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我们要抗日 一九三一年九月下旬，江西宁都通往广昌的崎岖山道上，行进着一支国民党军队，他们是第二十六路军的二十五师七十三旅。几天前传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日军将南满铁路柳条沟地区的一段桥梁炸毁，却反诬是中国军队畜意“破坏”。当晚，日本关东军炮轰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由于蒋介石严令不得抵抗,几十万东北军不战而退,结果仅仅不到五天,日军即占领了吉辽两省。东北的沦陷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义愤,很快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民族抗日救国运动。而此时的二十六路军正驻扎在江西省宁都县“剿共”，这支部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它是由原冯玉祥的西北军一部编成的。 早在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冯玉祥率部在五原誓师，参加北伐。为了把这支部队改造成真正的革命军队，中国共产党曾派刘伯坚、陈延年、宣侠父、邓小平、方仲如、刘志丹等数百名同志到该部工作，刘伯坚曾任该部总政治部部长。 大革命失败以后，冯与蒋介石同流合污，开始将部队中的共产党员“礼送出境”。1930年蒋、冯、阎之间的中原大战结束，冯兵败下野，余部被蒋介石收编，第二十六路军便是其中之一，计有原十二师（师长高树勋），原十三师（师长董振堂），原十四师（师长季振同），原十五师（师长李松昆），外加两个骑兵旅共计五万六千余人。蒋对这支部队给出的收编条件非常苛刻，全军仅编为2个步兵师（每师辖3个旅），一个骑兵师（辖2个旅）。 1931年初，蒋介石出于清除异己、调虎离山的险恶用心，命令该军由北方开到南方的江西参与“剿共”。同时严令该军不许带上重迫击炮团、野榴炮团和骑兵师。因此，南下的只有两师步兵共两万七千余人。日军侵占东北时该军驻扎在宁都,广大爱国官兵根本不愿打内战，纷纷上书请愿,积极要求北上抗日,保家卫国。时任二十六路军总指挥的孙连仲见众怨难违，加之他也不想再待在这南方异地与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拼实力。便以二十六路军全体将领的名义通电蒋介石，要求回北方，打日本，保家园。同时，令七十三旅做为全军的先头部队，立即拔营北上。 九月的南方，仍是烈日炎炎，队伍所过之处，尘土漫天飞扬。突然前方枪声大作，士兵们迅速散开、隐蔽起来。不多久，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带着卫队策马赶了上来。 先锋营黄营长急匆匆跑过来报告：“是朱绍良的部队对我们开枪警戒，他们说没有蒋委员长的命令，二十六路军不得擅自撤离防区，否则后果自负！” “去！跟他们讲，我们走，没别的目的，是去北方抗日的！只要是有血性的中国军人，都应该拿起武器去打鬼子！而不是将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希望他们不要从中阻拦。” 说完，董振堂翻身下马，径自来到一处高坡，用望远镜仔细观察着这里的地势，然后对身旁的随从参谋说道：“朱绍良是我们在中原大战时期的老对手，这小子倒挺会选地形，你们看见没，这一带群山绵延，要过广昌还非得走这条道。再看看他们的阵地，就在前面的山隘口上，只要有一营人，粮弹充足，守个十天半个月不成问题！” “不过，地势再好也有他的弱点，只是多花点时间而已，你们看！”董振堂顺手一指，继续说道：“我派两支精干小分队，从隘口两侧迂回到他的侧后，给他一个突袭，再加上我正面仰攻部队的配合，拿下这个隘口不是没有可能。” 不一会儿，黄营长赶回来报告：“旅长！他们还是那句话，要我们回去！咋办？朱绍良凭什么阻拦我们！看来不给他一点厉害尝尝，他是不会放行的。旅长，下令打吧，揍这狗日的，闯过去！” 董振堂剑眉一皱，怒火中烧，打还是不打？眼下部队已经出发，犹如一支离弦的箭－－－－－不得不发，不打如何过得去，部队过不去士气将会大大受挫；打嘛，又如何打，是打完再请示还是先请示再打，双方只要较真动了手，后果将一发不可收拾。朱绍良是蒋介石的嫡系，在广昌就有上万部队，冲得过眼前的胡嘴岭，冲得过广昌？蒋介石在这漫长的数千公里道路上随时也能纠集重兵，给这支苦难的军队以致命一击。凭现在二十六路军这二万人马，恐怕永远也到不了北方的抗日战场。 怎么办？董振堂焦灼地犹豫着。这时，传令兵送来总指挥孙连仲的电报，上面写着：“勿生争端，速回宁都”。董振堂气的将手里的电文撕了个粉碎，痛苦地喊道：“撤！” 就这样，二十六路军浩浩荡荡地开出来，又趁着夜色灰溜溜地回到了驻地—宁都城。 第二天上午，位于城东一座二层小洋楼的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院内，聚集着全军三十几名译电员、报务员。一位三十出头的年轻军官站在台前，他高个子宽额门，眉清目秀，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虽着一身旧军装，举手投足均显示出军人特有的质朴与庄严，他－－－－－－－－就是二十六路军总参谋长赵博生。 此刻，他手里捏着几份传单讲道：“这里面的内容只有电台才能收到，也就是说只有你们才能做得了这些传单，做事情要敢做敢当，我再问一遍，是谁干的？” 大家胆颤心惊的站在下面，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不敢吱声。过了一会儿，从队列里走出一位年轻的士兵，从容的说道：“报告长官，是我干的！与他们无关。” 话音刚落，紧随其后又站出来两个，异口同声说道：“长官，还有我们俩！” 赵博生从台上走了下来,背着手仔细打量着几个年轻人，问道：“从哪儿得来的消息？” “苏联伯力电台的广播。” “为什么这么干？” “日本鬼子都侵占东北三省啦，我们现在不仅不抗日，连东三省抗日的消息都被封锁，我们收听到马占山将军带领部队和鬼子战斗的消息后，无比激动，觉得应该让民众知道这件事情，于是我们就……” “叫什么名字哪个部队的” “我叫闻述尧,他们两个是陈士吾和杨笑是。我们三个都是二十五师七十三旅的报务员。” 赵博生点了点头，脸上露出一丝赞许的微笑，旋即又恢复至严肃的神情。回到台前，他讲到：“知道吗？你们出海报宣传抗日，是一件好事情！蒋委员长不准抗日，东北义勇军起来抗日这很好嘛！这件事情你们今后还要干下去，买纸墨没钱，我给了。但有一条，要先给我审阅一下。” 接着，他毫不留情地抨击了国民党南京政府，他说道：“南京政府要员们住的高楼大厦是谁修的？是工人！他们吃的粮食：大米、白面，是谁种的？是农民！这些吃百姓、住百姓的大官就是不打日本鬼子……。” 一席话，令大家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原来参谋长和我们的心情一样，也是强烈要求抗日的。”闻述尧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和战友们拥抱起来。赵博生望着这群生龙活虎的年轻人，笑着大手一挥道：“好了好了，都回去吧！” 孙连仲此刻正捂着肿起的左腮，躺在一张竹编的摇椅上。听见外面的呼声，不禁眉头一皱。他哪有闲心去管这些“破事”，现在部队乱糟糟的，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难以驾驭。年初奉蒋介石一纸电令，带着二十六路军二万余众到南方的江西“剿共”。大半年时间里，就损失掉近万人马，先是在宜黄被红军歼灭掉三千余人；驻守宁都以后，士兵们逃跑一部分；水土不服，又病死一部分；加之下面的广大士兵和官佐都不愿替蒋介石卖命打红军，这其中最令他伤脑筋的，当属他的老部下－－－－－－－－七十三旅的旅长董振堂，此人骁勇善战，是一员难得的虎将。他满以为由七十三旅担任全军的前锋，能在共产党领导的苏区所向披靡。可结果让他大失所望，董率他的部队一经与红军接触，不是畏缩不前，就是往后退个稀里哗啦，让他在蒋介石面前丢尽了面子。董振堂都这样了，其他部队还有什么指望，照这样下去硬守在这儿，打又打不得，走又走不了，早晚得玩完。蒋介石这招“以毒攻毒”可真够狠的，我孙连仲担得了这个责任吗？ 这时，门开了，进来的是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孙连仲忙起身道：“恩博(赵博生字)，你来了就好，我有要事相商！”赵博生坐了下来，长叹一声：“总座，今早又抬出去十几号弟兄，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士兵们大都是西北一带的人，在这潮湿闷热的南方根本呆不住。目前日寇侵占我东北，官兵们的抗日情绪很高涨，趁此机会还是要想想办法啊！” 望着这位自己亲自从吉鸿昌那请来的参谋长，孙连仲一时不知如何作答。许久，才说道：“恩博！你爱兵如子弟，我是理解的。谁叫我们是人家的败将，被人家不当人，拿来当枪使啊！你也知道，杂牌军都这样儿，当今粮饷只领到六成，弹药又不给补充，发下来的药，不是假的就是过了期的，照此下去，我也急呀！”咽了口茶，孙连仲皱着眉头继续说道：“这次北上不成，委员长咋发来电报，硬是要先剿共、后抗日，一句话，就是要我们死也得死在宁都。语气非常强硬,能有什么办法，咱们能不遵命吗！这些天焦虑上火，牙又犯病，明天我要到上海去治治，这里的事就全拜托你了！” 赵博生摘下眼镜来擦了擦，不紧不慢地说道：“总座，这么大一摊子，我怕收拾不了……。”还没等讲完，孙连仲一摆手打断了他的话：“老弟，自冯先生(西北军将领对冯玉祥的尊称)下野，咱们便成了没奶的娃儿，带着几万弟兄能混到现在实属不易。你看看现在军中的将领，董振堂、季振同他们能打，可是太猛浪，重用不得；李松昆、王恩布等人虽听话，却平庸至极。唯独你，能文能武，能屈能伸，我是充分信任你的，能担此重任。我走后你就放手干吧！我已安排下去了，你不用操心……” 从指挥部出来，赵博生摇了摇头，内心骂道：“真是个老滑头！” 他径自来到梅江边，找了块草地坐了下来，静静地望着远处高耸的翠微峰，他又想起了以前西北军时的政治部主任刘伯坚。 那还是国共合作时期，冯玉祥请来了共产党人帮助其治军，分任西北军各部政治工作负责人。刘伯坚便是他最倾佩的一位好朋友，他总觉得共产党人身上仿佛有一种特有的磁力，深深地吸引着自己。当时的西北军中盛传着一句话－－－“听刘主任一次演讲，可抵三月饷”。只可惜，那段岁月太短暂了，“宁汉合流”后，冯玉祥也跟着开始在军中清党，刘伯坚、邓小平、王一飞、刘志丹等著名的共产党人被迫离开西北军。当时的他感到很失望，很茫然。对冯玉祥的背信弃义，非常不满，常常当着士兵们说：“我每天都准备着死，在未死之前，活一天就得坚决为工农穷苦群众奋斗一天。” 不久,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为首的四大军事集团开始了对权力、地盘、地位、利益的明争暗斗，矛盾日益加深。终于在1930年4月1日暴发了著名的中原大战。这场国民党内部的军阀混战双方共投入了一百多万军队，持续了半年之久。这其中冯玉祥的讨蒋主力——西北军，更是倾巢出动。大战前期，蒋介石的中央军被打的节节败退，连蒋本人都差一点儿成为西北军的俘虏。可至大战后期，雄居东北的张学良通电拥蒋，并下达东北军入关的命令。倾刻间，几十万东北军杀进关内，这无异于在西北军的背后捅上了一刀，再加上蒋介石的分化和瓦解，二十多万西北军开始纷纷倒戈。失败和挫折令赵博生倍感失望，正应了刘伯坚主任临走前对冯玉祥说过的那句话“总司令既已决定与蒋介石合作，说明我们之间已志不同，道不合，只有分道扬镳。既然这一天来了，但请总司令记住一句话，同蒋打交道，终有一天是要后悔的。” 现在下野的冯玉祥岂只后悔呀！也就在那一刻，赵博生才觉得共产党的正确和伟大。 当时正值西北连年大旱，无数农民生活无着，流离失所。打了半辈子仗，什么也改变不了，他悲愤不已。于是挥笔写下一首《革命精神之歌》，以表达自己忧国忧民，立志救国的决心。歌词写道： 先锋，先锋， 热血沸腾。 先烈为平等牺牲， 作人类解放救星。 侧耳远听， 宇宙充满饥寒声。 警醒先锋！ 个人自由全牺牲。 我死国生， 我死国荣， 身虽死精神长生。 成仁！成功！ 实现大同。 大战前夕，他曾派人去上海找过刘伯坚、找共产党，可惜未能找到。一九三一年四月，部队进驻宁都后，他又亲自去了上海一趟，仍未如愿。面对此时的局面，二十六路军二万余将士如同是坐在了火山口上。前进，是他所不愿见到的与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为敌；后退，则有蒋介石在广昌的嫡系部队阻拦。困守在此也不行，二十六路军多系北方人，在这霖雨绵绵的南方山区水土不服，加之疟疾流行，长此下去早晚得病死光。想到这里，赵博生深深地叹了口气，缓缓起身，踱步回营。 这天晚上，两个青年军官吃罢晚饭，照例来到总指挥部电台听新闻广播，他们是七十四旅一团团长黄中岳和副团长苏进。走进机房，里面已挤满了从各部赶来听广播的军官。当听到日本东京的新闻时，正播告着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三省的战况，喧闹的屋内迅速安静下来。战况中说到日本军队昨日攻占某城，今日攻取某地，言辞狂妄，口气嚣张，大家听了无不义愤填膺。接着又转到南京中央台，听完更是让人气破肚子，广播说只是日本军队少数人在寻衅闹事，不是发生战争，要国民忍耐退让，抱不抵抗主义；继而又一味依赖国联，盼望国联作出公断；最后是蒋介石亲自发表的演说，还是那套“攘外必先安内”和“不可轻言抵抗”的滥调。 黄中岳性格爽直，扯开嗓子大骂道：“安内，安内，安个屁！日本鬼子都打到家里来了，咱们还在窝里斗！国联，鬼才信呢！有个屁用！”随后一扭头说：“老苏！不听了，走！” 回来的路上，他们走走停停，不时地用手电筒照着街边红军留下来的标语看。 “共产党是为工农谋利益的党！” “红军是为工农谋利益的军队！” “穷人不打穷人！” “士兵不打士兵！” “联合红军,北上抗日！” ……… 来到团部，谁也没进去，两人就蹲在门口的台阶上，默默地抽着香烟。许久，黄中岳指着街对面墙壁上红军写的一条标语对苏进说：“‘纪念巴黎公社！’，共产党写标语很有讲究哦！连标点符号也不漏掉。老苏啊，巴黎公社是什么意思？” 苏进以前读过不少马、列的书，回答这个问题可谓小事一桩，但怕讲得太透彻，会引起黄的怀疑，于是便含糊回答道：“我也不太清楚，大概是与马克思有关的巴黎公社起义吧。” 黄中岳也许看出了苏进的疑虑，把烟头往地上一扔，站起身说：“共产党就这点好，说什么就干什么，国民党他狗日的！挂羊头，卖狗肉！” 几天后，宁都城南出现一支人数不详的红军游击队，往城里打了一排子弹，守城部队仓促进入阵地，如临大敌，而后游击队又悄然逸去。虚惊一场之后，黄中岳突然问苏进：“老苏，红军要真的来进攻，你看我们能不能守得住？” “你看呢？”苏进没有回答，却反过来问他。 “我看，不一定守得住！”黄中岳坦率地摇摇头说。 “那该怎么办？”苏进又问道。 “你说呢？”这回黄中岳反过来问苏进了。 “我看，你去找季旅长，商量一个办法。”苏进冲黄中岳挤挤眼，含蓄的说道：“天无绝人之路，守不住有守不住的办法嘛！” “嗯。”黄中岳点点头，会意的笑了。 第2章中共特别支部 宁都城北的一条大街上，车水马龙，好不热闹。人流中几个国民党青年军官大摇大摆的进了一家小酒馆，走在最后的一位将手中拎着的鸡递给上前招呼的老板，因系熟客，老板热情地带他们上到二楼，待客人们坐定、茶沏好之后，老板轻轻关上门，下楼杀鸡去了。 这几个国民党军官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二十六路军中共特别支部的成员。他们分别是七十三旅旅部参谋刘振亚（中共特支书纪），总指挥部的王超（党中央特派员），七十四旅的李肃（组织委员）、七十九旅的袁血卒（宣传委员）和刚入党不久的总指挥部译电主任罗亚平。其中的王、袁、李三人是受中革革军委的密派，于五月下旬在宜黄打入该军，开展旨在争取该军起义的兵运工作小组。 今天秘会的议题是研究如何争取参谋长赵博生的问题。王超首先对赵博生的情况作了分析：“据我了解，赵博生是西北军中少有的倾向左派的将领，当初国、共分家他是不满意的，此后与西北军中的顽固派政见不合，曾想弃官务农。在军中他不谄、不娇、清廉自守、爱兵如子。‘九一八’事变后，他强烈要求抗日，是个真正的爱国者。” 罗亚平紧接着做了补充：“来宁都后，凡是以‘赤匪’罪名抓来的农民，他都叫放了。他还经常找卫兵谈话说，你为什么打红军？红军分田地你不赞成？给你三亩地你要不要？有一次他还问我说‘湖北是出共产党的地方，你是湖北人，见过没有？嘴巴是不是象血盆那么大？’总之，他是同情革命的，对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是持反对态度的。他主张‘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靠窗坐着的刘振亚作了总结：“孙连仲今早走了，赵参谋长现在总领军务。他活动能力强，在官兵中威信高。目前，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被红军打掉了一个旅，也称身体不适，离开部队到南昌鬼混去了，七十九旅旅长池峰成，八十旅旅长王恩布借故招兵，也都先后离开宁都，若是能争取到赵博生，将给党组织的活动带来很多方便，对整个二十六路军的兵运工作产生重大影响！此外，还有七十三旅的旅长董振堂。也是同情革命的人，他为人正直，爱国心强，在士兵之中威望很高，且与赵博生的私交很好。我看这两个人可否一同考虑。当然，他们毕竟都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万一出了纰漏，其破坏的作用也是很大的。因此，我们要慎之又慎。” 王超在一旁点了点头，说道：“赵博生现在内心活动的主要方向，应该是积极地寻找新的出路，我们党此时不采取主动的办法是会失去机会的！至于董振堂，我想暂时先放一放。中央曾批评过我们，在工作中过于倾向于官长，要求我们将工作重点转到士兵方面来……” 特别支部经反复研究，决定先向赵博生发出一封信。 这封信中，首先分析了“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的局势，接着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二十六路军目前进退维谷的处境。其中特别揭露了蒋介石派二十六路军来江西名为“剿共”，实际上是排除异己，借刀杀人的阴险诡计。以及在目前的处境下，二十六路军唯一的出路就是联合红军，一致抗日。希望赵博生能认清形势，并对此作出贡献。 此次会议决定：信由罗亚平同志负责转交。因为罗亚平的公开身份是总指挥部译电主任，他进出赵博生的办公室比较方便，不会引起怀疑。并决定如情况良好，由罗出面给找党的关系；万一出了岔，罗就直接逃往苏区。 会开完了，鸡也吃的只剩下骨架了，罗亚平把信揣入怀中，几个人像往常一样哼着小曲儿下了楼，装着几分醉意各自归队。 第二天上午，趁赵博生不在的时候，罗亚平拿着电报夹进了他的房间。在把几份电文放在桌上的同时，也把那封信悄悄塞入了抽屉里。 接下来便是不安中的等待，此时罗亚平内心是焦急的，主要还是担心出事，到那时自己逃走事小，要影响到特别支部就麻烦了，那么党在二十六路军中所有的努力和工作就都白费了。罗亚平不敢再想下去了，静下心来平静的度过每一个难熬的夜晚。几天后，罗亚平象往常一样准备去出早操，赵博生站在门口叫住了他，“罗主任，到我寝室来一下。” 罗亚平跟在参谋长的后面进了房间,此时的他反倒镇定许多。赵博生待罗亚平坐下后,缓缓地从桌上的书中抽出那封信放在罗亚平的面前，罗亚平不动声色。其实,赵博生对部队里共产党的活动,已隐隐约约有所察觉，再根据罗亚平平时的言谈表现,对罗的身份也猜出了几分。对于桌上的那封信,似乎也猜出了来历。赵博生一贯和蔼诚恳的态度,在此时显得更加亲切，他笑着说“这封信我猜不是你写的,但与你有关！？要是吃官司判罪的话，你是第一个嫌疑犯，你说对吗？” 罗亚平仍是选择沉默，并不急于表态。为打消罗的顾虑，赵博生笑了笑，继续说道“信的内容我都看过了,说得对,说得完全对!蒋介石就是不抵抗主义嘛！不抗日，中国一定亡。三民主义我看过很多遍，说了好多为人民谋福利的话，要百姓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还有许多建国的大计划。但是谁来办？怎么办？现在军阀、官僚横行，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弄得人民流离失所，哀鸿遍野、饿殍载道。到处找不到生路，真是民不聊生啊！”接着赵博生又说道：“我的情况你是了解的,有志革命已久,苦于无人领导。自从在西北军里接触了刘伯坚主任,我就感到共产党不平常,是真革命的。西北军失败以后,在没有出路的情况下,我曾经几次派人去找过刘主任,我自己也亲自去了一趟上海,都没有达到目的。这封信我猜想是以共产党组织的名义写给我的,信上说的意见我都同意!”说完，赵博生又和蔼地看着罗亚平。 望着眼前如此亲切、真诚的参谋长,罗亚平眼眶一热,再也抑制不住，轻轻地点了点头。赵博生兴奋地站了起来，拍着罗亚平的肩头说“好!今天叫你来,没有别的话说,我要求加入共产党。不要看我是参谋长,党叫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只要我赵博生做得到，既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你就做我的引路人吧!” 当天,罗亚平迅速将这一结果向特别支部作了汇报。若能争取到赵博生入党,那么党在二十六路军中的兵运工作等于是往前跨出了一大步,而且更有利今后工作的广泛开展。党组织及时把赵博生的情况和入党要求上报给上海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在审查了他的全部历史和政治表现后,于1931年10月,正式批准赵博生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以后,在二十六路军中,共产党的秘密活动如雨后春笋般迅猛的开展起来。他们在军中以拉朋友、同学关系、部属关系、同乡关系等，广泛结交，从中物色中坚分子，再通过宣传，组织学习等，经过一段时间考验，然后发展入党。短短几个月时间，就发展了李青云（七十三旅上尉连长），总指挥部中校参谋杨金堂，上尉执法官王宏文，七十四旅机枪连少尉排长王铭五，总指挥部执法队队员王振铎、王际坦、赵鸿志、杨艺林、谭时济、刘静生、霍万钟、田玉珊、李春华、卢子美、董俊彦等人入了党。此外，大革命失败后与党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二十七师七十九旅的上尉副连长熊伯涛也重新接上了关系。 赵博生虽是二十六路军的参谋长，能真正掌握的部队却只有总指挥部特务营、通讯营等少数直属部队，要想有大动作是很困难的，必须团结一部分手握实权的旅、团长才能有所作为。因此他与党组织多次研究，决定由他本人来作他的好友－－－－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的工作。 董的旅部就在城内，骑马过去仅需十分钟。傍晚时分，赵博生像往常一样，散步来到七十三旅。因系常客，门口的警卫敬完礼小声说道：“总参谋长，咱旅长病了，在房间里躺着呢。” “哦！那我还来的蛮及时嘛。”赵博生说完便直奔里屋。 董振堂一脸苍白的躺在床上，见赵博生进来，强撑着要坐起来。赵上前一把扶住他，关切的问道：“绍仲兄，咋病成这样呢？” “参谋长，您不知道，俺旅长自打从胡嘴岭撤回来，就成这样了！”卫士高志中哽咽着说道。 赵博生点点头，心里有了数，便笑着说：“绍仲，你在我眼里可是铁打的汉子，百毒不侵啊。” “恩傅！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三省，你我都是革命军人，有枪在手，却不能报效国家。蒋介石凭什么不让我们抗日嘛！这样下去我们都将成为民族的罪人！我是不愿打内战，打红军的。一走了之事小，可我舍不得抛下这些弟兄啊！现在军无斗志，厌战思乡，咱们西北军就剩下这么点骨血，能耗到几时？”董振堂悲愤的说道。 赵博生握着董振堂的手，诚恳的说道：“你说的在理嘛，你我亲如兄弟，将来的出路咱们共同探讨、共同闯，不论什么情况，都要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一起干！” 董振堂听后眼神一亮，立即从床上坐起来，他见赵博生对自己推心置腹，十分感动，便坚定的说道：“别的不太清楚，我七十三旅可以听参谋长的，我们是多年的老人，你看怎么好就怎么办吧！” 几天后，赵博生又来到七十三旅，董振堂的病已好了，他精神抖擞地将赵博生迎进房间。赵博生试探的问道：“蒋介石又来了进剿令，看来我们很快就要开始战斗了，你七十三旅情况怎么样？” 董振堂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让旁边的参谋来讲，这个参谋就是刘振亚，刘趁机讲了一大通牢骚话。之后赵博生说：“你们看，咱们还能打得过红军吗？你们还有没有勇气？” 董振堂淡淡一笑，随后说道：“现在存在四个问题，第一：我们没有兵源，减员得不到补充；第二：粮饷只拿到六成，生活补给得不到保证；第三：武器弹药不足；第四：军心涣散。我看，打是完，不打也是完。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也拿不定主意。” 听完董振堂的话，赵博生觉得时机尚不成熟，还未到表白真心的时候，遂问道：“老董，你看咱们的去向如何呀？红军的情况你们掌握一些吗？” 董振堂如实说道：“红军的情况听说过一些，我们听到的、看到的，与国民党宣传的完全不一样。” 赵博生接着又说道：“是这样，我曾审过一些被红军俘获又放回来的官兵，那边的一些口号听了让人反思啊。比如：士兵不打士兵，穷人不打穷人。调转枪口，一致抗日。打土豪，分田地等等。过去讲红军逮到一个杀一个，实际上人家不仅不杀，还给了路费。还有说那边搞共产共妻，咱们被俘的军官太太也都放回来了嘛。这事情怎么讲，能让人相信吗？” 董振堂不住的点头听着，赵博生问道：“你们旅有没有放回来的人啊？有没有与共产党联系的人？” 这是一个十分严肃地话题，董振堂与赵博生虽是老乡又是同学，而且是多年好友，但他们毕竟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以前谈话双方都是点到为止。当时那个年代，人心莫测，见利忘义的人也不少见。董振堂犹豫了一会儿，最后打定主意，摸着石头过河，便随口答道：“跟共产党联系的人我说不上，被俘虏放回来的，有个连长，现正在警卫连押着呢，他在苏区呆了二十多天。” 赵博生觉得应该让这个人出来说说，借他的口宣传红军和苏区的情况，从侧面对董做工作。于是说道：“你能不能叫他来一下，把共产党的情况谈一谈，共产党都跟他谈了些什么？” 董振堂让人把这个连长带了进来，赵博生问：“你被共产党抓去多长时间啦？” 连长回答道：“连抓到放有二十多天。” “他们待你怎么样？对你讲了些什么？” 该连长十分紧张，不敢马上回答，将目光投向了董振堂，像是在征询旅长的意见。这细微的动作，赵博生看在眼里，却不动声色。董振堂早已审过他了，觉得对赵博生也没有必要隐瞒下去，便对连长说：“你不要紧张，参谋长怎么问，你就怎么答，如实的讲！” 赵博生为了打消他的顾虑，也在一旁说道：“人家怎么说，你就怎么讲，不怪罪你。” 这个连长放心了，便说了一大通：“……人家对我很好，不打不骂，跟人家吃一样饭，押送我们的红军长官说：愿意回来的回来，不愿回来的可以当红军。我愿意回来，人家还给了两块光洋。” 赵博生又问道：“这二十多天，就讲了这么几句话？” “他们讲……,讲我们跟蒋介石打了那么久，死了那么多的人，现在又来替蒋介石卖命打红军。叫我们别干了，和他们联合起来，打回北方去。他们对老百姓和气，部队里官兵平等。他们还讲：咱们要想活着，只有和红军联合起来一块干……” 连长被警卫带下去时，赵博生吩咐不许为难他。 接着又问董振堂：“绍仲，你说对这个连长该如何办？” “我们打了败仗，他被人家抓了去，共产党不杀他，他又主动找回来，你说我们能杀他吗？我看可以恢复他的自由！”董振堂说。 赵博生道：“对！不仅恢复自由，还要恢复他的职务！” 话讲完，二人相视而笑。 “绍仲，他刚才讲的这些情况，你看应该怎么办？” 董振堂摘下帽子笑了笑，随后说道：“老弟，你这哪里是在审我的连长，我看你是在审我嘛！” 赵博生也笑了，诚恳地说：“绍仲兄，咱们多少年了，你不了解我吗？能那么干吗？在讨论部队今后的去向问题，我觉得必须挑明来讲，我不忌讳什么，现在部队反蒋情绪日益高涨，整个军队就像一个火药桶，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啊！” 董振堂说到：“跟着老蒋是没有出路的，部队的去向是个大问题！我还是那句话，不管咋样，我七十三旅都听你的！” …… 这一天,赵博生没回总部,他与董振堂彻夜长谈,中途还叫来夜宵，两人甚至还喝了点酒。 二十七师七十九旅驻宁都城外，该旅二团三营九连副连长熊伯涛（共产党员）也在积极的开展工作。他趁连长不在的时候，召集全连点名，按照西北军多年的官样开场白，熊伯涛在队列前问道：“弟兄们辛苦了！”士兵们齐声答道：“为革命服务！” 熊伯涛接着又问：“弟兄们！你们刚才的回答对吗？我们现在是在为革命服务吗？” 沉默了一会儿，一个班长愤怒地喊道：“不是的！” “你说得对！”熊伯涛说：“我们现在是为军阀卖国贼们卖命，来打自己的弟兄－－－－－－－红军!日本鬼子占了我们的东三省，那里几千万同胞过着亡国奴的生活，可是蒋介石以几万重兵堵住我们，不准我们抗日，硬要我们活活困死在宁都。到宁都以来，我们同生死、共患难的弟兄，死了好几千，再困下去，我们还有活路吗？” 队伍开始骚动起来，有叫骂声、叹气声，有的则蹲在地上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熊伯涛振臂高呼道：“不能这样下去了！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一起，自己找出路……” 熊伯涛的这番讲话，极度振奋人心，从此后，连队中就互相议论开来，要找出路，怎么找出路等等话题。有的则悄悄来问他：“有什么办法吗？”熊伯涛说：“有办法！很快的，到时大家听指挥吧。” 九连一发动，三营其他几个连队迅速波及。这些连长、连副基本都是熊伯涛的同学，也跑来找他，虽没有明说，但都表示，到哪儿都是当兵，到时一定不要忘了通知他们一声，一起行动。 赵博生在做中、上层军官工作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士兵和下层军官的思想工作。有一次，他集合总指的部队讲话，在台前挂了一张大地图，凡是被日寇占领的地方，都用红笔圈起来，眼看红圈圈已经圈到关内了。他指着地图说道：“日寇步步紧逼，蒋介石步步退让，再这样下去，我们都有当亡国奴的危险！我们爱国军人要挽救中国的危亡，就要走上抗日前线！我们的父老乡亲都在北方，我们要有勇气，摆脱一切黑暗势力，冲破一切障碍，去解救他们！”这些话无异火上浇油，极大地激发了士兵们的反蒋情绪和抗日热情。 12月初，王超奉命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途经南昌接头时，没想到这个接头地点已被破坏，成了国民党的侦探机关，而王超却不知道这一情况，误把二十六路军中党的组织领导人的名单交到了国民党当局手中。幸亏他在交谈中发现了疑点，只交出了刘振亚、袁血卒、王铭五三个人的名单。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得此情报，立即给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拍来十万火急的电报：责令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血卒、王铭五三名共党分子，星夜送行营惩处。 十分幸运的是，这份电报在第一时间落到了总指挥部译电主任中共党员罗亚平手里，罗亚平捏着这份电报匆匆找到特支书记刘振亚。 刘振亚阅后当即嘱咐罗亚平先回总指挥部守好电台，以应付突发的紧急情况。然后火速同袁血卒去找赵博生商量。赵博生这时已大权在握，对逮人一事，正好应付，当即用参谋长的名义给南昌复了“遵令即办”的电报，以稳住南昌局面。 然后三人坐下来仔细商讨此事，袁血卒手握电报冷静地说道：“从这份电报看，仅仅波及我、刘振亚、王铭五三人，我看王超不像是有意出卖我们。如果他要是有意出卖党组织的话，就不会有现在这份电报了，对蒋介石来说，有价值的人首先是赵博生同志，擒贼先擒王嘛。” 刘振亚说：“我同意你的观点，不管王超有无叛变，至少他提醒了我们，我看事情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我建议赵博生同志立即找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谈谈，看他的反应如何！再决定下一步行动方针。” 赵博生点了点头说：“行！董振堂是我多年挚友，我了解他，七十三旅是他一手带出来的部队，我看也到了跟他摊牌的时候！” 第3章朴实的将军 董振堂，字绍仲。1895年12月21日出身于河北省新河县李家庄村。兄弟三人，他排行第二，由于家境贫寒，董振堂自小就十分懂事。那时正是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义和团运动蜂起的年代，他目睹了帝国主义在中国领土上的胡作非为，立志要读书报国。1916年，董振堂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河北保定军官学校－－－－－清河预备学校。1921年进入保定军官学校炮科。毕业后，他拒绝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的邀请，与同学张克侠（1929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二十九路军副参谋长，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1948年11月率二万余官兵在淮海战场起义）、何基沣（1939年被批准为中共特别党员，1943年任国民党第七十七军军长，1948年与张克侠在淮海战场率部起义）、边章五（1931年随董振堂参加宁都起义，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第十四军四十师师长、第三十九师师长、总参谋部作战科科长、教育科科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驻苏联大使馆中将武官，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1954年不幸因病逝世。）等入冯玉祥部队第二师任见习官。在部队里，他从不摆官架子，同士兵们一起摸爬滚打，同甘共苦，深受士兵们的爱戴和拥护。 1924年10月，在与奉系军阀的作战中，董率炮兵营一举击毁了敌方的装甲列车，被破格提拔为工兵团团长，不久又升任国民联军第四师第十二旅旅长。在北伐战争中，董振堂率部进入湖北，直插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心脏地区，在樊城一举歼灭吴佩孚的司令部和警卫营。这以后，由于其出色的军事才能备受冯玉祥的器重和提携。1929年，经过多年的军阀混战，全国暂时取得了统一，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军队编遣会议，冯玉祥的西北军共编为十二个师，董出任第十三师师长，授衔中将。紧接着，冯玉祥在自己的部队里清共，面对白色恐怖下的西北军，许多共产党员被迫出走，有的失踪、有的被捕。董振堂的师里也不例外，他对共产党人的遭遇深感惋惜。 董振堂在西北军将领中为人朴实是有名的，在洛阳任十三师师长兼警备司令时，恰巧其堂兄董升堂（字希仲，国民军少将，曾任西北军张自忠部三十八师一一四旅旅长，参加了喜峰口和卢沟桥抗战。后任国民党第五十九军一八零师师长，第四十军参谋长。解放后经统战部门介绍，进入华北革命大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到解放军骑兵学校任战术教官，后调总参军训部高级研究室任研究员。）也在洛阳训练总监部任部长。兄弟二人共同商量，接父母、妻小到洛阳享受一下天伦之乐。董振堂给他的妻子贾明玉买了一件棉袍、一件小棉袄和一件棉裤，都是用布做的。那些身穿绫罗绸缎的地方官太太见了，觉得司令的太太穿着寒酸，善良贤淑的贾明玉怕给丈夫丢了面子，而董振堂却不以为然，他对妻子说：“七妹（爱称），这已经不错了，比起农村要好多了，咱们都是穷苦出身，不要学那些官太太们的坏习气。” 由于冯玉祥与蒋介石的矛盾不断恶化，战争迫在眉睫。面对动荡不定的时局，董劝妻子回河北老家去。临行前，董振堂给她买了件毛衣、一个枕头，并交给她十元钱。面对即将离去的妻子，憨厚的董振堂握住她的手说道：“你放心去吧！我这辈子，你甭惦记我吸烟，甭惦记我喝酒，也甭惦记我嫖窑子。阔起来，我也不会去寻小老婆，就和你过一辈子！” 董振堂就这样跟妻子匆匆告别了。这以后，他终生坚守自己的诺言，用自己全部的精力去爱兵、带兵、研究战略战术、读书、思考，追求探索光明的道路。 当时，军阀部队中的高级军官，大都生活糜烂，吃喝嫖赌，无所不为。身为中将师长的董振堂，月薪已有二百多元，这在当时可谓高薪了，却依然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每顿饭都是馒头和简单的两菜一汤，然而对下面的军官和士兵，他却非常大方，无论谁有困难，总是慷慨解囊。 他每月的薪水都交警卫员高志中代管，今天这个连长有困难，他让小高给送去二十元，明天那个营长家出事了，又让小高拿出三十元，却很少往家里捎钱。有一次师部参谋郭如岳病了，知道消息后，董振堂叫小高拿出自己的钱给郭参谋买病号饭。过后，又让小高送去二十块大洋，让他补养身体。 董振堂的重义轻财和如此关心下级，深受部下官兵的爱戴，在当时的西北军中，很多士兵称他为“不爱钱的将军”，而有些不理解他的士兵和官长则称他为“傻司令”。 1929年秋，在董振堂的老部下及好友苏进的推荐下，一位名叫刘振亚的青年来到他的部队，董振堂把他安排在自己身边任参谋。当时董、苏二人都不知道刘振亚是潜伏下来，没有暴露的中共地下党员，而且是以后的二十六路军中唯一与党保持联络的地下党员。部队驻扎宁都后，正是在刘振亚的帮助下，中革军委派出的兵运小组：王超、袁血卒、李肃三人才得以顺利打入到二十六路军各部，并发展到有三十多名党员的特别支部。可以说，董振堂在不经意间，早就为革命立了一功。 国民党军第三次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失败后，第二十六路军奉命驻守宁都，蒋介石派嫡系朱绍良部将其仅有的一条退路堵住，企图逼二十六路军与红军作背水一战。官兵们面对这条死路，惶恐不安，加上疟疾流行，死亡的士兵每天都往城外抬，很快宁都城郊新坟密布。许多官兵甚至凄凉的开起了玩笑：“我们早晚都得到那儿去报到的！” “九一八”事变爆发，更激起了广大厌战官兵的愤慨。他们纷纷骂道：“国都不保，还他妈的剿什么共！”那些具爱国心和正义感的官兵联名通电蒋介石，要求北上抗日。4020电子书时任总指挥的孙连仲也想借此机会摆脱困境，遂在电告蒋介石的同时，令全军北上，由董振堂的七十三旅在前面开道。然蒋介石岂容二十六路军轻易离开，当部队开到六十里外的胡岭嘴时，就遭到蒋的重兵阻拦。部队只好开回宁都，孙连仲气的丢下部队到上海治牙，董振堂也愤然离开部队，带着刘振亚来到南昌。到南昌后，他令刘振亚到上海去寻找中共组织，急切的想找到一条出路。出于谨慎的原因，刘振亚当时没有向他表白。 话转回头，赵博生送走刘振亚、袁血卒二人，立即找来罗亚平，要他拟就一篇南昌行营的电文，内容是“安内是攘外的前提，剿匪是抗日的先导，望火速进剿，莫失良机。不仅党国甚，中正亦欣慰不已！”。带着这份电文，赵博生匆匆赶往七十三旅董振堂的住处。 此刻，七十四旅一团副团长苏进坐在董的房间里，他是董的老部下，两人关系甚为密切。董振堂正向苏进打听着七十四旅的状况。 董说：“你们旅有没有组织？” “组织”一词在国民党的部队里很少用，因为它是共产党的代名词。苏进听后感到十分惊讶，思索片刻后说：“据我所知，现在没有。” 董振堂点点头又问：“你们二团曾有一个建制班拖枪投向红军，季振同对这个事情怎么看？” 苏进回答说：“开始时没有处理，但碍于军纪和应付上头的追查，季振同不得不把那个营长撤了。后来听说让他到抚州训练新兵去了……” 话刚讲到这里,参谋长赵博生不打招呼径自跨进屋内,吓得苏进直冒冷汗。赵博生知道他俩的关系，便笑着说道：“打扰你们了，苏团副，我和董旅长有要事相商。”苏进忙起身让座，告辞而去。 等苏进走远，赵博生关上房门，把那份电文递给了董振堂。董阅后刚要开口，赵博生即严肃地说道：“绍仲，情况十分紧急，蒋介石消灭杂牌军心狠手毒，言出法随，现在我们到了该当机立断的时候了！” 董振堂听后微微一震，沉着地说道：“恩傅，你了解我，我的心同你的心一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绝不食言！” 董振堂这段日子以来，一直沉默寡言，看到南昌来的这份电文，反应十分强烈。复说道：“你我相交多年，你就敞开说吧，该咋办，我听你的！” 听董这么一说，赵博生心里有了数，也就不再绕圈子了。他正色道：“我的意见是，联合红军北上抗日，事不宜迟，请速决！” “没啥说的，就这么办！只是人家能相信我们吗？最好事先联系一下那边。” “咱们以前的刘主任现就在瑞金。”赵博生说：“我们现在的处境十分危险，南方没有地盘，北方的地盘又全丢了，弄不好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啊！”董振堂点点头，说：“看来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把队伍拉出去投红军！”赵博生紧紧握住董得手，大喜道：“好！只要你同意联合红军，我们就有办法。那我们就一言为定，以七十三旅为主，计划我们的行动。你可否考虑一下，与我一同去找季振同，试探一下他的态度，如何？” 董振堂爽快地回答道：“行！咱俩一块去！” 第4章骄傲的将军 季振同，原名季振佟，又名汉卿，字异之。1901年生于河北沧州。他出生于一个富贵的地主家庭，家有耕地几千亩，却不愿待在家里做清闲少爷。自小习武好斗，体格强壮，高挑个子，英俊豪爽，堪称一表人材。他为人精悍，好胜心强，重信用，讲义气。他也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生，属西北军高级将领中的后起之秀。早年曾任冯玉祥身边的贴身卫士，忠诚勇敢，深得冯玉祥的喜爱。由连长、营长、团长、旅长，直升至警卫师师长。五原誓师时，季振同与共产党人有了直接的接触，特别是刘伯坚在他心目中有极深的印象。他曾感慨地说过：“如果西北军的军官个个都能像刘主任那样，咱们西北军就天下无敌了！” 中原大战后，他的部队(第十四师)被蒋介石收编为第二十六路军七十四旅，他也由师长降为旅长。他的兵每人都有三大件：即盒子枪、马枪和大刀。论装备，在当时的六个旅中是最好的；论战斗力，他的旅与董振堂的七十三旅是二十六路军中最强的。他瞧不起时任总指挥的孙连仲，称他为“孙肉头”，更瞧不起二十五师新上任的师长－－－－－－他的顶头上司李松昆(原七十五旅旅长)，但他敬重参谋长赵博生和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 二十六路军进驻宁都城以后，官兵们的厌战情绪蔓延开来，七十四旅也不例外，加上他本人也不愿与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开战，因此深感忧虑。有一次，他对身边几个卫兵说：“有人说共产党是‘赤党’，共产党的军队是‘赤军’，我们五原誓师，人家协助我们时，也曾被人们称为‘赤军’。‘赤’是红色的意思，真心为国家做事的人才真‘赤’！”接着，他问其中一个卫兵：“谁是真正的工农革命军队啊？” 卫兵不敢回答，他说道：“得劳苦群众之心的军队，才是真正的革命军队！”士兵们望着他们的旅长，会心的笑了。 有一天，手下一团团长黄中岳气冲冲地走进他的房间，对他说：“旅长！这样子下去怎么得了，你到城外看看去，几千个病死的兄弟，就埋在那山坡后面，一眼望不到头啊！” 面对自己爱将的质问，季振同无言以对。 黄中岳，河南信阳罗山县人，身材魁梧，浓眉大眼，性格毫爽，说起话来痛痛快快。他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曾任西北军手枪旅旅长，一团就是原手枪旅改编而成的。战斗力在全军最强，加上黄中岳与季振同是结拜兄弟，情同手足，因此说起话来也就无需忌惮。悄许沉默后，黄中岳又气愤地说：“他妈的！与其窝囊地困在这儿，不如战死在抗日沙场！” 季振同苦笑一声道：“我何尝不想那样轰轰烈烈地干一场，但蒋委员长能放咱们走吗？你现在要带好队伍，今后的路怎么走，我会想办法。”黄中岳听完把马鞭往桌上一丢道：“这个队伍我没法带了！搞不好老子把部队拉上山，当土匪去！”季振同忍不住笑了，拍了拍黄的肩头说：“想当土匪？怎么看你也不象啊，要不然我第一个把你剿啦。” 黄中岳无趣的笑了，说：“这有什么，前几天二十七师的李锦亭团长在我那打麻将，还说要投红军去呢！” 听黄中岳这么一说，季振同顿时沉下脸来：“他真这么说了？” 黄中岳马上意思到说过了头，忙解释道：“他与我都是老乡嘛，大家在一起只是发发牢骚，玩笑话而已。你也知道，他人不错，热情豪爽，就是心直口快。” 季振同听后低下头来沉思着，黄中岳趁机拿起桌上的马鞭悄然退出了房门。 此刻的他十分焦虑，前段时间他曾暗地里派政训处长找过共产党，想寻求出路，可是未能如愿。当赵博生、董振堂找到季振同，季在看完那份电文后，毫不迟疑地大骂道：“他娘的！这分明是叫咱们去送死嘛,什么‘进剿’不‘进剿’，咱们前进是死，后退是死，窝在这儿是等死。我看!干脆和红军联合起来，回北方打日本，未知二位老兄有何见教！”出人意料的快言快语，董振堂兴奋地刚要开口，赵博生即抢先说道：“季弟，有远见卓识！”说完又故意回过头来：“不知绍仲兄意下如何？” 董振堂微微一笑，一本正经地点点头说：“想当初调我们南下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蒋介石的险恶用心，事已至此，我赞成！就这么干！” 赵博生说：“好！就这么定了，孤注一掷，弃暗投明。我想办法先联系那边的刘主任，你们二位分头做好下面的工作，掌握好部队，随时准备行动！” 季振同很爽快，拉着两人的手当即拍板：“二位老兄，放心吧！我的两个团，就好比我的左右手，什么时候也听我的！” 赵博生回到总指挥部，见刘振亚正焦急地等在自己的房间，就把与董、季见面的情况讲了一遍，接着又分析道；“我看有董、季二个旅在手里，加上我这儿的总指挥部，促成全军起义的把握是有的。”刘振亚点点头说道；“真没想到会如此顺利！我原先的想法是能拉走七十三旅就算不错啦，这样看来形势很好，我们应该力争全军全部起义，若真能那样，参谋长您可是对革命立了一大功呀！” 赵博生笑了笑；“我有志革命已久，现在总算如愿了，我为党工作，所做的是一名党员份内的事情，现在急需的是要与瑞金那边联系一下，以便取得他们的配合，你看怎样？” 刘振亚说：“我们直属上海党中央的领导，现在王超又出了事，南昌的地方党组织我看也被破坏了，时间如此紧迫，我看由袁血卒同志今晚就动身，直接去瑞金一趟。” 第5章解放 1931年12月10日上午，瑞金叶坪的一栋叶氏宗祠的二楼，苏区中央政府外交部的办公所在地。新上任的外交人民委员会部长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正坐在办公室，阅读一份有关红军政治工作的简报。工作人员走进来，向他汇报：“首长，宁都方面来人了，毛主席让您去见他。” 王稼祥是年初三月份由上海进入苏区的，在出发前他就了解到，在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中，有中共的地下组织。当听到这一消息，即高兴得站了起来，他早就渴望从宁都方面传来的消息了。 在红军总司令部，王稼祥紧紧握着袁血卒的手说：“血卒同志，辛苦了，我代表红军对你们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 袁血卒这次赴苏区可以说是有惊无险，因他身着国民党军服，赤卫队拦下他后便不由分说先捆起来，押进了路边丛林之中，袁有重任在身，可任他怎么解释也没用，（袁是陕西人，言语不通）情急之下他唱起了国际歌，这首歌可是苏区军民经常唱的曲子，于是队员们不敢怠慢，把他带到当地县苏维埃政府，在把情况讲明后，澎湃县委书记何步青立即将他护送至瑞金。 此刻，袁血卒把二十六路军目前的状况，以及王超出事，蒋介石的南昌行营给二十六路军拍来“十万火急”的电报等情况向王稼祥做了详细汇报。之后，又把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和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的情况逐一做了介绍。 王稼祥仔细地听完袁血卒的汇报，激动地站了起来，说：“二十六路军存在着直接革命的形势。”接着又讲道：“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以目前的状况是不想与红军为敌的，我们只要做好工作，大规模起义的条件是存在的。宁都离苏区很近，一天内即可到达，便于红军的援助，行动起来也十分保险。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都没有这么好的条件！” 下午，袁血卒又受到朱总司令的亲切接见。来到总司令的房间，袁当时很紧张，朱德和蔼的说道：“你请坐嘛。” “是！”袁血卒心情慢慢缓和下来。 “你是地下党员吗？” “是的。” 朱德见他一副拘谨的样子，笑了。给他倒了碗水，然后又问道：“你们二十六路军总共有多少人？” “浦口点名时有两万来人，现在没有那么多。” “你们不爱吃大米吗？” “我们大多来自西北，以面食为主，不过我还可以。” 朱德又说道：“你们想领导他们当红军，那很好。赵博生、董振堂他们那么大的官，也愿意吗？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显然，总司令对这次起义的详情还是不甚了解。 袁血卒便把准备暴动的情况详细做了汇报。 “嗯。”朱德听后点点头，接着说：“你们能领导二十六路军暴动过来加入红军，我们欢迎，欢迎他们同我们站在同一个阵线，去打日本帝国主义，挽救民族的危亡。我们军委要开个会，这是个大事情，必须要好好商讨一下！” 第二天，中革军委招开专题会议，具体讨论和研究第二十六路军起义的问题，王稼祥、朱德、左权、刘伯坚、叶剑英、李富春等出席了会议。在听取了袁血卒的汇报后，会议作出了以下七点指示： 一、用最大的努力，争取全部起义。 二、如第七十四旅争取不过来，则以第七十三旅和总指挥部掌握的部队，以“进剿”为名，在适当的地点，解决反动军官，实行局部起义。 三、起义万一不成功，暴露的同志，如赵博生等人，一定离开宁都到苏区来，没有暴露的同志继续隐蔽在第二十六路军中开展工作。 四、解决反动军官时要坚决，行动要快，暴动的时间为12月13日揭晓。 五、起义后部队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6军。 六、起义时如有可能，把地方武装的头子严维伸、黄才梯逮捕起来。 七、决定派红4军相机予以协助。 同时还决定中革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与军委秘书长刘伯坚、军委总司令部一局局长左权携带电台到彭湃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固村，负责这次起义的指导和联络工作。 会议结束后，王稼祥、刘伯坚、左权领着袁血卒一块儿去见毛主席。毛主席亲切地握住袁的手问到“袁同志是地下党员吧” 袁点头回答：“是的，1926年西北军军官学校入的党。”刘伯坚在一旁介绍道“袁同志是二十六路军的兵运小组成员，曾在上海受过李富春、朱瑞等同志的培训，年轻有为呀!”毛主席认真听着,他十分关心这次暴动4020电子书，遂向袁血卒问道：“军委会讨论了宁都暴动的策略和方针，都很好。袁同志，你考虑一下有把握吗？”主席这么一问，袁血卒一时回答不上来，稍许考虑后，即坚定地回答：“有把握！” “有好大的把握吗？”显然主席要问个究竟。 袁血卒说：“七十三旅董振堂部和赵博生的总指挥部是有把握的，七十四旅季振同部我们正在积极地做工作……” 刘伯坚补充道：“董振堂将军我十分了解，当年在西北军时，他曾多次邀请我去他的十二旅作演讲，我们进行过多次长谈，他是完全赞同我党主张的。季振同是冯玉祥的爱将，此人精明强干，有很高的军事素质，我记得他的马术曾享誉全军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胸怀救国救民的大志，在旧军队里奋斗多年，又都陷入壮志难酬、报国无门的境地。如果这两个人能携起手来，我想起义胜利的把握会很大。” 毛主席听完点点头说：“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我们要抓住机会，力争实现。这全靠我们党做细致的组织工作。”稍停一会儿，毛主席又讲道：“万一不能全部暴动，局部暴动也是好的，也是给敌人一个很大的损失嘛！在敌人的心脏捅上一刀也是好的。你们能把二十六路军这支反动武装争取过来，那在中国革命史上将有重大意义。” 听了毛主席的讲话，袁血卒精神振奋，当即表示尽最大努力确保起义成功。 临行前，警卫人员牵过马来，袁血卒翻身上马，这时军委总参谋长叶剑英交给他一张地图，上面标明了起义后部队行军路线和驻地分布情况，袁血卒将地图绑在腰间。告别送行的首长，告别红都瑞金，连夜赶回了宁都。 袁血卒回来即向刘振亚作了汇报，又与赵博生一块儿商讨了军委的指示。当天上午，赵博生邀董振堂、季振同二人在宁都城外的南山上开了一个会。赵博生把红军总司令部的七点指示向董、季做了介绍。在此关键时刻，季振同对起义又有些犹豫了，他提出起义后部队番号是否再考虑一下（嫌番号太小），又说南昌方面给二十六路军的冬衣和军饷已运到广昌，是否等收到这些钱物再起义等等。其实，季主要考虑的还是起义后其个人的职位问题。 对于即将运抵的冬装和军饷，董振堂首先表了态：“眼下即将入冬，这批物资对于我们确实很重要。我们拿到手里也能给苏区政府减轻不少负担！” 季振同也说道：“队伍穿上新冬装，吃一顿饱饭，拉队伍的时候情绪就更高了。咱们若拿不到，就便宜了朱绍良那小子。” 赵博生掐指算了算，然后说：“这批物资和薪饷到宁都最快也得13号。”{ 季振同果断地说道：“我看！有必要把起义日期推迟一下，把现成的薪饷和冬装拿到手里再去苏区，你们看怎样？” 最后，三人都同意推迟一天起义。 分手时，董振堂再三叮嘱：“要派可靠的人到广昌去押运物资，且务必13号到宁都才行。” 赵博生也说：“负责押运的人选要慎重，不能出任何问题。” 季振同笑了笑,拍着胸脯说道：“这好办，押运任务交给我的李副官去办，苏区那边，请恩傅兄派人再去通知一下。” 赵博生考虑了一会儿，说：“可以，李达这个人沉稳可靠，而且还不知道暴动的事，不会走漏消息的。” 三人商量好之后，便分头开始做起义前的准备工作。 赵博生回到总指挥部，刘振亚、袁血卒正急切地等在那里，赵就把三人在一起商讨的结果说了一遍，刘振亚在一旁仔细地听着，随后讲道；“季振同答应起义就好办，至于番号问题我想先请示一下中革军委，应该不会有问题，季旅在整个二十六路军中底子最好，实力最强，这个旅能否参加起义，对全局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赵博生点了点头说道；“季振同虽年轻气盛，但为人还是正直的，也是不愿打内战、坚决要求抗日的将领，他的部队负责宁都的城防，很关键。只要我们掌握了七十三、七十四旅，那么，二十六路军全部起义是不成问题的。我建议，就由季振同来担任起义军的总指挥!明天我把总指挥部及一部分饷款一并搬到七十四旅旅部，我本人亦去那里办公。用事实证明他那里已成为新的总指挥部，我赵博生已不是指挥他的人，而是甘心情愿受他指挥的人，这样一来将更坚定季振同参加起义的决心。” 袁血卒也说道：“我在瑞金时，毛主席曾亲代，要力争全部起义，季振同对蒋介石不满是真的，但毕竟对红军缺乏了解，其考虑起义后的职位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 最后商议结果，决定当晚再由袁血卒带七十三旅代表郭如岳、七十四旅代表卢寿椿一同前往苏区请示。袁、郭、卢三人赶到苏区澎湃县，见到了王稼祥、左权、刘伯坚等人，把对这次起义的几项建议做了汇报。王稼祥同志当即代表中革军委做了如下指示： 一、同意起义推迟一天。（12月14日晚） 二、起义后部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下辖三个军：由季振同担任红5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任红5军团副总指挥兼第13军军长，赵博生任红5军团参谋长兼第14军军长，黄中岳任第15军军长。 由于时间紧迫，三人连夜赶回宁都。季振同在得知自己当了军团总指挥，心态也就平和了。第二天上午，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四人聚在一起，开始研究起义的具体方案。最后确定：在起义那天由赵博生以总参谋长的身份，宴请全军团长以上主官，这样可以一个不漏地把这些人扣住，然后用他们的名义把部队调动起来，带到指定地点集合，力争全军全部起义。 会议结束后，董振堂回到七十三旅旅部，想到即将迎来的曙光，董振堂内心无比激动。他拿起纸笔，给河北老家的父母、妻子写了一封信。考虑到起义后，蒋介石会不择手段地迫害家属，董振堂对准备起义的事只字未提，只是在信末的一段暗示家中，需万事留神，最近可能有灾难，如遇灾难，就到当时驻防山西的长兄董升堂处躲避。因为山西是军阀阎锡山的地盘，蒋介石的势力不能在那里视无忌禅，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地方。 把这件事办完，董振堂吩咐警卫员高志中，召集部分下属军官到旅部开会。等大家都到齐了，董振堂站起来讲道：“弟兄们！你们都跟随我多年，风里来，雨里去。在河南我们与蒋介石大战八个月，我们的血汗流在一起，所幸我们没有死，要是死了，那才冤枉呢！大家想一想，总司令（冯玉祥）带着我们今日跟这个打，明日跟那个打，这么多年了，打来打去打出了什么？我们的乡亲父老还是像往常一样受苦受难。弟兄们！你们都是好样的，没有打过败仗，我们西北军的失败，是没有钱，没有粮，没有弹药，被自己人给出卖了！如今，我和大家一同又被蒋介石逼到江西来打红军，为什么不让我们去打日本？日本鬼子侵占了东三省，三千万同胞成了亡国奴。红军和我们无冤无仇，红军是工农的军队，我们在家不也是工人、农民？红军要打日本，我们也要打日本。我们现在就与红军联合起来，弟兄们，你们赞成不赞成？”在场的大部分军官被董诚挚无比的言语所感动，纷纷点头称是。因为他们信的过自己的老长官，从心底里愿意跟他走。 也有几个军官提出了异议，他们说：“旅长，我们投红军，这不是跳火坑吗？” “旅长！红军能要我们吗？能相信我们吗？会不会一过去就把我们杀了？” …… 董振堂等他们一一讲完，然后耐心地说道：“我董振堂的为人你们应该知道，绝不会领着大家去跳火坑，即使前面有火坑，那也是我先跳！弟兄们，你们想一想，蒋介石把我们派到了最前线，与红军作战，我们损失很大，又不给补充兵员。以前有点重武器，却强令留在北方不让带，这分明是叫我们与红军兄弟一死相拼，两败俱伤啊！目前，我们困守在此，伤兵满营，缺粮少弹，士气如此低落。走不了，打不得，我们想活下去，就只有和红军联合在一起，共同打倒蒋介石，别无他路啊！”这么一说，有异议的军官们心悦诚服了，纷纷表示道：“行了！我们啥都不说了，旅长，我们相信你，刀山火海我们跟着你去！” 董振堂见无一反对了，便继续说道：“感谢大家信得过我，今日开始，各自回去把队伍带好，要抓紧时间训练，随时做好准备。另外，请众位务必保密！” 第二天一大早，董振堂就骑马来到宁都城外。他此行是要去找一位多年的挚友－－－－－－－边章五。边章五时任第七十五旅参谋长，他也是河北人，打中学起就是董振堂的同窗和好友。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两人都是贫苦出身，对时势有着相同的感受，他们常聚在一起，谈古论今，立志要做一番除暴安良、救国救民的大事业。以后，两人都考取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董学的是炮科，边学的是步科，毕业后又一同来到冯玉祥的西北军中。 来到边章五的寝室，董振堂没有过多的寒暄，坦率地说道：“我准备率部队起义，投奔红军，你看怎样？” 边思索片刻，当即感慨答道：“蒋介石排斥异己,不顾日本鬼子侵略我东三省的事实,不仅不抗日,还逼我们与红军做生死一搏,他在后面坐收渔翁之利。现在广大官兵哪有心情打这个内战，不瞒你说，我早就有此心了，只要兄长下定决心，我保证跟随！” 董振堂点点头，心里有了底，便接着说道：“好！你们旅长张钫昭曾在我手下当过团长，我很了解他，此人思想较反动，和我们是走不到一块儿的，我们会想办法解决，但七十五旅的工作还要由你来做。” …… 董振堂在积极地动作，季振同也没闲着。此刻，七十四旅全旅官兵集合在一个大操场上，正听着他的训话： “弟兄们！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打到了东三省，我们东北的父老乡亲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谁无父母兄弟？我们堂堂七尺男儿，手持钢枪却不能为国效劳，为民尽责，上对不起祖宗，下有负于国民！” 季振同的讲话很有煽动性，士兵们一反以往开会时的嘈杂，眼噙着泪水，静静的听着。 “再看看弟兄们现在过的日子，我等困守宁都已近五个月，进有红军阻挡，退为蒋总司令所不容。现在冬无棉衣，食不饱腹。城外四野埋遍了弟兄们的尸骨，我们背井离乡为的什么？弟兄们的军饷那里去了？都装到南京那些官老爷们的腰包里去了，都让他们盖房子，娶姨太太去了！弟兄们的血快要让他们喝光了！……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不当亡国奴，不做殖民地。我们要自强，雪国耻，收复国土与主权！我们要有勇气，设法回到北方，坚决抗击日寇去！” 讲了个把钟头，士兵们深受鼓舞。他们越听越爱听，有着一种从未有过的亲切感。接下来由旅参谋长讲话，大致的意思是：全旅就好比是大海中的一条船，旅长就是舵手，舵往哪里摆，我们大家就往哪里去。要绝对服从旅长的指挥，要拧成一股绳，不要互相拆台……。 季振同这一举动，对士兵们震动很大，也对其他旅产生了影响。从这以后，士兵之间的窜联多了，关系也密切了，大家在一起会时常议论红军，议论那些激动人心的标语。 晚上，季振同的房间里坐着一团团长黄中岳、副团长苏进、一营长卢寿椿、二营长孙士荣和三营长严图阁等几员干将。季振同一扫往日喜欢说笑的习惯，表情十分严肃地说道：“十四日就要开始行动了，二十五师师长李松昆是最大的障碍，此人一惯反动，且异常狡猾。万一这家伙不来参加十四日晚的宴会，那我们只好来硬的，坚决除掉他。”季振同点燃手中的香烟，猛吸了一口，继续说道：“卢寿椿明天去师部一趟，把那边的情况实地侦察一下。” 黄中岳在一旁补充道；“一、二营的部队这几天出早操，应以紧急集合跑步为名，要全副武装故意从二十五师师部门口经过，以麻痹他们，便于将来突然下手。另外，为保障起义顺利成功，众位必须特别注意保密，任何与执行任务无关的人员，均不得让其知道起义行动的任何消息。对于执行任务的部队，仅告知其执行任务所必须知道的情况，其他一概不要涉及。” 宁都城还像往日一样的平静，直到十三日上午，七十四旅的少校副官李达押着骡马大队，带着冬衣和薪饷进了城，领了饷的军官和士兵们，穿着暂新的冬装，纷纷上街买日用品、买纸烟、买吃的东西，一时间古老的宁都城沸腾起来。而起义的几支骨干部队，正时刻处于戒备状态，随时准备紧急集合，执行各项任务。 董振堂、季振同则一如既往地向其他部队主官宣传，说明晚八点赵参谋长在总指挥部请客，有从上海运来的好烟、好酒、好菜、好水果吃。赵博生也在总部打电话逐一通知，谈笑风生的他和平常一样，以至于有些部队主官竟提出要提前来总指挥部解馋。 一切都按照起义前的周密布置，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12月14日下午两点，季振同通知在旅部他的住处开会。参加会议的除一团的几位军官外，副旅长曹金声（兼二团团长）、二团副吴子罕和几个营长也都到了会。大家喝着水，抽着烟，室内烟雾弥漫。待大家到齐宣布开会后，季振同严肃而激动地说道：“各位，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窥视华北，我们祖国的命运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我们都是正规军人！我们要求抗日，打回北方去，蒋介石却热衷于打内战，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我们再不能这样下去了，我们坚决要求北上抗日，蒋介石不准许，我们就绕道广东，然后再打回北方去。”他讲的很干脆，很有煽动性，到会的人互相交换一下眼神，或会心地相视一笑，纷纷说道：“行！没有别的出路，就照旅长讲的办！” 接着，季振同就开始下达具体任务： 下午四点前，由二团把一团在城内的岗哨统统换下来，并把守好城门，六点前，切断由城内通往城外的电话线，全城戒严，关闭城门，任何人不准随便进出。一团的部队由苏进指挥，六点之前集合在县衙的院子里待命。下午四点，由三营派出部分队伍去接替总指挥部特务营的警戒。最后，他威严地扫了大家一眼，斩钉截铁地说道；“各部必须按时交接完毕，不得有误。大家如果都明确了自己的任务，就分头开始去执行吧！” 在这次会议上，季振同没有明确宣布要去当红军，是恐怕有部分人缺乏准备，会当场提出异议，节外生枝，影响起义计划的执行，而其中一团的任务在前天就已下达，为了保密，这些都没有在会上传达，二团的几个军官，虽不知情，但也无二话，受领任务后，即分头带队守城去了。随后，季振同叫传令兵王秉璋进来，嘱咐他道：“今晚的宴会设在总部二楼，各旅团长的传令兵都安排在楼下，这些人由你带队解决。你要记住，行动信号由一团柴副官发出。你们座位时，每人选中一个目标，如果那个兵的枪背在左边，你就挨在他左边坐。背在右边，就挨在他右边坐，到时好下他们的枪。剩下的人守住几个墙角，用枪逼令他们缴枪……” 同一时刻，紧临七十四旅的七十三旅旅部也在开着同样的战斗动员大会，赵博生也特意赶来参加，到会的有董振堂、刘振亚、李青云、郭如岳、边章五等十几个人，旅部小楼的周围全是荷枪实弹的警卫。在这个会议上，没有进行更多的讨论，董振堂沉着地说道：“今晚就要行动了，我们起义参加红军，七十四旅与总指挥部同我们一道行动，我们要做好各种应急的准备。李青云带学兵连无论如何要把好东门和北门，出现什么情况要急时报告；郭如岳去特务连,带队解决二十五师电台；袁血卒和杨履元组织特务队，行动一开始就破坏城内所有电话线，并在街上检查、巡逻；刘振亚率特务排控制抵达苏区的交通线；李肃与王铭五负责做好病房伤病员的宣传工作及宣传标语……。” 董振堂把任务交待完毕，请赵博生参谋长讲话，赵博生站了起来，语重心长的说道：“情况大家都知道了，各团的任务也都明确了，今晚关键在各位，成功与失败，我们二十六路军的前途和命运，全操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手里，若万一出了差错，不要乱，要有秩序地撤往东门，在南门外集合，白塔那边有部队接应。” 下午四点，七十四旅一团三营在营长严图阁的率领下来到总指挥部，由于事先早已交待，三营很顺利的接管了那里的警戒，总部特务营则悄悄集合回驻地待命。六点前，那些团长、旅长们先后到达，前来参加总部为他们举行的“盛宴”。听说有从上海运来的白兰地酒、炮台烟，还有美国的水果，加上宴会之后还要打麻将，被邀请来的主官们一个个神气活现。严图阁站在总部的大门口，看着他们一个个趾高气扬地从身边经过，就好像猎人盯着自己的猎物进了埋设的圈套里一般，心里甭提有多高兴。 赵博生则站在院子里招呼他们上到二楼，而那些随同前来的卫兵则被安排在一楼就餐，由七十四旅一团柴副官负责“接待”。采取插花就坐，两个对付一个。 六点整，宴会开始了，楼下的卫兵们也开始进餐，他们互相敬着酒，吃着菜，整个场面立时热闹起来。柴副官站在总部大门口，看了看表，见时间已到，把手一招，两边的警卫迅速将大门关上了。接着，他回到屋内，掏出一块白手绢擦了一下嘴（这即是动手的信号），只听得一阵阵低沉有力的声音喝道：“不许动！”其中有个卫兵反应快，摆脱左右的战士，跳起来伸手就要拔枪。季振同的传令兵王秉璋冲上去，一脚将他踹翻在地，随后将他牢牢制住。 楼下的卫兵被干脆利落地解决了。 同时，九连焦连长带着二十多个人迅速冲向二楼，在上楼梯的过程中，一个士兵由于过分紧张，摔了一下，手里的冲锋枪走了火，一梭子弹飞向空中。枪声一响，楼上喝酒的军官们立即大乱，忙问：“哪里在打枪？哪里打枪？”二十七师的团长李锦亭和另一个团长反应快，感觉有变，仗着年轻力壮，腿脚敏捷，先后从窗口跳了下去。却被早已守在院子里的严图阁等人抓获。 赵博生当机立断，站起来大声说道：“诸位！国难当头，众将领对本军前途有何打算？” 众军官已被冲上来的士兵们团团围住，虽知有变，却不明内情，被参谋长这么突然一问，一时不知作何答复。此时的赵博生干脆跃上饭桌，慷慨陈词道：“9月18日，日本鬼子强占我东三省，几千万同胞做了亡国奴。我们都是国家的正规军人，要打首先是打鬼子！可惜，我们硬是被蒋介石拉到江西来打红军，打自己的弟兄，蒋介石是想以我们的牺牲和红军的鲜血，为他扫清地盘。日本鬼子眼看就要打进关内了，我们北方的家乡眼看就要沦陷，我们自称是革命军人，可是有枪不能敌，我们还称什么军人？将来我们有何面目见我们的北方父老？” 全场顿时静了下来。稍后，赵博生继续说道：“我们目前困守在宁都，三面被红军包围，唯一的一条退路，你们也都看到啦，被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堵死，长此下去，死路一条！现在，我愿意带众将领走一条光明大道，起义参加红军，回北方打日本！” 大部分军官听后都表示赞同起义，第七十五旅旅长张钫昭，八十一旅旅长王恩布以及三四个团长较反动，坚决不同意，纷纷嚷嚷道： “打日本我赞成，要当‘共匪’，枪毙我吧，我不干！” “搞兵暴，我才不跟你们走！你们暴吧，我不暴！” 这些人当即被三营押了起来。 处理完总指挥部的事后，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等人立即赶到七十四旅旅部开始指挥整个部队的起义。 宁都的对外联系主要靠电台，因此，在起义行动的同时，控制住电台尤为关键。郭如岳的任务就是：带学兵连一部分人控制总指挥部的电台。 黄昏时分，郭参谋带着行动人员早早的来到总指电台周围，假装聊天散步，靠近了电台驻处。听到总部传来的枪声，郭如岳一招手，战士们从四面八方迅速冲了进去。里面只有四个人，三个坐在床上聊天，一个正戴着耳机，坐在电台前“滴答、滴答”的发电报。郭如岳走上前说道：“你不要收发报！”那个报务员不以为然地渺了他一眼，神气十足地回答：“不要紧，没有发报。”郭如岳拔出手枪对准他，报务员顿时慌了，赶紧摘下耳机，大声喊道：“兄弟！误会！误会！”等四人并排坐下后，郭如岳严肃地宣布：“关掉电台，装好机器，呆在屋里，等候命令，谁也不准出去！” 七十三旅学兵连二排四班在副班长谭志刚的带领下，包围了总部第二电台报房。这里有一个手枪班担任守卫。战士们悄悄摸进去，里面的人正在睡大觉，等把他们叫醒，尚在朦胧之中，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惶恐不安地问道：“怎么回事？弟兄们，你们这是干什么？”谭志刚大声宣布：“我们执行命令！接管电台，从现在起，停止联络把电台收起来！” 与此同时，总指挥部高级执法队队员刘向三（上尉军衔），带着特务营一个排迅速进入机要电台（蒋介石的特务电台），当全副武装的战士们冲进机房，里面的报务员吓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时。刘向三平静地宣布道：“立即关机，不准离开岗位，一切行动听我指挥！” 二十七师的团长李锦亭被押起来时，瞧见三营长严图阁在院子里，再看看抓他的士兵全是七十四旅的，于是反应过来，大声喊道：“我和你们的季旅长、黄团长是老交情！我要见他们!”其实在对他的处理上，季振同、黄中岳早已有指示。士兵们带着他来到七十四旅旅部，等见到季振同、黄中岳后，他大为不满地说道：“你们这是干啥？为啥对我保密？难道我不干吗？”季振同连忙解释道：“老弟！我们北上不成，只有另找出路，总不能在这里束手待毙呀！” “那为何不早告诉我？”说完又气呼呼地冲着黄中岳喊道：“黄本初！你说说！我是不是早就有此想法？我是不是当你面讲过！哼！你们瞧不起我。哎哟！我的腿呀。” 季振同急忙吩咐军医给他看伤，李锦亭这才笑着摇摇手说：“不用，不用，幸亏楼房不高。” 黄中岳也在一旁陪不是，解释说由于考虑不周，让他受惊了，并趁机做他的思想工作，晓以大义，希望他能和大家站到一起来，回去把部队拉过来。李锦亭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便痛快地答应下来。 此刻，七十四旅一营由营长卢寿椿率领,包围了位于苏家祠的二十五师师部，准备捉拿师长李松昆。这次宴会他推说身体不适，没有参加。当听到总指挥部方向传来枪声，便在师部大门口临时加了双岗，门外两个，门里两个。当卢寿椿的行动队迅速控制住门口两个哨兵，其余人正往里冲时，躲藏在门里的两个哨兵开了枪，扫倒了冲在最前头的五个人（两死三伤），后面的人稍一迟疑，里面的哨兵“咯登”一下，将两扇大门关死。卢寿椿他们被关在门外，谁也不敢再打枪，双方就这么僵持着。硬干又不行，手榴弹和枪声会惊动外围部队，会影响整个起义计划。卢营长心急如焚，索性站在大门口喊道“里面的人给我听着,你们已被团团包围,只要交出李松昆,我们保证你们的人身安全。否则,就地消灭!” 里面没有人哼声。 “再不开门就放火烧房子，用炸药炸了！” ……。 这样对峙了一段时间，仍没有任何结果。这时，二十五师独臂少将赵志奇（副官长，也是赞同这次起义的高级军官之一）拎着手枪带着几个参谋匆匆赶到，了解情况后，赵志奇站在大门口冲里面喊道：“我是赵志奇！有紧急事情找李师长谈，把门打开，我一个人进去。”不久，大门开了一条缝儿，赵副官长进去了。 在他的调解下，又经个把小时，赵志奇从里面出来说：“里面不愿缴枪，说那样太丢人，今后大家的面子往哪儿搁呀！不过有个圆通的办法－－－－－－－缴枪的撞针。” 卢寿椿不禁一笑，枪卸去了撞针，跟烧火棍有什么区别，真是吊死鬼搽粉－－－－－－死要面子。 不一会儿，里面丢出一大包撞针，门也开了。此时已是凌晨近一点钟，大家冲了进去，到处搜寻李松昆，可惜这家伙早己乘乱溜出城外。 卢寿椿执行完任务后回团部向苏进报告，团卫生队长姬鹏飞（上尉军医）则率领医护人员忙着抢救受伤的战士。七十三旅的行动也十分顺手，只是在夺取二十五师师部电台时，遭到了顽强抵抗。董振堂闻讯亲自赶到现场指挥，仅十几分钟就解决了战斗。 至此，县城里面的战斗已经胜利结束。这期间曾发生过一个有趣的事件，那就是七十四旅一团通讯排士兵自作主张，模仿红军打土豪。他们以前只是看见过红军的标语“打土豪，分田地。”根本不知道打土豪是怎么回事，以为就是抢东西。于是跑到大街上砸开店面，捡好东西随便拿，东西多了便在店门口捆的捆、扎的扎。吓得店老板和伙计浑身哆嗦，站在一旁不敢吭声。 副团长苏进闻讯赶来，严厉训斥道：“你们这是干什么？” “不是革……革命了吗？我……我们打……打土豪啊!”士兵们结结巴巴地说。 苏进哭笑不得，摇摇头说道：“这是土豪吗谁叫你们干的真是乱弹琴！快把东西放下，统统回去！” 士兵们老老实实地放下东西，灰溜溜地回到驻地去了。 天色渐明，董振堂叫来边章伍，嘱咐他：“你们旅的旅长张钫昭和两个团长已被扣住，你带他们的私章即刻出城（七十五旅驻宁都城外），回去后把部队稳住，于上午九时，带到南门外的白塔下集合。” 十五日上午，红艳艳的太阳照耀着梅江两岸，岸边那座古老的白塔下，汇集着从各处涌来的起义队伍，边章伍不负重望，成功地带出了七十五旅全旅官兵。李锦亭在二十七师参谋处长王鸿章的配合下，不仅带来了自己的那个团，还把七十九旅另一个团也拉了过来，起义官兵们在白塔下不停地欢呼、跳跃。 经清点，除二十五师逃跑的师长李松昆从城外带走了一个团外，其余的一个军直、二个师直、六个旅直、十一个整团共一万七千余人，携二万多件武器全部参加了起义。 董振堂大踏步登上白塔最高处，大声地宣布：“我们起义成功了！我们再也不受国民党的气了！”说完将军服上的国民党领章、帽徵、胸章等撕了下来，又把一面青天白日旗撕碎踩在脚下：“弟兄们！从现在起，我们和这些东西永别了！我们马上开到红军那边去！与红军并肩战斗……” 队伍里立即响起了惊天动地的口号声： “打倒蒋介石！” “打倒祸国殃民的国民党反动派！” “打倒军阀！”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 同时参谋长赵博生宣布：由董旅长率七十三旅为前锋，出东门，过梅江，开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其他各旅依次跟进，季振同的七十四旅殿后，最后离开宁都城的是黄中岳、苏进率领的一团。 依照命令，那几个被扣押的旅、团长在部队离开后每人发了点路费,就地释放了。 此刻最忙的要数卫生队长姖鹏飞了，旅里有一台x光机，加上笨重的包装箱，有好几百斤重，几个瘦弱的医护人员折腾了大半天，连院子也没出，丢下又觉可惜，怎么办？ 姖鹏飞一路小跑赶到团部，此刻苏进带着随行人员即将出发，见到大汗淋漓的姬鹏飞，苏进问：“收拾完了没有？要出发了。”姖鹏飞喘着粗气回答道：“苏团长，帮个忙，把x光机带走吧！”苏进一听，明白了，那台机子是从德国进口的，是个宝贝。于是吩咐身边警卫排的战士，无论如何，也要把机子扛到苏区。 x光机进入苏区后，发挥了巨大作用。王稼祥、陈毅等许多官兵负伤后都使用过这台机器。枪林弹雨中，它伴随着红军长征到达遵义，直到遵义会议召开，部队必须扔掉包袱，轻装前进了。至此，它完成了自己神圣而光荣的使命。 第6章红五军团诞生 浩浩荡荡的起义队伍于傍晚到达固厚村，立即受到根据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儿童团、赤卫队、红军和老百姓有的打着火把，有的举着三角小红旗，有的敲锣打鼓，呼着口号唱着歌，比过年还热闹。热茶、热馒头、煮鸡蛋送到每一个起义战士手里，使每一位起义官兵深深地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二十六路军官兵戎马生涯，替军阀卖命，出生入死，以前无论走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都象见了瘟神一样躲起来。而今，他们刚刚踏上苏维埃这片土地，就感受到了苏区的温暖，感受到能成为一名红军战士是多么的光荣。 站在村口等候的王稼祥、刘伯坚、左权等人热情地迎上前去，紧紧握住先期到达的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人的手，相互祝贺。久别重逢,刘伯坚激动地对赵博生说：“我昨晚一夜没睡，焦心你们啊！”赵博生说道：“我们也挺紧张的。”季振同高兴地喊道：“刘主任！又相逢了,这回咱们当红军，死也不回头了！” 刘伯坚又紧紧握住董振堂的手感慨道：“绍仲兄，我们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了……” 董振堂激动地说道：“刘主任，真想你啊！你可是我走向光明的引路人呀。” 王稼祥拍着赵博生的肩膀笑道：“让你赵总参谋长严辑共党分子，你却把部队带到共产党这边来了，蒋介石要气得吐血！要通辑你这个总参谋长哟！“ 赵博生挥挥手说：“让他通辑去吧！我这把骨头是属于苏维埃的了。” 固厚村军民杀猪宰羊，慰劳起义部队，好不热闹。 晚饭后，在一户老百姓的堂屋里，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王稼祥、刘伯坚等人围桌而坐，热烈地交谈着。季振同首先介绍了起义的策划和主要经过，刘伯坚听后感慨地说道：“原先估计你们要流血，要伤好多人，所以我们动员了很多苏区群众抬担架来接你们，结果你们前面的部队一看见老百姓就拉夫，结果把那些老乡都给吓跑了！” 大家听后都笑起来，董振堂说：“是啊，虽然起义了，但要成为真正的红军，还得有一个过程啊！” “还有一个相当艰苦的过程！”刘伯坚神情严肃地强调道。 闲谈一阵后，大家在一起研究讨论由刘伯坚起草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宣言》。 获得一致通过后，这份起义宣言当晚便在电台播发了。无线电波载着原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名官兵的肺腑之言，正式向全国广播。 宣言说：“全国的工人们！农人们！白军的士兵们！ 我们要用革命的呼声向你们号召和表白：我们原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受国民党蒋介石的压迫，开到江西“剿共”。但是我们整个两师于1931年12月14日，在红色的江西宁都县实行革命的暴动，消灭了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走狗反革命的军官，扯毁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的旗帜，高举着苏维埃的红旗，加入工农红军，变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了！我们永远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挥，永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实行土地革命，打倒国民党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完成中国民族的解放和统一。 我们都是穷苦工人、农民和受压迫出身，原在北方的国民军服役，有志革命己久，苦于无人领导，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加入了国民革命的战线，参加北伐，不久即由国民党军阀的背叛而失败了。我们从此以后，就卷入了军阀混战的漩涡中间，血战了四年之久，百战余生的我们，得到了什么？热血洒遍了全中国的数百万白军士兵，又得到了什么？ 我们转战南北，奔驰万里，眼见得全国劳苦工农宛转呻吟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重重压迫之下；眼见得帝国主义的刽子手－－－－－－－国民党军阀到处血淋淋的屠杀工农和共产党，拿血腥来维持他日益崩溃的统治；眼见得重重叠叠不断地灾祸，随着军阀混战和国民党高度的剥削，降临到全国劳苦工农的头上；眼见得军阀克扣军饷大喝兵血，去过他们军阀官僚的生活。 我们早就忍无可忍了！但我们同样受着国民党军阀的压迫，得不到意志上和行动上的自由。在今天以前，我们所受的压迫深重，和全中国工农是一样的，还蒙上了反革命军阀部队的恶名，为工农群众所痛恶。现在我们坚决的暴动了，脱离了国民党军阀的压迫，从今天起，我们加入中国工农红军，为工农的解放奋斗到底！ 全国的工人们！农人们！白军的士兵们！ 我们从前的高级反革命长官同蒋介石勾结一起，逼迫我们到江西“剿共”，逼迫我们进攻我们最亲爱的兄弟－－－－－－－为全国劳苦群众谋解放的工农红军，用各种污蔑造谣的话来欺骗我们，使我们自相残杀。可是半年以来，我们在苏区亲眼看见的事实，把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地主、资产阶级、一切对于共产党和红军的造谣污蔑或不满宣传，完全看穿了。眼看见苏区工农确实得到了解放，农民得到了土地，工人得到了八小时工作制和劳动法的保护，士兵得到了解放，为自己为工农阶级的利益打仗；眼见得共产党和红军确实受到苏维埃区域千百万劳苦工农热烈的拥护，帝国主义指使国民党军阀三次进攻苏维埃区域，都在共产党的领导、红军的英勇、群众的拥护之下，一次一次的遭受着极大的惨败。我们明白看见在中国有新旧两个世界，一个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旧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灾祸、死亡和封建式的压迫剥削；另一个是共产党领导红军工农群众新开辟出来的苏维埃的新世界，这个世界完全消灭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封建地主的统治，实行了土地革命，工农兵掌握着政权，取得他们自己的利益和一切政治自由。 在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统治下，现在正闹着全国规模的大水灾，有一万万灾民，死亡无日；日本帝国主义出兵东三省，法国帝国主义出兵云南、广西，英国帝国主义正在向西藏、四川进攻，国际帝国主义要实行瓜分中国，并准备向帮助中国革命反对帝国主义的苏联进攻。最可恨可耻的是：国民党对帝国主义就用“无抵抗主义”的投降政策，对反帝爱国运动就用尽欺骗屠杀的方法来压迫反帝高潮，掩饰他出卖中国民族的行为，让帝国主义一步步瓜分中国。 起来！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就首先要打倒勾结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军阀。起来！一切和我们过去一样受痛苦，一样受压迫的白军兄弟们！国民党军阀一切什么“救党护国”，“爱国家爱百姓”的口号，都是欺骗你们为他送死，你们再也不要受他们的欺骗与压迫了。你们的出路只有和我们一样，调转枪头，杀死压迫你们的反革命长官，实行扯起红旗来做工农革命，这样才能够消灭军阀混战，消灭军阀压迫革命，才能打倒帝国主义，才能取得全中国的独立与和平统一。起来！不为地主资产阶级打仗，而为解放全中国几万万被压迫的工农打仗，不替军阀争地盘做帝国主义的走狗打仗，而为中国真正独立与和平统一打仗。 我们高举着苏维埃的旗帜，高声号召你们，站在苏维埃的新世界这边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已于十一月七号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正式成立，通过了苏维埃的宪法、劳动保护法、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红军问题和红军优待条例等等保护工农兵利益的决议案，并已在实行了。 看啊！国民党的南京政府，国民党改组派的广东政府以及一切反动军阀的统治，都迅速的崩溃日趋灭亡，苏维埃政权却日益巩固和扩大。这两个政权的对立与消长，明白的指示出我们全国工农兵的出路，只有在苏维埃的旗帜下奋斗；明白的指示出苏维埃是解放全国工农兵唯一的政权，也就是工农兵自己的政权。 我们高呼： 打倒国民党！ 打倒喝兵血的孙连仲、高树勋！ 打倒蒋介石和一切军阀！ 打倒改组派第三党及一切反革命派！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 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 武装拥护苏联！ 坚决实行土地革命！ 拥护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 拥护中国革命唯一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 拥护共产国际！ 工农兵解放万岁！ 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 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董振堂 十四军军长赵博生 十五军军长黄中岳 暨全体指挥员战斗员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于江西彭湃县 宣言象漆黑夜空中一道耀眼的闪电，象沉闷宇宙中一声震耳的惊雷，向全中国的人民庄严宣告：原二十六路军官兵不堪忍受国民党军阀头子蒋介石的压迫，集体起义加入到红军当中来，具有历史意义的宁都起义胜利了！光荣的红五军团诞生了！ 宁都兵暴的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气急败坏,立即召见尚在养病的孙连仲,孙此时已成光杆司令,惶恐不安且羞愧万分。蒋令其速回江西收拾残部，孙胆怯地说道“队伍已成这样,我就在这儿接受处理吧，不必回去了。”蒋很会拢络人心，他嘱咐孙道“去吧,只要还有一个兵,你就还是总指挥。” 孙见蒋如此厚待自己,心中万分感激,后半生便死心蹋地的追随蒋介石了。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兵暴时不在宁都,蒋介石以渎职罪将其撤职查办，高只好逃到天津英租界躲避起来。抗日战争暴发后,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请他出来，担任河北省保安处副处长。后凭战功升至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日寇投降后,蒋介石发动内战,高树勋又被推到了反共战场的最前沿。关键时刻,高觉悟过来,毅然率部火线起义。不久,经毛主席批准，邓小平、薄一波介绍，高树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原二十五师师长李松昆在起义时逃跑，并拉走了驻宁都城外的一个团，孙连仲赶回抚州后，以该军设在抚州的新兵训练大队和宜黄的炮兵营、李松昆带回来的七十九旅侯象麟团和两旅骑兵为基础，重新编组。仍委李为二十五师师长,并给予嘉奖，孙则自兼二十七师师长。重建后的这支国民党部队仍留在江西,与红军为敌。 第7章年轻的政委， 起义部队当晚在澎湃县苏维埃政府固厚村住宿，第二天一大早，部队在村头一个空阔的打谷场上集合。没有讲台，只在中间放了一张大方桌。刘伯坚站在桌上庄严宣布：“我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革军委，热烈欢迎原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光荣起义，参加红军！你们的起义是在国民党对共产党红军进行第三次‘围剿’之际，在艰难的时刻毅然站到了共产党和人民方面来，这是难能可贵的！你们的行动也向全国人民宣告，我们红军是积极抗日的队伍。这是人民的愿望，也是国民党军队里有血性、有正义感和爱国心的官兵们的愿望。同时，你们向他们指出了一条光荣而正确的道路。因此，你们起义这一壮举将流芳百世！我相信在中国革命历史中，将永远记载你们光辉的一页！” 会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广大官兵眼噙着激动的泪水，欢呼声、掌声经久不息。刘伯坚深深地感觉到，这掌声代表着二十六路军全体官兵的肺腑之情。因此他一直等待着，兴奋地扫视着全场。 许久，掌声才渐渐平息下来。随后他又讲道：“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革军委决定，授予起义部队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的番号，下辖第十三军、十四军、十五军。任命季振同为红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下辖第三十七师，第三十八师。赵博生为红五军团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下辖第四十师，第四十一师。黄中岳为第十五军军长，下辖第四十三师，第四十四师。希望同志们紧密团结起来,高举革命的红旗，为解放全中国，为几万万被压迫的工农群众，为中国的真正独立和统一，英勇奋斗！” 话音刚落，起义官兵再次兴奋的欢呼起来，掌声、口号声响彻大地。 经几天行军，红五军团陆续开到瑞金附近。红十三军进驻秋溪，红十四军进驻沿坝，红十五军和军团部驻九堡地区。部队驻扎下来，即开始按照中革军委的指示进行整训。 中革军委专门为此召开了会议，作出了对这次整训工作的几点指示： 一、建立政治工作和政治委员制度，确立共产党的领导。中革军委在红1军团、红3军团等部队中抽选大批干部到红5军团工作。他们分别是：肖劲光、刘伯坚、陈伯钧、张南生、张际春、何长工、程子华、唐天际、赖传珠、宋任穷、邝朱权、刘型、李翔吾、高白立、余化民、王紫凤、李山关、谢良、袁子钦、王采水、刘绍文、钱益民、黄子云、曹家庆、姜启化等。 二、建立民主制度。在政治上实行官兵平等，不准打骂士兵，连队成立士兵委员会，协助行政领导管理部队。 三、组织政治学习，进行阶级教育。 组织上任命的红五军团政治委员－－－－肖劲光，是一位极富传奇的我党早期军事领导干部。早在1921年，他就同任弼时、刘少奇等人赴苏联，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回国后即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中。在实践摸索中，他清楚的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要抓军事，抓武装斗争。于是毅然第二次赴苏，进入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钻研军事理论。30年回国后，肖劲光被派赴中央苏区，任中央军事学校校长。 接到调令，肖劲光着实感到有些意外。他找到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王稼祥看出他有顾虑，便笑着问道：“怎么啦？肖劲光同志，对这次调动不满意是吗？”肖劲光说：“要带好这17000余人的起义部队，我心里实在没底，再说，我是搞军事的……” 王稼祥没等肖劲光说完，即摆摆手打断了他的话：“你是中央军事学校的校长，22岁就担任了国民革命军的中将师党代表，还去苏联两次学过军事，军政双全,资历不浅呀！”说完拍了拍肖劲光的肩头：“组织上考虑过的，快去上任吧！”肖劲光淡淡一笑又说道：“刘伯坚同志以前在西北军工作过，在那里的威信很高，影响也大，他应该比我更适合当政治委员呀！” “刘伯坚同志已经上任了，五军团的政治部主任，你的搭挡。”王稼祥说。 既然组织上已选定,肖劲光也就再无二话。第二天,肖劲光带着从红军中精心选拔的各级政工干部们来到五军团。五军团在军团部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会，大会上刘伯坚首先介绍了政治委员肖劲光。肖劲光走到台前,代表全体政工干部发言：“同志们!”台下立即传来一片夹杂着笑声的议论：“嘿哟!政委好年轻呀。” “他和咱季总指挥一样，身材高大……” 肖劲光停了停,又继续讲道；“同志们，我这样称呼大家，是因为我们从现在开始，就是名副其实的革命同志了。” 台下顿时爆发出浪潮般的掌声。 “党中央派我们来红五军团工作，我希望和大家齐心协力，共同把这支队伍建设成铁的红军。有些同志初来乍到，可能有些地方还不习惯，我相信大家很快会习惯的。红军中讲求民主，大家有什么疑问，尽管提，我们解决不了的可以报告中央……” 肖劲光的一席话，使五军团将士紧张的心情松驰了一大半，但这仅仅是个开头。 几天以后，各种压力和矛盾纷至而来。首先，一部分在基层做政治工作的干部们纷纷找到肖劲光发牢骚。有反映下级军官任意打骂士兵的，有反映部分军官军阀习气甚重的，有反映在根据地村庄强行拉夫的,还有些政工干部干脆提出申请回原部队，理由是思想压力大,怕干不好……，反正五花八门啥都有。罗元发将军对此曾回忆说： ……我被调到十三军任机炮连指导员，初到连里时，确实感到有许多不习惯的地方。连里的战士大多是北方人，他们听不懂我的福建口音，交流起来比较困难。而且一些在国民党军队里过惯了的军官和老兵受不了红军的艰苦生活，这些人不吃大米不穿草鞋，更不习惯红军的纪律，军官常常发生打骂士兵的情况，而且在整编后不久，就出现了一些士兵开小差的现象。为了尽快团结教育改造好这支部队，我遵照上级的指示，充分发挥红军的政治工作优势，在连队中开展起轰轰烈烈的爱国主义教育…… 肖劲光耐心地教导这些政工干部,要注意工作方式，要尊重起义官兵,并强调各级政工干部们在工作中不揭短，不提他们在起义前做过的错事，不讲带有刺激性的话等等。对他们现在存在的错误,根据程度不同,确立教育方式,逐步让他们认识到,并自觉改正过来。总之，一切都要有一个过程。不能性急,要有耐心,更不能见风就是雨,统统一棒子打死。 好不容易做通了政工干部们的工作,肖劲光又明显觉察到总指挥季振同也存在严重的思想包袱。对于季振同,肖劲光早就有所了解。他是地主家庭的大少爷,性格豪爽大方,待人热情诚恳，年轻且极富活力。但就是这么一个性情极外向的起义骁将,现在也变得处处小心、谨慎，事事唯肖劲光是从,生怕被踩着尾巴似的。这是一个不好的信号,同时也明显拉开了两人之间的距离。 怎么办呢肖劲光先是拉着季振同一快儿去拜会朱德总司令,朱老总十分热情,请他们到家里吃饭,席间季振同终于说出了真心话“总司令,您宽厚慈祥,一点儿也不像是红军的总司令。”朱德笑着问道“季将军,那你说说,我像啥子唷”季不好意思抓抓头回答不上来。肖劲光在一旁解释道“官兵平等是我们红军的优良传统,总司令模范带头,在一、三军团也是如此……。”饭后,肖又带着季振同去见毛主席,初见久闻大名的毛泽东,季振同十分腼腆。毛主席亲切地握住季的手称赞道“季将军年轻有为,我们队伍里又喜添了一员大将啊!”季振同红着脸说“主席过奖了,我们以前走过一段弯路,现在总算觉悟过来,还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才是真正的救国为民呐!” 毛泽东笑着招呼大家坐下来,然后讲道“以前,国、共两党是兄弟,为了革命大家走到了一起。北伐胜利后,蒋介石心有不窥,不要共产党这个兄弟了。本来,道不同不相为谋,分手就算了,但蒋介石那时候猖狂的很呐,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放过一个。我们党是从腥风血雨中闯过来的,真理永远是真理。原国民党第20军贺龙军长,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于南昌率部起义,打响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现在在湖南建立起一块红色根据地。象贺军长这样的原国民党将领在红军里很多,例如朱总司令、彭德怀、刘伯承、李明瑞、罗炳辉等同志,他们放弃高官厚禄，为的就是这个真理。当然，这里面也有你季将军，率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官兵起义，你是革命的大功臣呀！”主席一番生动而形象的话语，说的季振同不住地点着头。稍后，主席又缓缓说到：“你的搭档肖劲光也是一位极富才干的同志，留苏二次学军事，北伐时期的中将师党代表。希望你们二位团结合作，共同把这支起义部队改造好，使之成为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 临走时，季振同握住主席的手，不好意思地问到：“主席，肖政委写了一个剧本，想让五军团的同志们更深刻地了解军阀和帝国主义，我想请您夫人参加演这出戏。”毛主席十分爽快地说道：“好！我尽量动员她去！”。不久这出生动的话剧在五军团正式上演，在戏里，贺子珍同志扮演一个英勇不屈的共产党员，季振同扮演一个军阀，肖劲光则演一个大胡子的帝国主义分子。这以后，季振同开始真正活跃起来，爱开玩笑的他常戏称肖劲光是“帝国主义”，肖劲光则“回敬”他一个“军阀”。两人的距离在不知不觉中拉近了。改造工作也进行的异常顺利。 第8章差点被资遣的开国上将 宁都起义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部分爱国将领支持，广大士兵积极拥护的一次起义。但其中也包含有一部分事前不知道要起义当红军的官兵。比如，七十四旅副旅长兼二团团长曹金声，是一位资格很老的准将，在起义中他坚决执行季振同的命令，带领二团不折不扣的完成了交给他的任务。来到苏区后，却一直闷闷不乐、情绪很消沉，后找到季振同谈话，说丢不开家里的妻儿老小，希望能够回去。季振同在劝说无益的情况下，没有为难他，给了他路费，让他回去了。该旅二团的刘营长是黄中岳的老同学，在给黄中岳的信中说：“本初（黄中岳的曾用名）：我想回家，我把马送给你，请你给我一点路费。” 与刘营长思想相同的还有一部分军官，这些人后来由组织安排，在参观苏区、分发路费之后，都将他们送出了苏区。 建国后任昆明军区副司令的鲁瑞林将军，宁都起义时在二十五师第七十五旅的八二迫击炮连当马夫，他曾回忆说： “十二月十四日晚，我正在团部放哨，突然听到几声枪声，城墙上放哨的人明显增多了，城门只准进，不准出。我被这一现象搞得迷惑不解。天亮后，士兵们都挤在山坡上交头接耳，大概都预感到一定有什么不平凡的事情发生。突然，团副代替团长下达紧急命令：部队全副武装立即开拔，到南门外的河滩集合。 军令如山倒，虽然没吃早饭，部队立即进入城内。这时我特别注意到平时悬挂在总部的那面青天白日旗不见了，被代替的是一面非常醒目的红旗。一路静悄悄的，只有部队的行进声和偶尔发出的兵器碰撞声。许多部队都在匆匆地走着，还有些躲在城内的地主们，拖儿带女，携带贵重的物品，惊慌地尾随在队伍后面，气氛十分紧张。我紧紧地牵着骡子随部队前进，心里胡思乱想，是不是要我们去打红军？还是红军打过来了？左思右想猜不出个究竟来，最后想：管他娘！听天由命吧！ 等部队到齐后，长官们首先摘下青天白日的帽徽。这时我才明白了那枪声的真正原因，才了解到凌晨口令“解放”的真正含义。” 在改造起义部队的工作中，由于受“左”倾思想影响，不恰当地强调阶级成分，使部分起义军官情绪波动，提出请假离队的要求。还有些就是直接逃跑，其中最为严重的是十四军一个工兵连在少数反动分子的策划下，武装哗变，企图重投白军，但没有跑出革命根据地，就被追回。为首的被处决，连队编散。为此，毛泽东主席提出指示：“对起义的军官，愿留下来的，欢迎。组织他们学习，进学校，搞干部教育。对要求走的军官，欢送，发给路费，总之，来去自愿。” 在五军团的军团部内，由肖劲光、季振同等主持了中、高级军官的去、留大会。会上，大部分军官们都举了手，自愿留下干革命。也有少数军官要求走的，会后，即组织安排这部分军官，在分发了路费之后，欢送回家。 过了几天，原七十四旅少校副官李达忧心忡忡的找到总指挥季振同说：“总指挥，我想留下干革命，我不想走。您是最了解我的，请您帮我说一说。” 原来，李达尽管举了手，但当时受要兵不要官的“左”倾影响，李达还是被列入“资遣返乡”的名单。望着这位忠诚的属下，季振同耸耸肩，无奈地说：“还是听从组织安排好，我知道，你是好样的，你有文化，又年青……”季振同边说边从里屋拿出一小袋光洋递到李达手里。李达低着头，将钱搁在桌上。此刻，年轻的李达已是泪流满面：“总指挥，您知道我是个苦出身，在陕西老家生活不下去，才出来参加国民军的。如今，我总算找到了一条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我怎么能半途而废呢？前年陕西大旱，我的三位兄嫂和侄子都饿死了，全家总共饿死了八九口人，我就是回去，也没有出路呀！总指挥，我不走，求您了！” 季振同听着听着心里就难受，立刻背过身去。这几天，陆续有许多下属找到他倾诉，都是同一个原因－－－－属“资遣”之列，但都是坚决愿意留下干革命的，他们中有原一团副苏进，一营长卢寿椿、二营长孙士荣、三营长严图阁、卫生队长姬鹏飞、政训处少校干事黄镇等。沉默许久，季振同终于开了口：“这样吧！我去找一下刘主任，你先回去等消息。” 当天，季振同急匆匆找到刘伯坚，一进门就说：“刘主任，我参加红军，第一是相信毛主席，第二就是相信你。”刘伯坚望着这位性情豪爽的猛将，觉得话中有话，就笑着问道：“总指挥，感谢你这么信得过我，有什么事说嘛，没有解决不了的。”季振同这才坐下，递上一张名单说道：“这些人都是我的老部下，都是愿意当红军，干革命的。我了解他们，我敢保证他们是真革命！” 刘伯坚看了看名单，笑了：“原来就为这事儿，总指挥，你放心吧！他们也都先后找过我，我已向组织反映过。他们都是百里挑一的好同志啊，就是你想放他们走，我还舍不得呢！” 刘伯坚是一位极有才华的同志，早年留学比利时、法国、苏联。北伐时期，曾担任过西北军的政治部主任。到下面部队去演讲既生动又形象，很有号召力，深受广大官兵的爱戴。在当时，全西北军中都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听刘伯坚主任一次演讲，可以顶三月饷！”经刘伯坚这么一说，季振同再无二话，高高兴兴地回去了。 在刘伯坚、季振同等人的极力担保下，这部分军官终于得以留下来，年轻的李达如愿以偿，被分配在十五军任连长。不久，湘赣苏区的红八军政委王震来中央苏区开会，提出要几位懂军事的干部。经中革军委批准，决定从红五军团中选调。李达、严图阁、吴正卿等数名营连级军事干部被选中，他们进入湘赣苏区后，很快分配到各基层担任军事主官，为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凭着卓越的指挥才能，李达担任了红六军团参谋长，严图阁担任了红十八军军长，吴正卿担任了红十七师师长。以后，李达随红军主力长征，又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后任军委副总参谋长，被授予上将军衔。吴正卿在长征的战斗中英勇牺牲。 严图阁则奉命留下坚持敌后斗争，1935年秋任湘鄂赣军区司令员，领导着湘鄂赣边艰苦的游击战争，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党保留了一支武装力量。1936年，他带伤率部转战于浏阳、平江一带，后因伤势恶化，缺医少药，于同年六月在湖南平江黄金洞病逝。一同被保留下来的干部还有原七十四旅卫生队长姖鹏飞,建国后曾任外交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政训处少校干事黄镇,建国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文化部部长。 由董振堂率领的十三军在改造过程中，一直走在全军团的最前列。这支部队是由七十三旅为主编成的，董振堂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非常尊重党中央派到十三军工作的政工干部，不但注重向他们学习，并带头纠正旧军队中的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和领导方法，带头拥护党对这支部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一系列改造，积极协助党组织做好起义官兵的思想工作，并经常深入到部队基层，与下级官兵同甘共苦。 受左倾思想“只要兵，不要官”的影响，十三军也有一些起义过来的团、营、连级干部将被打发回家。对此，董振堂极力克制自己的情感，耐心地与这部分军官交流，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同时，又积极向上级党组织推荐和担保，保留了不少优秀的军事干部，这里面有：徐达月、邓友毅、孙步霞、杨统升、李连祥等。这些同志以后都迅速成长为我军中、高级指挥人员，在艰苦的革命战争中，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第9章赤胆忠心 经过一段时间整编，起义部队渐渐朝着一支真正的革命军队靠齐，面对队伍翻天覆地的变化，季振同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他曾对赵博生、董振堂等人感慨地说道：“红军当中有能人啊！党中央给咱们部队派来的政工同志真有一套。肖政委那么年轻，却文韬武略，刘主任更不要说啦！毛主席博学多才，简直是诸葛亮的化身。”赵博生感叹道：“我投身军旅十七年，先是在皖系，又到奉系，23年转入冯先生的西北军，这么多军队当中，只有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才是真正救国为民的，咱们当初走的道是正确的！”董振堂也讲道：“中原大战,西北军失败,那时候醒悟过来,不是条正道啊。我这几日参观了红一、三军团的几支兄弟部队，说实话，论装备，比我们差远了，论单兵军事素质，也要比我们的士兵低一些。可就是这样的一支部队，却屡屡打败老蒋的正规军。我们刚过来时，八十一旅不就是被红军一个突袭，打掉了大半个旅呀。这里面有原因啊，兄弟部队官兵的政治思想比我们要高，他们的打法也有一套，光这两点，就够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啊！” 不久，季振同郑重地向政委肖劲光提出了入党的要求，他快言快语地说道：“进了共产党的门，我就是共产党的人……。”肖劲光为他有如此进步感到高兴，但又有点为难。说实话，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衡量，他还有不小的差距。可回绝了他，像他这般火爆性子，能否正确看待？如果他因此情绪一落千丈，或者拂袖而去，对刚刚开始改造的部队来说，无疑是不利的。肖劲光耐心地向季振同解释道：“总指挥，我很高兴你在思想上有这样的进步，不过，作为高级将领，你的入党要求必须经过中央审批。我会将你的要求向上级组织汇报的。” 很快，经中革军委批准，由朱德、周恩来做介绍人，季振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时，担任军团副总指挥、十三军军长的董振堂也被批准入党。当天，他激动地找到十三军政委何长工，说：“何政委，我已是共产党员了，共产党人不能有私产，我在旧军队中还有一点积蓄，存在军需官那里，我想把它拿出来，交给组织！”何长工十分感动，连忙劝道：“你辛辛苦苦搞了半辈子嘛，这点积蓄，是不是留下一部分，你家里还有老人、妻子、孩子呀！” 董振堂摇摇头，坚持要全部作为党费上交，他说：“革命啦，个人的一切都交给党，还要钱干什么！” 何长工解释说：“不错！你是党员，但入党不久，即使全部交党费，党也不会全部要你的。你还是留下一部分给家人吧！这样吧，你交三分之二，留三分之一。” 二人就这样争来劝去，最后商量的结果是：董振堂只同意留下五分之一，大概是三百块银元。而这留下的银元董又原封不动的让警卫员高志中保存，他自己一个也未动。遇到生病的干部战士，他就让小高拿出一点，给予补养身体，直到长征路上才用完那三百块银元。 在捐献自己积蓄的同时，董振堂把自己一条紫红底带白色图案的俄国军毯，赠送给了朱德总司令。朱总司令对这条军毯非常珍视。从江西苏区一直带到陕北根据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时，总司令将毛毯转赠给周恩来副主席作御寒之用。不久，董振堂在高台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噩耗传到延安，广大指战员无不为之悲痛。周恩来更是睹物思人，常常用手轻抚这条毛毯，教导身边的同志：“革命不易啊，将来胜利了，我们一定要把这些烈士的遗物陈列起来，供子孙后代好好瞻仰” “七七”事变后，在朱德即将奔赴抗日前线的时刻，周副主席又把毛毯回赠给了朱德。朱德带着它，经过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直至全国解放，最后把它献给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至今，这条毛毯仍静静地躺在那里，它记载着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之间的诚挚友谊，也是董振堂将军对革命赤胆忠心的历史见证。 第10章一场风波 在民主改造和整编起义部队的过程中，也曾发生过一场意外风波。那就是十五军几十名连以上军官大闹军团部的事件。事件发生时，肖劲光和季振同等都不在军团部，等他们快马加鞭地赶回来，只见军团部门前的大树下坐满了十五军连以上军官。十五军主要由原74旅改编而成，看着这群不争气的属下，季振同怒目圆睁地吼道：“怎么回事？”下面顿时嚷嚷开了。 “总指挥，你可回来啦。我们在这就等你一句话，我们都要走，这儿实在呆不下去啦！” “我们来这儿吃苦受累，可人家还是把咱们当外人，老子受不了这窝囊气，不干啦！” “他娘的！眼下这当兵的倒吃香了，还有权管起我们了，真是翻了天了！” “这样的改造我们受不了，放个屁都成了思想问题！” 人群中咒骂声不绝，肖劲光沉住气走上前去，和颜悦色地说道：“同志们！你们都是红军干部了，应该有个组织纪律，有什么问题提出来解决，围在这儿也不是解决的办法，还是先回去吧！” 没有人回应，也没有人动弹，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 季振同气得对身边的警卫员吼到：“给我把黄中岳叫过来！” 于是，就在五军团军团部内，肖劲光、季振同、黄中岳、左权、高自立、苏进等开着会，屋外那些吵闹的军官则坐到地上等结果。 会议在紧张的气氛中进行着。 十五军四十三师政治委员高自立首先站起来，怒气冲冲说到：“发展到打我们的政工干部，真是太不像话了，门外那些军官要走就走吧，想走你也留不住！” “话不能那么说，你们一些政工干部做得也太过分了，搞什么士兵控诉军官。常言说树要皮，人要脸，你们这么一搞，让人家还怎么干得下去？”一个起义将领马上站起来表示了不同意见。 肖劲光没吱声，他也清楚，十五军里一位工农出身的指导员做得比较过火，在连队里进行“红军和白军有什么不同”的对比活动，发动士兵控诉军官对他们的压迫，引起了起义军官的不满。但这只是事件爆发的导火索，问题的实质还不在这里。 “肖政委！有人说红军要兵不要官，我们这些人迟早要被彻底清理的，有没有这回事？如果真是这样，晚走还不如早走哩！”又一名起义将领向肖劲光问道。 “我们听说红四军要来缴我们的械，与其这样，还不如我们自动离开……。” “混帐！”季振同的牛脾气上来了，站起来把马鞭往桌上使劲一拍道：“什么乱七八糟的！”转而面对肖劲光质问道：“政治委员，咱们可是拎着脑袋带部队起义的，现在事情闹成这样，你给大伙儿说说清楚，不然，这事没法处理！” 肖劲光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性地说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把党的政策交给大家。但他知道在对待这些问题上，中央领导层中有不同意见，究竟怎么处理为妥，他拿不准。因此，他迅速站起来，十分冷静地说道：“大家都不要冲动，这里面肯定有误会，也有人在故意捣乱制造谣言，我们不能凭一时之气，做出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来。这样吧，大家在这等一等，我马上去请示中央！”随后，肖劲光宣布暂时休会，立即备鞍上马，先到总政治部，又到中央局和中革军委，把五军团发生的问题原原本本作了汇报。他没想到，有的领导见风就是雨，认定这是红五军团一些上层将领要带兵反水，主张立即调集部队武力解决。肖劲光情急之下提出自己的看法，即武力解决是迫不得已的下策，还是等做些工作看看再说。可用什么办法才能解决当务之急呢？肖劲光想到了毛主席，于是又拍马赶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听完肖劲光的叙述后，便反问肖：“你觉得如何处理呢？” 肖劲光说：“我不同意用武力解决，那样恐怕会越弄越糟！” 毛主席和蔼地说道：“对！不能使用武力，只能通过教育改造的方式争取他们革命，只能用‘剥笋’的办法，而不能简单地采取‘割韭菜’的办法。”毛主席生动而形象地继续说道：“要准确地清除部队中残留的反动分子，而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的搞一刀切。你马上回去，对他们说是我讲的：第一，宁都起义参加革命是你们自觉自愿来的，我们表示欢迎。红军里缺人缺枪，尤其是军事干部，希望他们能留下来，与我们共同战斗。第二，如果你们认为这儿不好，愿意回去，我们也表示欢送。捆绑不能成夫妻嘛，来去都自由，今后如果想通了，要回到这里来，我们还欢迎。第三，是我毛泽东送他们的两句话：跟着国民党是没有前途的，中国的前途在共产党这边。信不信，历史会作出答复！” “好，我明白了！”肖劲光心里豁然开朗。带着主席的指示，他立马赶回九堡，重新召集会议。 在肖劲光把毛主席的意见在会上传达后，季振同情不自禁地一拍手，说道：“好！主席的话我拥护，赞成！大家按毛主席说的分头去做部队工作。一句话，走上了这条路，就要坚决革命到底！” 在场的高级军官们也深受鼓舞，季振同走到门口，面对那些还等在门外的军官们说到：“要革命的留下，一定要回去的，我们欢送。”说完回屋拿出自己的钱袋，“铛”的一声扔在桌上：“没路费的，到我这儿来领！” 一场眼看就要发生的内杠就这样平息了。季振同、董振堂、赵博生等军团领导人为成功改造这支部队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以他们为核心，团结了一大批进步军官，成为这次整训的中坚力量。经过一段艰苦的思想工作，部队稳定下来，各项工作进展顺利。部队除政治课外，还有军事课，结合红军的战略战术，着重训练部队的山地运动战、游击战等。此外，还组织了军人俱乐部，教唱红军歌曲，开展文体活动。按照红军的生活制度要求部队，使各项工作逐渐走上了正轨。一九三二年二月，红五军团按照中革军委的训令，打破建制在全军团进行混编。由于思想工作做得细，部队官兵情绪很好，只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就顺利完成了混编任务。 时红五军团的编制序列和任职人员如下： 总指挥季振同，政治委员肖劲光，副总指挥董振堂，参谋长赵博生，政治部主任刘伯坚。 第十三军军长董振堂兼，政治委员邝朱权，参谋长刘辉曾，政治部主任何长工，下辖第三十七师，师长邓友毅，政治委员李涛。第三十八师，师长李教泽，政治委员刘型； 第十四军军长赵博生兼，政治委员黄火青，参谋长牛冠甫，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兼。下辖第四十师，师长边章伍，政治委员程子华。第四十一师，师长李锦亭，政治委员李翔梧； 第十五军军长黄中岳，政治委员左权，副军长张少宜，参谋长萧世俊，政治部主任左权兼。辖第四十三师，师长卢寿椿，政治委员高自立。第四十四师，师长苏进，政治委员唐天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