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80年前，21800多名怀揣为民族和劳苦大众解放理想而奋斗的热血青年，三过雪山草地，身经百战，九死一生，历尽千辛万苦，后又肩负起打通国际交通线的光荣使命，开赴黄河以西，北上西进。他们战严寒，餐冰雪，忍饥挨饿，和数倍于自己的马家军正规部队及民团浴血奋战144天。最终由于多重因素的影响，归于失败。成建制到达新疆的西路军将士，仅仅有400余名。 这是一段极其悲壮和令人心痛的历史。由于当时三大红军主力刚刚会合，红军高层领导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及对策尚有分歧，各部队指挥关系尚未从实质上理顺，共产国际又多次改变援助地点和方式。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西路军诞生了。 但不论是北攻宁夏，还是西进河西走廊，打通国际交通线，取得国际援助的方针，都是中央在北上过程中，根据共产国际的相关指示和红军面临的实际困难确定下来的。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西渡黄河，是按照中央及军委《十月作战纲领》的既定目标，经中央军委与前线指挥员多次电报沟通协调，经中革军委认可和同意的。广大渡河红军指战员也是以此作为坚定的目标和信念，历经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与困苦，在河西与马家军浴血奋战的。 当然，红军高层领导形势和策略上的分歧，不可避免地使红军在行动中出现一些不和谐因素。但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西渡黄河，北攻宁夏，西进甘西，特别是在渡河初期，基本按照中央的意图行动，也达到了中央既定的阶段性目标。 后期由于河西地瘠民贫，气候寒冷，特别是敌强我弱，现场指挥员又屡屡出现判断失误，导致西路军不能及时摆脱险境，最后被马家军击败。 虽然西路军最终失败了，但广大西路军将士为广大劳苦大众的解放，为新中国的建立，抛头颅，洒热血，宁死不屈的的事迹和精神，永远值得我们远铭记和发扬。 牢记历史，特别是牢记那些为了劳苦大众和民族解放而牺牲的英烈，才能缅怀他们的英雄事迹，激励后人，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的兴旺去贡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这也是一个民族得以立足和发展的基石。 第一章红军北上与苏联援助 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共中央被迫率领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在强渡湘江，连续冲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后，红军由8万人锐减至3万人，红军主力遭受空前损失。再按照既定的路线走下去，红军就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在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上，中央政治局接受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改向敌人防守薄弱的贵州前进。1935年1月15日-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自此，红军重又采用灵活机动的方式投入了与敌人战斗。 1月22日，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电令红四方面军“向嘉陵江以西进攻”，策应中央红军渡河北上。红四方面军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迅速打造船只，解决渡江工具，主动出击陕南，调动敌军北移，为中央红军渡江创造条件。1935年3月29日至4月21日，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占领嘉陵江以西大片地区。 在党中央、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下，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突破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6月，在四川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红军长征之后，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暂时中断，这为中国革命带来一些暂时困难，但同时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处理和解决问题，有利于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当然，有了苏联的帮助，中国革命就有了坚强的战略靠背，也会加快中国革命的进程。 进入川北后，党中央了解到了苏联在新疆的影响，考虑到川陕甘重要的地理位置和共产国际的相关指示和精神，决定建立川陕甘西北苏区。 1935年6月16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致电张、徐、陈：“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 在此之前，苏共已多次指示中共应在川陕建立根据地。 1929年，斯大林在帮助中共中央制定未来发展计划时，曾向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等人提出：将来红军如果能够向西发展，得到四川那样一块地方就好了。那样的话，中国红军就可以立足四川，接通西北，靠近苏联，取得援助。 共产国际得知谢子长、刘志丹等在陕西、甘肃创建红二十六军，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后，多次告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希望中共中央大力发展陕甘根据地的军事和政治工作，打通川陕根据地和新疆的联系。 1933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得知红四方面军建立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根据地，立即致电中共中央：“我们认为，在四川、陕南和有可能的话向新疆方向扩大苏维埃根据地，具有很大意义。”这封电报也是目前可见的共产国际提出中国红军向西北地区发展的最早电报。 1934年9月1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和康生致信中共中央：“据我们知道，陕北的游击运动很发展，……同时在陕南的游击运动也有很大的发展，如果在这两方面都加强了领导，最近的将来是可能使这两方面的游击运动联系起来，这样就可以造成一种新局势，就是一方面川陕苏区有了广大的根据地及巩固的后方，另一方面可以打通川陕苏区与新疆的联系。” 这时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主张中共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更倾向于通过新疆援助中国红军。 这时张国焘、陈昌浩也认为红军应“同时[意]向川、陕、甘发展，组织之[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首先集主力打。” 两者的区别在于：中共中央希望红军在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基础上，派一部占领新疆，重点是建立川陕甘根据地，而张国焘、陈昌浩则主张红军主力向川陕甘发展，目的是占领青海、新疆，并作为根据地。 对此，党中央认为：“目前形势须集大力首先突破平武，以向北转移为枢纽。”“我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 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县两河口举行会议，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中央“决定是到岷江东岸，在这地区派支队到新疆”。会议做出了《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提出：“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27日，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解释两河口会议的“战略以首先集中兵力消灭松潘之胡敌，迅速转到甘南，用运动战向前灭敌的方略，创造川陕甘赤区。同时，以小部在洮河、夏河区域行动，以便将来在甘、青、新、宁广大区域发展成为后方” 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西北地区“地理上靠近苏联，在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军事上飞机大炮，对我国内战争有很大意义”。“我们基本上靠自己，但应得到国际的帮助。”“要用全力实现在西北首先是甘肃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但要派支队到新疆，造飞机场，修兵工厂。” 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在两河口举行会议。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我们的行动方向，一是向东（陕西），一是向西（青海、新疆）。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指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这个地区去活动）。 由于张国焘企图分裂和危害党、红军，1935年9月10日凌晨，党中央被迫率领一、三军团和军委直属纵队从巴西北上。 9月10日，党中央致电张国焘：“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可以看出，中央一直坚持北上方针，但这时对张国焘也做了一定让步。 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揭发批判了张国焘的严重错误，讨论了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在会上指出：目前应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这个方针是目前的基本方针。 俄界会议后，党中央率领一、三军团继续北上，为实现“打到苏联边界去”这一目标而努力。后来随着党中央在哈达铺、榜罗镇等地对陕甘革命根据地情况的了解，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1935年11月18日，带着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嘱托，林育英在陕北瓦窑堡找到了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转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转告中共中央应努力向西北发展，以便靠近苏联和外蒙。同时转达了斯大林本人在红军战略发展方向上的意见：“红军主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 受国产国际的派遣，阎红彦、刘长胜等人也陆续回国，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的电信联系开始恢复。 共产国际自成立以来，就一直密切关注和支持中国革命的发展。1927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指出：“伟大的中国革命越来越成为反对整个国际帝国主义体系及其主要世界中心的极其重要因素。”共产国际执委会责成所有支部“积极支援中国革命，积极进行反对干涉中国的斗争。” 1927年12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广州公社告全体工人、一切被压迫者、资本主义军队的全体士兵书》中指出：“要尽速援助中国革命！要尽速援助中国苏维埃！”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日本“对华战争就是进攻苏联的序幕”。苏联准备对中国提供军事援助，支援中国抗击日军，减轻苏联压力。这里共产国际援助的对象，既包括中共，也包括国民政府。 德意日法西斯相机崛起后，为了应对日益迫近的战争威胁，共产国际决定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将中共及其领导的红军视为“远东力量对比中的巨大因素”，“世界政治生活中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要从资金、通信联系、干部培养、技术、物资等多方面给中共切实的援助。 1934年9月16日，对中国各根据地情况比较了解的弗雷德向莫斯科提交了《关于四川—新疆问题的建议》，其中军事物资援助是这样说的： “需要援助武器、弹药、飞机等，这种需要可能会较快地—还是由于远东的战争—提到日程上来。在预见到这一情况和这一时刻到来做准备时，需要开始往中亚调运武装西北各省游击队5万名战士所需要的一切。要建立秘密基地仓库，储备能装备50人、100人和1000人的成套备用武器弹药。”h “在我们的仓库里要有足够的别的型号的武器（德国的、英国的和日本的），这种武器可以搜集修理，经检查后将其运往中亚仓库，保存这种武器的仓库距将来使用的地方不要太远。” 1934年底到1935年，苏联情报部门设计的苏联向中国工农红军提供援助的道路是，“从中国西北地区接通苏联至少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条是经过新疆的哈密进入甘肃西部地区，一条是经外蒙进至绥远的定远营，接通宁夏和山西。后者要比前者对红军更为方便，但暴露的可能性也大的多；前者距离较远，道路困难，费时较长，但由于新疆掌握在盛世才手中，保密性却好的多。” 1935年4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在报告中称：“今后红军向陕西、甘肃方向发展具有非常远大的前景，因为这些地方的游击队已经建立起一些重要的根据地，并且建立起独立的苏维埃政权。”红军“向西北发展的道路事实上已经打通了” 后来，苏联国防部、苏联红军情报局与共产国际联络局联合成立三人组，专门研究中国红军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发展计划及苏联援助问题。 1935年7月3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的文章指出：中国“红军新的根据地因此应选在距离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军事中心较远的地方，同时新的根据地应该保证苏维埃革命的潮流能够广泛地向全国各地推广。选中的是四川、西康、陕西这样一个广袤的战略十分有利的地区。”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共产国际率先提出的援助物资渠道，最初是在建立川陕根据地的基础上，通过打通新疆的联系来实现，后期才提及外蒙至定远营的道路。 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援助，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中共能够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通过苏联援助，使中共成为牵制和抗击日本的一支重要力量。 第二章 中共打通与苏联联系的初步探索 随着共产国际代表陆续到来，中共中央把打通与苏联联系，取得国际援助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做。 1935年11月30日，毛ze东在《直罗镇战役同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中提出：“开辟我们的苏区到晋陕甘绥宁五个省份去，完成与外蒙及苏联打成一片的任务。” 1935年12月1日，毛ze东在给张闻天的电报中提到，“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因为这个方针是使中国革命战争，尤其不久就要到来的反日民族战争，取得更加有力量与更加迅速发展的正确方针。我不同意的是时间与经路问题。第一，红军目前必须增加一万人，在四个月内，我们必须依据陕北苏区，用空前努力达此目的。第二，最好是走山西与绥远的道路，这是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为完成上述两种任务，我想有六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够了。所以我们应在明年夏天或秋天与外蒙靠近，目前应立即开始组织蒙民游击队。” 这里毛ze东提出打通与苏联联系的前提是用六个月左右的准备时间，迅速壮大红军，同时在不脱离根据地的基础上，走山西与绥远的道路。 彭德怀也认为须经过一段时间的力量积蓄，才能打通与苏联的联系。他在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意见致周恩来、秦邦宪、张闻天等的电报中提出“以现有力量企图即取宁夏或五、包，与日帝争先机（洛甫来信）是不可能的事，而且是有极大危险性，没有估计到下列的严重问题： （甲）严冬行军消耗大。 （乙）由榆林、宁保〔条〕梁起北进，沿途系蒙族，宁夏多回族。” （丙）宁夏地形险，南凭黄河，北依沙漠，在战役、战略回旋地小。城极坚固，且多土寨，如遇少数民族坚壁清野，取粮不易，扩红困难。 （丁）敌固守城寨待援，陷我军于进退维谷。 （戊）张学良、井、高等，有进至榆林、三边构筑封suo线，以至迫进黄河间，同以重兵坚守包、绥、五原线，以日帝为后援，摧残陕、甘苏区。 （己）有将红军进入宁、五线以北之沙漠中的可能，这种取径出宁夏企图，以现在自己力量不可能的。” 在瓦窑堡会议上，毛ze东作军事问题的报告，提出红军的行动应放在“打通苏联”和“巩固扩大苏区”两项任务上，总的方针是与苏联取得联系。 同日，张闻天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军事行动方针的发言，提出红军“打通苏联与巩固苏区，现在要争取同时实现”。 会议通过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第一方面军行动部署之基础，应确定地放在‘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并把‘打通苏联’作为中心任务。具体行动准备“拿三个步骤，达到打通苏联与巩固开展现有苏区的任务”。其中第一步，在陕西，从南北两线给进犯之敌以打击，保证东征的后方安全；第二步，在山西，开辟苏区，扩大红军，筹措给养；第三步，在绥远，依日军对绥远的进攻情况，由山西转向绥远，接近外蒙，打通苏联，便于抗日。 我们可以看到，第二步和第三步与毛ze东同志提出的走山西与绥远打通与苏联联系的主张基本一致。 1936年1月17日，毛ze东在中共中央政zhi局常委会议上作《关于目前行动方针与计划》的报告中提出：今年我们的基本任务是巩固和扩大苏区及打通苏联。 根据瓦窑堡及有关会议的精神，解决苏区财政和兵员困难，打通与苏联的联系，成为当前的首要任务。1936年2月17日，毛ze东签发东征宣言，2月20日红一方面军东渡黄河，讨伐阎锡山。东征红军先后转战山西50余县，歼敌13000余人，俘敌4000余人，扩红8000余名，筹款50余万元，组织地方游击队30多支，建立了县、乡、村苏维埃政权。由于受到阎锡山和国民党中央军的联合进攻，红一方面军在达到部分作战目标后，退回黄河以西。至5月21日，东征胜利结束。这证明，红军走山西与绥远打通与苏联联系的道路事实上行不通。 东征期间，党中央准备派邓发前往苏联。毛ze东与彭德怀在东征前线指出，邓发去苏联的任务应包括以下几点：（1）对日作战彼我双方之共同步骤问题；（2）两军委通讯联络问题；（3）我军向绥远行动并向绥远创立局面问题；（4）技术问题，能否接济步枪、步弹、轻重机枪、高射机枪、步兵炮、新式架桥设备、无线电器材，如可接济，我军在秋天全部开赴绥远接运一次至二次；（5）人的帮助问题，担任特种技术教育者数人，担任作战者数人。 此时，张国焘南下路线遭遇重大挫折。南下红军在半年左右的时间里，由8万多人锐减至4万多人。 1936年2月14日，林育英、张闻天致电朱德、张国焘，希望红四方面军及红二、红六军团第一步向川北，第二步向陕甘前进。经过朱德、刘伯承等同志的斗争，处于困境中的张国焘初步接受了中央的这一正确思想。3月15日，他提出了“会合二、六军来顺利的遂行夺取西北，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4月1日，张国焘又谈道：“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要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就是说我们要在四川、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西康的几省中建立广大革命与抗日的根据地”。 此时，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已在东北军、西北军中取得初步成效。3月4日至5日，李克农与张学良在洛川会谈时商定，红军和东北军代表经新疆去苏联，由张学良负责同盛世才交涉。 4月6日，彭德怀、毛ze东在致王以哲转张学良的电报中，就有“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10日，周恩来致电张闻天、毛ze东、彭德怀等，告知东北军“对于红军主力集中向北，愿助其成。彼决派代表赴友邦，并助我打通关系”。 4月11日，毛ze东、彭德怀向林彪、聂荣臻通报周恩来与张学良会谈结果：“四方面军出甘肃，张之部队可让路。”“派赴苏联代表，他的由欧洲去，我们的张任保护，由新疆去。” 这里提到红四方面军出甘肃，中共派代表经新疆和向北打通和苏联关系。 西征战役开始之际，中革军委提出“为着极力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并使之巩固，为着扩大抗日红军，为着更加接近外蒙和苏联，为着一切抗日力量有核心的团聚”，决定进行西征战役。其中西方野战军的三大任务之一就是消灭二马，占领宁夏，打通外蒙和苏联的联系，接受苏联的军事物资与技术援助。 1935年5月18日，西北军委主席毛ze东、副zhu席周恩来、彭德怀签发西征战役命令。西征红军分左右两路，用将近一个半月的时间，消灭了马鸿宾主力，俘获人枪各2000多，并击溃了所有向红军进攻的国民党军队。西征红军解放了环县、宁条梁、定边、花马池、盐池、固原、豫旺等纵横400余里的新区，与老解放区连成一片，形成东西1000余里，南北600余里的陕甘宁根据地，基本上达到了西征目标。 5月25日，党中央在致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的电报中，通报了红一方面军“西渡后向陕甘宁发展，策应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猛力发展苏区，渐次接近外蒙。外蒙与苏联订立了军事互助条约，国际企盼红军靠近外蒙、新疆。”“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宜趁此有利时机与有利气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以便一方面军适时向天水、兰州出动，进行策应。” 从此电我们可看出，中共中央对红二、四方面军的前进方向也做出一定让步，指出二、四方面军可以走出甘肃或青海打通新疆的道路。张国焘对此也颇感满意。 在《我的回忆》中，张国焘说，“我们在全军中展开宣传,指出我军的西进计划正确而又合时宜。在政治意义上说来，我们如握有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可以保障未来西北抗日联合政府的后路，并接通与苏联的关系。在军事意义说来，可以分散蒋的兵力，河西走廊、陕北和西安三点，将使蒋在甘肃的军队处于多面受敌的境地。” “我们也觉得过去党内争执的裂痕，还需要时间来弥补。如果我们能实现西进计划，与陕北同志暂时保持相当距离，无形中就是让时间来冲淡彼此间的隔阂。因此，我们便积极准备西进计划的进行。” 西征战役开始后，随着西方野战军的胜利，党中央打通苏联的方针更加明确具体。6月6日，毛ze东、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横山、定边地区是陕甘宁根据地的北面屏障，是北出绥远、宁夏，打通苏联的战略枢纽，应在7月半以前完成chi化。” 6月29日，毛ze东又致电彭德怀指出：“从总的战略上看，无论站在红军的观点上，站在红军与其他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而这一任务，是必须一及十五军团担负。” 毛ze东还指出：“红军接近苏联的道路有二：一是宁夏及绥远西这一条路，距离较近，人口经济条件较好，缺点是恐怕不易造成根据地。但如能给马鸿逵主力以打击，一个时期的立足是可能的。二是甘凉肃三州这一条路，能够造成巩固根据地，缺点是距离较远，某些区域人口稀少，行军宿营恐怕有些妨碍。” “红军出动的时机亦有二：一是夏天或秋天，如能解决渡河船只，这是最好时机。一是冬天，夏秋不成功则只好等候结冰。” “不论采取哪一条路与哪一个时机，给马鸿逵以坚决的打击都是决定的条件。” 7月1日，毛ze东再次致电彭德怀，认为“打通苏联取得接济，仍是总的战略方针中重要一着。不论为红军、为东北军均须如此。” “如外蒙能出兵策应并解送军械，我军又有渡河作战条件，则出宁夏最为有利，否则只好候冰期”。 1936年5月-6月，中gong对未来西北战略作了计划：打通苏联，从而获得援助，联合红军、东北军、西北军，组成“西北国防政府”，大本营设于兰州，张学良任政府主席、抗日联军总司令。按照计划，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占宁夏；红四方面军进青海，西拒马步芳，配合西北军占河西走廊；红二方面军居中策应东北军控制甘肃。 6月上旬，张国焘宣布取消伪中央，成立西南局。6月10日，张国焘、朱德等致电党中央，提出：“我们拟于6月底出动，向夏洮行动，大约7月20日前后可达夏洮。”对此，党中央经过慎重研究后，于6月19日致电二、四方面军领导人，明确指出：“关于二、四方面军的部署，我们以为宜出至甘肃南部，而不宜向夏洮地区。” 1936年7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师。7月5日，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二、红六军团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 7月初，红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在甘孜召开会议，做出了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合的决定。随后，红二、红四方面军分为左、中、右三个纵队先后离开甘孜北上，进军甘肃。 7月22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致电二、四方面军“以迅速出甘南为有利。待你们进至甘南适当地点，即令一方面军与你们配合南北夹击，消灭何柱国、毛炳文等部，取得三个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展西北伟大的局面”。 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shu记，朱德、贺龙、关向应、徐向前、王震、陈昌浩等为委员，吴漑之任秘书长。 8月5日，中gong中央西北局在求济寺召开会议，制定了《岷洮西固战役计划》，决定“以迅雷手段在敌人主力尚未集中洮、岷之前，在运动中大量的各个消灭敌人，先机取得洮、岷、西固地区，主力向天水、兰州方面发展，策应一方面军，一致灭敌为目的” 8月9日，《岷洮西固战役计划》开始实施。红四方面军分为一、二两个纵队，越过腊子口，先后占领临潭、渭源、漳县等县城。红二方面军作为第三纵队在越过草地和腊子口后，于9月1日到达哈达铺，发动“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战役”。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全部到达甘南。 第二章 中共打通与苏联联系的初步探索下 红二、红四方面军到达甘南，与西征的红一方面军会聚于甘肃境内，形成互为掎角、互相策应的有利战略格局。 面对这一有利态势，8月9日，毛ze东、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致信张学良，通报了中gong对目前形势和战略方针的意见：“根据二、四方面军北上、西南事变发展、日本对绥蒙进攻等情况，我们认为兄部须立即准备配合红军选定九、十月间有利时机，决心发动抗日局面，而以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为基本战略方针。” 8月12日，党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通报了与张学良协商后的战略计划：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合，与东北军合作，占领宁夏，打通苏联，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出兵绥远，推动全国抗日的实现。党中央还强调指出：“打通苏联，为实现全国抗日战争，首先为实现西北新局面，进行部分抗日战争之重要—环。” 按照这个方案，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从宁夏打通和苏联的联系。 8月15日，共产国际发来重要指示，明确要求中共中央放弃此前实行的“抗日反蒋”方针，改为逼蒋和联蒋抗日的方针。这一指示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反蒋”的西北国防政府的计划。 但一、四方面军联合北进宁夏，打通和苏联联系的计划仍在执行。 红二、红四方面军抵达甘南后，一、二、四方面军的作战部署急需确定，毛ze东分别致电彭德怀和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征询意见。 毛在发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提出，“假如以四方面军待机独立攻青海，一方面军独立攻宁夏，而以二方面军位于中央（例如在岷州、静宁、天水地区）钳制敌人，策应两方，估计能达占青宁两地之目的否，主要的是一方面军有独立战胜宁马之把握否，如果缺少把握之点在于攻城方面而不在于野战方面，则用多兵攻城与少用兵攻城是否有重大之区别。” “如以二方面军位于陕甘大道附近钳制毛、王、何敌，看一、四两方面军分攻宁、青之第一步作战结果，再定增加与否及向何方增加，距离与时间上来得及否。我觉得如果冰期在两月以上，则增加是来得及的。判断合于事实否。” 从这封电报里面，我们可看到毛ze东照顾到张国焘的主张，准备从宁夏和新疆两条路线接近苏联。 毛ze东在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报中提出，“为慎重考虑行动质量起见，请以下各点见告： “㈠依托现实力量，假如以二方面军在甘南、甘中策应，而以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兄等认为有充分之把握否。 ㈡假如在冰期前过黄河，能找到皮筏否。 ㈢兰州、青海线之黄河，何时开始结冰，冰期长短如何。” 这个征求意见电应得到了张国焘的肯定答复。据徐向前回忆：“张国焘打电话来，征求我的意见。我答复说：问题不大，四方面军有这个力量夺取甘西。事后，我即着参谋人员搜集河西的地形、民情资料，考虑出青马敌后，进据河西走廊的问题。” 这时，毛ze东考虑四方面军可从兰州、青海线渡过黄河，进军青海、甘西直至新疆。 1936年8月21日，为了获得共产国际及苏联的支持与配合，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ze东联名致电中gong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 …… “二、四方面军已经全部集中甘南，整个红军的行动方针，必须早日确定。为着避免与南京冲突，便利同国民党成立反日（统一战线）；为着靠近苏联，反对日本截断中苏关系的企图；为着保全现有根据地，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或宁夏、绥远一带”。 “依红军现时条件，如果不取得这一地带，则不可避免地要向现时位置之东南方面发展；但要取得这一地带，没有新的技术之及时的援助是很困难的”。 “如果苏联方面能答应，并且能做到及时地确实地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则无论如何困难，我们决乘结冰时节，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与外蒙”。 “如此方针为苏联方面所赞同则请兄代表红军，直接向苏联方面谈判许多具体准备之问题，主要的是援助中国之技术兵种组成、输送与按时到达，以及到达后使用的问题”。 …… “拟请兄全权代表红军进行交涉并以结果见告，我们希望同南京谈判红军驻地问题的结果，能够与向苏联提出的问题在大体上不相抵触，使国际与苏联对中国的方针不致因红军局部要求而破坏其统一性，我们是想两方面同时进行交涉以期不失时机的解决此问题。” 在这封电报内容里面，我们看到中央依然以甘西和宁夏绥远作为打通苏联的两条道路，并且中gong中央把苏联与国民党的关系放到了第一位。 但是，中gong提出的南下和北上获取苏联军援这两套方案，都与苏联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方针相冲突，与苏共与国民党关系指导原则相冲突。 8月27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四方面军与一方面军会合行动的电报》，要求“四方面军应即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尔后向宁夏、甘西。二方面军应暂在外翼钳制敌人，以利我主力之行动。” 第二天，中央军委参谋部也就西北地区敌情及红军情况致电共产国际： ……目前陕甘宁苏区状况 ……苏区东西最长处有一千二百余里，南北六百余里，行政区域分陕北及陕甘宁两省、陕甘特区及中央直辖保安县。 （乙）地形则山多沟深，林稀水缺，土质松，人户少，交通运输极不便，北部靠近蒙地，更多沙地，均不宜大部队运动。 （丙）人口极稀，总计不过四十余万，除沿黄河西岸外，一般村庄少超过四五十家以上的，即在大道上亦常三四十里无人家。陕甘苏区内当红军的已超过三万，红属与人口比例，超过江西苏区。 （丁）物产一般贫乏，农产除小米外，麦及杂粮均缺，不能供给大军久驻…… （戊）商业因封锁更萧条，只东北军防线及蒙古地区尚有商业来往，然大多只能供红军及机关需要，且需现洋、白票交易，苏区现款将已告馨。 （己）工业只沿河西可纺棉纱织土布，一般的打毛袜外，其他无任何手工业出品。 （庚）苏区群众一般的斗争情绪极好，只因地区贫因，经济上不能有多大担负，故至今苏维埃政府除盐税外，尚未征收任何税。 …… 1936年9月2日，朱德、张国焘、任弼时也就战略方针与行动部署致电张浩并转国际代表团与中gong中央领导人，内容如下： …… “乙、关于一、二、四方面军进入西北地区后，战略方针有二： （子）根据我们对目前时局估计：即以陕甘北、甘南、陕甘川边为根据地，争取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具体组成，首先chi化陕甘广大地区，尔后向川、豫、鄂发展。 （丑）因为客观情势的需要，经过准备时间，以主力转移到宁夏、甘、凉、肃、西宁地区，打通外蒙、新疆，奠定巩固后方，有依靠的向东南发展。 丙、如采取上述子项方针，在军事上必须经过艰苦卓绝的战争，一、二、四方面军的密切配合和政治上统一战线策略的积极运用；如采取丑项方针，除应采取同样军事、政治策略外，还须获得苏联、外蒙的有力帮助，才能克服地区狭小、人稀的困难，少数民族亦因苏联帮助较易争取。” …… 在这里，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提出了两条路线，一是在赤化陕甘地区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川、豫、鄂发展，也就是向南方发展。可能他们认为大量红军在贫穷的陕甘地区是难以立足的。另外一条道路就是向宁夏、甘、凉、肃、西宁地区发展，并在此建立根据地，打通新疆，有依靠地逐步向东南发展。 中gong中央和军委参谋部等的电报立即引起了共产国际、联共（布）的关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季米特洛夫的主持下，对此进行讨论，形成了同意给中国红军军事援助的决议。季米特洛夫在其日记中记载：1936年9月7日，“在克里姆林宫，讨论中国问题。建议：认为可以同意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计划草案（通过向宁夏和新疆运送武器支持中国红军等）” 1936年9月8日，苏共中央政zhi局委员卡冈诺维奇和时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莫洛托夫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同意给中国红军军事援助的建议联名报告给了斯大林：“中国红军指挥部报告了中国红军下一步行动的两个方案。按第一个方案，在黄河封冻以后，第一方面军将于1936年12月前占领宁夏地区（距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界400公里）；第四方面军将出动占领兰州，然后向肃州（甘肃省西部）推进；第二方面军守甘肃南部……按第二个方案，该方案是在万一不能得到苏联的援助时提出，预计要让所有三个方面军向甘肃、陕西南部和四川北部以及河南、湖北西部运动，待明年冬天再执行黄河以西的计划……” “同时他们还指出，财政、粮食和武器装备问题已经极为突出。” “我们认为可以这样：1、同意中国红军的第一个行动方案，即：占领宁夏和甘肃西部。同时坚决地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向前进，因为这样做可能使红军脱离中国的主要区域。” “2、事先确定，在中国红军占领宁夏地区后，将给予大约1.5万到2万枝步枪、8门加农炮、10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外国型号弹药的援助。武器在1936年12月前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境，并通过著名的乌里茨基外国公司出售，同时准备运输工具把它们运到宁夏。请告您的意见” 斯大林第二天就给出了非常明确的回答：“同意”。 这里需要值得注意的有两个问题，一是“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向前进，因为这样做可能使红军脱离中国的主要区域。”除了这一点，恐怕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新疆是苏联和盛世才的势力范围，他们是不容许中gong大量部队进入新疆的。另外，为了应对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共产国际提出要“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在这个大背景下，他们已经否决了中gong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的主张，当然也不会同意中gong向河南、湖北方向发展，因为这是向国民党进攻的一种姿态，与他们“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战线”的政策是相悖的。 第三章 北上与西进的争论上 1936年8月底，蒋介石和平解决两广事变后，立即调集部队北上，组织通渭会战，计划如下： 第一步:全力组织发动"通渭会战"。由胡宗南第一军、王均第三军、关麟征两个师、毛炳文第三十七军、东北军于学忠部、王以哲部、董英斌部，集中在西(安)兰(州)通道地区，给二、四方面军主力以致命打击。 第二步:全力"剿灭"红二、四方面军。趁二、四方面军主力遭受重创，立足未稳之际，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方针，集中几十万部队，配合一百多架新式战机，把红军压迫在黄河以东、西兰公路以北地区，一举消灭。 第三步:全力"剿灭"陕北红军。同时，借此观察东北军、西北军动静，如不服军令，便寻机撤职查办将领，调动肢解部队， 9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详细介绍了陕甘苏区的情况:“山多、沟深、林稀、水缺土质松，人户少，交通运输不便，不宜大部队运动，人口总数只有四十余万，苏区内当红军的已超过三万，物产一般贫乏，农产除小米外，小麦、杂粮均缺，不能供给大军久驻。”这封客观介绍苏区情况的电报，给红四方面军高层领导留下的印象就是：陕甘苏区不能供给大军久驻，二、四方面军进入此地会生存困难。 针对1936年9月2日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就战略方针与行动部署给国际与中央的电报，中共中央于9月8日复电 “朱、张、任同志: 甲、来电收到。向西行动须求得苏联协助。我们已有几个电报给国际，并派邓发经新疆去莫申请，他们正等邓发到后查明情形，即有回答。你们来电已经转去。九至十一月三个方面军的部署，即照商定办法执行。 …… 你们提出的出川、陕、豫、鄂方案，是一种向南京进攻的姿势，只在不能出西北及与南京谈判决裂之时，才是可行的与必须的。我们已将此点电告国际，我们向国际提出的亦是出西北与不得已时出东南两方案。” 1936年9月11日，共产国际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 “泽东、洛甫、恩来、博古同志： 同意你们占领宁夏区域和甘肃西部的计划。同时，坚决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在占领宁夏区域以后，将给你们帮助。” 接到共产国际的来电，中共中央即复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 “朱、张、任三同志： （甲）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 （乙）胡宗南部第一师及四十三师、七十八师、九十七师十号从长沙开动，先头十八号到咸阳，月底集中定西，其补充旅已由静宁向定西开，其目的不外控制兰州地区，妨碍甲乙两军打通苏联，使联俄后苏方接济归其垄断，并于某种时机策应绥远。 （丙）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准备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拟作如下部署： ⑴一方面军主力九、十两个月仍在海原、固原地区、十月底或十一月初开始从同心城预旺之线攻取灵武、金积地区，以便十二月渡河占领宁夏北部，一方面军之其余部队保卫陕甘北苏区。 ⑵四方面军以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在固原西部硝河城地区之部相当靠近，阻止胡宗南西进，并相机打击之，十月底或十一月初进取靖远、中卫南部及宁安堡之线，以便十二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 ⑶二方面军在陕甘边积极活动，吸引胡宗南于咸阳、平凉之线以南地区，与四方面军互相策应，并联络陕南游击区。 ⑷由陕北派出游击支队，经关中苏区出至泾水以南活动，牵制胡宗南之侧后。 （丁）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便胡宗南切断并不便妨碍尔后一、四两方面军夺取宁夏之行动，当一、四两方面军夺取宁夏时，二方面军仍在西兰大道以南，包括陕甘边与甘南，担负箝制敌军之任务，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略取之。” …… 接到中央的电报，张国焘对四方面军担负战役主力极为不满。他提议红四方面军西进青海和甘肃西北部，此举遭到朱德等人的反对。9月16日-18日，张国焘在岷州三十里铺召开西北局会议。经过激烈斗争，会议通过了《通（渭）庆（浪）静（宁）会（宁）战役纲领》，决定“四方面军在胡敌未集中静宁、会宁以前先机占领静、会及通定西大道，配合一方面军在运动战中夹击该大道上之胡敌与静宁之骑七师，相机占领静宁，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合为目的。”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希望四方面军宜迅以主力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之隆静会定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不让胡敌占领该线，此是最重要着。以一部附电台东出华亭、陇县区域纵横游击，成一远出支队，二方面军之支队附电台直出宝鸡、眉县以东，我们己派一个师向静宁线出动，如此当可滞阻胡宗南之行进，而便于四方面军之出到隆定大道并准备作战。至一方面军主力如南下作战，则定、盐、豫三城必被马敌夺去，于尔后向宁夏进攻不利，故在未给马敌以相当严重打击以前，不宜离甘、宁边境，对东敌作战宜以二、四方面军为主力，一方面军在必要时可以增至一个军协助之。” 9月17日，张国焘致电毛泽东等，一连提出几个问题：“一、向宁夏及甘肃西部，发展重点在甘肃抑在宁夏？二、如我军攻宁夏，城仍为敌所占，是否地区狭小不便活动？三、宁夏通外蒙有哪些道路，冬季能否通汽车？四、衣服单薄之步兵冬季能否通过？宁夏到西部需多少天？五、不结冰你们有无办法造船过河？黄河何时在何段结冰？六、如四方面军不在西兰路钳制胡敌，一方面军能否顺利渡过黄河？”  9月19日，中央致电朱、张，强调：“一、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因宁夏是陕、甘、青、绥、内外蒙即整个西北之枢纽，且国际来电说红军到宁夏地区后给我们帮助，没有说甘西。二、我军只要能占领宁夏之乡村，靠近贺兰山，便可取得攻城武器，再行克城。” “一方面军独攻宁夏有顾此失彼之虑，如使胡宗南确占静、会、定区会合毛炳文，彼既可加强马鸿逵，使我们攻宁夏计划失败，又可加强马步青，使你们攻甘西计划失败，如此有各个击破之虞，只有集中先占领宁夏方可免此失。” “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在当前一瞬间则拒止胡军把一、四两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一环。” 第三章 北上与西进的争论下 岷州会议结束第二天，即9月20日，张国焘赶到红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向未参加会议的徐向前等人片面介绍岷州会议的情况，提出西渡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为立足点的方案。 徐向前认为张国焘的意见不是没有道理。他分析情况说：“我们红四方面军已是3过草地，消耗很大，疲劳不堪。装备简陋，每个战士的子弹一般仅有10发左右，最多的也就20多发。如果开进到西兰通道那种便于敌人运动的地区，与优势装备的胡宗南部队决战，显然无取胜把握。弄不好，部队会被压到黄河以东、西兰通道以北的地带，这样敌人却有利于全力北向，对付红一、红四方面军。” 徐向前等人当场作出如下部署：红四方面军以２个军从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为立脚点；以１个军暂时留在黄河渡口附近活动，吸引和牵制青海的马步芳部队；以两个军继续布防于漳县、岷州地带，吸引胡宗南部南下，尔后这３个军再渡河北进。主力出靖远、中卫方向，配合红一方面军西渡黄河，共取宁夏。 随后，张国焘致电毛泽东等人： “（甲）我们完全同意国际指示，实现红军主力进到宁夏及甘肃北部的计划。 （乙）并具体实现一、二、四方面军在这一地区的会合。 （丙）估计到一、二两方面军能够牵制的敌力和四方面军的实力，目前与胡宗南之一路军在静、会这一四面受敌之地区决战是不利的。 （丁）宁夏地区狭小。一、四方面军集中宁夏，不免后有黄河沙漠之险，前有敌人封锁，如在该地区作战须停留六个月，物质补充不便；万一决战不利，或不能有力阻止敌人时，则将陷红军于不利地区。 （戊）为迅速实现夺取宁夏和甘肃北部的战略方针，和实现全国红军的大会合的目的，我们提议为如下的布署： ⑴四方面军以基干两个军，迅速由兰州西之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经乐都、享堂附近一带抢占永登、红城子一带地区，扼阻兰州敌北进；以一个军暂在黄河渡口附近活动，并监视西宁、河州之敌；以两个军暂在岷州、漳县一带活动，将胡敌向岷州方向吸引。这一任务完成后，上述三个军即迅速全部转移到凉州、永登一带地区，以主力扼阻兰州敌，以有力一部向一条山、靖远、中卫活动，配合一方面军由靖远、宁夏段渡过黄河，形成会合和互相策应形势。” …… 在前一段彭德怀对宁夏地位的分析中，也与此电文有相似之处。但此电报提到的是“以主力扼阻兰州敌，以有力一部向一条山、靖远、中卫活动,配合一方面军由靖远、宁夏段渡过黄河”，而徐向前最初打算是主力出靖远、中卫方向，配合红一方面军西渡黄河，共取宁夏。 张国焘随后致电中央，进一步申明西进的理由： “根据已经知道的材料，我们有如下的估计： ㈠、国际对红军的帮助是非常重要的，有决定意义的…… 据我们估计，国际的帮助现在还只是秘密的交通线，如只有定远营这一条，易遇日本特务机关和内蒙王公反动势力妨碍。遵照国际指示，先机占领甘北更为有利，因甘北有更多道路通外蒙和新疆，交通易，能秘密，不使日本势力阻碍。 …… ㈢、如果一、二、四方面军都集中西兰公路向北，万一敌将宁夏兵力加强，甘北凉、古浪、永登形成封锁，敌主力由西兰公路向北压迫，整个红军将陷于狭小地区。 ㈣如果准备决战，红军集中在一块是有益的，否则不如在宽广地区互相配合行动，更为有利。 ㈤应当估计须首先求得战斗胜利和先机，占据有利地位，国际帮助才能获得。 ㈥因此，先机占领甘北是目前最重要一环，可接通外蒙和新疆得到国际帮助，并可接应一、二方面军占领宁夏地区。” …… 在陈昌浩的回忆录里面，他提到这是当时张国焘的真实想法。“这时他的观点，的确估计东进之没有出路，只有向洮河及之偏僻地区，黄河以西退却，达到西宁、甘北接通远方，再图发展。” 前面我们也曾经提过，张国焘在他的《我的回忆》中，也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张国焘怕会合后遭到清算。在岷州会议上，张国焘曾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昌浩搞的。” 张国焘提到的“应当估计须首先求得战斗胜利和先机，占据有利地位，国际帮助才能获得。”也是对中共和国际关系的清醒认识。 9月27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再次致电朱、张、徐、陈： …… “（乙）中央认为：我一、四两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之危险。一、四方面军合力北进，则二方面军可在外翼制敌；一、四两方面军分开，二方面军北上，则外翼无力，将使三个方面军均处于偏狭地区。敌凭黄河封锁，将来发展困难，且胡敌因西兰路断怕我攻击，又怕东北军不可靠，不敢向隆德、静宁，拟向天水靠近王均。如四方面军西渡，彼将以毛军先行，胡军随后，先堵击青、兰线，次堵击凉、兰线，尔后敌处中心，我处偏地，会合将不可能，有一着不慎，全局皆非之虞。 （丙）因此，中央认为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九月十八日之部署，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原地域，从靖远渡河；一方面军跟即渡河或合力先取宁夏，或分途并取宁夏、甘西，二方面军仍在外翼制敌，则万无一失。一方面军目前一面确占界石铺，一面立即出四团以上通过隆、静线，直迫秦安、天水，使胡敌不敢动作，以便四方面军十分安全的北上，务请顾及整个局势，采纳此方针……” 可能是考虑到前期电报对张国焘等人思想带来的影响，毛、周、彭在致朱、张、徐、陈的电报中又专门提及 “…… （乙）李毅与我益加接近，杨虎城亦与我们实行停战，李、白有代表来求订抗日协定，华北宋哲元、傅作义、韩复柒均接洽中，马步芳亦有妥协线索，惟马鸿逵坚决反动，我应集力消灭。 （丙）宁夏人员百二十万以上，在西北为最富，与陕甘苏区连成一片，得之老苏区易于巩固，与凉州、永登接壤可向甘西发展，与绥远交界便于东进抗日，实政治、军事、经济、国内、国际之主要一环，万祈决策北进，共图大业。” 这封电报，是要告诉朱、张、徐、陈，目前的主要敌人，应是宁夏的马鸿逵，而且宁夏经济条件较好，战略位置重要，目前，应当先攻宁夏。 经中共中央的耐心说服和命令，朱德和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的抵制和斗争，加之黄河对岸大雪封山，渡河计划难以执行，张国焘不得不放弃西进计划，部署北上工作。 1936年9月27日,朱德、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并二方面军领导人： “（甲）为尊重你们的指示和意见，现时据考查兰州西渡河时须较长，有可能失去占领永登一带先机之利。 （乙）决仍照原计划东出会宁，会合一方面军为目的，部队即出动，先头二十六日到界石铺，决不再改变。” 在一方面军的接应下，二、四方面军迅速北上。1936年10月10日，红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胜利会师。 三大主力红军干部战士为此欢欣雀跃。徐向前、陈昌浩在致毛泽东电文中说，“在会宁我们已经与红一师的战士们携手见面了。他们英勇杀敌的气概、和蔼亲诚的态度使我们景仰钦佩。兹派方政青年科长姜启化同志率九军特务团一个连前来与你们联欢。请予接洽并使双方工作经验互相交换为盼，致以布礼！” 电文字里行间，都透露出欢欣喜悦的心情。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给全军贺电，电文如下： “朱总司令、张总政委、彭司令员兼政委，贺总指挥，任政委，徐总指挥，陈政委转一、二、四方面军各军事政治机关，各军、师、团、营、连、排、班首长及全体红色战士同志们： ……我民族革命战争的先锋队，第一、第二、第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境内会合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谨以热烈的敬意与欢跃的贺忱…… ……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进阵地，在中国与日本抗争的国际火线上，在全国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了。 ……我们要在这个新阶段中，树立全国人民的模范，树立抗日战线的模范，争取一切国民党军队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辟抗日前进道路，扩大抗日根据地，巩固抗日根据地，为保卫西北而战，保卫华北而战，保卫全国而战，为收复失地而战，为联合开农商学兵，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战。 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万岁！ 中华民主共和国万岁！ 中华民族自由平等独立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 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 三大主力会师，红军上上下下都弥漫着一种喜悦的气氛，大家感觉一种新的局面即将展开了。 第四章 西渡黄河 1936年8月18日,彭德怀在致毛泽东的电报中就曾指出，“此地不能久驻了，十五军团将断炊，地主麦子已割完，久驻则会逼吃反群众。” 军委参谋部在致共产国际电中提到，“陕甘苏区内当红军的已超过三万，红属与人口比例，超过江西苏区。”“苏区公粮不足供给大军久驻……现时军费支出已入窘境……今冬被服尚只购得每人冬衣一套，其他风衣、被单，因无款均尚未购。”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回复朱德等的电报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根据地经济的困难，“现盐池、定边可大批买布，我们在向李毅借款为你们制备一批衣服。” 毛泽东后来在致彭德怀的电中，提到“借款有望，但要到沪取。” 张闻天在致王明电中说，“……款子问题到底如何解决，请催促一下，这里已困难到极点。” 一切都表明，当时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已陷入了极其严重的财政困难，红军急需经济援助。 9月27日，共产国际通知中共中央，“苏联只能从外蒙提供帮助，红军必须夺取定远营前伸至外蒙边境接取货物。” 接货地点由定远营改为外蒙边境，给红军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中共中央10月2日回电：“红军在现有技术条件下通过宁夏，特别是远伸到外蒙边界上去接取援助的困难，要求苏蒙军队帮助运送和保护尽可能深入到中国境内来，以确保红军能够接运成功。” 但苏联回电交货地点依然不变。 10月18日共产国际通知中共中央： “我们……负责供给一百五十辆汽车，并保证提供司机和所需汽油，以便来回两次将货物运送到你们指定的地点。但货物并不像你们二日来电所要求的那样多，它大概有五百五十吨至六百吨左右，其中没有飞机和重炮。……（并且）你们必须派遣足够数量的武装部队到外蒙边境来接受货物和担负沿途保护的任务。” 10月上旬末，张学良将蒋介石通渭会战的计划密告中共，并提议红军及早进行宁夏战役，控制河西，从而打通苏联。 共产国际的两份指示电，交货地点的改变，友军的催促，现实的困难，使中共中央决定“四方面军占领静宁、通渭、会宁、靖远、海原、中宁及金积之一部，一方面军则占领固原、灵武、同心城及金积之一部，提早合力攻取宁夏。” 1936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布《十月作战纲领》，即通常所说的宁夏战役计划。 该纲领规定：“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有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度的努力造船，十一月十日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 “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及定盐一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组成之。” “四方面军其余二个军及二方面军全部、一方面军之独四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可能与必要时抽取一部参加攻宁。” “攻宁开始时机，依造船情况而定，但至迟十一月十日前须完成一切攻击准备。” 迅速渡河，成为当前所有工作的重点。但毛泽东同时意识到，不给南敌以决定性打击，想顺利渡河攻宁，恐怕还是有很大难度的。 早在10月2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在给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的电报中就初步提出了击破南敌的想法，“在十月、十一月内，似有集中三个方面军全力选择有利机会，给南敌以打击之必要。但如果四方面军之渡河技术能保证迅速在靖远、中卫地段渡河，则自以早渡为妙。对南敌一般可暂取箝制手段。” 而朱德、张国焘等则希望尽量避免与南敌决战，创造条件，尽快渡河： “甲、二、四方面军长期行军后，原气尚未恢复，同时敌已恐确明我企图。因此，目前整个行动方针：首先争取在靖远附近于结冰前渡河，尽量避免决战，万不得已时，可作部分的决战。 乙、同意二方面军渡渭水以北活动，但须留外翼箝敌。提议二方面军在陇县一带，从胡敌尾后路制之，便一、四方面军从从容容渡河，尔后二方面军即由隆、静段北进，或在海、静、会地区活动，或一同渡河。 丙、四方面军于十号全集会宁、界石铺一带后，准备先遣一个军速出靖远抢渡；同时一方面军主力最好位固原、海原、同心城线，准备让先遣军渡河。 丁、我们造船力量，每日能造容五十人船二只，现有船钉约二万个，每支船需三千余个，请兄方赶造船钉，如能多集铁木工，造船速度尚可增加。” 10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等，同意迅速从靖远、中卫渡河，同时派人侦查宁夏至定远营之道路、房屋、关隘及定远营一切情形，安排彭德怀为四方面军征集木料、铁钉、桐油、石炭、棉花，木匠等，为四方面军造船创造条件。 为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中央决定由彭德怀、林育英前往打拉池与朱德、张国焘及各同志会面。同时，“拟请朱、张两同志以总司令、总政委名义，依照中央与军委之决定，指挥三个方面军之前线作战事宜。三个方面军对朱、张两总之报告，及朱、张对三个方[面]军之电令，均望同时发给中央军委一份，以密切前后方联络。” 鉴于蒋介石正组织通渭会战，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逐步坚定了击破南敌的决心。10月9日，中革军委致电朱德、张国焘等：“……胡表示坚决进攻，估计胡将紧随我军后，破坏我宁夏战役，建议集中抗击胡敌。” 10月16日，朱德、张国焘根据《十月作战纲领》，提出了红一、二、四方面军的部署，此部署与中央设想基本一致，但主力的进攻方向不在中卫与定远营： “甲、胡敌胡、丁、周三师现在庄浪、水洛城、朱家店、莲花、秦安线，为战役展开，其孔师须皓日到平凉。关师将位置于沿河镇。毛敌两团在榆中，六团在陇西附近，两团在武山鸳鸯铺。兰州、定西敌似尚在原位置。王以哲部主力在固原、瓦亭、平凉、化平、华亭线取守势。海原城缺水。何柱国企图接通李旺堡，有集中五架飞机在固原轰炸李旺我军讯。 乙、估计在敌未布置好以前，胡敌不敢单独前进，敌布置好以后，毛敌协同定西方向敌将向我马营、韩达店、会宁推进；兰州敌一部向靖远方向威胁；关敌向通渭推进；胡敌主力向界石铺及其以南地区推进；何柱国部企图接通李旺堡。 丙、我军以控制西兰大路二十日以前在我手中，以运动防御手段尽量迟滞敌人前进，相机消灭敌人一部之目的。根据十月份作战纲领，为如下部署： ㈠一方面军陈、杨所率第一师主力及刘忠支队即开回海原附近，围困海原城，断其水道，设法攻下海原城。在打拉池之七十三师主要协助三十军渡河，并以一部协助围海原城。第二师候二方面军到达单家集后，即逐渐北移。第一师之独立团即开海原归还建制。 ㈡二方面军于十七、十八日即逐渐北移，主力于二十一日前到达单家集、硝河城、西峰镇地区，主力休息整理，以小部监视固原张易堡之敌，以一部向隆德、静宁间和静宁、界石铺间活动，从侧面截击敌人和破坏交通，虚张声势，尽量迟滞敌人前进。 ㈢四方面军于三十军渡河成功后，九军即速跟进，该两军以主力控制一条山、六墩子，永登一带地区，向兰州方向活动，以三团以上兵力向中卫扫击。四军主力位置于会宁、定西线，以一部由贡马井、冯家堡向兰州、定西间活动。五军、三十一军在界石铺、通渭、马营、宁远店之线牵制前进之敌；三十一军主力应位置于青家驿、界石铺之线，如渡河不成，则应以四、五两军担任钳制任务，集中九、三十一两军对前进之胡敌为有效之突击，消灭胡敌一部，争取时间。 ㈣目前九军即开一个师靠近界石铺，俟二方面军通过后，由三十一军派两团兵力接替界石铺任务，限二十一日接防完毕。” 根据部署，红三十军开至靖远大芦子一带秘密造船，侦察渡河地点，准备渡河事宜。 红三十军在李先念的带领下，红四方面军100多人的船工队在离靖远约40里的大芦子的一片柳林里，开始昼夜不停地秘密造船。由于有彭德怀派人送来的木板、铁钉等材料的支持，造船工作进展顺利。 三十军军长程世才回忆造船的情形时说：“当时造船是一件非常艰苦的工作，在离黄河５０里的隐蔽地秘密造船，以防敌悉。大船每只可坐一小班（８～９）人，计划要造４０只。造船所需一切器材，都是自己临时找的。布置造船地点及人员的配备，是一极细致工作，同时要严守秘密。假使不注意，过早暴露自己的企图，会妨碍行动甚至会导致计划的失败。造船地点离黄河有几十里，每只船都要经过上山下山，过许多山沟小路，抬到河边。因造船地点是隐蔽在崎岖山沟里，所以抬船到河边是一件艰苦的工作。” 10月16日，蒋介石下达“进剿”命令。18日，国民党西北“剿总”第一路军总司令朱绍良发布《剿匪计划纲要》，企图以胡宗南第一军及毛炳文第三十七军由东西两面夹击，以王均第三军由南往北推进，在会宁、静宁、通渭地区消灭红四方面军主力。 10月21日，敌人发起攻击。次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督战。毛炳文部先后攻占华家岭、会宁，向靖远方向前进。王均和关麟征部攻占通渭后，经会宁向郭城驿、靖远方向进攻；胡宗南部则进占静宁、界石铺，向打拉池、海原方向推进。红军就面临的形势日趋严峻。 10月23日，红三十军已造出载15人左右的渡船16只,再加上搜集到的当地两只大船，红军已基本具备渡河条件。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率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抵达大芦子，在全面检查渡河准备情况后，向三十军下达渡河命令。 当日晚，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在营防滩偷渡，船至中流遇浅滩阻碍，被迫退回。 次日，军长程世才亲自带领侦察人员查勘渡口，最后确定从虎豹口强渡。因为这里河面较窄，河对岸是一片平滩，虽然敌军在虎豹口对面山上山下修筑了一些碉堡，但仅有一连兵力防守，红军登陆的难度不大。 24日23时左右，由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百余名优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英雄、模范组成的“渡河先锋连”，分乘12条船，在夜幕、风声、波涛声的掩护下，向对岸驶去。当红军战士接近黄河岸边时，方被敌军发现。敌人立即开枪射击。在河东岸担任掩护任务的红军部队的机枪、迫击炮迅即向敌军开火。 渡河红军到达何堤岸下边后，碉堡里的敌军居高临下，向渡河红军猛烈射击。危急时刻，年仅20岁的红军排长李国忠，用集束手榴弹炸毁了敌人一个碉堡，又用胸脯堵住另一碉堡上的枪眼，为红军登岸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经过激烈争夺，“渡河先锋连”最终强占敌滩头阵地，毙敌大部，俘敌一部，缴获机枪3挺，步枪40余支，渡船2艘。 随后，二六三团和二六八团陆续登岸。二六三团团长熊庆发带领全团击退一个多营人的反扑，歼敌大部。拂晓，两团红军分左右两路向西发展。 10月25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及各军： “甲、我三十军已渡河成功，今夜三十军可全部过河。对岸敌打数枪即跑，我一团已占四儿湾，并在继续前进中。 乙、九军决今夜跟进渡河，九十一师一个团今下午即接五军防，九十三师两团位其后，作预备队，节节制敌。 丙、五军交防后，今夜开蒋家大路，明夜到郭城驿一带休整待命，以得力之一团迅速开靖远接三十军监视城的任务。 丁、四军对新集儿、葛家岔线上，仍以三个团尽量制敌，以郭城驿、马家堡为后方线，十二师坚守现阵，积极向兰州方向活动。 戊、三十一军位张城、些家咀（嘴）北山的部队亦尽量拒止敌人，以甘沟驿、郭城驿为后方线。 己、三十一军后方即移郭城驿，萧克可移甘沟驿，统一指挥三十一军、四军。” …… 该电报重心在九军跟三十军之后渡河，五军接三十军监视靖远城，而以四军、三十一军在会宁以北抗击北进之敌。 同日，徐、陈致电朱、张并报毛、周： “1、我三十军已于靖远附近全部胜利渡过天险黄河，这里我四方面军接受中央政府命令北上抗日的行动，望即在部队进行鼓励，大大提高士气，继续实现本战役计划。 2、宁夏甘北地区广大，人烟稠密，物资丰富。我军渡过黄河将大大扩大红军，开展陕甘宁苏区根据地，把抗日后方放在更广大更巩固的基础上。” …… 这封电报反映出一直想西进的部分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初步达到目标后的喜悦心情。但他们对河西形势的估计未免太过乐观，这为以后西路军的西进和受挫埋下了伏笔。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时刻关注着宁夏战役的进展情况，他们指示彭德怀与朱德、张国焘商讨，首先注意宁夏战役的准备与部署，注意如何夺取定远营，如何克服城堡困难及如何接取远方货物；注意西兰大道及北线坚壁清野，在西兰大道以北，海、靖以南地区构筑防御阵地，准备在该地区与北进之敌进行决战，消灭其一部，停止或遏阻其追击等；同时提出九军以暂不渡河为宜。 第五章 待援助，大军逡巡河边，突生变 第五章待援助，大军逡巡河边，突生变，部队掉头西进上 三十军开始渡河后，中共中央紧急致电共产国际：“自接你们同意我们北上占领宁夏并给我们以物质上援助的复电后，我们即根据这一方针部署红军行动。现三个方面军已集中陕甘大道以北，四方面军一部已开始在靖远附近渡河，我们正在动员一切力量实现我们的既定方针。” 同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朱德、张国焘：“胡、毛、王、关业占大道，如继续北进，而地形、给养条件又可能给以基本限制，则我处南北两敌之间，非击破南敌无法向北。现虽有各种材料判断，南敌不能持久。但蒋介石在短期内拼命一干之可能仍是有的。因此目前先决问题是如何停止南敌。” 10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再次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并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 “甲、根据敌向打拉池追击及三十军已渡黄河的情况，我们以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我处南北两敌之间，北面作战带阵地战性质，需要准备两个月时间。不停止南敌，将使尔后处于不利地位。第二步重点集注意力于向北。 乙、因此，部署应如下： ㈠以九军以外之一个军接三十军渡河后，两军迅速占领黄河湾曲处西岸头卢塘、三眼井堡、大营盘、大塘驿地区之枢纽地带及向中卫方向延伸，侦察定远营与中卫情形，准备第二步以一个军攻取战略要地之定远营。 ㈡四方面军除渡河之两个军外，尚余以九军为中心三个军。二方面军除派赴七营部队外，尚余其主力。对南敌不须多加抵抗，如在若干天内逐渐集结于打拉池南北地区，对敌则坚壁清野，诱其深入，对我则构筑阵地，鼓励士气，待敌前进时消灭其三四个团，即足以停止南敌矣。 ㈢一方面军之主力于四方面军两个军控制河西枢纽地带后开始行动，以突然手段占领金积、灵武地带。徐、陈拨造船技术队二分之一或更多些附属之，迅速造船准备渡河。 ㈣在南敌确实受严重打击后，第九军从中宁渡河。此时整个战局进入以北面为重点之第二步，而以四方面军之两个军与二方面军全部防御南敌。如何盼复。” 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准备将四方面军主力全部渡河，他们在致中央军委及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的电报中说： “控制西兰大路十月份在我手中之任务已大体完成，三十军渡河成功，开辟了执行新任务的第一步胜利。 …… 一、四方面军主力应速渡河抢占一条山、五佛寺、永登、红城堡、古浪一带地区，重点在控制五佛寺渡河点在我手中和对由兰州北进敌为有力之拒止。留出一部机动部队，于一条山、五佛寺之线，以便将来适时协助一方面军在中卫、灵武段渡河。其河右岸郭城骚前线部队，尽量迟滞吸引会宁方向之敌，该掩护部队将来如必须渡河时，其一部可于掩护任务完成后，在靖远下游至五佛寺段渡河。” …… 彭德怀这时也向毛泽东提议，“四方面军主力以三个军渡河，两个军抗击会宁之敌。”“已渡河四方面军主力，渡河后应向兰州北岸永登，景泰扩大占领区。” 彭德怀提议的四方面军主力的进攻方向，与毛泽东的设想不太一致。 三十军渡河之后，徐、陈按照红军总部158号电令，指挥红九军继续渡河。26日，徐、陈致电朱、张、彭称：“决以三十、三十一、九三个军迅速渡河，以一个军向兰州大力压迫，两个军速控五佛寺、一条山、红水一带战略地区，留五军在河岸监视靖远、一条城之敌及守船任务，四军位现阵地扼阻会、定敌人。”对此，朱德、张国焘于当日复电徐、陈，表示“同意你们布置。” 26日，鉴于红九军已经渡河的情况，毛泽东致电朱、张、彭： “甲、三十军、九军过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定远营，此是极重要一着。 乙、等二三日后如真实胡敌无北进之意，再以一个军渡河不迟。目前，封南敌应取击破手段，仅取抗击手段不够。” 同日九时，毛泽东再次致电彭德怀： …… “三、三十军占领永登是对的。九军必须占定远营，这是接物攻宁的战略枢纽，不应以一方面军去占，不便利，又失时机。 四、四、五、三十一军，二方面军，应以打胡为中心，仅抗击不够，打法可采诱敌深入。” 此时，过河红军在红四方面军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向景泰一条山方向奋勇追击敌人。 26日上午10时，在靖远北湾的马廷祥得知红军渡河成功后，一面向景泰撤退，一面命令各部立即增援，堵击红军。 就在马廷祥撤离北湾的当天，红三十军一部即到达北湾，并用迫击炮轰击北湾守敌马福仓团，马部仓皇逃跑。 10月27日，徐、陈致电朱、张、彭、毛、周： …… “乙、为着迅速实现宁夏战役计划及便利迎接一、二方面军渡河起见，提议四方面军全部渡河，以一个军对待兰州之敌，四个军迅出中卫、宁夏，并放船到大庙及中卫，迎接一、二方面军。 丙、如果一、二方面军可单独完成宁夏战役计划，无须我们在技术力量上配合时，提议四方面军亦须全部渡河，准备（在）兰州、平番间与敌部分决战，亦乘机占兰州之线死守均较妥当。 丁、四方面军如不全部渡河，各方掩护顾此失彼，不但开路、掩护、决战都难完成，甚至根本影响战役计划……” 从以上各点我们也可以看出，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力主不论宁夏战役是否需要四方面军配合，四方面军都应全部渡河，以便四方面军在兰州一线开辟根据地，这与张国焘主张的在甘西开辟根据地的观点是一致的。当然，如果能在此开辟根据地，对解决根据地的财政、兵员困难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同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陈并报毛、周： “甲、毛、周电令目前作战重点，系注重击破南敌，停止追击。我各部应即遵照这一指示执行。 …… 丙、四方面军除三十、九两军及指挥部已过河外，其余各部应停止过河。 丁、四方面军部署： ⑴三十、九两军，即由你们中去一人指挥，迅速占领大芦塘、眼井堡、大营盘、三塘驿、五佛寺地区，以一个军向中卫延伸，一个军准备夺取战略要地定远营。 ⑵四、三十一两军即以一部逐渐迟滞敌人，准备于郭城驿附近与敌决战，消灭敌之突进部队，而停止其前进。” 朱德、张国焘的这封电报，与毛泽东的主张完全一致。 27日午后，韩起禄部、从北湾撤退的马福仓团、增援的马长青团先后到达吴家川，与在这里的马禄旅会合。 28日凌晨三时，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七团进抵吴家川。刚一交火，马家军官兵就向尾泉、脑泉溃败。大部分武器及电台、被服、给养、车辆等都留给了红军。 马进昌团在尾泉修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韩起禄、马禄逃到这里后，商定由马禄旅与马进昌团坚守尾泉，韩起禄旅则退守脑泉，阻击红军北进。 10月28日黎明前，红三十军八十九师追击到尾泉，然后兵分两路，一路由推磨湾向崖头敌阵地进攻，另一路绕道后沟，包围敌人。守敌溃败，马禄旅逃至锁罕堡，马进昌逃到大芦塘。 驻守脑泉的韩起禄，在率兵驰援尾泉途中听说红军追来，调头逃往芨芨水。 此战，红军歼敌50多人，俘敌数十人，自己几无伤亡。 10月28日，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等 “（甲）完全同意朱、张二十七号五时部署。 （乙）目前我们正处在转变关头，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利，分散作战则削弱，有受敌人隔断并各个击破之虞。更不能达到扩大苏区，扩大红军，把红军提到新阶段，争取抗日统一战线胜利之目的。朱、张二十七号五时电，正合紧靠作战，争取胜利之目的，望各部坚决执行之。 （丙）除九军、三十军已过河照张电位置于眼井堡、三塘驿地区，准备以一军向中卫，一军向定远营，其余以坚决击破南敌目的，务必消灭其进攻部队之一部或大部，根本停止其追击。现当敌人轻我锐进之时，正是我们打胜仗的时候。” …… 同日，毛泽东、周恩来再次致电彭德怀、朱德、张国焘，要求坚决击破南敌，河西部队则前伸至中卫、定远营。 “甲、胡敌以我避免决战十分轻我，向打拉池锐进。王、毛向靖远进。 乙、我三个方面军主力应依兄等二十七日部署，立即集结在有利阵地，在数日内坚决突击消灭胡敌先头一个师至两个师，以小部抗阻靖远毛、王。 丙、九及三十军速赴河岸西，向中卫、定远营扫荡前进。 丁、此是消灭敌人开展局势最适当之时机,请兄等速图之。” 10月28日，徐向前、陈昌浩指令五军于牵引任务完成后，即开一条山、大卢塘、五佛寺线，扼阻九、三十两军之后路。 在中央的极力争取与劝导下，朱德、张国焘在抗击南敌上与中央的步调趋于一致。10月28日，朱、张致电徐、陈、肖、周： “甲、接中央军委连来两电，但蒋敌估计我西进避免决战，胡敌之周、孔两师向新营、红羊坊急进，企图进据海原和打拉池隔断我军，毛、王向靖远进。 乙、决遵照军委电令在海原以南地区消灭胡敌先头一两个师，对王、毛由五军牵制之。 …… 丁、若我不在海打线灭敌，敌将由海原、靖远、同心城、中卫线隔断我军，不仅攻占宁夏目的不能实现，却有被敌各个击破之危险。 戊、徐、陈即率九、三十两军于占领一条山、五佛寺、三塘驿后，即速向中卫扫荡前进，以一个军取定远营，五军即照徐、陈二十八日未时电部署，于牵引任务完成后，即开一条山、大卢塘、五佛寺线，扼阻九、三十两军之后路。 …… 辛、九、三十军担负占定远营和解决马鸿逵敌一部兵力足够，必须完成任务。” 可能出于担心渡河部队力量的原因，朱德、张国焘这时又同意红五军过河。 但张国焘的真实想法，对击破南敌仍持怀疑态度。他希望红四方面军主力能够渡过黄河，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10月28日他重提三十一军渡河： …… “我们对具体部署有如下意见： ⑴三十一军即跟三十、九两军后面，迅速渡河。 …… 丙、若谓目前重心在击破南敌，停止敌之追击，事实上，四、三十一两军，亦难有保证的完成任务，恐反多消耗，不如利用天然障碍坚壁清野，以四军牵制敌人，也可得到争取时间之利。 …… 戊、取得物质后，再以主力回击深入之敌，那就更有把握了。究应如何？” 29日，军委复电同意三十一军立即渡河。旋即又根据意彭德怀建议，电令三十一军暂不渡河。此时，敌关麟征师已突进到靖远附近。在靖远河边担任警戒和守卫渡口任务的红五军，遵照朱、张命令，于30日渡过黄河。 10月30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通报红四方面军渡河情况，希望共产国际从速准备援助物资： “甲、依照国际指示占领宁夏方针，红军三个方面军业已会合，四方面军之两个军约一万七千人已渡黄河占领靖远西北地区，准备向定远营、中卫进,余一半尚未渡河。二方面军到海源地域，但颇疲劳。 乙、蒋介石来西北指挥追剿，令其胡、王、关、何各军集中兵力七十余团密集齐头向北猛进，已达海原、靖远地域，并将向北续进，企图压迫我于宁夏地域而消灭之。我现处南北两敌之间，中间回旋地己极狭。 丙、中央军委屡次命国焘坚决打击南面追敌，只有停顿南敌之追击，方能北取宁夏，但国焘畏敌过右，始终不愿执行命令，欲北进取得接济后再打南敌。 丁、公司货物事请速准备。” 30日，毛泽东、周恩来再次致电朱德、张国焘： “目前方针，先打胡敌，后攻宁夏，否则攻宁不可能。请二兄握住此中心关键而领导之。除九军、三十军已过河外，其余一、二方面军全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统照德怀二十九日部署使用，一战而胜，则全局转入佳境矣。” 此时红五军已渡过黄河。 …… 第五章 待援助，大军逡巡河边，突生变， 10月29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发布各部队集结位置电令。30日，彭德怀发布作战部署，调动一、二方面军及红四方面军在河东的部队，准备实施“海打战役计划”。但由于种种原因，海打战役最后流产。 在敌人猖狂进攻下，河东红军被迫向打拉池以东转移。31日，红军到达海原以北何家堡，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和十五军团各一部并肩作战，歼灭东北军骑六师和马鸿宾部三十五师两个团，俘敌1000余人，缴枪1000余支。 11月3日，河东红军主力进抵何家堡，准备利用关桥堡、驼厂堡地区的有利地形，给追敌以歼灭性打击。但胡宗南部原地集结主力，构筑工事，而敌第三军王均部由贺家集迂回到同心城红军右翼，企图夹击红军；东北军也进至豫旺一带；张国焘在关键时刻“令四军东撤”，战役计划落空。红军不得不放弃西征以来解放的同心、豫旺等大片土地，继续东撤。敌军则抢占靖远、打拉池、中卫等地，打通了增援宁夏的道路，隔断了河东、河西红军部队之间的联系。 这时，过河红军有红五军、九军及三十军三个军。其中红三十军辖八十八、八十九两师，共六团，7000余人；九军辖二十五、二十七两师，共六团，6500余人；五军辖十三、十五个两师，共四团，3000余人；再加上总指挥部机关及直属骑兵师、特务团、教导团、妇女独立团、少年先锋团等，过河红军总计21800余人。其中非战斗人员约占半数，战斗部队中一部分人没枪，有枪的子弹也不充足。 红四方面军渡河部队面临的主要敌人是马步青和马步芳部。马步青为骑兵第五师师长，师部驻凉州（武威），辖三个骑兵旅和一个步兵旅，另有手枪、工兵、炮兵各一团，盘踞甘肃中部和西部。马步芳为新编第二军军长兼第一百师师长，军部驻西宁，辖第二九八、第二九九、第三〇〇等三个步兵旅和一个骑兵旅及炮兵、手枪、宪兵各一团，另有青海南部警备司令部所属警备第一、第二、第三等骑兵旅，主要盘踞青海。红军渡河后，蒋介石任命马步芳为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统一指挥新编第二军和马步青骑五师。 根据中央电令，渡河红军的战略计划是首先控制一条山、五佛寺等战役枢纽，然后向宁夏南部进击，乘胜夺取中卫和定远营，并策应一方面军西渡。 徐向前和陈昌浩决定，三十军迅速抢占一条山、五佛寺，控制五佛寺渡口；九军攻占锁罕堡、打拉牌，屏障三十军，遏阻西南方面援敌；五军则驻守三角城休整和看守船只。 10月30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红军总部，汇报战场情况：“马步青部战斗力极弱，一、二旅大部均被我一击即溃，估计三十、九两军有把握消灭该敌。对我方请勿顾虑。” 这种乐观的估计为渡河红军埋下了失败的隐患。 31日，红三十军占领一条山、席滩、城北墩、双龙寺一带，将马进昌团包围于一条山西北的一个堡子里。红三十军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分别驻扎在双龙寺、秀水村、黄草渠等地。紧接着，程世才率领八十八师两个团从城北墩出发，经过咬牙沟到达五佛寺，击溃守敌祁明山旅和韩起禄旅各一部，控制了通往靖远和宁夏的五佛寺渡口，准备策应红一方面军从积金、灵武渡河。随后红三十军派出人员侦察到中卫及定远营的路线。红九军则进占锁罕堡、大拉牌、福禄水一线，将敌马禄旅包围在锁罕堡内。总指挥部等直属部队，进驻赵家水。渡河红军前期作战目标顺利完成。 31日晚，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从一条山和席滩出发，攻打景泰县城。红军摧毁城外碉堡和工事后，从城东南和西南两处发起进攻。但攻城未克，红军遂撤出战斗。 11月2日，马步芳决定成立前防总指挥部，任命马元海为总指挥，马彪为副总指挥，马廷祥为河防前线总指挥，辖陆军一百师、青海南部边区警备部队和骑兵第五师。陆军一百师师长马步芳，参谋长马骥，辖二九八旅，旅长马步康，约三千四百余人；二九九旅，旅长马继融，约一千七百余人；三百旅，旅长韩起功，约三千四百余人；骑兵旅，旅长马朴，约一千七百余人；直属手枪团及所属宪兵营约二千五百余人，师直属炮兵团约一千七百余人，工兵营约四百人，辎重营约四百人，共计一万四千余人。青海南部边区警备部队司令马步芳，参谋长马继援，辖骑兵第一旅，旅长马彪，约二千余人；骑兵第二旅，旅长马元海，约一千三百余人。 骑兵第五师师长马步青，参谋长马廷祥。辖骑兵第一旅，旅长马禄，约一千七百人；骑兵第二旅，旅长韩起禄，约一千七百人；步兵旅，旅长祁明山，约三千四百余人；师直属手枪团约一千六百二十余人，师直属炮兵团约一千六百五十余人，工兵团约一千六百二十人，共约一万四千余人。 甘、青二马正规部队约三万一千余人。 青海民团有七万九千多人，甘肃河西民团有一万多人，共八万九千多人 11月2日，青海援兵到达景泰寺儿滩。马元海指挥两个骑兵旅、两个独立团及一批民团，向一条山地区猛犯。三十军英勇抗击，将敌击退。 3日，马元海调集马步銮团、马忠义团、马彪旅及湟源等县民团，分左、中、右三路，在炮火掩护下向一条山红军发起猛攻。红军八十八师一个团和八十九师两个团在熊厚发、邵烈坤两位师长的指挥下，多次与敌展开巷战、肉搏，击退敌人六次冲锋。 4日拂晓，敌军一部从一条山沙河东下，偷袭两公里外的西林红军驻地。当敌军摸到村口时，红军立即开火，战斗不到一小时，即毙伤敌十几人，余敌逃回一条山沙河。 敌马廷祥不甘心失败，限令马进昌拿下一条山红军阵地，“否则，提头来见”，并亲自提机枪向红军射击，结果被红军击毙。 虽然红军多次击退敌人对一条山的进攻，但与一条山西北堡内固守的一团敌人形成对峙。  红九军军部进驻福禄水后，在村东5公里的石窝派驻一个连，警戒芨芨水守敌韩起禄旅。11月3日下午，韩起禄旅一部突然占领石窝两边的山头，居高临下向红军发动攻击。由于敌众我寡，地势不利，全连除少数人逃出，大部英勇牺牲。 4日，青海援兵马全义团、马步青部马呈祥团及民和、乐都、互助三县民团五千余人，三面围攻打拉牌一带九军阵地。九军二十七师将敌击溃，毙、伤、俘敌官兵500余人，余敌当夜撤至沙河井。 5日上午，敌人集中马步青骑兵第一旅、第二旅一部进犯驻刘家大院的一连红军。红军连续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后，因弹药用尽，寡不敌众，除一人外，全部牺牲。驻扎在福禄水、锁罕堡的红九军第二十五师赶来增援，击溃敌军，并乘胜占领镇虏堡。6日，红二十七师追敌至雷家峡口，残敌顺峡谷向永登方向逃窜。 三天激战，红军歼敌500余名，俘敌100多名，但自身亦多伤亡。 在一条山南，红三十军政治部的近百人被马家军包围在一个小围寨内。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将两个步枪排、一个手枪排和机关干部、勤杂人员组织起来，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太阳落山后，李先念派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率一部兵力向敌发动攻击，将政治部人员接到了一条山村内。 次日，被九军包围在锁罕堡的马步青部600多人，经一再争取，表示愿意接受中共方面联合抗日的主张，在交出部分粮食后撤回凉州。红军遂占领锁罕堡。 渡河10余日，红军战士英勇战斗，共毙伤俘敌2000余人，敌骑第五师参谋长、前敌总指挥马廷祥被击毙，红军伤亡亦近千人。 连续十多天的作战，徐向前、陈昌浩对当地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们觉得，这里缺粮缺水，难容大军久驻。于是，他们致电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请示下一步行动方针。 “甲、此方人户稀，粮缺水苦，大部队难久作战。条山地区河谷间还不能放重兵。 乙、我们建议： 一、若主力能够速渡河，需此方待接时，即向中卫、宁夏进； 二、或单游击定远营； 三、或以大部向平番、凉州、民勤方向发展，开展甘北苏区； 四、无论向何方行动，此方三个军再不能分散，应集中使用。 丙、行动方针请速示，因一条山、五佛寺在地理、生活、敌情各项估计，都不容许我们争取较久时间。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此方因各种关系，不便久停时，即我方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而后待必要时，再转来接主力过河。目前大靖、土门、古浪、凉州甚空虚易袭，不缺粮，人多，均汉人，若不出动待敌迫近或布妥，在此方即陷于极大困难之境况中。” 徐、陈对现驻地区情况认识应当说基本是正确的，但对大靖、古浪、凉州等地的情况看法似乎有点乐观。 收到徐、陈电报，朱德、张国焘迅即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中央军委： “徐、陈、毛、周： …… 甲、远方货物已准备好了，我们即电中央，转电去问明远方货物何时到达指定地点。 乙、你们出宁夏须有三个条件： ⑴你们能单独解决马鸿逵、马步青。 ⑵海原战役的胜利。 ⑶从一条山到宁夏露营一般地形、天候、敌情条件。 丙、我们估计五、九、三十军三个军必能单独解决二马，海原战役也有把握取得胜利。现在你们应加紧筹粮，制冬衣，问明情况等准备工作，在胜利开展后即迅速准备完成新任务。” …… 毛泽东、周恩来也于同日致电徐向前、陈昌浩： …… “（乙）朱、张、贺、任、彭昨一日在关桥堡开会，坚决主张打胡敌，首先消灭其二三个师。三方面军在河东兵力统受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同志调遣，现准备作战中。 （丙）你们率四方面军主力，暂以现地区为中心，向三面扩大占领区域，以一部占领永登，一部出通[皋]兰，大的方向仍前不变。” 这时候，中央和红军总部的步调是一致的，北进宁夏的方针也未改变。张国焘的西进路线也未对宁夏战役计划实施造成致命影响。 出人意料的是，共产国际却于11月3日致电中共中央，突然改变了援助方向和地点！这使得正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渡河红军失去了行动目标和方向。 共产国际电报说：“在详细研究之后，我们坚决认为从外蒙提供援助的方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⑴在严寒和沙漠环境之下，你们派数千红军到外蒙边境护送运输是不可能的；（2）日本飞机有对红军及汽车轰炸的可能；（3）有引起日本与苏联严重冲突的可能。因此，现在已经决定目前不采用从外蒙提供援助的方法。如果我们将大约一千吨物资运到哈密，你们能不能占领甘肃西部前来接运？并请通知我们接运的办法以及你们准备采用什么样的具体运输方式？” 共产国际的前两条原因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前两点困难早就存在，而且前往哈密接运也要克服严寒、要经过更多的沙漠戈壁。计划改变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第三条：担心“引起日本与苏联严重冲突”！ 苏共对中国红军援助引起日苏严重冲突的可能原来也存在，只不过此时危险更大了。中共在九月份就致电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七八两月来，日寇指使伪蒙军队入侵绥东与傅作义部队在对持中。日军有两个连队已开张北，又云已达5千以上。日机初则在包绥线上飞航，继则深入宁夏。8月3日航空院更派井田等乘机至阿拉善旗，声言拟定远营为总站，于甘宁青绥各设分站，定期飞行，并运往大批汽油等物，以经营整个西北，切断中苏蒙联络为目的。 更为严峻和紧张的是日伪军11月5日召开侵绥军事会议，决定集中兵力进犯绥东，侵占仁格尔图，直迫绥远省会归绥。 苏联援助中共如果被日本侦知，必然会影响日苏关系，影响蒋介石政权和苏联的关系，影响国际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形成…… 同时在全国抗日呼声日渐高涨，傅作义部正积极抗战的情况下，如果让红军在与日寇血战的国民党军背后发动进攻，就会失去全国的民心。从这些方面看共产国际突然改变援助方向和地点又是正确的。 但这种改变无论正确与否，对中共和红军都是一种严重打击。因为无论是河东红军还是河西红军，都将因此变动而面临更严重的困难和更加艰难的决择！ 中央军委只好致电朱、张、徐、陈，过河部队暂时撤离河边，解决给养问题，但告知他们应给自己留下回旋余地。电文说，“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以利交通及后方行动。” 第六章 大军西进，红九军兵殇古浪上 11月4日，徐向前、陈昌浩再次致电朱德，张国焘，要求出兵大靖、凉州。 …… “我方情况实不允许久控制现地区等待配合右岸行动。 …… 四、韩起功旅全部固守一条山寨子，外交无效。马步芳之一、二旅据寺儿滩及通一条山中间，每天以两三团来犯一条山阵地，以山炮配合。八十八师限于地形接敌太近不便周转兵力灭敌，拟集二十五、二十七、二十八师先灭寺儿滩敌军。现地区粮难、资材缺，敌据堡寨， 须分兵围困，而敌骑四出活动，我又不能分兵行动。如情况不利时惟有放弃现地区，集兵出大靖、凉州方面。” …… 从这封电报里面，我们似乎能够感觉渡河红军已处于不利地位。接到徐、陈来电，朱德、张国焘迅速回电： …… “（戊）你们之河北纵队目前最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乘敌人尚未十分注意你们的时候，站稳脚根，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地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 （己）敌人可能隔断你们与河左面主力之联络。你们尽可能派一部带电台保持黄河五佛寺附近渡口在我手，但不可因此妨碍你们主力的行动，不得已时不必留兵力守渡口，如有必要当由三十一、四军负责来接通你们。 （庚）宁夏战役能否实现，决之于明后日之决战，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 这封电报内容，与张国焘过去一直主张的开辟甘西根据地的思想是一致的。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能在河西建立一块巩固的根据地，也不失为解决红军在扩红、征粮和财政困难方面的一种尝试，这本身应无大的问题。关键在于临场指挥员，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自主地决定作战方针。 接到电报，徐向前、陈昌浩、李特迅速制定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并致电中央军委: “甲、敌情：据先念电话称敌人位置： 一、马步青一、二旅各一个团固守一条山寨子，一团守景泰城，一团守芨芨水，马所率队由锁罕堡似退松山城，五佛寺有第三团四个营。 二、马步芳一、二旅各一个团位一条山附近；保安旅第六旅一条山北十里通中卫路上。其一、二旅余各两团及三旅全部，经二十七师击溃，向镇虏堡、永登方向撤退。四、五旅似仍在寺儿滩、永泰堡一带。 三、连日战斗甚烈，敌伤亡两千以上。我二十七师排以上干部伤亡殆尽，不好补充，三十军子弹消耗七千余排。 四、估计我军虽数次击溃敌，但因骑兵相当多，因地形关系，不能予以彻底打击，马敌尚可集中全力与我决战。因此我兵力不能分散，决放弃一条山、五佛寺渡河点，集中三个军轮番前进向目的地出动，决定求野外消灭敌人，争取此次战役的胜利。 乙、纲领：我四方面军北渡之主力，遵军委电令有首先消灭平番、大靖间马步芳野外部队，进取大靖、平番、古浪、凉州一带地区，发展创造甘北抗日后方，配合主力行动之任务。 丙、部署如下： 一、三十军为一纵，以占大靖为目的，约于十二、十三日动，拟经永泰堡或寺儿滩向大靖前进。 二、九军为二纵，以占领古浪为目的，约于十二、十二日由镇虏堡地区出动，经松山城、干柴洼、红凉山向古浪前进。 三、五军为三纵，于七日夜开始出动，经吴家川、赵家水，约于十一、十二日进军永泰、红水地区，有监视一条山、景泰与寺儿滩敌之任务，尔后集结干柴洼、红凉山，对东南各方警戒，待三十，九军确到大靖、古浪后，有经土门取凉州任务。 四、指挥部随九军行动。” …… 从这封电报里面，我们可以预感到渡河红军的前景不妙。因为仅仅是10天左右的时间，红二十七师排以上干部就已伤亡殆尽，而且不好补充。虽然部队能够溃敌，但不能予以彻底打击，而马敌却可集中全力与我决战。三个纵队轮番前进的模式，使得本来就不多的部队进一步分散，各部队之间难以形成有效配合与支援，为西路军埋下了失败的隐患。 接到徐、陈电报，林育英，朱德、张国焘迅即同意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但同时指出渡河红军要集中兵力灭敌： “…… 乙、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为迅速执行为好，兵力集结应稍提前。 丙、少打消耗战和少围土寨，首先占领有粮和地形扼要之地区，集结最大精锐，一举而灭马敌。” 11月7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中央并军委，建议组织党的西北前委及军委西北分会。 11月8日，中共中央复电共产国际，略有微词： “从哈密输送物资的办法对于我们主力红军已没有用处了，这个改变已经太迟了。已经过河的红军大约两万一千人，我们可以命令他们向哈密方面前进，但要通过五千余里路程，战胜这一带敌人与堡垒，需要许多时间，至少也是明年夏天的事情了。而且，除非你们能用汽车将物资送到安西，否则要到哈密去接是不可能的。因为哈密、安西之间是一千五百里荒芜人烟的沙漠。” 同日，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和红军的困境，中共中央制定了一个《作战新计划》：河东红军分别组成南路军、北路军，有步骤地东渡入晋再进行大范围的战略转移；“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建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 这说明，中共中央认为短时间内是不可能获得苏联援助的。主力红军已做好了南下的打算。 苏联援助的地点变更，徐、陈的提议，使毛泽东最终同意红军西进。毛泽东同样指出，要集中兵力击敌，同时希望西进红军瞄准战略要地——凉州。 8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要求“徐、陈向凉州进，作战时集中兵力打敌一旅，各个击破之。” 11月7日，河西红军放弃一条山阵地和五佛寺渡口，到荒草滩、锁罕堡一线集结。11月9日夜，河西红军按照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分三个纵队向古浪进军：红三十军为第一纵队，由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李天焕率领，由锁罕堡出动，经永泰堡、寺儿滩，直插大靖；红九军为第二纵队，由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参谋长陈伯稚、政治部主任曾日三率领，由镇虏堡出动，经松山城、干柴洼，向古浪县城挺进；经五军为第三纵队，由军长董振堂、政治委员黄超、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率领，由福禄水、野孤水出动，在三十军右侧跟进；总指挥部从赵家水出发，随三十军行动。 11月10日，西行红军全部进入古浪县境内。 11月12日，红三十军绕过古浪县大靖，包围土门堡，迫使守敌骑五师工兵营350余人投降，营长马有明等160余人参加红军。后三十军乘敌主力被左翼红九军吸引在古浪之机，向西急进，16日越过凉州，一部进占凉州西四十里堡，18日攻克永昌，21日占领山丹。随后五军进驻山丹，三十军主力集中于凉州西四十里堡至永昌一线。21日，西路军总指挥部进驻永昌县城。 由于多种原因，红三十军没有攻占凉州。 11月9日，左翼九军经松山、干沟、乱泉台子、大鱼沟，进抵干柴洼。九军击败敌骑兵第5师第l旅第2团马福仓部，占领干柴洼。 干柴洼四面高山，中间低洼，易攻难守。红九军在娘娘庙岭、山城沟梁制高点和北面古城子滩修筑工事，布置防线。是日，敌前线总指挥马元海率领马彪骑兵第1旅、马元海骑兵第2旅、骑5师第1旅马禄部、第2旅韩起禄部、100师300旅600团、马全义部以及互助、乐都等县民团一万余人，向红九军阵地猛攻。红九军坚守还击。 11日上午，在国民党数架战斗机的协助下，马元海指挥部队从南面的直沟、东面的山城洼、西面的白土豁岘三面进攻。红九军利用地形地物，连续出击，给敌以重大杀伤。 下午2时许，数架国民党战斗机再次狂轰滥炸红军阵地。敌骑则迂回穿插，三路进攻。娘娘庙岭阵地失守，红军被迫退回村内。 敌军紧跟着冲进村子，压向军部。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率领司令部全体人员和交通队一起上阵，把敌人打了回去。25师则迂回到敌后，夺回娘娘庙岭制高点，并乘势向敌发起冲锋，敌全线崩溃。 干柴洼一战，红九军打死打伤马家军及民团100多人，击伤敌骑兵第5师第2旅旅部军医主任张玉克，击毙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骑兵第1旅司令部副官长苗玉清。红军亦伤亡200多人，红九军军部1科科长刘培基牺牲。 当晚，红九军以25师为前锋，27师为后卫，由干柴洼向横梁山进发。一些难以行动的重伤病员，只好隐蔽在当地群众家里。敌人进村后将他们全部杀害。 干柴洼战斗是西路军过河以后遭遇的第一次挫折，也是一次得不偿失的战斗。 11月11日，三十军、五军进占大靖附近，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并中央军委 “（甲）三十军、五军及指直全部现先后到大靖附近及塘豆子一带。马敌约一营人守裴家营，一团人守大靖城。未攻，今夜相机袭之。九军今到干柴洼，今昨无激战。 （乙）三十军占一条山，散开与敌激战。敌无日不猛攻，均受重创。步芳师参谋长马廷祥死，敌走后尚有七百伤兵留一条山、景泰，百余留寺儿滩。……，敌以我向西南进，当将一条山一带敌两马主力全部星夜调集松山、平番方面。九日，敌飞机十架，配合步骑两团，猛炸镇虏堡约四小时，我只伤亡二十八名。敌主力现被调左翼及正面。十日即以九军扼制松山干柴敌。二十五师、指直均以连日急行军，通夜走百里以上，到达现之预定地区，途中均未遇敌。 （丙）……决以九军一个师今晚出动，扼占红凉山，制南敌；一部速出古浪；另一师暂在干柴洼制敌，于今晚出动占土门，指直及三十军余部明晚向土门进，五军暂在大靖地区休整活动，准备尔后配合三十军一部出凉州。如情况可能，占土门后或以三十军速出凉州或主力即向凉州地区集结，能靠永登，一部在平、大、土、红活动。 （丁）所过地区人、房、柴、水均极稀缺。平地开阔，全无隐蔽，最利飞机、骑兵活动。高山积雪，常起赤色风，每晚及其下半夜最冷，呵气成冰，较之莫斯科尤甚。无房不能宿营，重皮尚称不暖，各部衣服单薄，敌机朝晚活动，敌情又不甚明。为适应此情况，惟在调 动敌人，秘密出没，连日不得不长夜行军，致各部掉队甚多，疲劳增加，但士气极旺。现令各部尽力争取休整。大靖坝子人户约两三千，城三丈，颇坚固。大靖到红凉山四十里，再四十里古浪；到土门九十，中无人户；再到凉州百二十里，甚富足。” 从此电报可看出，敌主力围攻红九军是河西红军有意调动敌人的结果，目的是为了让右翼之红五军和红三十军能够迅速西进，尽快打通与远方的联系，取得援助。但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围攻下，红九军的处境就就变得相当凶险。西路军途经地区的现状，确实让人忧虑，而他们对凉州情况的估计，也未免有点主观。这时，西路军进军的主要目标之一依然是凉州。 同日，中央及军委致电渡河部队， “徐、程（陈）、李并转各同志： 甲、你们所部组织西路军。 乙、依照你们提议的名单组织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以昌浩为主席，向前为副主席，统一的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 丙、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临时改为西路军总指挥部，其组织照旧不变。” 这时，党中央及中央军委虽然同意河西红军组织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也收到西路军领导人的几次乐观汇报，但中央对西路军西进仍存有很大疑虑。 11月11日毛、周致电徐向前、陈昌浩： “甲、你们现在何处？情况如何？ 乙、由于河东还未能战胜胡、毛、王各军，妨碍宁夏战役之执行，我们正考虑新计划，但河东主力将与西路军暂时的隔离着。 丙、请考虑并电告下列各点：（1）你们依据敌我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的把握否？（2）如返河东有何困难情形？（3）你们能否解决衣服问题？” 由于没能及时收到西路军领导人回电，11月12日15时，毛、周又以同样的问题电询朱、张： “甲、河西徐、陈所部现进到何处？情况如何？ 乙、依据西面情况，他们有单独前进接近新疆的把握否？如遇困难要重返河东时有可能否？” 这里中央的意图很明确，如果西路军西进有把握，可以西进。如果西路军东返有困难，可以向中央汇报，以便拿出办法。但感觉中央这时更希望西路军东返。 第六章 大军西进，红九军兵殇古浪下 收到中央电报，陈昌浩主持召开军政委员会会议，听取大家意见。徐向前在会上列举了西进新疆的必要性：（1）可以解决西路军的战略靠背问题；（2）能拿到苏联援助的武器；（3）回过头来再打马家军，易如反掌；（4）对河东红军和友军，能起到有力的鼓舞和策应作用…… 讨论中，大家赞成徐向前的意见，一致认为东返与西进比较，困难更大。于是，会议决定西进。 这说明，西路军西进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集体决策的结果。 11月12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中央军委、红军总部： “甲、毛、周真（十一日）十一时电悉。此方情况今望详电总部。指挥部全部及八十八师今集大靖附近，靖城只马步青部祁旅残部。现时未进行战斗，正办外交中。八十九师全部今早出土门，我[九]军主力位于柴洼，截击松山敌一部，经过红凉山到古浪。 乙、马步芳部三个旅共九团，马步青三个旅共八团，二马主力约全数三分之二已受我打击，与我历次战斗中伤亡约在一千五百以上。其寺儿滩，景泰两处，遗弃伤兵实数致九百。但敌战斗力平常，战术顽强，指挥亦差。与汉回群众关系恶劣，军官都是回人，士兵三分之二为汉人。对马步青部应用统一战线，初有成绩，正加紧进行中。 丙、我们过河后共十余战斗，颇激烈，其伤亡约千人，弹消耗甚多，前夜两天因过荒冷地区落伍较多，现十分之八已归队。 丁、大靖、凉州地区人粮较丰，以后筹资扩红都有大的办法。现时即不能与主力互相策应，依据现在敌力我力估计，我们可以单独行动，完成任务。 戊、提议此方第一步以主力迅速进到凉州地区，以一部尽量控制土门、古浪，迟滞南敌，占领凉州地区后击敌；以一军进占永昌、大靖后，我第二步，如受着南敌压迫时，或后路受威协时，即主力拟进占甘州、肃州地区、并准备接通新、蒙和远方。现决在甘、凉、肃、永、民创立根据地，不在万不得已时不放弃凉、永。 己、对外与远方请中央即具体迅速布置，一切免失时机，最好第一，请国际与我们发生直接关系，并在新、蒙适当地点建立联络站。第二，要求中央与国际迅速多派干部技术人员来此工作；第三，请在华侨青年与新疆之东北义勇军中进行公开工作。 庚、对主力行动我们前天已有提议，对西路军行动望常详细指示，并常告各方情况。” 收到徐、陈来电，朱德、张国焘当日回电，同意徐、陈在甘、凉、肃、永、民建立根据地，但没同意他们调整红五军领导干部的请求。 “（甲）本日两电均收读，不胜欣慰。你们应利用目前时机在凉州、民勤、永昌、古浪、大靖地区形成巩固的新局面。 （乙）来电所说各点已电中央请求即办并电复你们。 （丙）振堂以不动为宜，仍任五军军长，将来有机会时他可到远方学习一时期。” 几天以后，朱德、张国焘针对毛、周询问西路军的情况电文回复：“我西路军已无再东渡可能。他们只有占领永昌、凉州地区，与新疆办好外交，背靠那方。” 同时，他们也流露出深深的担忧，提出“我们须急设法帮助和策应他们，因他们太孤立。并须急打通远方取得接济，至关重要。” 中央及军委领导人对西路军的行动方向也心存疑虑。 在11月1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红军行动方向主要是向东，预计明春过黄河。四方面军一部分已向西，能否调回来是个问题。现在我们的行动，都是脚踏两只船。最好是，向西的还是向西，向东的还是向东。如果向西不能达到目的，当然可以转向东。” 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致电“王明、康生、陈云转交国际”。落实共产国际的援助问题： “蒋介石部队已将红军主力与红军已渡河者从中隔断，渡河者现组成西路军，受徐向前、陈昌浩指挥，人数二万二千，令其依国际新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进。首先占领凉州地区，然后向肃州前进。请你们确实无误的准备从新疆接济物品，并以准备情形即电告我们。” 共产国际应该给予了中共中央肯定的答复，季米特洛夫的日记也证实了这一点。 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也确实认真从新疆方向准备了接济物资和接应人员。据季米特洛夫日记记载：1936年11月26日“在克里姆林宫，同斯大林谈话。”“同伏罗希洛夫谈对中国的援助。” 此时，中央领导心里似乎对苏联的援助有了底。随后，毛泽东、周恩来于11月15日电徐向前、陈昌浩 “（甲）同意你们向凉州进。 （乙）新疆接济正准备中。” …… 应当说，中央同意西路军西进，可能是在得到共产国际某种保证，在西路军和红军总部一再坚持西进的前提下做出的决定。这本身也不失为创建新的根据地的一种探索。关键是西路军领导人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打击和歼灭敌人。当部队面临危险时，领导应果断决策，及时摆脱险境。 关于西路军领导人要求与国际直接联系的要求，中央回复“直接与远方通电无密本，待将来解决，已电远方派人与你们联络。” 中央这时认为，西路军应控制战略要地凉州。 11月11日，红九军二十五师从干柴洼经条子沟进占横梁山。12日晨，红九军军部及二十七师到达横梁山。敌马元海率海南警备第一旅、第二旅及骑五师第二旅、一〇〇师六〇〇团等部及一批民团，从干柴洼追来。 横梁山位于干柴洼和古浪城之间，山峦起伏，沟壑纵横。红军迅速占领倪家岭、苏家梁、小石沟、倒仰沟等高地，修筑作战工事。十时左右，敌军进入红军的伏击圈。红军充分发挥山地战和近战特长，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敌人扔下大批尸体和辎重后，退向磨石沟、二郎庙、铁城台等地。 13日，马元海又率部与红军激战。当晚，红九军政委陈海松率二十七师八十一团沿黄羊川进军古浪城。14日，九军军部率二十七师向古浪县城进发。15日，第二十五师也转向古浪县城。 红九军在横梁山与敌激战三昼夜，击伤敌旅长韩起禄，击毙敌副官长马三彪、营长韩进忠及下级军官30余人，士兵、民团近400人。红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团长张尚达、医务主任杨少忠及数百名红九军战士牺牲，数十名伤病员被敌杀害。 11月13日晚，政委陈海松率领二十七师八十一团占领古浪县城东侧的东升洼和边墙洼。14日拂晓，八十一团向驻守古浪县城的敌军发起攻击，击溃守敌第一〇〇师二九八旅五九五团和西宁南川民团，攻占古浪城。 当日，红九军军部率第二十七师进入古浪县城，次日，第二十五师也抵达该城。至此，红九军两个师以及军直属部队6000余人全部进占古浪城 古浪城地处河西走廊东端，祁连山北麓，腾格里沙漠南邻，东达兰州、青海，西通凉州、甘州，是历史上兵家必争之地。 红九军进驻古浪县城后，根据此城东、南、西三面环山，北临平川，中间低洼的地形特点，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令二十五师驻南关，一个加强团防守南面的古龙山（南山）；一个团扼守东侧的古浪峡口、控制甘新公路，抵御东南面之敌；一个团防守西山口和西阳洼。二十七师驻守城东北的马家沿和北关一带。直属部队驻守城内，指挥部驻县政府。 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指各部队加紧修筑作战工事，军政治部主任曾日三则在军指挥部召开了各界人士座谈会，动员各界群众支援红军。 红军占领古浪城后，“二马”及国民党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严令马元海不惜一切代价夺回该城。 马元海立即纠集三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4个民团，近两万人马，绕道黑松驿、张家河、湖塘山、西山川等地，会集古浪城。马元海坐镇金家庄指挥。 马元海令骑兵第5师第2旅韩起禄部，直属手枪团马呈祥部及所属民团从暖泉进攻北关和西阳洼红军阵地；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骑兵第1旅马彪部和第2旅马元海部及所属民团，由西山川直逼古浪县城，或从南侧进攻西阳洼制高点，继而俯冲直下夺取县城；100师300旅600团马全义部及所属民团，攻打县城南面的古龙山阵地；骑兵独立第1团马步銮部、第2团马忠义部及所属民团为预备队，听候调遣。 11月16日拂晓，敌人用猛烈炮火轰击古龙山、西阳洼两处红军阵地。接着，马全义驱赶民团在前，部队在后，从西侧向古龙山猛攻。结果被红军打死打伤400余人，马全义亦被红军击伤。 马呈祥手枪团配合韩起禄旅从东北攻击西阳洼，马彪旅从西南俯冲西阳洼，多次被红军打退。 进攻西阳洼的马呈祥团又转而攻击古浪城西北角，被二十七师红军战士打死打伤300余人，二营营长马得良当场毙命。 17日，中央军三架轰炸机对北关红军狂轰滥炸，马元海也集中所有炮火猛轰北关红军阵地。随后民团在前，马军在后，向红军展开疯狂进攻。在此守卫的红军第二十七师依托外围工事和残塌城墙与敌展开激战。敌人人多枪多弹足，空中有飞机，以“人海战术”攻击红军阵地，红军被迫退入城内。敌人乘机从北关杀入北街一带，激烈的巷战开始了。 危急时刻，红二十七师一部突然从城外敌后杀来，将冲入城内的敌人分割围歼，夺回北街。 下午五时许，马元海继续组织骑兵和民团进攻。至黄昏，红军击伤敌手枪团第一营营长韩成德，击毙马军、民团200余人，红军阵地岿然不动。 11月18日，中央军三架轰炸机狂轰滥炸红军阵地。马元海督令民团在前，步骑兵在后，发动集团冲锋。后马敌用骑兵穿插，切断了二十五师指挥所与各团之间的联系。经一天激战，古龙山和西阳洼阵地红军指战员全部壮烈牺牲。 敌人占领古龙山和西阳洼两处制高点以后，大队骑兵从水关门直插红九军指挥所。军政委陈海松和参谋长陈伯稚带领机关干部向敌人杀去。100来支“二十响”的盒子枪同时开火，打得敌人掉头就跑。军长孙玉清命令交通大队和机关干部一部，由军司令部二科李科长和交通队张教导员率领，将另一股敌人打出城外。但由于遭敌骑逆袭，归路被切断，李科长及大部出击人员壮烈牺牲。 乘出击部队失利之机，敌人又从水关门冲入城内。敌人挥舞着马刀在街上横冲直撞，疯狂追杀。红军一些机关人员、卫生队员和伤病员惨死在敌人马刀之下。仅陕西会馆和金德鸿院内，就被敌军杀害100多人。 危急时刻，二十七师一部从北门、水门关杀进城来。突入城内的敌人腹背受敌，全线崩溃，仓皇退出城外。 敌骑5师直属手枪团马呈祥团第三营也向坚守城西北山腰碉堡内的红军进攻。红军最终弹尽粮绝，碉堡失守。 18日晚，红九军在三十军二六八团接应下，连夜突围，向永昌转移。 红九军古浪征战10天，历经干柴洼、横梁山、古浪城三战，击毙敌官兵2000余人，自身伤亡2400亦余人，红九军军政委陈海松受伤，军参谋长陈伯稚，第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第二十七师政委李明德、继任政委易汉文，骑兵团长黄高宏，军司令部二科长王少清，交通大队一排排长乔国军等同志，均壮烈牺牲。红九军元气大伤。 19日，马军进城后，将留在城内的红军伤员搜出后全部杀害。 红九军古浪受挫，让张国焘对西路军前景深感忧虑。他在《我的回忆》里面说道： “当时，西路军的败象已经显露出来，我们在同心城时即接到徐陈电告，谓我第九军在古浪为马步芳骑兵所袭击，损失惨重，伤亡在一千以上，他们说明这次失败的原因是指挥的将领们不谙对骑兵作战的战术，第九军的主力布置在古浪县两旁的高地上。大路上的防御工事做得不够坚强，防守的兵力也单薄。敌骑因为冲进古浪县内的街道上，大肆蹂躏，损失最惨重的是西路军总指挥部各直属机构，参谋谍报人员死伤甚多，侦查电台和其他通讯器材，散失殆尽，这简直是使西路军丧失了作战不可或缺的听觉视觉、以及一部份的神经系统。” 11月18日，西路军总部进驻武威城南陈家庄后召开会议，撤销孙玉清红九军军长职务，由西路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和原红三十一军参谋长李聚奎（李在长征中负伤，住四方面医院治疗，随医院渡河到河西）前往九军工作。 会议侧重从战术方面分析了红九军在古浪一战中失败的原因，着重追究了红九军部分领导的个人责任。但西路军领导成员没能从更深层次，更广泛的方面全面分析红九军失败的原因，比如敌我力量对比如何，西路军能否适应河西走廊地理气候，能否发动群众并获取群众支持，保证物资供应，建立根据地。西路军各部队之间战略配合如何，西路军西进有哪些风险等。这些都是事关西路军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这些潜在危险远比战术上的失误严重得多。九军的失利，应该说也是对西路军西进存在巨大风险的一次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