒问暖，惟恐关心不够；另有一个也是区卫生院的，是个审查对象，也有痔疮，还更严重，在流血，可被领导硬逼着上山砍柴。你看，这就是他们所标榜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得实事求是，对我，区辅导组有一点还是做得很不错的，就是我的工资一直没停发过，还帮我解决了农转非的问题。只有专案组的几个家伙想往上爬，老揪着我不放。专案组里也有明白人，那些人搞过几次外调，无功而返，以后对我的态度就好多了；可这些人在专案组里不得势，帮不了什么忙，还不得不跟我保持一段距离。我那个朋友老李告诉我，专案组里有人说我太幼稚，不懂政治。他还告诉我，说这话的人并没恶意，本意倒是同情我。这我明白。我承认我不太懂政治，但我更不懂的是这种谎话连篇的政治。列宁说，说谎是道义上的灭亡。怎么现在一些人以会说谎而自豪？他们不是常常学马列主义的吗？*说过，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他们不是组织群众批判过吗？骂*搞阴谋诡计，可他们自己照样在搞。*事件发生以后，他们不向我们传达中央文件；后来，只传达了三句话‘林陈死党，叛党叛国，罪恶滔天’，还规定不许打听其中的细节。其实，他们明明知道我们这些人已经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了*的问题，可是还要装模作样地不向我们原原本本地传达文件，不准我们打听细节。你看，他们多么虚伪！我真不明白，难道这就是他们的政治？难道搞政治就一定得说谎？难道政治就没有真诚可言吗？要真是这样的话，那就人人说谎；可要是人人说谎，那叫什么世道？*说起来是触及灵魂的革命，可是触及了这么多年，为什么把说谎当成了法宝了呢？这是进步呢，还是倒退呢？你说，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以后应该相信谁呢？” 汉生叹了一口气，说：“你想得倒是挺深的啊。这个问题我和晓鹏也议论过，结论跟你的差不多。这年头，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那些当领导的。你记得初中那个老同学章晓玲吧？她出身不好，可她多积极，每天第一个到校，一来就扫地擦桌子，学习也抓得紧，老师们对她评价都不错。结果呢？高中她就是上不去，成绩比她差多了的都上了，说是要贯彻阶级路线。上面不是说得好好的吗，什么出身不由己，道路自选择，什么讲成分，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可现实呢？竟然是这样的，说一套，做一套！可恶！”（待续） 第十章 过年 钟佩文气愤地说：“她真倒霉！可还有比她更倒霉的哩。你还记得老文说过的一件事吗？他们老师听党总支的话，真心诚意地狠斗私字一闪念，还写成文字，争先恐后地交到陶书记手里。可是结果呢？陶书记说话不算数，不但没给他们保密，在运动初期还全给抛出来了。” 汉生说：“这里只有诱惑，就是引蛇出洞，没有真诚可言。我爸爸是**员，可他也说——唉，算了，不谈他了。以前我要是听谁说五七年的右派是给党提意见才当上的，我会狠狠批他一通，可现在我绝对不会这样做的。你看到没有，那些造反的落了什么好？有人说这也是引蛇出洞，先让你造反，再跟你秋后算帐。王任重的‘秋后算帐’早就批了，还成了他的一大罪状，可现在搞‘一打三反’不就是在秋后算帐吗？依我看，手法跟五七年差不多——引蛇出洞。你没注意到吗？这跟你的情形有什么区别？抓走资派抓了几个？而且现在大多数挨过批的干部又出来了。”他沉吟了一会儿，悄悄地说：“我对‘一打三反’有这么个感觉，整了这么多人，其中主要是造反派，似乎是为了让那些挨过整的老干部出出气，以便安抚一下他们，免得怨气冲天，搞不好工作。你看会不会是这样的啊？” 钟佩文自六七年武汉军区发布《严正声明》以后就跟造反派分道扬镳，对他们一直有不敢苟同的态度。但跟汉生保持朋友关系则另当别论——他们是老同学，在一起造过反，再说汉生在“七二0事件”以后保护过他：人家对他太好了。他无论如何不能够舍弃这个朋友！在‘一打三反’运动中，他看到造反派也在倒霉，不知不觉中恢复了对造反派的感情。他再听到造反派发牢骚也不反感了。因此，现在他听到汉生说这番话，并不觉得刺耳，反有认同之心，于是他点了点头，说：“我看，有理。” 他们来到水塔街。汉生指着水塔说：“那年你在水塔上当广播员，我在外面一个劲骂你。你要是也造反，我们一起干，该多好！哦，七月二十三号早晨，你心情一定坏极了吧？” 钟佩文说：“那是自然的。那天早晨听到广播里喊‘打倒百万雄师中一小撮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头头’，那时候哇心里真不是滋味，知道一切全完了；可怎么也想不通。在那种情况下想不通也得通啊！七月二十号、二十一号、二十二号游了三天行，在汽车上大喊‘好消息，好消息，中央批准斗王力！’当时是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有一件事还没跟你说过：中央表态的前一天晚上，头头找我们开会，告诉我们，上面给工人总部平反，工人总部平反以后加入百万雄师。我当时满高兴的，心想谁也没输，谁也没赢，皆大欢喜。没想到一夜之间形势大变，百万雄师一下子就垮了，人都散了。” 汉生说：“我那天最担心的就是你，怕你吃亏。你想想，那天要是我们的人冲进水塔去了，乱军之中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我在华工写大标语，一时又过不来。给宿舍打电话，赵阿姨说你姑妈姑爹都到水塔对面的人行道上等你。我一听就更急了，你怎么能从大门出来呢？外面全是我们的人，你出来肯定凶多吉少。后来见你一点也没伤着，又知道你还是从消防队后面围墙的一个破洞跑出去的，我才放心了。嘿嘿，你还有这么一段插曲哩。” 二人不由得笑了起来。 钟佩文说：“那段时间，我姑妈姑爹差点给吓死，怕我想不开，又怕我挨打，更怕我有个三长两短他们没法向我爸爸、姐姐交代。还好，有你保护，我一直没吃亏，只是思想上很苦恼。我得出一个结论：矛头向上总比矛头向下要好，左一点总比右一点要好。可现在看来，这个结论肯定又不对。究竟怎么样才对，我已经完全搞不清楚了。这几年我的脑子里面全乱了，不知道如何是好。你怎么样？” 汉生颇有同感：“你问我，我去问谁呀？这几年我跟你一样，脑子也乱了。你来说说看，*是接班人，这是上了党章上了宪法的啊，可现在被骂得狗血淋头，这之间怎么解释呢？说以前弄错了，怎么错得这么厉害呢？还有，罗瑞卿、杨、余、傅都平反了，这里就有个问题。佩文，你能解释吗？” 钟佩文摇摇头，说：“我想，毛主席是不会错的，可事实又怎么解释呢？我肯定解释不了。我想这里面肯定有什么奥妙，只是这个奥妙我们谁也没搞清楚。” 汉生叹了一口气，说：“谁也搞不清楚！*事件以后，很多人一谈起国家大事，都爱说搞不清楚。也确实搞不清楚。造反派挨批，骂他们搞武斗。可怎么能尽骂他们呢？*就说过‘文攻武卫’。造反派拿*的话做根据。有人问有没有红头文件证明*说过这番话呀，造反派当然拿不出来，只能自认倒霉。记得当时*的那个讲话贴得满街都是呀，可又有谁出来做证呢？谁又做得了证呢？” 钟佩文说：“如今这年头，说不清、道不白的事儿真是太多啦！” 说着，二人来到红旗大楼。金汉生兴奋起来，对钟佩文说：“你还记得那天晚上我们三个到这里支持造反派封红旗大楼的事吗？”钟佩文说：“我怎么忘得了啊！” 那是六六年十月份的事。那一年九月份，北京南下造反大队到武汉来串连，点*之火。他们认为，湖北省委捂了阶级斗争盖子，压制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致使湖北地区的*搞得冷冷清清，这里一定有鬼，就联络一些大学生炮轰湖北省委。这样，大专院校的学生便分成了两大派，炮轰派成了造反派，保卫派成了保守派。两派的人日夜争论不休。钟佩文他们回到武汉，见武汉闹得正欢，赶忙相约去湖大、武大、水院、武测、华工看大字报，听别人辩论。在湖大，他们参加了一次造反派的集会。几个被学校党委打成反革命的学生上台控诉，直讲得声泪俱下，引得会场上口号声声，人们一个个怒形于色。一位女学生传达了中央*的讲话精神，说那几位学生是“光荣的反革命”。台下顿时响起一片欢呼声。钟佩文他们也激动地鼓掌。他们当即决定，坚决站在造反派一边，成为一名造反派战士。与此同时，汉北中学跟别的学校一样围绕着“怀疑一切”在进行激烈的辩论。造反派拥护“怀疑一切”，认为搞*没有怀疑精神就搞不成；保守派则反对“怀疑一切”，认为对什么都怀疑是唯心主义，无法解释建国十几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也无法解释许多问题，例如你怀不怀疑伟大的党啊、怀不怀疑《国际歌》啊，等等。造反派逐一回答了这些质问：建国十几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就摆在眼前，大家都思考过并且承认，所以不用怀疑；领导我们取得伟大成就的是伟大的党，这也是大家都思考过并且承认的，所以也不用怀疑；《国际歌》被实践证明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歌，所以也不用怀疑；可是湖北省委捂阶级斗争盖子，里面的问题好多，当然要怀疑，不怀疑怎么会发现问题？保守派认为这是诡辩。两派针尖对麦芒，相持不下。钟佩文他们写大字报表明态度，同意“怀疑一切”的提法，并宣称自己是“怀疑一切”的万能论者。 当时，他们没有自己的组织，只是思想上的造反派。十月份，全国的大串连形成高潮。大串连把*的火烧遍全国。武汉的大学生造反派为了控制宣传工具，更深入地批判资反路线，在一天晚上突然冲进红旗大楼，夺了湖北日报的权。这等于往油锅浇水——炸开了。造反派把红旗大楼各门紧闭，防止保守派冲进去。大门外、马路上，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钟佩文听到这个消息，就去找金、胡二人。不料，他们都不在家，家里人也不知道他们去那儿了。钟佩文就独自去了，并跟反对封闭红旗大楼的人进行辩论。 那时，大学生已然分了两派，中学生还没闹大，干部们还在观望，工人中想造反的一时还没动，而保守派已经先动起来了。钟佩文的辩论对手就是大学生和工人中的保守派。辩论中，他十分自豪，自己是中学生，跟大学生辩论，却不比他们差，他们读书越读越蠢。大学生是文人，辩论起来只动口不动手；可那些工人“大老粗”们并没有那样斯文，动口不行就动手。钟佩文跟几位老工人辩论。那几位老工人先是把他推来搡去，后来其中一位伸出右手一把抓住他的领口，指着他的鼻尖骂他，骂他跟五七年跑到报社外面乱喊乱叫的右派分子一模一样，要把他拉到派出所去。他毫不示弱，高喊：“有理说理，怎么动手呢！《十六条》说了，要文斗，不要武斗！”那位老工人吼道：“对你这个小右派不能只讲文的，就是要来点武的。走！”双方扭打起来。有人帮老工人，有人帮钟佩文。混战中，不知是谁把钟佩文的眼镜摘了下来。钟佩文累得气喘吁吁，两支胳臂都酸了，额头上渗出的汗往脸上流，眼前一片模糊。正在这紧急关头，他忽然听见金汉生在喊：“打人呐！破坏党的政策啊！”还听见一个稚嫩的声音：“不许打人！不许打人！”又听见胡晓鹏在喊：“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十六条》说得很清楚，‘要警惕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等到运动后期酌情处理’。请大家都别乱来。”那位老工人这才松了手，边揉着手腕，边丢下一句话：“以后再找这些婊子养的算帐！”钟佩文脸也憋红了，连喘了几口粗气。汉生、晓鹏走了过来，大骂那几个老工人违反了党的政策。汉萍也来了，挽着钟佩文的膀子，连笑带跳，大骂那些老工人是坏人。一位大学生模样的的人笑吟吟地走了过来，关切地问钟佩文身上扭疼了没有，又递过眼镜，说：“刚才我怕你的眼镜会摔下来打碎了，就来了个先斩后奏，把你的眼镜摘下来保管。现在，完璧归赵。”钟佩文几个非常感激，问他是那个学校的。他自豪地说：“武大的！”说完，手一扬，转身走了。汉生问钟佩文回不回去，钟佩文表示意犹未尽，于是他们三个带着小汉萍马上又跟别人辩论去了。那次，他们直到凌晨三点钟才回家。一路上，他们兴奋不已，胳膊挽着胳膊向前进，还豪情满怀地唱着：“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汉萍夹在汉生和钟佩文之间拉着他俩的手臂跟着唱。 想到这儿，钟佩文说：“那天晚上的事儿，想想真有意思。”汉生说：“那时候我们总在一起，多好！后来你脱离了造反派，我遗憾了好长时间，一直没能说服你。”钟佩文笑着说：“我也没能说服你呀。那时候，谁也说服不了谁，只等着中央表态哩。” “佩文，说到中央表态，我一直有个问题没搞懂。中央既然知道谁对谁错，就该早一点给指出来，好多人就可以不犯错误，也不会闹到流血死人。六七年四月造反派杀向社会，要是中央早点表态，就不会有后来的武斗了，两派也不会那么对立了，可是中央一直到七月下旬才表态。你说，上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说真的，我并不知道。对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好久，可没想出个名堂来。不过，报上有说法。你还记得七一年两报一刊发表的文章《纪念中国**五十周年》吧？里面说，毛主席本可以下一道命令解决刘少奇的问题的，像五九年庐山会议一样，可是为了锻炼中国人民、特别是我们这些从来没有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年轻人，所以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方式。” “可这么一来，运动就难免出偏差，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你看，‘七二0’之后斗百万雄师的坏头头是对的，可打死打伤好多受蒙蔽的群众我就有意见。我爸爸严禁我打一个人。告诉你，我保护你，就是我爸爸要我那样做的。还有，清查‘决派’本来是打击林陈一伙的，可是打击面大得很，连你也没能幸免。这种偏差是不是太大了一点？” “我也像你这样想过。我有时候这么想，这么大的运动不出点偏差是不可能的。我那时候要是不过多注意造反派的缺点，也不会站到保守派那边去。可我有时候又反过来想，要是把我打残了打死了，我还会说这么大的运动出点偏差是难免的吗？我是说不出这种大话的。” 金汉生长叹了一声，说：“我问你：*以前说过，*当中死的人还没有一个小战役死的人多。就是根据他的说法，我想通了，要正确对待运动中的偏差。现在他死了，我们还能够像他说的那样去看问题吗？对*当中的这些事，我们应该怎样看才对呢？” 钟佩文被问住了。是呀，应该怎样看待*中死人的事儿呢？“六-一七”武斗后，他亲眼看见老会宾门前马路上倒卧的三具尸体，是百万雄师的，经过暴雨浸泡，面貌模糊不堪，身上长着绿毛，惨不忍睹；他还亲眼看见“六-二四”武斗后遗留的十具尸体，是造反派的，有男有女，有年长的有年轻的，令人心酸；他还看过重庆的一张大传单，上面登载有十几幅死者的照片，他们都是被产业军杀死的，其中一幅给他的印象最深，那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眼睛大大的，能说话；他还看见另一份大传单，上面报道了“涪陵惨案”；他还听见从各地传来的武斗死人的消息……当时，这一桩桩一件件血淋淋的事实让他辗转难眠。不是文化革命吗，怎么动起武来了呢？不过，他仍然相信，让群众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等于是进行了一次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要是资本主义复辟了，死的人会更多。但有时他又自己问自己，假如死的人中有他一个，或者是姐姐、姐夫、姑妈、姑爹，他也会这样想吗？他无法回答。现在汉生又是如此问他，他只好说：“我答不出来。”同时，他又劝汉生：“你提的问题太敏感，会惹麻烦的。” 汉生说：“我何尝不想像你说的那样去思考呢？我也不想惹事生非。可是，事实让你不能不去想。孟子说：‘心之官则思。’毛主席引用过这句话，还说他对脑子的作用下了正确的定义。本来嘛，人长脑袋天生就是想问题的。我就想不通，我们厂里清查‘五一六’和‘决派’，尽在造反派里头找，被清查的也全是造反派。可我了解他们，他们没一个参加决派，没有炮打周总理，倒是对周总理很热爱的。后来的外调证明我没看错。我也受了审查——噢，佩文，你可千万别多心啊，我不是在说你——怀疑我是的。我向他们说明，我们几个不但不是的，而且是反决派的。我发现他们对我的话不感兴趣，我就想他们到底想干什么。依我看，他们只希望我赶快承认自己是决派，他们好邀功请赏，他们根本不考虑受审查者的心情和前途。唉，我们是反决派的，结果反而成了嫌疑犯。你说气人不气人？” “怎么能不气人呢？我还是保守派哩，他们照样不放过。我在学习班里也像你一样说，他们一点也不感兴趣，还警告我‘现在不是评功摆好的时候’，只是一个劲地要我放包袱后来又一个劲地逼交待问题，说穿了，就是要我承认我是决派。偏偏学习班里有个女的承认自己是决派，他们大喜过望，越发逼迫我赶快承认，尽管他们一次次外调也没有找到我是决派的证据。我不承认，他们就整我。本来学习班七二年初就结束了，他们找不到证据就应该解放我，可是他们不肯彻底解散学习班，硬要留个尾巴，就留下八个人，把学习班继续办下去。他们没按上面的政策办事。他们嘴里说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还有什么‘即使只露出一根头发，也要抢救’，说得怪好听的，其实呢，他们从骨子里巴不得你是反革命，以便邀功请赏。他们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关心每一个犯错误的人，反而以整人为乐。有一次劳动，往地里送淤泥。天正下着瓢泼大雨，我们几个送，专案组成员装，每一担装得满满的，相当沉。我倒不在乎。一担淤泥再重也不会比一担柴重。可让我憎恨的是，我亲耳听见那个叫汪兴无的家伙对其他几个专案组成员说：‘再装得多多的，压死他们！’你看，他们大骂造反派整人，可他们整起人来，并不比谁差。依我看，还要厉害。他们挨整，是群众搞的；他们整人，是官方搞的。群众整他们，不会算数的；可他们整人，一律塞进档案，跟你一辈子。我一想起这些，心里就憋着无名的怒火。” 汉生说：“太不平等了！那些王八蛋全把事情给办坏了。” 钟佩文赶忙嘘了一声，说：“说话声小点，别惹麻烦。如今的年头事情就是这样，要整你，你就跑不了；你要是一不小心成了靶子，你就跑不了。现在就是这个理，没别的。” 武汉关的钟声响了十二下。汉生说：“呦，都十二点了。我肚子实在是饿了。走，到我家吃饭去。” 钟佩文说：“饭吃饱，觉睡好，养足精神干革命。” 二人一路说了些闲话。 在回家的路上，钟佩文兴奋极了。对汉生和他爸爸的宽容与体谅，他从心眼里感激不尽。他最担心的事没有发生，他又与汉生恢复了联系和信任。至于小汉萍的诅咒，他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也是对他一个警告，警惕他以后要时刻注意不要再做对不起人的事，以免彻底失去别人的信任。失去了信任，该是多么痛苦与丢人啊！ 年三十白天，他到姐夫的父母那儿去了，说了些别后的情况，又给两个小外甥买了新年礼物。 大年初一，上午，他陪姑妈姑爹逛了友好商场；下午，他去了汉生家里；晚上十二点，他到王家巷船码头坐汉九班回鄂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