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浪花》 《心中有个太阳》 《七彩浪花》 蔡运生 目录 1、逍遥派——8 2、最新最高指示——13 3、响应号召——16 4、修仓房——20 5、跳“忠字舞”——24 6、战备物资——27 7、大寨田——31 8、狗哭了——33 9、看成都知青——37 10、耕抄地——40 11、春荒返销粮——43 12、买猪——45 13、种早玉米——52 14、抢收抢种——54 15、端阳节——58 16、小春分配——61 17、卖公粮——63 18、同学来信——66 19、当泥瓦匠——69 20、你们误会了——74 21、惩办凶手——78 22、他结婚了——85 23、大春分配——88 24、砍柴——90 25、鸡公车——93 26、科学种田——96 27、为啥子下乡——98 28、“知青歌曲”——101 29、“手抄本小说”——104 30、砍犁头——108 31、土豆烧牛肉——110 32、“祸根”——112 33、枪毙犯人——114 34、你是知青嘛——116 35、打猎——120 36、修战备公路——122 37、害病——132 38、嫁接桑树——135 39、李大志走了——138 40、我们要回家——140 41、绝不放弃——142 42、林彪事件——148 43、工农兵大学生——152 44、又没有走成——159 45、修水库——164 46、她招工走了——167 47、大招工停了——171 48、到农机厂——175 49、寄语——182 《心中有个太阳》 《七彩浪花》 蔡运生 许多电视台曾经播放过《年轮》、《孽债》、《知青部落》等，反映“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电视剧。这些电视剧的编剧和导演，没有真实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真实生活，没有真实反映知识青年心中的渴望和向往，没有真实反映当时农村生活的艰难困苦。让当代的年青人看了这些电视剧，不能了解当时知识青年的真实生活，不了解当年的那个时代，不了解当年的那种政治历史背景。用现代青年的那种对爱情的狂热、爱情开放和痴情不羁，来套映当年的知青生活。让大多数经历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生活的人，看后很不是滋味。 《七彩浪花》以亲身经历和见闻，真实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知识青年的真实生活，让现代人真正了解“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生活，让有知青经历或家中有知青的人能真正回味那个时代的生活。 “知识青年时代”是我国五千年历史长河中一朵七彩的浪花，她在中华历史长河中跳跃着、翻腾着，闪烁着七彩辉煌。新一代国家领导人中，有一部分也曾亲身经历过知识青年时代。让我们共同祝愿为祖国作出无私奉献的知识青年和她们的家庭，祝愿她们以后一切都好！ 《七彩浪花》（作者：蔡运生） 1968年12月22日，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发出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从此，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热潮。 这个运动热潮，从1968年一直持续到1980年。全国大约有近2000万城市青年学生上山下乡。当时任国家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局局长的赵凡同志，就有四个子女在插队当知青。还有大量的农村初、高中毕业生返回农村。全国共有4、5000万知识青年下乡或返回农村。受上山下乡的影响，社会上又出现了一些“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标语口号，强迫让城市里一些没有工作的，或者是“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家庭，被赶下了乡，到边远贫困山区去劳动改造。 那个年代是“激情似火的年代”，那个年代是“个人崇拜极致的年代”，那个年代是“全国山河一遍红”的年代，那个年代是有人利用宗教狂热，搞“个人崇拜极致的年代”。全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到处都飘扬着“誓死捍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要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为祖国争光，为毛主席争气！我们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毛主席的指示奋斗到底！”的标语、口号，震红了天地，震惊了世界。 早“请示”，晚“汇报”。手不离“毛主席语录”本，口不离“最高指示”。说话、做事首先要先背颂一段“毛主席语录”。 唱“忠字歌”，跳“忠字舞”，表演“革命样板戏”成了六亿中国人民的头等大事。 这些，当时还影响了全世界。 一、逍遥派（作者：蔡运生） 1968年12月23日清晨6点，道班陆班长准时打开了收音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歌曲刚一播完，播音员立即提高嗓门，“最新最高指示，最新最高指示！毛主席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紧接着，播音员又播发了北京、上海及全国各地，响应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连夜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表决心，呼口号，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自己，改造自己，接受毛主席的考验。很多地方立即组织召开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誓师大会”，很多学生踊跃报名，上山下乡，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1968年5月的一天，我来到班里最要好的同学季卫民家，想比较一下他自己动手装的三极管收音机，与我自己装的三极管收音机，谁的声音大，谁收的电台多。可见到他时，他却阴沉着脸告诉我，他的父亲天天“挨批斗”，甚至挨打。文化大革命已经两年了，看不见什么希望了。他父亲要他先回老家乡下去，万一以后怎样，他们一家人好搬回老家去。他的父亲是县里的主要领导，是“南下干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打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季卫民要走了，没有很多同学、朋友去送他，家里人也因怕消息泄露而没有人送他。他心里有说不出的悲伤和迷茫，他低着头，两肩交叉挎着两个大背包，没有说话，只有偶尔轻轻地摇头。惟有我帮他扛着大被盖卷，跟着他后面走着，脑海里也有无尽的悲伤。卫民不仅是我从小学到中学的同班同学，我们又是同班干部，我们还是长期互相帮助、不分你我的好朋友。他这一走，我心里就象失掉了什么似的，心里空落落的，有说不出的难受。 到汽车站了，我将他的行李放到客车顶部的行李架里。季卫民双手拉着我，不停地摇着，没有语言，只有偶尔的摇头又点头。这是无声的语言，只有他和我知道这摇头又点头所包含的内容。 汽车开动了，我们俩都摇着手向对方告别。汽车已经没有了踪影，只剩下扬起的一道灰尘，我还站立在那里，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由于厌倦了“文化大革命”的派系“武斗”，加之家里经济拮据，还有同学季卫民的回老家乡下。我脑海里有了远离城市，逃避去当文革“逍遥派”（不参加派系武斗.）的想法。听说省养路段各道班，因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人上班养路，各道班需要大量的临时工养路，我便与两个同学一起，来到距离县城十七公里的米家弯道班。道班里原有十四名工人，因一些人“脱产”闹“文化大革命”，班里只剩下八个人，又因班长经常要参加段里的学习，班里实际只有七个半人工作，要养护十公里的国道是很困难的。要知道，当时只有肩挑手挖的人工养路，没有任何机械。陆班长见我们三个学生都是十七、八岁的年青小伙子，非常高兴，欢迎我们来养路，并将零工工资由28元给我们提高到30元。我们当然非常高兴，要知道，当时县里干部的平均工资只有24元。 道班里的工作、生活跟学校里一样，很有规律。早上六点起床，六点半吃早饭，七点出工，十一点收工。下午两点出工，六点收工。晚上班长组织学习毛主席语录，学习“老三篇”，听收音机播放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 道班养路还是很辛苦的，不论风吹下雨太阳晒，每天都要扛着铁铲、锄头、十字镐、撮箕、水桶等工具，到工作面上。先要挖开路面上被汽车轧碾出的坑凹，灌上水，铲来碎石添满坑，还要高出路面，再撒上泥土，泼上水，让汽车反复压轧后，让其与路面一样平整。陆班长经常告诉我们，养好的路面应该象青瓦片一样中间高两边低，象青瓦片一样光整，才是好的路面。 每天下午收工，在回道班的路上，我都喜欢唱“打靶归来”那首歌，我一唱，道班工人也都跟着唱起来：“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胸前红花映彩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咪唆啦咪唆，啦唆咪哆唻，愉快的歌声满天飞。歌声飞到北京去，毛主席听了心欢喜，夸咱们歌儿唱得好，夸咱们枪法数第一。咪唆啦咪唆，啦唆咪哆唻，夸咱们枪法数第一。”。不要说，干了一天活，都很疲倦了。可是，大家一唱歌，心情愉快了，精神振奋了，一天的疲倦也都消除了很多。远比那些搞派性斗争，搞武斗的人充实多了。 23日早晨刚要出工，早班汽车就给带来了通知，要陆班长立即赶回省段学习。我想，这一定是要立即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啦。 果然，晚上，陆班长回来后，立即组织传达会议精神，要立即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让知识青年立即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班里立即给我们结清了工资，要我们第二天回县城，准备下乡。 在道班里的几个月里，我跟班里已经有了一定的感情，我就试探着询问陆班长，县里准备组织知青集体下乡还是自己个人下乡？陆班长告诉我，县里刚成立“县革命委员会”，这是一个新生事物，谁也没有经验。成都、重庆的知青也可能要下到我县来，本地知青就自己联系下乡。 我告诉陆班长：“我父母不是本地人，我农村没有亲戚，不知道下到什么地方好？” 陆班长胸有成竹地说：“我们养路的文家湾六队就是一个好地方。它是两匹大山相连形成的一个山窝窝，后面有高山为依靠，树木多，柴草多，水多。前面是两匹大山夹着一条小河沟，中间一个大坝叫百草坝。这里一年四季又旱不到，又涝不到，啥子粮食都出。文家湾在公路边，交通比较方便，走路进城三四个小时就进城了。搞武斗是绝不会打到这荒山野岭来的。这是一块宝地，我原先就动员我的家属搬迁到这里来，她因为娃儿小，搬迁来人生地不熟，娃儿不好照顾，就没有搬迁来。你自己明天回家时，顺道去看一下嘛！”我心里非常高兴，非常感激陆班长。 第二天，我们步行回县城，我就顺道到文家湾百草坝去实地看了一下。文家湾六队百草坝，是靑梁和飞凤山连接而形成的一个山窝窝里。站在百草坝里，它背靠老君山，东面是青梁，国道108线从梁上穿过。西面是飞凤山，百草坝中有近百亩旱涝保收的良田。一条小河沟从百草坝中静静地流过，两边山坡上是片片的梯田梯地，被当地人叫作椅子弯型，寓意会出大福大贵的人。 路过一户农家时，我看见一个老大爷在收拾柴草，就顺便问了一句， “老大爷，你们这里咋个叫百草坝呢？” 老头儿头也不抬，自信地说：“我们这里谷子、麦子、苞谷、红苕，啥子都出，啥子都产，你晓得吧，就叫百草坝。” 我听了心里满是高兴，内心甜滋滋的，感谢陆班长给我的指点。 二、最新最高指示（作者：蔡运生） 回到家里，听见街道里、县城中，到处都用高音喇叭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等歌颂毛主席的歌曲播唱后，立即播出最新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每天从早上六点一直播放到晚上十点过，反复播放，不停地播放。县革命委员会已经组织了县城机关、单位、厂矿、企业、学校、居民段组等社会所有成员参加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动员大会”，会上宣读了“最新最高指示”，动员并强调了每个中小学生，都必须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又按排了几个学生代表发言，要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接受祖国的召唤。 县城古城墙上、街道两旁商店门口、所有建筑上、各机关单位，厂矿学校,里里外外都贴满了大幅标语，“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祖国的召唤！”，“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革命青年，志在四方！”，“广阔天地炼红心，扎根农村志不移！”，“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累不累，看看革命老前辈！”的标语铺天盖地，笼罩了整个小县城。 各居民段组立即挨家挨户地核对户口，查看落实各家应下乡的人员，数量，登记造册。然后每天组织人敲锣打鼓，到各家各户去催促、督促办户口迁移下乡。当时，各方面都在暗示，只有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后，才有可能安排工作。强大的宣传攻势和强大的政治攻势，迫使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年代，谁要是不听毛主席的话，不按毛主席的指示办，就会立即受到“无产阶级专政!”。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和当时的形势，只要有下乡对象的家庭，都忙着联系亲戚朋友，送子女下乡。 休息了几天后，看见学校里已经有很多同学都办了户口迁移，已经下乡去了。加之居民段组，天天都上门来催促下乡，我只得向母亲提出准备下乡到百草坝去的打算。母亲含着眼泪哭着说，“孩子，这都是没有办法了。别人贴大字报说你老子有十个全县第一，属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你老子被送到了‘五七’干校去劳动改造。工作干得好有什么错嘛？现在你又要下乡去，这都是没有办法的事。你下去以后，要向农民多学点本事，以后才能养活自己。你还是把课本都带上，幸许还会有有用的时候。”听了母亲的话，我的眼睛也湿润了，泪花在眼眶里打转。快十八岁了，我还是第一次远离父母，到农村去。以后的生活、劳动，一切都要靠自己了。 母亲帮我把被盖卷打好包，又将要穿的衣服、鞋子一样一样地交代给我，然后装进包里。最后将一把口琴和一包用粮票和钱买的饼干糖装进包里，（要知道，当时饼干糖已经是最好的饮食了。）说：“肚子饿了就悄悄吃一点，遇见不顺心的事就吹吹口琴。一定不要发脾气，要学会自己独立生活。”说着，母亲又流下了眼泪。我帮母亲擦掉眼泪，说，“妈！您放心，我已经是大人了！”可是，我心里的确是酸酸的，空空的，没有底，不知道自己独立生活会怎么样？ 第二天早饭后，母亲又给我三十块钱，说：“你下乡去要安一个家，需要买很多的东西，带上一点钱，看着紧要的买，不可大手大脚的。”母亲说完，就红着眼睛，上班去了。因为必须赶在上班前，单位要集体学习“最高指示”。 三、响应号召（作者：蔡运生） 我背上被盖卷，挎上衣服包，揣上户口迁移证，走路步行二十里皇柏山路，到凉垭公社去报到。因为前面已经有“知识青年”下到这里，公社干部立即给我办了介绍信，要我自己到文家湾六队去报到。我又背上行李，又走了十多里山路，才来到文家湾六队。找到生产队长时，我已经累得疲沓嘴歪，精疲力尽，没有一点儿力气了。 我将公社的介绍信交给队长，队长看了介绍信后，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然后说：“我们已经开过会了，你歇一下，我带你去看看给你安排的房子。” 我哪里还要歇气哟，一下子爬起来，就跟着队长去看给我安排的房子。走过一道道弯弯曲曲的地盖，又走过几道田坎，来到百草坝里。队长指着那一处大三合院说：“这儿叫新房子，住了五户人家。这个大四合院，住了六户人家，叫新院子。新院子解放前是弟兄两修的。解放初期，老大划为了地主分子，被镇压了。房子分给了四户贫下中农。老二划为了上中农，他家房子多，你就住他的房子。我心里一下子明白了，队长要我注意划分阶级路线。 进了新院子一看，院子正面是五开间加偏檐。院子内全是立木群板房，周围和隔墙都是土墙。正中堂屋和正房门的上面，都是圆弧形门窗。两边厢房也是五间，正中的那两间是两间双扇门大圆门房子。院子正中是一个长方形天井坝子。队长推开一大圆门，进到屋里说：“这就是给你安排的房子了。”他当时还非常得意，非常满足的望着我。 我四下一看，这房子到处都因烧柴烤火被熏得乌黑发亮，房子里唯一一件家具也是被柴火熏得又黑又亮的木柴床。心里一下子凉透了。我看着队长，只得勉强笑一笑。队长本希望我夸奖他几句，可一见我的表情，就干咳一声说：“你在田边去晒十个稻谷草好铺床，中午在这里房东家吃饭，午饭后你到乡上去买一些锅、碗、瓢、盆、米、面等生活必需品。下午我安排人给你打个灶。你烧柴、吃菜到集体养猪场去拿。” 听了队长的安排，我心里一下子好多了，忙说：“谢谢队长了！” 队长听了，也就高高兴兴地走了。 中午放工了，院子里的女人们就忙着淘菜、煮饭、做家务；男人们有的做做家务，有的在烤火，有的就抽烟或躺在床上休息。我跑到房东家黑洞洞的灶房里，自报家门说：“队长要我在你们家吃午饭。”灶台前半天才发出“晓得了。”的声音。我仔细一看，男主人正坐在黑洞洞的灶房里灶台前烧火煮饭，要不是灶膛里反射的火光照着他，我真还没有看见他呢。我就顺手拿个小板凳，坐在厨房里。女主人回来了，她一边洗手，一边问我：“你是县城里的？家住哪里？”我将家里的情况大体说了一下，又将生产队长给我的安排告诉他们，心里还乐滋滋的。女主人说：“你们没有下过乡，乡下的农业生产，耕田耙地，栽秧打谷都不会，连乡下生火煮饭洗衣服，你们都不会，下乡来一切都要自己做，很恼火！”她说的是真话，我心里又有一点难受的滋味了。 吃饭了，男主人端来一张小方桌，放在他们平时烤火的墙角，那里还有一堆烤过火的柴灰。女主人端来饭，我一看，是玉米膏膏，里面放了一些红苕和酸菜。女主人问我，你吃得来酸菜吧？我说，吃得来。我实在太饿了，也不顾饭烧，呼呼呼地就喝下一碗，这时我才发现没有炒菜，连下饭的咸菜都没有。女主人叫我自己舀饭，多舀一点红苕。我在锅里一搅，只有三块红苕了，还有很多稀膏膏，我只舀了一块红苕，一满碗稀饭，又一气吃完了（我平时在家只吃一小碗饭）。 女主人说：“你要到公社去买家具，锅碗瓢盆水桶，油盐酱醋煤油样样都要，还要买米面。锄头镰刀等农具你就不要买了，你一次背不回来。”我立即用笔将要买的东西一一记好，背上在她家借的背兜就往公社跑。 公社座落在古蜀道上，原来是古蜀道上的一个古驿站。它是在山脊上的石头梁上修建了几十间房子，住了二十几户人家的一个小场镇。场镇的街道、房屋都是建在石头梁上的。供销社，是公社乡场上最好的房子，是乡场上唯一的砖木结构房子四间。一楼一底，下面是供销社卖货的铺面和仓库。楼上面是住宿和信用社。我按照事前记好的纸条，我买了二十斤米，十斤面条（当时的政策是，知识青年每人供应半年粮食，每人每月三十六斤粮，每月四两【十六进制】菜油，一斤肉。待小春分配后，随生产队一起分配，国家不再供应了。），然后将锅碗瓢盆全部买了，已经是很大一背兜了，沉甸甸的。我背上背兜，又飞快地赶回“家”。 回到“家”里，生产队安排的人已经将土灶给打得快好了，只等我的锅放上，再细做一下泥水活就好了。我放下背兜，也顾不上肩膀痛，就立即收回稻谷草忙着铺床，又在靠床的墙壁上贴上白纸。打灶的社员已经打好泥巴土灶，又抱来了柴火，要我试一试灶能不能用。这时我才发现，自己没有买火柴，就借他吃烟的打火机点燃柴火，一下子，满屋子都是烟火，将两人呛得直往外跑。我喘着气说：“我又要在里面住，又要在里面煮饭，一间房子，你得给我想一想办法。”他说：“这房子这么高，上面又有楼，后面又有偏搭子（房子），没法子立烟囱，只有将就着。只要能生火煮饭就行。”说完他就走了。 这时候，天已经黑了。女人们就忙着煮饭、带娃儿。男人们都忙在自留地里，半大的娃儿们就等着吃饭了。我已经筋疲力尽，浑身疼痛不已，真希望一倒下去就睡了。可是，我还没有吃饭，我明天还要去出工。我疲惫地睁开眼睛，看见院子里各家各户都点着小油灯，这时我才发现，自己连小油灯都没有买，晚上怎么办呢？心里一下子难受起来。在家里，再苦再累，回家有饭吃，没有那么多的事情。就是家在农村的同学，回家后都有热饭吃，有一个能照顾，能够体贴自己的“家”。我们下乡后，什么都没有，一切都要自己做，心里不由得产生悲伤。 这时候，房屋女主人从门前走过，看见屋子里黑洞洞的，就说：“你有灯有油吧？点个灯吗！”我只得老老实实地说：“我买了煤油，忘了买灯了。”她说，：“我给你拿个油灯来。”就踮着半缠的小脚，一会儿就拿来了一盏油灯。这油灯其实就是一个不大的药瓶，在瓶盖上钻了一个洞，插上一根用铁皮卷的细铁管，中间穿上棉线，瓶里再装一点油，棉线有了油，用火一点就亮了，这就是当时广大农村和乡镇用的“灯”。有一些交通不方便的山区，因为煤油运不进去，当时还是用的桐油、灯草点“灯”。 有了灯，有了光明，我又来了精神。提着水桶，摸黑跟着院子里淘菜的女人去提水煮饭。 我先烧了一盆热水，又一边煮饭一边擦澡。这时我才发现，两个肩膀又红又肿，还有几条血绺子，一见水就更加疼痛。我咬咬牙，迅速洗完，又洗了脚，吃了稀饭。待我洗完锅碗，才听见热闹的院子里早已经静悄悄的。还有那几点灯火告诉我，男人和小娃儿都已经睡觉了，只有女人们还在喂猪，做针线。我老早就疲惫不堪了，关上双扇圆门就倒床睡觉。 四：修仓房。五：跳忠字舞。六：战备物资 四、修仓房（作者：蔡运生） 还在睡梦中，我就听见有人敲门，一骨碌翻身起床，还未开门，就听见房屋男主人说：“今早铲田盖，门口有锄头。”我打开门，人已经走了，只剩一把锄头。我一看，天才蒙蒙亮，就出早工了，捞起锄头就去赶出工。当锄头扛在肩膀上时，肩膀立即疼痛起来，我只得又拿在手里。 到了工地，队长说：“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我们学习大寨，搞‘四面光’，把田盖、地盖都铲光。”我看见大家怎样铲草，自己也就学着怎样铲草，并且尽量加快速度，跟上大家。 放早工吃早饭了，我忙着回家煮早饭。院子里小娃儿已经趴在门槛上、院坝阶沿边吃早饭。出工的人们洗完手脸，也端着碗坐在院坝阶沿上吃饭，他们都有老人或女人在家做饭。我顾不上其他，先点火做饭，然后舀瓢冷水洗手洗脸。因为没有烟囱，灶里不能加柴多了，多了满屋子都是黑烟，呛死人。柴加少了，灶里又要熄火。待我将饭煮熟，队里又在喊出工了。我不顾一切，三刨两咽地将稀饭倒了一碗在肚子里，又跟着大家去出工。 队里要在晒坝边修仓房，我想，打墙修仓房我应该去学习，就跟着去了。打土墙，修仓房，每个枷板要两个人筑土墙，一个人挖土刨土，一个人提土上土，一个人背土倒土。队里四架枷板，二十多个主要劳动力上阵。 我去了就去提土上土，背土的是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年青人，一问才知道他和我是同年同月生的，叫文世虎。我们一下子就亲热起来，成了好朋友。他说：“你们没有劳动过，你提一上午土，手杆会又肿又疼。你提一阵子就换着背一阵子。” 我说：“我的肩膀已经肿了。” 他说：“那就换着刨土，干一阵子交换一下，才不会累着。” 我当然非常乐意，一切照办。他一边背土一边告诉我，他家住在新房子里，挨着新院子，和我住得很近。他家只有父母三人，弟弟已经抱给了幺姑家。他告诉我，这个村子大多数都姓文，所以叫文家湾，他们队里除两户迁移户是外姓，全部都姓文。他又告诉我，他们的字派是“元、明、世、绍、朝——”他还告诉我，“大房出长子，幺房出长辈。”。他给了我当地的很多家族和当地的情况及常识，我非常高兴，这对我今后的生产和生活很有帮助。 中午放工了，我想起应该去弄点蔬菜，准备做午饭。爬到山上集体饲养场（也就是集体养猪场），看见集体饲料地里，稀稀拉拉地栽了一些小莲花白菜苗，长得好的是牛皮菜和青菜。就一样撇了一些，抱回去慢慢吃。回到家，锅里还剩着早上没有来得及吃的稀饭，已经巴在锅里干了。我也没有时间来欣赏它的形像，两三铲子铲进碗里又忙着煮中午饭。因为米和水没有掌握好，干饭煮成了干稀饭，又煮多了，剩了一大碗。还好，加上剩的早饭，晚上烩在一起就又是一顿了。 中午时间较长，我吃完饭后，就观察、走访院子里各家各户。了解到，挨着我的两家是两兄弟家，老大家是两代三口人，老二家是三代七口人，是中农成分（这是队长告诉的）。对面四家人全是贫农，文绍华家是三代九口人，文绍荣家是三代七口人，文绍富家是两代六口人，文绍贵家是两代五口人。各家各户只有一两个人劳动，多是小娃儿和老人。妇女多为集体放养一两头耕牛，男人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院子里小娃儿看见我吃饭后，有时看看书，有时哼哼歌，有时吹吹口琴。都爱到我屋里来玩，喊我“才哥儿。”。他们相互之间只喊小名，什么“暪娃子”、“痞女子”、“丑娃子”、“幺女子”等等（据他们说，小名安痞一点，娃儿才好养大）。小娃儿们做作业，写字，多爱到我屋里来做，问我一些不懂的问题。我当然也乐意给他们讲解。 一天，修仓房筑土墙的一个社员请假出门了（走亲戚），那一架枷板少了一个人筑土墙，其他几个人都没办法，看见就要停工了。我说：“我来上枷板，筑墙。你们喊一个人来提土就行了。”大家把我看着问，你会吧？我满有信心地说：“你们放心，没有问题！” 其实，我这几天都仔细地观察注意过他们筑土墙。我看，筑土墙的主要要领：一是筑墙时一定要将挨着墙板的三面筑紧筑踏实。二是掌握枷板头时，枷板先要上平，枷板头的中垂线一定要垂掉在枷板中线上，不能有歪斜，不能有差错。三是取掉枷板后，一定要将上下接缝处捶打平实，捶打光整。四是筑土墙时，每一板中间都一定要加墙筋，土墙之间才有拉扯，才容易连成一个整体。 我在众人怀疑的目光中上了墙，立即开始筑墙。我在筑土墙时，非常注意将枷板两面的土夯紧夯实，然后再将枷板中间的土夯实。在夯筑时，还要注意与同一枷板上打夯筑的搭档打出节奏来，别人一听那打夯筑的声音，就知道你们打墙配合得好不好，是否是打墙的老手。一板墙打好了，一个人去按枷板，一个人就要去打耳巴子。掌枷板头的人要安枷板，安枷板的人要在猫眼里先插入两根枷枷板的木棒，将枷板放在木棒上，要将枷板垫平垫稳，一定要使枷板头上的中垂线垂掉在中线上。然后再将枷板枷好，枷好后，再检查中垂线是否垂在中间，如果有偏差，再调整一下。不按墙枷板的人，就拿木头耳巴子，将已经打好的土墙的上下接缝处锤平打光，锤打得看不见有接缝。只有这样，土墙才结实，才美观。半天下来，和我搭档的是队里筑墙的老手文世明，他在队里是高辈子，又时常给别人打土墙，修房子。 他下了墙体才说：“你还可以，有眼窍，有法上墙。” 这对我打土墙是一个极大的肯定。生产队长听了，高兴地说：“老才，你以后就天天给我们筑土墙，修仓房。” 打那以后，大家也就开始认可我了。我这才属于队里的正式劳动力。 队里修的五间仓房，土墙已经打上了楼嵌以上都一人多高了。队里修的是二丈八高的两层仓房，计划楼下集体堆放刚收回来的湿粮食，楼上堆放晒干风干了的干粮食。 开始打垛帽子了，修土墙房子打垛帽子很危险，垛帽子四面没有拉扯，摆动很大，打得不好会连人带墙垮下来，将人砸伤砸死。文世明要队长将我们四个年青人撤下来挑土，由他们四个中、老年人去打垛子。少了两架板，又是打垛子，速度慢了一多半。可他们却慢调斯理地一边打墙，一边抽着兰花烟。每打好两层垛子，就要放上木头檩子，才有拉扯，使垛子减少摇摆。四天下来，六个垛子打好了。我从下面一照，六个垛子不偏不歪，很是漂亮。 五、跳“忠字舞”（作者：蔡运生） 一天上午，我们正在平晒坝，来了两个青年人来找队长。因为同是一个小县城的，我一看就认出了，说：“你是尤平安！”。 他又惊奇又高兴地说：“你是好久来的？” 我说：“才来了几天。” 尤平安接着介绍说：“她叫伍秀蓉，家住县城南门外。我要下到这里来，碰见她找不到地方，就跟我来了。” 队长看了公社的介绍信，眉头皱着说：“我们原来只准备接收一个知青，只安排了一间房子。你们又来了两个人，我们没有房子安排。” 尤平安看看队长，立即灵光地说：“我舅舅叫文绍明，我住他那里。” 队长听了这话，眉头才放松了，他想了一阵说：“那伍秀蓉就先住我那里，我给腾一间房子住。”问题一下子解决了，大家都很高兴。我当然更高兴了，三个知青在一起，就更有说话的了。尤平安住在他舅舅家，是在下边小河沟边，距离我有一公里远。伍秀蓉住在梁上公路边队长家，距离我有五百米远，我们三人的住处成一个三角形。在当时，我们还算是比较好的了。 他们来了以后，我们有三个知青了，高兴了，我们一边劳动，一边唱歌。当时我们最喜欢唱的，也是当时最流行的歌曲是《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歌词是：“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红太阳，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给您唱。千万颗红心，向着北京，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敬祝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我们还喜欢唱《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这是全国当时最爱唱的两首歌，也是“文化大革命”最流行的两首歌曲。其歌词是；“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从草原来到天安门。无边的旗海红似火，战斗的歌声响入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领导我们闹革命。敬爱的毛主席，不落的红太阳，草原上人民忠于您，永远革命志不移。红彤彤太阳从东方升起，金色的阳光普照大地。为什么太阳这样暖，为什么幸福热泪流不息。因为我们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敬爱的毛主席，不落的红太阳，草原上人民忠于您，万岁万岁毛主席！敬爱的毛主席，不落的红太阳，草原上人民歌唱您，万岁万岁毛主席！” 一天，生产队长从公社开会回来，立即召开队干部会议。队长、副队长、民兵排长、会计、妇女主任，还有我们三个知青参加。队长传达了公社会议精神，说：“全国已经掀起了天天早晚‘唱忠字歌，跳忠字舞’的高潮。我们公社也不能落后，每个生产队每天都要跳‘忠字舞’，唱‘忠字歌’。公社要进行检查，以后还要进行比赛，看哪个队‘忠字歌’唱得好，哪个队‘忠字舞’跳得好。这是全国当前最大的政治任务，我们队绝不能落后。但是，我们队没有会跳忠字舞，会教忠字舞的人。现在大家都发言，看想个什么办法，找谁来教我们。” 看着大家都想不出办法，我发言说；“伍秀蓉和尤平安以前是宣传队的，他们跳舞唱歌都没问题，由他们来教就很好。” 尤平安说：“这是教农民，他们一点儿基础都没有，咋个教？” 队长说：“只要大家都来参加，我们在前面学着跳，他们在后面跟着就行了。”大家都同意。 第二天清早，生产队长挨门逐户地将七八岁到七八十岁的人，全都喊到了晒坝里。人们乱糟糟的，小娃儿多数都没有睡醒，哭的哭，闹的闹；老婆婆、老大爷也不高兴，还有一些小脚脚老太婆，走路都一拐一拐的，还要他们跳舞，没有办法。队长首先讲话，强调了这是政治任务，大家都必需参加。尤平安和伍秀蓉就在前面教，一边唱，一边跳，“红太阳照边疆，青山绿水披霞光，长白山下果树成行，海兰江畔稻花香。劈开高山，大地献宝藏，拦河筑坝，引水上山岗。哎咳，延边人民斗志昂扬，军民结合建设边疆。毛主席领导我们胜利向前方。”我们也跟在前面一边唱，一边跳。一些小娃儿来了精神，围着我们看；一些读过小学的中青年人，嘴里跟着唱，手还能一比一舞的，多数人都抄着手看。这可难维了那些老大爷和老太婆，特别是那些小脚脚老太婆，他们平时走路都是颤颤兢兢、偏偏倒倒的，要他们跳舞不更是难维他们嘛。队长要他们跳起来，他们真叫丑态百出，惨不忍睹。 后来，根据上面的安排，每天晚上，队里就组织社员学习毛主席语录，然后再学习唱“忠字歌”。每天早上就跳“忠字舞”。谁早晚缺席了，就要扣工分，严重的就要挨批斗。 跳“忠字舞”持续了多半年就停止了。可读毛泽东著作，读毛主席语录，读老三篇，绣毛主席像，带毛主席像章，唱“忠字歌”，唱“革命样板戏”却风行了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 六、战备物资（作者：蔡运生） 队长来传达全县及公社会议精神，“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我们学习大寨，要落实在行动上，要学习大寨战天斗地，改造山河。公社要我们在黄土坡上改土造田，造大寨式的梯田。要搞成样板田，要全公社都来参观学习。现在大家出主意，大寨式梯田怎么搞？” 副队长发言说：“说得到都是好，改土造梯田，要开石头，扎石墙，我们一没有钢钎、錾子，二没有炸药、雷管。光靠手去掏，得行吧？” 这可是点在要害上了，大家都表示赞同。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嘛。队长这时候也没有了主意，他停了半天才说：“这是公社决定了的，我也顶不住。全公社都没有钢钎、炸药，大家还是另外出点主意嘛。” 大家都没有好的办法，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我试探着提出：“你们到公社去开一个学大寨改土，要买钢钎的证明。我跑县供销社农资部去碰碰看。” 队长听了，如获至宝，说：“我这马上到乡上开证明！”说完就往公社跑。 下午快放工了，队长把公社的介绍信交给我，说：“公社说，希望不大。他们已经打电话给农资部了，农资部说，这是‘战备物资’，是‘专项供应’。很可能没有希望。不过，你还是去试一试，万一又买到了，那就解决大问题了。” 当我在队里拿了钱，天已经快黑了，就立即往县城跑。 第二天一早，我就赶到了农资部，他们还没有开门上班，我只得在大门口等着。农资部以前的书记（当时，各单位领导有的成了走资派，有的靠边站了。）老苟来开门，看见我就问：“你是学校才老师的儿子？跑我们这里来干啥子？” 我说：“是的，我现在下乡当知青了。公社要求学大寨，赶化林。给我的任务是买回钢钎，好造大寨田。”说完，我拿出公社证明给他看。 老苟听了，笑一笑说：“这是‘战备物资’，控制得很严，买不道。” 我说：“这是公社交办的任务，买不道，我回去不好交代。” 我就第一个站在开票处窗前，等着开票。开票的一位中年女同志来了，她打开门窗，头也不抬地问：“你是剑川中学的学生，跑到我们这里来干啥？” 我忙解释说：“现在的学生都下乡当知青了。凉垭公社学大寨，赶化林，要改土搞大寨田。专门派我来买钢钎。” 那女同志笑了笑说：“他们已经给我们打了电话了，我给他们解释了，这是战备物资，国家管控很严，只有专项供应，不能随便买。你回去吧。” 说着，就打起电话来。 我听见她摇通邮电局，要邮电局给她摇通（当时的电话是手摇机，还必需通过邮电局插接才能接通。）化林大队，待化林大队有人接电话后，她才告诉化林大队，国家为支持化林大队农业学大寨，专门调拨半吨六棱钢给他们，可以做錾子，做钢钎。要他们立即带上现金来买。然后又给龙岭区打电话，调拨给龙岭区600公斤六棱钢。摇了半天才摇通龙岭区，龙岭接到电话，却很不耐烦地说，我们这里正在搞批斗，没有人，也没有钱。气得那女同志冒烟烟。她摔下电话，气得大嚷，“我摇了半天电话才摇通，他还发脾气，没有钱。要是不是上面定了的，我才懒得给你们打电话呢。”我看她正在气头上，就一直站在窗外等着。 快到中午了，我看那女同志气已消了一些，就说：“同志，你专门调拨给他们龙岭区钢材，他们还不来买，他们学习大寨就是不积极。我们学习大寨就是积极，我们是拿起钱来买不道钢材。请你将他们不要的钢材分给我们嘛。” 那女同志根本就不理我，好象没有听见一样。我很无奈地看看坐在她对面的老苟。老苟同志也看了看我，低声说：“这年青娃儿才下乡去当知青，也是很难的。就给他一根嘛。” 那女同志老半天才对我说：“你跟我去称一根，只称一根，有多少是多少，称了再付钱。” 我听了这话，真是万分感谢。我都以为没有希望了，白等了一个上午啰。现在答应给我一根，我就能够回队交票了。我急忙跟着她到仓库里去称了一根六棱钢，38公斤多。开票付款后，我连声说“谢谢，谢谢！”，然后扛上钢材就走，心中说不出的高兴。 这根六棱钢，有五米多长，六个棱面都是两公分宽。扛上它只能走公路了，走皇柏大路，要爬坡上坎的，有的地方就转不过。又有柴草荆棘档着，无法换肩。我将这38公斤重，五米长的六棱钢扛在肩上，就往生产队走。一开始，由于买道了钢材，心里高兴，一支手掌着钢材，一支手甩得老高，大步流星似的在公路上跑。脑海里想着今天一定能交票了，心里乐滋滋的。嘴里还哼着：“北京有个金太阳，金太阳，照得大地亮堂堂，亮堂堂。啊——那不是金色太阳，那是领袖毛主席发出的光芒——”走一阵，哼一阵。右肩扛累了就转换到左肩，左肩累了就又转到右肩。那钢材就象给我添上了翅膀，真有一下子就能飞回生产队去似的。 可是，走了十多里路后，两个肩膀开始痛起来，我一看，两个肩膀都压肿了。仔细一想，这根钢材只有两公分宽的面积，七十多斤重，压在肩上的面积太小，两个肩膀都压了一个槽，怎么能不痛呢？悟出了一点儿道理，我立即脱掉衣服，将钢材包裹起来，特意加宽肩膀的受力宽度，加大受力面，然后再扛上走。一边肩膀扛累了，就将钢材一头放在路边高处田地埂上，换一个肩再走，再也不敢在肩上转来转去了。走一阵，肩膀又疼起来，两条腿杆也重起来，只得坐在公路边上歇气。这时，刚才高兴的劲头一下子就没有了，脑子里开始思考为啥子今天会犯这样的错误？这个错误是不应该犯的。 歇了一阵，又得扛着钢材继续走。两个肩膀都钻心的疼痛，两条腿杆也打橵橵了，我的嘴巴可能都疼歪了，真不想再扛这钢棒了。可是，已经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才搞到的钢材，总不能扔下不要了吧！回去以后又怎么交票呢？还是得咬着牙，拼命扛回生产队。 距离生产队还有不到两公里路了，我的两个肩膀肿得象两个大面包，连衣服挨着都钻心的痛。我心里埋怨起自己来，怎么会扛上这么个差事，这不是自找苦吃吗？可是这时，说什么都没有用，还得将钢材拿回队里。肩膀再也不能扛了，我只得用双手将钢材拉着，拖着、磨着、拽着往生产队方向挪，一步又一步，一寸又一寸地挪，这真是没有办法了啊。 好不容易拖到了生产队的地界，我将钢材扔在文绍明的院子里，将衣服提在手里，一摆一跛地回到生产队晒坝里。队长看见我这个狼狈样子，忙问我，“怎么样？有希望吗？” 我很不太高兴，几乎哭丧着脸说：“我的两个肩膀肿得象面包了，都在渗血了，两条腿杆也痛得钻心。你叫人到文绍明院子里去扛。”说完，将发票和剩余的钱丢给队长。 队长他一下子高兴起来，也顾不上我的态度如何不好，笑着说：“我自己去扛。”说完就跑了。 文世虎连忙跑过来，看了看我的肩膀，说：“你的肩膀全都肿了，都渗血了，明天没法做活路了。你们哪里吃过这样的苦，受过这样的罪嘛！”我心里也有更多无奈的悲伤和钻心的疼痛。 “红卫兵成都部队”的（“红卫兵成都部队”和“8.26红卫兵革命造反兵团”是成都文革中的两派对立的组织。）一个主要头头，上山下乡到了当时的川东奉节地区巫溪县当知青。巫溪县是川东典型的边远山区贫困县，位于川东大巴山脉与鄂西神农架间，幅员4030平方公里，近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山地，高低落差达2660米。全县主产玉米、红薯、土豆等。这个知青下来后，县里知道他人缘关系广，有很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就让他当了县革委副主任，让他负责工业和商贸工作。他利用旧有的关系，把大量的机器设备、钢材、水泥等物资运到巫溪县，建起了很多工厂，生产了很多农业机械和当时的紧缺商品。新修了公路，改变了交通，使巫溪县成了当时发展最快的先进县。 而很多地方都把“知识青年”当作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对象，当作“接受劳动改造”的对象，监督、管制劳动改造。使“知识青年”与生产队、大队、公社，甚至县革委的关系很不融洽。 第七至十章 七、造大寨田（作者：蔡运生） 队里石匠将六棱钢做了三根钢钎，还有几根錾子。这可是全大队，全公社唯一有钢钎、錾子的生产队。队长一天高兴得合不拢嘴，天天都是笑嗬嗬的。每天自己亲自扛上钢钎，爬上黄土坡去“农业学大寨”，造大寨田。 文家湾六队有了钢钎，正在“学大寨，赶化林，正在大搞改土造田，修大寨式梯田。”的消息立即被公社宣传出去了，公社要求各大队、各生产队都要向文家湾六队学习。下大决心，下大力气，改天换地，修造大寨式梯田。公社又请县农水局的技术员来作了规划，要队里在黄土坡扎六道石墙，将它改造成梯田。全队所有劳动力（除了看牛的。）都到黄土坡去改土。队里几个石匠就开石头，打石条子；中青年人就抬石头，拉石头；老人、妇女和娃儿就挖土、刨土、背土、平地。 遇见石头太大了，几个人都抬不动，就用木牛拉。木牛是用一节叉叉树，或一节奘树做的。就是在树棒的两头打一个穿眼，横穿一根树棒成了横木桩。将大石头拗在木牛上，绑在两头横树桩上。然后用粗的拉绳子套在横树桩上，拉着绳子在前面拉，木牛就载着石头被拉走了。我开始不懂得这个道理，不相信木牛能将那么大的石头运走，就问尤平安：“一根木头就能将这么大的石头运走？你见过吗？” 尤平安也摇摇头，表示没有见过，也不相信。我就悄悄问文世虎，：“这一节树棒，就真的能将那么大的石头拉走吗？” 虎头说：“那咋个不得行，集体、私人拉大石头都是用木牛拉，不然，你人咋咯抬得动。” 当大石头被拗在木牛上后，我们就跟着大家去拉石头，文世虎喊起号子在木牛后边拗，大家就齐声合着号子一起用力拉，居然，几个人就把很大一块大石头拉走了。拉了几转大石头后，我突然悟出了这个道理来，这是运用滑动减轻摩擦力的原理。大石头放在这节圆树木上，圆木接触地面的面积比大石头小很多，再在地面泼上一些水，圆木在拉力的作用下，就滑行着向前行走，将很大的石头都能拉走。劳动人民真是很有智慧，很聪明的，太伟大了。我突然想到了三国时期，蜀相诸葛亮六出岐山，在剑门关蜀道上运粮，发明了“木牛流马”。这可能就是诸葛亮在这里运粮食，遇见困难时，看见当地老百姓用木牛运石头，受到启发，就用木牛在山道上运粮食，解决了当时希望收复中原的运粮困难吧。 改土造田的劳动强度很大，干不到一天就精疲力尽了。晚上学习毛主席语录，唱“忠字歌”的人越来越少，都请病假了。队里就只好减少晚上学习，在劳动中休息时，就教唱毛主席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又教一些“忠字歌”，“毛主席床前一盏灯，春夏秋冬夜长明，伟大领袖灯前坐，绘出锦绣前程，锦绣前程——”唱一歇歌，然后再劳动，体力会恢复一些，精神也会好一些。 八、狗哭了（作者：蔡运生） 一天，我们正在黄土坡上改土，拉石头。忽然听见老君山那老树林中传来很多狗的狂叫声，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问文世虎：“怎么会有这么多狗狂叫呢？” 他仔细一听，说：“这是山里的打枪子（猎人）把大野兽撵到了外边来了，正在围打。” 我奇怪地说：“有啥子大野兽？” 他说：“那山里野猪、刺猪、猴子、麂子、鹿子都有，以前还有很多豹子。解放后，豹子伤害人，豹子被打灭了。野猪和其他的野兽都还多。山里人冬天没有事做，队里就组织人出去打猎，卖几个现钱。” 我又好奇地问：“我们这里有没有野兽呢？” 虎头说：“哪咋没得？我们这里那石洞沟崖下，有黄麂、香獐、野兔子、毛狗、树猥子、狗猥子（獾），偶尔还有野猪。还有那些野鸡、锦鸡、竹鸡、山楂鹞等等，多得很。特别是那野兔子，那糟瘟的一到春天，把麦子、豌豆糟蹋得不成样子。我们每年小春粮食都要被它糟蹋一成多。” 我们正一边拉石头，一边说着话。突然，撵山的一只猎狗狂吠了一阵后，就像人一样汪汪汪地哭了起来，而且是对着我们百草坝的，声音非常大，跟大娃儿哭一个样。让人听了有一点毛骨悚然。这时，文明德老太爷大声说：“不好了，不好了！猎狗在向着我们队里哭，我们队里这两天可能要死人，你们做活路的都要注意一点，特别是抬石头、拉石头的。” 大家听了他的话都没有出声。我听了觉得很是奇怪，怀疑地小声问虎头：“真的可能吗？不会是搞封建迷信吧？” 虎头点头说：“是真的，我都见过。你不相信？” 我说：“我没有见过，肯定不会相信。” 虎头说：“有一些东西，是讲不出来道理的。但是，又是事实，让你不得不相信。” 我说：“以前，我连狗哭都没有听见过，也没有听说过。让我怎么相信呢？我是不可能相信的。” 可是，第二天，文绍友家就传出，他七十二岁的父亲死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怎么昨天听见狗哭，说是要死人，今天就真的死了人。这里面有什么科学道理吗？我简直搞不懂，就去问尤平安。尤平安也搞不明白，并且说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直到现在，这个问题我都没有搞清楚。 队里历来有一个规矩，谁家有红白喜事，全队每户人家都要出一个人去帮忙，因为全队就只有三四十户人家，又是同一个姓氏家族。待事情忙完了，大家又在一起吃顿饭。办事情的人家表示一下谢意，也是一种团结互助的表示。 我虽然初来乍到，但也必需入乡随俗。不然，会受到别人的谴责的。我和大家一道，先从堂屋里将老人的棺木抬到院坝里，然后将棺木打扫干净，用黑油漆将棺木漆得又黑又亮。再揭开棺木盖子，我看见棺木里铺满了厚厚的，象钱一样的印得很好的纸片。我仔细一看，原来是“民国”时期的钱币。我又搞不懂了，为什么将这么多的民国钱币贴放在棺木里？为什么以前不把它用了？他们家以前是租种别人田地的贫农家庭，家里很穷困，哪里来的这么多民国钱币？我悄悄走到一起来帮忙的年纪大的文明德老大爷身边，小声问他：“德大爷，这棺木里的民国钱币是怎么一回事？” 德大爷他嘴里含着兰花烟袋，咋了一口，吐了口口水后说：“你们都不晓得，那是民国时期的‘金元卷’。四八、四九年，国民党政府为了把老百姓手中的金、银、首饰、银元等硬头货全部收走，就大量发行‘金元卷’、‘银元卷’，把我们老百姓手中的硬头货全部骗走了。而家家户户都有大捆大堆的‘金元卷’、‘银元卷’。这大捆大堆的‘卷’后来买不到东西，不值钱，只有当废纸使用。可是，纸印满了图案，没法写字，擦屁股又硬了，没法用。后来有人做了棺木，就用它垫棺木。我们这里的棺木都是大柏树做的，柏树棺木又结实，又轻巧，又不容易朽。就是柏树大了柏油多，做的棺木放在那里要泛柏油。大家就将就这些废金元卷、银元卷，贴在棺木里，贴上几层几十层。一来是用它来吸柏木油，其二是用它来当冥钞垫棺木，其三是用它来当冥钱烧墓坑，烧后才好放棺木，埋棺木。” 听了德大爷的讲解，我又增长了很多见识，这是书本里都没有的。 我们将棺木打扫干净后，又抬回堂屋里，放在堂屋正中央，用长板凳支在下面。他们给亡人穿了七套衣裤（听说他们的传统是，只能穿五、七、九、十一等单套数衣裤），头上包了张黑（青）丝帕，脚穿黑布鞋，安放进棺木里。他们请来了端公老师傅来看地、看时期。女儿家又请来了三处锁喇子吹丧乐。各处报丧的人回来后，那七大姑，八大姨，各处的亲戚都来奔丧，鞭炮响个不停。只要一响鞭炮，文绍友就要端着灵牌子前来接客，将客人接进自己家中，安排客人摆调或休息。 出丧那天，我们十六个小伙子当抬匠，将棺木抬上半山腰他们的坟林里。挖坑的在老师傅（端公）的指点下，按照荆桩（砍的黄荆树削的黄荆棒，倒插的树桩。）的指向挖好坟坑，用金元卷和旧纸当冥钱烧了墓坑，将棺木放在两个荆桩的中间，由老师傅作了法事后，再盖棺埋葬。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埋葬死人，也是第一次经历埋葬死人。 可是，我一直不明白，狗哭和人死有什么关系呢？是狗能够闻见即将死亡的人发出的气息吗？那么远能闻见气息吗？它闻见后，为什么又要用“哭”的声音来向人们表示呢？这是我一直都未能搞懂的问题，只有留给动物学家去研究，去破译了。 九、看成都知青（作者：蔡运生） 大队要在四队召开“农业学大寨，赶化林，改土造田动员大会”。天刚蒙蒙亮，队长就吆喝大家往四队大晒场去开会，因为开会要记一天工分，大家也都要参加。我突发奇想，就和尤平安他们说：“我们何不顺道去看一看一队的两个成都知青？”“对嘛。”尤平安立即表示赞成，我们就顺路来到文志平家院子。文志平是一队队长，他家院子住了四户人家，又安排了两个成都知青。我们走进院子，正听见文志平在吆喝开会。他见我们来了，立即请我们坐。我们说来看看两个成都知青，他就带我们前去。两个成都知青各住一间房子，各自生活。还未进他们屋子，就见他们满屋子乱七八糟，铺盖衣服，鞋子袜子，毛巾书本，满屋子乱扔。饭锅里还剩着一些饭，饭碗也未洗。尤平安就自我介绍说：“我们是六队的本县知青，大队开会，顺道来看看你们。大家都是知青，相互联系，以后有个照应。”两个成都知青看见生产队长跟着我们，心里有些戒备，不愿意和我们言语。 队长和我们走出院子，小声告诉我们：“他们啥都不会，下来第一天，就把我自留地的麦子割了，当韭菜下面，结果将一锅面倒了。我们给他们送去人工扯面，算是我们这里最好的饮食了。可他们参冷水就下面，等水开了，一锅面成了浆糊汤，他们还骂我们拿的什么东西。你们看那屋子整得乱糟糟的，更不要说干活路了。哪里象你们。” 尤平安说：“他们是成都大城市的，怎么和我们比呢？” 我说：“没有下乡以前，他们还是学生娃儿，他们在家里是茶来张口，饭来伸手。煮饭、买菜、洗衣服都不会。突然一下子到了农村，一切都要靠自己，已经很不容易了，要给他们一个适应的过程。我们才下来也很不适应，样样都有困难。要多谅解他们，多替他们想一点儿，多教他们一些生产、生活方面的知识。” 大队开会，我们才知道全大队一共有九个知青，成都知青四个，本县知青五个。九个知青聚在一起，相互认识后，一下子就化解了戒备，以后见到就主动打招呼了。 后来传说，有知青偷了别人的鸡鸭，有知青偷了别人自留地的蔬菜，甚至传说有知青组织打架斗殴等等。可我们生产队、我们大队却很平静，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当然，那个时代，大家都非常贫穷，都没有什么财富，连一天三顿酸菜玉米膏膏都吃不上，几乎倒退到了原始公社的社会。家家几乎都是日不锁门，夜不闭户，当时的社会治安秩序还是比较好的。从另一方面说，在这穷乡僻壤，在哪家园子里扯一把菜，又算得了甚么呢？这明显是夸大事实，故意炒作嘛。即使是现在，在我们山区乡村，随便在哪家吃顿饭，或扯一点菜，摘一点水果都不会有人计较。 一天，公社派了两个干部来队里检查“学大寨，改天换地，造大寨式梯田。”看见我们三个知青和社员们一起抬石头，拉石头。又听队里汇报了造大寨田的情况。中午，他们就到我们三个知青家去看了一看，对我们说，“你们的生活条件太差了，一间房子，又要做饭，又要睡觉。一烧锅，满屋子都是烟子，眼睛都睁不开。我们叫他们给你们每人让一个小厨房，又让他们给你们划一块自留地，好种一些蔬菜，你们一定要努力啊。”他们又鼓励了我们一番。我当时表示了感谢。 很快，生产队给我们各人隔了一间小厨房，我们的生活有了改善。不久，又给我们划了一块自留地。当时国家的政策是，每个人头可以划一分二厘自留地，用于种一些蔬菜、粮食，以补贴生活之需。队里就在我们居住的附近，就近给我们划了一块自留地。我也学习大家，将地一分为二，一半用来种蔬菜，一半用来种粮食。种蔬菜就将青菜、萝卜、白菜、莴笋、葱、蒜等等都种了一点。而且是在晚上放工后，摸黑才能种自留地，白天种了就是搞“资本主义”，就会挨“批斗”，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我爱看书，就买了一些种玉米、小麦、蔬菜的书看一看，以帮助自己多长一点知识，多收益一点，生活过得好一点。 米家湾道班养路经过队里，陆班长看见我和大家一起劳动，专门来和我打招呼：“小才，劳动还习惯吧？现在生活咋样？” 我笑一笑说：“陆班长好！这里一切都好，都习惯了。谢谢你的关心！” 我们相互问候后，陆班长向队长说：“这小伙子很好，很老实，肯干，从不偷尖耍滑。又有文化，你们要好好培养哦。”队长也一边微笑一边点头。 十、耕抄地（作者：蔡运生） 春天来了，喜鹊在大树枝上吒吒吒地叫着，准备筑窝：小麻雀也在屋檐上、墙洞边跳着，叫着，要扒窝下蛋。百草坝被一夜春风给吹绿了，吹得嫩绿嫩绿的。田埂上，地埂边和荒坡上，那小草一夜间就蹦出了嫩芽；那干枯的树枝尖，一夜间就窜出了嫩绿的枝芽：小麦、油菜一夜间就因拔节、抽苔而由油绿、墨绿而返青为嫩绿、葱绿了。连新房子的小猫也整夜地“叫春”。大自然给一切都送去了“春”的气息。 要抄地种早玉米了。抄地就是将秋天预留的，已经翻耕过的早玉米地再翻耕一遍，准备种玉米了。抄地要比耕地容易一些。我不会耕地，就叫文世虎教我。文世虎说：“要耕地首先就要有家当，你没有犁头可以先用我家的，我家有两把犁头。你牵一条牛，扛上犁头到地里，别人咋个耕地，你就跟着耕就行了。”他说得很简单，很随便。我早就听说耕抄地比耕板田容易得多，现在耕抄地不学习，以后耕板田，耕荒地就更不好学了。我下决心一定要学会耕抄地。 队里耕抄地了，我将要学耕地的想法告诉队长，队长巴不得多一个人，多一个劳动力耕地，满口答应。我就跟着文世虎他们一道，到堰塘坡去耕抄地。我学着虎头他们，肩上扛着犁头，犁头上挂着枷摊子，一只手牵着牛，一只手拿着使牛棍，跟着六七个小伙子上山耕地。 这是一大块坡地，说是七亩二分地，可实际上足足有十亩地。因为山区坡地产量低，而山区土地太多，就出现了亩口面积大，亩分小的现象。这在山区是普遍现象。那些小伙子一到地里，就枷上牛，开始从地边上耕起来。我将枷摊子往牛背上一放，牛就不停地往一边退让，不愿带上枷摊子。我将它拉也拉不住。虎头看见了，就走来帮助我，告诉我说：“你才来，不熟悉，绑枷摊子时你要把牛绳牵短一点，牛才听话。使牛时，你一边要用牛绳指挥它，一边要吆喝它，牛才会听话。”他熟练地枷上牛，套上犁头，就前面去耕地。我跟在他后面，也开始学着耕地。我看他们将犁头搭进犁沟里，犁头就自然耕进了土里，翻起大片的泥土。我将犁头搭进犁沟，犁头就在犁沟里滑行，耕不上土。我将犁头左摇右摇，犁头就是不耕地，不翻土，只在犁沟里滑行。看看那些小伙子，个个都轻轻松松地耕着地，有的还唱着牛山歌。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家伙也耕得欢。我着急了，问虎头：“我咋咯耕不进泥土里，只在犁沟里滑动呢?” 虎头笑着说：“你稍微将犁头把向前抽到，犁头就耕进土里了，但稍微一用力，犁头又会钻深了，牛也拉不起，还容易将犁头拉烂。” 我听了，就小心翼翼地掌着犁头，既要学习耕地，又不能拉坏了犁头，这家当可是借哟。我一下子耕上一大块土，一下子又在犁沟里滑行，一下子又在地上划一道小沟，总是掌握不稳犁把。看见那些小伙子，悠闲、潇洒地耕着地，唱着牛山歌。我心里就更加着急。 文世虎看见了，说：“你不要着急，慢慢耕，几天就会了。” 我就一边走，一边思考，怎么才能耕上地，耕好地。 我后来将犁把稍微偏了一点，犁头就扎进了土里。再一抽正，它又滑出了土，滑进了犁沟里。我就注意将犁把稍微偏一点，注意把握偏度和力度，牛就轻松地拉着犁头，翻起均匀的土浪，前进了。我身心都轻松了，只是轻轻地、稳稳地掌着犁头把，跟着牛走。那土浪就均匀地翻滚着，一浪盖着一浪，仿佛是这抄地微笑着向我点头，“你学会耕地了。” 到了地的尽头，我也学着他们高声吆喝着牛回犁，牛也听话地回头又回到犁沟里。我掌着犁把，均匀地翻耕着泥土。牛儿昂首，轻松矫健地拉着犁头，我心里很是高兴。我们八个人一趟就耕了一耙宽的一片土地，翻耕过的土地在不断地加宽。翻耕过的土地在微微的春风里散发着湿润的新土的香味。喜鹊和杜鹃飞来了，它们在新翻的泥土里寻找着泥土里的昆虫和食物。我这时心里高兴极了，我又学会了耕地。 文世虎这时在后面给我讲：“春天家，耕地要耕深一些，春天的土要泡一些；秋天的地要板一些，要耕得浅一些。” 他又接着说：“耕地不过三寸土，春天要耕得深一些，粮食才长得好。” 这些话，虽然是他听的老辈子说的话，也许他还不一定完全都懂，但他能说给我听，就已经说明他完全相信我了，把我当作朋友了。并且，这些话本身就是老农们几辈人的农业经验之谈，包含了很多科学道理。我当然得将它们牢牢地记在脑海里。 由于我们耕地的人多，几天就将队里的抄地、改土后新开的荒地全都翻耕了一遍。站在远处一看，这山弯弯里，除去绿油油的庄家，就是新翻耕的土地，给人一种新春的感觉。但是，那时却没有人会想到，去欣赏一番山区田园春光的美景。 第十一至十三章 十一、春荒返销粮（作者：蔡运生） 山花刚开过，田里的油菜正在抽苔，地里的麦子正在拔节抽穗，生产队里有几户人家已经没有粮食吃了，天天找着队长要粮食，要借粮食。 本来，六队去年分配还是比较好的，人均口粮三百八十一斤。在当时，全县人均还不到三百六十斤粮食，一些生产队多年都吃国家的返销粮，拿国家的补助款。全县除了化林大队，有至少三分之一以上的生产队要吃国家的“春荒返销粮”。当时，生产队分配的都是毛壳壳粮食，也就是麦子、谷子、玉米、红苕等粮食，不可能有细米白面，更不可能有精米、精面。当时城市里供应的粮食，米面也都比较粗糙。那个时候，全国物资供应都很紧张，城市人口和干部每人每月供应二十三斤粮，还要强行节约两斤，实际只有二十一斤粮。每人每月供应二两（那时使用的是老称十六两为一斤）菜油，四两猪肉，半斤豆腐。没有糖，没有牛奶，没有副食品。一切都要发票供应。去年队里分配的三百八十一斤粮食，已经算是很好的了，在全大队，全公社都是分配得最好的。可是那时，家家户户都没有陈粮。加之学大寨，改土造田，劳动消耗太大。一人一顿喝四五大碗稀膏膏都不顶用。遇见“青黄不接”的春荒时节，一些家庭就断了粮食。出工的人少了，来出工的人也无精打彩，有气无力。生产队长只得跑大队，跑公社去汇报情况，要求公社发放“救济粮”。 公社一下子慌了，文家湾六队历年分配都是最好的，今年却闹起了粮荒，立即向县里打报告。县里害怕死了人，立即调拨来返销粮，每人供应三十斤，还可以每人再借三十斤粮，待秋后归还。生产队人心一下子稳定了。 公社要队里立即组织大家学习，要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有了粮食吃，大家学习也积极了。 由于前段时间生活紧张，粮食不够吃，生产队的出纳员挪用了集体现金二十八元。生产队里发现后，立即召开队委会议。二十八元钱在现在根本不值得一提，可在当时，就是很大的问题了，可以上纲上线，可以挨批斗，可以送劳教管制。队委会议开了一个下午，要上纲上线送他去劳教管制吧，他家是贫农出生，一家人只有他一个人劳动。他一走，他全家剩下老小五口人，就只有生产队集体来承担。讨论最后，只有把他的出纳员换了，让他自己承担一家六口人的生活负担，对他进行劳动管制，待大春分配时扣回集体的挪用款。 可是，找谁来当出纳员呢？愿意当的人，大家又不信任，不愿选他；大家选的人，别人自己又不愿当。天黑了一阵了，队长最后只得指定我来当生产队出纳员，大家立即拍手通过，要第二天上午就接交手续。我觉得非常突然，又很茫然，一个知青娃儿，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怎么就当起了生产队的出纳员？出纳员是干什么的？怎么干？我都一无所知。 第二天，在队长、会计的监督下，我们接交了手续，我正式当上了生产队的出纳员。队里又让尤平安当了二组的记工员，让伍秀蓉当了一组的记工员。我们三个知青，都成了队里的主要劳动力和队委会成员。 十二、买猪（作者：蔡运生） 生产队饲养场要买十二头小猪添槽。队里开会决定，由饲养员文绍昌负责买猪，由我负责负款，再去五个人背猪，到县城里猪牛市场去买猪。我事先准备好现金，就和大家一道，天不亮就走路到县城去。进了县城，我和文绍昌就赶往县城卖猪的市场东门河坝去赶早买猪，害怕去迟了买不到好猪。其他人都忙着先去给自家和邻居购买食盐、煤油、针、线、药品等等生活必需品，说好十点左右到猪市场来找我们背猪。 文绍昌和我到了猪牛市场，东门河坝猪牛市场里，已经有十几背小猪和架子猪了。文绍昌一边抽着兰花烟，一边将整个猪市的猪都一背一背，一处一处地看了一遍，然后，如数家珍似的悄悄地告诉我，这一背是才出月的小猪，那两背是双月猪，那边的是三个架子猪。哪几个猪好，急窜，活跃，以后肯长。哪几个猪不急窜，不活跃，可能有病，以后不肯长。哪几个猪嫌嘴，以后不肯吃，不肯长。仿佛他就是这些猪的主人一样熟悉猪市里所有的猪的情况。我听见他这么熟悉小猪的情况，就叫他快点买猪。他却狡猾地说：“忙啥子，猪还没有全部登市。这时候买猪，价格要高一些。等待猪全部登市了，选择的余地多一些，价格也要低一些。” 我们就在市场里各处观看，不忙于下手买。 十点钟了，东门河坝里猪市场中，卖猪的人和猪挤得满满的。文绍昌这时才胸有成竹地去选猪，讲价。他选好猪，讲好价，我就带到市管会过磅处去过磅开票，然后由我负款。 十点半了，文世虎他们都来了，可文绍昌才只选了十一头猪，还差一头猪。文朝荣看见还差一头猪，就自高奋勇地自己去选猪，选了一头大架子猪。文绍昌看了一下说：“这猪不急窜，不灵光，怕不会有病吧？” 文朝荣不耐烦地说：“你选的就很好，别人选的就有问题？这猪肥肥胖胖的，啥子不好？你这是不相信群众，不走群众路线。” 文绍昌哑口无言，只得叫我去过磅付款。市管会一过磅，六十斤半，卖家说算六十斤，我付款四十八元钱。市管会开了发票。 我看见猪已买齐了，就说：“文朝荣，你选的猪，你背回去。其他人大猪背一头，小猪背两头，各自装好背回队里。” 待我们七个人，将十二头猪背回生产队饲养场，已经是下午快三点了。将猪分别关在猪圈里，才各自回家。回家后，我又得自己做饭吃。 第二天一早，出早工收工回家，我正在煮早饭，文绍昌就和队长来到我家，急不可耐地对我说：“老才，昨天买猪时，我说文朝荣选的那条猪不好，他硬要犟到买是吧？” 我说：“文朝荣是犟着买了一头六十斤重的猪。” 文绍昌接着说：“就是那头猪，回来就不吃东西，也不喝水。我将它单独关在一个猪圈里，又给它添了猪草和水，它都不吃。今天一早，我去猪场看猪，其它十一个猪都好好的，只有这头猪死了。我饲养了这么多年猪，从来没有买过瘟猪，更没有出现过买回来就死了的，这怎么办，我可赔不起？” 我这时才搞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就对队长说：“这件事情文绍昌没有多少责任。这猪是文朝荣选的，文绍昌说这猪有问题，文朝荣还说他不相信群众，不走群众路线。使文绍昌哑口无言，没有办法，只得买了。” 队长说：“那现在咋办？生产队白白损失了五十块钱？你们要想办法！” 我心里掂量了一下，说：“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将死猪和发票一起拿去找市管会，要市管会出面，找卖家退钱。但这个办法没有多少把握，也不知道结果如何，只能试一试。” 队长想了很久，才说：“那就死马当着活马医，我叫文朝荣将死猪背上，跟你一道到城里去。你带上发票，去找市管会，尽量减少集体损失。” 我说：“这只能是尽量努力，不能保证全部挽回损失。” 队长说：“就死马当着活马医嘛，只要尽了力就行了，不必强求。” 我吃完饭，带上买猪的发票，文朝荣早已在院子外等我了。文朝荣就背上死猪，和我一道往县城走。一路上，我思考着怎样去找市管会，怎样去找卖猪的，怎样才能使集体损失降低一些。 文朝荣背着死猪，开始时一言不发，忧心忡忡地只管走路。后来他实再憋不住了，就轻声问我：“老才，这个事情你能办成吗？卖方能退还我们的钱吗？不然，队里要我赔耍当。我可赔不起，那是五十块钱啊，我到哪里去挣？我一家人一年还进不到两百块钱呢！” 我说：“我也知道集体和你个人都很困难。可我也没有把握，只能去试一试，尽量去争取吧！” 文朝荣听了我的话，更是愁眉苦脸，一言不发，只低头走路。 我们来到县城里市管会门前，我让文朝荣将死猪连背兜放在大门外，我进去找市管会商量。那时，我们县里是二、五、八逢场赶场，平时城里很少有人赶场，也没有猪牛、家禽市场。今天不逢场，市管会的都在办公室里。我进去后就直接找办公室说明情况，请求他们能出面处理卖瘟猪的事情，帮我们追回集体买猪的钱。我又拿出他们开具的发票给他们看。市管会办公室的同志看过发票后说：“你们集体买猪，开了发票，说明你们是按规定进行正规的市场买卖，不是进行的黑市交易。我们是支持你们的。其二，你们的发票说明你们昨天确实买了这头猪，今天是死了，我们也应该进行处理。其三，最近，有些地方确实出现了猪瘟流行的情况。其四，按照程序，你们应该将卖方叫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将当事双方当面进行调查，进行处理。” 我听了他的话，心里一下子着急起来，他这不是白说了吗，我们不是白找了吗？说了半天，他要我去将卖方找到他这里来，那卖方愿意来吗？能够来吗？如果我不认识卖方，或者卖方卖后就走了，我去找谁去？我急忙说：“我认识卖方，也知道他住在哪里，可我能把他找来吗？他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能把他怎么样？你们能不能和我们一道，到他家里去解决一下？” 那市管会的说：“这个我们就不可能了，我们只能按规定办事。再说，全县这么大，我们不可能到处乱跑。我们才几个人的编制，哪有那么多人手？” 听了他的话，我心里凉透了，我们两个人这一趟是白跑了。他们坐在办公室里喝茶，明明知道我们是买到了瘟病猪，却不帮我们处理，只管收费。我们还能够再找甚么单位帮我们处理呢？想不到任何办法，我只得将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文朝荣。 文朝荣听我讲完，立即着急地说：“这不是要我的命吗？这钱要不回去，队长一定要我赔这五十元钱，我哪里去找那五十块钱，这要整死人哦！” 我知道他这时候真的着急起来。那时候，五十块钱，对于一个家庭真是一个很大的数子，一个家庭一年也挣不到几个五十块钱，一个劳动日一天才几毛钱。可我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两人就坐在市管会门前街边叹气。 我坐在街边石头上，屁股下面冰凉，很快就凉到了全身。我一下子跳起来，对文朝荣说：“走！我们把死猪背到西门外张磨房家去，去找张老汉儿说理去。” 文朝荣大惑不解地说：“背到那里去干啥？” 我说：“这猪是张老汉儿卖的，他家住在西门外，他家开了一处磨坊，专门给附近人家碾米、磨面，他就落一些麦麸、米糠，用来喂猪。我们去找他去。” 文朝荣听说去找卖家，仿佛看见了一线希望，立即背上死猪，跟我一道往西门外走去。 来到张家磨坊，看见张家三个人正在两栋大石磨前忙碌着，就没有先去找他们。我先到了他家隔壁人家猪圈里，看见那一家人也喂养了一头猪，就顺口说：“你们的猪喂得好喔！” 那家的妇女说：“今年养猪很不顺哦，闹猪瘟，这附近的猪都死了大半了。连隔壁张家养了六条猪，一连死了五条，昨天又将最后一条猪牵了出去。今年的猪不好养啊！”听了她的话，我心里有了底，才又走到张家去。 来到张家，我走到张老汉身旁，附在他耳边说：“请你出来一下。” 张老汉儿以为又来了生意，忙拍拍手，跟着我走出磨坊。我和他蹲在磨坊门前，然后掏出特意买的“经济牌香烟”递给他一支，待他抽上香烟后，我才说：“老太爷，你昨天卖给我们的猪是一头瘟猪，我们生产队让我们来找你，你看怎么办好？” 张老汉一边抽着烟，一边仔细地把我上下打量了一下，说：“你怎么知道是我卖给你们的猪，你有把凭吗？” 我说：“我们买猪，是市管会开了发票的。我们有发票，市管会那里也有。” 张老汉说：“我卖的是好猪，没有生病。你们买时是好猪，你们才买的。” 我说：“你们这里出了猪瘟，你家的猪一连已经死了五条。这一条又有问题了，你就不应该卖，可你还是卖了。我们不知道你们这里的情况，不知道这里出现了猪瘟，才买了的。这你应该负责任。” 张老汉有一点着急了，说：“你们昨天买猪时，为什么不看好？为什么现在才来找？” 文朝荣听见，迫不急待地说：“你卖给我们瘟猪，你昧良心。生产队要我赔起，我们一天才两三角钱一个劳动日，我哪里来钱赔。你今天不把钱退出来，我就不走了，天天守在你家门前。你几时退还我们的钱，我几时才走。” 张老汉更加急了，说：“我已经死了五条猪了，你们还要这样，你们不要逼我，我也是没有办法了。” 我说：“这已经很清楚了，你的五条猪是得猪瘟死的。这一条也传染上了猪瘟，你才卖了的。我们是生产队集体买猪，你是个人卖猪，又卖的是瘟猪。市管会开过发票，市管会是知道这个情况的。我们来，是和你协商，希望大家都能退一步，协商出一个好的处理办法。要不然，就只有到市管会去解决。再不然，文朝荣一个人负不起这个责任，他就不好办了。” 张老汉听了我的话，沉思了很久，才说：“那你说怎么办？” 我说：“你的猪得了猪瘟，这你是知道的，你应该负主要责任。我们应该负次要责任。你退我们三分之二的钱。” 文朝荣听了，说：“不行，一定要全部退我们，不然，我拿什么赔生产队？” 张老汉听了文朝荣的话，更着急了，节节巴巴地说：“你那样子说，我、我就不退你，我都已经六十几的人了，我也没有什么怕的了。” 文朝荣也红脸胀脖子地说：“那我就去找市管会，再不然我就天天躺在你家磨坊门前，让你没有办法搞加工，看你怎么办！” 张老汉听见文朝荣这么一说，着急得要跳起来。 我立即制止双方，说：“我们来，大家都好好商量，不要动气发火，发火解决不了问题。张老太爷，你卖的猪有问题，你是知道的，你就退一步，退我们三十二块钱。文朝荣，你也不要再闹了，剩下的事情我来处理，也不要你陪钱。” 张老汉听了我的话，点了点头，说：“这还差不多。” 文朝荣还在一边说：“那不行，非全退不可。” 我用眼睛瞪了他一下，说：“听我的。” 张老汉见文朝荣没有再开腔了，就慢腾腾地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手绢包来，两手慢慢地打开手绢包，摊出一叠钱来。他从中抽出三张十元的，又抽出两张一元的，然后包好手帕，揣在内衣里。又数了数，才将三十二块钱交到我手里，不太情愿地说：“这以后，再也不能找我了！” 我接过钱，欠意地说：“其他的事情我来处理，对不起了，以后再也不会给你添麻烦了。”说完，我拉着文朝荣就走。 文朝荣还有一些不依不饶地说：“那十六块钱咋过办？谁个赔？我可一分钱都没有，要我陪我可赔不起。” 我把他拉了很远了才说：“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已经很可以了。你想，他已经六十多岁了，他一分钱不退你，你能把他怎么样？市管会是那种态度，说明他们是不管事的，他们也拿张老汉没有办法，只能批评教育。张老汉不到市管会来，我们也不可能把他拉来、背来。来了也只能教育一下，不能掏他的腰包。再说，你买猪就没有责任？你也是有责任的。” 文朝荣说：“我没有钱，我赔不起。” 我说：“责任是你的，你要吸取教训，不要充杆节子了。我去给队长商量一下，以后吸取教训，就不再要你赔了。” 文朝荣听了，也就不再言语了。 回生产队后，我将事情的经过详细告诉了队长，并请他不再让文朝荣赔偿了。队长说：“这次叫你去，我根本就没有抱任何希望。哪有买了东西又退赔的？何况是生猪。主要是要教训一下文朝荣，今天也不能给他记工分。你认识那些人，能退回三十二块钱，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如果不是你，根本不可能退钱。不过，我还是要狠狠批评一下文朝荣，他啥子事情都爱充杆节子，当二杆子，充二球货，以后还不知道会闯多少祸事，捅多少窟窿，赔多少耍档。” 这时，我才想起一天没有吃饭了，忙回家煮饭去。 十三、种早玉米（作者：蔡运生） 种早玉米了，我先将自留地翻耕了两遍，又将地耙得又细又平整。然后按照农业科技书籍中，种玉米的种植方法，分辨了西北、东南的方向，按窝距20公分，行距50公分的规定挖窝子。文世虎的父亲文明德大爷走我地埂上路过，看见我在种早玉米，就有意停下来看一看。德大爷是生产队里种庄稼的老把式，在生产队里，他辈分高，种得庄稼又好，说话很有分量，全队都相信他，生产队长也得听他几分话。他看见我在测方向挖窝子，就说：“你不按土地的长边挖窝子，你就浪费土地，晓得吧？” 他看见我按书上的规定挖窝距和行距，他就更不能理解了，他指了指我说：“娃儿，你这个样子种庄稼，以后啥都收不道。玉米哪有种这么稠满的嘛！又不是种蔬菜，种小粮食。我们以前种苞谷是辟髂一锄。毛主席号召农业‘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管、供’，我们都学习了很久。密植嘛也要合理密植嘛，你那太稠密了，以后去扳啥子，连草草你都扳不了多少。” 我一下子就懵了，书里明明写得清清楚楚的，怎么就不行了呢？而且德大爷还提出了“八字宪法”，我连听都没有听过。不知道搞农业还有很多科学知识要学习。我就到公社王社长那里找到了一本《农业八字宪法》的小册子，认真地看了看，那是毛主席一九五七年制定的，为了科学发展农业，夺取农业大丰收，争取粮食大增产而制定的科学发展农业的规定。 那时候，我县跟全国一样，生产力低下，农业产量非常低。据县统计数据，全县一九六九年粮食平均亩产：小麦150斤，水稻400斤，玉米247斤，红苕256斤，油菜籽138斤。由于农业产量极低，当时很多地方吃饭都有问题，农业大国没有粮食吃，毛主席才制定了科学发展农业的八字宪法。可是，毛主席的农业八字宪法推行了十多年，都未完全贯彻落实。我反复将八字宪法学习了很多遍，然后又看了科学种植玉米的书，决心按照科学种植玉米的具体方法，在自留地里试种玉米。玉米种完了，我又在玉米宽行中插了两行黄豆。待玉米、黄豆生起来后，大家看见了都在摇头。有的说，娃儿，你的玉米种得那么稠密，秋天没有收成，赶快去扯掉一半。有的干脆说，你把田地给浪费了。我心里没有了底，又查看了几本书，书里都大同小异，我也就放心了。“走自己的路，让他们说去”。秋后自然有一个比较。 队里种早玉米了，还是按照传统老习惯种植，按花叉子挖坑，看起来天一窝地一窝的，没有规律，是种的大稀行。在耙地时，就已经将黄豆、小豆撒在地里了。种玉米时，老人、妇女挖坑丢种，男人就挑粪浇灌，然后用耙将窝子掩平。当然，用这种方法种粮食，速度快。可是，这是以前山区广种薄收的老办法，是当地老祖宗传下来的几千年的种植方法，是落后的种植方法。但是，谁又能阻挡这种方法，谁又能改变这种方法呢？毛主席的“农业八字宪法”推行了十多年了，仍然没有得到较好贯彻。文世虎告诉我：“小春种庄稼，种三个月，才收一个月，小春收获小；大春是种一个月，收三个月，大春收获多。五月小春抢收，大春抢种是最忙的了。”我好象也有点理解他们玉米种大稀行的理由了。难怪“农业八字宪法”难以在边远贫困山区推广执行。 第十四至十九章 十四、抢收抢种（作者：蔡运生） 抢收抢种时节，田里的小麦一收割完，队里安排人将麦把子背到大晒坝里晾晒着，还顾不上打麦子，搞小麦脱粒。立即安排人放水泡田，因为大春时节，一寸光阴一寸金，季节不等人，耽误了季节就会影响一年的收成。放水泡田了，堰塘里的水一放到田里，就必需有人去耕田，避免水又流跑了。耕板田是耕地中比较困难的一项。因为板田很硬，很板结，不象抄地、油菜田那样疏松，那样容易翻耕。同时，翻耕时，翻耕的泥土将田里的水搅浑后，看不见犁沟，容易将田耕花，使田里有的地方耕上了，有的地方就没有耕过。使得栽秧时，秧苗插不进泥土里，无法栽秧。也容易使田漏水、渗水。我知道后，就主动和文世虎一道去耕麦茬田。耕田时，虎头告诉我：“耕秧田时，先要将田埂边三犁土的地方翻耕两三遍，还要将去年糊的田埂土耕掉，才方便今年又糊田埂。田埂不糊好，一满田水一个晚上就会漏光。” 我一边耕田，一边将虎头的话牢牢记在脑海里。我还一边耕田，一边摸索，怎样才能耕田不漏犁，不耕花田。后来我发现，有规律地耕田，使泥土向翻耕的地方一侧翻倒，那一侧因有不断翻耕的泥土倒下，使水变得浑浊。而未翻耕过的地方水则是清洁的，透明的。如果泥土乱翻，田里的水搅浑了，就不好辨别了。另一方面，耕水田必需打赤脚。当赤脚踩在犁沟里，有又硬又滑又有一点疏软的感觉。而赤脚踩在麦茬子上，刚割的麦茬子会锥得你的脚板疼痛不已，就说明你已经将水田耕花了，耕漏了犁。 虎头还告诉我：“耕水田时，每块水田至少要耕两遍，一来是将泥土耕匀，耕细，泥土扒软了才好插秧。二来是犁头在田里多抹一道，可以将田里的裂缝抹平，抹光，减少水的流失渗漏。特别是遇见干旱时节，田里的裂缝可达一尺深，多耕一道田，就会节约很多水。”我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就一一将这些务农的经验之谈，牢牢地刻记在脑海中。自己耕田地时才好掌握，才不会出差错，才不会闹出笑话来。 水田一耕多了，坝子里、山坡上，到处都是水汪汪的一遍。泡田、耕田快，可栽秧就很慢了。栽秧首先就要扯秧，扯秧是妇女们的活。扯秧的妇女将小板凳放在秧母田里，赤脚坐在板凳上，两只手扯秧苗，扯好一大把后，将秧苗栓捆好，将秧苗根部的泥土掏洗干净。只能是青青的秧苗，白白的秧根，不能带有泥土。那时，每个妇女一天要讲扯了多少个秧，看谁扯得多，看谁扯得好。 秧扯好后，要有人挑到秧田里。挑秧的人不仅要将秧苗从秧母田里挑到栽秧田里，还要将秧一把一把地甩在田里。挑秧的人有本事，技术好，甩在田里的秧刚好栽插满那块田，不会多，也不会少。甩多了，栽秧的人要叫秧鸡子（挑秧的人）将多余的秧挑回秧母田。甩少了，栽秧的人要叫秧鸡子到秧母田去补秧。 栽插秧苗也是有技术含量的，有的农民一辈子都不会栽秧，只能当“秧鸡子”。栽秧要两只手相互配合好，左手负责拿秧、分秧，右手负责栽插。我看见他们将一把秧分成两半，一半夹在左腿腿弯里，一半拿在左手里。然后弯下腰，左手里拿着半把秧，用左手拇指和食指将秧苗两三苗分一支，右手接过左手分出的秧后，用母指、食指和中指将秧苗齐整齐，再用食指和中指将秧苗插入泥土中。不能用五个指头插“五爪秧”，插了，秧苗就会浮上水面。 我的手小，一把秧的一半拿在手里，左手指就无法分秧了。只得将一把秧分成三份，每次拿三分之一在左手，再进行分秧，插秧。由于我的手小，只能将三分之二的秧苗夹在我的左腿腿弯子里，感觉有一些不习惯，不舒服。可是，只有这样，才能也才方便栽插秧苗。 一开始，我不敢和大家一起栽大田秧，因为他们栽秧动作熟练，栽秧快。栽秧时你追我赶，栽得很快。如果你一个人动作慢了，别人就会栽到前面去，给你留下一条长长的水巷子，大家叫它“栳笕槽”。而且，由于是手工插秧，给你留下的水巷子（笕槽）不可能一样宽窄，使你栽插时很困难。我一开始栽秧时，就去栽插那些田的边边角角，首先要学会栽插秧苗，学会了才能熟练，熟练了才能提高速度，速度提高了才能到大田里去和大家一起栽秧，熟能生巧吗。能和大家一起栽秧了，不被大伙甩掉了，才能在大田里去为大家牵路子。也就是第一个在水田里为大家栽插秧苗做示范的人。这个人一要技术高，栽插的秧苗一横排五窝要整齐均匀，竖排的秧苗五排要笔直成五条直线，而且要田有多长，五排秧苗的直线就有多长。牵路子的人的栽秧速度还要快，要一般人不能超过他，不然，牵路子的人会被后面的人甩掉，成了“倒栳笕槽”，反而成了别人的话柄，成了别人的笑料。 我不会栽秧，才学习栽秧，速度自然很慢，只能补田边、田角。当我搞清楚了栽秧的要领后，自己就逐渐提高速度，高标准要求自己，尽量早一点和大家一起在大田里栽秧。当我几天后就能和大家一起在大田里栽秧的时候，生产队里都夸奖我栽秧学得快，秧栽得好。可我自己的目标却是要做一个牵路子的好手，要争取早日练成牵路子的高手。学栽秧十天后，我就大胆地开始下田牵路子了。一开始，我牵路子的速度比较慢，因为牵路子既要注意五竖排秧必须笔直的五条线，又要保持每一横排的五窝秧整齐一行。大家追上我后，为了不让我难堪，就停下来等我先栽走，待我栽到前面后，他们又跟着我在后面栽。后来，我的速度快了，将秧路子栽得笔直，得到了队里的肯定。因为一个生产队里，没有几个人能栽秧牵路子呢。 抢种抢收时节，我们割麦子、打麦子，耕田、耙地，栽秧子，挑粪点玉米，样样农活都干，完全成了生产队的全劳动力，主要劳动力。男人们做的活我们都能做。才开始栽秧时，我只能一个人慢慢地补田角，后来熟练了，也可以和大家一起插秧，一排插秧。再后来还可以一个人在前面牵路子，让其他人跟在后面栽秧。这时，我也有了年轻人的胜利感，成就感。我再也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毛娃儿”、“学生娃儿”了。 十五、端阳节（作者：蔡运生） 端阳节到了，抢种抢收的“红五月”基本忙完了。家家户户都在门前、窗户边挂上了艾蒿和菖蒲叶。这是一种传统习俗，端阳节清晨，天还未亮，男人女人就悄无声息地起床，在事前看好的田边地角，或山坡上，扯回艾蒿和菖蒲叶，不能说话。回家后，将艾蒿和菖蒲挂在门前或窗户边。为的是辟邪，祛除瘟病灾害。艾蒿和菖蒲叶都是山乡里最常用的中草药，生疮害病都离不了。这种习俗，“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六六年、六七年停了两年，以后就又兴了起来。因为缺医少药的山乡农民，谁家能保证不生疮害病呢？ 有的女娃儿、小媳妇，端午节前，在中药铺子里买一些香粉，再买一些彩色丝线，用布角、丝线做一些香包儿，用来送人或挂在自己胸前，既是好看的饰品，又能辟邪辟蚊蝇。 家家户户还要准备雄磺酒，端午节，男人、老人们都要喝雄磺酒，女人们都要给小娃儿额头上、脸上、手心、脚板心上涂上雄磺酒，用来辟邪保平安。 这时，父亲带着眼镜，拄着一根棒来到我这里。他的突然到来，让我又惊又喜，他不是在“五七干校”管制劳动改造吗？怎么来到我这里了？看见一直刚强的父亲一下子苍老的面孔，稀疏的额头，消瘦的身体，一种不祥的感觉立即涌向我的脑海。我忙让父亲坐在床上，给他端来开水，让他先喝了热开水，才小心地问他：“爸爸，您怎么来了？您没有在干校了？您怎么这么消瘦？” 父亲这时缓过精神，高兴地说：“我得了白内障，需要到成都治疗，他们不懂得医疗，干校无法报销医药费，就让我回学校了。这一下，我再也不到干校了。‘祸兮福所倚’。我准备在这里多住几天，让生产队、大队都知道，你不是‘黑五类的狗崽子’。我已经回中学了。” 我心中深深地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他害怕因自己的遭遇而伤害、连累了儿子的一生。我忙解释说：“生产队对我们很好，没有将我们当‘狗崽子’看待，我现在是生产队里的主要劳力，又是出纳员，您就放心好了。您的儿子到哪里都是最好的，最优秀的！” 父亲听了，开心地笑了。我忙到自留地里摘了番茄、茄子、青辣子、四季豆、白菜等一大抱新鲜蔬菜。又拿出自己养的鸡下的蛋，蒸了一碗鸡蛋，炒了四个菜，正准备吃饭。院子里看见我父亲来了，这家端来了新麦面馍馍，那家端来了新麦面饼饼，还有一碗碗时鲜蔬菜。 父亲看着这么多饭菜，流下了眼泪，出口长气，说：“你长大了，我也放心了！”。我知道，作为父亲，哪一个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有能耐，哪一个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比别人过得好呢？ 饭后，我一边洗碗，一边告诉父亲：“我干脆请几天假，送您到成都去看病。” 父亲摇摇头，说：“你有你的生活，你以后还要出去，还要工作，不能因为我，耽误你以后工作。我要回学校，过段时间，再到成都去治病。” 听了父亲的话，知道父亲不愿意因自己而连累我，心里真是酸甜苦麻辣，五味齐翻滚，有说不出的难受。 父亲看见我心情沉重，就自我安慰地说：“你看，国家主席刘少奇，对革命贡献多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打倒了，我们这一点算什么？” 听了父亲的话，我的心里好受多了。 晚上收工回来，我正准备做饭，看见父亲已经给我煮好了，心里多了几分对父亲的感谢。这是我下乡以来，很久没有吃这么早的晚饭了。晚饭后，父亲给我讲诉五七干校的生活，早上五点多起床干农活，七点半钟吃早饭，上午开批斗会，一点吃午饭，下午搞劳动，晚上写检查材料、揭发材料。一些老干部、老局长，多年没有参加过劳动，没有吃过苦，一天到晚被批斗得死去活来，有一些还寻“短见”。父亲是因为工作上各方面干得很出色，有人给他贴大字报，说他有“十个全县第一”，什么英语口语全县第一、唱歌全县第一、会计业务全县第一、双手打算盘全县第一、书法全县第一——甚至钓鱼也是全县第一。就怀疑他的能力是哪里来的，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被关进了“五七干校”。因为只是怀疑，没有任何依据，所以对他管得松一些。因为里面生活很差，他得了白内障，需要治疗和报销医疗费，干校报销不了医疗费，就干脆把他退回学校。 父亲住了三天后，拄着棒，要回学校了。我和院子里的人都去送他，他拉着我的手说：“记到，人活着要有希望！做任何事情，都要尽心竭力做好！”。 父亲拄着棒走了。我看他越走越远，但他走得是那样自信，那样刚强，那样满意。我心里默默地说：“爸爸，请您放心，您的儿子不会给您丢脸！” 十六、小春分配（作者：蔡运生） 生产队会计到公社开预算会议回来。晚上开会，向大家公布预算方案。我们队今年小春分配，人均口粮161斤，劳动日值4角3分。大家立即议论起来，有的在算自己要分多少粮，要分多少钱；有的嫌粮食分得少，有的嫌钱分得少，都盼着多分配一些。会计向大家解释说：“大家要知足，要晓得今年小春分配比去年好了一些。今年我们又是全公社分配最好的队，有一些队，粮食才分六七十斤，钱才七八分钱一个劳动日，还不够买一包‘经济牌香烟’（经济牌香烟是当时最便宜的香烟，八分钱一包。）我们今年已经算是全公社、全区最好的队了。”会计又公布了全大队的分配情况，大家听了，都不再议论了。 队长讲话了，他要大家学习大寨，多出工，多出力，生产搞好了，粮食多了，分配也就好了。 会计和我对帐，准备分配了。我将分配表拿来一看，发现了两个大问题，一是家庭都是个子人，全家都参加生产劳动的家庭，分配就高一些。一些家庭，七八个娃儿，加上老人和大人，十一、二口人，只有两口子一个半劳动力，当然分配就不好。很多都“倒找”，有的几年累计“倒找”上千块钱，无力偿还。当时，几千元钱是很大的数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对于一个家庭是非常沉重的负担。二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这是印制在分配表上的。国家要求分配一般要按三七开的比例进行分配，即人头口粮占七成，劳动工分占三成。这既照顾缺少劳动力的人家有饭吃，又让劳动力强的人家能多分配一点，以调动生产积极性。可是，公社开分配会议，却统一按照二八开分配。也就是，人头口粮占八成，工分粮占两成。这就缩短了各家各户的差别，使有劳动力的家庭和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吃的口粮都差不多。使人口多的家庭粮食分配多，倒找也多。而劳动力多的人家口粮又不够吃。有劳力的人家也就不愿意出工出力了。这实际上是在搞平均主义，也就是促长了“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打击了出工出力的人家，促长了一些好吃懒做的人。这是不符合当时的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的。我当时就向会计提出了这个问题，会计苦笑着说：“在会议上，我们多数人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可是，公社辅导会计在会议上讲，按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国家要求是按三七开分配。大家都知道。可是，地区和县里根据我们山区粮食产量低，分配差的情况，要大家都有饭吃，不能饿肚子，更不能饿死人。原则上都统一按二八开分配。听了会计的解释，我也无语言了。 小春分配了，有粮食吃了，大家虽然意见不一，各有看法，但总是在往家里背粮食，大家心里多少有了一些安慰。 十七、卖公粮（作者：蔡运生） 我自留地里的玉米齐唰唰地长起来了，长得有一人多高，象一堵高墙，稠密得不透风。看看就要抽穗扬花了，我急忙按照书里讲的要施攻包肥，将草木灰撒在地里，施在玉米根上。待玉米黄壳壳时，我的早玉米每一棵都长出象牛角似的玉米包包，每个有一尺多长。那些老农民看见了，都说：“这娃儿还有几刷子，看不出来多少还有点儿明堂。”他们再也不说我收草草了。我扳了玉米，立即砍掉玉米秆（当地的传统习惯是等待霜降以后，玉米杆已经枯干后，才将玉米杆砍掉。），将东倒西歪的黄豆苗灌了一遍，又将黄豆刨上厢，促进黄豆多晒太阳，多进行“光合作用”，希望能多开花，多收一点黄豆。 文明德大爷看见了，笑着说：“看来你这娃儿是还有几刷子，有点儿本事。”我说：“这都是书里写的，我只是按书里写的办。” “交公粮啰！”，生产队长大声吆喝着安排生产。早玉米晒干后，队长就早早地安排交公粮。公粮交得早，价格上要高一点，队长还能受表扬。那个时代，交“公粮”，卖“余粮”是每个生产队都必需完成的任务，甚至是一种政治任务和使命。交“公粮”是“皇粮国税”，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就是给国家交农业税。国家当时完全是农业大国，依靠农业税收来支撑国家机器的运行。卖“余粮”，就是向国家交售自己吃不完，用不完的剩余粮食。其实，这也是国家强制下达的，必需完成，而且必需超额完成的政治任务。国家干部、工人、学生、军队要粮食吃。抗灾，救济也要粮食。每年下达的“余粮”任务都是“公粮”任务的两三倍。 我们生产队在公路边，可当时没有汽车运输，全县听说只有两台“二七”拖拉机。一切都要靠肩挑背兜背。我们队里家家户户都自己做有“鸡公车”，有的人家还有两架。这“鸡公车”用处可大了，生产队交公粮、卖余粮，改土、修水利推土、推石块，私人卖柴草等等，都离不开它。“鸡公车”一车能推几百斤，远比人背人挑多多了，速度也要快一些。 推鸡公车也不是一个简单活。鸡公车只有一个独轮子，推车时两只手一定要将两个车把掌平掌稳。稍有偏差，鸡公车就会翻倒。推时，两条腿不能象往常一样走一条直线，必需两条腿叉开，走两条线。走路时一定要使身体平稳扎实，不能左右摇摆。不然，鸡公车也会翻倒，甚至会将鸡公车架子崴烂。我们都学会了推鸡公车，并且每次能推两大麻袋粮食去汉德区粮管所卖。两麻袋粮食就是一百八十斤左右，装多一点有两百多斤。 我们队四十多架鸡公车推了十六里路，一起将粮食首先运到汉德区粮管所。粮管所当然高兴了，他们仓库里早就没有粮食了，全站人员都来给我们风粮食、过磅、入仓库。因为队长、会计到公社开会，我就留在后面结帐开票。开票时，粮站站长告诉我，上面指定要来调运两吨黄豆，可我们仓库里没有，你们队如果明天马上给我们运来几吨黄豆，我们出高价收购，还抵今年的任务。 我听了高兴地说：“说话算数，一言为定。”回队后，我将卖黄豆的事情告诉队长，队长也很高兴，第二天立即将黄豆卖给了粮站，价格也卖到了一角二分。要知道，当时的大米出售价格是八分三，黄豆的售价是九分五厘一斤。队长、会计都很高兴，说我会办事情。 买完黄豆，在回队的路上，我们看见路边荒草坪中，野草在不停地摇动。我们都警惕地放下鸡公车，捡起石头，去看个究竟。原来是一条近两米长的大蛇在荒坪中乱窜。尤平安飞起一石头，砸伤了蛇。文世虎看见了，说：“那是乌梢蛇，莫要打。打死了不好！” 尤平安说：“见蛇不打三分罪！” 文世虎说：“那是无毒蛇。” 尤平安说：“这么大的蛇，容易把人吓倒。再说已经打伤了，不如打死算了。”就几石头砸在蛇的头部，蛇尾弯曲着摇摆了一阵，死了。 我看见蛇已经死了，就提起来放到鸡公车上，笑着说：“今天打牙祭，改善生活。好久都没有吃肉了，都不知道肉是什么滋味了。今天打平伙，好好吃一顿！” 文世虎大声说：“蛇不能吃！我们这里不兴吃蛇。你们打蛇就已经不好了，犯了忌讳。你们现在还要把蛇吃了，你们是错上加错，是犯了我们的大忌讳了。”是啊，那个时候，农民一年四季也不容易吃上一顿肉，知青吃肉也很困难。一些知青就下河沟里、堰塘里去捉鱼、捉乌龟、捉青蛙、捉蛇吃。当地农民不会吃鱼、吃乌龟的，只把它们抓来放生。更不会吃青蛙、吃蛇了。 我们可没有那些忌讳。回到队里，尤平安喊来伍秀蓉。我将蛇皮挎掉，洗干净。伍秀蓉上灶煮红烧蛇肉，煮得满院子都是香的。我们有快半年没有吃肉了，吃这蛇肉仿佛比那山珍海味，比那龙肉凤肉还要鲜美，让我终生难忘。 十八、同学来信（作者：蔡运生） 季卫民从老家山西吕梁山区又写信来了，他告诉我，他回老家后，就在生产队参加劳动。他在队里是有文化的人，全村里只有他一个高中生，就让他搞农业技术。以前在学校里，我们就爱搞农业科技试验，搞粮食优良品种制种试验。曾经做过小麦的优良品种杂交的“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试验，只是当时学校里没有检验的手段，没有办法检验出效果来，又因学习任务重就放弃了。生产队里要季卫民搞棉花优良品种试验，他又喜欢搞饲养牛羊的“紫花苜蓿”试验，就搞起了两种试验。 他还告诉我，他回老家后，有他舅舅照顾，可他舅舅也有一个家，不能长久照顾他。他一个人远离家庭，远离父母，远离同学，感到非常孤独、寂寞，夜里常常悲伤流泪。他舅舅按照当地的习俗，在他回老家不到一年时，就让他与一临村女孩结了婚。他现在就要当爸爸了。 我看了来信，脑海里立即象被大棒猛打了一下，人立即懵了。他不想出去工作了吗？他有了老婆、娃儿，以后还能出去工作吗？难道他不想去当工人或到科研部门去搞科研，要一辈子在生产队吗？他的理想可是当个农业科学家呀？他的父母亲就没有帮他考虑一下吗？没有为他的前途想一下吗？我脑袋里突然糊涂了，乱七八糟的，好象空白一片。我们的国家怎么了？我们的前途怎么了？国家真的没有发展了？国家真的没有希望了？我不甘心！我不相信！中国几千年打打停停，分分合合都过去了，现在决不会没有希望。地球还是要转，中国一定会前进！我一下子想了很多很多，想得人天花地乱，天昏地暗。摸不着白天，也摸不着夜晚。连着那几天，我的思想完全飞出了我的人体躯壳，将所学的中国历史、世界历史都在脑瓜子里梳理了一遍，又把自己十九年的经历也梳理了一遍。世界的趋势、中国的趋势都必然要发展，要前进。可国家主席成了“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各级都是资本主义当权派把持着，曾经的学生只有全部下乡当农民？我不敢相信，我不愿相信！我不能相信！我迷茫，我惆怅，我完全不知道了东南西北，不知道上下左右。 院子里有人说我：“这娃儿有问题了，是不是碰倒鬼了？咋个一下子神神喀喀的。”我想不明白，我想不通畅，我藏在铺窝里哭了不知道有多久。 我爬起来，在屋子里放声大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毛泽东。迷路时想您有方向，黑夜里想您照路程，黑夜里想您照路程——”我返复地唱，大声地唱，拼命地唱。唱得人精疲力尽，疲惫不堪了，才想起好久没有吃饭了。煮好饭，吃完饭后，又拿出口琴来，拼命地吹了很久。 也许是竭斯底理，彻底地发泄了以后，心里有了一些莫明的解脱，有了一些空虚的松动，头脑开始逐渐地冷静了下来。细想一下，自己不过是一个小老百姓，一个下乡知青，而且是几亿人中的一个，几千万中的一个。国家主席、开国元勋，那么多都被打倒了，你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能忧国忧民？能改天换地？也许找到了一点儿自我解脱的理由，心里宽松多了。要有机会报效国家，首先自己要有一个好的身体，自己都没有了，怎么谈得上报效国家。想不通，看不顺的事情就暂时不要去想，不要去看。卫民的信件也暂时不要去回。 院子里见我安静下来，都放了心。小娃儿们又跑过来，来我门坎上爬着，说：“才哥儿，你唱的歌好听，你吹的口琴更好听。”他们哪里知道，我的心里好苦啊！好累啊！ 我想起了父亲常说的一句话：“人不能没有希望。”，是的，我是有理想的，有希望的。国家是要前进的，要发展的。年青人要在国家前进和发展中发挥自己的力量和才智。国家一定会发展，会前进的。我要振作起来，面对现实。 十九、当泥瓦匠 秋收秋种以后，队里几家人提出，有几年没有翻盖过房子了，他们的房屋都漏雨了。要队里安排人手做一些瓦，烧好后买一些添盖房子。因为队里有瓦窑，有瓦匠老师和掌火匠。经过全生产队讨论通过，大家一致认为，烧瓦可以提高劳动收入，又可以解决社员房屋漏雨的实际问题，一举两得。一致支持。队长立即安排大家到大田湾去踩瓦泥。 我们几个小伙子将大田湾深耕了几遍，捡除里面的石头、瓦块，又放水耕耙了几遍，然后让队里几十个人各牵一头牛，将泥土踩烂踩熟。踩了一天半，踩得泥巴不粘手了，才用钢丝弓将泥巴打下，砌成泥墙，准备做瓦。 我知道，做瓦、烧窑都是技术活，就主动提出要学做瓦。队里当然同意，因为那时候，做砖做瓦都是手工去做，而且做砖做瓦都是冬天寒冷时节，天寒地冻，冰霜大雪天做砖瓦，谁也不愿意做。连那些老瓦匠都不愿意做瓦。 队里安排文绍友教我做瓦，他先借给我一套工具：瓦桶子、瓦衣子、瓦掌子、瓦盆子、瓦弓子，还有钢丝泥弓子和泥推子。一套工具还不少呢。 队里安排了二十个人搭瓦蓬子，砍了几十根桤木树，又用稻草打了一百多条茅扇。用桤木树绑成人字架，在人字架中间绑上树棒作横梁，将人字架在横梁上绑连成一长排，成了二十多米长的一个大蓬架子。再用树将人字架两边横着绑几层，然后再将茅扇绑在大架子上，瓦蓬子就做成了。瓦蓬子能遮风蔽雨，挡住霜雪，使泥瓦不被霜雪损坏。烧火匠文绍友带着三个瓦匠和我，爬上人字架，正在绑横树梁，下面有人喊：“蓬子垮了。”我一听就立即喊：“老师们，快跳！”就一跃跳下了蓬子架。我刚一落地，就看见蓬子轰的一下倒了，其他人都平安无事，唯独把烧火匠文绍友砸伤了，他脸上、手上都是血。那时候，乡下缺医少药，我急忙将文绍友搀扶到我家，拿出我平常准备的外用纱布、胶布、碘酒、消炎粉等，给他包扎了伤口，又给吃了消炎药。他连声说谢谢。 蓬子重新搭好盖好后，四个瓦匠和我才开始踩墙头子。踩墙头子就是每个做瓦的人，先要用踩好的泥，踩一条四尺长，一尺五宽，四尺五高的一条泥墙。泥墙要踩踏实，不能有空穴。泥墙要成扇形，要刮光刮平。 做瓦是一个脏活、累活。一天到晚拿泥巴，一身上下都是泥，都是泥水。遇见寒风裹着霜雪一吹，手脚和脸都裂出许多血口子。做瓦也是不容易的技术活，泥墙踩好后，首先要将泥墙刮平刮光，再将泥墙用钢丝弓打削成扇形。正式做瓦了，用泥推子推切出一片泥片，将泥片用双手拿起，贴在瓦桶子上，又用瓦掌子沾水将泥坯紧紧地拍打在瓦桶子上，用瓦掌子沾水将泥桶子抹平抹光，再用瓦尺子将泥桶子多余的部分切掉。扔掉多余的部分后，就连同瓦桶子和泥桶子提到晒场上放好，取出瓦桶子和瓦衣，让泥桶子在晒场上吹晒。又将瓦衣套在瓦桶子上，又继续重复做瓦。 做瓦有几个难处，一是一般人将泥片拿不起来，泥片又扒又软，拿不上手。更不容易拿上瓦桶子。梢不留意，泥片就烂在手里。二是泥片要在瓦桶子上贴紧，揉踏实，使泥桶子不变形，瓦才不变形。三是要用瓦掌子沾水将泥桶子抹平抹光，以后的瓦才能光亮好看，才不漏雨。 我一开始就将泥片拿不上手，更拿不上瓦桶子转盘，越用劲越拿不起来，梢一使劲，泥片就烂了。看见文绍友他们做了七八个泥桶子了，我一片泥都拿不起来。越急越拿不起来，就干脆看他们做，看他们怎样拿泥片，怎样拍打，怎样揉打，怎样抹光。足足看了一个上午。下午自己才摸索着做瓦。原来，泥片不能用手指去拿，只能叉开十个手指去捧。如果泥片扒了，两手捧着困难，还要依靠人的腹部栓围腰子的地方，帮称着将泥片捧上瓦桶子转盘，才能做瓦。才开始，我一天又忙又累，才能做三四十个泥桶子，还搞得满身是泥。后来熟练了，一天做一百几十个泥桶子，还轻轻松松，干干净净。 做泥桶子时，不时还要将你前面晒的泥桶子用手圆一圆，太阳晒得不均匀，泥桶子容易变型，就会出现废品。每天放工前，都要用茅扇将泥桶子盖好，避免大风、霜雪损坏了泥桶子。每天开工前，又要将茅扇揭开，好让泥桶子晒太阳，便于泥桶子早点晒干。 泥桶子晒干晾干后，又要搬到瓦蓬子里去阴干阴透，然后才能拍成四片，成为泥瓦。泥瓦集多了，够装窑了，就能装进瓦窑里进行烧窑，经过煅烧后的瓦才能是生活中常见的青瓦。看起来极普通极简单的一片青瓦，却要经过很繁琐的劳动和工序，一点也不能马虎。 进入12月，我们这里天天都刮四五级的北风。那平地上，那草丛中，那山坡上，到处都被雪白晶亮的白霜打压着。气温下降到零下5、6度，山顶上那苍绿、墨绿的苍松、翠柏树，也被霜风染成了灰白色的一遍。那阔叶的桤木树、青冈树、麻柳树等，早已脱光了衣服，只剩下干枯赤裸的枝干在寒风中颤抖。一些怕冻的蔬菜如莴笋、白萝卜，都被霜冻打得象被滚开水烫煮过似的。 我们仍然每天都要到瓦场里去做瓦。因为经常要踩做瓦的泥墙头子，我的脚后跟早就裂开了许多血口子，脚的大母指盖边也裂开了血口子。两只手的关节上多数也裂开了口子，梢一使劲就会流血。我看见老农民都是在烤火时，烧一个芋子，然后将烧扒的芋子浆，糊在脚上裂缝里。我想不出这里面的道理，就每天晚上洗脚后，将药用胶布粘在裂缝上，这样还能解决一些问题，减少一些疼痛。 天冷了，出工的时间自然就黯了一些，短了一些。每天，几个瓦匠和大家一起出工，但瓦场子里只有这几个瓦匠，他们一到瓦场子，就先烧一堆火，先烤烤手脚，待身体暖和了，再动手做瓦。自然，天气冷，时间短，每天做的泥桶子也就少了，有时只有往日的一半。生产队长也知道，这么寒冷的天气，只要有人在做瓦，也就很不容易了，不需再去催他们。 今天开始要装窑烧瓦了，我心里很高兴，这一下终于将瓦做完了，不用再在泥里、水里干活了。并且，烧窑又是一种新鲜活，如果能学会，以后又是一门手艺。要知道，多一门手艺就多一条路，我心里乐滋滋的。 清晨，一出院子，看见漫山遍野都是一遍白色。那麦地里，那油菜田里，那山坡上，那树林上，到处都是一遍白。大雪将世间的一切都覆盖了，只剩下它那雪白、晶亮，象棉被似的白色世界。老农文明德一出门，看见满山遍野的大雪，就高兴地说：“下得好，下得好,大雪兆丰年，明年一定是大丰收年！”说真的，下大雪天，比打霜天天气暖和多了。我触景生情，一边走，一边唱起了《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打虎上山的京戏来。“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望飞雪，满天舞，巍巍群山，披银装，好一派北国风光。” 全队的人全都集中在瓦场上，烧火匠文绍友要我们五个做瓦的，一人选四个人做帮手装窑，其他人都去砍柴、背柴，准备烧瓦。队里有一个扇子窑，它和一般的圆窑有什么区别我一直都未弄懂。装窑也是一个技术活，瓦要一叠一叠地装好，重好，又要留出火路子，让土胚泥瓦能受火均匀。我就一边看别人怎样装，自己也学着装。尤平安当然是我的帮手，他一边给我递瓦，一边小声问我：“你们做瓦累吧？”我伸出裂满口子的双手给他看，又将双脚也给他看了，他同情地说：“看来我们都一样，我们整天改土抬石头，修公路砸碎石，手脚全都被霜风吹裂了很多血口子，可能是今年特别寒冷的缘故。” 窑装好后，文绍友又安排人烧窑，要每个瓦匠带四个主要劳力烧窑，一天三班倒，不能熄火。我也想学习烧瓦看火、掌火，文绍友坚决不让。我当然不懂其中的奥妙，觉得文绍友和我平时关系很好，也能互相帮助，就一定要他教我掌火。可他跟本不同意，还有一点要反脸的表情，我真搞不懂。后来悄悄问瓦匠，他们才告诉我：“烧火匠掌火，一窑要另外给他拿六七十块钱，外地的要一百块钱。你要学会了，他的饭碗就砸破了，他以后就没有钱挣了。手艺人，过经过脉的手艺都不会告诉你的。有很多师傅都不愿带徒弟，害怕徒弟带出来，砸了师傅自己的饭碗。”我又懂得了一点做人的道理。 那个年代，每年冬天，每个人民公社社员都必需给国家完成5至10个义务工。我们住在公路沿线，义务工就是每年参加修公路，或者给公路砸片石，砸碎石。尤平安和伍秀蓉每天要跟着大家一起砸片石，每天还要和道班的一道去收片石，计算片石碎石的立方。道班的工人总是希望我们多给他们干一点活，多给他们砸一点碎石，他们平时才有材料修补公路。尤平安是一个做事很认真的人，计算立方总是要计算到小数点后三位数。收方的工人有意见了，不同意那样计算，就和他争吵起来。尤平安可能觉得自己的计算是正确的，又是为了集体的利益，当然理直气壮，非要争辩出是与非来。还说：“你们是工人阶级，你们是老大，你们不坚持原则，总想占贫下中农的欺头，太不象话！”那个养路工人讲不出多少道理，就要动手。队长知道了，忙着前去制止。好多人才拉开了他们，可他们还各不服气。队长找到陆班长，陆班长叫走了工人，又向尤平安道了歉，他还说：“我们道班，一直和队里关系很好。我们的一些大的工程，都交给队里在做，工程款从不拖欠。你们队里的小才，也是我们的朋友。”尤平安见陆班长来道歉，也就平静下来。 二十至二十五章 二十、你们误会了（作者：蔡运生） 大队革委会在四队的大队部召开社员大会，各生产队组织全体社员参加。我们趁机来到四队的本县知青许文辉家，许文辉是低我们两届的同学，又和我在一条街道住，相互都很熟悉。许文辉住在四队大院子旁边一排集体公房里，我们还距离他的住房有二三十米远，尤平安就高声喊：“许文辉，快出来，来客了！” 房屋里一下子走出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娃儿，她大方地问：“你们是哪个？来做啥子？” 我们都被这突然出现的女娃儿给懵住了，以为是走错了房门，或是喊错了人。 那女娃儿看出我们的惊诧，可能也从我们的服装上看出我们是知青，就大声喊：“许文辉，你的同学来了。”她那喊声里还带着童音。 那女娃儿喊后，许文辉才慢不惊心地从屋子里走出来，看见我们说：“哦！是你们啊，快进来坐。” 他又向着那个女娃儿说：“到开水。” 我们被这一切都懵糊涂了，不知道怎样应对，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该问什么。待那个女娃儿端来开水放在桌子上，许文辉向她点了点头，说：“你走嘛。”那女娃儿就欠意地走出去了。 我看见这种情况，就更欠意地说：“很对不起，可能我们来的不是时候。” 许文辉却平淡地说：“这有啥子，同学来了，我们才有话说。” 尤平安接着说：“那她会不高兴的，她以后就不欢迎我们来了。” “你们在说啥子！你们误会了。”许文辉立即辩解说：“她们家住在上边院子，她家以前很穷，很困难。她父亲死得早，她四五岁时父亲就死了。她母亲带着两个娃儿很困难，我舅舅当生产队长，长期照顾她们母女三个。现在两个娃儿都大了，她姐姐都十七八岁了，快出嫁了。她快十五岁了，小学读了五年，回来参加队里劳动，挣工分。” 尤平安说：“看见她从你屋子里出来，我们以为是走错了地方。她又大声地喊你，我们都以为是你未来的夫人。不过，很大方，有一种田园风光之美。” 这可急坏了许文辉，他跳起来，舞起拳头要打尤平安。我们立即上前阻拦。我说：“好久没有见面了，开个玩笑，大家高兴一下。” 停了一阵，我又说：“笑一笑，十年少。我们窝在山沟里，人都老了一大节，再不笑一笑，以后我们都不会笑了。” 许文辉还愤愤不平地说：“你们笑，你们笑！你们跑来笑话我！好久不见了，见面就来洗刷我。” 我忙解释说：“今天大队开社员大会，我们才有机会来朝拜你，要不然，哪有这个机会见面啊？” 他说：“我不知道要开会，我也不管那些嫌事。” 他又接着解释：“我舅舅长期照顾她们家，她妈过意不去，又无以回报。看见我下乡来，又不会煮饭、洗衣服。就叫她来帮助我，她每天下来帮我洗完衣服，煮好饭，就回家吃饭。吃完饭后，又来帮我洗碗。” 尤平安说：“你这不能叫下乡，应该叫——” 尤平安一时找不到适合的语言。许文辉却跳起来要追打尤平安，嘴里说：“叫啥子？叫啥子？” 伍秀蓉不耐烦地说：“你们男孩儿在一起，就只会打跳。不会说一些知心话，不会说一些问候的话。你们烦不烦？” 我们都没有了语言。 伍秀蓉这时才对许文辉说：“那你们家里，你父母亲对这个女娃儿好吗？” 许文辉说：“那我管他们的，我也没有给他们说，我也不让她到我们家。” 伍秀蓉说：“那你太不负责任了。” 许文辉又急着说：“你们今天咋过了？我又不在这里安家，我又不在这里结婚。我要出去工作，我要去当工人，我又不和她结婚，我要负啥子责任？” 伍秀蓉不依不饶地说：“那别人凭啥子给你煮饭？凭啥子给你洗衣服？还要自己回家吃饭？别人凭啥子做你的免费佣人？受你剥削？” 许文辉又急了，气呼呼地说：“这硬是黄泥巴落到裤裆头，是屎也是屎，不是屎也是屎。” 他停下来，喝了一口开水，又说：“你们今天是专门跑我这里来‘批斗’我的？我这真比‘窦蛾’还要‘冤枉’，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 我忙解释说：“我们真的是来开会的，只是偶尔碰见。” 许文辉又对伍秀蓉说：“我理解你的心情，你是站在女娃儿的立场替女娃儿说话。可世界上，男女除了夫妻、恋人外，就没有其他关系了吗？比如说同志、兄妹。你们都晓得，我们家只有四兄弟，没有女娃儿，我认一个妹妹不好吗？再说，我舅舅家有五个娃儿，我下来不好再给他添麻烦。她们家为了感谢舅舅才来帮助我，我也教她很多东西，这样不好吗？我是要出去工作的，我是要出去当工人的。我不能结婚，也不准备结婚，结了婚我就出不去了。你们是知道的，她也是知道的。” 伍秀蓉跟着说：“那你还要别人给洗衣服，煮饭？” 许文辉说：“我的同班同学文孝民就是这个队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回了家，不久就结了婚。他现在已经是两个娃儿的父亲了，他还能出去吗？可他每天出工回家后，老婆都将热汤热饭端到他手里。我们回家都是冷锅冷灶，一切都要自己弄。我也不是不会煮饭洗衣服，她要主动来帮助我，我能拒绝吗？我认她做我的妹妹，她现在帮助我，我也教她一些知识。她只读过五年小学，而且是农村小学，学的东西不多。我有空就教她一些东西，她也乐意学。我把她当妹妹，以后她出嫁了，我也为她准备一份厚礼。这样行吗？” 伍秀蓉慎重其事地说：“我们是同学，我才告诉你，你可不能超越底线，不能对不起人家！要不然，你就出不去了。” 许文辉无可奈何地苦笑着说：“你放心，我做事还是有分寸的，绝不会拿自己的前途当儿戏，那样不值，也太没有必要了。我要是愚蠢到那个地步，就干脆跳堰塘淹死算了。” 开大会了，我们的辩论也就结束了。 二十一、惩办凶手（作者：蔡运生） 过了不多久，知青中传出河口乡有人打死成都知青的消息，后来又传来成都部分知青的父母，到县革委和省里示威游行，要求：“惩办凶手，保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保护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得到保护执行。”的消息。 原来，一个成都知青，到河口乡去赶场买东西。走了十来里山路，口渴了，顺手扯了路边地里的一个萝卜（那时候，物资匮乏，饭都吃不饱，更不要说喝矿泉水，喝饮料了。）。这在山区农村是极普遍、常见的，不是什么问题。可不巧被一个因“文革派性斗争”而被批斗的公社干部看见了。他挨了批斗，满肚子都不舒服，忽然看见知青扯萝卜，就借题发挥，大喊：“成都知青偷东西啰！”，他这一喊，赶场的人们都慌恐起来，卖鸡蛋的鸡蛋被踩烂，卖鸡鸭的鸡鸭被吓飞。一个山区小乡场，哪里出现过这种大白天偷东西的事情，整个乡场乱糟了。一个乡革委副主任听见了，立即挺身而出，跑在最前面，指着知青大喊：“给我打哟！”。赶场的农民先是一阵慌乱，后来听见喊打，立即群情激奋，不分青红皂白，追着、赶着去打。那个成都知青看见那么多人来追打他，心慌了，分不清道路，就往嘉陵江边跑。跑到嘉陵江边，农民又追赶来了，看见跑不掉了，那成都知青就一头扑进了嘉陵江。这时，那些追赶的农民都停下了脚步。那乡里的副主任却在河坎上大喊：“给我游过去打！”。听了主任这一声喊，一些年轻农民立即跳下江中，游过江去追打那个成都知青。那成都知青水性哪有当地人好，在水里就被打伤了，刚一爬上对岸，又被一阵江石子乱砸，毙了命。 当时正在“文革”之中，很多地方还在搞“武斗”。搞“武斗”就会死人，因此，当时那个成都知青死了，河口乡也没有人在意。可是，很多成都知青立即将此事告诉了他们的父母和亲友，他们的父母和亲友害怕自己的子女在几百里外的穷乡僻壤遭受迫害，立即联合起来，群情激愤，要县革委和省里惩办凶手，保护知青，杀人偿命。那成都知青的父母，还要抬上儿子的尸体游行示威。这一下子将事情闹大了，县里、省里出面安慰全不解决问题，省里只得成立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处理。 该事件发生后，成都知青和地方的关系一下子有些紧张了，乡镇干部害怕成都知青，成都知青也害怕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成天提心吊胆。一些家长干脆将子女叫回成都，不再下乡。县里这时又传出，有两个叫“陆陆”和“幺幺”的成都知青头头，他们很有号召力，各带一伙人，好打群架，打起架来很亡命，没有人敢惹，没人敢碰。知青和地方的关系就更紧张了。 其实，事情并不是人们所传说的那样。我认识“幺幺”，还到他那里去过。他知识面广，又有很多爱好，书法、绘画、唱歌、唱京戏、跳舞、搞乐器，他都搞得好，在知青中很有威信。同时，他又爱发表个人意见，维护知青的利益，成都和本地知青都拥戴他。 不多久，又传出一个女知青被公社武装部长强奸了的消息。这一下，我的心里也有点紧张起来，急忙去问伍秀蓉。 伍秀蓉告诉我和尤平安说：“小岩乡是大山里的一个小山乡，山多山大，却只有三千多人口，我的同班同学安淑华就下到了那里。安淑华父母亲都在铁路上，她一直跟着婆婆生活。小岩乡有一个武装部长，叫陈东，是六五年退伍当了武装部长的。陈东在乡下耍过好些个女娃儿，都没有结婚，有的还搞大了肚子。那时候，打击流氓犯罪分子虽然很严，但公社书记是他的三爸，乡干部搞女人也不算什么问题。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书记、乡长靠边站。‘全国学习解放军’，武装部长陈东当了权，成了乡里说一不二的人物。更没有人敢管他，完全成了地头蛇。安淑华下到那里后，陈东经常给她献殷勤，帮她买这样，帮她做那样。安淑华开始还不知道，不懂得那些，以为是公社领导关心知青生活，照顾女知青。可是，后来，陈东经常晚上跑她那里去耍，很晚了都不回公社，她只得到邻居农民家去借宿。邻居女儿受过陈东的欺侮，将陈东的事情告诉了安淑华。安淑华知道后，时时提心吊胆。 一天下午，陈东提了一刀肉，来到安淑华家，叫她炒几个菜，两人打平伙。安淑华又不敢得罪陈东，只得烧火做饭。待陈东酒足饭饱，天已经快黑了。安淑华一边洗碗，一边催促陈东快回公社。陈东一边剔着牙齿，一边死盯着安淑华看。一会儿，他突然从后背抱住安淑华。安淑华大吃一惊，一边挣扯，一边大叫，：“陈部长，你要干啥？”陈东厚着脸皮说：“我要和你好，要你当我婆娘！”说着，就将脸贴在安淑华脸上乱蹭。 安淑华吓坏了，哭着说：“我们是知青，是不可以的。以后我还要出去工作。” 陈东冷笑说：“你还晓得要出去工作？不管做啥，你都必需通过我签字，通过我才能盖上公章，才能出去。你不答应我，就别想出去。” 安淑华吓坏了，颤颤兢兢地说：“你是部长，又是革委会主任，其它什么事情我都听你的，可你不能欺辱我呀！” 陈东这时哪里管安淑华的哀求和反抗，抱起安淑华，丢在床上，强行奸污了安淑华。 陈东第二天醒来，看见安淑华还在哭泣，又不顾安淑华的反抗，在她脸上啃了一阵，才打着口哨，洋洋得意地回公社。 安淑华从晚上一直哭到半响午，一双眼睛哭得象桃子，声音完全哭哑了。没有办法，只得找女同学商量。走到最近的女同学家，两人抱着哭成一团。两人商量了很久，要告吧，又怕打击报复，以后出不了农村；不告吧，自己太受侮辱，陈东还会来为非作歹，以后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她们又去找男知青商量，男同学知道后，也非常气愤，立即支持她们上告县公安局。并提出，要求公安局将安淑华另调整一个公社。他们三人立即走路五十多里，回县城公安局告状。事情就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本地知青和成都知青都要县公安局给一个说法，给一个明确的交代。 安淑华的父母知道后，从铁路上回来，天天坐在公安局要求惩办凶手。 伍秀蓉讲完安淑华遇害的经过，也大声地哭了。她不仅为安淑华的遭遇感到同情和悲哀，对陈东的行径感到愤怒和仇恨，也为自己的处境和前途感到悲哀和迷茫。尤平安挽起两只袖子，气愤地挥舞手膀说：“你放心，从今天起，我经常到你这里来，如果有人胆敢对你无理，我将打他个落花流水！” 我也在一旁安慰说：“你放心，我们队还是很团结的。只要你一声喊，我立即就带坝子里的小伙子前来帮你，决不会虚火的。” 这时，伍秀蓉唱起了聂耳的《铁蹄下的歌女》，我们也一起唱起来：“我们到处卖唱，我们到处献舞。谁不知道国家将亡，为什么把我们当作商女？为了饥寒交迫，我们到处哀歌，尝尽了人生的滋味，舞女是永远地漂流。谁甘心做人的奴隶？谁愿意让国土沦丧？——” 我们又唱了冼星海的《热血》：“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人道的烽火燃遍了整个的欧洲，我们为着博爱、平等、自由，愿付任何的代价，甚至我们的头颅！——” 接着，我们又唱起了：“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您指方向，黑夜里想您照路程，黑夜里想您照路程——” 县公安局还未将那个成都知青被打死的事情处理结束，这边又出了强奸女知青案，一下子慌了手脚。县公安局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有一些人要“砸烂黑公检法司”，在公安局内另搞一派，使公安局不能正常工作。后来解放军接管了公安局，很多工作仍不能正常开展。现在又遇见了这两件棘手的事情，当然就更麻烦了。 由于省工作组在处理成都知青死亡的事件，就一便先安排，让县公安局将安淑华调整到乔家乡去插队当知青，首先调离小岩乡。又安排她在村小学代课，作为安抚。一边组织人调查该事件。 过了几个月时间，当区上召开各公社革委主任会议时，公安局当场给陈东带上了手铐，陈东还跳着吼叫：“我是公社革委主任，你们没有权利逮捕我。我在谈恋爱，我没有结过婚，你们没有权利不准我谈恋爱！”陈东被带走后，小岩乡群众知道了，都欢呼雀跃，拍手称快。 这两件事情发生后，知青与地方的关系更加紧张。成都知青就传出说，东北、内蒙的上海、北京知青，有人被当地农民打伤，女知青被当地农民强奸，一些知青被打死了。又有的知青传出，下到云南、广西的北京、上海知青中，一些不愿受“建设兵团”的气，男男女女一起，越过边界，到老挝、泰国、缅甸、越南，去支援东南亚，解放全人类，解放全世界！有的还说，我们本地知青中，也有人到了东南亚，参加了那里的志愿军，有的还当了头目。并说，那里既不要搞体检，也不搞政审，只要人去就行，人越多越好。还说了几个去了的知青的名字。又说，你带十个人去，就给你一个班长，你带三十个人，就给你一个排长，你带八九十人过去，就给你一个连长当。我知道他们说的那几个知青，也的确一直都未再见到那几个知青了，不知道他们究竟去了哪里，真的象消失了一样。 可我总觉得，他们说的那些，就象《沙家浜》里，胡传魁招兵似的，没有一点谱。并且，我知道，到了那里，语言不通，生活不习惯。连我们红卫兵大串联的时候，到北京、重庆、贵州、广西、陕西、河南等地，都还是国内，就有很多语言、生活上的不方便，更不说到国外了。并且，中国人都还未将中国自己的事情搞好，谈什么“解放全世界，全人类”。简直是“国际笑话”。可在当时，这些话是不能说出去的。 据说，那些“解放全人类的国际战士”，在东南亚参加了很多战斗，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罪。有的有地位、有关系的家庭子女，得到消息后，就很快退出了队伍，回了家。可是，大多数出去的人，很多都战死在异国他乡，成了孤魂野鬼；有的伤残了，就无人再管了，只得逃回自己家中；战争结束了，少数幸承者回国回家了，可是，他们的行动是个人的行为，不被国家认可，有的就浪荡在边境线边，有的就流落在社会底层。 不久，云南、广西和北大荒兵团知青遭迫害、遭欺辱的事情被中央知道了，中央行文要保护知识青年，鼓励他们上山下乡。中央文件强调，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路线一定要坚持，要坚持到底，每年的初、高中生，都要下到农村去。各地都行动起来，打击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行为和坏人，清算他们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罪行，惩罚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 县里就在河口乡召开了公审公判大会，将参加打死成都知青的六个犯罪分子进行了公审公判。直接打死成都知青的犯罪分子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另三个判了四到八年不等。两个乡干部，副主任被判了二十年，另一个判了八年。成都的知青和家长们才被安怃。开公审公判大会那天，河口乡全区五个乡的农民，全县大多数知青，还有很多成都知青的父母亲属，有几万人参加。当时真叫空前大会。 后来又在小岩乡召开了公审公判大会，让我们知青都参加了。鉴于陈东知法犯法，性质恶劣，手段惨忍，累犯不改，又态度恶劣，负隅顽抗，不思悔改，被重判二十年徒刑。知识青年和当地社员都振臂欢呼，都认为公安部门为地方剪除了一大祸害，还有人放起了鞭炮。 两件案件判决以后，知青们的心里安稳了很多，一些成都知青又回到了乡下。 二十二、他结婚了（蔡运生） 要大春决算了，会计要我到汉德区粮站，将全年出售粮食的帐目核对落实，拿回核对账单，好搞决算。我在粮站核对完了账目，已经是中午一点半了，又饿着肚子往回跑。经过汉德乡红岩村三组时，肚子又饿又渴，腿杆也软了。我忽然想起该队有一个本县的知青，何不顺道去看一看，喝口水，说不一定还能找到午饭吃。一高兴，我就走上山间小路，向他家走去。 他叫罗成，他家在半山腰的一个大三合院子里。我还未走拢，就看见他坐在门前大方桌边，手里还抱着一个东西。他看见我，就老远打招呼，喊：“你好久来的？你从来没有到我这里来过。” 我一边走，一边说：“今天不就来了吗！” 他给我端来板凳。我坐下后，才看见他手里抱着一个奶娃娃。我心里一惊，忙问：“这是哪一个的娃儿？” 他大言不惭地说：“是我的。”说着就大声喊：“端开水来！” 我一听，就知道他在喊他家里（人，也就是他爱人）端开水来。我一边称：“谢谢。”一边观察，那端开水的女的大慨只有十六七岁，个子也不高，但长得眉青目秀，小嘴小脸的，是典型的小家良女。待她走进家里，我才小声地说：“这就是你爱人？” 他点头说：“喔！” 我更加小声说：“那你安了家，结了婚，以后就不想出去工作了？” 他苦笑了一下，非常无奈地说：“啥子工作喔，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家里（他父母家）的情况，已经下来了，还回得去？” 是啊！他父亲解放前后都在县税务局工作，五七年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以后，历次运动都是斗争对象。他们作为子女的也受到了殊连，一切好事都没有份，强制劳动改造次次都跑不掉。他小学毕业，就不让上中学，在社会上游荡了几年，又让下乡了。谁能保证他以后能出去，以后能有工作呢？ 我说：“那你也不能自暴自弃，也许还有希望呢！”这也是我言不由衷的安慰话吧了。 他告诉我，下乡以后，一切都非常困难。刚好生产队长只有一个独生女儿，急着想抱一个上门女婿，给他家添丁进口，延续香火，山里人是很看重这一点的。队长家房屋又多，一家人一个三合大院。又是生产队长，排工调活都自在，不用吃大苦。他下乡不到两个月，就和队长的女儿结了婚。 听了他的话，我真有些哭笑不得，不知道应该祝福他们，还是应该劝告他们。我又想到了同班同学季卫民的事情，只得说了两句光面子的空话，道了一声谢，就立即往生产队跑。我知道，他们已经吃了午饭了。他又是倒插门女婿，女人当家，自己还是早一点回家填肚子。 一路走，我的脑袋里又乱七八糟地翻腾起来，一会儿是老同学季卫民，一会儿是罗成，一会儿又是安淑华，一会儿又是我自己。我不安心走安家、结婚、生子的路子，我不相信知青只有这一条路，自己只有这一条路。我要出去，我要工作，我要靠自己的双手劳动，走出这里。我脑袋里在大声呼喊：“天生我才必有用。我一定要出去！一定要去工作！国家需要发展，国家需要前进，国家需要我们！”。我下定决心，自己一定要有希望，要有理想，要有追求。绝不能放弃，绝不能自暴自弃，颓废堕落。绝不能短见，绝不能只图一时而放弃了自己的前程。我心里在大声地呼叫，在大声地怒吼。 我大声地唱起了《智取威虎山》杨子荣的唱词：“党，给我智慧给我胆，千难万险只等闲。为缴匪，先把土匪扮，似尖刀，插进威虎山。誓把座山雕，埋葬在山涧。壮志憾山岳，雄心震雪原。待等到与战友，会师百鸡宴，要捣得那匪巢，地覆天翻——” 唱完以后，仿佛还不能发泄完自己的情感，就又唱起了：“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顶风傲雪映长空，八千里风雪吹不倒，九千里雷霆也难轰——” 一阵狂吼乱唱后，不，是一阵撕心裂肺地发泄以后，我的心情似乎轻松多了。我突然感觉肚子好饿好空，这才快步跑回家，肚子早已唱空城计了。 二十三、大春分配（蔡运生） 大春决算完了，我们队里由于粮食产量比较高，副业生产也搞得比较好，分配也就比较好。我们队里有一个油房，一年中有半年在人工榨油。不仅为自己队里榨油，还为附近三个公社的生产队榨油，收取加工费。今年又烧了五窑瓦，这是很大一笔收入。队里两个养猪场又卖了十八头肥猪，算是全大队最好的养猪场了，全大队一共为国家卖了五十一头肥猪。在全公社卖肥猪算是最多的了。 大春决算结果，我们生产队平均口粮四百一十二斤，劳动报酬每天四角七分钱，是全公社，全大队最高的。大队里，有的生产队每个劳动日才二角一分钱，人均口粮三百六十斤。当年，全县平均亩产粮食：水稻208公斤，玉米129公斤，小麦55公斤，红苕146公斤，油菜籽53公斤，棉花32公斤，花生59公斤。当时的生产力是非常低的，生产水平也是非常落后的。没有化肥，农药就是六六六、滴滴涕，还有剧毒农药1605和1059，全县经常发生棉花灭虫时，剧毒农药毒死人的现象。现在的人听了都不会相信，可那就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当会计宣布了生产队的分配方案情况后，全队参加开会的人都高兴起来，都为自家能多分到钱，多分到粮食而高兴。是啊，那时候，一年到头就盼着这一天呢。 当时，不仅我们县农业生产非常落后，产量极其低，全国农业生产也都非常落后低下，。毛主席亲手组织制订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要求，淮河以南粮食亩产要达到800斤，黄河以北粮食亩产要求达到400斤，黄淮之间要求达到500斤的农业发展纲要指标，全国奋斗了二十年都未能达到，粮食产量一直徘徊在两三百斤的状况。 全国多数地方的分配都不好，每个劳动日值只有一两毛钱，很多家庭都倒找。一些地方“倒找户”占了百分之五六十。 第二天上午，会计和我就坐在我们新院子堂屋前，摆了两张大方桌，会计在前面摆放着“生产队年终分配方案表”，我前面放着“现金分配表”和现金。全队四十一户人家都来了代表，排队在分配表上签字盖章，然后到我这里盖章后分发现金。倒找户也要在分配表上签字盖章。会计还要将一条写有家庭姓名，出工天数，总计工分，肥料，共分粮食，已分粮食（小麦、豌胡豆、稻谷、玉米、红苕等等），还应分粮食（其中稻谷、玉米、黄豆、小豆等等）。已分油料（菜油、花生等），应找补现金等等的纸条，发给每一个家庭。便于每个家庭，弄清自己分配的情况。 我当然得把每一角，每一分钱都要发放到户主手中。那时候，每一分钱，对于一个农民家庭都是很不容易，很重要的，很宝贵的。 二十四、砍柴(蔡运生） 砍柴和背柴，在那时是农村中最艰苦的活路之一。那时，农村每一个家庭，每年都要砍四五百捆柴，有的还要砍五六百捆柴。因为煮饭、扎酸菜、扎猪草，烤火都要烧柴，各家各户都离不了它。我们这里砍柴主要是分天上和地下两种。天上就是爬上树去樵柴。我们这里多是柏树、松树、桤木树、青冈树、芶叶树。只要爬上一颗树，樵一颗大树能樵几捆柴。只是必需会爬树才行。砍地下的柴草就主要是砍地下生长得太稠密的，生长不成器的小柏树、松树和杂树，包括桤木树、麻柳树、檬子树、水青冈等等。还要砍马桑子、蹩辣子、黄荆子、黑碴子等灌木脚柴和刺藤老棒等等。砍柴是个很费手、费衣服、费裤子、费鞋子的活路。因为要爬树，要钻树林，要钻刺笆笼。砍一天柴，有的人会把脸、手、脚和衣裤挂破、扯烂。 捆柴还是一个比较困难的活路。有竹子的家庭，每次砍柴，都要砍竹子划篾条，用篾条作为捆绑柴草的绳索。没有竹子的家庭，或竹子少的家庭，就只有砍那又细又长的黄荆条、黑碴子条作捆绑的绳索，捆绑柴草。捆绑柴草前，要先将篾条或黄荆条纽破，纽成丝绳状，才便于捆绑柴草。这是很费手的，很容易将双手打破。 砍柴一般是在冬天，因为冬天水下了树，砍的柴要轻一些，要扎实一些，不会生虫，不会蛀虫，也要经得烧一些。按规定，知识青年半年内，国家供应粮食、肉、油等物资，半年后随生产队分配，国家不再供应粮食等等。我们的烧柴问题，这大半年是在集体饲养场解决的，明年自己不砍柴，就没有柴烧了。我们只得提前作好准备。 我们这里是山区，生产队的社员每家每户都有几处柴山。几处柴山加起来，面积可能每户有十几、二十几亩，有的甚至几十亩柴山。每家每户砍柴，都是采取今年砍这一片，明年砍那一片，后年又砍另一片。采取分片砍伐，才不会竭泽而渔，才可能长久砍伐。我们知青没有柴山，好在生产队里还有公共柴山三处，队长要我们自己请人砍柴、背柴。我当然就请住在附近的文世虎等六个新院子和新房子的小伙子，帮我砍柴。 按照习惯，虎头他们在自家屋里吃了早饭后，就背上背架子、打杵子，拿着砍刀，和我一道，到石梯子崖那边的公共柴山去砍柴。由于是公共柴山，又因为距离住家户太远，平时很少有人去。那林子里黑洞洞的，让人进去后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那林子里，树叶枯草铺了厚厚的一层，踩上去软绵绵的，还有一点弹性。老树林里阴森，潮湿，一棵树就有几丈高，长得又细又长。我们七个小伙子进去了，就象菜籽掉进海里头，没有一丝响动。虎头他们四个人会爬树，就各人选了一颗枝杈多的树往上爬，从上往下樵树。我们三人不会爬树，就在下面砍地脚柴，捆绑他们樵下来的柴。 十点钟了，我背上三捆柴就回家，回家给他们六个人煮饭，他们来给我帮工砍柴，不计报酬，（当时各家各户有事，都是相互帮助，不计报酬的。）我总得要负责煮午饭和晚饭吧。我煮饭时，就一便蒸好两大碗鸡蛋，又用红萝卜烧了两大碗肉，炒了个糖醋白菜，又炒了一碗大白菜，一碗豆芽，又凉拌了一个粉条三丝，还烧了一个青菜汤。虽然不象他们请客多做凉粉、豆腐、米凉粉等八大碗，可是有肉，有鸡蛋，是很扎实的。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要吃肉是很困难的，他们一年到头最多只能吃到一次肉。我们知识青年，国家开始给我们供应了半年肉就停止了，停了半年多后，又每人每月给我们供应四两肉。猪肉在那个年代是非常稀罕的物资，一般家庭都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一次肉。 中午，文世虎他们六个人各背了一背架子柴回来，有的背了四捆，有的背了五捆。要知道，刚砍的活柴是很重的。他们帮我堆旋在院子外面，然后洗手吃饭。我给他们煮的是白米干饭，比他们天天吃的玉米膏膏当然好多了。再加上又有红烧肉和蒸鸡蛋，大家都吃得很高兴。 下午砍柴时，文朝新钻进密林中去拉屎，不大一阵子，他就提着裤子跑出来，大声吆喝：“你们快点来，这边有一只小黄麂。”大家立即放下砍柴，各人拿着砍刀、柴棒，向他指的方向跑去。他们看见一只还不大会跑的小黄麂，卧在草丛中，就拿着砍刀去砍，那黄麂看见了，站起来，跑跑跌跌地在草丛中乱窜，他们几个人围上去，一阵乱棒打，将小黄麂打死了。文朝新立即将黄麂挎下皮来，提给我说；“我们运气好，明天你给我们烧黄麂肉吃。我们给你做活路，天天都有肉吃，我们就天天给你做活路好了。” 我当然喜欢这样的好事。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并打到的第一只黄麂。这黄麂就跟梅花鹿一样，只是身上没有梅花点，也没有大角。黄麂有一身金黄色毛皮，就象黄缎子一样，很是好看。第二天中午，我就给他们做起了红烧黄麂。 二十五鸡公车（蔡运生） 过了新年，到春管春播还有一段时间。公社和省养路段签了协议，负责改修一段公路。要全公社主要劳动力分批分任务都来改修公路，要在二十天完成。 原来，要改修的那一段公路在汉德公社境内，是一段下坡后又急转弯又下坡的道路。这段道路，坡陡弯急，以前经常发生车祸事故，经常翻车。我前两个多月就听说，此处连续发生了两次车祸。一次是，国家将春节供应物资运到广元火车站，省汽车运输公司派载重四吨的解放牌大卡车（当时，全国只有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的载重四吨的解放牌汽车和南京汽车制造厂生产的两吨半的嘎斯车。），从火车站将物资运到我县。一辆汽车开到这里时刹车不及，翻倒在荒坡上，司机受了重伤，货物撒得满坡都是。当地生产队一边派两个人，跑五公里路向公社报告，一边组织人抢救受伤司机，搜检零散货物。 不过二十天，一个下乡女知青，在汉德乡赶场后回生产队，顺道坐上一辆大货车。大货车装得满满的，她就坐在货物上。大货车开到那里时，下坡惯性大，急转弯时来了一个急刹车，将那个女同学从车上甩出很远，甩在路边一荒草坪上。那女同学被甩晕了，躺在荒草坪上昏睡了半天，老半天回不过神来。最后爬起来，跛着腿骂道：“老子以后一辈子都不坐汽车了！” 我们上公路时，看见前面四个大队改修了十天公路后，公路工程还未完成一半。我们后三个大队，人数少，要十天完成全部工程是不可能的。原来，改修公路时，原公路要照常通车。新改修的路段只能从下面往上面开挖，要挖开一座山头，与山上的公路相接，为的是减小弯度和减小坡度。工作面不很大，但全是人工挖，人工背。背土运土要走一百米远，运土工程距离太远，人工背运太耗工耗时，所以工程进展缓慢。我们背了三天土，工程进展都不大。公社工程负责人急得跑来和我们大队商量：“看来每个大队修十天路，这个工程是拿不下来，干脆你们搞十五天，剩下的工程由他们四个大队再来完成，行不行？” 有的人就附和着说：“行啊！” 有的则提出：“就是每个大队再加五天，可能也完不成工程。” 公社工程负责人点了点头说：“很可能是完不成。可是，马上就要春管了，就要大忙了，总不能影响了大春生产嘛！怎么办呢？” 我看都没有提出很好的解决办法，就在大队主任耳边悄悄说：“你告诉他，今天放我们大队回去，明天我们大队推来一百多架鸡公车，一架鸡公车要顶四五个人背土，运输速度就会快得多。但是，公社下半年就不要再给我们加义务工了。”主任听了很高兴，立即将此意见提了出来。 公社工程负责人似信非信地说：“可能吧！你们有那么多鸡公车？有那么高的效率？” 主任笑着拍拍胸口说：“你不要管，今天你只把我们放回去，明天我给你组织一百五十架鸡公车。如果不够，你找我！” 公社负责人听了，也笑着说：“那好，只要你有一百五十架鸡公车，下半年就不给你们加义务工了。” 大家都很高兴。 大队主任立即召开各生产队队长会议，落实了每个生产队的鸡公车任务，然后让我们大队全部回家。大家背了三天土，都累了，巴不得回家休整。 第二天，其他两个大队看见我们浩浩荡荡地推来一百多架鸡公车，都吓呆了。养路段负责监工的看见了，也惊奇地说：“你们这个才叫做机械化哦！” 有了鸡公车，鸡公车本来就装得多，推车又比背土走路快得多。鸡公车上安放一个大撮箕，装土倒土都方便。那两个大队就负责挖土、刨土、上土。我们就负责推土，倒土。有了鸡公车，工程快了很多，每天看见工程在减少，小山在变小。鸡公车这种土机械化在那个工程中起到了很大作用，几天时间，就将工程做完了。养路段看了很高兴，主动提出要多奖励两千块钱。公社也乐得在广播里，天天大力宣传文家湾大队，“学习大寨干劲大，鸡公车推出新天地”。 县里也向全县进行了广播宣传。 二十六至三十三章 二十六、科学种田（蔡运生） 又该种春玉米了，县里在化林大队召开了“农业学大寨，赶化林，三年建成大寨县”誓师大会。全县生产队长以上干部都参加了会议。 队长回来后，传达会议精神说：“县里在化林召开了现场会议，要我们参观了化林大队的小春生产，我们到化林每一个生产队都去参观了。别个的生产就是好，每一块田地的庄稼都是一样高，一样好。县里要我们向化林学习，学习他们种庄稼做到‘三个一样’，也就是‘地里庄稼要和田里庄稼一个样；山坡上的庄稼和平坝的庄稼一个样；边远田地的庄稼和房檐田的庄稼一个样。’也就是要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我也不球晓得‘单位面积产量’，搞了半天才是提高亩产。我们是不可能象化林大队那样，做到‘三个一样’了。但县里严格要求各公社要‘科学种田’。春玉米的种植一要按宽窄行种植，要合理密植，提高亩产。二要辨别东西方向，使农作物充分光照。不准再按老规矩种大稀行了，公社要组织检查。” 生产队长识字不多，对科学种田一翘不通，就问我们：“你们谁个晓得种玉米挨行是多少？退行是多少？”我按照书里的标准给大家说了，又拿出书本，给大家读了两遍。队长说：“明天种春玉米，你就负责挖窝子。挨行和退行都按标准挖，你在前面做样子，其他人跟着你学习挖。” 第二天，我选测好方向后，就按标准在前面挖玉米窝子。一些老农民看见了，就摇头说：“你挖得这么密，下年还有收啊？可能只有收草草了！” 文明德老汉嘴里含着兰花烟，咋了两口，说：“你们晓得啥子？别个老才是按科学书里挖的，是对得！别个去年种的玉米象牛角一样，歪包歪包的，一包就有一尺多长，你们都没有见过，还说别个收草草。”德大爷这么一说，队里再也没有人“冒皮皮”（说二话）了。春播改革变得很顺利。早春玉米虽然比往年播种得慢一些，可是，今年的技术、质量都比往年好多了。队长看见，改变播种方法进行得这么顺利，他都未想到，当然很高兴了。公社如果检查，他又有汇报的了。从这次德大爷喊我“老才”以后，队里都叫我“老才”了，再也不叫我“那个娃儿”了。 二十七、为啥子下乡（蔡运生） 一天，村里来了通知，要我到公社去。我不知道去做什么？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心里惴惴不安的。走了十多里山路，才来到公社。看见公社办公室老刘，一个人在整理文件，就问：“请问，你们公社通知我来干啥？” 老刘抬头看了我一眼，说：“你就是才永胜？” 我说：“是。” 他把我上下打量了一下，平淡地说：“根据各级推荐，公社让你填这张表。全公社你是第一个填这种表，但也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听说全县六十个公社只招几个人。”他不热不冷的话语更让我不知道东西南北。待他慢慢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张表，交给我，我才看见是“四川省汽车运输公司三十九队招收正式工人招工表”。我看了内容后，心里立即热忱涌动，心跳加快，又惊又喜，一下子有说不出的高兴，真希望能大呼“万岁”。 可再看一看对面的老刘，他仍然不动声色地在整理文件，仿佛没有我这个人似的。我再回味他说的那句话，心里一下子平静下来。是啊，这才是填表，还有很多事情在后面，谁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全县那么多人，谁知道会选中谁？我又立即冷静下来。恭恭敬敬地填好表，双手交给了老刘，自己又冷静地回队里去。我一路走，一路想，老刘说得很有道理。全县那么多人，你算老几？只招几个人，轮得到你吗？一个平头老百姓的儿子，怎么可能第一批招工就出去呢？丢掉幻想，丢掉奢望，放下包袱，老老实实回生产队去。 回到队里，队里小伙子们来我屋里耍，文世虎就问：“公社找你干啥？” 我冷淡地说：“他们找我问春播种玉米的事。” 文世虎不太相信地说：“不大可能哦？” 我说：“是真得。” 他看我没有什么表情，也就不再追问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问我：“你说，毛主席为啥子，要你们学生都下乡来劳动锻炼呢？” 我一时回答不出他的问题。想了一阵，我试着说：“我们可能都说不准。不过，一个可能是，文化大革命把大批学生都聚积在了一起，一下子不可能安排那么多学生工作。只有先下到农村，以后再慢慢安排工作。其二是，他利用学生开展文化大革命，时间太长了。他想结束文化大革命了，就先将学生放下乡，等文革结束了，再安排他们工作。这只是我们在这里说，不能出去说。” 文世虎想了很久，点头说：“你可能说的是真话，硬是有道理。不然，他毛主席一下子也安排不了这么多的人；文化大革命闹得也收拾不了火场了。” 我们正在说着话，尤平安也到我家来了。他进门就问：“公社叫你去干啥？” 我清描淡写地说：“没得啥子，就是问一下春播玉米的事情.” 尤平安有些半信半疑，看我一幅平静冷淡的样子，还想说什么。文世虎却问：“尤平安，你说，毛主席为啥子要叫你们学生都下乡来？” 尤平安想了一阵，说：“不晓得。可能是他怕文化大革命搞得太久了，想快点结束文革运动吧！” 虎头说：“你们的看法相同。这文化大革命的确也搞得太久了，搞得好多地方都没有饭吃了。工厂停工，农民不种地，光去搞武斗，死了多少人。” 我说：“这文化大革命靠是该结束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依靠‘老三届’的学生。文革初期，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八次，一共接见红卫兵一千多万。我们也上北京串联，参加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北上南下，全国大串联，文化大革命才在全国掀起。由于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多次分别会见和支持红卫兵代表，使红卫兵组织和文革组织分划成两大派，搞起了争权夺利的派性斗争，搞起了全国性武斗。开国功臣、开国元帅被打倒了。工人、农民当权了，工人停工闹革命，农民进城闹革命，没有饭吃，没有衣穿，饿着肚子到处闹革命。工业农业大减产、大倒退,天天还在大喊‘形势一派大好，越来越好！’。可能毛主席也觉得文化大革命、派性武斗搞得太久了，不可收拾了，才想起先将学生赶下乡，好让文化大革命快点结束。我们早就期盼着文化大革命快点结束，结束后，工厂大开工，大发展，我们才有希望回去，才有希望参加工作！” 尤平安也深情地感叹：“我们何时才能回去？何时才有工作啊！” 二十八、“知青歌曲”（蔡运生） 那时候，由于农村晚上没有电灯，只有煤油灯、桐油灯，文娱生活几乎没有，只有唱那几首红歌。生产队条件好的还可以放一放广播，听一听新闻。大多数生产队都没有条件安广播，晚上除了烧堆火搞政治学习，就只有“压床”了。由于生活的枯燥乏味，由于知青中的思念和渴望，知识青年中逐渐兴起了一股传唱思念歌曲的热潮，特别是传唱外国思念歌曲的热潮。首先是在成都知青中传唱，后来所有知识青年都传唱开了。有的还传唱三四十年代的歌曲。 听说，北京、上海、广州、南京、重庆、成都等，很多城市的知识青年下乡后，都创作出了很多“知青歌曲”来。有代表性的如：《扬子江边》、《知青归来》、《告别广州》、《望断蓉城》、《雪花飘飘》、《黄土坡》、《美丽的山城》、《故乡校园都不见》等等。这些歌曲，都是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对家乡故土、对家庭父母的思念，对学生时代的向往，对出去工作的渴望。也反映了知青生活的艰辛，对处景的绝望。如《美丽的山城》中，就有当时非常浓厚的政治色彩，“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而《望断蓉城》则是运用三十年代《秋水伊人》的曲谱，填上知青思念和生活的歌词，成了当时传唱非常广泛的知青歌曲。它的歌词是：“望断蓉城，不见妈妈的慈颜，灯残楼静，难耐五更寒。往日的温情，方显得眼前的孤单。梦魂何所依，空有泪绵绵。几时才能回成都？妈妈呀，几时才能回到我故乡的家园。那滔滔的锦江水，那壮丽的人民南路，依旧是当年的情景。只有您的女儿呀，已经陷入了绝望的深渊。可怜您那抛弃的女儿呀，正在遭受无尽的催残，可怜您那孤独的女儿呀，几时才能回成都，妈妈呀——” 这首歌曲，写出了知青下乡后，生活孤单、寂寞和艰辛，代表了广大知识青年渴望返回故乡，返回家园的思念之情。传唱的范围广，流行的时间长。连著名歌唱家李谷一等等，都在八十年代演唱过这首歌曲。其它知青歌曲，在七八十年代也非常流行，很多歌唱家都演唱并制作唱片。 一天，我路过一队成都知青李大志家。看见他有一本《外国名歌选编》，如获至宝，拿到手里就不放，一定要他借给我看一看。他说：“你这也是‘黄鼠狼拖鸡——有去无回’啊！我本来就是‘亲家母的花鞋——借的’。你又要‘黄鼠狼拖鸡，’真拿你没有办法。”一听这话，我拿起书就跑。一边跑，一边连说：“谢谢！谢谢！” 回到生产队，我就找尤平安、伍秀蓉来，一起学唱外国歌曲。他们看见了《外国名歌选编》，也非常激动，爱不释手，仿佛象现在捡到了大金元宝一样。伍秀蓉首先选了朝鲜的《卖花姑娘》，我们就一起唱起来：“卖花姑娘，日夜奔忙，手提花篮上市场，走过大街，穿过小巷，卖花人儿心悲伤。一片至诚，无限希望，培育鲜花多芬芳，卖去鲜花，换来良药，救治母亲早安康。金达莱花，遍地开放，杏花长在山崖旁。多少泪水，灌溉土壤，浇得百花扑鼻香。快来买花，快来买花，卖花姑娘声声唱，买去鲜花，带来春光，明媚的春光洒胸房。” 我们又唱了西德影片《英俊少年》的插曲：“小小少年，很少烦恼，眼望四周，阳光照。小小少年，很少烦恼，但愿永远这样好！，一年一年，时间飞跑，小小少年转眼高。随着年岁，由小变大，他的烦恼增加了——” 还唱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树叶儿也不再沙沙响。夜色多么好，令我心神往，在这迷人的晚上。小河静静流，微微泛波浪，明月照水面，闪银光。依稀听得到，有人轻轻唱，多么幽静的晚上——” 我们反复唱，大声唱，唱得如痴如醉，如梦如幻。这是一种放纵，一种宣泄，更是一种希望，一种梦幻的寄托和表现。我们多么希望祖国能够发展，能够前进。我们多么希望祖国能够招唤我们出去工作，招唤我们出去发挥自己的力量啊！ 我们唱累了，三人都停了下来，突然觉得非常安静。尤平安终于打破了安静，问我：“你上次到公社去，究竟是为啥子？” 我将到公社填招工表的事，如实告诉了他们。他们立即用疑惑的眼光看着我。我又将公社老刘的话和我的想法告诉了他们，我说：“全县那么多知青，选几个人，能落到我的头上？那明显是拉的陪垫，是陪杀场的。不过，既然有了第一次，就说明国家开始要招工了，要逐渐安排知青出去工作了。这是一个大好事情，我们都不能糊涂，不能干儍事，不能慌忙结婚。否则，出去就很困难了。” 伍秀蓉听了我的话，想了一阵说：“你说得有道理。那些人，绝不会让一个平民百姓首先出去。不过，这的确是件好事，它预报了国家开始回收下乡知青了。这是国家的一项重大政策变化，我们都要注意。” 尤平安听了我们的话，也点点头，说：“看来国家是不会不管知识青年的。现在就看哪一个运气好，哪一个走得早了。不过，我们应该相互联系，互相通气，争取大家都能出去。” 我们都表示同意。 二十九、“手抄本小说”（蔡运生） 后来，知青中又兴起了传看“手抄本小说”的热潮。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破“四旧”，打倒了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彻底批判了资产阶级文艺路线。以前的电影、书籍、歌曲、文化艺术都成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黑东西，全部受到批判，全部被封存或销毁。全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只能上演八个样板戏和八个样板戏的电影。书籍中，《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选集》的印刷、发行量震惊了世界，亘古未有，无与论比。其他书籍多是样板戏和毛主席的颂歌。几乎没有什么小说、散文、诗词、戏曲、歌舞等文化艺术作品。知识青年中，生活的孤独，寂寞，没有能磨灭他们对往事的怀念，对生活的向往，对前途的憧憬，对理想的追求。他们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寻觅，悄然兴起了传抄小说、传看小说的热潮。那时，知识青年中，《一只锈花鞋》、《墓地幽灵》等手抄本小说最为甚行，到处传看。 我早就听说在传看手抄本，可一直不知道到哪里才能找到，很是不愤气，怎么我就找不到一本手抄本？手抄本又是什么样子？和以前看的小说有什么区别？我一定要找到手抄本，我一定能够找到手抄本书籍。 以前我在学校里，看书是我的最爱。别人的借书证，填不满一页。我的借书证，一本填满了，只得又填一本新借书证。每次去校图书室借书，管图书室的涂老师就会说；“你又来了，今天你要借哪本书？你是还书最快，也是借书最多的一个学生了。”他这是随口说的，可也是一句真话。可是现在，我却搞不到一本手抄本小说。 一天傍晚，一放工，我就跑了十里多路，来到汉德乡红岩村，找到成都知青幺幺家。一进门，我立即开门见山，象‘竹筒倒豆子———溜’，就将来意说明了。幺幺看着我，知道我是放工后才跑来的，就笑着说：“你的精神不简单。我知道你是那种啃书、好书的书呆子。很有个性，很能吃苦钻研。如果你能搞科研，一定能出科研成果。只是生不逢时啊。这样，你既然来了，我就借给你一本，但你要快看快还，不能传给任何人。你知道，我们的规矩是，看一本书，就要抄一本书，借一还二，书才能越看越多，越抄越多。你来了，我就给你破个例了。”他拿出一个破旧的笔记本给我。我一看，笔记本封面上没有字，翻开前面两页，才看见，是《一只锈花鞋》。我向幺幺说了一声：“谢谢！”又立即往生产队跑。 一路摸黑跑回生产队，大概已经是晚上十点钟左右了。急忙煮了一点玉米膏膏，两口喝完，草草收拾了碗筷。给油灯添满煤油，就仰在床上看起了《一只锈花鞋》。 《一只锈花鞋》讲的是：重庆市临解放时，一个国民党的败军军长，是一个中将。他回家后，突然死亡了。抬死人的抬工们发现，这位将军装进棺材后，死人突然没有了。安葬时，棺材里只有一双绣花鞋。此事被传得沸沸扬扬的。后来，惊动了解放军重庆市公安局。公安局派侦查员进行侦查，一直破不了案。可是，重庆市连续发生多起破坏案件，杀人、纵火、炸工厂，案件现场都留下了一双绣花鞋。经过长期复杂地斗争，终于破获了这一系列的案件。原来，这是一个由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潜伏下来的一个特务机构，专门从事破坏重庆市人民政府的活动。 该书内容属案件侦破，情节有一点曲折，有一点“福尔摩斯”推理小说性质特色。但语言粗糙，词汇欠缺，线条有点乱，情节不够细腻，仿佛是才开始学习写小说的人，初次创作的半成品。而且，抄写的文字很是潦草，标点符号，断句，抬头都不规范，看起来有点吃力。但是，那个时候，能大胆地写出那样的作品，能看见那样的作品，已经是很不简单，很不容易了。那个时代，文学艺术作品都是被禁绝了的，创作和看阅那些作品，都是在为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复辟、翻案。发现后，是要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是要被批斗，被游街示众的，甚至可能被判刑劳改的。 我一个通宵看完了这本手抄本，中午放工就跑去还了幺幺。幺幺见我看得这么快，又十分守信用，大加赞赏，又将《墓地幽灵》借给了我。 我又带上手抄本书，跑步回到队里。因为幺幺已经说了，可以慢慢地看，我也就不用忙了。回家刨了几口剩饭，又去出工。 第二天中午，放工后，我正准备煮饭，下到小岩乡的同班同学李学明来了，他是从家里回生产队路过这里，专门来蹭饭吃的。我当然热情款待，蒸了一大碗鸡蛋羹，炒了两个菜，又烧了一个汤。我们一边吃一边摆调，他说：“你这里东西够丰富的，走到我那里就不可能了，我那里没有什么菜。夏天来，菌子、木耳道是有吃的。冬天里也有板栗、核桃、天麻。都是队里的，吃鲜的可以，要带走不行。” 我说：“你自留地里种的是甚么？” 他说：“我们那里山大，坡陡，土地只有两三米宽。现在还是刀耕火种。冬天砍一片山，春天一把火烧了，就着火灰作肥料，种下玉米，秋天就去扳玉米。种两年，那地就不出粮食了，又要砍一片山另种。自留地都是种粮食，不然吃什么？” 听了他的话，才知道山里的艰苦，我心里也庆信自己下乡找对了地方。 我问他：“你们乡里有人来招工了吗？” 他说：“我在城里听说工厂来招工了，可我们乡里一点消息也没有，可能是我们那些乡太偏远了，什么好事都没有我们的。” 听了他的话，真有一点为他们同情和叹息。 吃完饭，我到厨房洗锅碗。李学明说要走了，我将他送出院子，目送他走上公路。 晚上，吃完饭，我准备看《墓地幽灵》了，可是，到处都找不到。我记得是放在枕头下的，可满屋子找遍了，就是找不到。我又仔仔细细地将我的书籍翻了过遍，不仅没有找到，还发现借的《外国名歌选编》也不见了。我想，这一定是李学明给拿走了，一定是他趁我洗锅碗时拿走了我的书。我非常气愤，我好吃好喝地款待你，你拿我的东西也不打个招呼。而且这两本书都是我借的，叫我拿什么还别人？真是越想越气愤。 可是，一想到他说的他们那里的情况，心里又软了。他们那里的生产还是处于刀耕火种的时代，几乎停留在原始社会。蔬菜、大米都是很少有的，更不要说那里的精神、文化生活了，我又何必去指责他呢。就看在同学面上原谅他吧，我脑子里转了一个圈后，开始原谅了他。 三十、砍犁头（蔡运生） 要耕自留地了，我忽然想起自己应该有一套犁头、枷摊子。不然，经常耕地都要借别人的，很不方便。再则，别人要用时，你也要用，怎么办？我就找虎头商量，虎头说：“要砍犁头、枷摊子，就要先挖一个犁辕树和一个枷摊子树。这要在岩石边的树林中才能找到。” 我说：“那你就带我去找一下，挖上两个。” 虎头说：“哪有那么容易？要带上锄头，在有岩石的树林中的石崖边，找那些树根长成一道尺子拐自然弯弓一样的柏树。长得好，有法用，长得不好，一天到黑也找不到，有时几天也找不到。” 我说：“反正要砍犁头，你就带我去找嘛，两个人找总比一个人找容易些。我们每天中午放工找一个地方，午饭你就在我那里吃，咋样？” 他想了一下，点头同意。 第二天，中午放工后，别人都回家煮饭，虎头就带我一道，跑山梁那边山崖边去挖犁辕。我们只要看见在山崖边上，有岩石的旁边长有碗口粗的柏树，就将树根刨开来看一看，看其是否长成了尺子拐自然弯弓型。不是，就又将其埋好再找。找了一大遍山崖，都没有找到，只得回家煮饭。我们还未吃完饭，队长又在吆呵：“出工啰！” 第三天中午，放工后，虎头说：“我们今天跑远一点，到老君山上去挖。” 只要能挖到，我还有什么说的，当即答应，立即就往老君山上爬。两人爬到快上山顶了，看见一大圈石岩盘环在山腰上，石岩上下树木都生长得很茂密。我们爬到石岩上，一颗柏树一颗柏树地刨。工夫不负有心人，虎头刨到了一颗树根长成自然弯弓的柏树。我们高兴极了，就象自己当下捡到了金娃娃似的，三下五除二，立即将柏树挖倒，又用锄头将树枝树梢全挖掉。两人轮换着扛回了家。院子里的人看见了，这个说：“这个犁辕才挖得好！”那个说：“你们才会挖喔，在哪里挖的？我也需要挖一个了。”我已经顾不上答话，要立即煮饭，不然赶不上下午出工了。虎头在一旁背着手，一边看着，一边只是笑。 后来，我又在老君山上挖了一颗小一些的柏树，可以做一个枷摊子。我满心高兴地拿去找本队的木匠老师，要他帮我砍一把犁头。木匠老师却说：“做枷摊子用活木头可以。砍犁头就必需要犁辕是干木头，不然，活犁辕做了犁头，待犁头干了后，犁头就散了架，没法用。另外，做枷摊子就还需要一个犁后盘，犁后盘要用桑树木头或棬子树做才好，才有绵性。” 听了他的话，我一下子就傻了。根本就不知道砍犁头还有这么多的讲究。我傻痴痴地站在那里，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木匠老师看见我没有了主意，就说：“你去砍一个桑树好做犁后盘，我有一个干犁辕，换给你砍犁头。不过，砍一把犁头要两个半工。” 我听了他的话，一方面很感谢，另一方面也明白他要收取工钱。就说：“行，我给你拿五块钱（当时，一个劳动日四五角钱。），只要你给我砍好。” 木匠老师说：“那好！我就给你贴上一个犁脖子，犁脖子要一尺多直径的树才能用。三天后来扛犁头。” 问题终于解决了，我又添置了一样家当。 三十一、“土豆烧牛肉”（蔡运生） 一天，同院子的文绍贵的儿子，十三岁的小毛子跑来了，他悄悄告诉我：“才哥儿，队里摔死了一头小牛，是我看牛时亲眼看见的。我们这里都不兴吃摔死的牛羊，队长叫人把它埋了。你如果不嫌弃，我去砍一条后腿拿来，我们打平伙。” 我一听,立即说：“这是好事，你咋过不拿回家？” 他说：“我们家里不兴吃，也不准整。” 我说：“那行，你去砍回来，我们来土豆烧牛肉，过共产主义。（六七十年代，批判苏联修正主义，是土豆烧牛肉过共产主义。）” 小毛儿听了，欣喜若狂。回家拿了一把斧头、一把小刀，跑上后山去。不大一阵儿，就扛回了一条已经拨了皮的牛后腿。牛腿虽然不很大（不到两个月的小牛。），可也有三四斤重。我当然高兴了，立即淘土豆，洗牛肉，烧锅烧牛肉，然后两人大吃了两顿美餐。 那时候，这里的农民生活虽然很艰难，很困苦，一年四季多是酸菜玉米膏膏，很多家庭年年连酸菜玉米膏膏都接不上。但是，由于思想的禁锢，落后，他们忌讳很多，他们连鸡鸭牛羊都不吃，更不要说吃鱼虾、乌龟、青蛙、蛇等等了。他们宁愿饿肚子，也不愿意去犯忌讳，去杀生。他们宁愿自己饿死，也要将乌龟、团鱼捉来放生。那时候，那稻田里、水渠里、堰塘里，到处都是脚板大的蚌壳、拳头大的水螺丝，那乌龟、团鱼满田满地到处爬，他们都因忌讳太多而视而不见，或者将它们又扔回堰塘里。宁愿自己饿死也不愿杀生，不愿吃那些他们认为很污秽的东西。如果看见谁家吃了，他们就会骂他们是“下流痞子，甚么死猫烂耗子都要吃。”他们会瞧不起这些人家，远离这些人家，甚至在平常的生活中处处为难这些人家。 他们一年四季，最离不开的就是酸菜，不管是吃稀饭还是吃干饭，是吃玉米膏膏还是吃红苕、芋子，一天三顿饭都要有酸菜。这是整个四川北部山区人民上千年的传统习惯。一来是由于山区以前不种油菜，极少有食用油，没有食用油就无法炒菜。二是山区生活长期都很困苦，以前粮食都很少，很欠缺，蔬菜就更少了，吃炒菜是极稀罕的事。三是酸菜一次可以扎很多，扎好后，随时都可以挑来吃。吃的时间长，又很方便，不需要特殊保存。所以，川北人民都很喜欢。他们用大白菜、包包白、青菜、牛皮菜、四季菜、窝麻菜、甜菜、萝卜缨子、莴笋叶子、红苕叶子等等，都拿来切粹。在堰塘里，在水塘里将菜掏干净。待锅里烧开了水，再将菜放到锅里煮熟煮扒。滤干水后，将菜装进瓦盆子里，又将以前的陈酸菜盖在上面。一天后，菜就酸了。以后随时都可以食用。 这种酸菜，成都、西安等一些地方的人不会吃用，吃不惯。成都人将泡咸菜那样泡的青菜叫做泡酸菜。 可是，川北人民有很长时间的传统习惯，到现在都仍然还在食用酸菜。用酸菜点豆花、点豆腐，煮豆花稀饭，煮酸菜稀饭，煮酸菜干饭，煮酸菜鱼，煮酸菜面，煮酸菜火锅等等，现代生活也离不开。 三十二、“祸根”（蔡运生） 这几天，伍秀蓉似乎有一点变化，怎么跑来主动帮我洗被子了。这下乡快两年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啊？我心里有一点迷糊了。虽然都是县城里的，都下到一个生产队，相互都比较了解，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一定要走出农村，要出去工作。要有了工作以后，才能谈婚论嫁啊？这可是每一个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脑子里都盼望、渴望和神往的目标啊！ 我知道，尤平安在学校、在宣传队里的时候，就与王静关系密切。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很亲密的一对。可是，下乡的时候，他们原本是要下到一个生产队的，可王静的父母却坚决不同意，坚决不准他们下到一起。没有办法，他们就各自下到了自己亲戚家。虽然两人时常有书信来往，可两地相距六七十里地，一封信件当时就要一周时间才能收到。刚下乡的时候，伍秀蓉很希望和尤平安要好，是伍秀蓉主动跟着尤平安下到队里的。伍秀蓉知道尤平安和王静的关系，也知道他们经常在通信往来，但她总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到自己的目标。她一年多来，经常到尤平安家去，主动帮助洗被子，洗衣服，帮助做家务。尤平安也静静的，不热不冷的接受这一切。安淑华事件发生后，尤平安当时非常激动，发誓一定要保护好伍秀蓉，我们都非常感动，伍秀蓉更是感激不已。他们俩的关系当然更进了一步。 当我第一次填招工表后，我们都下决心，不能谈婚论嫁，一定要走出去，参加工作。当我们三人都填过两三次招工表而没有走出去后，公社的革委主任找尤平安谈话，说：“你已经填过三次招工表了，都没有出去，以后也很难估计，干脆我们安排你教小学好了，这是对你的照顾。” 尤平安一听说是照顾他，立即嚷道：“我不需要你们照顾，我也不去教书。我是凭自己的努力走出去，我要出去工作，不要你们照顾教书！” 尤平安气愤地甩门走出公社，嘴里还骂骂咧咧地。可他不知道，这可得罪了这位公社领导，他为自己埋下了“祸根”，他将为此事负出代价。 尤平安回到队里，将此事立即告诉了伍秀蓉。伍秀蓉觉得事情很糟糕，要他立即回公社去向那位领导道歉，尤平安却还不依不饶地在一旁骂山。伍秀蓉急得在一旁哭涕。可尤平安还未消气，反而觉得伍秀蓉不能理解他，不能支持他，不帮助他，还要他向别人低头认错。很是气愤，扬长而去。 第二天，伍秀蓉将此事告诉我，要我劝一劝尤平安。我将伍秀蓉的看法和事情的利弊关系，都告诉了尤平安。尤平安理直气壮地说：“我一不需要他们照顾，二不想要他们安排教书。我要进工厂工作，不需要他们照顾安排。大不了我迟一些出去好了。” 可能是因为此事，伍秀蓉逐渐有意疏远尤平安了，反而有意无意地主动靠近我，帮助我。可我心里明白，这只能是同学间的友谊，是知青间的深情厚谊，绝不能有其他想法。伍秀蓉主动帮助我，挤时间帮我洗被子，洗衣服。我有时也留她一起吃饭，一起唱歌：“灿烂的朝阳，升起在金色的北京，庄严的乐曲，报导着祖国的黎明。啊——北京啊北京！祖国希望，团结的象征，人民的骄傲，幸福的保证。各族人民，把您传颂，您是我们心中一颗明亮的星。火红的太阳，升起在天安门——” 院子里的文绍富看见了，开玩笑地说：“呵呵！老才要请客了.”我们只是笑一笑，知道他们看见我们在一起，却不知道我们这是在相互鼓励，相互支持啊！ 三十三、枪毙犯人（蔡运生） 一天，全区在凉门垭召开万人大会，要镇压一个杀人犯。原来，一个外县专门绷箩面的箩筛的匠人，在乡里收了一个徒弟，帮他背装工具的背篮子。这个徒弟每天看见师傅挣了很多钱，却没有给自己一分钱，也没有学到什么本事，只是整天要他划竹子，划篾条，背背篮子，心里很不高兴。一天，这个徒弟看见箩儿匠又收了十几块钱，腰包里还有一大叠票子。就在到另一个生产队的路上，徒弟乘皇柏大路上树木稠密，没有人烟。在歇气时，用路边的石头将他师傅砸死了。结果在箩儿匠身上只搜出了四元七角钱。原来，箩儿匠乘在饭馆吃饭时，已将钱汇回家了，只剩下四元七角钱。这个徒弟却因这么一点钱杀了人，跑了。当他被抓时，他还背着那个背篮子。 开公判会那天，全区五个公社，有两万多人参加大会。参加人员按公社、大队、生产队排队。那凉门垭荒坪上，黑压压的一遍都是人。我们大队的九个知青，来了八个人。大家汇聚在一起，相互问候，相互打招呼，相互交谈各自的情况，相互诉说各自忡肠。大会人太多了，纪律就不太好。我们几个知青在队伍里站久了，挤出来小便。当我们正准备回到队伍里，突然看见武警已经将罪犯押出，往山崖边上走。我说：“快跑！跟着武警跑。”就跟着武警去的方向跑去。武警押着犯人，走得慢，我们很快就跑到了他们前面。 拿手枪的武警看见了，立即叫端长枪的武警快开枪。枪响了，打在罪犯的后脑袋上，罪犯一下子扑倒在荒草地上。我们围了上去，看见罪犯后脑索上一个洞。他两手捆绑着，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忽然，他头向上一抬，乌血象山洪暴发似地突然从下面迸发出来，流了簸箕大的一滩乌血。上面脑后的弹孔中冒起连珠似的乌血泡泡，那脸色一下子变得象泥土色。我看了心里有一些发反发怵，立即往外挤。可是，围观的群众一下子围了上来，哪里出得去？围观的群众更多了，把我们推来推去，外面的人拼命往里挤，都争相看一看死人。我们几次差点被推进罪犯的乌血中。那参加会议的两万多人，大部分都拥向枪毙罪犯的现场，都想看一看罪犯被枪毙后是一个什么样子，都围成很大一个人圈。里面的人看了，就拼命往外挤，而外面更多的人没有看见，就拼命往里挤。人头传动，人浪涌动，很多人被挤得叫起来。 突然，死尸的下半身又蠕动起来了，人们嚷了起来，有人吓得拼命往外挤，有人惊得大呼大叫，喊：“炸尸啰！”。武警战士又走进来，在尸体的腰部补了一枪，尸体再也不动了。武警走出去，我们也立即跟随武警挤出人海。 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看见枪毙人，也是唯一一次亲眼看见枪毙人。 第三十四至三十七章 三十四、你是知青嘛（蔡运生） 扳早玉米了。我们队早春种玉米时，是按照县里学大寨，赶化林的要求，以宽窄行播种的玉米。结果玉米长得特别好，每亩产量是原来的两倍以上。那玉米长得又大又长，一块地要多扳好多背。文世虎就说起调皮话来：“这块背湿地哟，以前扳玉米，几背就扳完了。这一下，还是这块背湿地，咋过紧都扳不完玉米。要是我家的自留地也是象这样，紧都扳不完玉米，那我的粮食就够吃了。你们说，是吧？”他是在臊那些上春种玉米时，嫌玉米窝子挖稠了，只有收草草的人。 其实，看见庄稼好了，那些人就再也没有意见了。巴不得多收几背玉米，以后好多分几颗粮食呢。 种油菜了。我们县解放前不知道种油菜，不会种油菜。1956年，县里才开始试种油菜籽，当然产量也就不会高。一直都是亩产二三十斤，四五十斤。种植方式一直都是采取窝播。县里要求学习化林大队，科学种田。化林大队种植油菜，当时全是种的胜利油菜，而且全是下菜秧子，栽油菜苗子。改变了过去点油菜籽的落后种植技术。县里也要求各地，学习化林大队先进经验，油菜全部改成栽苗子。这样，就大大增加了劳动量。很多广种薄收的山区地方都反对。我们生产队里大多数人也反对，认为小春播种已经很忙了，又要用大量的人力去栽油菜，又窝工又费事。坚决反对。队长就着难了，上面坚持要栽苗子，可群众不愿意，思想工作不好做。召开社员大会，大家都说队长想挣公社的表扬，让队长下不了台。队委会开会也解决不了问题，提不出什么好办法。 我突然想起化林大队是先栽油菜，后点麦子。而我们这里的传统是，黄金花（就是野菊花）开了后，种小麦和点菜籽同时进行。而我们现在可以提前十天栽油菜，油菜栽完了，再种小麦不迟。再说，小麦早几天，晚几天种植，都不影响小麦的产量。我将这个想法在队委会上讲了，队长首先同意，这样，解决了他的难题。大家也表示可以试一试，问题解决了。我们队的油菜比全大队的油菜都栽得早，而且全是栽的油菜，符合上面的要求。结果，第二年，我们的油菜丰收了。因为我们栽的胜利油菜比传统油菜产量高多了，又采取了先进的栽培技术。油菜丰收了，大家再也没有意见了。 点小麦了。县里又在推广小麦播种要按东西方向，改窝播为条播。队长召开会议，要大家发表意见。队里大都支持播种要分方向了。可有人提出，条播没有窝播好管理，好灌溉。坚持要搞窝播。队里开会要大家发言，统一大家的意见。尤平安说：“这还有啥子讨论的吗，既然是上面在推广，就说明已经是试验成功了的，只是实行就是了。用不作再讨论。” 我也支持尤平安的发言，说：“现在是在推广科学种田，推广小麦种植新技术。合理密植，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亩产，增加产量。国家需要大批的粮食，我们也需要吃饱肚子。” 文明德老大爷抽了一阵兰花烟，将烟袋在鞋底上敲了敲，待烟蒂敲出烟袋后，才慢调斯理地说：“你们懂得的，在前面搞，我们就跟在你们后面学。科学、科学，要学吗！不学就不会。” 德大爷一发言，没有人再冒皮皮了，队里算是意见统一了。 队长这时发言：“本来县里推广农业科技，目的是要增产粮食，取得农业大丰收。我们队里总有一些人爱冒皮皮，有一些人总爱抱着封建落后的老方法种庄稼，这样粮食咋过增产？肚子咋过吃得饱？文化大革命这么久了，思想还没有改造好。” 说着，他又上纲上线了。 第二天一早，我将书本翻了一翻，记住了种小麦的数据，就扛上锄头去点小麦。我在前面铲槽子，其他人都跟在后面学着铲。一个公社干部路过地边，看见我在前面铲，其他人跟在后边，就奇怪地问我：“你是知青嘛？” 我点头说；“是。” 他说：“你咋过在前面挖？他们咋过跟在你后面呢？” 我苦笑着摇摇头，说：“你们公社叫农业学大寨，赶化林，科学种田。小麦改窝播为条播。队里不大清楚条播的标准，我就只有来滥竽充数了。” 他说：“你是来接受再教育的，你懂得窝播、条播吗？” 我说：“我不懂就来学嘛，耕田、耙地、栽秧、打谷，我哪样都学会了，连做砖瓦我都学会了。”我又将条播的数据说给他听。 他这才有点放心地说：“看来你是还懂得不少呢，不象一般的知青。” 队长连忙跑来说：“我们队里的几个知青，个个都表现得很好。耕田耙地，栽秧打谷，改土修公路，修水利做砖瓦，社员做啥他们就做啥。科学种田，我们不懂的，他们还教我们。种玉米，也是他在前面挖的路子，今年玉米收得特别好。” 听了队长的话，他点点头，说：“那好好干！”说完就走了。 我看他走远了，就问队长：“他是谁啊？” 队长说：“他是公社原来的李社长，是副的。文化大革命靠边站了，革委会没有他，还在靠边站。” 我心里想，看来这些老干部，对我们还不放心呢！ 三十五、打猎（蔡运生） 小春播种结束，余粮也卖完了。生产队长又早早安排做瓦，要我们原来五个做瓦匠人继续做瓦。因为卖瓦能大大提高劳动日价值，能让大家多分一点钱。 我因为冬天做瓦手脚全部裂口，真不想再做了，就去找队长协商。可是，队长一脸的不高兴，好半天才说：“你会做的你不做，那几个匠人又老了，他们更不想做，我去找谁来做？再说，你们做瓦还在家里。我们马上要去背水库，到八一大队，离家里有二十里路远呢。”。 就这样，我当了三年知青，就做了三个冬的瓦，当了三个冬天的泥瓦匠。 文朝海从山里背了一支火药枪回来。文朝海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到山里去过几年。那时候，正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时期，是大跃进时期。国家连续遭受三年自然灾害，又要归还“苏联修正主义”的贷款。全体人民都吃公共食堂。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里，生活极度艰难困苦，吃的是“一、二、三”，也就是每天早餐一两，午餐三两，晚餐二两，一天十六进制的称只有六两粮食。不仅没有油、肉、奶、蛋，没有糖、酒、茶及副食品，连蔬菜、水果都没有。只是在“亮光汤”里漂一点红萝卜缨子。很多地方，人们因长期营养不良而得了“水肿病”，一些地方还死了很多人，很多地方连续三四年人口都是负增长。文朝海因为队里生活太困难，就跑到了山里去投靠亲戚。山里山大，森林多，人烟稀少。山里山核桃、板栗、猕猴桃、山枣、山药等山货多，野生蘑菇、木耳也多，还有各种野兽可以打猎。生活远比外面好多了，他在山里也学会了打猎。这次他背回来猎枪，就是想打几只野兽。 生产队给饲养场砍柴，文朝海就早早背着猎枪，在山上去转了一圈。没有遇见猎物，他就将猎枪丢在路边，和大家一起去砍柴。我和四个泥瓦匠一道，去瓦场做瓦，看见山坡下面飞来几只野鸡，钻进了路边的荒草坪中，大概是砍柴的人将野鸡惊吓飞来了。我们看见野鸡飞来了，大家都喊快打，可几个人都没有打过猎枪，看见猎枪就在地上，也看见野鸡就在不远的草丛中，却都不敢打枪。 文绍友就问我：“你敢打枪吧？把那野鸡打了好吃肉。”其他人也激励我去打枪。 我年青胆大，自己也没有过多考虑，只觉得自己在学校里受过军训，端枪练习过“三点一线”的训练。就大胆地端起火药枪，向野鸡躲藏的一个草丛走去。走了不远，我看见一只野鸡藏在草丛中，将头埋在草里看不见，却将长长的黑尾巴翘得老高，尾巴还一翘一翘的动着。我看得很清楚，就准备描准射击。可猎枪没有步枪一样的准星，我不知道怎样描准，就端着枪扣动了扳机。扳机一扣动，那猎枪外边喷出一尺高的火焰，差一点把我的脸和眼睛都烧上了，我连忙将猎枪丢下就跑。那几只野鸡听见枪声，又“呵哆哆，呵哆哆。”地叫着飞走了。 我后来问文朝海，这猎枪为什么会喷大火，他告诉我，那支猎枪原来是一支山里报废的老猎枪，它的引火孔太大了，枪里的火药往外喷了，枪管向前喷的火药反而少了。 我又长了一些见识。 三十六、修战备公路（蔡运生） 毛主席又发出了最新最高指示：“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要备战，备荒，为人民。”。毛主席的指示发出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天天广播，重复广播。并且天天广播全国各地如何行动起来，落实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生产队里就安排我们，立即在各家各户的墙壁上，用石灰水写成大幅标语。又在公路边上的大石头上，堰塘盖上，也写出大幅标语。 那时，很多城市、机关、学校、厂矿都挖起了防空洞。一些城市的防空洞挖了几公里长，能容纳数万人。一些城市还专门成立防空办公室，防空指挥部。现在，一些大城市的一些地下商场，就是那时挖的防空洞。当时，中央也有计划地将一些大型国防厂矿，从沿海搬迁到内地，搬迁到山区藏起来。和文革前的三线建设一样，把大型国防厂矿搬迁到山沟沟里。 不久，县里要我们全区立即停止一切工作，到剑门公社双旗大队去修战备公路。据说国家将要在那里修建一座大型国防厂矿，是由上海搬迁来的。据公社传达，省、市、县三级都非常重视这项工程，县里要成立专门的办公室负责抓此项工作，区上已经成立了公路工程指挥部，要象抓修剑雄水库一样，快速、高效地修好公路，便于国家修建国防厂矿。 公社要求各生产队，除看牛娃儿外，所有劳动力都要上公路，从十四、五岁的娃儿，到六七十岁的老人都必需去参加。我们是生产队的主要劳动力，当然必需上公路。队长安排地主分子背上钢钎、大锤，几个石匠都要背上铁锤、錾子便于开石头。我们每人都必需背上背兜、锄头、撮箕、铁锤等劳动工具和被子、衣物等生活用具，要在那里驻扎二十五天到一个月，计划才能修好公路。 到双旗大队那天早上，生产队长天不亮就吆呵大家起床了，出发了。大家知道，这要一去几十天都不能回家，都慢慢磨綿。有的要把自留地全部浇灌一遍，有的要把自留地的菜栽上，有的要把猪牛都喂好，有的要给娃儿看了病才走。队长要大家到公路上集合，我们在公路上等了两个多小时，多数人才陆陆续续出门。快十点了，人还没有到齐。 队长黑着脸，讲话了，他先背颂了两段毛主席语录：“最高指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出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这一次去修公路，是党中央，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当前最大的政治任务。是光荣的，伟大的。我们大家都要认识到这一点。以前，我们队一直是先进生产队，是公社农业学大寨的标兵。可是这一次，半天都集合不了队伍，怎么去修公路？哪里还象一个先进典型队？”他把参加集合的人都狠狠批评了一顿，然后叫大家先走。自己留在后面继续催人，他必需挨家挨户将人员全部赶到修路工地。因为大队、公社都要检查、清理。 正月末，我们川北山区还是寒风呼啸，霜雪肆掠的时期。那山坡上的青松翠柏，早已被霜雪染成了灰白的颜色。地里的小麦都还紧缩着，颤抖着，不愿过早地伸出泥土，使地里远看还是一遍黄土色。田里的油菜也哆嗦着它的灰白的翅膀，不愿跳起舞来，沐浴早春的阳光。只有那灰白的茅草丛中，马桑树儿早早地吐出朱红的花芽，预报着春天将要来临。 尤平安、我和文世虎等年轻人一道，背上工具和生活必需品，向双旗大队桐子坝走去。我们顺着公路走了几公里路，来到汉德公社心中大队大队部后，就只能走山间小路了。这小路弯弯曲曲地走了好几里下坡路，看见前面剑门关的大剑山脉逐渐离我们近了。剑门关的大剑山脉是东南起于河口乡的陵江大队嘉陵江边，经过八九个乡镇，止于西南的东兴镇西河边，绵延三百多里地的一条大山脉。也是古代巴蜀大地的最后一道屏障。蜀汉时期，刘备、诸葛亮、姜维等都驻守和征战过这里。唐代诗仙李白三叹“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就是指这里，诗圣杜甫也为它留下了“剑门天下壮”的名诗佳句。宋朝爱国诗人陆游也曾“细雨骑驴入剑门”。又走了几里下坡路，一个很大的湖泊出现在眼前。 这个湖泊水面有几平方公里，我从小到大都未见过这么大的水面。湖面浩浩荡荡，缥缥缈缈。远看那对面远处，已经与剑门山脉连在了一起。往西面望去，那水雾缭绕，茫茫一遍，望不到尽头。再看那湖面上，湖水中倒映着大剑山脉雄奇的山影。湖面上袅袅升起丝丝缕缕的水雾，悠闲地腾升着，时隐时现，飘逸欲仙。我和尤平安都惊呆了，大声惊叹，好大的湖泊啊！ 文世虎告诉我们，这就是剑雄水库，是县里的第一大水库。位于小岩乡顺风村和汉德乡心中村之间。属小剑溪河的上游，有集雨面积18.9平方公里。是汉德区全区人民1966、1967年和1968年，用两年多的时间，全部用人力修建的一座坝高30米，总库容500万立方米的大型水库，当时也是川北最大的水库。文世虎告诉我们，修水库时，他也参加了。工地上天天都有几千人劳作，人最多时有近两万人参加劳动。背石头，背土，打夯，拉碾滚压盖，开石头，抬石头，砌条石全部是人工。没有炸药开山，没有水泥砌石墙，没有钢筋混凝土筑堤坝，更没有汽车、推土机。一切都全靠人们用双手挖刨，用双肩背抬。国家每人每天补助粮食一斤半。仅背这30米高，数十米宽，一百多米长的水库大土坝就很不简单了。光碾压土堤坝的石头碾滚就有一人多高，一丈多长。每天，人们前面在堤坝上面倒一层土，后面就用一百多人拉石头碾滚，将泥土碾紧压踏实。每天都有几千上万人在工地上开山，挖土，背土，碾堤坝。那才叫人山人海，大兵团作战。他说，当时没有广播，成天就用铁皮子土喇叭喊号子指挥，一天天不亮就要喊到天墨黑。人喊不到半天，声音就哑了，没有人愿意喊。就叫一个地主分子站在半崖上喊号子，拉碾滚的、打夯的、抬石头的、开石头的，都跟着号子行动。水库仅溢洪道就有30米宽，足见工程之浩大。 听了文世虎的讲述，仿佛把我带到修建水库的现场。我能够想象，当时的场面一定很浩大，当时的建设一定非常艰苦，非常困难。可是，全区人民却在那样的条件下，靠自己的双手双肩，修建了这么巨大的工程，真是不可想象。我发自内心的喊出：“我们的人民太伟大了！”。我想，可能历史上，秦始皇修长城，修大运河，就是运用这种办法修建的。我突然发至内心要唱歌，就大声唱了起来：“伟大的国家伟大的党，旭日东升照四方，伟大的人民顶天立地，伟大的军队握紧枪。伟大的领袖毛泽东，领导我们向前。大海不能挡，高山不能挡，高山不能挡。” 我这一唱，我们生产队的人都唱起来，沿路同赴工地的人们也都唱了起来。歌声在湖面和山间回荡，在山间震荡着回音和共鸣，让原本寂静的山林一下子活跃起来。 我们沿着湖边绕道往水库大坝盖走去，走到剑门山脉的山脚下，继续向西走。来到一座形状似一座孤独的山峰的地方，文世虎指了指这座山峰说：“你们知道这座山叫啥子地方吧？” 我从未来过，只得摇摇头说：“不知道，没有来过。” 尤平安也说：“不知道。” 文世虎说：“这就是很有名气的朱家寨，又叫苦竹寨。” 我一听说是苦竹寨，立即想起自己曾经在书本上看见过苦竹寨的介绍，就大声讲出来。苦竹寨又叫苦竹隘，是大剑山七十二峰中，大吊崖东面的一座孤立的山峰。其四面悬崖绝壁，深壑绝断，山高耸挺立，拔地千尺。山上古树参天，藤葛缠绕，荆草丛生，蓬荫遮日。唯有西南侧岩石缝间凿有一条通往山顶的石梯小径。山寨在隘口的一巨石缝中，用石条砌一石寨门，当地人叫卷洞门，亦有石头门一道。在石寨门的两边条石上，阴刻楷书：“宝祐乙卯七月吉日武功大夫右骁卫将军知隆庆府事节制屯戍军马责任措置捍御段元鉴创建”。该文的意思是，南宋末年，即宝祐年间（1255年），隆庆府（即剑州）知府段元鉴，为了抵御抗击元朝军队入侵，修建创立了苦竹寨。 根据史书上多处记载，元军蒙哥汗攻下剑门关，决胜地却在苦竹寨。据《元史。纽磷传》记载：“十月，蒙古主，渡嘉陵江白水，命总帅汪德臣，造浮桥以济。进次剑门至苦竹寨”。《元史。汪世显列传》详细记载了蒙哥汗（宪宗）指挥苦竹寨战斗的情况；“汪德臣乃鱼贯而进，帝望见而叹曰，‘人言其胆勇，岂虚荣耶’。”蒙军自1236年大举南侵南宋，直到南宋理宗宝祐三年，剑门关屡遭兵患。隆庆府失陷，蒙哥汗亲率大军攻剑门关时，南宋武功大夫兼隆庆府知府段元鉴，将府衙搬迁至苦竹寨，并屯兵据守苦竹寨，顽强抵抗元军入侵。由于苦竹寨地势险峻，易守难攻，蒙哥汗亲率大军，仍然屡攻不克。后来元军使用离间计，买通宋朝将领赵仲，打开石门（即今之卷洞门），杀死守将杨立，夺取了大寨。苦竹寨失守后，段元鉴率宋军退守川中遂宁县。 明正德十二年十月，剑州知州李璧，登苦竹寨经卷洞门时，赋诗一首：“小剑山头苦竹寨，周遭岩壑仅通门。太平时节何须此，借与猿猴长子孙。”刻于石门边，现字迹已风化。明隆庆二年九月，剑州知州高任重登苦竹寨，亦题诗一首刻于石门旁：“宋臣设险开山寨，明守探奇到石门。一望剑山天下胜，诸峰罗列似儿孙。” 我将所知道的苦竹寨的情况告诉大家，大家既为此地发生的历史事件感到惊奇，又为自己所生长的土地感到骄傲，感到自豪。文世虎笑着说：“嗨！你知道得还比我详细、比我多啊。” 由于还要赶路，我们没有时间登上山去，仔细探测考察。只从山下路过，留下了几多遗憾。 石寨门门下边就是剑雄水库大坝，大坝是利用剑门关大剑山山脉七十二峰之间，天然形成的又一个群峰间的隘口，就象剑门关隘口一样。大坝就建筑在隘口里边，利用隘口作为泄洪、灌溉、发电的通道。大坝是建成内圆弧拱形。从水库大坝上看，这样巨大的水库，大坝上面仅有几十米长，几米宽，就能够承受几平方公里水面，500万立方米的水库容量的压力，真是太神奇，太不简单了。我真打心里感慨我们的祖先，很早就运用圆弧拱形原理修造了赵州桥，现在才能够继续运用圆弧拱形原理，修造水库大坝。 我们翻过水库大坝，沿着水库溢洪道下行，也就是穿过大吊岩。这时我才发现，大吊岩是大剑山七十二峰之间的又一个隘口。大吊岩两边全是刀砍斧劈，垂直九十度的石头山石壁，远比剑门关雄奇、险峻多了。石壁有两百米高，向上望去，看不见顶。那蓝天都只有歪歪曲曲的一条细细的线，远比任何地方的“一线天”都要狭窄、高深。这个大吊岩峡谷隘口，下大上小，下面有三十米宽，上面山顶靠得很拢，仿佛山顶的树木都要蓬拢了似的。我们在这隘口道中随便说话，就有回音相应。这隘口通道有三四百米长，里面阴暗少光，那些石壁上也少有植物生长，偶尔有一两颗树木，也是长得歪歪曲曲，又细又长。 走了一段路，文世虎停下脚步，用手指着石壁半崖上一个石缝说：“那就是冰缝崖，冰缝崖里面很大，能容纳上千人住宿。传说明朝末期，张献忠缴四川，把四川人都缴杀完了。我们这里就只有姓’弥’的和姓’蹇’的两大家族逃到了这个石缝中，才躲过了劫难。现在各地都少有姓’弥’和姓’蹇’的，只有我们这里有，这里多。” 尤平安说：“是啊！我们这些姓氏，都是湖广填四川时，从湖南、湖北、安徽、广东、广西等地迁移来的。都是来至五湖四海。” 我忽然看见在冰缝崖的上面，用石灰水写了一幅雪白的大幅标语：“人民万岁！”我非常惊奇，怎么爬到了那么高去写标语？又怎么想起写出这么一幅标语？我发现，自己和书写标语的人仿佛都有共同的心声，有了共同的语言。我们都发至肺腑地感到，人民太伟大了，人民的力量能够创造一切奇迹，剑雄水库不就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奇迹吗？“人民万岁！”是我们的共同心声。我突然大声高喊，“人民万岁！”，那声音在峡谷中产生了很多回音，来回地荡漾在峡谷中。 走出峡谷，眼前又看到了另一番光景。原来，我们穿过大吊岩峡谷，就是穿过了大剑山山脉，眼前是要顺着大剑山山崖边沿，下到垂直下降一百多米的关外，那里就是剑门关镇的双旗大队桐子坝了。站在峡谷口，只见那桐子坝里的房屋不到半个火柴盒大小，那田地只有火柴盒大小。给人一种又是一番天地的感觉，给人一种神奇的，别有洞天的感觉。 我们的目的地已经能够看到了，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可是，走石崖边的不规则的石梯坎，深一脚，浅一脚的，下山还比上山难，下山反而费腿劲，走不快。好不容易下了山，走进一家三合大院，才到了目的地。 放下背兜，我仔细地观察了一下四面的环境。这里是清江河的支流，小剑溪河的上游凉水沟，凉水沟的上游就是剑雄水库了。桐子坝的东、南两面都被大剑山脉象天墙似的阻断了，西面也被一座高山挡住，只有北面是一些小山丘逐渐向低处延伸，这些小山丘上种满了庄稼，就是田地了。凉水沟的溪水就从这些山间的沟渠里蹦跳着，碰撞着，跳跃着，唱作欢快的歌儿，跑向北方。 由于这里交通很不方便，人口较少。可是，这里树木很多，每家每户都修有很大的院子。而且这些院子都是修的立木穿斗房子，木楼、木墙板、木地板，不同于外面的土墙房子。听说这里地势很阴，家家户户都生女娃，房子修得大，修得多，才好招上门女婿。 我们住的大三合院子，是一家人的。院子是正房五间，两边又各修了四间厢房。这一家子共有五口人，老俩口有四十多岁，小俩口就二十左右，还有一个小娃儿。 我们来时，他们已经将两边厢房的楼上楼下全交给我们了。我们在地边田边抱来玉米草和稻谷草铺在楼板上，再铺上塑料布，上面铺上棉毯就是床了。出门在外，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在楼板上把地铺，人多，相互才暖和。人少了，反而寒冷难受。楼下就放劳动工具。我们队用一间房子专门煮饭。 我们把好铺后，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副队长安排大家立即去挖树圪塔，便于晚上烤火御寒，又照明。那时，每天晚上还要政治学习呢，没有电灯看不见，有火烤既取暖，又照明。大冷天出门搞工程，再没有火烤就更组织不拢人了。我们各人扛上大锄，把那桐子坝地里、荒坡上的干树圪塔、朽树圪塔、和才砍了树的活树圪塔都挖了出来，背回院子，堆了一大山。院子的主人看见了，说：“你们这些人，干劲才大哟！把我们不愿挖的朽树圪塔都挖完了。” 副队长说；“这是你们的地界，你们可以砍柴砍树，我们就只能挖树圪塔了。” 主人说：“这是好事，你们把地里的树圪塔挖了，我们才好耕地点粮食。” 修公路是在以前双旗大队通往剑门公社志公大队的崎岖狭窄的山间小道上，要修出一条六米宽，连接剑门关外的国道108线的公路。便于工厂从国道上运送机器设备到桐子坝。工厂将要建设在山洞里，桐子坝修工人住宿房。 区里将修公路的任务分段划给各公社，公社又将任务划分给各大队，大队又依葫芦划瓢，划分给各生产队。任务明确了，谁先完成谁早回家。大家来时虽然多不情愿，但已经来了，就都很齐心，知道只有完成了任务，才能早回家。 我们就逢山开道，遇水架桥。往日只有一尺来宽，一个人独走的山间小道，一下子要阔宽到六米。这样的工程工程量是很大的，完全是开毛荒。同时，当时我们全部是人工开挖，没有任何机械。道路里面还要挖一条一米宽，一米深的水渠。因为山里山雨多，山洪大。一开始，我们按照工程指挥部的安排，将山包上的土挖出，去填低洼处。可是，光靠人背，距离太远，运输速度非常慢。我们只有采取就近取土，就近填埋的办法，才加快了进度。 我们修建的那一段道路，是沿着凉水沟溪河边往下游修。开始三十米路还算好修，就是将大半边荒坡开挖铲平，阔展到七米宽。可是，再往前就是一个石骨子挟着硬青石的大山嘴，没有炸药，没有钻石工具，只有大锄和石匠的錾子、钢钎。石匠老师就出主意，软石骨子就用大锄挖，硬石骨子他们就按纹路打眼子往上抬。硬青石就只有打眼子，用大锤加塞子开了。我们队石匠只有四个，开石头的速度当然就慢，工地铺不开。队长就派一些人回后面去打水渠，这样，工程两边进展都快起来。 修公路由生产队集体煮饭，国家每人每天补助一斤半大米。开始两天，一天三顿都是白米干饭，长期吃玉米膏膏突然改吃大米干饭，大家都吃得很香，因为白米干饭远比玉米酸菜膏膏好吃多了。没有蔬菜，没有盐，没有汤，只有煮饭剩下的米汤作为汤喝。可是，吃了不到三天，大家都有意见了。提出了要下饭菜，要有酸菜吃的。队长害怕影响了工程进度，立即派人回队，要队里饲养场立即连夜扎好两桶酸菜，砍了一大背包包白菜，两人第二天上午就赶上工地煮午饭。有了蔬菜吃，生活基本有了保障，大家干活也肯卖力了，工程进展加快了。 公社检查工程进度和工程质量的检查组，来到我们工地。看见我们的速度和质量都好，又听说我们的生活也搞得好，每天都有炒菜和酸菜吃。专门留下和我们吃了一顿午饭。又在全公社表扬我们队生产、生活都搞得好，要其它队都来向我们学习。 每天晚上放工后，天都已经黑了。我们放下工具，就主动去院坝中生火，将挖好的树圪塔篷在院子中，生一大堆火。然后，大家围着大火吃晚饭。因为没有电灯，没有电视，没有广播，天天晚上都要政治学习。先是学习一阵毛主席语录，再由队长总结当天的工程进度和质量。然后唱革命歌曲，也就是现在称的红歌，主要是毛主席语录歌和毛主席的颂歌。工程指挥部要大家多唱《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这当然就成了每天必唱的歌曲：“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里安家。祖国要我守边疆，扛起枪杆我就走，拿起背包就出发。嘿！祖国要我守边疆，扛起枪杆我就走，拿起背包就出发——”。 那时候，我们最喜欢唱的歌是《我为祖国献石油》这首歌的歌词是：“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建设跨骏马。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头戴铝盔走天涯。头顶天上鹅毛雪，面迎戈壁大风沙。嘉陵江边迎朝阳，昆仑山下送晚霞。天不怕，地不怕，风雪雷电任随它。我为祖国献石油，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的家。红旗飘飘迎彩霞，祖国跨上跃进马。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头戴铝盔走天涯。茫茫草原立井架，云雾山中把井打，滚滚原油见青天，祖国盛开石油花。天不怕，地不怕，改造世界雄心大。我为祖国献石油，石油滚滚流我的心里乐开了花。”。这首歌，不仅是我们的最爱，也是我们知识青年的追求和向往。 当我们队的战备公路工程即将完工时，公社干部又跑来动员大家，要我们顾全大局，帮助那些落后队完成任务，全公社一起回家。队长首先表示赞成，然后要大家表态。虽然大家多数都不同意，都不情愿，可队长已经赞同了，也就只有点头同意。多帮助其它队做了几天。我和尤平安也趁机将新修的公路全部走了一遍，了解了新修公路的全部路程情况。 三十七、害病（蔡运生） 公路修了二十二天。回到生产队，我烧了一满锅热水，关上门，自己上上下下洗一个澡。已经有一个月都没有洗澡了，又去修了公路，应该好好清洗一下了。当我正脱光了衣服洗澡时，住在对面的小毛儿一下子把双扇门推开了，嘴里还说：“才哥儿，看到你回来了，不把门开起，不欢迎我们啥？” 我解释说：“快把门关上，我在洗澡。” 他说：“我们一年才洗一两次澡，你们经常都在洗澡。再说,你又不是女娃儿，洗澡关啥子门哟。” 我这时感觉到一股寒风吹来，全身打了一个寒颤。待穿好衣服后，身上都不觉得暖和。 第二天出了早工，吃早饭时就感觉有一点咳嗽，还有一点头晕，我找了一片去痛片，吃了又去出工。当晚上收工回来，浑身就感觉寒冷难耐，打寒颤，头晕目眩，穿再多的衣服也不顶用。就倒床昏睡过去。不知道睡了多久，我感觉自己浑身发烧发烫，口干口渴，高烧得很厉害。我知道自己感冒了。可是那时，没有医生，没有家人，要看病最少得跑十多里山路，到公社医院去看病。要不就得跑三十多里路到县城里去。夜深人静，三更半夜的，一个人怎么走，怎么去看病？就是去喊上尤平安、文世虎他们，半夜三更的走山路，也很困难啊。再说，我也没有一点力气走那么远了。我又咳嗽，又气喘，浑身烫得象要爆炸了一样。 没有办法，本来山乡就缺医少药，又夜深人静，没有医生，没有亲人，一切只能靠自己。我只得硬撑着爬起来，颤颤抖抖地自己倒了一碗开水，将自己以前准备多时的链霉素针药和针头、注射器拿出来。将针头、注射器放在开水里洗一洗，烫一烫。再将针头安在注射器上，将链霉素针药吸入注射器。然后脱下裤子，就自己给自己打针，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了。 我扭转身体，掀开衣服，左手掌着自己左边的屁股，用右手拿镊子挟上药棉花，沾上酒精，自己先给屁股消毒。再颤颤兢兢地拿起注射器，看好部位，闭上眼睛，咬紧牙冠，狠心向自己屁股扎去。可能是自己扭着身体，也可能是自己思想有一些紧张，还可能是第一次自己给自己打针，手有一些发抖。一针下去，不仅没有扎进屁股里，还把注射器针头扎弯了。 怎么办呢，还必需继续打针。我自己宽慰自己，不要紧张，放松一点，打一针就好了。我喝了半茶盅热开水，休息了一下。扳正针头，尽量使自己精神上不要太紧张，使肌肉放松。自己宽慰自己不要怕，只有打了针，病才会好。为了使自己精神和肌肉放松一些，我脑海里唱起了毛主席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又重新将屁股消毒后，看准部位，闭上眼睛，又一次猛扎自己的屁股。这一次扎好了，我将药液推进自己的身体中，自己给自己打了一针，然后用酒精棉花按住针头，拔出注射器。再后，自我安慰地想，这一下好了，病会立即好的。又吃了两片去痛药片，喝了一茶杯开水，就倒床又睡觉了。 不知睡了多久，我的门忽然被人推开了，院子对面文绍贵的女人何婶在门外喊：“老才，你咋过啰？我看你昨晚都没有煮饭，是不是病了？快到我家去烤火。”隔壁女房东也说：“他昨天晚上就是没有煮饭，回来就睡了！我还想问他呢。” 我又扒又软，没有一点力气，但自己清楚地知道，应该坚持起床。就咬牙支撑着穿好衣服，到何婶家去烤火。何婶将火烧大，要我敞开上衣，将胸膛烤热。她又问了我的症状，就拿来一个碗，三支筷子。她将碗放在小板凳上，然后再将一支筷子交给我，她将另两支筷子淋了水后，立在碗里，叫我拿筷子将她立的筷子打倒。我昏昏沉沉的，没有反应过来，碗里立的筷子就倒了。她又重新告诉了我一遍，就又重新将筷子立在碗里，我也就按她说的办法，马上将她立的筷子打倒。她看了很高兴，口中念念有词地跑去煮了一碗面，放了很多生姜和辣椒，要我趁热吃完。 那面条又烫又辣，吃了两口就辣得我额头冒汗，舌头辣得直吹冷气。继续吃完后，吃得我满身大汗，内衣内裤都湿透了。吃完面后，又让我烤了一阵火，我居然浑身轻松多了。我向何婶道了谢，回家换了内衣内裤，又吃了去痛片，就又跟着大家出工去。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何婶为什么要立筷子？立筷子的作用是甚么。 第三十八至四十二章 三十八、嫁接桑树（蔡运生） 要开春了，小草已经开始妆点大地，让大地泛出浅浅的绿色。万木已经将干瘪褐色的芽孢孕育得圆胖嫩绿，再有春风朝阳一沐浴，它们都会伸出鲜嫩的枝叶，迎接又一个明媚的春天。 队长接到通知，要我和队里的蚕桑员文朝荣一道，带上蚕桑剪刀和电工刀，到公社学习蚕桑嫁接技术。我们一起到了公社，公社正召开蚕桑嫁接技术培训现场会。由县里的蚕桑技术员来传授桑树嫁接技术。 县里的蚕桑技术员首先讲了会议的目的，他说：“我们本地的桑树叫狗屎桑。它的最大优点是生命力强，耐贫瘠，耐干旱。但是生长缓慢，桑叶年产量很低，不宜大力发展养蚕事业。国家现在正大力推广一种桑树，叫‘复桑’。它的特点是，生长快，桑叶大，桑叶厚，一年的桑叶产量是我们本地桑树的四五倍。可是，它适合在土脚厚，土质肥沃的平原地区生长，我们这里不适合生长。为了大力发展我们本地的蚕桑生产，首先就要解决桑叶产量的问题。有了桑叶才能大力养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教大家将复桑的枝条嫁接到本地的狗屎桑树上。既保留本地桑树耐贫瘠，耐干旱的特点，又能大量增产桑叶，而且不会影响当年养蚕，只会增加养蚕数量，起到立杆见影的效力。” 听了技术员的讲话，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人都不相信。因为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嫁接树木，更没有见过效果有那样神奇，能立杆见影的效果。我虽然在书本上学习过嫁接这一名词，可书本和实际总有距离，哪有那么神速，自己也没有亲自操作过呀？大家都带着怀疑的态度观看技术员的教学示范。我虽然持怀疑态度，但却非常认真，一点不能马虎。因为回队后，自己要去嫁接全队的桑树啊。总不能将全队的桑树都嫁接死掉吧。 技术员连续做了两次示范后，我就提出问题问他：“通常嫁接树木都是将砧木中间花开，将接穗插在砧木口中。可是老师却教我们将接穗插在树皮与砧木之间呵，这有什么道理呢？” 技术员笑着说：“你还懂得一些嫁接技术，也观察得很仔细。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增大砧木树皮给接穗的养分供应量，保证接穗能成活。” 他讲的还很有道理，我细想一下，的确应该是这样。 我在县技术员的指导下，自己亲手嫁接了一株桑树，而且嫁接得很顺利，受到技术员的夸奖，也是给学员们做了示范。 回生产队后，生产队长就安排我们将全队的桑树全部嫁接完。文朝荣和我就开始将生产队田边地坎、房屋四周和荒坡上的桑树全部嫁接过。开始，为了检查各自嫁接的成活率，我们各自嫁接的树都打有记号，便于以后检查。后来看见嫁接的桑树太多，需要嫁接十多天才能嫁接完。再说，以后生产忙了，谁有时间来逐一检查呢？也就只管注意质量和速度，没有再逐一打标记了。 当嫁接桑树来到公路边文绍焕家时，文朝荣却绕开文绍焕家到前面去嫁接去了。我问他为什么不到文绍焕家门前把桑树嫁接完，他说：“你去嫁接好了。”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也就无所顾忌，来到他家门前，就开始嫁接桑树。刚一开始嫁接，焕家的弥老太婆走出来，大声问我：“老才，你在我家桑树上做啥？” 我说：“队里叫我们来把桑树全部嫁接过，改良桑树品种，让桑树多长桑叶。” 她说：“我活了七十岁了，从来没有听说嫁接桑树，你莫要把我的桑树整死了！整死了你要赔起！” 我说：“不会的，我们专门去学习过的。队里的桑树已经嫁接了一多半，你家门前的这六棵桑树，我都给你接活。” 弥老太婆说：“你们这些外头的人，是‘乌龟打屁——光冲壳子’。你要把我的树接活了，我倒中起走路。”停了一下，她又接着说：“你都把桑树接活了，我干脆跟你姓！” 这时，文绍焕走来对我说：“你不要听她的，她一天话多。” 我心想，你说我嫁接不活，我一定要仔细嫁接好，要六棵树的十二个接穗都嫁接成活，让你看一看。我就仔细削开接口，细心地削好接穗，将接穗的粗皮刮掉，稳当地插好接穗，又用麻线将接口缠好，绑好。然后又特别在水沟边捧来稀泥，将每一个接口处糊上稀泥，才放心地走了。 文朝荣见我接好了她家的桑树，才告诉我：“这家老太婆难缠得很，她一天骂死人，你去了她还给你好说，我根本不敢去。” 我说：“你放心，这次把桑树嫁接活了，她就再也不敢骂人了。” 文朝荣忧心忡忡地说：“你能保证嫁接的都能成活吗？我心里可没有底，要是嫁接不活怎么办？” 我信心十足地说：“你放心，她家这六棵树，十二个接穗我都是很细仔地接好了的，全部都要成活！没有问题。” 他看我信心十足，也就放心地笑了。 开春以后，我们嫁接的桑树，成活率在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桑叶长得又大又厚又多，人见人爱，全队的社员都很满意。公社的蚕桑大检查时，看见我们队里的桑树嫁接得好，存活率高，桑叶又大又多，就在公社广播表扬我们。 一次，出工时，我路过文绍焕家门前。弥老太婆看见我，专门跑去端来小椅子请我坐。她说：“你们这些人，硬是不简单，把我的六个桑树硬是接活了，那叶子就有品碗大，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硬是不简单。” 以后，她每次见到我，对我都非常热情。 三十九、李大志走了（蔡运生） 听说一队的成都知青李大志，招工要走了。我到一队去看望他，既表示祝贺，也表示为他送行。大家下乡到同一个公社，同一个大队当知青，已经两年多了，建立了一定的感情。这不同于同学之间的感情，也不同于战友之间的感情，这是一种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勉励的积极向上的同学加战友的思想感情，只有亲身经历过知青生活的人，才会有这种真挚的感情。 可是，看见他眉头紧锁，愁眉苦脸地低头收拣着行李。我不理解地说：“大志，你是我们公社第一批招工的成都知青，也是我们大队第一批招工走的知青，马上就要回成都了，要回家了，应该高兴才是，怎么还唉声叹气的？要是我们招工回家了，那一定高兴得跳起来了。” 李大志闷闷不乐地说：“你不知道，我们是被招去当煤矿工人。是去挖煤。” 我大惑不解地说：“当工人好嘛！现在是无产阶级领导一切，工人阶级是老大。你们以后是八小时工作制，到月就‘管饷’拿工资。还有星期天，常常可以回家。有啥不好的？” 李大志沉默了半天才说：“你不知道，煤矿工人是要下到地下几百米深处去挖煤，是非常危险的，煤矿经常出现死亡或伤残事件。成都芙蓉煤矿距离成都市还远，听说有一百多公里。再说，我们和你们一样，在成都知青中，算是表现最好的。可是，却让我们去下井挖煤，以后还不知道会怎么样？”说完，他一边摇头，一边叹息。 我只在书本上、课堂上、广播里、报纸上，知道石油工人、煤矿工人是产业工人，是无产阶级的坚定分子，是革命的依靠对象，是无产阶级的主力军，先锋队。从来就不知道煤矿工作很危险，经常出现伤亡事故。突然听到这种情况后，更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想了很久，我才宽慰地说：“事情只得慢慢来，先干一段时间，再想办法改变。你们先出去，总比我们窝在山沟里出不去好多了。” 李大志不再争辩，我也默默地帮他整理行李，捆绑行李。 李大志告诉我，他的一位同班女同学，叫苏丽梅。他们以前关系非常好，一起参加过“红卫兵宣传队”。苏丽梅下乡后，因为爱跳舞，参加了公社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全县宣传表演比赛中，她扮演《红色娘子军》中的吴箐华，舞跳得好，被县革委副主任看上了，立即被招收到县广播站作播音员。后来，她和县革委的那位副主任接了婚，副主任又将她调到了县革委办公室工作，成了管“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领导干部。 这次还是因为他们原来的关系，才指定将这个指标给了他，他才有机会第一批按工作回成都。可李大志心中的滋味真难以言表。 从李大志那里回队，我仔细回忆和梳理了报纸和广播，仿佛只有对工人阶级，对石油工人、煤矿工人、甚至掏粪工人等无产阶级的歌颂、宣扬。从来没有看见或听见报纸里、广播里报导过，工矿出现死伤事故的消息。这大概也是当时时代的一大特点。 四十、我们要回家（蔡运生） 公社通知，要我队生产队长和民兵排长到公社去，接军队受处份的人员。队长和民兵排长都有些疑惑不解，队里没有人去当兵啊？怎么会接受军队受处份的人员呢？ 待他们回来后才知道，原来，生产队里的文世武只有一个女儿，准备将女儿抱儿子，招上门女婿。说了一个山里的牛清云，见了人以后，老人和女儿都还满意。就是嫌他家里兄弟多，特别穷困，没有彩礼。此事就拖了下来。后来，牛清云参军了，已经换了军装，背上背包回家见父母，三天后就要入伍了。文世武知道后，后悔不已。急忙叫女儿立即和牛清云到公社扯了结婚证，请生产队的人草草摆了几桌酒席，一天内将扯结婚证，成圆女儿，抱养儿子，全部办完。 那女婿儿子在家住了两天，第三天早上，就到县里参加部队入伍走了。那是一九六五年冬天，当时规定的义务兵是三年期。 可是，一九六六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谁也不知道究竟何时结束。一九六九年冬，当了四年义务兵的牛清云，打报告要求退伍回家。他和他的新媳妇在家只住了两天，那个新家的一切他都还不太熟习，他当然更加想念他的新娘子。同时，他的新娘子在家里就更加想念他了，封封家信都是盼望他能早日回家，一家人好团圆。更希望他能早日为家里传宗接代啊，新媳妇是独生女，抱儿子的目的就是要他为家里接传后代啊。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解放军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支柱和坚强后盾，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退伍回家呢？而且，他们的部队正在成都市内“支左”呢。牛清云连打了三次报告都未批准复员回家。当时，参军和退伍都是停止了的。 第二年五月，也就是他参军已经四年半了，他既没有被提干，复员退伍又仍然没有希望。牛清云急不可耐，就学作那些闹文化大革命的作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写大字报、写大标语的做法，写出了“我们要回家！”的大幅标语，贴在了成都的大街上。部队立即将他以现行反革命罪抓进了班房，这是“毁长城”的罪行。经过多次审讯和调查，牛清云在部队表现还好，只是想回家，家庭和本人都没有什么问题。于是，在关了大半年后，由部队押送回家，要生产队管制劳动改造。 牛清云回家后，因为坐过牢房，身体非常虚弱，脸和皮肤都是卡白，整个人皮包寡瘦的，走路都偏偏倒倒。文世武一家人，为了这个上门女婿，更是为了给自家家里传宗接代，传承香火。解除了山里的一切忌讳，屏弃了一切清规戒律，可以说是冒这山里的“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一切禁忌，天天到堰塘里、小河沟里、水田里去给牛清云抓鱼，捉乌龟，捉黄鳝。拿回家去给他熬汤喝。半年后，他的身体才恢复了健康。后来身体好得壮如牛。我们后来就叫他“壮牛”，生产队里抬石头，做重活，都离不开他。 因为他也知道，自己是“管制劳动改造”，为了早日摘掉这个帽子，他也积极干一些重活、累活。争取有一个好的评价，好早日摘掉“管制劳动改造”的帽子，成为一个正常的人。 四十一、绝不放弃（蔡运生） 又填了万众机械厂、广播转播台等招工表，我依然没有被工厂招走。心里产生了很大的疑惑，我们在生产队，在公社，表现是最好的。在区里、县里也是评选的先进模范。可是，为什么关键的招工时刻就没有我们了呢？不是说不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吗？不是说“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广大人民群众”吗？怎么招工我们就有问题了呢？就走不出去了呢？况且，我父亲不是已经解放了吗，不是已经工作了吗？要照顾那些有头有面的人物，也不能全都照顾，平头百姓就不能出去吗！我心里郁闷，心里苦恼，心里愤怒。脑海里思索着，翻腾着，有翻江倒海之势，搅得脑子里一塌糊涂，昏天黑地。毛主席不是反复强调，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团结大多数吗。怎么招工就没有我们的份了呢？这大多数就靠边站了呢？我们队里三个知青都出不去，这是为什么？三人的家庭出生都有问题吗？平时不都是属于依靠、团结的对象吗，都是城市贫民和下中农成份呀？真是搞不懂，闹不明白，想不出道理来。 队里的个别年轻社员，特别是社教运动中发展的新党员，他的“政治嗅觉”好象特别灵敏，就在群众中散布说：“他们三个知青都出不去，都填了好几次招工表了，其他队里的知青都陆续出去很多了。可能是他们的家庭都有问题，他们的父母亲都有历史问题。”他这么一说，有些社员就背地里对我们嘀嘀咕咕，当面或背地里说我们一些不好听的话。使我们心里的压力特别大，脑海里成天都在乱想，乱考虑。真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在何方？自己的理想、希望能否实现？自己究竟能否走出山里呢？自己不知道，又有谁知道？有谁能答复呢？ 父亲这时候又拄着拐杖来到我这里，我立即寻问他的病情，他平淡地告诉我，川医已经确诊是白内障，要等待成熟后才能动手术。医院要他回来休息，等待动手术。他准备在我这里耍几天，我当然高兴啰。 父亲才五十岁，可头顶的花白头发早已稀疏得快要秃顶了，他那额头上的皱纹，象用刻刀雕刻过似的，深深地陷出了四条皱纹。他那脸上的皮肤，过早地泛出久旱的水田龟裂的沟壑。他那一双干瘪的手，象七八十岁老农民的手一样，不！更象是严冬被霜雪肆掠过的松树的裸露的枝干。与他往日开朗、乐观的性格，大肚、豪放的气质真是判若两人。 我看见父亲超前过早地苍老的面容，脑海里翻腾起不尽的悲伤，是我们当子女的让他超前过早地苍老了，是文化大革命对他的批斗让他超前过早地衰老了。我们做儿女的，现在还能说什么呢？还能埋怨自己过早衰老的老父亲没有能力，没有本事，不能给自己的儿女安排一个好的工作，不能将自己的儿女带出农村，带回城市吗？不能，绝对不能！他们没有过错，他们没有责任！他们不应该承担这些责任。我们更不应该责备他们，埋怨他们。 我只能将自己平时的生活和生产劳动的情况告诉父亲，尽量告诉他一些高兴的事情，宽心的事情。可他还是问起了招工的事情，他问：“你填过几次招工表了？都是哪些单位？” 我尽量装得轻松地，清描谈写地说：“也没有填几处，就汽车运输公司、万众机械、广播转播站、特殊钢厂——” 父亲听了，沉默了很久，过了好一阵才说：“我知道了。” 我不明白父亲的意思，只能望着他。 他后来说：“你去出工吧。” 我不懂得，也不理解父亲到来的原因和问话的目的，望了他一阵就出工去了。 晚上放工回家，我看见父亲精神似佛有了一点好转，正在灶台前给我煮饭呢。 我喊了一声：“爸爸，我回来了。” 父亲仿佛来了精神，说：“快洗手吃饭。” 我们一边吃饭，父亲一边告诉我：“队里有一个叫文朝礼的，他家有一个独生女儿，是不是？” 我说：“是。” 父亲说：“我去他家看过了，他家老两口就一个女儿，想将女儿抱一个上门女婿。你如果愿意，我去给他家说一说，一定没有问题。只是他家房子少一些，不过，以后可以再修嘛。“ 听了父亲的话，我思想里几乎一下子就要崩溃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我父亲说的话，眼泪立即从眼眶里迸了出来。半天才说：“爸爸，您不是要我一定要有理想，要有抱负。绝不能放弃希望，放弃理想，不能自暴自弃吗！今天您却要我这样，我还会有希望，有理想，有抱负吗？我以后怎么办呢？”说着，我就委屈地大声哭了起来。 父亲也跟着哭了起来。我们哭了一阵后，父亲才内疚地说：“我这也是没有办法了。我知道你一直很努力，很争气。也知道你已经填过很多招工表了，可是，你一直没能出去。这都是我影响了你的前途，影响了你出去参加工作。”说到这里，父亲又老泪横流。我连忙帮他擦眼泪。 父亲接着说：“我听了好些人的话，他们说，招工已经很久了，大招工就要结束了。没有出去的知青，就可能出不去了，只得安心农村搞农业生产了。我知道你已经填过很多招工表了，就是没有出去，这都是我给你们造成的。我想，如果真是这样，你们就在农村安一个家，我如果以后还有工资，就一定全力帮助你们。这都是命运的安排啊！”父亲说着，又痛哭起来。 我听了父亲的话，也哭了起来。 两爷子哭了好一阵，我突然停止了哭戾，大声说：“爸！我不相信命运。我更不相信自己的命运会这么糟糕。我一定要争取出去，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工作，我绝不能被困在这山沟沟里。我要出去工作，我绝不会一辈子窝在这山沟沟里。可是，只要我一结婚，就只能一辈子窝在这山沟沟里当个新农民了。就不可能再走出去了。那时候，什么理想，什么希望，什么抱负，都只会灰飞烟灭，烟消云散，再也不可能有出去的希望了。” 我停了一下，又说：“现在看来，国家是要发展，是要前进的。要发展就会需要很多人，需要很多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只要我不忙于结婚，我自己再努力一些，一定能够走出去的！” 父亲把我凝视了很久，又说：“你没有埋怨我，没有埋怨你这个没有用的老父亲？没有埋怨你这个拖累了你，连累了你的老父亲？” 我说：“爸！这不是您的错，这是历史、是时代的问题。国家主席尚不能解决的问题，一个平头百姓又会有何力去扭转乾坤嘛？就更没有理由去埋怨您们了，您们和我们都是时代的牺牲品。” 父亲听了我的话，心里可能有了一些宽慰，就放心地说：“那好！你就安心地参加队里劳动，我也再不提那些事情了。你就一定要努力，一定要有理想，一定要不放弃希望，一定要坚持到底，绝不言‘放弃’二字，我们都期盼着你自己走出去的那一天。” 听了父亲的这番话，我好象又看见了以前的父亲，我拉着父亲的手，使劲地摇着，大声说：“爸爸！我不相信命运，我绝不放弃希望。我已经长大了，我会用自己的脚步，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来。思想压力再大，精神压力再大，我都会昂首挺胸，勇敢地去面对，绝不会畏缩。要不然，我这两年知青白当了。” 父亲听了，他欣慰地笑了。可笑后又流露出更多的苦涩，笑后又流露出那样的无奈。 四十二、林彪事件（蔡运生） 一九七一年九月下旬，全国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闷后，突然宣传学习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发[1971]57号文件，《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文件是从中央一直贯彻学习到生产队，县、公社、生产队几乎是同时学习文件。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以前学习中央文件，是省、市、县三级首先学习贯彻，在上三级学习领会中央文件精神后，再向公社、大队、生产队逐级学习贯彻文件精神，可这次却一直传达贯彻到底，让每一个老百姓都立即知道。二是林彪不是中央和党章里都法定了他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吗？全世界都知道林彪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选拔、培养的接班人，怎么就叛国出逃了呢？他不已经是六亿中国人民的副统帅了吗？学习时，全生产队的社员都给搞懵了，都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连下队来宣讲的工作组干部都有一些惊慌失措。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谁也不敢发出不同的“杂音”来。在人们还未搞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时，中央又下发了《反革命政变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粉碎林陈反党叛国反革命政变斗争》等等文件。 通过连续几天几夜的学习文件，又通过十多天的宣讲，大家才初略地知道，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和夫人叶群、儿子林立果一道，在山海关乘三叉戟飞机出逃，在蒙古国的温都尔罕大草原上坠毁，机毁人亡。并且传达了毛主席的原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让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听了，觉得，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都没有办法，无可奈何，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就更不知道该怎么办，会怎么办了！只有听之，了之。 不过，过了一段时间后，我们几个年轻人在一起，又谈起了林彪事件来。一天，文世虎突然问我们:“你们说,林彪已经是副主席了，他还需要叛党叛国吗？”我们都被这突然的提问难住了，也吓住了，一时都回答不出来。我想了一阵，说：“据《新名词辞典》记载，林彪三次的提拔、重用，都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提名重用的。文化大革命前，又是毛主席亲自点的将。毛主席八次检阅红卫兵，林彪总是在毛主席身边。学习毛泽东著作、读毛主席语录、唱‘忠字’歌、跳‘忠字’舞，都是林彪号召全军、全党、全国人民兴起的。将他确定为接班人，写入党章中，也是毛主席亲自确定的。这次事件太突然了，让人一时无从接受。” 尤平安回忆说：“红卫兵大串联时，我们在北京大学参观，看见一张大字报，是记录的‘林彪在军、师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主要内容是：历史上，我国各朝代篡夺皇位皇权的事件和世界各国争夺权利的战争。我们当时看了，都有些惊心瞩目，觉得我们国家应该大力发展，而不应该去争权夺利，看了有些反感。但那时，谁也不会说出口，只有闷在心里。这么多年了，我都没有说出来。现在看起来，他那个讲话，可能是有目的的，绝对是有所指向的。” 我说；“记得林彪好象是湖北的富家子弟出生，18岁就考入黄埔军校学习。他比毛泽东、周恩来小十多岁。八一南昌起义时，他还是个无名小卒。1930年，他就当上了红一军团第4军军长。1932年3月，25岁的他就当上了红一军团的总指挥。红军长征时，他率领红一军团，一直是红军长征的主力军和先头部队，为红军长征开路。在延安期间，他出任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校长和抗日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1937年8月，任八路军115师师长，他指挥打了平型关战役，歼灭日军1000多人，开创了平型关大捷。1945年9月，他赴东北，任东北野战军总司令。1947年11月，他指挥了辽沈战役，歼敌52万。49年1月，他又指挥了平津战役的胜利。整个解放战争时期，他带领的第四野战军，从东北一直打到了海南岛。在军事上，他应该算是个天才，外国人都称赞他的军事才能。可是，政治上我们就无以评说了。谁也不知道其中的奥妙。” 虎头慢悠悠地说：“我看，这个林彪事件里头肯定有文章，只是我们老百姓不知道罢了。” 尤平安也深为感叹地说：“我们都是小老百姓，何必为这些政治问题伤害自己的脑筋呢？你就是看得再明白，也不可能怎么样？” 我也感叹地说：“我们都是小小老百姓，自己的命运自己都无法掌控，自己都不知道将来自己会走向何方，又何必要杞人忧天呢？政治问题是‘神仙打仗，凡人遭殃’的事情。还是回到现实，过好自己的生活才是。”， 文朝荣还没完没了地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林彪事件就是当前的头等大事，我们就是应该搞清楚，弄明白。” 尤平安听了，立即反驳他说：“毛主席还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在全军大搞个人崇拜，把学习毛泽东选集，读毛主席语录，作为口头禅，天天手里都拿一本毛主席语录。在全军，全国搞‘全国山河一遍红’，全世界都非常震惊。个人崇拜搞到了极致，他利用宗教狂热，大搞个人崇拜到了极点，这在全世界都是少有的。却天天搞与人斗，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把刘邓斗垮了。怎么又把周总理和老帅全部打倒了，他一个人能把中国的事情都搞好吗？一些极左思潮的人，以前不是处处紧跟林副统帅旗帜，宣誓要紧跟林副统帅，做林副统帅的红小兵。我们在农村，中央的事情我们能知道多少？不知道就不要大加议论，再议论也没有什么用。还是节省一点力气养养精神，养养身体好了。” 武秀蓉在一旁，听见这话说得很不投机，已经有一点离谱了，就不耐烦地说：“说啥子哪？说啥子哪？我看你们今天是饭涨饱了，没地方消耗。现在首要的问题是如何农业学大寨，多打粮食，吃饱肚子的问题。你们肚子都没有吃饱，就要指点江山，讨论国家的大事。你们何必还要在这里捞月亮锄头呢？饿你们三天三夜，看你们还有没有精神扯筋闹架。” 林彪事件的发生，对全中国，对全世界的震动都非常大，人们有太多不懂的东西。当然，小小老百姓也无需知道得太多。还是让百年后的历史学家去研究，去解读吧！ 第四十三至四十六章 四十三、工农兵大学生（蔡运生）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毛主席发出的：“大学还是要办的！”的最高指示后，国家要招收“工农兵大学生”了。这在知识青年中产生了巨大的震动，仿佛在狂风暴雪的寒冬的黑夜里，忽然看见了黑暗中闪出一点火光，大多数知识青年都把希望聚焦到当“工农兵大学生”这一条道路上。我知道此事后，也将自己以前的初、高中课本都翻了出来，语文、政治、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英语都还在，并且都是齐的，一本不缺。 文化大革命初期，破“四旧”，绝大部分同学都将自己的课本，作为资产阶级的“四旧”给烧毁了。记得全县召开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时，破四旧，县文化馆、图书馆、剧团、各机关单位图书室将图书、画报、剧本、报纸都争先恐后地送到公园坝，堆成大山放火烧毁了。学校学生将自己的全部课本也烧了，干部居民也争着将自己的书籍、藏书都翻箱倒柜地找出来交了，烧毁了。都争当革命的左派，破四旧的先锋，怕当上“封、资、修的孝子贤孙”，更怕因此而被抄家。我受父母“爱护书吧，这是知识的源泉！”的影响，将自己的课本早早地藏了起来，才免去了劫难。下乡当知青时，母亲要我将自己的课本背到乡下去，幸许以后会有用处。现在可真的有了用处了。我从心里感谢自己的父母亲，他们虽然都是小老百姓，都干着平凡的工作，可他们却将知识看得那么重要，又看得那么遥远。收工回来后，我就开始抓紧时间，温习功课，一门一门地看，从初中一直看到高中结束。 后来，大队传来消息，公社要大队推荐一名女知识青年作为“工农兵学员”，大队经过集体讨论，决定由伍秀蓉同志去。伍秀蓉简直就象“天上掉下了馅饼”，不，简直就象一下子掉进了“蜂蜜缸”里，或者是天上掉下了“大金元宝”。她知道后，一天乐呵呵的，嘴里随时都哼着“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给您唱。千万颗红心，向着北京，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敬祝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她哼完了还不过瘾，不足以表达自己愉悦的心情，她又手舞脚蹈地唱起了“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从草原来到天安门。无边的旗海红似火，战斗的歌声响入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领导我们闹革命。啊哈嗬，啊哈嗬，敬爱的毛主席，不落的红太阳，草原上人民忠于您，永远革命志不移。红彤彤太阳从东方升起，金色的阳光普照大地。为什么阳光这样暖，为什么幸福热泪流不息。因为我们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啊哈嗬，啊哈嗬，敬爱的毛主席，不落的红太阳，草原上人民忠于您，万岁万岁毛主席！啊哈嗬，啊哈嗬，敬爱的毛主席，不落的红太阳，草原上人民歌唱您，万岁万岁毛主席！” 后来，公社又通知她一个人填了推荐表，她更是成天兴奋不已，就象展翅欲飞的小鸟，跃跃欲试。尤平安首先得到消息，他就成天蹲在伍秀蓉家里，一会儿帮她收拾这样，一会儿帮她收拾那样，心中有很多的留恋和眷恋之情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我知道后，也时常跑到她家里，向她表示祝贺，帮助她收拾书籍，收拾行李，给她把一时不用的东西都打捆打包，便于以后搬运。 人逢喜事精神爽，由于她的心情很好，情绪很高，她嘴里总是不停地哼着歌曲，又带着我们大声唱起了苏联歌曲《红莓花儿开》，“田野小河边，红莓花儿开，有一位少年真使我心爱，可是我不能对他来表白，满怀的心腹话儿没法讲出来！满怀的心腹话儿没法讲出来！他对这件事情一点儿不知道，少女为他思恋，天天在心焦，河边红莓花儿已经凋谢了，少女的思恋一点儿没减少！少女的思恋一点儿没减少！少女的思恋天天在增长，我是一个姑娘怎么对他讲？没有勇气诉说我尽在彷徨，，我的心上人儿，你自己去猜想！我的心上人儿你自己去猜想！啊，我的心上人儿你自己去猜想！” 填表后的两个多月里，伍秀蓉都是沉浸在甜蜜的幸福泉水之中。她天天都象百灵鸟似的在放声歌唱，她要将心中的激情、心中的欢乐，向蓝天述说，向白云放歌。是啊，当她还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她就立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一定要考上大学，争取考上名牌大学。为自己，为家庭父母，也为这个小小的山城。让人们都为她高兴，为她自豪。可是，文化大革命打破了一切，大、中、小学校全部停课，一切都是封、资、修的“四旧”，全部都被打倒、砸烂。紧接着又搞起派系斗争，文革初期的红卫兵、革命造反派分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抢军火库，武斗由棍棒发展到了用真枪真炮，用汽车、坦克，听说重庆市还动用了军舰。正打得不可开交之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又被下放到了乡下，并且一干就是三年。人的青春少年期看看就要被荒废了。还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声号令，“大学还是要办到！”,才将她送到大学。她是我们全村，全公社，唯一推荐出去读大学的知识青年，她怎么能不高兴，不自豪呢！ 可是，等了两个多月，大学发出通知书时，通知的却是三队的文秀清，而且是四川医学院直接发通知书，要三队的文秀清到医学院报到学习。我们当时都非常惊奇，怎么木板订钉，木已成舟的事情会突然化为了泡影？煮熟的鸭子又突然飞了呢？我们不愿相信，我们也不敢相信，可是，这又是真实的事实。三队的文秀清虽然在村小读过四年小学，又在乡小读了两年初中（文革中复课闹革命时读的。）回队后也算是有知识的人了。后来才打听到，公社革委主任到县里开会，听说推荐的工农兵大学生，全都是县里主要当权者的子女和区乡革委主任的子女、亲戚。他立即将伍秀蓉的推荐表换成了他的侄女文秀清。一来肥水不落外人田，二来又是同一个公社，同一个大队的女青年，再说，他又是革委主任，谁还敢冒杂音？谁还敢说一个“不”字？ 伍秀蓉听到这一消息，尤如晴天霹雳，半天回不过神来，象痴呆了一样，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突然，她又象山洪暴发似的大哭起来，发疯似的丢下锄头就往家里跑去。我知道她承受不起这样的打击，怕出甚么问题，就立即抓起她的锄头，紧追着她，向她家跑去。 她跑回家，立即扑在床上，放声大哭起来。这哭声大得震耳，大得惊骇，哭得非常伤心，真有震天动地之感。这件事情，对她的打击太大了，使她仿佛在蜂蜜缸里甜蜜了很久，突然一下子却掉进了冰窟窿中。没有给她留一丝余地，没有给她一点一滴喘息、透气的机会。不容她想明白，不让她想通畅。这个打击对她是太大、太残酷了。她悲观，她绝望。她已经完全丧失了信心，丧失了希望。她已经心恢意绝，对一切都不再抱有幻想。她一下子觉得整个世界已经完全黯淡无光，再也不会有光明，再也不会有希望，到处都是一遍黑暗。在这一遍漆黑的环境中，作为一个弱女子的她，已经完全丧失了生存的希望，完全绝望到了放弃生命，放弃生活的绝境之中。她嚎啕大哭，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竭斯底里的情感宣泄，而是她向苍天的血泪的倾诉，也是她向远处家庭父母的血泪倾诉，更是她向自己二十一年生命的临别的诉说。她要通过彻底的诉说后，自己好早早远离这个乱象的世界，躲避这个乱象的世界，逃离这个乱象的世界。自己要远远地走开，去寻找一个僻静的，与世无争的，宁静的一人世界。 她这哭声，不仅是对她读大学的不平诉说，也是对这不平的愤怒控诉，还是对她希望的破灭感到悲哀和无尽的伤痛，更是对自己前途的绝望和命运的绝境的最后哀诉。她从上午哭到下午，又从下午哭到晚上。 尤平安跑来帮助煮好午饭，可谁也没有吃，谁也无心吃，谁又能吃得下呢。谁也没有说话，谁也不知道应该说什么话，再说，甚么话也是白说。这时候，大家的心情都是一样沉痛，一样悲伤，进乎绝望之极。 队长在门外看了一下，悄悄告诉我们：“你们这几天就不要出工了，好好把她看好，不要出问题了.”看来，队长也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 大约晚上十二点过了，已经夜深人静了，山区农村早已进入了睡梦之中。伍秀蓉还在床上抽啼着，尤平安给她盖过好几次被子，她都揎掉了。尤平安只得爬在小餐桌上撾磕睡。我怕伍秀蓉晚上跑出去出了问题，就靠在门上，也打起磕睡来。伍秀蓉喊醒我们，要我们回家去睡觉。 我警觉地说：“不！我们不能走，我们一走，要是你去寻了短见，那不仅害了你自己，害了你父母亲，也害了我们大家。” 尤平安也说：“是啊，你一个人出了问题，你觉得自己解脱了，可你却害了我们大家。队长已经叮咛过，要我们看好你，照顾好你。你出了问题，他一定要找我们，可能公安局、县里，都要来找我们。那时候，我们能说得清楚吗？交代得清楚吗？” 我说：“到那时候，我们不仅向公安局说不清楚，向全县下乡知青交代不清楚，也向你的父母亲交代不清楚。你的父母亲找我们要人，我们怎么办？你要为自己想一想，也要为我们想一想，更要为你的父母亲想一想。” 尤平安又说：“是啊！你的父母亲都知道，你是跟着我才到这里来的。你要是出了什么问题，他们一定会找我要人，找我拼命的。那时候，我就是有一千张嘴，有一万张嘴，也说不清啊。你要冷静下来，要替大家想一想，不能只顾自己。” 尤平安接着说：“全国知识青年几千万，全国六亿人口，死了你一个算得了甚么？几千万分之一，几亿分之一。可是你就害苦了大家，害苦了你的父母亲。你的父母亲都已经老了，还希望你给他们颐养天年，养老送终呢。你如果先走了，那他们老了怎么办？你得为他们负责啊。” 我说：“全国知识青年上千万，绝大部分都还没有出去，年年又有很多知青不断下放下来。又不是只剩你一个了，何必这样想不开。再说了，人生有三件最凄惨的事情，一是少年丧失双亲，成为孤儿；二是中年丧偶，一个人要担负起养儿育女和赡养老人的重担；三是老年丧失子女，白发人送黑发人，自己老了又有谁来颐养，谁来送终呢？你的父母亲今后怎么办？你走了，他们由谁来赡养？再说，你这又不是第一次填表，第一次没有走出去，何必将它看得那么严重。以后一定还会有很多机会的。” 我停了一下，又说：“如果你真的想不开，要寻短见，别人不仅毫发不损，还会笑话你。只有你努力出去了，将来比他们过得好，比他们有作为。使他们一辈子都觉得愧欠了你的，一辈子对你都有欠疚感，那才是你有本事，那你才是真正懂得了做人的道理。” 我们你一句，我一句，一直说到大天亮。才发现伍秀蓉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睡着了。我们也大大松了一口气。这时候才觉得肚子已经饿得呱呱叫，一整天都没有吃东西了。尤平安立即生火煮饭，我回家拿来几个鸡蛋，给伍秀蓉蒸了一大碗鸡蛋，又下了猪油和酱油。 我们悄悄地吃了稀饭后，伍秀蓉也醒来了，尤平安立即从热锅里端出鸡蛋来，送到她手里。伍秀蓉红着眼睛，极不好意思地说：“真是谢谢你们了，你们陪了我一天一夜，给我讲了那么多道理，我真是很感激的。我一个人看得太短浅了，只想到自己受了太多的委屈，只想跳堰塘死了算了，就没有想得太多，更没有想到父母亲和你们。真是太对不起大家了。” 她说着，起床放下碗，说：“我洗一帕脸。”就在灶头鼎锅里舀水洗脸。 尤平安这时说：“鸡蛋是老才的，是他给你蒸的蛋。我可没有养鸡。” 伍秀蓉洗漱完毕，看起来眼睛还是红红的，还有一点肿。可精神好多了。她一边吃着蒸蛋，一边说：“真的对不起你们。我当时就只想到自己一个人，太自私了。我就只想到了死，觉得自己完全绝望了，没有别的路可走了。还是你们说得好，不仅要为自己活着，还要为父母亲活着。一定要让那些人看到，自己比他们活得更好，更有价值。” 听了她的话，我和尤平安相互看了一看，觉得事情缓和多了，心里松了一口长气。我提出建议：“队长已经批准我们几天假，不用出工了。我们干脆都回家一趟，各自去看看自己的父母亲。” 伍秀蓉立即同意，尤平安也赞成，我们收拾好东西，将伍秀蓉送回她家里。 毛主席发出大学还是要办的的指示后，全国从1971年开始，经过下面推荐，而不是通过高考，招收工人、农民、士兵进入大学学习。这些工农兵大学生中间，绝大部分都是当时当权者的子女。当时，一些有权势的人，还将工农兵学员指标作为人情，作为礼品送人。 从1971年至1976年，全国共招收工农兵大学生82万多人。以北京大学为例，共招收正式工农兵大学生2392人。其中，有高中生171人，初中生2142人，还有小学生79人。其它大学中，小学生的比例还要大得多。这样一来，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教学质量就可想而知了。 据有关资料记载，有一个东北人，在村里读了九年小学，才读到小学五年级。可他会唱“二人转”，参加了公社宣传队，学演京戏“沙家浜”里的胡传奎。干了不到一年，被当公社革委主任的造反派老爹，推荐去上了“某某航空学院”的工农兵大学生。三年毕业后，因出生好，又是名牌大学的工农兵大学生，被分配到“某某航空研究院”工作。才到研究院，正在文化大革命中，搞批判“封、资、修”，批判“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他是急先锋。还担任了一个小头头。可是，正式开展工作，开始搞航空研究了，他就一翘不通，连计算尺都不会用，根本无法胜任工作。领导只得安排他去搞保卫工作，最后就只能看大门了。 更为搞笑的是，大约1973或1974年，辽宁省的白卷大王张铁生，在试卷背后，给阅卷老师写了一封信，发泄自己答不好试卷的理由。就被吹捧成了反潮流的英雄，成了反抗“封、资、修”教育制度的英雄豪杰，成了全国学习的榜样。 当然，工农兵大学生中，也有一部分是很好的，有的成了国家的栋梁，成了各方面国家的领军人物，成了科研的项目带头人，这是极少数。 “工农兵大学生”的学习制度为两年制或三年制。 “工农兵大学生”成了我国教育史上的一大创举，在世界教育史中可能也是一个奇迹。 四十四、又没有走成（蔡运生） 我又第二次填写了特殊钢厂的招工表，听说这次特殊钢厂要在县里招收两百多工人，是历次招工中规模最大，招工人数最多的一次。我想，那些头头脑脑的子女可能应该安排完了，这次招工我也应该出去了。所以，多少也抱有一些希望。可是，临到要发通知时，好像依然没有我的消息。我按耐不住了，来到县委招待所“特殊钢厂招工办公室”，希望打听一个究竟。招工办公室门前已经站立了很多人，都是前来打听自己是否被招到钢厂去的知青，有成都知青，也有本县知青。我只得排在最后面。我听见前面两个成都知青在摆调，开始也没有在意. 后来听见一个成都知青说：“我这次已经孤注一掷了，我在生产队里出高价买了三十多斤花生，又买了四十斤黄豆，送给了招工组。那些花生、黄豆都是属于‘极品饮食’。而且数量那么多，让招工组的人都瞠目结舌，惊喜万分。他们都很惊奇，高兴得不得了。我想，这次我一定要走了。” 另一个成都知青说：“我家里已经给我来信了，说是他们通过关系，已经要钢厂招工的负责人写了一个条子，一定要把我招到厂里，还要安排一个好工种。家里父母亲是下了血本的，我专门来落实一下。” 我听了他们的话，感到非常震惊，原以为，只要自己在队里表现好，群众反映好，就应该早一点被招工，早一点走出农村。怎么招工还会有这么多猫腻？文化大革命这么久了，怎么还会有这么多歪门邪道？排了三个多小时的队，还是没有轮到我。 一位招工组的出来说：“中午了，该吃午饭了，大家就不要排队了，都去吃饭，下午再来。” 我非常扫兴地往家里走，脑海里真有很多想不通。这时，又听见走在前面的几个成都女知青在摆招工的事情，不由得仔细听一听。一个女知青说：“别个都填了几次招工表了，公社就是把我压到，不让我填表。家里父母亲急得没有办法。我听说公社革委主任要带着女人到成都去看病，就让他们到我们家里去住，父母亲不但好吃好喝地将他们供奉着，还半夜三更地到川医去给他们排队挂号，陪他们看病，给他们付医药费。临走了，公社主任说我父亲的手表好看，父亲只得忍痛割爱，将自己心爱的瑞士表送给了主任。所以这次，我才能填上招工表，而且给我的鉴定特别的好，我都没有想到。” 另一个女知青说：“你那还是公社干部，我们大队的主任到了成都，要我们大队的三个成都知青家，轮流给他们煮饭，轮流带他们到各处去耍,杜甫草堂、动物园、都江堰、青城山等。临走了，又要每家给他们买皮鞋，买胶鞋，还问我家要了一件棉军大衣。整得三家人苦不堪言。” 一位女知青说：“那他该对你们好一点了！” 那一位说：“他回来时，真是满载而归。可他还说，哪家对他好，他就对哪个好。整得我们有口难言。” 听了他们的话，我又自我比较，觉得自己总还是比他们要幸运一些，要好一些。自己又自我宽慰自己了。 回家草草吃了几口饭，我又早早来到招工办公室门前，待他们酒足饭饱（听说一位知青家长请客），又睡了午觉后，才来上班办事。待到我进到办公室，已经是下午三点半了。一位钢厂招工的副组长听我报上姓名后，将我带到一间小屋子里，坐下后说：“我们好象这是第二次来招你了，我们知道你在学校里成绩很好，下乡后表现也很好，劳动积极肯干，有一定的组织能力，还爱唱歌什么的。可是，你父亲的单位没有给你出政审材料，我们就没法带你走。我本人也很遗憾，但是，没有办法。” 我听了非常着急，迫不急待地说：“那我现在应该去找谁？找谁能办好政审材料？” 这位组长说：“这是组织关系问题，是组织纪律问题。你个人是不能找人拿政审材料的。这个问题，我本来是不能告诉你的，看见你确实很可惜，我才告诉你。我们本来需要你这样的人才，想招收你，可是没有办法。你就不要再到处找了，以后招工还会有机会的。” 听了他的话，我欲哭不能。我不知道是学校没有给我出具政审材料呢，还是文教局没有给我出政审材料？是我父亲有重大的政治、历史问题吗？那他为什么又被早早解放回学校工作了呢？我搞不懂，我也闹不明白。我真不知道究竟应该怎么办。去找学校，去找文教局，又怕父亲知道后，会更加着急，更加想不开。我不能再给自己过早衰老的老父亲增加思想负担了。可是，不去找吧，自己的前途怎么办？自己的希望又一次彻底破灭了。我不敢想象，我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应该往何处去？我这次真是有撕心裂肺的疼痛。 是啊，看见一同下乡的同学都逐渐走了，有的当了国营大厂工人，有的到了国防厂矿工作，有的还到了成都、绵阳等大中城市。自己却还在农村劳动。这不是自己不努力，更不是自己没有本事。可又应该怨谁呢？怨父母？父母已经过早地衰老了，他们没有能力，也不可能承担这样沉重的担子。那应该怨谁？应该找谁？自己的路究竟在哪里？自己的希望究竟在何方？我真有“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鸣”的绝望之极的感觉。 是啊，招工的领导都已经讲了，不要再去找了，很明显，再去找也没有作用了。那时的政治环境是极端的“左”，任何人的政审材料，只要有一点所谓的“污点”，你的政治生命就彻底完了。你个人完了还不算，还要“株连九族”，你的子孙后代都会因你而受到影响。那些“地、富、反、坏、右”的子孙不是都受到了影响，使他们几辈人都抬不起头。 可是，我的父母只是普通老百姓，只是能将自己的工作干得很出色吧了。这本来就不应该有什么问题，可是，有人怀疑啊，这怀疑也就成了抹不灭的“污点”，被人写在了“个人政审材料”中，成了重大问题。 记得一位某名牌大学物理系的大三学生，学习成绩非常优秀，是全系的第一名尖子生。只因他家里成分高（工商业兼地主），养成了“只埋头读书，不过问政治”的习惯（当时也不容许他过问政治）。系里就批判他走“白专道路”。后来，大学里组织大学生参加“社教运动”，他害怕自己的家庭成分问题影响了“社教运动”，又不愿参加。系里就组织人批斗他，说他思想反动，被戴上了“反革命分子”帽子，一九六五年夏季开除学校。一九六九年初，他又因“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而被没名奇妙地下放到了县里一个边远乡镇当知青。一九七八年底，知青下乡都快要结束了时，县里在清理知青档案中，才发现这个人年纪已经很大了，怎么还没有招工走。仔细一查，才发现是一个名牌大学的高才生，县知青办才通过县文教局，安排他去一所边远乡村中学教书。 而有一位老三届的成都知青，笛子吹得好，二胡、京胡也拉得不错，在一次文艺演出中，被县革委主任、县武装部政委的女儿看上了，一定要以身相许。县革委主任没有办法，下乡不到一年，就将其调到县文工团工作。结婚后，又调到了县革委文卫宣传组工作。成了县里的领导。这些都没法比较。 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我再一次走向了崩溃的边缘。可我想到了伍秀蓉那件事情，又想到了自己是怎样劝说她的。可是，轮到自己时又是那样的艰难，那样的难以说服自己。嗨！没有办法，最后，我还是为了不让父母亲为难，自己又悄悄地回生产队去。 在回生产队去的路上，我大声放肆地狂唱起《拉兹之歌》来：“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命运唤我奔向远方，奔向远方；到处流浪，到处流浪！我没有约会，也没有人等我前往；到处流浪！孤苦伶仃，露宿街巷；我看这世界象沙漠，那四处空旷没人烟；我和任何人都没来往，都没来往；活在人间举目无亲，任何人都没来往；好比星辰迷惘在那黑暗当中，到处流浪！命运虽如此凄惨，但我并没有一点悲伤。我一点也不知道悲伤。我忍受心中痛苦，幸福地来歌唱，有谁能禁止我来歌唱？命运啊！我的命运啊，我的星辰，请回答我，为什么，这样残酷捉弄我，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命运唤我奔向远方，奔向远方到处流浪；到处流浪。” 我狂唱了以后，还不能宣泄自己悲哀、失望、苦闷、忧郁的思想情感，就又唱起了《望断蓉城》来：“望断蓉城，，不见妈妈的慈颜，楼静灯残，难耐五更寒。往日的情牵，方显出眼前的孤单。梦魂何所依，空有泪满巾。几时才能回成都？妈妈呀，几时才能回到我故乡的家园。那滔滔的锦江水，那壮丽的人民南路，依旧是当年的情景。只有您的儿子啊——已经陷入绝望的深渊，只有您被抛弃的孩儿啊，正在遭受那无尽的摧残——” 走累了，唱渴了，自己的心情好象也松动了一些，头脑也清楚了一些。我这时想，自己还是要面对现实，中国六亿人口中，有五亿多人都在农村，都在搞农业生产。自己还是会有希望的，还是回队等机会吧。 四十五、修水库（蔡运生） 回队不久，公社决定修光明大队水库。要全公社各生产队除看牛的外，全部劳力都要上水库。队长在晚上学习时，向大家讲了公社的决定，要各家各户都在第二天做好准备，第三天出发。他又特别强调了组织纪律性，要大家准时出发，不得缺席。否则，将要倒扣工分，影响年终分配。他这一讲，大家都议论纷纷，说这太不合理了。可是，队长说：“只有这样，人员才上得齐整，这也是公社决定了的。”大家只得照办。 我们来到光明大队水库工地，住在一家社员家的偏房里，楼上楼下铺地铺，楼下住二十多人，楼上住二十多人，挤得就象春天农村“并红苕秧子”，一个紧挨着一个，没有一点余地。远没有在剑门公社桐子坝修公路的条件好。 光明水库，是在原有的一个小山湾塘的基础上，在塘前重新拦起一座大坝。大坝石头坝墙已经由光明大队自己先扎好了，现在主要是将塘后的坡地挖掉，来填修大坝，工程主要是背土填修大坝。公社又是采取划片包干的办法，每个村，每个生产队划一片山坡，各队将土石背到大坝上，光明大队拉大石磙压大坝。任务是明确的，各队谁先完成，谁先回家。 我们背了几天土，有点儿疲倦了，队长对我们说：“这里离县城很近，只有几里路，你们可以晚上放工后回家去一趟，明天早上赶回来出工。” 尤平安听后说：“我们每次大型工程都参加了，这次还是有头有尾好些，不要被别人说。” 我想，回家又会给父母亲增加思想负担，不如不回家好些。就说：“完工后，有时间再回家。” 过了没有几天，我们正在背水库，突然听见县城里又霹霹嘭嘭地响起了枪声。这让我们摸不着头脑了，工地上一些人趁着这时就跑了。公社这时开启高音喇叭向大家广播,“贫下中农同志们，社员同志们：你们好。现在县城里两派又在搞武斗了，请大家不要怕，他们是不会打到我们这里来的。我们听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在农业学大寨，在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他们却在城里边搞武斗，违反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他们胆敢打到我们工地上，我们八千三百多贫下中农是不会答应的，我们八千三百多贫下中农都会拿起锄头，和那些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人，抗争到底。” 听了公社的广播，工地上立即安静下来。各生产队都召开会议，要求大家安下心来，继续修水库。我们队的队长又特别叮嘱我们，“这几天，你们就不要回家了，子弹是不会长眼睛的，你们回家，万一被流弹打中就不好了。我想，你们的父母亲也不会参加武斗，待武斗完全停止了，你们再回家看看。” 我们听了队长的话，觉得有道理。而且，他还是很关心我们的。我们就继续在工地修水库。 公社见一些生产队的知青和社员，趁搞武斗的机会，就跑了，严重影响了水库工程。可我们的生产队，一个人也没有走。就在广播中大势宣传，要各生产队都向文家湾六队学习，立即将人员组织回工地，继续兴修水库。 没过几天，公社广播里就播出，省里已经将县里的几个“派性头目”拉去成都住金牛坝“学习班”，县里武斗全部停止了。省里又对县里实行“军事管制”，并说，中央领导发话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其实，县里就是几个派头头争权夺利吧了。全县大多数地方都在利用冬季，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兴修水库、塘堰，全县大中型水库都是那时候修建的，保障了以后几十年的农业丰收。 四十六、她招工走了（蔡运生） 伍秀蓉回来了，她带了一个县电厂的干部回队里。吃了午饭后，伍秀蓉请队里两个青年人，将她批的三棵树的木料，用鸡公车推回城里，那个电厂的干部也跟着回城了。 我们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只知道伍秀蓉以前准备做几件家具，向公社申请，批了三棵树，交了“育林基金”，领了“砍伐证”，才请人放的树。怎么一下子就被运回了城里，而且是由电厂的人来运的。 伍秀蓉送走他们后，跑来告诉我：“电厂的这个干部姓陈，住在我们家隔壁，我以前就一直叫他陈伯伯。陈伯伯的儿子要结婚，可是，女方要男方家一定要有家具‘三十二条腿’。这是当时继‘三转一响’后，最流行的结婚条件，才能结婚（三转一响是指‘自行车、手表、缝紉机和收音机’。‘三十二条腿’是指床、大衣柜、平柜、办公桌、梳妆台、音响柜、饭桌和厨柜八大件三十二条腿。）。陈伯伯家急得没有办法，到哪里去找木料呢（那时，没有成品家具卖，木料也是控制物资。）。正好，电厂让他下乡去招工，有五个指标。其中三个指标由县里戴帽下达，招收指定的三个人。还有一个是指定招收电厂的子女，也已经指定了人。只有一个指标是活的，还没有定人。陈伯伯知道我已经下乡很久了，一直表现都很好，对我们一家又很了解。就过来告诉我父亲，说他有一个招工指标，只要我能够找一点木料，给他儿子做家具，他就将我招到电厂工作。我不是正好放了三棵树，准备做几件家具，就将树送给他，只要他能将我招回去就行了。我还将队里分的七斤半花生，全部送给了他，他高兴极了。已经让我填好招工表。” 听了伍秀蓉的话，我脑海里又翻转起来，看来，她这次是走定了。我们应该向她祝贺，向她庆祝。可是，自己思想里却又有一点留恋，有一点依依不舍的情丝在里面掺合着，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伍秀蓉看着我，脸上也流露出留恋和无耐的表情。她最后鼓足勇气说：“要是多一个指标，你能和我一起出去，到同一个工作单位就好了！” 我这时突然感到，自己应该有自知之明，不能影响她，更不能耽误了她的前途。她这次的招工机会太难得了，她和我们一样，已经经历了很多次残酷的打击，特别是“工农兵大学”那次，对她的打击太大了，不能再让她受到伤害了，她可能已经再也经受不起伤害了。 我立即尽力调整了一下情绪，高兴地说：“祝贺你，这次你终于能出去了！这是你的大喜事，也是你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我们都应该向你表示祝贺。你现在可以‘乘风破浪，扬帆远航了’。你现在也长大了，以后工作上一定要努力，不要让人感觉你白当了三年知青了。” 她听了我的话，望起头来，看了我一阵，说：“你今天怎么了？怎么来教导我了？不能说一些知心的话！”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县电厂是我们县里的国营厂矿，是各方面都最好的单位，又有发展前途，电力工业只有发展的。又在县城里，可以工作、家庭两面都照顾到。比在外面工作好多了。” 伍秀蓉生气地说：“你就不能说点别的吗？”我知道她的意思，但有意岔开她的话。 说：“我去将尤平安叫来，我们一起为你庆祝一下。”，说了我就走出院子，去叫尤平安。 伍秀蓉在背后望着我走出院子。 走出了院子，我知道她还在屋子里发呆。但我清楚地知道，自己这个时候，一定要自己清醒，不能糊涂。作为一个女知青，下乡来有太多的困难，远比男知青要困难得多。自己都是有亲身经历，亲身体会的。她现在要走了，绝不能因个人感情拖累了她。 并且，我完全清楚地知道，她是国营厂矿工人了，自己还是一个知青，说白了就是个农民。农民和工人的差距那时候是很大的，这样大的差距能谈个人感情吗？不能，绝不能！ 尤平安和我回到院子里。尤平安一进院子，就大声喊：“伍秀蓉，这次应该祝贺你。我们三个中，终于有人走出去了，这是大好事情。我今天来上灶做饭，为你送行，为你饯行。” 他说着，就直接走到灶房里。我忙说：“别忙，我们先抓一只鸡，不然，还没有肉做菜，怎么给伍秀蓉饯行呢？” 伍秀蓉不好意思地说：“算了，只要大家都有这分情意，不吃饭都是香甜的。” 尤平安立即说：“不对，我们一起三年了，相处得都很好。从来没有红过脖子黑过脸，情意不说很深厚，应该是很好的。” 伍秀蓉立即纠正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向你们道欠，我说错了。这三年，是你们多方的照顾我，帮助我，我才渡过了一道道难关。这份友谊，比同班同学、同桌同学都要宝贵得多，珍贵得多。我一定不会忘记的。” 她说着，眼睛有一点湿润了。她又对我说：“就不要杀鸡了。” 我说：“你走，是你的大事，也是我们的大事，应该庆祝一下。再说，你走了以后，我们就不可能再在这里欢聚了。这样，你给我们唱歌，我和平安去捉鸡。” 我和尤平安将我养的大红公鸡抓到了，就忙着杀鸡，烫毛，做饭。 伍秀蓉一边看着我们做饭，一边唱歌。她先唱了苏联电影歌曲《红莓花儿开》“田野小河边，红莓花儿开，有一位少年真使我心爱，可是我不能对他表白，满怀的心腹话儿没法讲出来！满怀的心腹话儿没法讲出来！——” 她又唱了朝鲜的电影歌曲《卖花姑娘》，“卖花姑娘，日夜奔忙，手提花篮上市场。走过大街，穿过小巷，卖花人儿心悲伤。一片至诚，无限希望，培育鲜花多芬芳，卖去鲜花，换来良药，救治母亲早安康——” 她又大声唱起了《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的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 我们也跟着大声唱起来，院子里的小娃儿也跟着我们唱起来，完全成了大合唱，“迷路时想您有方向，黑夜里想您照路程，黑夜里想您照路程。湘江畔您燃起火炬通天亮，号召工农闹革命。井冈山您率领我们打天下，红旗一举满地红。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困难时想您有力量，胜利时想您心里明，胜利时想您心里明。啊——红军是您亲手创，革命航程是您亲手掌，知识青年（原歌词是‘红军战士’）怀念您，伟大领袖毛泽东。知识青年怀念您，伟大领袖毛泽东！” 我们又唱了肖华《长征组歌》中的“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高于天！” 我们唱这后面两首歌，倾注了我们的思想情感，倾注了我们的心声，仿佛也是所有知识青年共同的思想情感，共同的心声。所有的知识青年，不是都有共同的心愿，希望早日出去工作，渴望早一点为祖国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