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代序言：“斩首”仍将继续 历史的发展有时真让人难以猜测，很多已经非常久远的东西在现实中又得到了重现。2003年3月20日凌晨5点36分，美国以“斩首行动”揭开了伊拉克战争的序幕。两国交战，一方于战争正式爆发前发动突然袭击，企图通过一举消灭对方的统帅来尽快结束战争，这在近现代战争史上确实罕见。然而，细细追究起来却也并不奇怪，美国的“斩首行动”在世界战争史上既非首次，也显然不会就此终结。这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最高统帅经历了从战争的首要打击目标到战争的幕后操纵者的漫长历程，重新又处在了战争的最前线。 统帅重回战场最前线 毫无疑问，统帅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一直是至关重要的，然而，不同时期，统帅在战场上的位置却大不一样，这也为战争方式的选择提供了诸多变数。 农业时代的战争，统帅在整个作战体系中的位置十分暴露突出。交战双方进行战斗时，首先是摆阵布势，将帅相搏。首领打赢了，军队则大胜；首领打输了，军队也必败无疑。因此，“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的道理十分管用。 到了工业时代，统帅的位置虽然仍处于军队的核心，但由于技术的进步及其在军事领域的应用，统帅已经不必再亲率士卒去冲锋陷阵，而是退居到较为安全的后方，指挥部属与敌方进行对抗。在这种情况下，要消灭对方的统帅只能像剥百合一样，必须首先大量消灭敌人的军队，尔后才有可能达到目的。然而大量军队被消灭后，统帅的战斗意志也就丧失了。这样，虽然仗打输了，但统帅自身仍然可以安然无恙。因此，工业时代试图通过消灭对方的统帅来打败对手的方式变得十分困难。 随着世界网络化和民主化进程的迅猛发展，人们逐渐形成这样一个感觉——在一个稳定而健全的机制中，统帅的地位和作用日渐消退。事实果真如此吗？一系列血淋淋的事实向我们昭示，情况恰恰相反。在当今社会，极度泛滥的信息和相对松散的人群更为统帅驾驭权力和信息开辟了新的、更多的空间。统帅于传统的国家权力中心、民众精神象征之外更成为信息的要害节点。统帅对于一个国家或一支军队而言，就像大脑之于人一样重要。统帅自身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使得其在信息时代的战争中重新成为首先要“关照”的目标。 信息时代的战争，作战双方的实力较量早已摆脱了单一战场、单一兵种、单一兵器的对抗方式，而成为作战体系之间的整体较量。由于统帅或指挥机关都处在作战体系的核心位置，因此对这些目标的打击会迅速对敌作战系统构成整体的威胁，可以使敌人的心理瓦解，并最终放弃抵抗，达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目的。因此，可以认为，在现代战争和未来战争中，统帅一旦被制伏，整个作战体系就很容易走向崩溃。这也符合信息战的一个重要原则———“电子斩首”。这种投入少而收益高、代价小而胜算多的方法和途径不能不引起战争指挥者的高度重视。 美军打仗钟爱“斩首” 作为世界信息强国的美国早就认识到了统帅在现代和未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美军一直强调，指挥官作为潜在的、重要的节点目标，不仅容易遭受直接攻击，而且还容易受到各种欺骗和心理战的影响。所以，无论美军的“五环目标理论”，还是其推崇的指挥控制战，都将对方的指挥人员列为首先打击的重要目标，以期缩短战争持续时间，减少战争损耗和人员伤亡。美军认为这是战胜敌人最简捷、最省力、最有效的方法，而且影响也最大。美军在实战中的一次次胜利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通过集中精锐消灭对方的统帅或指挥机构，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是一种破坏力较小的理想战争。 早在1986年，美军就成功地对利比亚的5处军事目标进行了精确打击，虽然没有达到炸死卡扎菲的目的，但也炸死了卡扎菲的儿子。其作战指导原则十分明确，就是置对方统帅于死地。1989年12月20日，美国为了夺回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发动了代号为“正义事业”的入侵行动，该行动的主要任务就是抓获与美国对抗的巴拿马总统诺列加，将其送交美国司法部审判。美军以特种作战与心理战相结合，令诺列加无处可逃，最终束手就擒。总统被抓走了，巴拿马军队一触即溃。在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将伊拉克的指挥中心、通信大楼、防空中心等作为最重要的核心攻击目标。萨达姆虽然依靠坚固的地下掩体得以活命，但他一整套塔式指挥体系被彻底打垮，以致指挥官不知道部队在什么位置，部队也接不到上级的指示。战争结束时，甚至伊军最高指挥官不知道战斗的前沿在哪里。科索沃战争，北约对南联盟进行空袭，首要攻击的目标同样是南军的指挥控制中心、通信枢纽、防空军指挥部等核心目标，其中首轮空袭的一枚精确制导弹药直接指向南军国防部长的办公室。北约空袭的意图昭然若揭：通过打击南军指挥控制系统，打击米洛舍维奇的藏身处，结合信息战的手段迫使南军统帅就范。反恐战争中，美国政府直言不讳地指出，不抓到本?拉丹，反恐战争就不会结束，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而在伊拉克战争中，美英联军的作战意图表现得更淋漓尽致，打击目标直接指向萨达姆。战前，美军对伊拉克人民发动了旨在推翻萨达姆政权的强大心理战。战争更以明确的“斩首行动”拉开序幕。第一次“斩首行动”失败后，美国又于4月7日发动了旨在消灭萨达姆的第二次“斩首行动”。战争中，美军采取的战法也是主力部队避轻就重直捣巴格达，目标是一举将萨达姆赶出权力和信息的中心。大规模地面战争结束后，美国对在逃的萨达姆及其军政要员，仍然不依不饶，发出扑克牌通缉令，重金悬赏捉拿。 虽然，美军不可能在未来战争中完全照搬以往战争中的打法，但可以断定的是，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以及近几场战争中的作战精髓，即“不以大量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取而代之的是擒贼先擒王，直接攻击对方的首脑机关，消灭和自己作对的敌方统帅”的这种“斩首”式的战争样式仍将为美军在未来战争中所重点采用。 关注未来的“斩首”式战争 手段和目的从来都是一致的，有什么样的手段就追求什么样的目的，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就发展什么样的手段。同样，打这样的“斩首”式战争也是有前提条件的。信息时代高度发达了的攻击手段为实施“斩首”式战争提供了必要的保证。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战争趋于一体化，战场前后方界限日益模糊。现代攻击手段已经发展到远程精确攻击的程度，与高精度的侦察手段相配合，基本上具备了发现就摧毁的能力。目前的作战部队已经能够使用各种手段对敌人各级指挥决策机构进行攻击，上到国家统帅本身、指挥中心、联合司令部，下到各野战军、师、团的司令部。由于攻击手段的多样化，统帅受到的威胁极大增加。尤其是网络战的出现更使统帅处于危险的境地。网络战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和途径对敌方统帅进行攻击，而且不易被察觉。在预知对方首脑行程安排的情况下，可以攻击对方的空中交通管制网络，制造空中交通事故，使敌方的统帅死于非命；也可以通过电脑网络控制对方统帅的指挥行动和决策；还可以通过大面积瘫痪敌人的网络，使对方整个指挥控制系统失灵。这些行动不仅可以在战争爆发后影响战争的进程和结局，而且可以在战争之前进行，通过对统帅采取特别行动，起到慑止战争的目的。 当今世界，攻击目标直指统帅的做法不仅是美军等发达国家军队的重要作战原则，还成为了恐怖组织的惯用手段。这可以从本?拉丹“9?11”恐怖行动所设定的目标、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屡遭袭击等事件中窥见一斑。可以认为，“斩首”式战争的出现必将成为影响世界军事战略走向乃至国际战略形势发展的重要因素。这同样也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中国国防报》2004年06月15日第6版） 关于领导人战争 一、思绪火花 领导人战争的概念，源于许多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著作，但真正引发我浓厚兴趣，并坚持不懈探索研究下去的，当属沈伟光先生。 作为“信息战”理论的创始人，以及与《第三次浪潮》的作者——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先生齐名的中国未来学家沈伟光，最早提出了“领导人战争”的概念和思想。无疑，他是这个纷乱世间，首倡打“领导人的个人战争”的第一人。 第2章 在其巨著《信息战》，以及后来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全面信息战》和《理想战争》等著述中，我们完全可以触摸到这些名词、概念以及思想的火花。 自人类有了信息战名词后的岁月里，你会惊讶地发现，在历史和现实的纵深中，沈先生在美国战略理论家的眼中，被亲切地昵称为“信息战之父”，因为他最早、系统、全面地提出了信息战理论。随之，荣誉的光环中，闪耀着“领导人战争”的宏大思想。 对我们人类来说，理论观点的提出和推进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的发展进步历程。生产力乃至科技力的催化作用，使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日新月异，与日俱进。这些时代特点必将促使领导人战争的思维、观念以及理论在各个层次上丰富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各种思绪的火花经过“打领导人战争”这个思维浪潮的冲刷，当不同研究潜质的视角、观点以及思想发生碰撞时，就犹如喷发的熔岩遇到了冰冷的海水一般，在那个瞬间一下子完成了思想的聚集和飞跃。我就是在这种剧烈的思维斗争中完成并逐渐完善领导人战争思想体系的。 2003年3月的伊拉克战争就具有明显的“领导人战争”特质，表面上是美英联军和伊拉克军队各部队之间的交战，实际上则是美国总统布什和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两人之间的个人较量，美国舆论界一种比较形象的说法是：“电话亭里用匕首格斗的战争。”在这种近乎个人仇杀似的战争中，领导人个人的意志始终凌驾于民众的意愿之上，使战争更具信息时代的“个人英雄”式的场景。美英联军，虽然在速决战中击败了伊拉克正规军，但至今，这场战争的一时“胜利”所带来的恶果已经将国际安全环境推向一种更加不确定的状态之中。在今天的伊拉克中，人们不是担心萨达姆的总统车队的来临，而是担心美英联军的车队以及那些突如其来、血肉横飞的爆炸装置。 二、奠基者 看沈先生的书，必须集中精力，同时思维发散，能够想像丰富。在《信息战》书“关于战略的断想”章中说到如何“选择领导人”时，是这样描述的： “领导人与领导能力确实能起重大作用。他们不仅影响了他们国家的政策，而且改变了政策的方向。英明的领导人，多正视阻碍本国社会前进的主要问题，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他们不想掩盖这些问题或否认这些问题的存在，相反，他们明确问题之所在，向本国民众说明问题是什么，并让他们看到，困难是有可能克服的。这些领导人全都展望到本国社会应争取达到的目标和相应的手段。这些领导人都坚持自己的目标，尽管他们每个人都是激烈批评和权力之争的对象。由于他们的出发点要求实行变革，因此他们受到的批评就比想象力不那么丰富或不那么成功的领导人所受到的批评要多。” 同时，他进一步提出“领导人必须牢牢树立八个观念”的观点，即：“政策观念、纪律观念、全局观念、团结观念、创新观念、唯才观念、求实观念和自检观念”。随之，他话锋一转，认为：“选择领导人”既要注重其政策的可行性，还要重视政策的超前性，这些都是衡量领导人的标准。在强调领导人政策素质的同时，他深刻地指出：“战争与和平问题，是人类的进步和发展的主题之一，领导人的政策能否顺应形势，客观地评估和控驭应该是领导人的重要尺度。” 在1999年11月，沈伟光先生在撰写他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全面信息战》一书时，首次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战争”概念，并据此发出了“为遏制信息战而奋斗”的呼吁。在“以人为中心的战争”中，他论述道：“……当然，21世纪是以人为中心的战争，不再是消灭或俘役人的肉体了，而是攻击人的思想、精神和思维。”他继续写道：“一方对另一方发动战争，最主要的动因还是奢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政治的还是文化的。” 据此可见，伊拉克战争是一场具有明显“布什意志”特征的“以人为中心的战争”。从今天来看，他当时论述的：“……凭籍武力和经济手段是不可能消灭一个民族、统御有2000个民族的世界的，但是精神却可以摧毁一个民族、奴役一个国家。”而诚如所言，伊拉克战争，美国人正是通过他所提出的“战略竞争、理论威慑、舆论争夺、潜力抗衡、心理战”等有效的样式从而达到异常顺利的、兵不血刃的推翻萨达姆政权的战略目标。 到2000年5月，沈先生在《理想战争》书中，最终将他的“选择领导人”、“以人为中心的战争”思想火花发展成为“领导人战争”理论基础。他在书中指出：“……如果倒置一下，战争首先在领导人之间展开，死亡的先是领导人，这种极其残酷的武力战是否会少一些呢？”他又论述道：“……战争已经进入脑力战争时代，制信息权成了致胜的关键……”他又强调：“……世界永远属于民众，然而领导人的作用也非常重要。但对民众来说，信息时代使我们有充分的权力和完善的机制来选择自己所依赖的领导人。”的确，当伊拉克战争正规战进入尾声时，我们对比一下战前伊拉克民众“严阵以待”的气势与“保留性地欢迎美英联军”进入巴格达的情景时，则不难发现，萨达姆政权确实有许多反对者，也有诸多的支持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伊拉克民众让美国人为他们选择领导人。 我欣喜地看到他在《理想战争》书中初步设计了“领导人战争”未来战争样式：“机器人战争”、“克隆人战争”、“啤酒瓶战争”、“外星球战争”、“虚拟战争”、“鸦片战争”、“思想战争”、“传媒战争”、“思维战争”。其实认真思索一下这些样式，就不难发现，所谓人类当代众多的战争样式，基本上是围绕着“人”，尤其是“领导人”来展开的战争。同沈先生一样，我也深信，当人类社会进步到某个特定时刻，为了解决人类所带来的巨大伤害和巨大的痛苦，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总有一天，会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主持下，举办相应的“战争锦标赛”，以领导人“单打独斗”的方式来决定战争的胜负，并尽可能减轻民众的“实体牺牲”。 三、理论价值 当论及“领导人战争”时，我不能不对人类历史上那些试图探索这个理论的未来学家们表示一种惊讶和尊敬。当他们在斗室中苦思冥想，辛勤耕耘，设计着未来的社会和未来的战争时，他们在现实世界中被认为是疯子和神经病。但当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他们所描述的战争景象终于一一被验证时，人们才恍然大悟，最终想起他们，而此时，领导人及其民众所付出的，就是曾经讥笑未来学家的奢望，但却因战争而丧失财产和生命的沉重代价。 当然，领导人战争并不是板着面孔讲解战争的基础理论体系，更多的时候，领导人战争是以和平竞争的方式展开并分出胜负的。因此，理论的核心是领导人如何在和平或战争的环境下发挥领导作用的“潜胜”思想体系。在和平年代，在战争时期，领导人的特殊地位就决定了领导人成为各种斗争矛头的直接指向体，由此，领导人，尤其是核心领导人，必须承担着比其他领导成员更为猛烈的打击后果。 今天，当我研究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人类的战争特点以及战争样式时，我越来越感觉到，如果按照传统的战争定义来研究战争，我自然而然地陷入到一种困惑之中。这种困惑容易促使我对科索沃战争中北约的“空中打击”效果产生惊讶，还会对在阿富汗发生的“联盟和追剿”行动发生惊叹，更会对伊拉克战争中未经巷战就推翻一个政权的“精确闪击战”结果感到难以接受，还对哈马斯的“人体炸弹”以及以色列的“定点清除”思想感到道义上的迷茫…… 这些，促使我对战争思考的一系列疑问形成一连串的艰苦探索。 四、阅读思考 当我反复翻阅《信息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全面信息战》、《新战争论》、《新军事问题》、《传媒与战争》、《理想战争》直到《战争新思维》这些书，乃至《超限战》以及《未来的冲击》、《未来的战争》和众多的伟大著作时，我常常抚案深思，思考悠长，甚至彻夜观看残酷的战争影片。 我深信，我也大胆预测，未来的战争无论从本质，还是表象上看，都是过去、现实和超前的“领导人战争”类型，那种所谓的“第一代战争”、“第二代战争”甚至“第四代战争”或者“第六代战争”的观点仍旧脱离不了传统战争的思维体系，战争，的确正以人类难以想象的速度和形态演化着。在这种以原子“能级”跳跃式的战争演化过程中，战争将以信息时代的特质以光速向前推进，并最终围绕着“以人为中心的战争”思路，开创“以领导人为主体的”战争发展规律。这些，才是我最终决定撰写并创新“领导人战争”的思维源泉。 第3章 诚然，领导人战争既是一个极具超前思维的概念，又是一个目前正在发生的战争思维体系。但不管如何，它第一次系统地为领导人与战争之间的关联做出了总结性的论述，强调领导人在和平年代和战争时期的各种作用，同时也指出领导人将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不可否认，我在研究“领导人战争”理论时，存在着资料的极度匮乏，研究功底的不足等缺憾。这些势必导致这本书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瑕疵。但我想说的是，这并不能影响领导人战争理论的研究与探索，以及内在的动力和它最终形成的威慑力。我正是按照孙子所提倡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威慑理论，站在那些提出“领导人战争”理论巨人的肩膀之上，充分发挥想象力，淋漓尽致、一气呵成这部与传统战争理论体系相悖的《领导人战争》一书。这里，我诚挚地希望读者和专家提出批评与指正，我将不胜感激。 序论：领导人与领导人战争 芸芸众生中，领导人，无疑是一个令人尊敬并神往的称呼。 千古旷世，天地之大，唯领导人独尊！ 一个国家的兴盛和强大，是决然离不开一个优秀的领导人的。 人类历史上，领导人是国家或群体的主要决策者和灵魂人物。无论历史如何评价他们，他们都是国家或群体的脊梁。 领导人的作用就在于用他的个人品质、能力素质综合而成的精神因素，汇聚一种国家或群体的人气，按照上下齐心、分工明确、统一行动的共有性原则，推动战略思想到战略目标的实现过程，并最终达到一个理想结果的展现境界。 领导人战争，是人类按照理想战争思维，在技术上的佳境中，以领导人的荣与辱、生与死来决定国家或群体兴衰的一种现代战争形态。今天的世界，因领导人对战争活动所起到的，越来越大的，乃至巨大的推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今天的大多数战争中领导人战争的特征越来越得以凸显。 人类的历史，与其说是一部战争的历史，倒不如说是一部领导人战争个人游戏的历史。人类战争形态的演变虽然有以时代特征为主体的规律性称呼，如农业战争、工业战争直到今天的信息战争。但我们不能不看到，这种“粗放式”的概括性称呼随着人类进入信息时代以及高技术的迅猛发展，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战争的内在本质了。可以说，战争的称呼也随着魅力四射的信息文明的演进，正在进入一个充分展现战争自身“以人为本”的个性魅力的佳境。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的今天，领导人战争越来越展现出它独特魅力的、却又隐含着未来规律的、令你不能不以战争新思维来思考的理想战争轨迹。 人类战争，因为技术的一次次革命而变得极富张力，狰狞恐怖。民众的巨大伤亡，物质财富的巨大损失，令领导人背负着千钧一发的历史重担。 领导人的战争领导艺术直接决定着战争的主脉搏。领导人的战争念头和战争计划直接导致千百万民众的生与死，领导人在战争的舞台上只是一个裁判者而非一个直接参与者。战争的舞台上的精彩画面是由那千百万骷髅骨加上难以计数的金钱组合而成。 但是，当美国人为了制造超级杀伤力的原子弹设计了计算机后，人类战争就不再是由领导人个人说了算的、挥手即进军的政治行为了。由互联网、手机短信、远程视频等技术组成的人类信息平台已经将农业时代、工业时代战争决策的特权一一打破。坐在电视前的民众，正在逐渐成为战争的裁判者。 领导人，无论你愿不愿意，你正在成为战争舞台上一对一的主力拳手。 萨达姆随着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已经由那个身着军装，威风凛凛的大人物，今天变成了美英联军以及他曾经领导下的伊拉克民众的阶下囚，而他的老对手布什在即将临近的总统大选中，随着美国兵在伊拉克战场上的伤亡的增加，看似的连任可能性也越来越小（实际上，世界各国对布什的当选倍感意外）。亚辛，一位倡导着以暴易暴的人弹攻击思想却坐着轮椅的老人——哈马斯著名的精神领袖，虽然终生以微薄之力救助着巴勒斯坦贫民，但仍然躲不开那三枚夺命的导弹，他的继任者兰提斯也死于“定点清除”，他们的老对手沙龙——这位曾经奋勇作战的以色列老军人，在兴高采烈地成功实施一连串“定点清除”行动后，在世人的眼中，越来越成为那个刑场执刀人的模样。 有一部电影很深刻地说：“一个人的痛苦相对于天下人的痛苦时，便不再是痛苦了”。由此，一个人的生与死，相对于天下劳苦大众的生与死时，便不再是生与死了。亚辛正是追求着这个理想境界，他声称他在盼望着这一天；而沙龙呢？作为一位坚定的犹太爱国者，执着的以色列国防军军人，他执刀人的笑容比起那些在人肉炸弹中丧生的以色列平民的痛苦来，便不再是笑容了。因此，在中东那个事非之地，只能笑，也许是比痛苦更加无可奈何的笑。 当我站在月球上看地球时，我以一个超越人类现有信仰、政治倾向、国界等的“超人”观点会看到，“定点清除”思想虽然带有明显的沙龙的个性特征，但它确实打破了战争的传统规律，通过几年的努力，使哈马斯诸多领导人的肉体死亡最大限度地减轻了以色列平民的伤亡，这种收效确实使哈马斯目前正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进退两难的境地。 英雄时代——战争中的领导人 序 从公元前开始，有记载的人类历史有两种事物相辅相成、交织存在的，即政治与战争。这其中，伴随着人类文明进程的，当属那些屹立于征战队伍中的英雄们。他们，构成了最原始的领导人战争形态。 通常认为，政治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期的必然产物，也是人类从愚昧走向开化的标志。但是，人类历史学却推翻了这一定义。大部分历史学家在阐述政治存在的合理性时认为，正是由于政治的存在，尤其是国家间政治的存在，人类所谓高层之间的争端才越来越激烈。而特洛尹木马计的故事告诉人类：“战争因国家而起，而受害的却是人类本身”。 从哲学观点出发，我们可以看得到这样的一个现实，当人类建设和发展自身文明时，同时也在以巨大的能量破坏着文明的成就。概念，这个名词是人类对外部世界认知与了解程度的表述，也就是说，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知是通过概念首先完成的。而任何事物的存在都必须首先确立概念化的特征，然后才是具体的解释及存在。 因此，领导人，我们就不再称之为概念了，而是真正存在的领导人。现代社会需要的是智慧与魄力兼具的领导人，一个优秀的领导人甚至可以决定一个时代的命运。每个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的领导人标准，仁义的或是威严的，贤明的或是鲁莽的，这些形形色色的领导人就跟古代的英雄们一样，同样构成了历史，也创造着历史。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领导人战争的核心概念呢？领导人战争，顾名思义，是以领导人为核心展开的战争。它有很多表现形式，直接打击领导人可以作为一种方式，通过领导人选择击败对手也是一种方式，无论战争以何种方式打响，其根本的指向都是领导人，间接利用领导人打击其国内发展或是以政治、外交等手段打击领导人，这些都属于领导人战争的范畴。 因此来说，领导人战争必然带有极强的破坏或杀伤属性，不因为领导人变异而出现位移。换句话说，领导人代表的是国家利益，因此，国家利益实现最大化也必然依据领导人的素质来得到体现。 事实上，领导人在国家利益面前扮演的是一个指导者的角色，这一群体所体现的是国家利益最顶层的一群。而且，由于领导人个人素质和领导人在面对个人利益时的不同表现也会出现许多错失的现象。内斗则成为领导人战争中破坏性最大的一种表现形式。 第一章：个性轨迹 战争是人类各种社会活动中最具有破坏性的一种行为，而战争的最终爆发则通常由领导人来促成，无论这个领导人处于什么角色。从人类纪元以来，主导战争的就是各种身份和地位的领导人。有的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有的则是某一特定团队的领导人。无论身份如何，有一样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领导人必然是引发战争的核心。 第一节概念想象 在战争条件下，交战双方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锁定在对方的最高领导人和指挥官身上。这已成为现代战争中的一个主要变因和倾向。 第4章 一、“张伯伦＋达拉第＝二战” 这个公式看起来十分奇怪，但历史已经很大程度上证明了：正是因为这两位，才有了人类空前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战争，它考验着领导人的全局统领能力和对战争形势的判断与分析能力，同时对领导人的指挥控制能力以及至关重要的用人能力也起着决定性作用。如果领导人无法在战前或之初准确地判断战争发展的走势和内在变数，那么战争的失败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而短视则是战争条件下每一位卓越的领导人绝对不应该犯的错误。可恰恰，二战爆发前的主要欧洲强国正是犯下了这一错误，才酿成二战初德国横扫欧洲的大悲剧。 1918年11月11日，德国签订了《贡比涅森林停战协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战结束后，欧洲主要列强达成《凡尔赛和约》，在和约中，奥匈帝国解体，被分散成若干国家，德国被肢解，大部分国土和重要工业基地及资源基地丧失。尽管如此，但仇恨的种子埋在遭受耻辱的德国人心中，这为“法西斯”的兴起作好了思想准备，也为希特勒上台后德国重新武装奠定了领导人前提，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从一开始就呈现出领导人战争的形态。而对应的，在一战的废墟上，欧洲国家对战争普遍充满了恐惧心理，大部分国家的民众要求和平的渴望淹没了警惕下一场战争的睿智思想，为此，欧洲在时隔21年之后，不得不再次品尝战争的残酷滋味。 领导人是促成二战爆发的主要原因。二战爆发前，欧洲主要强国的领导人多患有“软骨症”。在当时的欧洲版图上，英国僻居海外，尚未受到来自法国大陆霸权的威胁，而当时的首相张伯伦又是一个铁杆绥靖主义奉行者。这样，在张伯伦的撮合下，英国和法国这两个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对德国的重新武装都没有表现出足够的遏制热情。 希特勒准确地把握到了欧洲强国领导人的避战状态，他意识到，德国的机会来了，他随之采取了一连串政治和军事行动。在希特勒咄咄逼人的军事威胁之下，英法两国被“战争”二字吓破了胆，张伯伦与达拉第按照希特勒的指挥棒频频出现在德国领土之上，为欧洲的“和平”奔走呼号。而戴高乐当时就明确指出，希特勒要的是欧洲和世界，他现在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可惜的是，在欧洲一片拥护希特勒所谓“和平主张”的呼声中，戴高乐的呼吁没有任何人在意。 由于英法两国对希特勒的讹诈没有作出正确的判断，加之对德国一再妥协，希特勒的野心在这种过度“纵容”后迅速膨胀，之后导致了其理智防线的崩溃。1939年9月1日，德国军队越过德波边界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 欧洲领导人力图以妥协和忍让阻止战争爆发的愿望落空了，英法两国的领导人就好像在战争的舞台上，被希特勒当着众多的观众狠狠地抽了两个大耳光。战争爆发之后，根据法国与波兰等国签定的协议，法国有义务立即以军队进攻德国，缓解盟国波兰的危机。但是，几百万装备精良的法国军队却躲在马其诺防线后面静静地干坐着，坐视波兰的灭亡，形成西线无战事的战争奇观。 西线无战事使希特勒终于恍然大悟，意识到，法国人在精神上已经没落，已经不能够承担起欧洲霸主的责任。于是，在消灭波兰之后，希特勒迅速挥军入侵并占领了挪威、荷兰等北欧国家，并打破比利时的中立从马其诺防线侧翼突破进入法国境内，迅速灭亡了法国。 可以这样说，欧洲的失败是绥靖政策的结果。欧洲主要强国对德国奴颜婢膝，认为牺牲一个莱因兰加上一个捷克斯洛伐克就可以满足德国的野心，以为就此可以“和平”了。但是，作为领导人，他们忽略了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的论调，以没落贵族的视角看待希特勒，以为几块肥肉就可以打发并能够控制这位下士。结果，他们失败了。 诚然，法国输掉的是1940年由政客们领导的战争，而1940年以后的战争则由正直的军人来指挥。正是戴高乐的挺身而出，二战之后，法国才得以恢复大国身份，否则，法国将成为一个在欧洲毫无用处的二流国家。 二、国家和民众利益的最大化 国家利益是领导人在其政治生涯中最值得夸耀的本钱，但整体来说，如何实现国家利益却是一个领导人最头疼的事情。虽然大部分领导人都希望振兴国家，达成国家和民众利益的最大化。但是，什么样的标准才是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却时常困扰着领导人。 国家利益是领导人执政时首先要关注的事情，完成了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就是完成了领导人个人价值体现的全部。可以这样说，尊重国家利益的领导人才是优秀的领导人，也只有尊重国家利益的领导人才能够成为受到尊重和拥护的领导人，这是领导人战争中以国家利益为个人价值的最直接表现。 而领导人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和威信，就必然要与普通民众接触和联系，在这样的态势下，领导人能够维护自己统治的基础就是如何沟通与民众之间的联系。通过民众利益的实现来促成国家利益的实现，这也是一种必需的政治策略。简单地说，一个优秀的领导人带动的不是一个小局域的振兴，而一项好的政策促进的也不是一个小范围的壮大。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抗，直接比拼的就是领导人的意志与素质，同时也是一场决策的对抗。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经过了十年文革的大倒退和大破坏，面临着一个拨乱反正和重新振兴的局面。但是，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成为了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邓小平根据中国当时的现状和政策可行性的调查，认为在中国实行完全的计划经济是不可取的。因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以前所未有的大气魄坚决推行包产到户和改革开放政策，为中国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发展找到了药方。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不仅摆脱了十年文革的积弊，而且一跃成为世界稳步经济增长最迅速的国家之一。 得到好处的普通人，付出代价的也是普通人，因为，没有任何优惠是完全做好摆在那等着你去采撷的。民众的利益关系到国家利益的本质，而国家利益也影响着民众利益的实现，这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关系，也是领导人实现个人价值的基础环境。 三、政治斗争的激烈与残酷 任何国家和政党都不能完全排除内部争斗的存在，类似前苏联内部争斗的存在并不是唯一的，也绝对不会最后的。党派之争历来是国家政治中绝对的存在，两种不同的政体给予党派斗争所提供的方式与表象也不是完全一样的。 1917年11月7日，俄历1917年10月26日，经过紧张的筹备之后，俄国共产党（即布尔什维克党）在彼得格勒（后更名为列宁格勒，前苏联解体后又改为彼得格勒）发动革命，史称“十月革命”。托洛茨基身为十月革命军事指挥员，在斯莫尔尼宫亲自指挥了十月革命的全部军事行动。 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托洛茨基先后担任了外交民众委员、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军事民众委员等职务。作为前苏联早期的创建者之一，托洛茨基不仅指挥了十月革命的军事行动，更是镇压国内反革命势力的主要负责人。但是，随着前苏联政局的逐步稳定和列宁威望及身体条件的日益衰退，托洛茨基与早期布尔什维克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并最终导致了托洛茨基与布尔什维克中央的彻底决裂。 1923年9月，在斯大林等人的刻意安排下，通过书记处将伏罗希洛夫和古比雪夫安排进入了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人民军事委员会。通过这一安排，党内主流派与以托洛茨基为首的所谓托派的斗争逐渐成为早期前苏联内部政治斗争的第一次预演。但是，无论是托洛茨基还是其反对者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忽视了斯大林的存在。终于，在斯大林务实的干预和暗中操作下，托洛茨基成为了前苏联党内斗争的第一个失败者。 前苏联早期党内斗争的残酷性和激烈性，正反映了在领导人战争中，政治斗争属性远比军事行为属性来得更为严峻。而内斗则比外部斗争要更加残酷，而这正是因为领导人个人野心的膨胀所致。 写到这里，要阐述领导人战争的概念，就必然要首先了解什么是领导人战争的多种形态。而主要的一个问题是，领导人战争不是简单的打击与制约，倘若真的如此单纯的话，那事情就简单了。可实际上，领导人战争还有着更为广泛的属性，包含了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的所有斗争。 第5章 四、被清洗的指挥官们 决策者的死亡是促成胜败的主要因素之一，通过决策者的死亡，对手轻易获取胜利的例证举不胜举。 1937年6月11日，在前苏联红军中享有崇高威望并长期担任要职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被逮捕，随后，整个前苏联军队内部针对指挥官们展开了一场大清洗的运动。 在德国谍报机构的操纵之下，前苏联内务部顺利地完成了对前苏联70%以上中高层军官的清洗。正是由于德国人“发动”的这场肃反运动，在苏德战争初期，使前苏联军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导致前苏军主要指挥官们几乎都被肃清了。 对能够起到决策作用的领导人进行的迫害是造成对手内部瓦解的主要手段之一，无论采取的那一种方式，是间接的还是直接的，都可造成对手一定程度的损失。希姆莱所导演的这一幕大戏，终于以前苏联红军35000名指挥员的逮捕和处决而告终，也使前苏联红军承受了难以下咽的恶果。 决策者死亡或下台，是敌对一方以非常规手段导致另一方内部出现瓦解和内斗的结果。造成了主要决策者的死亡，在和平条件下，可导致国内政治局势不稳定，容易引起高层之间的互相牵制，从而限制了该国的发展与建设；而在战争条件下，造成了主要决策者的死亡，尤其是军事决策者的死亡，既导致了该国抵抗意志的降低，又可有效促成对手不战而降或因没有有经验的指挥员而战斗力下降等多种后果。 因此，在领导人战争理论中，决策者死亡是最具有杀伤力的一个手段，也是针对领导人实施的各种方式及手段中最有效的。 第二节历史佐证 领导人战争究竟算不算是一种现代原创的战争样式？我们也许要从历史根源上来解答这个今天的问题。从历史角度来说，领导人作为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必然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优秀领导人的灭亡，往往意味着一个国家的衰亡，反之则是一个优秀的领导人也可以决定一个国家的强大。 一、恺撒之死 公元前44年3月15日，这是罗马共和国倾覆的发端，罗马共和国历史上最具有传奇色彩和武勋卓著的恺撒在元老院被以布鲁都斯为首的一批贵族派元老刺杀，从而结束了恺撒所推行的所有希望灭绝共和政体并进行独裁统治的政策。 恺撒的死亡与其说是因为贵族派与平民派的斗争所导致，莫如说是因为恺撒推行强硬的独裁共和统治，导致了大贵族利益和元老利益受到损害，为此，一部分贵族元老无法在继续容忍恺撒的存在，终于策划了这次历史上著名的刺杀事件。 如果说，恺撒的死亡仅仅到此就结束了，那么一切也就不能说是完全的领导人战争或划入领导人战争的范畴之内了。随之，恺撒的义子、恺撒政治遗产和世俗遗产的继承人屋大维与恺撒的心腹将领安东尼及骑兵总监雷比达结成同盟，首先从元老院下手，将恺撒的政敌和大部分与三人不和的政治对手完全消灭，形成所谓后三头政治体系。 但是，屋大维在清除了罗马内部的敌人之后，很快将矛头指向不久前的盟友。雷比达被解除了兵权，并很快在罗马丧失了生命，随后，罗马进入屋大维与安东尼的战争之中。应该这样说，罗马后三头政治体系的斗争体现了最完整的领导人战争原则：消灭领导人获取政治地位，诋毁与揭露相配合，利用内部上层人士的不满和国民的爱国精神来瓦解安东尼的势力等都突出表现了屋大维已经将领导人战争的精髓完全掌握。 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虽然屋大维正在使用着领导人战争的所有的原则，但是他并没有著书立传，也没有意识到自己进行的是一场领导人个人之间的典型战争。即便到了今天，也甚少有人明确的了解什么才是领导人战争。 用现代人的角度来看领导人战争，似乎大部分人着眼于如何通过直接针对领导人的方式取得有限的胜利，而不是在更大的范围上来推动一体化领导人战争的爆发。在君主制社会中，君主和君主下的某些特定臣子都可以是决定国家存续的核心人物，因此，古代君主制社会通常以打击某一特定领导人作为主要目的。 现代社会却改变了这一特征，从广义上说，现代社会领导人的意志虽然仍然是决定性存在，但制约因素远远大于个人意志体现的因素。因此，现代社会领导人战争的要义是，把“肉体消灭型”的领导人战争变成一种相对意志突出的“缓和竞争型”领导人战争，且着眼点除了战争外还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多个领域。 古代战争由于兵器技术的不发达和生产力的落后，导致伤亡比率通常都非常大。领导人，尤其是主要领导人更是在重重保护之下，使对手势力根本无法轻易的对领导人构成威胁。因此，历史上，领导人战争并不具备延续性。在古代型的领导人战争中，也没有现代社会所必需的领导人战争诸要素。或者简单地说，在古代中国的战争历史中，更多体现的是领导人谋略的运用，这仅仅是领导人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刺杀吴王僚 古代型领导人战争中，刺杀是一个主要的手段，通过刺客或其他特殊任务的执行者，对敌人的领导人实施有效的刺杀，以达成敌人内部军心涣散、敌人国内民心动荡和敌人高层因争权夺利而发生内讧等多种目的。 公元前551年4月，吴公子光欲图王位，在楚国逃臣伍子胥帮助之下，以厚礼结纳死士专诸，暗中积蓄力量准备篡夺吴王僚的王位。公子光之父是吴王诸樊，诸樊有三个弟弟，大弟余祭，二弟夷昧，小弟季札子。诸樊之父在位时，有意将王位传于小儿子季札子，但季札子不愿兄弟感情分离，因此坚决不受父亲传位，最后王位传于诸樊。但诸樊知道季札子贤明，又感于季札子不求王位的贤德，决定不立太子，按照兄弟相传的方式将王位最后传给季札子。诸樊死后王位传给了余祭，余祭死后，传给夷昧。夷昧死后本当传给季札子，季札子却逃避不肯立为国君，吴国人就拥立夷昧的儿子僚为国君。 公子光认为：“如果按兄弟的次序，季札子当立；如果一定要传给儿子的话，那么我才是真正的嫡子，应当立我为君。”所以他常秘密供养一些有智谋的人，以便靠他们的帮助取得王位。伍子胥到吴国后，先是说吴王僚伐楚而不果，后发现公子光有篡位之心，因此暗自结纳，以为将来伐楚时的依靠。 公子光得到专诸以后，像对待宾客一样地好好待他。吴王僚九年，楚平王死了。这年春天，吴王僚想趁着楚国办丧事的时候，派他的两个弟弟公子盖余、属庸率领军队包围楚国的谮城，派延陵季子到晋国，用以观察“各诸侯国的动静”。楚国出动军队，断绝了吴将盖余、属庸的后路，吴国军队不能归还。 这时公子光对专诸说：“这个机会不能失掉，不去争取，哪会获得！况且我是真正的继承人，应当立为国君，季札子即使回来，也不会废掉我呀。”专诸说：“僚是可以杀掉的。母老子弱，两个弟弟带着军队攻打楚国，楚国军队断绝了他们的后路。当前吴军在外被楚国围困，而国内没有正直敢言的忠臣。这样王僚还能把我们怎么样呢。”公子光以头叩地说：“我公子光的身体，也就是您的身体，您身后的事都由我负责了。” 这年四月丙子日，公子光在地下室埋伏了身穿铠甲的武士，备办酒席宴请吴王僚。喝酒喝到畅快的时候，公子光假装脚有毛病，进入地下室，让专诸把匕首放到烤鱼的肚子里，然后把鱼进献上去。到跟前后，专诸掰开鱼，趁势用鱼肠剑，刺杀吴王僚，吴王僚当场毕命。铲除了吴王僚，公子光于是自立为国君，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吴王阖闾，事成之后，阖闾封专诸的儿子为上卿。 刺杀是古代型领导人战争打击手段中最常用的一种，由于它的效果显著而且只要成功就一定会有收获。吴国的例子也许不是唯一的，但却是比较著名的。欧洲的历史同样也贯穿着这样的先例，在俄罗斯帝国统治时期，从彼得大帝开始，先后有四位皇帝因为暗杀而死亡。后来有历史学家开玩笑说：“俄罗斯皇室是欧洲历史上中风病人最多的皇室，因为所有死亡的皇帝无一例外地都是死于中风。”而在现代，前西德联邦银行行长曾经对欧洲著名的恐怖组织“红色旅”表示过不满并批评过“红色旅”，结果，该行长在出行途中被“红色旅”用炸弹炸死。 三、卧薪尝胆 麻痹也是古代型领导人战争中比较常用的一种手段。它利用敌对方领导人性格与脾气上的弱点，投其所好使其麻痹大意，最终使自己获得有利的态势。 第6章 吴越两国大战后，越国大败，越王勾践率五千残余士兵退守会稽。这时，勾践问范蠡该怎么办，范蠡回答说：“持满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以地。卑辞厚礼以遗之，不许，而身与之市。”范蠡的大概意思是：目前越国实力不足，而吴国锐气正盛，应用谦卑的语言和厚重的礼物去结纳吴国大王和重臣，而越国则暗中积蓄力量，以图日后击败吴国。 越王勾践听从范蠡的意见，从此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发展越国的生产力并积蓄军事力量，等待时机以求灭吴。反观吴国，因击败越国，且刚刚对楚国的战争中又一次取得了胜利，一时间，满朝上下志得意满，欲争中原霸主的野心极度膨胀。只有一个清醒的人物伍子胥认为，吴国真正的强敌在南面，吴国应先灭越国，稳固后方后再图中原争霸。他的意见与夫差发生了严重分歧，君臣失信，国内政治态势大乱。越国则君臣同心，大力发展国内经济，奖励生育和生产，同时，秘密扩军备战，不断壮大自己的实力。伍子胥曾与人言：“越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二十载可亡吴矣。”不幸的是，伍子胥的预言最终实现了。 越国以美女西施进献吴王夫差，迷惑吴王夫差的视听和心境，又勾结重臣伯丕，诬陷伍子胥忤逆，使夫差一怒之下将伍子胥杀害，吴国最终自毁长城，失去了最后一个可以自保的良将。而夫差依然沉湎于女色中难以自拔，终于国破身亡。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领导人的优劣贤愚所构成的领导潜质，直接决定了国家策略的优劣。当领导人一味强调个人意志而忽略了国家意志的时候，那将是国家利益会受到重大损失的时刻。麻痹的手段固然可行而有效，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却有着诸多可变的因素围绕其中。春秋时期，卫国懿公好鹤，封鹤为将军，常常将鹤立于车前，又将鹤按照大夫标准分成若干品级，使其享受一定的俸禄。卫懿公的玩物丧志促使了邻国野心萌生，靠近卫国边境的狄人遂起兵入侵卫国，终使卫懿公丧命亡国。可见，无论是外来的麻痹思想还是本身产生的麻痹思想都是领导人最终导致衰亡的主因，领导人必须时刻以国家利益为重，慎防敌对势力的麻痹之计。 四、美人计制胜 大凡领导人都是喜欢女色或帅哥的。领导人也是人，他（她）们也有着正常人的七情六欲，需要向对方展示自己的优秀或者征服欲。历史上，许多领导人除了在文治武功上表现自己优秀的领导素质外，还希望以赢得美女的欢心作为自己另一种成功的表现。这种欲望常常使敌人有机可乘。 美女固然亡国，但深究起来，真正让国家衰落的正是领导人本身。汉武帝刘彻文治武功均卓于当时，虽有卫子夫受宠于后宫，却也不敢干预朝政。可见，领导人自身是否持重才是最基本的要求。 西施以美色迷惑夫差已经是老生常谈了，真正最完美的美人计典范当属文成公主和亲吐蕃，这才是真正遏制战争的成功案例。 公元640年，唐贞观14年，吐蕃使者禄东赞奉吐蕃赞普弃宗弄赞之命出使唐，求以唐朝公主下嫁吐蕃。相传禄东赞到达唐朝首都长安的时候，恰好回鹘、突厥等国的使者都在长安等待求迎娶唐朝公主。到底选择谁为唐朝的女婿才好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唐太宗李世民下达了一道命令，哪国的使者能够答对五道难题，公主就嫁给那个国家。 禄东赞凭借智慧完成了五道难题，终于为松赞干布（即弃宗弄赞）迎娶回美丽的唐朝公主。其实，与吐蕃和亲是唐朝安抚周边少数民族的手段之一。唐朝一统天下后，亟须稳定内政，安心发展经济，这样，与周边强大的少数民族保持和睦的友邻关系是唐朝首选的国家策略。 吐蕃为僻居我国西南青藏高原藏民族的祖先，公元前237年，吐蕃第一代赞普聂赤在今泽当东南5公里处雅隆河边修筑了吐蕃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从此，吐蕃开始了征服青藏高原的历史。到松赞干布继承赞普大位之后，吐蕃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时期。先前说松赞干布向唐朝求亲，第一次使者去了长安，但唐朝并没有答应，使者回来之后对松赞干布说唐皇已经答应了将公主下嫁吐蕃，但是由于土谷浑王也在求婚，所以唐朝一直没有决定。 松赞干布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震怒，立即起兵进攻土谷浑，打得土谷浑割地求饶。松赞干布胜利后有些骄傲，一直把兵带到唐朝与吐蕃边境之上的松州（今四川松潘），扬言如果不把公主嫁给他，就要杀上长安。唐朝随即派出侯君集为大将率领军队去抵抗，松赞干布看到唐朝实力强大，也就知难而退，继续派出使者向唐朝求婚。 本来唐朝也有意与吐蕃结好，松赞干布的求婚使唐朝决定将文成公主下嫁吐蕃。文成公主本为唐朝江夏王李道宗的女儿，自幼喜欢各种杂门学问。入藏时，文成公主带领着大量的木瓦工匠和医生等等各学科的人物，还携带大批珍贵的书籍典册等。这些工匠和书籍典册极大地促进了西藏文化的发展。文成公主去世后，吐蕃民众为纪念这位藏族民众眼里的伟大女性，都称之为“白度母”。 领导人战争是一种超越常规思维的战争样式，因此，它除了具有常规打击手段的方式之外，还有着与常规思维不同的遏制手段。和亲，是自汉代以来中原汉族皇室为维持其统治，消除中原以外少数民族祸乱而经常使用的一种手段。西汉初年文帝和景帝时期，为避免匈奴长期为祸边关，除继续修建长城外，还以和亲手段稳定匈奴，使其长期没有对中原构成威胁。 因此，美人计并不是现代人通常认为的那种下九流手段，在最初的使用中，它是非常文明而高尚的。唐朝利用和亲手段稳住了吐蕃贵族体系，在长达数百年的统治中，唐朝始终没有受到来自藏族的袭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非常高明的手段。 第三节文字透视 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在看待领导人问题上常常会有不同的见解，前者注重的是领导人的人性一面描写，对领导人的生活和感情着墨很多，喜欢发掘领导人的心灵深处；而历史学家则依据客观的记载及历史发现来描写领导人，感情色彩淡薄，更多的是客观的叙述与历史分析，好就好，坏就坏。而哲学家喜欢加上很多深奥的说教，其实什么也没有说，大部分还是分析和解释。可见，理论最大的弱点就在于它不能完全解释人类行为的主观性，而只能在侧面挖掘人类行为的动效。 领导人战争的核心是领导人，领导人就是战争和其他所有人类斗争形态中的绝对核心，无论领导人是谁，他都必须明白这一点。因此，历史上，大部分以文字作为生存手段的人喜欢以领导人为他们研究的对象，因为领导人的经历与生活无疑是最受民众欢迎的，而且也确实是精彩的。 一、艾米尔?路德维西 从古罗马的普鲁塔克时代开始，领导人在数千年的历史中成为了人们竞相描写的范例。艾米尔?路德维西以散文似的笔触将欧洲17至19世纪末的几位领导人细致的勾画出来，使人们从内心世界的剖析中了解了领导人孤寂难耐的心理天空，而在其中穿插着大量介绍领导人如何在政治、外交和军事领域内互相斗争的故事，使人们能够更贴近历史去了解那个已经过去的时代中，领导人究竟在干些什么。 二、约翰?尼克松 约翰?尼克松以他从政几十年的经历为主轴，将他在政坛上的盟友与竞争对手一一展现在文字之下，突出表现了后核时代的诸多领导人在国际政治、国际外交和国际经济运作领域内的各种策略、政策与手段。同时，尼克松深入描写了在意识形态竞争最激烈的冷战时期，对峙各方领导人的众生像。他的书，使我们更加了解了现代领导人所表现出的那种出色的政治手段与政策对抗的激烈性。 三、普鲁塔克 普鲁塔克是通过历史观点来阐述领导人，期间有大量领导人间斗争的具体例证。路德维西是用心理分析和散文叙述的方式来讲述领导人的情感生活和在重大决策上的外力因素，而尼克松则以一个政治家的触角来看待领导人。我们认为，尼克松的观点更客观一些，因为，毕竟尼克松的时代与我们相距不远，而且尼克松是以自己的亲身体会来分析讲解这些领导人的，因此，他最能够通过政治家的触觉去理解和了解这些领导人。 四、韩非子 领导人战争不是纯粹理论化的存在，它需要有大量的实践与例证。但无论领导人战争以何种面目出现，亦不论它如何降低常规战争的杀伤力，一旦某个领导人因为遭受到不明样式的领导人战争的袭击而被迫退出政治舞台，这对于优秀的领导人来说，无疑会导致国家的衰落。而我们知道，随着时代的前进，领导人战争的面目不断发生着变幻。 第7章 在远古时代，领导人之间并不存在激烈的竞争。韩非子在临死前曾言：“上古逐于道德，中世竞于谋略，而今争于气力。”正是因为领导人战争这种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变换的特征，因此，在特定时代，领导人战争也就具备了特定的时代意义。 第四节战争本质 领导人是国家政治的执行者与维护者，领导人作为国家利益的实现者和既得利益的保障者，他必须在国家利益上坚定不移。国家政治是一种没有妥协的政治，它不同于外交策略的一点就是，国家政治是领导人维护自身尊严和保障国家利益时的绝对意志体现。 现代社会的发展使领导人的个人特征越来越突出，也造就了各种风格和不同做派的领导人，而各种领导人之间的明争暗斗常常使他们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中。成为领导人就必须明白自己代表着的是国家利益，当国家建设和发展政策合理时，领导人必须围绕着国家利益展开自己的生活和工作。 一、国家战略与国家利益 国家政策因各种不同的时局和情况而发生着改变，领导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又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他们必须是国家利益的坚定维护者，却又不得不屈从外部势力的介入。在任何情况下，国家利益是领导人的主要利益标准，在此标准之外的一切其它利益原则都是次要的。随着情况的不断变化，政策标准也在不断地改变，领导人随时根据形势的发展作出的政策性改变，这是国家政策制定的基调。不同的国家政策有着不同的利益基础，它们是根据一种特定的利益标准制定的，领导人制定这些标准的时候已经明确或正在明确指出国家会获得哪些利益。可见，政策是领导人政治生命保障的一个前提，也是保障社会进步和社会秩序的一个根本前提。在制订政策的时候，领导人所依据的是对一定时期世界局势的变化和国内政治、经济情况基本态势的综合判断。 国家的生存权益是国家利益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领导人必须为国家的生存而制定出一个合理并且实用的政策体系，并固化好国家战略。在这种情况下，对全局性的考虑是一个根本前提。领导人必须了解国家的生存基点在那里。如果错误判断了国家的生存基点，那么一切预先计划就会成为一堆废纸。 前苏联那些优秀的政治家永远不会找到前苏联生存的基点到底在哪里？当美国开始大规模发展“星球大战”计划的时候，前苏联也跟着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军备竞赛。这种自己把自己拖上国力无尽损耗的境地中的做法，终于导致了前苏联的经济逐渐陷入崩溃的状态。世界冷战体制也就是在这种不断消耗与被消耗的状态中分崩瓦解的。事实上，国家利益并不是全部基于国家强大的军事力量基础之上的，庞大的国家战争机器有的时候是保证国家利益不受侵犯的制约因素，但有的时候，它又是一种制约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绊脚石，如何区分这种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之间的关系以及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实在是一门高深的学问。 二、决不投降的法国灵魂 领导人作为国家主要执政者，其身份决定了他们必然首先以国家利益为主要利益。1940年，法国军队与英国远征军在那场被后世称为“静坐式的战争”中被击败后，法国达拉第政府垮台，雷诺组成新政府。面对从马其诺防线侧翼阿登森林突入的德国装甲部队，号称“欧洲第一陆军”的法国军队在短短的十天时间内就土崩瓦解了。担任前线军事指挥官的戴高乐被雷诺迅速任命为新政府的国防部和陆军部次长。作为欧洲较早的装甲战理论提倡者之一，戴高乐首次进入了政府高层机构。但是，战争的形势却并没有因戴高乐的上任而发生任何的改变。 法国第9集团军的大部分兵力及英国远征军被包围在敦克尔克附近的狭小阵地上，面临着德军装甲部队的进攻。临危授命的英国首相丘吉尔迅速赶往法国，希望法国政府可以坚持住欧洲大陆上的战斗。 但是，法国的斗志被瓦解了。魏刚将军忙于准备投降的事宜，雷诺也受到了来自其情妇的心理攻势打击。戴高乐坚定地认为法国还可以再继续战斗下去，而此时的失败只是一个必然要到来的结果而已。实际上，英法两国长期执行绥靖主义政策，在战争完全没有准备好时进行战争，失败早就注定。 尽管如此，戴高乐坚信法国依靠剩余的数十万军队仍然可以与英国军队一道协同击溃德军。作为上次战争阵地战的英雄，贝当元帅从西班牙返回法国后，他认为自己是法国的保护者，是在法国即将陷入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的法兰西的脊梁。但是，政治的嗅觉使他深知，还有一个在海峡彼端的戴高乐准将，那是一个投机的年轻人，无论贝当在过去曾经如何的欣赏他，但是现在，他却是法国争取“和平”的障碍。 1940年6月22日，在法国康边森林这个22年前德国向协约国投降的地方，法国投降了。戴高乐迅即在英国伦敦发布讲话，首次以一个抵抗领导人的身份向整个法国宣布他的誓词：“战斗的法国”成立了。 当时，戴高乐面对的是没有军队，没有政府，除了英国没有其它盟友的各种困难。但是，当一大批法国爱国者和仁人志士聚集在“战斗的法国”的旗帜下，当第一批军事人员历尽千辛万苦投奔在戴高乐的麾下时，戴高乐真正成为了法国的灵魂。 在北非、在地中海、在法国本土，各种形式的抵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了。在盟国的帮助下，戴高乐还陆续建立了陆军、海军和空军，政府的机构也已成立。这个被大陆那边的“法国”投降主义者称为“叛国者”的独立政府顽强地战斗着，并逐渐树立了崇高的威望。 三、退让一步的明智 适当地选择妥协，有的时候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现代政治大环境中，妥协似乎已不成为一种屈辱的代名词，而是一种策略性的手段。在中国古老的谋略长河中，妥协被作为一种策略而广泛的应用的，同时，这些被冠之以“缓兵之计”，“权宜之计”等抽象的名词，它具体表现了一种缓和的意志。而这种妥协也不仅仅体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之上，更多的时候它被那些政治或军事领导人用来壮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不断地使用使人们相信这是政治上一种保全最大利益，但必须损失一部分非根本性利益的手段。 明朝末年的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曾经多次遭遇失败和挫折，但是他并没有选择抵抗到底或是投降的念头，而是屡次以缓和的策略与明朝政府对抗。在这种对抗之中，李自成不断发展壮大，最后终于灭亡了明朝，成就自己的政治理想。由此可见，适当地选择妥协或是缓和是一种非常好的策略，它可以使领导人在暂时的困境中得到解脱，并由此而继续发展壮大。 四、原则性的坚持 在通常情况下，领导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作出一个判断，到底是应该坚持还是应该妥协。但是，往往有的时候，领导人并不知道自己所作出的决定是否完全表达了自己意图，所以，他们因为没有原则底线而经常变化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大凡出色的领导人都十分清楚自己的底线。他们在面对各种咄咄逼人的威胁或是温情脉脉的劝诱时都是坚持自己的底线而决不退后一步。 当美国意图将法国排除在世界大国的行列中的时候，戴高乐的回答是：“空谈改变不了现实。很明显，如果不把法国摆在大国地位，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世界组织。”这就是一种坚持，国家利益永远是最高利益，也是最大利益。因此，领导人执着地喜欢在国家利益这个根本问题上的任何争端，这应当是一个好习惯。如果能够既保全到国家利益，又能够获得最大的利益，那么政治家是不会为了几个茶杯而与利益提供者发生争端的，但是问题是，有的时候对方既打破了茶杯又不想付钱，这就是触犯了原则性问题。你可以坦率地对你对面的人说，“如果你可以赔偿，我不会在乎茶杯的。”这就是坚持原则。 五、一切为了整体 当领导人决定妥协的时候，他们是为了整体而作出的牺牲。置身于一个利益的环境之中，领导人必须学会与那些利益大鳄们打交道，因为他们掌握你想要的一切东西，这是你最渴望得到的。如果你想获取的话，你的义务就是必须和他们妥协。但是整体的概念使领导人往往难以下定决心，因为他们难以判断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触犯了整体的利益。如果仅仅是部分要求还可以接受，但在整体面前，必须为自己的国家机器服务。这样，“一切为了整体”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口号那么简单了。 第8章 南斯拉夫解放之后，与前苏联的关系一度非常密切，但是整体的原因使两国之间出现了大量的争端和纠纷，两国之间互不相让，谁也不希望对方占据主导权。但是，南斯拉夫毕竟是在前苏联羽翼下生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欧洲的十字路口上，它必须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威胁，而当时唯一能帮助南斯拉夫的就是前苏联。但是，即便如此，当赫鲁晓夫访问南斯拉夫并提出要进行全面合作的时候，铁托心有余悸地拒绝了，他不想再次成为受制于人的领导人。 铁托的做法使“整体”不是一个说说而已的概念，它代表着一种国家的意志。领导人必须是这种意志的坚定维护者和执行者，他们必须不能受到任何强制性的压迫与制约，否则其国家独立特性就会消失，而其主权稳定也就会出现不正常的波动。 第五节制约能量 外交，对于领导人来说，是其向世界展示自己风采的机会，更是国家利益体现的一个重要途径。领导人在设计外交策略的时候，必须多方位、多角度、纵横穿插地考虑国际环境、形势的变化。外交活动中领导人必须明白自己的义务，自己是一个保证国家发展并使其稳定的人，因此灵活判断形势并制定相应的计划或方案至关重要。在外交领域，民众需要的是能够在各式各样的活动中为国家谋求利益最大化，并能够保持力量均衡的卓越领导人，反之，就不仅仅是外交策略失误的问题，而是巨大的物质和精神代价的无端付出。 一、缓和机制的诞生 1789年法国大革命，深深的震撼着古老的欧洲大陆。滑铁卢战役为拿破仑的法国划上了句号，同时也使欧洲顿时出现了权力的真空。战后，如何镇压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重新确立传统的封建统治秩序，成为各个欧洲国家所要面对的最重要的课题。 1814年10月1日，反法同盟国家按照第一次巴黎和会的规定，在维也纳召开旨在处理战后问题的维也纳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以后国际关系的新的准则，维也纳会议极其所确立的维也纳体系，开启了未来世界国际外交的先例。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国家之间的争端，更多的是通过谈判桌的较量而实现的，在很大程度上，维也纳会议的召开，是人类历史解决争端的一个转折点。 在这样的一个共同目标的指导下，各欧洲强国逐渐在彼此的争端中保持有限度的克制，战争不再是国与国之间解决争端的惟一方式，外交努力和外交谈判成为国家之间解决争端最普遍的方式，成为人类步入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 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众多的国际性条约组织中，维也纳体系是第一个通过谈判缔约而建立起来的国际组织。这也成为现代国际外交的规则之一，在其后所出现的国联等世界性国际组织，均不同程度的受到了维也纳体系的影响。 维也纳体系的建立，对世界历史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这个体系的规范下，国家之间的矛盾被置于谈判桌之上，这对限制战争的爆发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开山鼻祖梅特涅 作为维也纳会议巨头之一的奥地利首相梅特涅，他的目的就是要限制普鲁士的强大，维护奥地利在德意志的权威，同时削弱法国对欧洲事务的影响。而这又同极力要求限制法国，实现德意志统一的普鲁士的要求发生了冲突。 外交谈判桌上的优与劣直接反映着国家实力的强与弱。在维也纳会议期间，小国的利益往往是被牺牲的对象。维也纳会议期间，波兰等小国再一次被列强瓜分。而各个大国之间也通过彼此的分化组合，从而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1815年1月3日，英、奥、法三国正式结成“神圣同盟”，迫使俄罗斯让步。 在这次争夺中，梅特涅在谈判桌上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 在历史上，梅特涅是反动的代名词，然而在国际外交史上，梅特涅是现代外交的开山鼻祖。历史记住了梅特涅，不完全是因为他代表着反动势力的复辟，更重要的，是他和他的伙伴们，开启了国际外交的新格局。而通过外交手段进行的国家纠纷缓和机制也在这种外交的氛围中逐渐被认可并接受。 三、事实胜于雄辩 外交中永远没有真话，一切只有在事实披露之后才能发现真假的区别。伊拉克已经结束了，美英联军发起战争的真正目的也已经昭然若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且美国人已经承认他们的情报存在着“巨大的失误”。这些明显的事实使人们逐渐将视野投向美国，希望他们能够作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或至少说明一下这是怎么一回事。但是随着战争的结束，外交上的谎言也逐渐被淡忘，谁会为了一个已经消亡的政府讨个说法呢？美国人也在奇怪，为什么找不到一点证据证明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本位思想在作怪的例子，他们发动了战争，但导致战争爆发的原因却跑了，这是怎么一回事谁也说不清楚。外交是一个巨大的舞台，所有的人都在这里表演自己的戏剧，他们在征得别人认同的同时也不断选择别人作为自己认同的对象。人们希望在外交中不要存在各种制约因素，因为它至少应该是自由的。 “事实胜于雄辩”，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道理，但是人们不知道究竟是事实在说话还是雄辩在左右时局？国际社会全部都认同了伊拉克的沉默，虽然它曾经想过辩解，但是没有人给过机会，一切都在政治的操纵之下。现在，事实终于说话了，但雄辩还是在那左右着局势，他们说证据很快就会找到，只是不知道是不是标有“USA”商标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呢？但是人们不能说这是一个骗局，因为谁都相信了他们的话，至少当事实想要表白的时候，人们还在和雄辩一起品尝白兰地的味道，虽然有几个人因为分得的白兰地太少曾经有过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但现在已经并不存在了。 这就是现代国际外交的灵活性，必须根据领导人的意志随时改变外交宣传口径，而且要统一这种口径。灵活的外交策略使国家在发展的过程获得最大的利益，也使领导人享有更大的国际声望。但事实就是事实，即使再雄辩的演说家也不会在事实面前把虚假的说成是真实的，虽然他们正在试图这样去做。 四、和平外交理念 外交官的辞令总是带有一种冠冕堂皇的特质，他们在叙述事情的时候，也许因为他们说的都是领导人的意志的原因吧？但是，领导人也不总是正确的，至少他们不会在公开的场合把自己的全部心事都告诉大家。领导人在考虑外交事务的时候，总是强调利益，外交利益的最大获益者就是真正的胜利者。 华盛顿曾经说过：“与人人做生意，但不与任何人结盟。”这是早期的美国式外交，他们把各种商品卖给欧洲人，但是他们绝不和任何人结成盟友，因为他们不需要。这是一种最现实的和平外交，因为你不必担心会被卷入外交争端中，只要你只是一个商人，那么一切也就无所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再次卷入国际事务中，并从此而一发不可收拾，它成功地在世界上建立起自己的超级霸主地位，在冷战中不断以对抗消耗前苏联的实力。这是美国人的外交样式，他们不会和一个敌人真正的和解，但生意还是要做的，只是要做的巧妙。利用和平的外交策略合法地掠夺是最高层次的境界，人们都在努力追求这种境界，但是却没有人能够真正作到这一点。因为人们互相之间都是畏惧的，谁也不会让对方制约自己，谁也不会让对方超过自己。 和平外交本来就是外交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有人却使它变了质，使它变成了一种制约因素。强权国家的领导人通过和平的假象使人们相信他们的举动是真诚的和正义的，但在其背后却是无限的扩张与掠夺。这就是在和平之下的真相。 第六节思想制胜 优秀领导人会根据国家不同的现状，提出适合当前时期发展的合理决策方案。诚然，根据现状推断国家建设的基本脉络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一个优秀的领导人在制定国家或集团发展的计划或政策时要充分明白自己的职责和义务，要详细的构思好每一个细节并不断根据各种变数修改其内容。完善的政策体系可以改变国家的现状，领导人的任务就是确定政策体系的主要方针和大方向。当政策体系建立完成之后，领导人将根据自己的能力进行检验，随后就是对不足之处提出改正的建议。 一、彼得大帝的个性 彼得一世（1672?6?9－1725?2?8），俄国沙皇，称号彼得大帝。在这位2米巨人的统治下，俄国的国号首次定为“俄罗斯帝国”。 第9章 他从小酷爱军事，自小建立供自己“玩打仗”的“少年军”，后来这支军队形成沙皇的近卫军。在位期间，他励精图治，对内不惜处死皇太子，以确保改革，治军严明，选贤任能，主动进攻，不断对外进行领土扩张，用他毕生的精力，赢得了为期20年的“北方战争”，从瑞典手中夺得了芬兰湾和里加湾沿海一带以及波罗的海出海口，从南方夺取了亚速堡和巴库，控制了亚速海和里海的门户。使俄国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内陆国家跻身于欧洲强国之列。 他天性好奇，喜欢学习和思考，并积极实践，这就决定了他必然是伟大的君主。在1695年第一次远征亚速失败后，他立即着手建立了俄国历史上第一支江河舰队。1697年他化名彼得?米哈伊洛夫下士随他亲派的庞大使团去西欧学习访问，亲自在荷兰的萨尔丹、阿姆斯特丹和英国的伦敦等地学习造船和航海技术。尽管如此，他并不满足，一声令下，聘请大批外国科技人员到俄国工作，顿时使俄国在科技和教育领域生机盎然。 对于俄国人喜欢留着大胡子的习惯，他痛加训斥，以为保守和落后，身体力行地强制推行俄罗斯的“欧化”。他下令剪掉贵族的大胡子，剪掉客人的长衣袖，把莫斯科公国时代的长袍改为欧洲式的短装，举办“大舞会”，提倡文明交际。 彼得大帝作为使俄国从野蛮走向开化的第一位俄国伟大的君主，他所进行的战争不仅决定了俄国的发展方向，而且还解决了俄国作为独立国家存在的诸多问题。这就决定了战争的规模和性质，决定了统帅的重大责任，从而也决定了他们战略决策的特点。他们都实行的是攻守结合的作战方法，充分利用时间和空间，长期积蓄力量，为以后迅速果断的进攻敌人作好准备。这一切使得彼得大帝的统帅艺术变得复杂深奥。 争取独立，争夺出海口，在欧洲争取地位的斗争，构成了俄国几个世纪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彼得大帝的统帅艺术深深影响他以后许多俄国战略家。同时，彼得大帝是俄罗斯历史上思想最开放、最富有改革精神的帝王。改革造就了俄国，也造就了他坚如磐石的领导人个性。 对于这一切，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说：“彼得大帝的改革完全是不可避免的，以前的进程为其作了准备，同时，它又是带强制性的上层革命……彼得大帝的改革对人民是如此巨大的痛苦，但没有彼得的强制性改革，俄罗斯就不能完成自己在世界历史中的使命，也不能在世界历史上获得自己的发言权。” 二、抵消欧洲的影响 科索沃战争的一个主要导因是欧洲联盟的威胁，随着前苏联解体和世界局势趋向于缓和，全球范围内唯一能够与美国抗衡的国家或组织就只有欧盟了。欧元的出现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使欧洲有凝结成一个整体的可能性，而俄罗斯正在融入这个整体之中，美国当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况出现，于是，战争就在这个时候不可避免的发生了。这是一种政策性的战争，也是利益格局发生完全变化前的一场决定性战争。 通过战争，美国使欧洲大部分的盟国与自己连结成一个整体，充分抵消了法德两国建立欧洲大陆体系的努力，也成功地在东部欧洲建立了一个桥头堡。美国的全球战略是建立在各种制约并存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制约消失，美国的全球战略就会出现漏洞，也因此而将会导致美国超霸地位的消失。于是，综合分析了世界局势的紧迫性和严重性之后，美国终于在欧洲以“科索沃战争”这个口实成功地介入到了欧洲的事端之中去，使自己顺利地成为了执法队长。这种执法的合理性虽然有待商榷，但它确实改变了当今欧洲的政治格局。 三、改变世界结构的巨变 在世界商业发展的历程中，网络和计算机的出现使一种传统的经营出现了新的契机，它改变了现在的产业结构，也正在改变着社会的组成形态，同时也在改变着国家的实际构成因素。比尔?盖茨的微软成为了新的金元帝国，他正在以知识和理念改变着世界的结构，也使用这些理念渗透着人的思维和感受。这是一个新的时代，人们统一地称它为信息时代，也许在这个时代中，你再也不会因为缺乏信息而变得无聊或乏味。但是，谁改变了这一切？又是谁使这一切出现的呢？ 一个伟大的决策能够改变世界，一个伟大的设想也能够改变时代。计算机的问世使世界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微软的出现则使信息时代变成现实，因为微软使计算机变简单了。当微软与英特尔宣布合作并形成坚实的同盟之后，信息时代就已经宣布到来了。英特尔的电脑在那里出现，微软的软件就会出现在那里，因为他们的决策就是这种盟约关系。现在，只要人们坐到计算机前面，就会感受到微软带来的巨大影响，视窗系统和各种应用程序，它们都有一个统一的标识——微软！这就是信息时代的优越性，你的任何发明都会成为现实，而你的一切愿望只要你努力也都会成为现实。而信息时代也带来了一个新的边界改变——信息边界！ 沈伟光先生是这样解释信息边界的：“信息边界”是一种无形的、划分各个国家或政治团体“信息疆域”的不规则界线。“信息疆域”不是以传统的地缘、领土、领空、领海，甚至领天来划分的，而是以带有政治影响力的信息辐射空间来划分。“信息疆域”的疆界、“信息边界”的安全，关系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信息时代的兴亡，世界各国纷纷拓展“信息疆域”，保卫无形的“信息边界”，一场争夺信息领域优势的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未来国家经济的富强将取决于“信息疆域”的拓展和“信息边界”的安全，确立保卫信息疆域和信息边界，关涉国家安全。 “信息边界”是一个新概念，是一个对现代社会国家间联系的新原则体系。如果你不善于保护自己的信息边界，你就会在网络中成为一个被奴役的被殖民者，而你的对手则是殖民者。但是，如果你能够很好的保护自己的信息边疆，则你会成为殖民别人的人，无限地扩大自己的信息领土。那些网络上的虚拟领袖们，那些现实中正在垄断IT产业的巨头们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信息王国的“国王”和“领主”，他们控制着你的计算机和一切信息资源，只要你不服从“国王”的意志，那么你在信息世界的一切就会被剥夺。这就是信息时代，也是信息时代的固有特征。 四、与国家利益相结合 领导人体现的是国家资源利用的最大化概念，国家给予领导人全权处理国家事务，推动国家利益权力，而领导人则奉献自己的热情和能力，使国家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与飞跃。这就是领导人与国家利益的关系，也是国家利益与领导人之间密切不可分割的一个主要因素。一个政策的好与坏取决于他们为国家带来了什么样的好处，而不是它是不是正在讲述一个复杂而变化多端的概念。领导人是在领导一场政策的革命，领导人必须为一种政策创造一个合理的前提，而这种合理的前提，就是创新，没有创新与超前的思维是不可能创新什么新政策的，也更不可能提出什么新的概念。 对于这种概念，沈伟光先生这样认为：政策的超前性，同样是衡量领导人的标准。领导人所代表的政策对现时的指导固然重要，但倘若仅此而已，只能是“短命”的，因为政策的生命力还在于它的超前性。政策的超前性，即政策从那些被人们认识的、看不见摸不着的、长远的目标着眼。领导人所代表的政策能否与之相适应呢？这就是检验其超前性的标准之一。其实，政策的连续性和可行性都基于超前性，政策的制定都是针对未来的，迄今还未有一个政策是为昨天制定的。超前性是一切政策生命力之所在。 五、时代的鞭笞 领导人相对于国家而言与其说是一个维系发展和创造革命的产物，莫如说是一个敢于革命和善于向一切传统势力挑战的斗士。领导人为了维护国家利益的完整性和唯一性，在任何时期都必须向时代提出新的课题。领导人，你必须了解你的使命。领导人在提出政策的时候，他们本身就在对这个时代提出质疑，就像是最早出现资本主义的时候，人们也是在半信半疑中对它采取了接纳的态度，虽然它也并不是完美的，但毕竟在当时解决了很多的问题。 现在，反过头来看看我们的世界，我们正在创新一个时代，信息社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却依然有枕在旧时代的大腿上睡梦依旧之人。这就是时代的差异，人们总是抱怨这个时代并没有给予什么，却又不愿意去改变它。伟大的领导人都会在最关键的时刻提出对时代的变革有意义的观点，他们善于发现时代的弱点，也善于总结时代的缺憾。这就是领导人，是那些真正的领导人。他们总是对社会保持着一种审视的态度，使社会不断在这个时代的前言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因为他们的政策本身就是对这个时代的鞭笞。 第10章 第二章：另类领导人 有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曾经说过：“女人的身体是水做的，男人都是泥做的。”在领导人战争中，女人所占据的绝对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对于女人的作用，有的时候已经远远超过领导人本身的意义，她们甚至可以在各个层次和方面左右领导人的思想和决策，以至于女人们所作出的决定直接导致了领导人的失败和衰落。而作为女性，其在领导上的天赋也是有目共睹的，她们是这个世界的半边天，当然也承担着政治的命运和国家利益的考验。 第一节摧毁帝国的女人们 领导人往往都是宠幸女性的，在领导人的一生当中，通常都会有好几个女人的存在。而无论是因为领导人自身的原因还是因为外部力量的作为，女人在这场领导人战争中所扮演的绝对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 古往今来，很多优秀的领导人都在女人身上惨败下场。远的褒姒、妲己、西施，她们构筑的是一个属于红颜祸水的古代历史。进入现代之后，女人的地位日益重要，她们活跃在社会生产劳动的各个方面，也开始逐渐渗透最高管理阶层。 一、情妇的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法国遭受德国入侵，面对即将一败涂地的下场，在法国领导层分成了主战和主降两个派别。以总理雷诺为首的是主战派，但并不坚定，唯一坚决支持战争的就是新任国防和陆军次长戴高乐将军。主降的一派则势力庞大，包括国防和陆军部长魏刚将军在内的大部分法国当权者都坚决主张放下武器向德军投降。 而在这个时候，雷诺的情妇德波尔特夫人意外地加入了这一行列。按照斯皮尔斯将军的评价说：“我一生中从未见过哪个女人的双眼透射出过像她那样憎恨的目光。她扫视我们时，目光就像是镰刀挥过。我心思，这个女人一无是处，唯有她在英国人面前摆出的那副丑相还惹人注目。” 就是在这样一个女人的鼓动之下，又面对着整个国家统治机构的投降主义倾向，雷诺在无奈之余，选择了放下武器，宣布放弃抵抗，辞去总理职务。就这样，在女人与投降主义者的双重作用之下，法国完蛋了，欧洲的中世纪似乎也再次到来。 由此可见，女人在战争中所起到的反面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当领导人本身的意志力并不足以承担过重的压力和精神折磨时，他们就会出现一种自我颓废的心理状态。他们习惯于倾向女人的观点，这就使女人的作用开始突出起来。而另一些女人则以并不相同的做法颠覆着帝国的命运，像法俄战争时期的土耳其皇太后的做法又或者是身为瑞典皇后的贝尔纳多特夫人德西蕾，她们所做的都是使领导者倍感含羞的伟大事情。 二、皇太后的“义举” 有人评价拿破仑在俄国的失败是因为后勤供给的断绝；也有人认为是俄国的领土太庞大了，大的使拿破仑根本没有足够的兵力来控制；更有人认为是库图佐夫的作战计划十分精彩，以战略退却与疲惫的法军相持。所有这些听起来都有道理，但是，人们恰恰忽略了一个女人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这个女人就是土耳其皇太后。 当法俄战争激烈进行的时候，恰好是俄土战争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刻。俄国两线作战，兵力无法集中，库图佐夫被迫以收缩兵力延长拿破仑的补给线，迫使拿破仑在供给不足的情况下与俄军进行决战，这是无奈中不得已的选择。 而就在拿破仑决定撤退的时候，土耳其皇太后突然下达了与俄罗斯军队停战的命令。这样，使桎梏在土耳其的五万名俄罗斯士兵加入到正在激战的法俄战争中，使本来就受制于俄罗斯的拿破仑顿时品尝了失败的滋味，也因此而一败涂地。如果没有这个变故，可以肯定地讲，即便拿破仑最终撤出俄国，也完全可以保存一支较完整的军事力量。这样，加上国内提前征召的1815年的适龄兵，拿破仑就可在莱比锡会战中以更多的军队来打击反法同盟。 拿破仑?波拿巴是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终身执政，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他是一个有着巨大野心和具备同等能力的伟大领导人。你能想象吗？在当政期间，他经常在战场上指挥作战。尽管如此，巨大的野心和巨大的能力却导致拿破仑丧失了理智。 当欧洲已经拜服在拿破仑脚下，英国也被孤立于海外的时候，他需要一个新的对手来应付自己对战争的渴望。面对被征服的欧洲，拿破仑渴望战争，渴望着在战场上再次建立自己的辉煌。他匆匆地与奥地利公主结婚，确立了法奥联盟，以保证了自己侧翼安全，同时企图建立了一个新的欧洲大陆体系。 拿破仑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前妻约瑟芬还有一个姐姐，这个在少女时代被土耳其人掠夺去的姐姐，现在已经是土耳其帝国的皇太后。法俄战争爆发后，拿破仑发现自己低估了对手的实力，但战争仍然是在向着法国的胜利倾斜。沙皇亚历山大绞尽脑汁地思考着对策，终于，在众多的将帅无法取得对拿破仑的优势时，他决定起用老元帅库图佐夫作为俄罗斯军队最高统帅，对拿破仑作战。 库图佐夫采用坚壁清野的战术不断地消耗拿破仑的补给线。这一策略迅速地发挥着作用，逐渐将法军带入失败之中。当拿破仑开始撤退之后，土耳其皇太后听说了拿破仑与约瑟芬离婚的消息，她决定报复这个寡情负心的男人。在此情况下，俄土战争迅速结束，五万名精锐的俄罗斯士兵被投送追击法军撤退的战场上，法军回到国内的士兵数不到一万。 拿破仑的失败也许会被归咎于偶然，但是，领导人在偶然的基础上也必须承担着失误的责任。战略决策的失误才是拿破仑失败的主要原因。土耳其皇太后的停战决定在这里只是一个锦上添花的重要因素。国内经济的不稳定，海外贸易航线被切断，大陆政策的失败等因素交结在一起，使法国在法俄战争爆发之前就已经注定必然失败。 领导人在战争中的失败有多种原因，但不可预知的主因往往是从前埋下祸根所致。拿破仑直到死都没有明白法俄战争为什么会失败，他会找出许多原因，根本不会想到土耳其皇太后。 三、皇后的作用大于军队 作为19世纪欧洲最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拿破仑创造了诸多的传奇和神话，把自己在科西嘉带来的外民族旋风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出来。但是遗憾的是，这个有着绝对勇气和精明头脑的男人最后却失败于女人的劝说之上，成为世界历史中一件遗憾的往事。 拿破仑逃出厄尔巴岛之后，登陆法国领土，一路上迅速收编旧部，并且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巴黎。之后，拿破仑迅速向滑铁卢进军，在那里与布吕歇尔和威灵顿展开激烈的战斗。 由于情报失误和兵力的严重不足，拿破仑的反攻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是，反法联盟依然害怕拿破仑的再次崛起。拿破仑在底层法国群众中有着很良好的基础，如果他需要的话，在几天的时间内，拿破仑就会再次组建起一支数十万人的庞大武装，这是反法联盟军所不愿意见到的。于是，有人提出了建议，由瑞典国王贝尔纳多特的皇后德西蕾出面击败这位使欧洲震颤的伟大皇帝。德西蕾是拿破仑少年时代的心上人，且曾经是拿破仑的未婚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最后成为贝尔纳多特的妻子，拿破仑还为此对贝尔纳多特的幸运而心中默默不服过。现在，人们想到了这个对拿破仑有着绝对影响力的女人，于是，在众人的请求之下，德西蕾终于答应出面劝说拿破仑放弃抵抗。事情的结局我们都知道了，意志坚强的拿破仑在最后的关头听取了这个建议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一位伟大的皇帝被流放了，直接的原因虽然是战争的失败，但却因为女人的劝说使他放弃了抗争。 领导人如果不能完全为国家利益着想或屈从于其他意志的压迫而作出违背国家利益的事情，其最终的结果也就是被世俗抛弃，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伟大的领导人在最后关头的失败。也许是拿破仑他太累了，也或许他漠视他的敌人，不愿意再和这些人争斗下去，但他毕竟在世俗眼里是个失败者。 四、再次败于女人的法兰西 有人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兰西的失败是因为落后的战术思想和绥靖主义政策导致的。但是，在法兰西处于最关键的时刻，一个妖娆的女人却成为整个事件的始作俑者，她就是德波尔特夫人，法国总理雷诺的情妇。这个女人不断地在雷诺的身边嚷嚷着要投降，她认为当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投降，因为法国已经战败了，再不投降就会没有机会了。这样的女人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成为起到主导作用的人物，她们对于领导人的影响力也是很强大的，这种强大的影响力导致了领导人作出错误的判断和决策，同时也带来了国家利益的损失。女人的鼓动作用通常都是十分巨大的，这主要体现在她们是非常了解政治中那些勾当和诡计的，其次就是她们对政治都有着一股近似直觉的敏感和预见能力。在很多时候，她们替政治家们决定政策和国家的方针，因为政治家相信她们。而往往有的时候，她们愚蠢得可怜，因为那是对整个社会的不满使她们变得容易激动和缺乏常识性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