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一章走进卖血村 把卖血当作“第三产业”，“要想奔小康，快去卖血浆”成为时尚，河南省卫生厅厅长上任伊始便鼓吹农民“卖血致富”，甚至喊出了“把血卖到国外去”的口号，亲自带领农民跨国到美国卖血，一场依靠卖血脱贫致富的“大跃进”迅速展开……这一切不是天方夜谭和“黑色幽默”，而是上世纪90年代初发生在中国中原大地上活生生的现实。 卖血，是我国中西部地区农民生活困难的极端体现，而通过卖血让几万人感染了艾滋病，更是世界前所未有的人间悲剧，是公共卫生史上的灾难性事件，有人称之为“国难”并不过分。 卖血浆并感染艾滋病，让河南声名远播，其实，贫苦农民出卖血液并感染艾滋病的远远不只河南一个省，邻近的河北、山西、陕西、安徽、山东自不必说，就是长江流域的四川、重庆、湖北、湖南乃至遥远的广东、广西甚至青海也被波及。艾滋病不是一种单纯的疾病，它和社会问题总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要考察艾滋病，我想，首先应该考察它流行的原因和传播途径。于是，我来到了四川省因卖血造成大批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公民镇，这个小镇因为艾滋病，几乎与河南省上蔡县的文楼村齐名。 公民镇位于四川省资中县，这是川中一个并不富裕的地方，农民们收入很低，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便有一些贫苦农民到河南卖血。1995年6月四川省有关部门在公民镇的卖血者中发现了几例艾滋病毒感染者，把资料转给资中县后，全县震动，如临大敌。当时采取的办法是“高度保密”，“内紧外松”，并对感染的原因着手调查。 以后，连续几年，几乎每一年都发现因卖血新增加的感染者，1997年更成批地发现。 原来，贫穷的公民镇过去就是卖血的“老窝子”，当地的血站常常用汽车载着老百姓呼啸而去，当时的规定是全血每3个月抽一次，血浆每个月抽一次。极端贫困的农民，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长期的“失血”后不但身体虚弱，而且抵抗力降低，逐渐染上了乙肝、丙肝等疾病，有的甚至出现了败血症，血站检查后认为血液不合格，便再也不要他们的血液了。失去了卖血这笔“可观的”收入，养家糊口乃至孩子上学、老人看病都成了问题，于是听说在河南卖血既不经过检查，也不限定次数后，公民镇的农民便纷纷前往河南。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河南血浆经济兴起，血浆产生的暴利，让血站如雨后春笋，官办的血站已近300家，未登记的“地下血站”更不计其数。“献血光荣，救死扶伤” 的标语随处可见，血站反复宣传“采血好处多，血跟井水一样，抽几桶还是那么多，还不会得高血压” ……正是在这些蛊惑人心的宣传蒙蔽下，贫苦农民组成了卖血大军，像赶集一样成群结队地去卖血，全村不分男女，从十几岁的少年到60多岁的老人都去。于是，这些以营利为惟一目的的地下血站便造成了艾滋病毒的大传播。 血站采集血浆，与一般的“献血”、“输血”不同。血浆被卖给生物制品公司，提炼制成人血白蛋白、人血丙种球蛋白和血小板因子等昂贵药物。这些药物是一些重病患者的救命药，目前基本上还没有替代品。 我去到公民镇那天正是一个赶场天，狭窄的、弯弯曲曲起伏不平的街道两边摆满了各种农产品，街上熙熙攘攘挤满了赶场的人。但吸引我目光的却是，镇口悬挂着的几幅红底白字的巨幅标语：“预防艾滋病，你我都参加”；“对艾滋病感染者多一份理解和关怀，少一份歧视和冷漠”…… 我采访了几位因卖血感染了艾滋病毒的农民，他们都以令人尊敬的平静和坦率，娓娓地向我介绍了自己和村里那些悲惨的、让人毛骨悚然的故事，而且他们并不介意暴露自己的真实姓名。第一个向我介绍自己感染艾滋病毒情况的是48岁的农民李孝春。他身体瘦削，但由于近年来一直在服用抗病毒方面的药品，因此双颊上还有红晕，并没有出现我所担心的蜡黄色。他五官轮廓分明，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极善言辞，是当地的“名人”： 由于家里太穷，早在1972年我才15岁时就在公民镇卖过血，当时100毫升只给10元钱，以后我在四川许多县都卖过血，内江、资阳、资中、简阳、威远……都是成群成片卖血的地方。90年代初我去了河南焦作市，一检查，发现肝脏有问题，不能献血了，1995年我便带着小女儿去了南阳，路费是三个人凑的。 南阳是私人血站，没有固定的场所，献血时不检查。记得那时已经是11月了，很冷，血站设在一间很脏的小房子里，为了尽量节约，我和娃娃不敢住旅馆，吃饭找最便宜的，晚上就睡在阴冷的地上。那个冬天，为了多挣点钱，我一连献了两个月的血，22次，血很便宜，每次800毫升50元钱，一共挣了1100元。 当时河南搞的是“单采血浆”，采到我们的血后用离心机分离，把分离开的血清吸出来，再把剩下的红细胞加上盐水调和后重新返输给我们。分浆器材也就是个大玻璃罐吧，7元钱一套，本来应该是一人一套，但为了节约成本，私人血站的老板们不但针头和胶皮管子反复使用，而且把所有献血人的血液都放在一个大罐里，几十个人的血清也混在一起，于是只要一个人得了病，大家都跑不脱。 卖了两个月血后，有一天发现湖北来的一个卖血汉子突然在南阳死了。他死后根本没有人管，也没有通知他的家人，尸体扔在阴沟里，拿谷草一盖便算完事……一看这情况，我吓坏了，赶快把女儿交给哥哥，让他们先回四川。我自己身上只留了10元钱，找到当地的警察，说明情况后买了张站台票上火车，在车上坐了39个小时，硬是坚持了一天半没有吃一口饭才回到家乡。 1996年我开始发病了，发烧、拉肚子，浑身一点力气都没得，夏收时连谷子都挑不起。打针吃药都不见效。疾病让我花光了卖血挣来的所有积蓄，大女儿考上了中专，小女儿正上小学四年级，但由于交不起学费，都辍学了。 后来，我的侄女婿李本才去广东打工，献血时发现已经感染了艾滋病。1997年9月他约我一起到省上的防疫站再做一次检查，我去了……结果出来了，我们俩都感染艾滋病了！ 当时我们农村人还根本不懂得啥叫“艾滋病”，有人把它叫作“爱死病”，说这是一种怪病、脏病，只有干了坏事的人才会得，得上后只有等死，还会传染人。一说起“爱死病”，人人都害怕。 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我一下子蒙了，好半天说不出一句话……为啥会染上这种可怕的怪病呢？我实在想不通。我从来没有嫖过，也没输过血，这病从哪里来的呢？当然，现在我已经明白了，艾滋病毒就是从那些共用的大玻璃罐里来的。 防疫站给了我130元钱，在成都待了4天后我才回家，不敢告诉家里人我到底害了啥病，只是天天一个人喝闷酒。爱人着急地追问我，我也不说。有一天我喝醉了，终于向她说出了真相，她伤心地大哭一场，从此再也不让我下地干活……后来，邻居、朋友都晓得了，没有人再和我们来往，在路上远远地看见我就绕开走。递烟给他们，他们不抽，只说“戒了，戒了”。种的粮食和菜蔬，没人敢买。想理个发，刚一踏进理发店，老板就说：“不好意思，今天我有事，收摊了！”去吃碗面吧，给钱时老板不敢接钱，只叫“就放在桌上”；放下碗转过背，老板就把碗摔了。走进茶馆，还没坐下，喝茶的人一下子走光了……当时那个日子真比和尚还孤独，全家人受到我的连累，都没人理他们了！ 1998年内江电视台来了个记者采访，摄了像，呼吁重视艾滋病防治。公民镇一曝光，更不得了，省防疫站来检查，一下子查出78个感染者——现在这些感染者绝大部分已经发病死亡了。当时还没有什么抗病毒药，只是让我们服恩威集团免费提供的中药“乾坤宁”，每3个月到成都领一次药，车费由防疫站报销。服了乾坤宁后，我的身体好了一些。 仔细算一算，我们全家共有7个人感染了艾滋病，成了“艾滋病之家”。2002年50多岁的大哥因为出现了带状疱疹等并发症，拖了半年，最后死在成都的医院里。在他住院期间，引起了媒体的关注，经过记者呼吁后，社会上的好心人捐助了3万8千多元，但是最后仍然没有留住他的性命…… 防疫站曾告诉我一些关于防止艾滋病毒传播的知识，大哥的去世和好心人的捐助，让我想了很多很多。我终于认识到得病后遮遮掩掩并不是最好的办法，面对艾滋病应该勇敢地站出来，给全世界做个榜样，我不怕别人知道我是一名艾滋病毒感染者，我要让大家明白，艾滋病是可怕的，但艾滋病毒感染者并不可怕，不要歧视我们，只要懂得艾滋病毒的传播渠道，这种病是可以预防的。同时，我也要宣传，感染者们不能自暴自弃，更不能报复社会，而要互相帮助，勇敢地面对生活。 2002年以前，资中县有的干部对艾滋病毒感染者不够关心，他们说：“干我们啥事？我们没钱！”一些感染者听了后很反感，甚至嚷着要炸政府。2002年中英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在资中县启动后，搞起了关怀治疗，国家和省上的专家都来到公民镇，不但解决了一部分药物，给了我们每个月130元的生活费，更重要的是消灭了歧视。省委书记、省长、濮存昕都来过我们这里，建了“公民家园”，搞了许多宣传，专家和政府的工作人员们在街头、在院坝里、在田边地头向老百姓讲解，什么是艾滋病，如何预防，反复强调不要歧视要关爱，还对乡村医生和干部们进行了多次培训，我和李本才等人也曾被派到北京学习。 如今我也算是一个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志愿者”吧，我常常去探望感染者们，大女儿16岁、小女儿14岁就去广州打工了，她们每个月给我寄回来200元钱，我就用这些钱帮助一些感染者，还给两对感染者做媒，让他们组成了幸福的家庭。对每一个发病后快要死亡的人，我都进行过帮助。 我多次参加过培训，也到全国许多地方开过会，讲过课。我觉得公民镇的感染者思想境界是很高的，总是注意着不要把疾病再传播给别人。前些日子李彬和妻子魏婷出了车祸，警察来救助时，李彬便主动说：“警察，我是艾滋病毒感染者，您要小心一点，不要碰到我的血！” 有一位病人临死时要求捐献自己的遗体提供研究，希望为防治艾滋病做出最后的贡献。针对艾滋病的传播渠道，我们还给政府提了许多建议。比如卖淫问题，小小一个公民镇也有几十个“小姐”，我想和老板们协商，带这些“小姐”去检查，并且推广安全套，如果发现有人感染了，可以及早预防。我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可以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还自编自演排练出了许多有关艾滋病防治的文艺节目，除了在镇上演出，还多次到成都、宜宾等地，话剧《相互关爱，共享生命》曾经两次到北京演出，受到了热烈欢迎。 公民镇因为卖血感染了艾滋病的人绝大部分已经死亡，今年又死了两个。近几年还出现了一些新的感染者，主要是由于吸毒和性传播。前些日子我们曾接到过某市一位女教师的电话，她是大学生，有一个年幼的女儿，因为酒后一次偶然的出轨，竟感染了艾滋病毒，她不敢告诉丈夫，心里非常痛苦，只想悄悄地自杀。从网上看到我们的手机号码后，便主动和我们联系。知道她的情况后，我和魏婷等四个人马上动身去到她所在的那个城市，用自己和其他感染者的亲身经历反复劝慰她、开导她，鼓励她敢于面对现实，不要自暴自弃，以后又接她到公民镇来散心，终于让她的情绪稳定下来。 我们是卖血感染，现在还有不少输血感染的，我知道川北一个城市就发生了几十例输血感染的事故，这些人有的离婚，有的自杀，都是无辜的受害者。 全国各地的艾滋病毒感染者都不敢曝光，但我们公民镇的感染者主动曝光了。现在，公民镇已经没有歧视感染者的现象，我们又可以和别人一起打牌、喝茶了。 自从发现我感染了艾滋病毒后，已经11年了，最近我常常觉得疲乏、累……我只希望自己能够多活几年，能够为感染者再多做一点好事…… 在镇上的医疗点里，我遇见了几个正在拿药的感染者，自2002年以后，资中县已经在有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村里全部建立了医疗点。这几个感染者都只有30多岁，都是去河南卖血被感染的，他们简单地向我介绍了情况，谈得比较详细的是卿舟维，这是一个外貌非常老实的农民，面庞带着不健康的土黄色，他急促地对我说：“我在搞运输，今天逢场，生意比较好，跟你谈了后我还得赶紧去拉两趟。”他说： 我是95年感染上艾滋病毒的，是在河南南阳卖血，去了五六天，只献了4次，一看情况不对就走了。为啥说情况不对？原来，血站设在一个建筑工地上，到处是灰尘，没有消毒，没有检测，我们睡的地方是建筑队搭的跳板；许多人共用一个血浆分离器，回输时堵住了，就拿很脏的铁丝或者扫帚签签戳一下；我的血液本来是ab型，但他们差点把型号挂错……我一看这地方太“歪”，就走了。 1997年我去吉林省延吉打工，又去血站献血，但检查后血站通知我已经感染了艾滋病毒，并且叫我下午到当地派出所去。下午，派出所的车来了，把我拉去问了情况后，叫我先回去，等他们研究后去拿路费回家。我把情况告诉了一起打工的老乡，大家怕派出所把我关起来，都叫我赶快跑。老乡们凑了300多块钱送给我作路费，我马上赶车跑了。 我们打工的工地就在铁路旁边，在火车上我心里默默地向老乡们告别，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望着火车、望着我招手，心里真是说不出有多难过…… 回家后，我怕碰到熟人，根本不敢走大路，专拣那些林盘里的小路走……父亲和我抱头痛哭，觉得天都塌下来了。后来村里人知道后，小娃娃们不敢吃我买的糖，大人们不准我在河坝里洗衣服，也不准我到磨房去磨面，村长的老妈堵住门骂我，要赶我出村……当时我真想死了算了！我没有别的要求，最大的希望只是能过正常人的生活，一个月能“打一次牙祭”（吃点油荤）就行了。 我找过县上，也到过省上复查，后来便开始服乾坤宁。中英项目开展后，搞了“鸡尾酒疗法”，我服了抗病毒药后效果不错。我曾和李孝春他们一起到北京、宜宾等地演出，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现在我只希望专家们早日攻克艾滋病这个世界性难题，也要求自己处处注意，绝不能把疾病再传染给别人。 我仍然在尽自己的力量劳动，用农用三轮车拉货，每个月可以挣几百块钱。现在我最担心的是，中英项目结束后，我们的药费咋办？如果没人管，就成了大问题…… 采访的最后一个对象是李本才，这也是当地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媒体曾经多次报道过。他正在忙于办厂，中午才开着花两万多元买的一辆二手“桑塔纳”满头大汗地赶回来。他38岁，高而瘦，虽然精神状态很好，但过于消瘦的身材和并不健康的肤色，仍然可以让人感到他是一个病人。他的谈话是这样的： 我1994年到河南南阳去卖血，一个月抽了30多次，曾在抽血时晕死过去。为啥要卖那么多血？为的是凑钱给1岁多的女儿买个电风扇，家里实在太热了！贫苦农民生活确实很苦，每次两袋血700毫升才给35元，除了交通、吃饭等花销，只剩下20多元。 一个多月后我回家，回家就开始打摆子（疟疾）。我的身体本来就不好，有肠炎、胃炎、胆囊炎，这样一来，身体就更差了。 身体好一些后，1997年我去广州一家工厂打工，又想卖血，但一检查，发现已经感染了艾滋病，就把我送回来了。回来后压力确实很大，我们全家共有7个人因为卖血感染了艾滋病，丈母娘的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因为卖血都感染了，老丈人56岁去河南卖血，只抽了4针就染上病，已经死了4年！他们都是老实人，不晓得可以在外面打工，为了挣点钱只晓得去卖血，没考虑过自己的身体，也不晓得啥传染病……我回家后，朋友们都害怕我，再也不和我来往，再不跟我在一起摆龙门阵；娃娃上学读书老师不敢要，好容易老师答应了，别的学生和家长们又不同意……没人愿意和小女儿在一起耍，小女儿拿着香肠去送人都没人吃，一出门，一些娃娃还对着她喊叫：“艾滋病儿，艾滋病儿！” 直到中英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开展后，很多专家教授来宣传，情况才有了好转。2002年我们这里开始试点，有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害怕曝光，我的想法不一样，既然政府这么重视艾滋病防治，我们就应该协助政府让更多的人了解艾滋病的知识，正因为不了解这方面的知识，人们才会歧视，于是我就站出来曝光，介绍自己是怎样被感染的。我也曾和村里的感染者们一起到成都的锦城艺术宫演出话剧，把我们的生活搬上舞台，表演人们对艾滋病毒感染者从歧视到关爱的过程。 为了证明艾滋病不会轻易传播，我曾穿着短袖体恤、抱着小女儿在街上行走。我认为别人歧视感染者主要是因为对这种疾病不了解，害怕，特别害怕自己感染后子女不好做人。把恐惧排除后，他们就不会那样排斥了。说起来他们也有压力，我不怪他们。 县防疫站比较重视反对社会歧视的工作，经常深入村民，短短三四年我们这里已经变化了，大家能正确对待感染者，互相能和谐相处了。 除了宣传，我还有一个想法，人要生存就要劳动，人活着就要干一点事，不能老向上面伸手。很多感染者总想依赖政府，我觉得这不现实，政府有能力可以照顾，可以补贴，但依赖政府就不可能。再说，上面给你钱，三百五百，花了就没有了，还是要靠自己。政府给我们解决了药费，每个月又给我们130元生活费，再种点庄稼，生活可以过了。我最初开了个茶馆，现在和朋友一起办木材厂。今年我们这里有砍伐指标，当地的木材比较便宜，我们又可以免税，可以经营层板厂。但是当地的木材资源只能维持两年，所以我准备和当地农民合作，再搞荒山造林，也想办个水泥厂。现在我们厂里已经有20多个工人，解决了一些妇女和中老年人的就业问题，也算是为国分忧吧。 现在中英项目快结束了，我和很多人都在担心以后的药费问题。感染艾滋病毒后，要服抗病毒药，还经常感染别的病，输一次液就得100多元。许多人病了后没钱医就拖死了！希望把艾滋病人的药费能纳入医保或由某个项目承担。 这天中午我在李本才家里吃午饭，有鱼和茄子、空心菜等蔬菜。饭后、李本才抱起了邻居1岁多的孩子逗乐。看来，公民镇确实已经解决了对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歧视和恐惧。 县卫生部门艾滋病防治科科长吴晓敏曾自豪地告诉我，由于消除了歧视，媒体曾称公民镇是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天堂”和“伊甸园”，英国国际发展部一位副部长来这里考察时，参加了镇上组织的游乐活动，看见村民和艾滋病毒感染者打成一片后非常感动，她说这种情况在英国都很难做到，公民镇可以称之为“人类同艾滋病作斗争的灯塔”。 但是，他又说，虽然公民镇消除了对艾滋病人的歧视，但是全资中县还很难做到，包括一些领导干部一听说某人感染了艾滋病都只晓得害怕。要让广大群众真正懂得艾滋病的防治知识还得做很多工作。他还说，艾滋病是一种行为病，要预防它就必须进行行为干预，这方面资中县也做得很差。例如很多人根本不懂为啥发生性行为时要使用安全套，我们给一些干部发安全套，他们还当作笑料；培训时给大家讲安全套的正确使用方法，有人就嘻嘻哈哈地把当作“导具”用的香蕉吃了…… 另外，和感染者们反映的情况一样，吴晓敏最担心的还是中英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结束后怎么办，与下一个项目能否衔接？目前全县因吸毒和性传播感染的人数还在增加，如果没有可靠的资金来源，对艾滋病人的关怀救助以及对一般人群的行为干预都将成为无米之炊…… 在安徽省艾滋病高流行地区利辛县，我去到了当地的人民医院，这里是收治艾滋病人的定点医院，到2006年11月累计已经收治了120多个病人，国家级贫困县利辛的感染者们已进入艾滋病的发病高峰，2005年一年医院就收治了80多个病人。由于国家只对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抗病毒治疗免费，而对于病毒引发的各种“机会性感染”只给予少量补助，其余便是利辛县的地方财政买单，这些病人住院治疗后，少则花几万元，多则花十几万、几十万元，捉襟见肘的地方财政已经感到难以负担了！ 病房里躺着十几位艾滋病人，我访问了其中的4位。一位病人男性，52岁，是卖血感染的；妻子在病房里侍候他，妻子45岁，也是感染者，原因也是卖血。丈夫喘着气艰难地向我介绍，他只卖了两年多血就感染了，如今已经进入发病的晚期，服抗病毒药会产生强烈的反应。他发烧、咳嗽、便血，住院40多天了，仍然不见好转……我看见他的小腿已经肿得像大腿那样粗细……床前的一只小盆里养着几只小小的甲鱼，大概是为了增加营养用的，但这几只小甲鱼对病入膏肓的人能有多大帮助呢？ 另一个女病人我无法和她交谈，医生告诉我，由于艾滋病毒侵入了脑部，她已经发生了智力障碍，变傻了，见人只会傻傻地笑，连护士来打针都不知道配合，常常要花很大力气才能把她弄到床上…… 还有一个病人是一个白发苍苍、满脸皱纹的老妇人，弯腰驼背地站在病床旁的小桌边，好像在找什么吃的东西。她漠然地、不带感情色彩地告诉我：“我已经64岁了，49岁到50岁时去卖血，就被感染了！过去我身体好着哩，挖河时住在工地上，挑土可以挑一百四五十斤。我生了4个儿子两个女儿，孩子们都卖过血，先后感染了艾滋，他爸死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也死了！”她是全身发作皮疹住院的，已经好转了。 农民们都平静地向我述说着他们悲惨的遭遇，没有叹息，没有眼泪，也没有激动，只无奈地接受着残酷的命运…… 像这样的命运不是出现在一个家庭、一个村庄，单利辛县便发现了数以千计的感染者，而整个安徽省是多少？数量更大的河南又是多少？ 在这个医院里，我还遇见了另一个病人，他从附近的亳州来，不是卖血者，而是由于输血被感染的。他只有16岁，这是青春的花季，也是充满梦想和希望的年龄，然而如今他却不愿意让我看到他的面庞，整个采访过程他都躺在床上背对着我。医生们说，他是再生障碍性贫血的患者，为了治病父母花光了家里的全部积蓄，住院40天后出院，刚出院几天不到一个星期又住进了医院……医院多次发出病危通知，他需要不断地输血，由于输血次数太多，如今胳膊上连血管都找不到了。雪上加霜的是，在输血过程中他又感染了艾滋病毒，疾病已经开始发作，发烧、腹泻、长鹅口疮，有重要免疫作用的cd4细胞降到极低的26个/毫升（健康人为700～900个/毫升）……亳州建议他到利辛治疗，但他不是当地人，病情初步好转后，利辛已经无法继续为他提供免费治疗了，这个孩子今后将面对怎样的命运呢？我不敢再想下去了！ 采访扎记 艾滋病患者有许多故事，这些故事常常充满了血泪，在公民镇的采访，只是掀开了冰山一角，但也足以让人触目惊心了！ 全球艾滋病毒感染75％通过性行为传播，而中国不同，虽然性传播比例逐年上升，但目前血液传播仍然是重要途径。（2004年4月卫生部统计，我国艾滋病的血液传播占感染者总数的72.6％。）而血液传播中经由卖血大面积感染的，则在世界上史无前例，应该是世界公共卫生史上的灾难性事件。仅仅上蔡县一个小小的文楼村1360多人卖血，就有500多人感染了艾滋病毒。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002年上半年估计，我国经单采血浆“有偿供血”感染艾滋病毒的约有10万人。有人认为这个数字“夸大”了，但不管是否夸大，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公共卫生管理方面确实出了大问题。 早在1985年我国就发现了首例艾滋病患者，但当时并未引起社会和公共卫生部门的警惕，与此相对应的便是地下血站猖獗。中原地区一些地方甚至整村卖血，“血头”开着汽车时而到东、时而到西采集血浆。到底多少人因此感染了艾滋病并被夺去了宝贵的生命呢？至今我们也无法知道准确的数字。 据说当时的贫苦农民都以能卖血为荣，如果没有“关系”，“血头”还会把你拒之门外，因此艾滋病的传播往往是整个家族甚至整个村。而当时没有“关系”、无法卖血的人们，如今反而庆幸自己躲过了这一劫。 现在，已经弄不清楚这不规范的“单采血浆”最初是怎样泛滥起来的，大家说起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怀疑可能起始得更早）。是谁“发明”了多人共用一个分离器的办法而且在农村广泛使用呢？难道政府一点也不知情？政府——特别卫生主管部门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 河南卖血的贫苦农民大量感染艾滋病毒的情况，经桂希恩、高耀洁等教授发现后，他们便顶着沉重的压力向中央反映并勇敢地加以披露，从此，这些血泪斑斑、惨绝人寰的故事便以十分沉重和十分残酷的方式让我们羞愧，也让我们反思。据河南省有关部门报告，截至2005年12月31日止，全省共发现艾滋病毒感染者31578例，确诊艾滋病病人24354例，其中经血液传播占总数的89.21％，2004年至2005年艾滋病病人已进入死亡高峰期。尽管这些数字并不全面，但已足以使人胆战心惊了！ 而且，更让人不能理解的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那些操纵地下血站的血头和血霸们，至今也没有受到任何惩处。 3万多人就有3万多个故事，高耀洁教授曾经写下了这样一个故事： “工作旅程中，我曾访问了一户被艾滋病弄得家破人亡的家庭。本来老中青三代同堂，中间的一代，有六个兄弟姊妹。早年为了改善生活和孝顺年老的父母而去卖血，结果六名子女全部染上艾滋病。我去访问时大哥二哥已经因病去世，剩下的四个弟妹亦开始发病，时日无多。可怜老父不但不能享儿女福，还要天天以搬运砖头来赚取微薄的工钱。白发人送黑发人，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六个孩子一个一个地死去，剩下一群孙子要老人家来照顾。……最近一次访问这个家庭时，六个兄弟姐妹已死了五人，最后一个也奄奄一息。” 她还说：“艾滋病除了直接夺去生命外，还间接造成伤亡。……我曾经访问过一个村庄，一个月之内便有五人自杀身亡，而自杀失败被救回的更不计其数。” 要采访和考察中国的艾滋病情况，河南当然是不能忽略的地方，2006年11月6日我从北京去到河南的省城郑州。 还在北京时，就有一些从事艾滋病医疗防治的专家提醒我：你去河南采访会非常困难，连我们医生去都很难到达那些艾滋病村，高耀洁曾多次受到过警告，如果你执意要采访，当地可以把你拘留起来。你最好按正规渠道走。 听了他们的建议，到郑州后我确实是按“正规渠道”走的，拿着介绍信去了宣传部和卫生厅，并且按要求写了采访提纲，声明我并没有猎奇和耸人听闻的意思，采访的内容主要是近年来河南省对艾滋病毒传播采取的防治措施和取得的成效，这方面的“先进经验”和“典型人物”，特别是落实国家“四免一关怀”政策的情况。但是，不管我怎么说，表现得多么“谦卑”，对方都显得很为难，最后只说了一句让我“等通知” …… 这一等便是11天，每天打电话询问都没有结果。住在旅馆里天天只有看电视台的肥皂剧，从这个台转到那个台，这10多天看的电视剧超过了一年的总和……最后仍然什么结果也没有。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去了安徽和广西。从广西回来已是年底，打电话一问，仍然是“等通知” …… 对艾滋病的防治知识，我想与其说是向群众普及，不如说应该向干部特别领导干部普及。虽然国家2006年颁布的《艾滋病防治条例》明确规定：“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新闻媒体应当开展艾滋病防治的公益宣传。”“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加强艾滋病防治的宣传教育工作，对有关部门、组织和个人开展艾滋病防治的宣传教育工作提供技术支持。”但是仍然有一些地方诸侯——特别疫情比较严重的地方，置国家法令于不顾，对有关艾滋病的话题讳莫如深，总想采取驼鸟政策，隐瞒和蒙蔽。这到底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还是为了自己？ 无私者无畏，如此畏惧必有私心。 清华大学教授李木盾曾对我说：“不是艾滋病造成了社会问题，而是社会问题造成了艾滋病。”事实的确如此，因卖血造成艾滋病毒感染的地方，艾滋病的传播都是和贫困纠缠在一起的。 “血”对于绝大多数人说来是极为宝贵的，从中国自愿献血者数量稀少便足以证明。但这些贫苦农民不是每年献一次或每月献一次，而是天天献，甚至一天献两次，当鲜红的血液一点一点从他们羸弱的身上被抽走时，有的人竟当场晕倒！ 这是怎样的一种惨景和悲剧啊！ 有人说，中国的艾滋病传播基本上与改革开放同步。这句话听起来似乎很刺耳，很难让人接受，但仔细想一想又有一定道理。的确，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任何人也无法否认，但我们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却并未有效地修补被“文革”和其他一些极“左”路线冲毁的道德观。市场经济的出现、法制的不健全、价值观念的扭曲……让许多不可思议的“行当”竟纷纷出现，地下血站即是其中之一。和那些草菅人命的煤矿一样，这些“血站”也是和权力勾结在一起的，卖血的农民不如牲畜，两袋血、700毫升才35元，除了路费和必要的最低生活，只落下20多元。而且通过红细胞返还，还让他们患上了艾滋病！ 《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1—2005年）》已规定要“严厉打击‘血头’、‘血霸’，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雷声大雨点小”，并没有看到多少实际行动。 在河南农村大量感染艾滋病的悲剧被披露后，1996年政府开始在全国进行整顿，河南还关闭了所有的单采血浆站。一些生物制药公司断了货源后，便把目光转向了贵州、广西、四川等地，于是这些省、区的欠发达地区便成为新的“原料基地”，这些地区的单采血浆已经逐渐占据了国内的“半壁河山”。特别贵州，已是全国单采血浆站数量最多的省，每天都可以看到大量来自山区的贫穷农民呼朋引类地前来卖血。据媒体报道，在攫取最大利润的驱动下，近年来一些单采血浆站仍然在违规违法操作，采取降低供血人标准、跨区采浆、频采、超采等办法，而且牟取暴利的手段越来越隐蔽。因此有人担心，贵州会不会在艾滋病问题上成为下一个河南？ 卖血人群和卖血村的出现，是我国农村特别中西部农村生活困难的极端体现。在我们为gdp的高速增长欢欣鼓舞，为外汇储备的日益增加充满自豪时，是不是应该认真地思考一下发展经济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应该以更多的精力研究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以及体制性、机制性的弊端，少追求一些经济指标，少搞一些“花架子”，而更多的体现对老百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 非法采血的地下血站不但造成卖血人群大量感染艾滋病，而且也造成了我国血液安全方面的隐忧，不少人（包括一些稚嫩的孩子）已经因为偶然的一次输血或使用了血液制品，感染上艾滋病毒，从而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国际上通过输血或使用血液制品感染疾病的事件已经多次发生。英国媒体指责英国政府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曾不顾世界卫生组织的警告，从美国进口血液，以后又对病人隐瞒实情，这些受到艾滋病毒或丙肝污染的血液至少输给了3000名英国病人，以致造成其中1250人感染了艾滋病毒，到现在仍然活在世上的只有380多人。法国1985年也发生过著名的“血浆丑闻”，造成1200多人输用了被艾滋病毒污染的血浆而感染了艾滋病以致死亡。这件事震惊了全世界，法国全国输血中心主任被判刑，卫生部部长下台，法国政府被迫拿出了50亿法郎赔偿受害者…… 目前我国许多省、市都发现过因输血或使用血液制品感染艾滋病毒的情况，有的地方甚至发现成批感染，以致老百姓对政府意见很大，上访不断，严重影响着当地的社会安定。但直到现在，仍然有一些医院存在着血液检测不规范的问题，非法采血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甚至有的血库用血也不能让人放心…… 公共卫生安全确实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一个沉重的话题。 正文 第二章 父亲要杀死自己的孩子 在郑州无可奈何地等待了十多天一无所获后，我去了与河南相邻的安徽省城合肥。一路上冬天已经留下了足迹，田野里除了冬麦已经没有别的作物，路边的行道树叶子已经掉光，只在树顶上留下了几枚枯黄的叶片，在风中瑟缩着，光秃秃的树枝上鸟巢裸露出来，像挂着一个个黑疙瘩，更增加了原野的荒凉，让人不由得担心，这些鸟儿怎样能度过严冬？ 从合肥我去到了安徽全省疫情最严重的利辛县，想探望那里的艾滋孤儿。一路都在下雨，淅淅沥沥的冬雨，从白天下到黑夜，又从黑夜下到白天，在雨中瑟瑟颤抖的枯枝，更让我的心蒙上了浓浓的阴影。 艾滋病夺去了许多的人的生命，于是在贫穷的农村，出现了大量“艾滋孤儿”。一提起艾滋孤儿，我的眼前便浮现出高耀洁接受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采访时讲述的一个故事： “三年前我去一个村庄，结果一进那个村庄我就听到一个奶声奶气的小孩儿说你下来，下来，声音已经哑了。我们冲着这个声音跟两个记者走过去了，我们一看门都开着，院很破烂，那是土草房，一看一个女的在梁上吊了个草绳，人已经死了，两岁多的孩子在地下拉他妈的腿，啃她脚后跟，到现在我想起这个事情都想哭。当天中午我们几个人没吃饭，觉得太惨了，简直不敢相信我们的眼睛……” 2005年大年除夕，温家宝总理来到了河南的上蔡县，总理的手和艾滋病患者的手紧握在一起。除夕夜他和艾滋孤儿们一起打乒乓球，和他们亲切地交谈，一起吃年夜饺子。 利辛的艾滋孤儿处境又是怎样的呢？ 利辛是国家级贫困县，县城很小，一条小街，城里仅三四万人，但整个县人口达140多万，没有像样的工业，当地人调侃道：“我们这里只有两个烟囱，一个是火葬场，一个是浴池。”农产品只是小麦、黄豆和玉米，连像样的水果都没有。看来，改革开放的成果在利辛并不多。 1995年利辛发现了首例艾滋病毒感染者，是一个卖血的妇女，也是单采血浆感染的，向上面汇报后，卫生部来人调查，检测了部分卖血人，结果一下子发现了十几例感染者。当时不但没有采取什么手段救助，反而歧视现象相当严重，社会、公众、医生都害怕，称之为“超级癌症”，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儿子娶不上媳妇，闺女嫁不出去。县、市一些领导还进行追查，批评卫生部门，为什么要把疫情上报，影响利辛县招商引资的“形象”？ 到2000年左右，利辛的感染者们便进入了发病期，青壮年一个接一个地得了“怪病”后死去，村庄里每天都有人在为亡人“烧铺草”，据说有时“烧铺草”的人们前后相连，都用不着点火了。于是，整个利辛县陷入恐怖之中。 从2000年到2002年利辛县对卖血人群开始进行普查。这时河南的艾滋病毒感染者们开始闹事，利辛绝望的感染者们也开始冲击血站、防疫站、医院、民政部门乃至县政府，以致有时不得不出动防暴警察。还有一些感染者采取各种行动报复社会，甚至有人把感染者们组成了“艾滋病人讨债团”…… 直到2003年国家开始供给抗病毒药，2004年又出台了“四免一关怀”政策后，情况才有了好转，死亡率也有所下降。如今利辛县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服用抗病毒药全部免费，每年每人补助100元至600元用于治疗感染的其他疾病（医学上称之为“机会性感染”），住院后所有费用全免；艾滋孤儿和父母亲感染艾滋病毒的儿童免费上学；感染者每人每月给予50元生活补助，艾滋孤儿每人每月领取生活费50元至90元……这一切，对于贫穷的利辛县说来，无疑产生了沉重的压力，由于发病的人很多，一年仅机会性感染需要的医药费便有300多万元的缺口，这笔费用国家没有拨款，万般无奈之下，2005年全县大大小小的干部和教师每人便扣去了100元工资，以后又按职务大小再次扣款，一共凑得两百多万元。2006年我到利辛时，听说医院已经无钱可垫，县里又准备再次用扣工资的办法搞捐助了。 死者多，当然孤儿也多。 我们去到了离县城30来里的刘家集乡陆楼村。这个乡交通闭塞，直到现在许多村还没有公路，一下雨便无法通行。这里是艾滋病高发区，全乡感染人数共有400多，而小小一个陆楼村，1200多人中有500多人卖过血——几乎全部男女青壮年都加入了这支“卖血大军”，完全是单采血浆，感染艾滋病毒的有200多人，有的庄子里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人感染。全村失去双亲或单亲的孤儿已经有140多名。在村头村尾的田野里都有许多小土堆，这是艾滋病人埋骨的地方。 这个“艾滋村”给我的第一印象便是孤寂，没有人声犬吠，甚至没有看见乡村里那些随处觅食的麻雀和鸡群，一种异样的沉寂充斥在空气中，让人感到压抑。 陆楼村卖血的高潮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而发病的高潮却是1993年到1994年。那两年许多年轻力壮的男女村民都突然患了病，很快便死亡。对这种“莫名其妙”的“怪病”乡亲们都感到恐惧，什么原因呢？有人说是“瘟疫”，有人说是“风水不好”，“犯了冲”，于是扒去了村头上的那座老坟，敲碎了坟前的石碑，不管用；又说是砖窑修的地方不对，扒了窑，平了地，还是不行；后来甚至扒去了修路的涵洞……直到1995年一个村民的姐姐到上海检查确诊是艾滋病后，才找到了真正的原因。 到底有多少人是因为艾滋病死亡的呢？谁也不知道，因为过去人们对这种疾病的知识实在太少太少了。 我们走进了一个艾滋孤儿的家庭，这里有父母双亡的三个孤儿——16岁的姐姐和一个12岁、一个9岁的弟弟，全都在上小学。 这三个孩子的神情都和他们的同龄人完全不同，不但身材单薄，而且全都沉默寡言。16岁应该是少女的“花季”，但我面前的这个少女脸庞和眼神都黯淡无光，不但失去了应有的光鲜和水灵，甚至可以说缺乏生气。在交谈时，她常常流露出一副“漠然”的、冷冷的表情，有时会垂下眼睑，深深地隐藏着自己的内心。他的两个弟弟，一个皮肤白一些，一个黑一些，但眼神里都没有孩子们应有的好奇和欢乐……这种眼神使人心酸，使人不寒而栗，因为它是受了重伤人的眼神，不应该是属于孩子们的…… 姐姐穿着白夹克、牛仔裤、运动鞋，两个弟弟穿着黄色和蓝色的夹克和牛仔裤，虽然已经是冬天，但一个赤脚穿着布鞋，一个赤脚穿着凉鞋，望着那冻得通红的双脚，我的心颤抖了。 孩子们衣服都很脏，房里很乱，被子和一些衣服胡乱地堆放在床上，一望而知，这是一个缺乏温暖和母亲照顾的家庭。 三个孩子的遭遇可以说是惨绝人寰。 由于贫穷，孩子们的父母亲都卖血，400毫升血当地可以卖30多到40元。后来父母亲相继感染了艾滋病毒，2001年母亲一病不起，丢下了丈夫和三个年幼的孩子。就在这一年，孩子们的爷爷奶奶也相继病故，随后父亲也发病了……为了给妻子和老人治病，他已经花光了卖血得来的全部积蓄，自己患病后便只能拖、挨。实在挨不下去了，便卖掉了粮食和一切可以变卖的东西，甚至连床都卖掉了，全家人铺几个塑料编织袋睡在地上，破被子连脚都盖不到。花光了最后一分钱后，病情仍然没有好转，腹泻、咳嗽、发热，浑身长满了肉瘤，人越来越瘦，曾经腰圆膀粗的他，只剩下了一把骨头，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他知道，和妻子一样，可怕的“艾滋病”也缠上了自己，他已经活到了生命的尽头。村里已经有那么多乡亲先后离去，现在轮到自己了，他已经无法挣脱阎王爷那勾命的绳索和铁链了…… 生不如死，在贫穷和疾病的煎熬下他并不怕死，因为生活并没有给这个庄稼人多少欢乐，没有让他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地方。但是，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而且特别让他牵肠挂肚的还有三个年幼的孩子，父母双亡后这三个孩子怎么办？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秫秸盖成的房顶已经不能遮风蔽雨，他们吃啥穿啥？谁供他们上学？这三个可爱的孩子是他的全部希望，曾经给他贫穷的家和苦难的人生带来多少欢乐、希望和骄傲啊！但没有了父母亲，他们怎样生存？是靠要饭还是去偷去抢，是进监狱还是又冻又饿地死在田边地头？ 在贫穷和疾病的折磨下，这个庄稼人心里像堵上了一块几十斤重的大石头，压得喘不过气来，确实已经看不到一点点希望，村里的人们只发现他常常低着头围着妻子的坟墓走了一圈又一圈，妻子似乎在坟墓里低声呼唤他，他苦苦地思索着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办，但是许多天过去了，仍然什么办法都没有…… 内心在煎熬，病痛也越来越严重，终于他咬着牙下了狠心，一了百了，只能了断自己和孩子们了。 这天晚上，他让13岁的女儿用仅剩下的一点玉米面和豆面熬了一锅汤，他一口也没有尝，当看见三个孩子低着头大口大口地抢着喝汤时，他的眼眶里满是泪水，他用手掌使劲地擦擦眼睛，沙声说：“吃，吃饱，死也不能做饿死鬼！” 天黑了，孩子们都睡下了，他却一直抱着头坐在床边……夜深了，村里已经没有声音，连狗叫都听不到了，只远处好像有什么怪鸟在发出“嘎嘎”的叫声，他终于下了决心，站起来从屋角边摸出一个早已准备好的农药瓶…… 举起农药瓶他的手发抖了，他又踌躇起来，是自己先喝呢还是让孩子们先喝？他本想让孩子们先喝，但在昏暗的灯光下看见他们平静的、熟睡的小脸，他的手颤抖得更厉害了，“让他们再睡一会儿吧！”他对自己说，举起剧毒的农药瓶，倒进了嘴里…… 难闻的气息和难以下咽的苦涩让他几乎窒息，喉头像着了火，胃里翻江倒海般的难受，他知道自己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再也没有犹豫和顾虑，他低声向孩子们吼叫道：“起来，起来，快！” 熟睡的孩子并没有被马上惊醒，他又提高了声音吼叫道：“起来，都起来！” 孩子们终于被惊醒了。最初他们并不明白父亲想干什么，在昏暗的灯光下他们看见父亲用颤抖的双手举着农药瓶，沙哑地向他们低斥道：“喝！” 孩子们怔怔地一动不动，父亲的眼睛像要冒出火来，他把孩子一个一个地按在地上并且粗暴地扳开了他们的嘴巴……父亲那绝望而凶恶的神情让孩子们害怕了，他们明白一件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于是便大哭大喊竭力挣扎起来…… 在凌晨农村的寂静中，孩子们的哭喊惊醒了邻近的一位小学老师，他冲进了这个贫困的小屋，闻到了刺鼻的农药味，在昏暗的灯光中，他看见一个大人、三个孩子全都倒在地上，脸色铁青，口吐白沫…… 惨白的月光从门外凄冷地泻进小屋，远处传来怪鸟“嘎嘎”的叫声，小学教师浑身打了个寒噤，于是马上跑到了村支书的家里…… 村支书紧张地招呼村民们用农用车把服毒的大人和孩子送到了乡卫生院，乡卫生院简单处理后又找来一辆汽车把他们送到了县医院。 全家四口服毒自杀惊动了全县，县领导来到医院要求全力抢救，医院紧急动员，洗胃、输液、吸氧……多亏村和乡送得及时，为抢救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才把三个孩子从鬼门关上拉了回来，而他们的父亲在七天后终因抢救无效痛苦地离开了人世。 在住院期间，没有一个亲人来看望过这不幸的全家，只有村支书在医院里守了七天。 从此，这三个孩子便成了父母双亡的孤儿，他们的脸上也出现了一种和年轻极不相称的绝望、孤独和恐惧的表情。 出院后一回到村里，远远地看见自家的小屋，三个孩子便大哭起来，他们不愿回家，也害怕回家。于是村支书只得找来他们的姑姑和一位远房的亲戚（也是由于卖血感染了艾滋病毒）暂时照顾他们，几天后，亲戚们走了，只留下了三个孩子。从此，13岁的姐姐便被迫承担起了做饭、洗衣服和照顾两个弟弟的责任……不幸中之大幸，2005年英国救助儿童会了解到村里艾滋孤儿们悲惨的遭遇后，捐资6万元，为他们建起了“儿童之家”，有宽敞的院子，窗明几净的卧室，宽大的活动室。当地县政府也给每个孩子每月提供90元生活费，学费全免，秋收时找人帮助他们收获。村上还特地安排了一位教师的妻子作为“爱心妈妈”和他们住在一起，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据说，省、市、县领导都曾来看望过他们。 但是，这一切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孩子们贫困的处境，更重要的是，无法抚平他们心灵上的伤痛。因此展现在我面前的虽然是当地可称得上令人羡慕的房屋，也有彩色电视机，但依然冷清、寂寞，零乱的用品，没有整理的被褥，肮脏的衣裤……处处让人感觉到孩子们缺乏欢笑的童年。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绝不仅仅只有这三个不幸的孩子，村头村尾艾滋病人留下的座座坟墓便默默地警示着人们。村支书告诉我，目前全村父母双亡的孩子已经有27人，失去父亲或母亲一方的有117人，这些孩子生活都极端困难，有的已经流落到社会上，很可能形成社会问题。有许多孩子要求进入“儿童之家”。但是目前小小一个“儿童之家”怎么能容纳那么多孩子？因此他希望政府再投点资，再盖点房，让孩子们住在一起，指定专人管理，否则，“这些孩子都毁了”！ 我和三个失去父母亲的孩子坐在一起，问起了他们学习和生活的情况，特别嘱咐16岁的女孩儿：“爸爸妈妈走了，弟弟们只有依靠你了，你要学会像妈妈一样关心和照顾两个弟弟，帮助他们好好读书，把房子打扫干净。” 临走时我拿出150元钱送给他们，让她赶快给两个弟弟买双过冬的鞋子和御寒的衣服。我还答应，以后继续和他们联系，春节时再寄一些钱给他们（2007年春节前我又寄去了200元钱）。听了我的话后，女孩子缺乏生气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微笑，并且用简单的“是”和“对”回答我的嘱咐…… 从“儿童之家”出来，我们又踩着满地的泥泞去到另一户艾滋孤儿的家。比那三个孩子幸运一些，这家只失去了母亲。 孩子们并没有在家，四处透风的“房屋”前蹲着他们的父亲陆××，43岁，听说过去是个“能人”，曾经走南闯北挣了不少钱。他卖血5年，单采血浆让他感染了艾滋病毒，正值壮年的他已经变得十分消瘦，伛着背，脸上有一种极不正常的黑黄色，完全失去劳动力没法干活了。妻子曾和他一起卖血，五年前已经病故，当时这里还没有开展对艾滋病的大规模防治，因此不知道她是不是感染者，但去世时她浑身上下都长满了大大小小的肉疙瘩，现在回想起来无疑是艾滋病发作的症状了。 他们家有两间破烂的土砖房，严格说来根本不能算作房屋。门是两块歪斜的朽木，有几条比拳头还宽的缝隙；房顶是秫秸盖的，许多地方已经开了“天窗”，近几天常下雨，墙上满是斑斑驳驳的水迹，有个墙角已经坍塌，房里拉了几张大大的塑料布，都是接挡雨水用的。70多岁的老母亲和儿子住在一起，她住的土屋根本就没有门，而利辛冬天的最低气温一般是零下十几度，有时甚至降到零下20多度。 这样的“住房”连健康人都无法栖身，何况病人和老人？这情景让我流泪了。 房里没有任何可以称之为“家具”的东西，只有几张旧床，上面胡乱地堆放着肮脏的被褥和衣服。村支书告诉我，由于陆××过去是个“能人”，因此现在还能剩下几张床和几件衣服，而别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比他更困难。但陆××说，由于没法出去打工，全家只靠政府每月给的50元补助和5亩地生产的两千来斤麦子过活，如今粮食已经吃光了，还拖欠了亲友们1万多元，他叹息着：“这日子该怎么熬啊！” 我问起了他的孩子，他说，女儿现在16岁，小学没上完就辍学去打工；儿子18岁了，身体一直不好，也出外打工去了，但出去只有几天就要求回家，根本没挣上钱。 我问他：“孩子感染艾滋病毒没有呢？” 他叹了一口气，神色变得更加苦涩，摇摇头说：“我不敢让他们去检测，也不知道到底感染了没有……” 我摸出100元钱递给他，并且说：“你无论如何要让孩子们赶快去进行艾滋病毒检测，要面对这个现实，如果没有感染，大家都放心；如果感染了，可以及早治疗。”他点头答应了，但会不会真地去检测，真地敢于面对可能发生的不幸呢？我也替他感到恐惧和担心…… 在广西的横县，我认识了另一位艾滋孤儿小沈（化名）。和利辛一样，横县也是贫困的人口大县和农业大县，艾滋病高流行地区，已经被国家列入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这里盛产雪白而馨香的茉莉花，有一个富于诗意的名字：“茉莉之乡”，茉莉花多用作薰制茶叶了。这里的艾滋病流行不是由于卖血，而是由于注射吸毒共用针具。 小沈的母亲吸毒后感染了艾滋病毒，父亲离家出走了，后来母亲又犯了法被捕判刑，于是小沈成为没人管的孤儿，现在跟年已七旬的外公外婆住在一起，两位老人都没有收入，小沈靠的是每月政府给的100元“低保”。我本想到小沈的家里去，但当地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们告诉我，这里对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歧视还比较严重，小沈母亲感染艾滋病毒的情况疾控中心一直保密，陌生人去拜访她们，很容易引起邻居们的好奇和怀疑，对这个女孩儿不利。于是，他们打电话通知了小沈，让她和外婆一起来到了办公室。 小沈只有12岁，身材高挑、五官清秀，眼睛很大，穿着白夹克和蓝牛仔裤，是个干净、漂亮的小女孩儿。刚进办公室时她显得很局促甚至有些恐惧，双手紧握着，努力隐藏着自己的情感，我谨慎地注意着自己的言辞，生怕再次伤害了她，交谈好一阵后，她终于放松下来，露出了天真而可爱的笑容。 我问她：“你在上学？上几年级？” “上小学六年级。” “老师和同学对你怎么样，好不好？” “老师和同学对我还好，同学知道我妈吸毒后都假装不知道。”说到这里小女孩儿露出了可爱的笑容，我也松了一口气，看来她在学校没有受到歧视。 “多久没有看到过爸爸妈妈了？” 这时外婆插了嘴：“孩子3岁时爸爸就走了，妈去劳改已经有四五年，不知道判了多久，也不知道现在到底怎样了，听说在南宁女监，想去看看她，没有钱就没去……”说到这里她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南宁离横县只有100多公里，用不了多少路费，但对于这个贫困的家庭说来也难以承受了。 “想不想妈妈？”我小心翼翼地问小女孩儿。 “想，好想去看看她！”小女孩儿也像外婆一样地叹了一口气。 “小学毕业后还上初中吗？” “想读书，可就怕读不上去……”原来，对艾滋孤儿，按照国家政策，初中可以免费，但高中时得交一点费用…… 这时外婆又插了嘴：“她不想读书了，想去找工作哩，我不同意！” 我吃了一惊：“12岁就去打工？” 小女孩儿望望我，低头解释道：“可以去工作，一个晚上可以挣二三十元哩。外公外婆老了，家里实在太困难了！” 一个小学六年级的学生、12岁的孩子，她的同龄人都在快乐地学习、玩耍，在父母亲的怀里撒娇，而她却已经感到了生活的艰难和无奈，已经想用自己稚嫩的肩膀挑起生活的重担……但是漂亮的她能够去干什么工作呢？在我采访走过的许多地方，一些小女孩儿十三四岁甚至更早就开始卖淫啊！想到这里我不寒而栗了。 我拿出100元钱送给她，并且说：“你现在还没有挣钱的能力，千万不要去找工作，还是应该好好学习，只要你想上学，我一定帮助你！” 当地疾控中心艾滋科科长——一个热情、干练的年轻女人也告诉她，只要能考上大学，大家都会帮助她。 我暗暗祝福这个可爱的小女孩儿幸福吉祥！ 采访扎记 父母一方或双方死于艾滋病的18岁以下的儿童称为“艾滋病致孤儿童”，有人又称之为“艾滋孤儿”。目前全世界已经出现了大量艾滋孤儿，而且今后会出现得更多，预计到2010年全球的艾滋孤儿将达到2500万人。面对这样庞大的艾滋孤儿队伍，有人称之为是“前所未有的危机”。我国的艾滋孤儿到底有多少呢？目前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但有的专家估计艾滋病患者与艾滋孤儿的比例大概是1∶1.5或1∶2，甚至更多一些。他们多居住在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面对生存和发展两大难题，如果得不到切实的、长远的关怀和帮助，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系列问题，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甚至可能会走上仇视社会乃至违法犯罪的道路，后果十分严重。 1997年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是“儿童和艾滋病”；2001年联合国艾滋病特别大会又指出：“艾滋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造成的孤儿需要特别援助。”在第十五届世界艾滋病大会上，发布了一个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20多个相关机构共同完成的重要文件：《受艾滋病影响儿童关怀框架》；2006年初，在英国伦敦召开的全球合作者论坛上又发出呼吁，希望国际社会加强对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保护力度。 但是，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对艾滋孤儿的关怀和帮助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首先，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数量仍然一直弄不清楚（我国也有这种情况），于是艾滋病造成的孤儿数目也很难确定；其次，全球各地区、各地区内部对艾滋病的社会服务能力严重不平衡，有的地方甚至还没有把对艾滋孤儿的救助提上议事日程；第三，有的地区已经把艾滋孤儿集中供养起来，但管理人员的能力又极不适应；第四，对艾滋孤儿关怀普遍缺乏全面性和持续性，并特别缺乏心理关怀。 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2005年对来自安徽、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湖北7个省的教育行政官员、教师、校医校护进行调查，发现只有不到一半的人真正能够善待、关爱和帮助艾滋病毒感染者和他们的孩子。 一些专家2003年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项目地区6至14岁的艾滋孤儿进行了调查，发现一半以上的孩子感到生活不好甚至很不好；86％的孩子都把痛苦埋在心里，不知道向谁述说、怎么述说；55％的孩子在父母去世后，情绪和心理有了巨大变化…… 从实地考察中我深深地感觉到，父母生病或死亡后，他们无辜的孩子常常会笼罩着艾滋病带来的巨大阴影，坠入痛苦的深渊。孩子们生活窘迫，营养不良，无法继续上学，缺乏亲人的关爱，受到歧视和孤立，于是时时刻刻生活在恐惧和绝望之中，不但身体患上了多种疾病，而且心理上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巨大的压力常常使孩子们产生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有的自闭、忧郁、焦虑、恐惧、厌学、仇恨社会，有的甚至因绝望而自杀。一些十三四岁的男孩子被迫到建筑工地上去当“小工”，担泥巴、筛沙子，还常常挨打；一些十二三岁的女孩子被一些流氓盯上，有人甚至把她们骗到外地卖淫…… 我国民政部鼓励和提倡对艾滋孤儿分散抚养，但分散抚养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机制却严重滞后，实行起来有许多困难。 目前，我国已经有一些民间组织和志愿者采取各种办法对艾滋孤儿们进行救助。 一位年轻人因输血感染了艾滋病毒后，善良而勇敢的他没有消极悲观、怨天尤人，而是决心在自己有限的生命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收养并帮助艾滋孤儿。挚爱的女友没有因为他患了病便抛弃他，反而和他一起拿出全部积蓄办起了“艾滋病孤儿院”。他们不仅让孩子们有饭吃、有衣穿，而且让他们人格健康、心理正常并且有知识，孩子们都进了学校，如今有的孩子已经是高中生。 黑龙江大学的一位来自贫困家庭的大学生了解到河南艾滋病村艾滋孤儿的悲惨境遇后夜不能寐，竟毅然办了休学一年的手续，背着简单的行李来到河南一所为艾滋儿童办的小学任教。学校条件非常简陋，办公室就设在当地的清真寺里，四面透风；没有床，晚上就睡在水泥地上；他和其他志愿者每月的生活费只有60元，这还是一些爱心人士捐助的。除了教学，他深入到艾滋病人的家里搞调查，从自己非常有限的生活费里挤出一点钱为艾滋孤儿们买御寒的棉衣和学习必须的书本、字典。在河南的商丘调查地下血站的时候，当地的“血头”把他们视作眼中钉，竟雇佣了一伙艾滋病毒感染者疯狂地殴打他们，衣服被撕坏，眼镜被打碎，嘴里满是鲜血…… 研究生李丹在报纸上看到了关于“艾滋村”的报道后，便亲自前去进行调查。在河南柘城县小小的双庙村他发现自1997年以来，已经有近200个村民因卖血感染命赴黄泉，艾滋遗孤上百；而且还有700多村民被划进了“黑名单”，估计三五年内将陆续死亡，孤儿的数量将增加到近千名，于是他常常从梦中惊醒，满脸是泪，最后终于放弃了自己苦读7年的太阳物理专业，在河南商丘的一座寺院里创办了“东珍艾滋孤儿救助学校”，成为20名艾滋孤儿的校长。但这个学校被当地政府部门以“无任何合法办学手续”为名，勒令关闭，存在了不到5个月…… 这样的志愿者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而且我们还有太多太多观念上、体制上、政策上、法律上的问题需要解决。 在内部刊物《携手》上，我看见了一段关于艾滋孤儿的故事，题目是《风雪二月天》： 二月天，不该有的雪越下越大，一时间，眼前的世界粉装玉砌，平时蹦跳的三轮车碾在雪地里，咯吱咯吱地发出声响，慢慢地从县城往村里出发了，路上行人稀少，苍茫一片。 不多时，为了多赚一元钱的三轮司机停车了，上来一位看上去很漂亮的小女孩，大眼睛的睫毛上还带着雪花，衣服单薄却干净，脚上的单鞋和这冰冷的天气相比显得极不协调。 寒风啸啸，白雪茫茫，旷野的马路上出现的小女孩令人惊讶，谁家的孩子还没有回家？难道是走失了？难道是无家可归？此时，联想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那个小女孩冻死在圣诞夜的大街上，而眼前的小女孩欢蹦乱跳的，手里抓住的也不是火柴，是馒头，4个冰冷的馒头，并且脸上挂着只属于她自己的天真烂漫笑容。 攀谈中，“去哪里？”“回家。”“哪个村的？”“宁庄。”“和谁一家？”“我自己。”（因为宁庄是我们的关注点，所以我很想了解）“你爸爸叫啥呢？”“我没有爸爸。”“妈妈呢？”“我没有妈妈。”“你爸爸妈妈哪去了？”“死了。”“你跟谁生活？”“我大伯。”“大伯叫啥名字？”“死了。” 妈妈死了，爸爸死了，跟大爷（大伯）大爷也死了，孩子是一家之主。 谈话继续着：“还上学吗？”“没钱，早不上了。”“手里的馒头是买的吧？从哪里来的钱呢？”“没有吃的就出去打工，哥哥已经出去了，但没有找到活，也回不来，困在那几天了，我今儿就是卖豆子给他寄路费了。” 面对陌生人的“盘问”，女孩依然微笑着回答。 此时，我和同行的北京朋友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心情，眼睛模糊了，也许是融化的雪花吧。 一个本应该在娘怀里撒娇卖乖的年龄，为了外出打工没有挣到钱的哥哥能够回家，卖粮食给哥哥邮寄路费，虽然她给我们说她已经16岁了，但我肯定，在邮局，即使她把脚尖立起来，也不会有柜台高。 钱给哥哥邮去了，风雪中她自己打算徒步回家，在我们发现她的地方，距离邮局起码有3公里，而她居住的村庄还要走6公里才能到家。 雪还在下，女孩手里的馒头捏的更紧了，脖子也使劲地想装到衣服的领子里，但衣服太小，顾着脖子顾不了腰，努力，显然是徒劳的，她使劲地把胳膊和腿缩成一团避寒。 ……“你还想上学吗？”“我都几年不上了，再上也赶不上，我出去打工去，下力气我也不怕，哥哥该娶老婆了，要花好多钱，我去给哥哥挣钱去，不上学了。” 这难道不是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读了这个故事我们能说什么呢？ 艾滋孤儿是公共卫生问题，也是社会问题。 我们只能说：救救孩子！ 正文 第三章 魔鬼之花 血液传播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艾滋病毒传播最主要的途径，特别以共用针具注射毒品的方式进行传播所占比例最高，在很多地方占感染者总数的60％左右。云南、新疆、广西、广东、四川等地的一些艾滋病高流行地区，因共用针具而感染的更常占70％甚至90％。 毒品危害，一直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涉及200多个国家，既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经济、教育、文化问题。据调查，全世界80％的吸毒者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80％的吸毒者有刑事犯罪行为，80％的女吸毒者卖淫。而我国由于正处于世界上两大毒品主产区“金三角”和“金新月”的夹击之中，形势便更为严峻。 早在19世纪初期和中期的清朝嘉庆、道光年间，罂粟便从英属印度、缅甸等地传入我国云南西部，以后又扩大到其他地方，大小凉山罂花盛开，毒流横溢。民国时期，在军阀的鼓励和操纵下，西康省曾是罂粟的主产区；云南生产的“云土”和“夷方土”倍受赞誉，远销全国。解放时，我国西南许多地方罂粟花满山遍野，一望无际；瘾民身体孱弱，骨瘦如柴。20世纪50年代我国政府采取了各种严厉措施坚决禁毒，到1953年底基本消除了鸦片等毒品的危害，周恩来总理曾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已成为无毒国。 但是近20多年毒品不但卷土重来，而且愈演愈烈。 “金三角”指的是泰国、老挝、缅甸三国交界处以及泰北、老北和缅北的广大地区。是印度次大陆、印度支那和中国内地的连接点，亚洲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这里山高谷深，属亚热带气候和热带雨林气候，蕴藏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20世纪80年代后期，缅甸北部的地缘政治发生了急剧变化，出现了大量地方割据势力，这些地方武装纷纷以毒养军，以军护毒，公开鼓励民众种植罂粟，并生产海洛因等精制毒品。一些毒枭为了攫取高额利润，便纷纷借道我国内地，然后通过香港，转销美国。我国西南地区有长达4000多公里的国境线，许多地方和“金三角”既无界河也无关卡，山川相连，土地接壤，老百姓有的跨境居住，有的亲戚往来，想堵住毒品实在很难。在借道过程中，毒品一路传播和蔓延，云南的德宏、临沧、思茅、西双版纳等地首当其冲，我国已经消失多年的吸毒和贩毒现象死灰复燃，许多人特别青少年遭受罂粟魔鬼之花的控制后，无力自拔。 随着境外毒品的大量流入，艾滋病也传入我国，德宏州最先受害，以后便是大理州、兴义州、凉山州、六盘水及毕节等地区，云南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至今仍居全国首位。 “金新月”毗邻我国新疆的边境，位于阿富汗、巴基斯坦的交界地带，形状像一弯新月。这个“新月沃地”曾培育出了世界上最早的小麦，如今它却是全球“最危险的地方”。由于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努力，近年来金三角的鸦片种植量已经减少，而金新月却在持续上升。毒品在阿富汗被称作“绿色金子”，2001年阿富汗鸦片的产量只占全世界的11.6％，金三角占77.5％，而目前，全世界92％的海洛因都产自阿富汗。在阿巴边境大山中的塔利班武装控制着“魔鬼之花”种植区，他们从毒品中获得美元和黄金，购买武器，招募士兵。 据有关方面估计，我国目前吸毒人员共有600万左右，也有人认为，实际上远远不只此数，由于害怕公安部门的“处理”，许多吸毒者是不敢暴露的。据国际刑警组织、联合国和澳大利亚国家毒品理事会最近发布的报告，中国已经成为非法毒品流入亚太地区的一个最重要的走私通道，吸毒者可能多达1200万。境内外的毒贩都急于打开新疆乃至中国的“阿富汗烟”市场，并且正通过新疆开辟新的通道，把来自金新月的毒品走私到国际市场上。 随着毒品的大量流入，艾滋病和其他一些恶性疾病也传入我国，1989年我国第一次发现成批的（146例）艾滋病毒感染者，就是在云南边境地区的吸毒人群中。据有关部门统计，1995年到2000年5年间，我国注射吸毒感染率增长了500倍！ 2006年6月我到了四川吸毒问题最严重的凉山彝族自治州，这里紧邻云南，是金三角毒品进入中国内地的通道之一。据当地有关方面介绍，自上世纪80年代起，毒品便进入凉山，目前吸毒已经渗透到各种行业，特别昭觉、西昌、布拖三县市吸毒人员最多。吸毒人群最初采用口吸，以后随着毒瘾的增大，为了节约毒资并且寻找“快感”便改为静脉注射。一群群吸毒人员常常聚集在一起，互相共用针具，正是这种行为，让许多人感染了艾滋病，凉山全州的感染者约占全四川全省的二分之一，17个县市都发现了被感染的人。有关方面不能也不敢对艾滋病流行情况进行一次普查，但只是已经掌握的数字也十分惊人。 凉山州山清水秀，山是绿的，田野是绿的，天是蓝的，云是白的，雨后山上总是飘浮着、笼罩着白色的云雾，极像一幅美丽的图画。从西昌到布拖、昭觉，随处可见“人在画中行”的景色。彝族是一个漂亮的民族，高高的鼻梁，五官轮廓分明，男性多高大威猛，女性多苗条高挑，能歌善舞，热情豪爽，吃饭时总是要向客人献歌劝酒，很多是自己即兴创作的词曲，劝客人喝了一杯又一杯，不醉不休。 虽然山好景好，但由于各种原因，这里仍然落后，仍然贫困。生态建设的飞播林里到处可以看见刀耕火种留下的“天窗”，文化水平低、交通不便、信息滞后，现代产业极少，工业、农业都缺乏优势。 布拖县是彝族“火把节”的故乡，县艾滋病防治科科长张色尔忧郁地、坦率而详细地回答了我的问题。张色尔是一个英俊、高大的彝族小伙子，汉族同事们称赞他能力强，责任心也强。他虽然只有32岁，但近两年浓密的黑发中竟悄悄地出现了许多白发。他苦笑着对我说：“这是为艾滋病变白的……” “搞艾滋病防治，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件事呢？” “是第一个艾滋病人的死亡！他名叫阿根××，我的朋友，一个聪明快乐的小伙子，由于正直能干，担任了村上的民兵连长和乡上的治安员。农忙时他在家里劳动，农闲时到云南、成都做生意，赚钱后盖起了砖房，是村里人人羡慕的富裕户。但是后来几个朋友开始笑话他了，‘你家有牛有羊有房子，但是有样东西没得，有样东西你没尝过，算不得真正会享受的人……’一次、两次、三次，在‘朋友’的煽动和唆使下，阿根好奇地开始接触海洛因了，从口吸发展到静脉注射……慢慢地他像变了一个人，脸上没有一点红色，目光呆滞，眼泡浮肿，神色萎靡，不劳动，也不做生意。为了购买毒品，他把家里的猪、牛、羊都卖了，甚至卖去了老婆自己编织的、结婚时穿的百褶裙。后来由于共用针具，阿根感染上了艾滋病。他没听说过这种病，也不相信自己会感染，我曾经多次帮助他，也给他送过药，但是绝望的阿根最后选择了自杀的道路，在一次过量注射毒品后，他永远地倒在了一条污秽的沟渠边，当时仅仅35岁。扔下了65岁的老父亲、年轻的妻子和3个孩子，10岁、8岁和5岁。参加葬礼时，我去到他的家里，虽然我见惯了乡亲们贫穷的景象，但他的家仍然让我震惊，当时他家惟一的用具只有一口铁锅！要是房子有人买，他可能把房子也卖掉了！望着白发苍苍的老人和一群无助的孤儿，我的心情很沉重，他们是我的同胞兄弟啊，我必须帮助他们！这是我的责任，也是社会和政府的责任！当然，我也感到压力很大。” “为什么凉山地区毒品如此泛滥？” “这和历史、和风俗都有关系。风俗上，彝族让儿子从几岁起就开始吸烟，而且不准戒，认为戒了就‘断了烟火’，于是许多人从小养成了吸烟的习惯。除此之外还有这样一些原因：一个是解放前凉山种鸦片烟，地主、土司也吸鸦片烟，解放后禁了烟，大家戒了，改革开放后，海洛因从国外传入凉山，一些人认为鸦片可以戒掉，海洛因也可以戒，不认识海洛因的毒害，由于好奇，想尝试一下；二是互相攀比，海洛因贵，认为抽得起就有‘面子’，甚至在婚礼上都给客人发一小包海洛因，觉得这样会显得自己很体面；三是由于凉山是从奴隶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一步跨千年，但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并没有跟上这变化，奴隶社会地位高的头人、土司、奴隶主才能吸毒，奴隶们只能感到羡慕，现在翻身了，而且口袋里居然有几个钱了，于是一些人便认为吸毒便是‘地位显赫’的象征；四是由于政府和舆论对毒品的危害宣传不到位，每年只是‘六. 二六’禁毒日那天集中搞一下，平时缺乏经常性的宣传教育，政府对贩毒打击不力，甚至出现了以‘罚’代‘法’的情况，一些贩毒数量很大的人按法律本应执行死刑，但只要交了几十万元罚款，便可以改判，他们走出监狱后便重操旧业……至于吸毒和艾滋病的关系，知道的人就更少了！” “你说感到压力很大，原因是什么呢？” “压力大的原因最主要是我们彝族文化素质普遍低，许多人没有要学习、要改变命运的勇气和决心。农村里许多孩子不上学，大人让他们玩儿或带弟妹，能小学毕业或上了初中一二年级已经算是了不起的‘高学历’，因此最大的阻力来自落后的观念和习惯势力。由于艾滋病在潜伏期没有明显的症状，直到现在许多人还只怕麻风病而不怕艾滋病。我常常想，我们这个民族会不会被艾滋病毁灭？”说到这里，张色尔的表情变得激动而凝重，“除此之外，我们婚前性行为普遍，保守的性观念和开放的性行为并存，有几十个性伴侣的人不在少数，在农村更是如此，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特殊的文化背景。我们不准谈‘性’，有时为了一句话、一个没有注意的动作会造成上吊自杀的惨剧，但不谈不等于不‘做’。现在性传播已经上升，特别农村的青少年，十三四岁就有性行为，吸毒的女人还卖淫，一支烟就能搞定……作为国家级贫困县，农村人均年收入只有几百元，冬天一些小孩连裤子都没有，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非常恼火。经济发展上不去，观念也落后，我们对艾滋病毒感染者的低保还没有办法落实，要是中英合作项目结束了，我更担心，以后哪个给感染者们发抗病毒药呢？” 关于抗病毒药，张色尔的担心倒可以解除了，按政策，抗病毒药是国家免费提供的。 有人说，“习惯就是文化”，“我们这个民族会不会被艾滋病毁灭？”这句话在凉山我听到许多彝族干部说起过，他们忧心忡忡，焦虑之情溢于言表。 据当地领导介绍，为了弄清艾滋病流行情况，他们曾对两个乡的5100多普通人群（并不是吸毒人群，其中包括老人和孩子）进行了筛查，结果竟发现了283例艾滋病毒感染者，超过了5％的感染率，这位领导说：“按这个比例测算，14万人口的布拖县究竟有多少感染者呢？真是可怕的现实！” 超过5％的感染率，在全世界也属于高流行地区，这个数字曾让整个凉山州震惊。 在布拖县，我听到了更多关于吸毒者的故事。 据说布拖县最早吸毒的都是“先富起来”的一批人，本是彝族的精英，但海洛因却毁了他们。毒贩把当地一位县委书记的儿子拉下了水，让他染上了毒瘾并且已经死亡。有个村几乎全村吸毒，感染艾滋病毒后，小伙子差不多全部死光，只留下了寡妇，村支书的儿子也死了，最后绝望的村支书点燃了炸药包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60岁的村医生阿根俄日——一个高而瘦的老人，穿着褴褛的黑色布衣，背着疾控中心为吸毒者提供的清洁针具，向我叙述了自己家里发生的悲剧： “我有5个儿子，两个吸毒，都染上了艾滋病。我们这里穷，年收入只有两三百元，过年过节难得穿件新衣，平时吃不起肉，奔丧时别人给的坨坨肉都悄悄揣到身上，带回家拿给娃娃吃。改革开放后我的两个儿子在外面做生意，赚了些钱，在村里第一个修起了砖房，后来他们吸上海洛因又染上了艾滋病，家里东西卖光了，老大上吊自杀了，那时他才30来岁，3个孙子成了孤儿。另一个儿子虽没自杀，也很困难…… “现在我开始给村民们宣传拒绝毒品，并且搞针具交换，给吸毒的人提供清洁的针具，现在他们基本不共用针具了。我们还请毕摩（彝族社会中专门从事宗教仪式活动的神职人员，毕摩文化对彝族人的精神生活和社会历史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作者注）来进行教育，一发现有人带来毒品，毕摩就用打死鸡、狗等传统办法警告他们。” 昭觉和布拖的情况很相像，都十分贫困，地里的庄稼多半是玉米、洋芋，由于无霜期短，产量并不高。这里自称为“畜牧大县”、“马铃薯大县”和“服饰大县”，女人们披着长长的“察尔瓦”，行走间十分飘逸。上世纪80年代以后毒品开始进入昭觉，泛滥最严重的时期是1985到1995年。据当地卫生部门介绍，吸毒人群中，艾滋病毒的感染率达到了80％左右，2000年对4个乡15岁至49岁的村民进行了一次普查，艾滋病毒的感染率超过了5％，而由于缺乏资金，2006年6月我到这里考察时，仅有一个竹核乡开展了中英合作的艾滋病防治项目。 竹核乡离县城只有13公里，是昭觉的一个坝区，这里气候温和，良田万顷，还有云蒸雾腾的温泉，是当地著名的旅游区。据老人们回忆，解放前这个坝区曾经大量种植鸦片，男人中不少人有吸食鸦片的历史。改革开放后，当地许多年轻人以打工为名，外流到昆明、成都、攀枝花等地，染上毒瘾后便开始贩毒。首先在亲朋好友中“传吸”，和布拖县一样，一时之间当地也把吸食海洛因当作一种“排场”，在婚丧嫁娶、公共场所大家散发毒品，甚至用它来调解家支纠纷。面对海洛因的进入，最初家长们也不怎么反对，因为不了解这种毒品的严重后果，当海洛因泛滥成灾时，他们已经无法控制局面，因此至今许多老人都后悔不迭。 竹核乡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最小的仅仅两岁，最大的37岁。 我去到了双目失明的勒伍××家，这个年轻的彝族女人曾对吸毒进行了坚决而惨烈的抗争。 勒伍××的家是一间30平方米大小的砖房，双目失明的她抱着快两岁的小儿子瞪着什么也看不见的双眼靠墙坐在地上喂奶。这个33岁的女人头发乌黑带着天然的卷曲，五官端正，鼻梁边有几颗淡淡的雀斑，听到我们的问候后便笑了笑，露出一口整齐细小的白牙，当地人都说她过去原是个美人。为什么会双目失明呢？ 原来，勒伍××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老公是水泥厂的工人，发生工伤压断了手指后，厂里赔偿他一笔钱，用这钱修了砖房。有了房，又有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但想不到他竟染上了吸毒的恶习，把家里的东西卖光了，甚至卖掉了勒伍××结婚时的百褶裙和银首饰，家里的东西卖光后又到外面去偷去骗，被工厂开除了。勒伍××多次规劝他，但丈夫不但不听，反而蛮横地打她骂她，还经常离家出走，到处流窜。以后由于静脉注射吸毒丈夫又染上了艾滋病。美丽的勒伍××彻底绝望了，她没有别的办法阻止丈夫，便咬牙喝下了剧毒农药，决心永远离开这个让她伤心的男人和不幸的命运。邻居发现后把她送进了医院进行抢救……一次不成，这个刚烈的女人又第二次、第三次服毒，最后，生命被挽救了，但却造成了视网膜脱落，她那双美丽的大眼睛永远失去了光明，从此以后，她只能瞪着呆滞的双眼整天整天地坐在家门外的墙角边…… 勒伍××的自杀和失明终于让丈夫感到震惊和愧疚了，在县疾控中心、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员会和中英项目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他终于成功地戒掉了毒瘾。如今，他们的家依然一贫如洗，房里只有两张窄窄的、粗糙的木床，泥土地上挖了个小土坑，旁边有口铁锅，是做饭用的，除此之外，什么家具都没有，但收拾得却很干净，盆盆碗碗都发出亮光。门外种了几棵玉米、南瓜、豆角，也蓬蓬勃勃欣欣向荣。房里放了几口袋米面和几桶油，是中英合作项目组送的。卫生局领导告诉我，他们正在想办法给她的丈夫提供一台拖拉机，让他能生产自救。 我去访问的时候，男主人不在家，临别的时候，我塞了100元钱在勒伍××手里，以表达对她的尊敬和慰问。 广西也是境外毒品向境内渗透的贩毒通道之一，据当地工作人员介绍，在临近国境线的地方，买毒品就像买白面一样方便和便宜，一些五六岁的儿童便开始吸毒，近年来艾滋病疫情的形势极严峻。 在广西、云南、四川一些艾滋病高流行地区，我曾和通过静脉吸毒感染艾滋病毒的人们举行过一系列座谈，详细了解他们染上毒瘾的原因和现在的处境。 穿着皮夹克的小陈告诉我：“我是出了车祸受伤后，为了止痛开始吸毒的。海洛因确实可以止痛，最初我一天只吸几十元钱，后来增加到一天要吸上千元。最初吸毒时会产生快感，后来没有快感了，我对毒品也感到厌倦了，但是已经上了贼船，不吸不行了，毒瘾一发作，全身就像千万只蚂蚁在骨缝里啮噬，不只身体难受，而且人的精神、人的思维都崩溃了，脑子里想的只有毒品，为了毒品可以去偷去抢，也可以杀人……” 面庞圆圆的、皮肤白白的小熊之所以染上毒瘾，他的父母亲实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早在童年时代，父母亲的吵嘴打架就是家常便饭，10岁时父母亲离婚了，他跟着父亲。15岁时有一天为了一点小事，心情烦躁的父亲竟抓起沉重的、锻炼身体用的哑铃向他砸来，自幼缺乏亲情的孩子再一次受到了严重的伤害，感到对生活彻底绝望了，竟毅然跳楼自杀……从七楼跳下后，虽然没有当场死亡，但却受了重伤，浑身是血、多处骨折的他，造成了脾脏破裂的严重后果。以后他离开父亲，一直寄居在姑妈家里，从这个时候起，就开始跟着大一些的孩子吸毒，并且发展到共用针具。17岁他开始结交女朋友，也是吸毒的女孩儿。2005年初经检测，他已经感染了艾滋病毒……现在父亲下岗了，而且第二次离婚，没有力量也不愿意再管他。21岁的他再次感觉到“活起来真累”，他已经戒掉了毒瘾，但仍然找不到工作，每月只靠政府给的100多元“低保”和母亲有时接济的一点钱生活。半个月前他又被公安抓了，还戴上了手铐，他迷惘而伤心地对我说：“我自己吸毒，不是犯罪，没有损害别人，只是损害了自己，公安为啥要这样对我呢？” 上身穿一件黄色棉布夹克的小孟是这样染上毒瘾的：“我曾参过军，临复员时指导员嘱咐我，社会复杂，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我曾劝过别人戒毒，也扔过别人的毒品，但后来在朋友们的怂恿下，由于好奇也开始尝试毒品了。最初确实有一种特别的快感，有人说是飘飘欲仙，想什么有什么，后来上瘾了，离不开它了，变得人不人鬼不鬼，成天浑浑噩噩地只能做三件事：第一件是吸毒，第二件是吸了后就昏昏沉沉地睡觉，第三件是醒来后就想怎样才能搞到钱再搞到毒品……我戒过上10次，但每一次又开始复吸，吸了又后悔……直到现在政府采取美沙酮维持治疗后，用美沙酮代替了海洛因，才好了一些……” 美沙酮维持治疗，又被称作“美沙酮替代疗法”，是吸毒者在医生的指导下，用美沙酮替代海洛因。美沙酮本是一种被严格控制使用的药物，可以用于治疗鸦片及海洛因的毒瘾。美沙酮价格低廉，药效持久，服用一次可以维持24小时至36小时，服用后不会产生任何严重的副作用，用药期间可以正常地参加工作和社交活动。2004年我国学习国外经验，针对吸毒人群的艾滋病防治工作有了重大突破——开始建立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采取国家免费提供美沙酮的办法（门诊部每天要收5至10元的管理费），帮助吸毒者戒除毒瘾。到2006年7月1日，全国已经建立美沙酮门诊101个，2007年将增加到千个以上。 技校毕业的小王刚刚33岁，但毒魔和艾滋病魔不但夺去了他的青春，也夺去了他的希望。他面色憔悴，情绪悲观，和我谈了将近两个小时但从来没有露出过笑容。他在技校学过电器，有技术，原在广东开车，十六七岁开始吸毒，现在没工作了。他用低沉而嘶哑的声音告诉我：“我们这里吸毒的都是‘先富起来’的人，好奇、时尚，有时觉得无聊，就染上了毒瘾。第一次听见感染了艾滋病时，我当时一下子蒙了，感到天和地都变了颜色，妈妈和姐姐都哭了……我曾经想过要放弃生命，要是没有父母亲的关心我早死了，我们这一批已经死了几十个……现在妻子已经和我离了婚，带走了孩子，为了给我治病，父亲60岁了还在打工，母亲61岁了还在收破烂……我现在坚持服用抗病毒药和美沙酮，希望能真正戒掉毒瘾。” 最后小王提出了一个他自己的想法和要求：“广东有的地方把艾滋病毒感染者组织起来搞生产自救，我们这里能不能也这样搞？我们一天无所事事觉得很空虚，如果有事情干，不说报答父母，起码能自己养活自己，不白白地来世上一趟……” 小王的要求并不过分，云南思茅（现改名“普洱”）的重生厂就是把吸毒的艾滋病毒感染者组织起来生产自救，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这种做法要广泛推行，目前还有相当困难。 和小王一样，小曾也十分憔悴，耳朵边别了一支香烟，面色蜡黄，尽管才37岁，但头发已经花白。他过去是做服装生意的，上世纪80年代末就挣了十几万元的家当，算是相当不错的富裕户了，但15年前他就染上了毒瘾，现在已经一贫如洗。他说：“1992年到1993年是我们这里毒品大规模流行的年代，朋友们个个吸毒，我们天天在一起玩儿，他们老叫我‘搞一口，搞一口’，我终于开始吸毒了，后来又发展到静脉注射。从此，我再也不能工作了，天天脑袋里只想着毒品。现在我离婚了，14岁的女儿靠老母亲抚养。父母亲都72岁了，住的房子是危房，要拆了重盖，全家只好挤在破烂的竹棚里……” 他还诚恳地说：“我们可以算是本地吸毒的元老，看见一些2000年以后新染上毒瘾的人，很替他们惋惜。我们是例子，下一代应该从我们的身上看到可怕的后果，再也不要步我们的后尘，要踏踏实实地做人。毒品这东西玩不得，一人吸毒，全家遭殃，社会受害。现在政府让我服美沙酮，替代海洛因，我还在负责针具交换，联系了30多个吸毒人员，常常向他们宣传共用针具的危险。我还有一个想法，希望能找到一份最接近死亡、最艰苦的工作来进行忏悔、补偿社会。我吸毒多年，难免干了些偷盗、抢劫的勾当，如果能够弥补，就死也瞑目了！” 吸毒的阴影笼罩着新疆，自治区卫生厅一位维吾尔族干部叹息着告诉我：“我们很多人到内地做生意，伊宁的到广东，乌鲁木齐的到北京，到广东染上毒瘾后弄光了家产，回来为了解决毒资就想法让自己的亲友也吸，于是一个家族一个家族地被吞噬……伊斯兰教是反对吸毒的，但是宗教的力量敌不过毒品。” 乌鲁木齐疾控中心主任告诉我，静脉吸毒感染约占全市艾滋病毒感染者总数的90％。自治区一位卫生部门的领导也说，自从199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毒感染者以来，疫情一直在上升，已经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感染者以吸毒人群为主，年龄从十几岁到60多岁，其中20岁到29岁为主，职业广泛，包括干部。 因吸毒感染了艾滋病毒的迪力××是一个29岁的年轻人，高高的鼻梁，眼睛很大，由于十分消瘦，眼睛就显得更大了。他汉语很好，在某地的红丝带活动中心和新婚的妻子古里××一起，坦率而热心地接受了我的采访，他告诉我： “新疆1990年就有人吸毒，92、93年以后吸毒的慢慢多起来，是从云南传过来的，有了海洛因。艾滋病80％以上是因为吸毒。十六七岁时我在技校读书，看见同学有吸海洛因的——父兄吸毒让他们也染上了毒瘾，他们劝我吸，我好奇，又觉得好玩儿，根本不知道危害，便开始吸了，第一次是1994年。” “从口吸又发展到静脉注射？” “是的。抽了一段时间后，量越来越大，听别人说，打针可以节约毒品，而且更舒服，我就开始打针。第一次是朋友帮我打，以后就自己打。也不知道共用针具会感染艾滋病，那时买针具公安局要抓，我们就互相借，一个针具要用很多次，直到没法再用了才换新的。” “吸毒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呢？” “吸毒我至少吸掉了30万元——可以结10次婚！我只有妈妈没有爸爸，为了毒资，就骗妈妈、亲戚、同学，后来大家知道后都不借钱给我了，学校也把我开除了……妈妈让我去开出租，但是每天的收入光够吸毒，连饭钱都没有，有时身上掏不出两毛钱。开了两年多后我把车贱卖了，气得妈妈几次昏倒，还想自杀……我还经常逼着妈要钱，她不给我就闹，气得妈妈不想活了！现在想起来，真是太对不起她……妈妈今年55岁了，原先是药剂师，现在退休了。她的钱全被我用光了，电视、地毯都卖了供我吸毒。过去老妈认为只负担我一个人，但是我的一个哥哥也染上了毒瘾，还感染了艾滋病，去年他又得了胸膜结核，cd4细胞才40个，快不行了，被人抬回来，屎尿都拉在床上。妈妈没办法，只得卖了房子，又借了高利贷，花4万多元才把他治好。妈妈的退休费每月只有500元，为了还债，退休的妈妈不得不又出去给人打工……” “你现在决心戒毒了？” “是的，我决心戒毒了，而且我能戒掉！今年5月18日我和古里结了婚，现在我参加了美沙酮维持治疗，不再吸食海洛因了！” 我望了望有着大眼睛、精致的小鼻子，五官秀丽，披着一头卷发的古里笑着问：“你们是怎样认识的，又是怎样相爱的呢？能告诉我吗？” 听了我的话，古里流泪了，丈夫怜爱地望着她，轻轻握着她的手拍了拍，又搂住了她的肩。看得出来，小伙子很爱自己的妻子。 古里一面揩着眼泪一面断断续续地说：“我27岁了，也是艾滋病毒感染者……” 迪力立刻插了嘴，并且反反复复地说：“古里是无辜的，她是受害者，她不吸毒，也不乱搞，是被丈夫传染的！” “是的，我不吸毒，也没做过不好的事，可我过去的老公是开出租的，他吸毒，还感染了艾滋病。”古里低声说，“那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艾滋，他并发腹泻、结核后去医院看病，医院初筛说是艾滋病，让去疾控中心确认，结果一复查，果然是艾滋病！2004年他去世了……我本来在‘家乐福’商场上班，但突然感到嗓子疼，接着就是肺结核和胸膜炎，医院一检查，也是感染了艾滋病……当时我难过极了！出院后，父亲和‘红丝带活动中心’联系，他们让我来这里上班……我是去年艾滋病日认识迪力的……” 迪力又兴奋地插了嘴：“12月1日那天我们来这里参加活动，一看到古里我就很喜欢她。会上发给每个人一个纸做的红心，我就在上面写了一句话：‘我希望明年能娶一个不嫌弃我病情的女人相伴终生，一辈子恩恩爱爱。’那天我们在一起吃了晚饭……” 这两个年轻人让我感到他们既是幸福的又是不幸的，他们相濡以沫，艾滋病并没有吓退爱情，爱情也将帮助迪力战胜海洛因。 有段时间古里的身体很不好，cd4细胞降得很低，服了一位老中医的中药后有了好转。现在两个年轻人都努力面向未来并寄希望于科学的发展，也希望政府更关心他们，健康的人们不要歧视他们。目前他们的生活还相当困难，古里在红丝带活动中心进行艾滋病防治方面的咨询并组织感染者们开展各种活动，每月有500元的收入，迪力没有收入；服美沙酮过去每个月要交300元，现在他已经减少了药量，改成隔一天服一次了，但仍然要交150元。根据国家的“四免一关怀”政策，各级政府应将生活困难的艾滋病人纳入救助范围，按有关规定给予生活补助，但迪力说，当地有一条规定，吸毒的一律不纳入“低保”。告别时我给了迪力一点钱，后来又到自治区和乌鲁木齐市民政部门进行调查，发现自治区并没有这一条规定，但《乌鲁木齐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第十七条规定：“因赌博、吸毒、嫖娼等违法行为而造成家庭困难且尚未改正的”不得享受“低保”。 在考察的过程中，我发现还有一些地区有类似的规定，但也有一些地区对服美沙酮的人采取了更宽松的救助政策，看来各地掌握的分寸有很大的不同。像迪力这样的人算不算已经戒了毒呢？他们的困难又怎么解决，我们应该怎样帮助他们更好地战胜毒瘾和艾滋病呢？ 30年多前在新疆工作期间，我一直认为伊宁市是全疆最美丽的地方。这里盛产苹果，被称作“花园城市”，到处绿荫匝地，街上连太阳都看不见，衣着时尚、风姿绰约的少数民族妇女穿着高跟鞋、戴着漂亮的金银首饰飘逸地在街上倘佯。天山脚下的伊黎大草原更是全疆最丰沃的草原，伊黎良马自古便享有盛誉。想不到如今这美丽的地方已是艾滋病高流行地区，因静脉吸毒感染艾滋病人数占总报告人数的95％，以男性青壮年为主，有的街道辖区两三年之内，因为艾滋病死亡的就有100多人。 从乌鲁木齐到伊宁共700多公里，过去要走两天到三天，如今有了高速公路，一天就可以赶到。路上要经过赛里木湖和果子沟，都是旅游区。赛里木湖面积很大，但湖水不像青藏高原的湖泊那样湛蓝。由于常有风沙，天空也不像青藏高原那样透明和一碧如洗。9月，湖边的草已是枯黄色，放牧的牲畜很多，特别是羊只，哈萨克人扬鞭骑在马背上。听说今年天旱，草不好，牲畜们并不肥壮。 伊宁田野里多是玉米和红薯，眼下正是收获的季节，金黄的玉米粒一行行一排排摆在公路上晾晒，新挖的红薯和新摘的苹果一筐筐摆在路边招揽旅客，在绿色的行道树下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伊宁城变了，记忆中林荫掩映的街道已经不多，取而代之的是高楼、商店和马路。 据当地有关部门介绍，由于把吸毒当作一种“时尚”，上世纪90年代中期伊宁少数民族的小伙子几乎人人吸毒而且共用针具，在艾滋病毒感染者中，85％以上是由于注射吸毒感染的。 在城边一个街道办事处的针具回收站（回收吸毒人群使用过的针具并免费为他们提供清洁针具，这是遏制艾滋病毒传播的重要措施之一），我认识了小伙子亚××。亚××实际年龄只有24岁，但吸毒和生活的艰辛让他显得老了10岁。他带着丰富的手势和面部表情，向我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我们这里许多吸毒者是无业的人，好奇，文化低，多半是小学文化程度。毒品过去是从‘金三角’来的，现在从阿富汗这边也来了。 “我的父母亲早已离婚，我是姥姥和妈妈养大的。1998年刚16岁时在朋友的教唆下开始吸毒。第一年糊里胡涂地偶尔吸一吸，第二年上了瘾，2000年被劳动教养。我们这里吸毒的人很多，在公司、单位上班的都有人吸，大家常常互借针具。不用的时候，怕被公安发现，我就把针具悄悄藏在院子的角落里，有时会用阴沟里的水冲洗，也曾用唾沫、小便稀释过毒品……这样难免会感染上疾病了！ “我原先在屠宰厂工作，身体好，技术也好，是宰羊的‘把式’，每天晚上可以宰100多只羊，一只羊3元钱，就是300多元，算是很有钱了！有钱就随便吸毒，瘾越来越大，也没精神再干工作。师傅发现后气得把我绑了起来，绑了也戒不掉，毒瘾发作时我就骗人，也骗师傅……后来师傅给我戴上了脚镣，我趁他不在的时候搭了个摩托跑了，跑去请修锁的把镣打开，脚镣卖了后又买毒品……从此师傅再不管我，我也再没有工作。 “被劳动教养后，在看守所关了40天，没吃药，硬生生地把毒瘾戒掉了。教养了一年，我身体好了也长胖了，回家时妈妈都差点不认识我，她一边抹眼泪一边掏出500元钱递给我说：‘孩子，去买身衣服吧，千万别吸毒了！’望着年老的妈妈我很感动也很愧疚。以后朋友又让我吸毒，我说，玩别的可以，玩毒品不行！ “现在我又有工作了，还是宰羊，上的是夜班，每天从22点干到凌晨，每个月可以挣千把元钱。有女朋友了，准备明年结婚，现在正存钱哩。我愿意搞针具交换工作，也愿意当志愿者，向更多的人宣传毒品的危害……” 在考察中，我曾遇到过一些夫妻双双吸毒并感染艾滋病毒的人，他们给我留下了更加沉重，也更加难以忘怀的印象。 在广西某市的美沙酮门诊部我遇见了一对中年夫妻，他们都有20多年的吸毒史。男的40多岁，身体还比较好，看不出病态；女的39岁，脑后梳着漂亮的发髻，但皮肤苍白，身体瘦弱，怀了孕，离预产期还有5个来月。 我惴惴地问怀孕的女人：“你年纪不小了，生孩子吃得消么？医生还要搞母婴阻断（采取措施避免艾滋病毒传播给孩子）……” 女人戚戚地叹了口气低声回答道：“不管咋样，哪怕我死了，也要生下这个孩子！” 她的丈夫插了嘴：“自从怀孕后，她身体一直不好，cd4细胞已经从500多降到300多……” 我的心一沉，现在已经降到300多，5个月以后该是多少呢？她能坚持到生孩子的时候吗？ 他们都估计当地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在不断增加，但许多人不去检测，怕面对，也怕受到歧视。他们俩最初也没有检测，只是由于老生病，腿也肿了，去医院看病时被查出感染了艾滋病毒。他们说，我们的朋友里可能不少人都被感染了！ 他们向我述说着生活的困难，过去他们在摆小摊，现在整顿市容不准摆了，两家的父亲都已经瘫痪，目前只男人一个人在享受低保，两人还要按时交服美沙酮的费用，这日子怎么过呢？ 在四川某市我结识了小陈和小王两夫妇。小王很瘦很瘦，鼻子、嘴、下巴都尖尖的，皮肤是病态的黑黄色，声音沙哑但很健谈。她有一个很不幸的童年——父母感情不好，经常吵嘴打架，后来终于离婚。她在学校里本来是一个乖娃娃，学习成绩很好，体育方面更有特长，得了许多奖状，但是父母亲却从来也不关心她，更谈不上教育和鼓励。她刚上高中一年级，父母亲就离了婚，自私而狠心的他们竟“各奔前程”，孩子成了“多余的人”，谁也不管了。没有人交学费，小王只得辍学。不但辍学，而且连家也没有了，只得孤身一人住进当地敬老院废弃的空房里，没有吃的，全靠同学们带点冷饭冷菜“救济”……孤苦零丁的小女孩儿寒冷、饥饿、恐惧，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多少次被恶梦惊醒……苦苦熬了两个月后，一个人贩子看上了这个没人管的小女孩儿并且把她带走了……从此，她便走进了地狱，“我成了社会渣滓，当了‘小姐’，染上了毒瘾，为了麻醉自己只要找到一点钱就吸毒，终于感染了艾滋病……” 几年前，小王认识了在外打工的小陈，两人结婚了，现在已经有了一个6岁的儿子。 言语不多的小陈是由于好奇，在朋友们的怂恿下染上毒瘾的，后来也感染了艾滋病。 谈话时，6岁的儿子也在跟前，和别的孩子一样，有时偎依在父母亲怀里，有时跳上跳下地玩耍，还捡起地上丢弃的矿泉水瓶交给妈妈。我惴惴地问他们：“孩子检测过吗？感染了没有？” 小陈摇摇头回答：“不晓得，我们不敢给他查……” 妻子小王也叹了一口气。 孩子是无辜的，对于艾滋病这种不治之症，许多人确实不敢面对。 小王说：“我们找不到工作，‘低保’又没有批下来，虽说防疫站照顾我们，服美沙酮没有收一分钱，但是生活仍然困难，全家靠的就是我搞针具交换每月补助的240元钱。家里连床都没有，只有一个烂沙发，我常常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我每天都在发烧，眼睛常常流泪……前些日子老公曾下矿挖煤，但有病的人身体吃不消，干了几个月又只好回来了……我有时真不想活了，但我死了我的细娃儿咋办？我不能让娃娃没人管！再说老天待我不薄，很多人已经死了，但我活了过来，还有了后人。如今我不愿意再去当‘小姐’，也不愿意再吸毒，有人曾找我贩毒，被我拒绝了。现在国家在管我，又在研究新药，我要珍惜自己的生命。我是母亲，为了娃娃，我不会再吸毒了！” 除了交换针具，小王还在拾废品，6岁的儿子也懂得帮她拾矿泉水瓶了。 为了孩子，我曾给小王夫妇寄去了200元钱，后来小王打电话告诉我，用这些钱再加上卖废品的100多元，她如愿以偿地把孩子送进幼儿园了。 2007年春节前我本打算再给他们寄点钱去，但当地疾控中心的医生告诉我，他们已经想法给小陈找到了一份工作，每月工资800元，不用再寄钱了。 但愿他们的儿子能健康地成长！ 采访扎记 自鸦片战争以来，吸毒和禁毒，便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曾经有效地禁止了毒品，但目前毒品不但死灰复燃，而且愈演愈烈，从鸦片变成了海洛因，并和艾滋病毒传播联系在一起，成为当代中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棘手问题。 对吸毒者的看法历来存在着巨大的争论，我国把吸毒作为“违法”，把吸毒人群当作“丑恶现象”和“社会渣滓”，长期以来都采用了“强制戒毒”的手段加以打击。而据深入考察，造成吸毒的原因有多种多样，似乎不应仅仅由吸毒者本人负全部责任。2005年11月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曾指出，要从科学的角度看待吸毒成瘾以及成瘾后戒断困难的现象，正确认识控制吸毒人群中的艾滋病流行问题。美沙酮维持治疗和清洁针具交换与严厉打击贩毒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维护社会稳定。 面对注射吸毒造成艾滋病毒传播的严重后果，世界各国都采取过很多对策，美国及西方一些国家的经验表明，仅仅用强硬的法制和行政手段开展禁毒，对艾滋病的防治效果是极其有限的，有时甚至会适得其反，大批吸毒者和艾滋病毒感染者从“地上”转到“地下”后，会阻碍许多预防措施的落实，从而增加了一般人群感染的危险性。 近10多年来，荷兰和澳大利亚等国，采取了“降低危害”的策略，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两害相权取其轻”，在无法彻底禁绝毒品的情况下，对吸毒人群进行健康教育，教授他们一些必要的预防技能，使他们获得清洁的针具或针具消毒用品，帮助吸毒者戒毒或者采用毒品替代疗法（如美沙酮替代疗法）等等，取得了显著效果。 广西柳州市疾控中心艾滋病防治科科长王豫穗（丰富的实践经验已经让他成为国内著名的专家）在接受采访时，曾坦率地谈出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控制艾滋病毒传播，吸毒是关键，对这个问题我们认识得太晚。当感染率在5％以下时比较好控制，到5％以上时，感染率会跳跃性的上升，很难控制了！ “要想控制传播，首先必须取得对方的信任。目前社区人文环境对吸毒者不利。我国把吸毒当作犯罪，搞‘严打’，又搞什么‘无毒社区’，让这些吸毒者无处可去，这不科学。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毒瘾是由于脑部发生病变，成为特殊的“病人”。大多数发达国家把吸毒者当成病人而不是罪人。毒品成瘾有三方面的原因：生理、心理、社会。生理上损伤了大脑，心理上追求一种‘快感’的重复，社会因素是无法工作，生活困难。 “我们对吸毒者的干预工作做得太晚，一些让他们‘边缘化’的歧视做法更不利于对他们进行帮助，也不利于防止艾滋和其他疾病的传播。 “对毒品进行控制，一要控制供应，二要控制需求，三要减少它的危害。香港吸毒的人多，但艾滋病毒感染率低，为什么？很值得我们思考。针具本来应该是可以买到的东西，我们偏把它死死地管住，一看见有针具的就抓；打针本来是护士的事，但现在自己乱打…… “与澳大利亚开展合作后，学习他们的经验，为了减少吸毒造成的危害，我们一、动员大家不要吸毒；二、对已经吸毒的动员他们戒毒；三、戒不了的动员用口吸代替注射；四、必须注射的采用自己的注射器；五、坚持对注射器进行消毒；六、万一要共用针具时，也只能和经过检测没有感染艾滋病毒的人共用。通过这六个层次，可以有效地降低毒品在传播疾病方面的危害。 “对吸毒者目前我们采取的主要干预措施一个是推广针具交换，无偿地提供清洁针具；一个是采用美沙酮替代治疗。现在，政府已经让美沙酮替代治疗合法化，但针具交换仍然没有写进《艾滋病防治条例》中。国外和我们相反，他们以针具交换为主，美沙酮替代为辅…… “总之，我认为，吸毒很多是由家庭缺陷、家庭教育方式不当、贫困、缺医少药、失业、失恋、缺乏生活技能、被家庭或社区遗弃等各种原因造成的。而吸毒成瘾，产生药物依赖是一种慢性的、反复发作的脑部疾病，和其他疾病一样，必须通过恰当的药物治疗并促进病人的行为改变才能治愈。不要只从社会学角度看待吸毒者，要从医学的角度看待他们。不要老是打击，以致让他们对社会产生敌对情绪。目前，我们对吸毒中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是双重歧视，正如对待同性恋中的感染者一样，这是缺乏人文关怀的表现，也是不科学的。” 对吸毒者采取干预措施，受到了许多人的欢迎，也遇到了来自部门、社会舆论和公众的强大压力。 以提供清洁针具为例，共用针具是艾滋病毒传播的重要途径，通过针具交换为吸毒人员提供清洁针具以减少疾病的传播，其效果已为世公认。西欧和北美上世纪80年代就出现了针具交换，但北京2004年建立了第一个针具交换点后，一连38天竟没有等来一位交换者。为什么？原来，吸毒者不敢暴露，怕受到人们的谴责、歧视，更害怕被公安部门抓走。 经过几年的努力，这种情况已经有很大改变，目前我国在许多地方都已经建立了针具交换点，吸毒者也普遍认识到共用针具的危害，以广西的宾阳县为例，开展针具交换后，吸毒人群中的艾滋病毒感染率已经从20％以上降到10％左右。但是在考察中我了解到，这方面也还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些地方虽然毒情和疫情都很严重，但由于资金不足，针具交换只能在小范围内推广，只能是向上级汇报的“政绩”，没有真正起到遏制艾滋病毒传播的作用。 社会、公众和有关部门仍然把吸毒者当作“罪犯”和社会渣滓，对他们缺乏真正的关爱，甚至有人说：这些人就应该通通死掉！因而对推行针具交换和美沙酮替代都缺乏真正的热情。 公安部门过去一直把“针具”作为吸毒的证据，谁携带针具谁就可能被抓，因而不少地方在建立针具交换点时，公安、社区甚至家属都不同意，认为这无疑是纵容和鼓励人吸毒；吸毒人员也害怕，怕搞针具交换的人是公安局的“卧底”和“内线”。卫生部门反反复复做工作后大家才勉强同意了，公安部门同意不在针具交换点附近抓人，吸毒人员也理解了，知道他们不是“卧底”，但实际上由于公安部门有禁毒的“指标考核”，有时为了完成“指标”，也不得不把前来交换针具的人抓了起来，于是影响了针具交换工作的进行。 从事针具交换的，大多是各地疾控中心培养的“同伴教育者”——他们是曾经吸毒的人，由于有“共同语言”，更容易取得吸毒人群的信任，更容易开展工作。但我认识的一位小伙子却坚决拒绝参加，虽然疾控中心多次动员他，虽然这工作有一定报酬，但他说：“我天天和那些吸毒的人打交道，天天接触‘白粉’，没有那么强的意志力控制自己，又可能重新吸毒，我不干！”有个针具交换站最初有14个同伴教育者，但坚持下来的只有5个，有的被抓去“强戒”甚至劳教，有的远走他乡，物色新的同伴教育者，很多人都不愿意干。 在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部，也遇到了一些和针具交换类似的问题。 1964年美国科学家首次在吸毒者中开展了美沙酮维持治疗的研究并且取得了成功，以后这种疗法在全世界逐步推广，成为治疗海洛因成瘾者运用得最多的方法之一。 据禁毒部门介绍，海洛因成瘾后极难戒除，复吸率高达95％以上，而用美沙酮替代海洛因后，不但消除了毒瘾发作时那种非人的煎熬，而且费用低，对健康影响很小，不会影响工作和生活，不会造成艾滋病和其他恶性疾病传播，还可以减少违法犯罪。过去长期以来我国把美沙酮定为毒品，不允许使用，近年来这个禁区已经被打破了，2004年卫生部、公安部、国家药监局成立了美沙酮维持治疗国家工作组，联合下发了文件，从这年上半年开始，8个美沙酮维持治疗试点门诊在云南、四川等省启动。 一位吸毒者写下了自己服用美沙酮后的感受： “我曾经是个做服装生意的个体户，1997年因年幼无知和好奇吸上了海洛因。成瘾后，人变的懒惰了，钱也用光，生意就没做了。之后我三番五次地在家里或者出远门去戒毒，但都未戒掉，1998年去攀枝花戒毒，不但毒品没戒掉，反而和别人共用注射器并感染了艾滋病…… “2004年在中英项目的支持下西昌市皮防站开办了美沙酮替代门诊，通过朋友和站上医务人员的动员，我和男友一起来喝美沙酮。最初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一边喝美沙酮一边还在吸海洛因。后来站上要对我们进行‘尿检’，为了应付尿检我们忍了几天不吸海洛因，但后来我们从几天到更长时间都不想吸海洛因了，现在别人在我面前吸毒或注射毒品我们都无动于衷了，好像大脑又回到了过去未吸毒时一样。我好高兴能做到今天这一步！ “从2005年7月起我开始免费上抗病毒药进行治疗了，身体已经有了明显的好转……” 美沙酮确实给一些吸毒者带来了希望，让他们有了重新做人、重新生活的信心和勇气。 在某市的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部我碰见了穿着一身红色运动服的小高，她24岁，高高的、胖胖的、白白的，想不到竟是个吸毒者。她微笑着甚至兴致勃勃地回答了我的一切问题。 “你怎么会吸毒呢？” “2000年过年的时候，我胃里不舒服，同学的姐姐吸毒，让我玩一下，我吸一两次停了，停下后就像害了感冒一样，就又吸，同学的姐姐给我们毒品，最初几个人一天吸两三百元，后来一天要吸四五千元了！” “听说你是大学生？学校不干涉吗？” “在大学里我学的企业管理专业。学校曾给我记大过，他们不知道我吸海洛因，以为是摇头丸。瘾发作时我就旷课，也曾在厕所里偷偷地吸，先是口吸，两年后静脉注射了。那时候我每天一睁开眼睛就想搞毒品，吸了毒就睡，睡了起来又吸毒，成天根本不可能想别的。最瘦的时候我只有80斤，妈妈一见就哭……我的父母亲都是大学生，他们一直在帮我，我比别的人幸运。我认识夫妻两人都吸毒，把家产吸光后剩下两万元留给女儿，双双跳楼自杀，男的跳楼后脑袋都摔得没有了，父亲很怕我也变成那样……” “吸海洛因真的很有快感吗？” “最初想呕吐，后来想睡觉，幻想中人轻飘飘的，仿佛什么都有了。但是上瘾后我只觉得痛苦，瘾发作的时候特别折磨人，你看，我手上都是刀割的印子、烟头烫的印子，都是毒瘾发作时留下的……”小高卷起了她的衣袖，上面果然伤痕累累，“我吸了几十万，再也不能这样了！” “去过戒毒所吗？” “去过。关了15天，但是心瘾没有戒掉，后来又复吸。海洛因不容易戒掉，毅力很强也不行。要是早有美沙酮，我就早脱离苦海了！” “有人说美沙酮是白菜，海洛因才是肉，因此服美沙酮后他们仍然要偷吸海洛因，你觉得呢？” “我觉得服美沙酮的感觉和海洛因差不多，而且服美沙酮后再去吸海洛因我会感到特别不舒服……我想，只要是真心真意想戒掉毒瘾的人，一定会觉得美沙酮很好。现在我有了工作，每月工资两千多元，还有了男朋友，生活又有希望了！我已经服了半年美沙酮，做梦时偶尔还会梦见在注射海洛因，现在已经逐渐减少了美沙酮的服用量，估计大概需要3年吧，就会彻底戒掉毒瘾。” 在广西的一家戒毒所里我认识了小莉，23岁，算是“新一代”的吸毒者。她个子不高，穿着白毛衣，长得很靓，是那种一看见就能吸引人眼球的女孩子，虽然皮肤苍白露出病态，但大大的眼睛、漆黑的眉毛、端正的小嘴却弥补了这一缺陷。她的眼睛里有淡淡的忧郁，带着神秘和梦幻，美得叫人心碎。所长告诉我：“这个女孩子又会跳舞又会弹钢琴哩。” 一看见她，我忍不住叹气道：“这么好的小女孩儿，怎么会去吸毒啊？” 她含泪回答我，她的父母亲都是单位的领导，但感情不好，很早就离了婚，以后各自组织了新的家庭并且又有了孩子。法院判她跟着父亲，但父亲对她并不关心，从小就缺乏“爱”和“亲情”的她，只能在外面寻找安慰，很快就和社会上一些“混混”交了朋友。16岁的时候，她和父亲曾为一些“小事”大吵过一次，盛怒的父亲赶她走，于是她便赌气从家里搬出来并只身一人去广东打工。在广东，17岁时她被人强奸了，以后又被人拐卖。坠入“底层”流浪的她，完全绝望了，看见周围的人都在吸毒于是也吸，以后毒瘾越来越大，曾4次进过戒毒所，有一次还是自己主动要求的，但结果都没有把毒瘾戒掉。最近，她的父母亲已经幡然悔悟，认识到自己对孩子“不负责任”，因而欢迎她回家；相爱的男朋友也苦苦劝她戒除毒瘾。前些天她听人介绍服美沙酮的好处后，便去试了试，仅仅去了三次，便觉得自己又和正常人一样了，重新恢复了做人的信心……但由于有吸毒的“底案”，两天前公安又把她抓进了戒毒所，被抓时，父母和男朋友都哭了……当我采访她时，她含泪反复哀求道： “请你们相信我，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最后的一次机会，我不会再吸毒了！如果早有美沙酮这样好的东西，我早就戒掉毒瘾了！” 后来，在疾控中心和禁毒办的协调下，小莉走出了强制戒毒所，我衷心希望她能够开始新的、健康的生活！ 对进行美沙酮维持治疗的人群，我国有一项规定，必须曾进过强制戒毒所或曾被劳动教养的人，才有“资格”。因此考察中一个小伙子向我反映，我没有进过戒毒所，也没被劳教过，现在想戒毒，想去服美沙酮，但多次要求“上面”都不批准，他惶惑地问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定呢？”我无言以对。据了解，一个小小的市，吸毒者本有几千人，但由于有这些限制，服美沙酮者仅有100来人。不知道有关方面能不能对这些限制性规定更深入地进行研究，让它更人性化、对禁毒更有利？ 除此之外，国外进行美沙酮维持治疗的实践证明，一般维持一年后才可以让吸毒成瘾者使用毒品和犯罪率明显下降，生活方式明显改善，要3至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真正“脱毒”，但目前我国不少地方的吸毒者由于各种原因，并不能长期坚持。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部面对的共同问题是，病人流失率高，能够坚持治疗一年以上的一般只有20％左右，有的还更低。只有极少数效果明显的地方，如广西的柳州市，坚持率可以达到40％左右。 为什么不能坚持？ 据门诊部的医务人员介绍，有的是由于海洛因的心瘾无法控制，又重新吸毒；有的是出差、外出谋生或四处流浪；有的是不愿或无力交纳每天10元钱管理费；少数地方是由于门诊部医务人员态度不够好，而吸毒人员生理上、心理上都有问题，很容易因一点小事便放弃治疗；而更多的却是由于被公安部门抓进了强戒所。这里主要还是牵涉到公安部门的“严打”和“禁毒指标”问题，公安部门也不是不知道美沙酮的好处，但完不成指标是要被处分甚至就地免职的。近年来，经过卫生部门和公安部门多次协调，一些地方双方已达成共识，对参加美沙酮维持治疗的人视为戒毒者，可以算在“禁毒指标”之内，但据说上面还没有正式发文确认，因此有的地方还没有落实这种办法，有的地方即使可算指标，但却没有奖金可拿……因此，要彻底解决吸毒人员流失的问题，除了对他们加强管理和心理辅导外，还需要自上而下拿出明确的政策和具体的办法，在涉及一些部门利益上，也要妥善地加以解决。 正文 第四章 希望的曙光 云南是我国艾滋病流行最早的地区，也是全国的艾滋病高发区，据云南省疾控中心调查，1989年艾滋病毒感染者仅分布于一个县，而2005年已经分布于全省16个地州的128个县市，其中有4个州市进入高度流行期，12个州市进入中度流行期，其中注射吸毒感染的占一半以上。 在云南考察期间，我本想到最先发现因吸毒感染艾滋病、如今疫情仍然严重的德宏州进行考察，但被有关方面因怕“影响形象”断然拒绝，于是我到了澜沧县，出乎意料之外，在这里倒有了可喜的收获。 澜沧县是全国惟一的拉祜族自治县，与缅甸接壤，是云南省一个艾滋病的中等流行地区。解放前就有种植罂粟的历史，由于地处边鄙，缺医少药，当地的许多老百姓便把毒品当作治病的灵丹妙药，边境一线的村民吸毒现象十分严重。解放后虽然国家花大力气禁绝了毒品，但80年代以后受“金三角”毒源地的影响，毒品问题又死灰复燃并迅速蔓延。由于国境线长、毒源通道多又没有天然屏障，境外人员便常常利用亲情关系将小宗毒品偷运入境贩卖，于是许多村寨出现了“烟枪绕身转，毒魔伴贫困”的情景，有的寨子甚至成为毒品中转站或集散地。2002年澜沧县被云南省列为全省毒品重点整治县，2004年孟连至澜沧至昆明市的国道被公安部列为全国七大毒品通道之一。 人口仅仅40多万的澜沧县，吸毒者曾上万人！ 1992年澜沧县发现了首例艾滋病毒感染者，是一位缅甸商人（我在澜沧县考察期间还发现有缅甸人在这里治疗）；1993年在当地静脉注射的吸毒者中发现了1例感染者，以后又在被拐卖到泰国的人员中发现了4例；1994年以后，吸毒人员中的感染者更源源不断地出现了，每年都发现几十例，2005年扩大筛查后，竟发现了近200例。除了血液传播还有性传播……当地疾控中心须发皆白的哈尼族老医生对我说：“目前艾滋病已经进入普通家庭，而且很多在农村，这种情况很让人头痛，他们来看病连路费、医药费都没有，怎么办呢？” 人们常说“一朝吸毒，终身戒毒”，吸食海洛因上瘾的人似乎陷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永远无法挣脱毒品的魔爪，有人甚至感叹道：“毒品100年都戒不了！” 戒毒真的毫无希望，人类真的无法挣脱毒品的魔爪吗？ 面对严峻的毒品危害形势，澜沧县委、县政府想了许多办法，除了县领导组成汇报工作组，专程到北京向国家禁毒委汇报外，县公安局也加强了对毒品的查缉和打击力度。而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却是当地一些独特的做法——从县属机关部门抽调得力人员组成工作组，深入吸毒较严重的乡、村进行实地调查，摸索禁毒的新思路。总结长期以来“强制戒毒”失败的原因后，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变强制戒毒为自愿戒毒，以村民小组为基层单位，“不离村，不离户，不离生产”的“三不离”就地戒毒新思路。以后在实践中，“三不离”又增添了“三带头”（党员带头、村民小组干部带头、戒毒断瘾的典型人员带头）与“三结合”（禁毒与扶贫攻坚、发展生产相结合，与加强农村两个文明建设相结合，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的新内容，并且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效果。 我走进了澜沧县富本村的南角河村民小组，这是一个哈尼族聚居的山寨，在这里，我惊喜地看到了挣脱毒品魔爪的希望。 这个小小的村寨座落在214国道旁边。虽然名为“国道”，但实际上只是一条窄窄的、仅容两车勉强通过的、弯弯曲曲的山路，许多路段甚至还没有铺上柏油，下雨时泥泞难行，天晴时尘土满天。 南角河这个山寨便在一段土路边，但听说最近“上面”已经拨了钱，即将改造道路了。 还没有走进寨子，远远地便看见对面几片山坡全都一片碧绿，种着一行行整齐的茶树，这是近年来采用“公司＋农户”的办法种植起来的，当地出产的普洱茶是全国名茶之一，茶园给村民们带来了可观的收入。除了茶园还有桑树，也是近年来种植的，桑叶已经长得很肥大，寨子里已经开始养蚕了。 小小的山寨静谧而美丽，一色新修的瓦房，房檐和屋顶都保持着哈尼族民族建筑特别的韵味，十分别致。寨子里鸡鸣声、犬吠声相互应和，圈里有猪，坡上有羊，到处都是祥和温馨的气氛。 然而过去，这里曾是吸毒的“重灾区”。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小小的南角河山寨62户、200多人中，竟有100多人吸毒，成瘾的有54人，有的甚至全家老老小小都染上了毒瘾，“瘾民”从14岁到70多岁，其中绝大多数是青壮年。 吸毒让改革开放后原本逐渐富裕起来的山寨重新陷入了贫困。沉溺于毒品中的人们成天昏昏沉沉地生活在幻境中，变得人不人鬼不鬼，无心种地，无心干活，惟一的心思便是怎样能找到毒品。田地荒芜了，家财变卖了。昔日丰收的水田由于无人浇灌，成为“雷响田” 和“望天田”；住房由于无人维修，屋顶上满是大窟窿、小窟窿，成为“望月屋”，实在无法栖身了，有人到山坡上用树枝勉强搭了个“窝棚”，有人更干脆钻进了山洞，过起了原始人“穴居野处”的生活。 2001年全山寨人均粮食只有260斤，经济收入不到300元，缺粮户占四分之三，一年中最短的缺粮3个月，最长的缺粮9个月！而少数没有染上毒瘾的村民也惶惶不安，致富无望，他们不敢养牛、养猪、养鸡，甚至连锄头、面盆都会被“瘾君子”们“顺手牵羊”。 吸毒让许多村民家破人亡。有的人把家里的衣物、农具、牲畜全部卖光，妻子一阻拦便会遭到毒打，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一些妇女终于不得不撇下丈夫和孩子离家出走……除了妻离子散外，有的还因吸毒过量死亡，自90年代以来，小小的一个山寨因吸毒过量死亡的便有13人，有3户村民全家都死于吸毒，另1户全家5口人中已经有3口死亡。 最惨的是无辜的孩子们。沉溺于毒瘾无法自拔的父母亲，哪里还能管教他们？当然也不会送他们去读书。全山寨90％的孩子没有上学，成为新的文盲，少数曾经上学的孩子也不得不中途辍学。 与毒瘾相联系便是严重的治安问题。为了解决毒资，吸毒人群偷了自己的山寨又偷周边的村寨，牛、猪、鸡、蛋、菜都是他们偷窃的对象，搞得附近的村寨全都鸡犬不宁，人心惶惶。有的吸毒者甚至结伴到附近厂矿去盗窃生产物资，或到国道214线上去飞车盗抢，组成了什么“飞虎队”，以致一些拉货的车辆晚上不敢通过南角河这个路段…… 澜沧县类似南角河这样的地方还有不少。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当地便开展了以禁吸戒毒为主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公安部门一再进行了严厉打击，仅南角河便先后有45人被强制戒毒、劳动教养甚至判刑劳改，但是这些人只要一获得自由便会重新吸毒……再加上县戒毒所规模很小，一次只能容纳100多人，而农村一些老、弱、病以及妇女吸毒人员又无法送戒毒所，于是深感措施的无力，毒品蔓延的势头始终无法遏制。 真是一片萧瑟鬼唱歌啊！这样的山寨还会有希望吗？采用“三不离”就地戒毒的办法，效果到底怎样呢？ 在静谧的小山寨里，村民小组组长赵文华带着调侃自己的笑容，向我介绍了他吸毒和戒毒的经过。 穿着白衬衣、黑皮鞋、牛仔裤的赵文华今年31岁，长相帅气，年轻而精明，是南角河山寨的第一个初中毕业生。初中毕业后他回乡务农，成为种植甘蔗的大户，种植了300多亩甘蔗，仅这一项每年便收入3万多元，买了牛马和汽车，成为“先富起来”的典型户。但是好景不长，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糖厂的效益开始下滑，出售的甘蔗常常拿不到钱，让赵文华雄心勃勃的理想受到了打击，更重要的是，他的父母亲长期吸毒，在他们的影响下，1996年21岁的赵文华终于从“试一下”到染上了毒瘾，先是吸食鸦片，后来便是海洛因、冰毒……从口吸又发展到静脉注射。 一家4口人，除年幼的弟弟外，父母亲和他3个人吸毒。他再也没有心思劳动，巨大的毒品开支让他陆陆续续地卖了马、牛和汽车，以后又不得不以极低的价格把土地租给别人耕种，准备用来盖新房的钱也被吸完了，全家不得不挤在满是窟窿的破草房里勉强栖身……再后来，毒瘾发作时的百般痛苦竟促使他走上了犯法的道路，他当上了“飞虎队” 队长——214国道在南角河附近有一段弯曲的陡坡，汽车到这里时不得不减速，赵文华便领着一帮吸毒人员上车进行偷盗。为此他还练出了一身“硬功夫”，“在飞速行驶的汽车上抱着电视机跳下来，我不但不会摔着，电视机还会好好地抱在怀里哩！” 他带着调侃自己的笑容告诉我。 2001年春节后，工作组进入南角河了，动员大家戒毒。最初，赵文华很害怕工作组会把自己抓起来送到戒毒所去强制戒毒，因此工作组一进村他便上了山，找到一个隐蔽的山洞躲了起来，直到没吃的饿慌了才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悄悄地溜回村。 “你是怎样开始戒毒的呢？”我问他。 他仍然带着调侃的笑容回答我：“回村后，我并没有被抓起来，工作组和村里的党员、干部大家都多次找我谈心，耐心地教育我，他们一再告诉我，政府不会把我‘抓’到戒毒所去，也不会让我‘劳教’，只希望我能自己约束自己，留在寨子里把毒瘾戒掉。那时我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了，一点吃的都没有，乡党委和政府又给我们无偿地送来了大米……我不是个糊涂人，明白他们是为了我好，于是便答应戒毒了。” “刚戒毒时一定很难受吧？” “那是，想死的心都有。为了让自己没有退路，我叫来了弟弟和朋友们，让他们结结实实地把我绑在床上，连喝水、吃饭都送到嘴边不准松绑……毒瘾发作时全身像在受酷刑一样，每一个地方都在疼痛，有时像有无数毒虫爬进了骨头缝里，我无法动弹，嘴唇都咬出了血，那种痛苦的滋味真是没法说……但是，一个星期后，我起床了，胜利地获得了新生。起床后，我马上跑到地里去劳动，这时，在我的眼前，山寨、田野、树林、天空、太阳、人们……仿佛都变了样子，我终于跳出了毒品的深渊，生活又有希望了！” “以后复吸过吗？” “没有。”赵文华回答得斩钉截铁，“我明白戒毒只要两三个月就可以戒掉，但巩固起来很难很难，只要控制不住自己复吸三四次又会重新成瘾。工作组和党员、干部也对我们进行了许多帮助，一方面做思想工作，耐心地帮教，一方面又进行半军事化管理，部队来人搞军训，统一出操，统一出工劳动，统一住宿，互相监督，戒毒的人不准随便出村，有事要请假，外来人进村要报告，防止毒品的流入，夜晚还有人巡逻检查。结合戒毒，村里又开展了预防艾滋病，搞好环境卫生，创建文明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活动。过去一些工作没做到家，往往起不到效果，现在党员、干部事事带头，老百姓便感动了，也听话了。工作组2001年2月14日进村，最初来了11个人，后来减少到5个，2002年6月全部撤走。我2001年开始戒毒，2002年1月当选为村民组长，当年便申请入党，考验了一段时间后，2003年3月成为正式党员了！现在，全村的党员、干部、联防队员都带头参加了禁毒工作，全是尽义务，不要报酬。我们还有了村规民约，如果谁吸毒、贩毒了，村里不但要罚款，还要把他扭送公安部门处理……” “你的父母亲呢？他们也戒毒吗？” 赵文华又笑了：“戒了，戒得很苦，被关了45天，后来又强迫劳动，现在身体很好了。” “寨子里别的人呢？有没有复吸的情况？” “我们村民小组的干部们经常进行明察暗访，对过去的吸毒人员跟踪调查，2004年曾经发现7个人有复吸的苗头，在派出所的支持下，我们让这7个人进行了20天的集中学习，现在再没有人复吸了。” 赵文华还兴致勃勃地向我介绍了寨子里发展生产的情况。原来，自推行戒毒工作之初，工作组便采取了戒毒和劳动康复结合的办法，并且还要通过戒毒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推动经济发展，改善百姓生活。2001年在南角河引进了普洱茶种植项目，每个参加茶园劳动的戒毒人员每天可以得到10元钱劳务费。几年来，南角河的老百姓从平整茶地、种植茶树、采摘茶叶已经获得了100多万元的收入，每年通过茶园全寨可以增加收入20多万元。除此之外村民们还种植了70多亩桑树并且开始养蚕，如今他们正计划把桑树种植的面积扩大到200亩，希望通过种茶和养蚕每年能得到四五十万元的收入。2001年这个小山寨人均年收入不到300元，很多人没饭吃只得靠芭蕉叶勉强糊口，如今不但解决了吃饭问题，而且全寨已经有了50多台电视机、五六十部电话和手机，家家户户都可以吃上“过年猪”了。 在和我交谈时，赵文华的手机曾多次响起，这个戒掉了毒瘾的年轻人确实很忙，除了担任村民组长还在从事建筑、运输、茶叶、粮食等方面的经营，精明强干、很有经济头脑的他，一年的收入已经上万元，摆脱毒品的魔爪后，他又重新走进了致富的行列。 我们正聊得热闹，一位皮肤黝黑、头发斑白但身体壮实的汉子含笑走了过来，他上身穿着米色的体恤，下身是绿色的军裤，脚上是凉鞋，看上去很有精神，赵文华向我介绍：“这是我们的联防队长钟跃阳。” 钟跃阳说起话来粗声大嗓，知道我在了解吸毒戒毒的情况后便大声说：“我过去吸毒吸了20多年，注射海洛因也有两年多，戒毒时曾经休克了四五个小时，现在我已经5年多没有碰过毒品了！感谢政府，要不是政府来动员戒毒，我可能已经死了……” “你咋会染上毒瘾呢？” 钟跃阳摆了摆手：“还不是见大家吸我也去吸，前前后后曾经抓到戒毒所和劳教所去过5次，放出来后总是过了一礼拜又吸。每次被公安局放回来时，还要按我们这儿的风俗，先杀了牛‘驱鬼’，把晦气驱掉才能被允许进寨子。驱一次鬼总得花千把块钱吧，所以我一见派出所的人就会往山上跑……” “这20多年吸掉了不少钱吧？” “改革开放后我在外面打工搞建筑，挣了40多万，那时的40多万可不是个小数目，我买了汽车和推土机。后来染上毒瘾了，毒资每天从100多元增加到300多元，1万6千多元现金不到两个月就吸光，一天要吸5钱鸦片和1克到两克海洛因，汽车4000元就脱手，十几天吸完了，推土机也卖了……工作组来了后我知道再这样下去，生活真没办法了，想想自己的后代，他们以后怎么办？想来想去终于下决心戒毒。其实只要真有决心，毒品是能够戒掉的。现在我儿子当兵后从西藏复员回来，正准备结婚，已经领结婚证了。”说到这里钟跃阳响亮而舒心地笑了，“我们全家4口人，每年收入1万多元，正向小康水平奋斗哩！戒了毒后我又能劳动了，种茶、养蚕、跑运输，还义务当联防队长，参加寨子里的管理……” 在毒品泛滥的时候，澜沧县的农村出现了许多讨不上老婆的“光棍”，本地的姑娘谁愿意嫁给吸毒的人？她们纷纷外出打工了。外地的姑娘又不愿意嫁进来。南角河也是这样。戒毒后，赵文华去年（2005年）30岁时结了婚，一个多月前妻子刚生了个女儿，他当上了父亲。 我提出要去赵文华的家看看他的孩子，他高兴地答应了。我们沿着寨子里开满鲜花的小路走进了他的家。房子是簇新的砖瓦房，而且装修过，屋里摆放着沙发和25英寸彩电，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还有鲜花和净化水桶。电视机里正在播放《西游记》，妻子在家里休息，小女儿按当地的习俗，围着襁褓坐在一个小小的背篓里，瞪着一对黑葡萄一样的大眼睛毫不畏惧地望着陌生人，可爱极了。 能干的赵文华如今又有了自己的汽车，是一台标致牌小轿车。我让他站在自己的“坐骑”边照了一张相，他的表情很阳光。 经过几年艰苦的工作，澜沧县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已经由4000多人下降到两千多人，还出现了一批“无毒”的乡、村。中央决定从2005年到2007年在全国开展一场禁毒的“人民战争”后，澜沧县正进一步推广“三不离、三带头、三结合”就地戒毒的经验，他们认为，对于边疆农村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这是一条投入小、成效显著的途径，而且对于遏制艾滋病蔓延乃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采访扎记 澜沧县的探索是极其有益、极有价值的，特别对广大贫困地区农村的吸毒人群意义更大，它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思考和启迪。 除了澜沧县的“就地戒毒”新思路，一些志愿者和民间组织也进行了各种探索。云南思茅地区李继东创办的重生厂即是一例。 身材高大的李继东是当地的个体户，29岁，由于患糖尿病和心脏病等多种疾病，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得多，而且有着不正常的肥胖。他的父亲是一位警察，曾在戒毒所工作，可能是子承父业吧，李继东对戒毒以及与注射吸毒相联系的艾滋病也产生了浓厚的关切。李继东依靠开修理厂、代理某牛奶产品等曾挣下百万家产，2003年他便投资创办了专门救助吸毒人群和艾滋病毒感染者的重生厂，收容了近200名吸毒者，其中90％以上感染了艾滋病毒。对这些人他采取了半军事化管理的办法，不能随便出入，但衣食无忧，没有歧视，从事一些没有指标、力所能及的劳动。 李继东说话粗声大嗓，很“牛”，他说：“我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人，也不让他们到外面去传播疾病，这就是我对付艾滋病的办法。” 经过当地卫生部门的联系，我去到了重生厂，这里不像“工厂”，倒像乡村，只有守大门的狗和铁丝网提醒我们这里并不是可以随便出入的。办公室很简陋，门前有青草、绿树和鱼塘，一派田园风光。一群人正在空地上搬砖，动作都很慢，好像在“消遣”和“锻炼”，李继东介绍说“他们正在建设自己的家园”。 李继东颇为自豪地让我参观了办公室后面狭窄的库房，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里面竟放着几十台没有开箱的电脑，他说这是准备让大家玩儿的，“我们正在筹建中国重生网哩。” 谈话时，汽车拉来了一位艾滋病人，女性，是从附近一个县来的，由于已经进入疾病发作阶段，患上了艾滋病人最常见的卡氏肺囊虫性肺炎，人已经消瘦得皮包骨，全身不断地颤抖，根本无法站立，是家人把她抬下汽车的。李继东不平地告诉我：“她是无辜的，老公吸毒，感染了艾滋病，又传播给她。她愿意到我这儿来，我也愿意帮助她。”“她的病还能治好吗？”我问道，李继东白了我一眼，没有作答。 后来我们到了一间小平房里，里面躺着一位艾滋病人，也是骨瘦如柴。他曾是汽车驾驶员，感染艾滋病毒后又染上了肺结核，由于单位和家人都不管他，连饭也吃不上了……李继东把他拉到了重生厂，又派专人给他煮饭、熬药，现在病情已经有了好转，病人告诉我：“在天气好的时候，我已经可以到外面晒晒太阳了！” 我们走过了一间门窗紧闭的小屋，李继东说里面关的是一个医生，患艾滋病后疯了，只好把他关在房里…… 厂里的吸毒者和感染者谈到李继东时，都对他充满了感激，他们都叫他“东哥”，他们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认为“这里比戒毒所、劳教所好，比哪里都好”，“东哥就像我们的再生父母一样，他办了这个事，我们不会再到社会上去吸毒了！”他们已经成功地戒掉了毒瘾。 2006年李继东被公安部评为“民间十大禁毒人士”之一。而不断增多的人员和进入发病期的艾滋病毒感染者，让李继东原本富裕的家庭变得贫穷，他已经卖掉了自己工程队的施工机械和3辆汽车。为了支持李继东的事业，2005年思茅市委、市政府拨出专款120万元帮助重生厂度过难关，2006年公安部决定以后每年给重生厂补助60万元，当地政府还计划，从别的方面给予扶持。 无独有偶，四川成都30岁的张龙——这个曾在戒毒所当过管教的年轻人，在做生意当老板之后，又把关切的目光投向吸毒人群。他专招吸毒人员当员工，家里还收留了许多无家可归的吸毒人员，几年时间下来，他借给吸毒人员、被吸毒人员骗去的钱财至少有30万元，然而他“痴心不改”，准备开通一条“戒毒热线”，不收取任何费用，他说：“我想真真正正为吸毒人员做些事情。” 目前我国到底有多少人吸毒？确切的数字谁也弄不清楚，只知道从掌握的情况看来，其中近70％是青少年，这是令人十分不安的信息。 在考察我国艾滋病流行状况期间，我曾参加过一次感染者每月的例会，参会的20多个人都是吸毒者，绝大部分是通过静脉注射感染艾滋病毒的。他们脸色不好，身体消瘦，会前纷纷向医生述说着身体的不适，有的发低烧，有的长期腹痛和腹泻，有的腿上的疮口溃烂，整个小腿都变成了青紫色，上面满是大大小小的瘢点，一些瘢点已经溃烂成核桃大的脓疮，都是静脉吸毒留下的痕迹…… 一位女性感染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个子高高的，有1.7米左右，极瘦，穿着短袖上衣和长到脚踝的裙子——后来才知道这是为了掩盖腿上注射吸毒留下的疤痕，她剪着男人一样的“寸头”，唇膏涂得很红，脸上有许多黑点。她是和丈夫、孩子一起来的，丈夫也是艾滋病毒感染者。大家笑着说她是“稀客”，我问她：“你去外地了？”她坦率地回答道：“我卖了点毒品，被关了，今天上午11点多才放出来。”大家让她“请客”，她便掏出20元钱，两个男人出去买回来一大包荔枝，大家分吃了。 这些人基本都是“无业”、未婚或离异，一些人搞点小偷小摸，一些人做点小生意，也有人贩卖小包毒品，因此大家对这种行为以及被抓被关都习以为常了。 难道毒瘾真的无法戒脱？ 为了帮助吸毒者戒除网瘾，各地公安部门和戒毒所做了大量工作，对吸毒人员采取了严厉打击和强制戒毒的措施，但似乎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在某戒毒所一位42岁的女性吸毒者（也是艾滋病毒感染者）曾含泪对我说：“我们能戒掉毒瘾但戒不掉心瘾，我总是辗转在戒毒所之间，也被劳动教养过，出来后不久又开始吸毒……我想去打工，但社会不要，我悲哀、绝望，生活没有目标，国家能不能成立一种特殊教育学校，教育和感化我们呢？” 怎样才能科学而正确地帮助吸毒者戒掉毒瘾？ 一位戒毒所的干警说：“过去我们对吸毒人群一直采取的是打击和强制戒毒的办法，现在国家应该反思这种办法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国外主张对吸毒人员进行引导和教育，并且改善他们的生活，我们打击了这么多年，也‘强戒’了这么多年，吸毒人群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这种效果难道不应该反思？” 某市一位从事禁毒工作的领导干部是一位好读书、好写文章的人，他曾这样分析道： “吸毒者是病人，怎么办？在我们的禁毒条例、治安处罚的有关规定中都把他们作为‘违法’，成瘾就要强戒或劳教。美沙酮也是毒品，现在采取美沙酮替代是不得已的措施。国家已经锁定用美沙酮帮助吸毒人员摆脱痛苦、减少疾病传播，但是与公安执法还有一定矛盾。公安部门有查缉毒品和吸毒者的指标，于是与美沙酮替代、针具交换都有冲突。 “中国是数字出官员，总是搞‘指标考核’。搞‘严打’是想用搞运动的模式取得成效。其实，追求短期效益是一种‘政绩腐败’。公安部门总是在不断地搞各种‘行动’，但社会治安问题并不是警察一家就能解决的。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毒品在我国死灰复燃，我们不断加强了打击和惩处，用高压手段剥夺吸毒者的自由。但强戒改不了吸毒，我们确应反思这种手段是否有效。吸毒的原因有好奇、误导、同伴的影响、失业、失学、失恋等等，毒品毁坏了他们的健康，毒瘾让他们痛苦，他们也是受害者，对他们应该有人文关怀。前些年这种观念不敢说，现在可以讨论、可以反思了。 “我们这里的领导理念比较开明，艾滋病的干预措施没有公安的支持，单靠卫生部门是办不了的。对搞针具交换、送消毒药的人抓不抓，我们局长的态度很明确，不处罚‘同伴’，要理解国家的大政方针。只要持有‘同伴教育’证件的人便给他们建立档案，不视他们为吸毒人。正是在公安部门的支持下，全市一年才发出了十几万只清洁针具，对遏制艾滋病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对美沙酮治疗我们也进行了扶持，早在2003年我们就在工作计划里提出要支持美沙酮。具体说来如何支持？我们把被查处、被强戒的名单都提供给卫生部门，在戒毒所里也倡导采用美沙酮替代。对那些刚服用美沙酮的人，我们规定可以给予20天的‘缓冲期’，在这个期间即使偷服了海洛因也放。这是人性化的体现。有的地方把美沙酮维持治疗的门槛订得很高，包括曾被两次强戒、曾被劳教、有长住户口、年满20周岁等等，我们没有这些门槛，把审批权主动交给卫生部门，让卫生部门把关，经过他们审查，认为可以进行美沙酮维持治疗，在城区禁毒办填表备案就可以了。” 近年来，我国学习国外经验，在吸毒、性工作者（包括女妓和男妓）等艾滋病毒感染的高危人群中开展了“同伴教育”。“同伴”指的是与高危人群有相同背景、共同经历或由于种种原因能够有共同语言、互相能沟通的人，由于他们易于接近一些隐秘的人群，对一些极私秘、极敏感的话题能够深入交换意见，因此在进行艾滋病防治的宣传、教育、咨询、干预工作中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大爱无涯，但愿更多的部门、更多的公民能像澜沧县和李继东、张龙等人一样，满怀爱心地奉献和探索，帮助更多的人挣脱毒魔，重新融入社会过正常人的生活，如果真如此，不但吸毒人员幸甚，国家和社会也幸甚了。 正文 第五章 夜色中的幽灵 在进行艾滋病考察之初，我曾经看到过一幅患艾滋病死亡的少妇临终前的照片，毫不夸张地说，任何人看了后都会感到心惊胆战、不寒而栗。照片上已经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骷髅，甚至比骷髅还要可怕。整个人只剩下了一副扭曲的骨架，一根根清晰可数的肋骨、变形的关节，已经毫无肌肉附在上面，阴部几乎是一个大洞，只一双脚显得极不相衬地巨大。她感染了艾滋病、1岁多就死去的女儿也有一张照片，瘦骨嶙峋，肌肉像老人一样满是皱纹。据介绍，这位少妇死时不到30岁，曾经漂亮而丰满，下岗后为生活所迫去卖淫，直到一病不起要求政府救济时，医务人员才查出她患了艾滋病…… 这两幅照片深深地镌刻在我的心里，伴着我采访和考察的整个过程。 性传播一直在全球的艾滋病毒感染中居于首位，约75％通过性行为传播。 目前全球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和病人中几乎一半是妇女，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妇女的感染率竟占60％。当妇女在经济上不得不依赖男性时，往往会被迫进行不安全的性行为，以致感染艾滋病的机会大大增加。 云南省德宏州1990年首次在艾滋病毒感染者的配偶中发现了被感染的人，以后这方面的感染率一直在上升，1992年为5％，2002年已达到19％。 为了防止夫妻间艾滋病毒的传播，2006年新疆伊宁市等地已经全面恢复了婚前体检，2005年在婚检中发现艾滋病毒感染者105人，2006年1～7月发现感染者85人，当地的疾控中心对他们都及时采取了干预措施。 除了夫妻间的性行为外，多性伴侣更在性病艾滋病的传播中起到“桥梁”作用。 一位专家在向我分析中国的艾滋病流行形势时曾认为，中国的性观念和性行为与非洲国家有很大不同，因而性传播似乎不足为虑，最初我也认同了这种观点，但经过实地采访和考察，震惊之余，我认识到这种看法的偏颇了。 2006年5月，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曾表示，像许多国家一样，性传播已经成为我国艾滋病传染的第一因素，以卖血、吸毒为主因的特殊时期已经过去。 同年8月，在第16届多伦多世界艾滋病大会上，中国防治经验专题指出，目前在中国65万感染者中，性行为感染已占49.8％，首次超过了血液传播的感染率。艾滋病正从高危人群（这是最易受到感染的人群，包括卖血者、暗娼、嫖客、注射吸毒者、男性同性恋者、流动人口等）向一般人群扩散，已经成为公共卫生的核心问题之一。 除配偶间的传播外，最严重的是卖淫嫖娼问题。和禁毒一样，新中国成立后，曾迅速消灭了卖淫嫖娼现象，但80年代以后，卖淫活动又大规模复苏。改革开放让中国敞开了大门，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与世界的交往日益频繁，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传统的价值观、家庭观、婚姻观乃至爱情观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性解放”、“金钱至上”、“享乐至上”等观念泛滥，不但加剧了婚姻的不稳定性，而且多性伴、婚前和婚外性行为时尚。性行为和性伴侣的增加、卖淫嫖娼等行为的增多，已经成为性病、艾滋病迅速传播的温床。 特别应该指出的，我国有两亿左右城乡贫困人口，在穷人中，女人卖性早已司空见惯；而男人则常常到处流动，他们往往通过向女人买性或同性间的性行为满足性要求，形成了巨大的“性买方”市场。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已达2.5亿，出现了1亿多经常流动的民工队伍，他们绝大多数是性要求强烈的青壮年，离乡背井，远处异地，他们的性饥渴如何解决？ 连孔老夫子都懂得“食色，性也。”但和对待吸毒现象一样，长期以来我们也把卖淫嫖娼视为社会“丑恶现象”，加以政治化和泛道德化，除了“严打”便是采取“鸵鸟政策”听之任之。 目前中国到底有多少从事商业性行为的“小姐”（传统所说的“妓女”）呢？有人估计大约是300万，但我认为这个数字有些保守，因为2006年12月我在西南一个仅有40多万人口的中等城市考察时，当地从事艾滋病防治的医生告诉我，全城的“小姐”估计约1万人，最少也是5000多人，其中已经发现了不少艾滋病毒感染者。有个省会城市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曾带领我“参观”了办公楼周边的地区，几条街上满是打着“发廊”、“美容院”、“按摩院”、“旅馆”招牌的性服务场所，工作人员们调侃地说：“我们正处于红灯区的包围之中。”2004年12月重庆卫生部门曾经公布了一个数字，全市约有5万“女性性工作者”，其中3000人感染了艾滋病毒。同年，广东省也称，过去5年间，性传播增加了10倍。据了解，“小姐”中的感染率有的地方已经超过了5％。云南某地疾控部门发现，首次性交的年龄最小的只有11岁，开始卖淫的年龄从15岁到45岁都有，没有接受任何有关性病和艾滋病知识教育的人占三分之一以上；而在四川和广西都发现有72岁至73岁的老人感染艾滋病毒，考其原因，都是由于和暗娼有过性行为。 云南一些靠近边境的小城，已经出现了自发的“红灯区”，房屋的外面贴上了粉红色的墙纸，霓虹灯闪闪烁烁。我曾到了一个风景优美的小城，被称为“寻找到的好地方”，有穿城而过的河水，有神秘的龙血树，有巍峨璀璨的金塔，还有古老的土司府，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县城附近寨子里15岁至30岁的妇女几乎全部走光，剩下的多是男人。当地已经形成了这样的风俗，女人们在外面“打工”（进行性服务）拼命挣钱，男人们啥也不干，靠女人养活，把田租给别人，自己成天泡网吧或在街上鬼混，许多人吸毒，除了海洛因还有冰毒、麻古等新式毒品。据当地妇联估计，可能已有上千人到泰国等地跨国卖淫，有被人贩子拐卖的，也有想“快速致富”自己卖自己的。1991年在被人贩子拐卖到泰国的“小姐”中发现了第一例艾滋病毒感染者（1999年死亡）。据当地性病艾滋病科的工作人员介绍，泰国虽然允许卖淫，但每3个月要对“小姐”们体检一次，一发现感染了艾滋病就立即遣返回国，已经有多人被遣返回来了。 我去到了一个被遣返的傣族女人依×的家，她是被人贩子拐卖出去的，现在已经30多岁了，皮肤微黑，长相算不上漂亮，由于已经服了抗病毒药，因此看不出有什么病态。她种了两亩水稻，我们去时，她刚从地里劳动回来，微笑着热情地招呼我们。 依×是前些年和两个女人一起从泰国回来的，3个人都感染了艾滋病，后来都嫁给了外地人，如今，已经有两个女人和两个男人发病死了，她的男人便是其中之一，男人是被她传染的。因此，依×不想再结婚了。 依×的小院里有4间新房，还嵌着瓷砖，是市政协委员们来视察后，看见她家的老房已经快要倒塌了，便发动几个单位联合盖了新房，县卫生局又送来了一台电视机。伊×有一个12岁的女儿，个子不高，瘦瘦的、脸色苍白，趴在在电视机柜上写作业。听说新加坡一位老板每年寄钱来，资助她上学，这位老板已经资助十几个艾滋孤儿了。临走时，我送给依×100元钱，希望她给女儿买点营养品。 这个受到“性传播”困扰的小县城，不只有跨国卖淫，当地的性交易也很活跃。一条缅甸老板投资建设的街道，可以说是这里的“红灯区”，娱乐场所、旅馆、发廊、歌舞厅鳞次栉比，有几十家之多，不言而喻，这些都是进行性交易的地方。 但是据当地卫生部门反映，“红灯区”还不是艾滋病毒传播最危险的地方。因为这些地方的“小姐”和“嫖客”素质还高一些，经过宣传教育后，有了一些艾滋病防治方面的知识，一般说来，可以配合戴安全套等措施。而问题最大、最不好控制的是民工和“站桩鸡”（低档的暗娼）们，他们既不懂得什么是艾滋病，更不知道它的传播途径，流动性又大，又极隐蔽，安全套使用率低。在一些偏僻、边远的贫穷村寨，一些人根本不知道安全套怎么用，性病感染率高，又没有钱看病，因此危险性极大。当地已经发现民工中有感染艾滋病毒的情况，仔细了解，就是从“站桩鸡”那里感染的。“站桩鸡”、“板板鸡”们一天可以接客十几次甚至20多次，传播面便大大增加了。 “站桩鸡”以及类似的“毛线鸡”、“板板鸡”等名词过去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更没有去过她们的营业场所，听说县城里有几条小街晚上是“站桩鸡”们聚集的地方，为了更具体地了解这一人群的生存状况，便央求让我去实地看一看。在当地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晚上妇女健康中心两位从事艾滋病行为干预的女士，便提着几大包安全套陪着我去了——提倡使用安全套，正是遏制艾滋病毒性传播的重要手段。她们还一再嘱咐，到那里后不能照相，也不要提问题，因为一发现我是“外面来的”，这些人会马上跑掉。怕我出意外，疾控中心两位男士也远远地跟在后面，为我们充当“保镖”。 这天晚上正下着小雨，肮脏的街面上湿漉漉的，我们都估计天气不好晚上出来活动的“站桩鸡”可能比较少了，但出乎意料之外，当我们走进小城中心那几条黑黑的小巷时，每个门框和墙角的阴影里都有一个或几个幽灵一样的影子。妇女健康中心的两位女士对这些“幽灵”说：“我们是来发安全套的，给！”说着把一盒安全套递过去，一个浓妆艳抹的“小姐”掩口笑着不接，另一个却马上笑着接了过去，对面街沿边站着的“小姐”们听见声音都走了过来，围着我们伸手就抢……走了没有多远，带去的几十盒安全套便被抢光了。许多人还说，“套” 不够了，早就没有了。 一只盒里装着10只安全套，我悄悄地让两位女士问她们一盒可以用多久，有的只是掩面笑着不回答，有的回答道：“一个月。”另一个说：“10来天。”后来我们碰见了一个“小姐”，她面容比较娇美又比较年轻，浑身擦满了廉价香水、送来刺鼻的香味，她爽快地回答道：“两三天一盒。”问她每次多少钱，“100多……”在“站桩鸡”中这算高价了，但别的“小姐”悄悄告诉我们：“她在吹牛，哪里能挣到100多元呢？”。 这位小姐并不是“营业额”最高的，据一位市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她曾了解到一个惊人的情况，有个“小姐”一天一夜挣了880元，问她怎么挣到的，她回答，曾和28个人发生了性行为！而另一个“小姐”，仅仅18岁，但自称已经接待过600位嫖客！ 当听到这些信息时，我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凉气，像这样高频率地进行性交易，人完全变成了“工具”和“机器”，根本不可能使用安全套，也不可能采取别的安全措施，即使不染上艾滋病也会染上性病。 而性病正是艾滋病毒传播的重要辅助因素。据当地卫生部门反映，绝大部分“小姐”都已经患上了性病。 最后，我们找到了一个“老姐”，自称39岁，但笑起来露出的满脸皱纹和两颗扎眼的金牙，看上去已经40开外了。她说老公和两个孩子在家，自己到这里已经七八个月了，她不敢告诉他们自己在干什么，只说“我在饮食店里打工”。她在街边租了一间五六平方米的小屋，小屋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张床，被褥是污黑肮脏的，这就是她的生活与“营业场所”吧。问她能挣多少钱，她说：“每次不到50元，一盒安全套可以用两三天。”她还说“好长时间没套了”，问她为啥不到妇女健康中心去领取，那里可以免费发放，她只笑了笑没有回答…… 担任“保镖”的两位男士后来告诉我们，一位男士和这些“小姐”曾有这样的对话： 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小姐掩嘴一笑：“你想呢？” “多少钱？” “50块。” “太贵了！” “可以谈嘛。” 另一位又上去问了，小姐回答说：“10块！” 是的，这些“站桩鸡”价钱从5元到100元不等，一般5元、10元便可以提供一次“特殊服务”，有的年纪大一些、像貌丑一些的，甚至廉价到“给她5元还要找你两元”的地步，难怪她们不愿意自己花钱去购买安全套了。 据了解内情的人介绍，一些嫖客总是特别喜欢年幼的女孩子，还特别喜欢对处女搞什么“开苞”。“开苞”时价钱高，几百、几千、上万不等，是绝对不会戴安全套的。而“妈咪”们也特别喜欢嫖客们前来“开苞”，因为她们可以从中捞到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我想，一些年幼无知的女孩子就会这样感染上性病和艾滋病吧。 一位女医生曾告诉我，在她收治的病人中，已经有多名艾滋病毒感染者。有个女孩儿长得十分漂亮，一见面就会让人眼睛一亮，去广东卖淫后挣了不少钱，寄7万元回家，哥哥用这笔钱盖起了新房。后来，女孩儿被感染了艾滋病，家里就再也不管她了，哥哥根本不准她进门。女孩儿哭着来找女医生，女医生劝告她：“你再不要把钱交给家里的人了，还是赶快治病吧！”于是女孩儿再一次去到广东，挣了两万元后便回来治病，服抗病毒药后病情稳定下来，她有了男朋友，但是她既不敢告诉男朋友自己已经感染了艾滋病，也不敢结婚，终日以泪洗面，非常痛苦。 还有一个胸部高耸的“小姐”，据嫖客们反映，“床上功夫”十分了得，找她的人总是很多，妈咪把她视为“摇钱树”。但一次检测时发现她已经感染了艾滋病毒，女医生通知她一定要来定期检查、坚持治疗，但她马上离开这里去到别的地方，由于她们使用的都是假名字、假地址，因此根本无法进行联系。这位“小姐”可能已经成为艾滋病毒新的传播源了。 一些“小姐”根本不敢去进行检测，她们怀疑自己已经感染了艾滋病，根不敢面对这个可怕的现实。由于绝望，由于受到歧视和别的种种原因，艾滋病感染者中也不乏想报复社会、报复公众的人。有一位“小姐”被嫖客传染上艾滋病后就悲愤地说：“从现在起，我没有别的想法，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跟更多的人上床，给不给钱我都干，就是要把艾滋病传播给他们！”如今这位“小姐”已经不知道流落到什么地方，传染多少人了！ 嫖客不只是民工。我到某县城考察时，正值暑假期间，当地卫生部门反映，这段时间“小姐”们生意特别好，问及原因，回答是放暑假后，县里组织乡镇的教师进城学习了……一位市防疫站站长甚至说：“嫖客有三种：一种是有钱或有权的人，对有权的这种人我们无法查，也不敢查；一种是外出打工，夫妻长期分居的人，他们有性要求；还有一种就是喜新厌旧，追求刺激的人。”事实上，在各地收治的艾滋病人中，已不乏政府官员、教师、企业白领乃至公检法的干警，他们都是经性传播的渠道被感染的。 经性行为感染艾滋病的，最低年龄仅仅15岁，而最高年龄是73岁。 艾滋病就在我们的身边。 对这些卖淫人群应该怎么看待？一位从事艾滋病防治的基层领导回答我：“不要用纯道德的眼光去评判她们，霓虹灯下有血泪，请问哪个领导的女子会去卖淫？” 在四川偏远的“航天城”，我曾和8位“小姐”进行过一次座谈，她们不是最低档的“站桩鸡”，有老板和固定的营业场所，属于中等偏低的档次。我们挤在一间空气污浊的小房里，灯泡坏了，房里光线很暗，让人看不清楚红布沙发上的污垢。“小姐”们或坐着谈笑，或躺在沙发上睡觉，她们长得都不难看，打扮得也不暴露和过分，看起来和“良家妇女”没有太大区别。谈起卖淫都称为“上班”或“干工作”。我问她们怎么会干上这一行的，一位姓李的“小姐”说： “我现在30岁了，丈夫离婚了，有一个8岁的小孩靠我抚养，27岁才开始做这个生意。为啥？我下岗了！现在接一个客人130元，老板得30元，自己得100元，平均每个月可以收入两千元左右，比厂里收入多，我想存点钱，将来好做小生意。干我们这一行的大部分已经结婚，有的下了岗，有的要供兄弟姐妹读书。我们8个人中7个来自农村，有的是因为家里太穷，有的是嫌农村没钱花，太不好耍……” “有人歧视你们吗？” “社区里有人歧视，但现在社会上干这种事的多了，有啥好歧视的？” “有别的压力吗？” “当然有！有的客人心理很奇怪，专门要玩儿那些比自己女儿还小的女孩儿，我们每天接触的都是陌生人，根本找不到可靠的男人，有时我也很害怕，很怕碰到那些性变态的……我们最怕染上艾滋病，防疫站发的宣传碟子和小册子我们都反复看，如果客人不愿意戴安全套我们就说自己有病，怕传染他，经过说服他们也同意用安全套了，大概只有十分之一的客人是坚决不愿意戴套的……唉，我也想找个正当职业，但工作不好找，就是找到了，每月也只有四五百元，要供孩子上学哪够呢？” 这群“小姐”里处境最困难的是一个彝族妇女，家在偏僻而贫困的农村，有两个儿子，一个患了先天性白内障，需要巨额的医药费。孩子两三岁时曾动过一次手术，当时许多好心人为她捐了款，医院还免去了医药费，媒体曾经报道过。但动了这次手术后，孩子仍然看不见，还需要再次动手术。为了治好孩子，她和老公都出来打工。但她能找到什么工作呢？最后只得走上了这条道路。她叹息道：“我家的房子都快垮了，没钱修……娃娃很乖、很聪明，五六岁了，啥都看不见，只要能把他医好，我没吃没穿都行……” “老公知道你在干什么吗？”我问道。 “不知道。”她摇摇头，“我根本不敢给老公说我在干啥，他晓得了非打死我不可！” 后来别的“小姐”告诉我，刚出道时，这个可怜的女人还被3个地痞弄出去轮奸过，事后没 有给她一分钱，“小姐”们叹息道：“真是太可怜了！” 还有一个长相清秀的“小姐”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是吸毒后当上“小姐”的， 以后又感染了艾滋病，这种人在女性吸毒者中很多很多。在当地防疫站的帮助下，后来她不再卖淫，开始经营蔬菜生意了，也有了“男朋友”。但对方却完全是个无赖，根本不工作，全靠她养活。每当她拿不到钱回家时，他便会把浑身是病、骨瘦如柴的她打得遍体鳞伤……有人曾问她为啥不和他分手，她只苦笑了一下没有回答。原来，她怕他，也怕失去他后的孤独。这就是生活在最底层，又被艾滋病啃噬的人群！ 在采访中我认识了小李和小王，她们过去都曾当过“小姐”，现在已经“从良”，结婚了。当地疾控中心让她们对“小姐”们进行预防艾滋病的同伴教育，每月有四五百元收入。小李23岁，皮肤白白的，身材苗条，五官也不难看，穿着花吊带裙；小王25岁，皮肤微黑，脸和身材的线条都是圆圆的，穿着颜色素雅的衣裤，很爱笑，像个学生或上班族。她们都没有搽脂抹粉，看上去都比实际年龄显得苍老一些，她们叹息着说：“这是当‘小姐’留下的痕迹。” 她们的学历一个是高中毕业，一个是中专毕业。为什么竟会当上“小姐”呢？ 小李含蓄地回答我：“家里出了点问题，农村人，没钱，就出来了。最初觉得钱来得容易，也不存，现在有了丈夫和1岁多的孩子，晓得钱的宝贵了，但挣的钱也少了！” 小王回答得比较坦率：“我的家也在农村，妈患了肝癌，前前后后拖了6年，住几个月医院就花了3万多……没办法，为了给妈治病，我出来当‘小姐’了！” “老公对你好吗？” 小王露出了幸福的笑容：“他是军人，很开通，说是‘过去的就过去了，我只问你现在咋样，将来咋样……’” 搞同伴教育，收入虽不高，但她们都尽心尽力地干。因为这样可以堂堂正正地告诉别人：“我在疾控中心工作！”“小姐”们前来咨询时，都把她们当成医生，这当然是令自己以及所有人羡慕和尊敬的职业，于是她们说，常常有一种成就感和内心深处的满足，觉得已经获得了新生。 由于了解“小姐”们，有共同语言，不但可以毫无顾忌地聊天、开玩笑，还可以走进许多小姐的内心，小姐们也更容易接受她们的宣传和建议，这无疑对遏制艾滋病毒的传播可以起到良好的作用。 在云南我还结识了清秀、聪明的小白，她已经30多岁了，但身材还像一个小女孩儿。她是搞按摩的，也在搞同伴教育，她向我撕开了社会底层这一群人最血腥、最隐秘的伤口： “搞同伴教育这工作最初很难，这些姐妹是一盘散沙，客人常常虐待她们，对她们很粗暴，打她们、咬她们，于是她们也变得神经质了，给她们讲防治艾滋病最初是很难被接受的。她们只知道钱，只想到‘交易’，一个晚上挣不到就像要发疯一样……她们多半来自农村，家里很穷，想挣点盐巴钱都困难，去打工吧，工作不好找，找到了一个月也只能挣一二百元，干的活还很苦；也有的是下岗人员，为了养家，不得不干上这一行；个别人是为了刺激、好玩。还有一种特殊情况是被男人控制了，男人不工作，只依靠女人，有的小姑娘一个月挣一两万，但根本存不下钱，男人把钱拿去吃喝嫖赌，还打她们。这些女人有的重感情，爱上了那男人，有的却是男人威胁要杀她，她害怕，不敢不依从他…… “姑娘们神经质是嫖客的责任，他们纯粹是发泄，千方百计折磨‘小姐’，喝了酒以后，把生活中的各种压力都发泄到‘小姐’身上。有的客人心理异常，喜欢搞性虐待，他们会打‘小姐’、咬‘小姐’，咬她们的舌头、阴部、乳房，甚至把手、把酒瓶插进她们的阴部……还有人把她们绑起来、捆起来，有的甚至被杀……搞得有的‘小姐’遍体鳞伤，有的几天起不了床，我生活在她们中间只感到恐怖。 “在这种情况下，我向她们讲艾滋病防治知识，她们怎能听进去？她们人坐在那里，但讲了半天，一问讲了些什么，什么也不知道，这只耳朵进那只耳朵出了。中英合作项目开始时，市疾控中心打电话叫我来听课，我听了后很感动，以后便开始介入同伴教育，但这工作实在太难了，连个别‘好朋友’都骗我，表面答应我要使用安全套，但实际上根本不用。特殊的生活方式让她们既喜欢骗人，又十分懒散，这是她们的性格和习惯，我失望、害怕、无奈，没有成就感，觉得自己没用，曾经想放弃——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老百姓，能起什么作用呢？但是一些朋友安慰我，疾控中心的医生们鼓励我，我又咬牙坚持下来了。艾滋病防治知识一次不行我讲两次，两次不行讲三次；讲课不起作用我就发安全套，告诉她们安全套的正确使用方法……反复做工作后终于有一部分人开始转变，她们愿意戴安全套了。” “听说戴不戴安全套不是取决于‘小姐’，而是取决于嫖客，是这样吗？” “是这样。现在男女比例失调，特别农村，寨子里女人很少，都到城里挣钱了，很多老光棍讨不上老婆就来嫖。他们嫖的多是那些‘站桩’的，几乎不用套。听说农村里还有人愿意自己的老婆让人睡，5元、10元、20元一次；有的地方只要有未婚的女人就几个男人去争……这样一些地方哪里会想到用套呢？得了性病他们也不知道。城里的嫖客们也有很多不愿意用套的，对不用套的‘小姐’他们愿意出高价，‘小姐’也往往会同意。星级宾馆好一些，‘小姐’懂得保护自己不用套就往往不做，而一些中低档地方就难说了。除此之外，‘小姐’们对熟人、‘老姘’、男朋友也往往不用安全套。” “听说泰国推广百分之百使用安全套，对遏制艾滋病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我们能办到吗？” “要想做到百分之百使用安全套是很困难的，必须提高全体人民的素质，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行。嫖客来自各行各业，干部、教师、老板、工人都有，甚至十二三岁的男孩就带女孩儿开房间，因此各行各业都要宣传，学校更要大力普及艾滋病的防治知识。我在搞按摩，要接触各行各业的人，有位女警察，我给她发艾滋病防治方面的宣传资料，她看也不看就沉下脸扔在旁边。她是官员，素质还这么差，何况老百姓呢？现在宾馆里大都摆放了安全套，但摆放了不等于使用了。安全套成本很低，不过一两毛钱，但一些宾馆标价常常是5元、10元，国家能不能采取更彻底的措施，干脆对安全套全部实行免费提供呢？” “你个人的情况能告诉我吗？” “我家里很穷，上高二时成绩是全年级第一，但以后就没法继续上学了，只有出来打工。我1994年结婚，现在已经有了两个女儿，大的11岁，小的两岁，爱人在开出租，他老实，对我很好。我学过按摩，现在搞的是正规按摩，每个月可以挣3000来元，我挣了钱让他的父母盖起了漂亮的房子。客人们有的也不尊重我，好几次有人企图强奸我，我挣脱后常常气得痛哭……我看见了世界上最令人恐怖的东西，心里常常觉得很难受，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虽然每月只有300元补助，但我有成就感，觉得幸福，所以我觉得应该干下去……” 除了嫖娼买春之外，当前的中国还时兴养情妇、包二奶等风气，这种行为甚至已经引起了西方媒体的诧异和抨击，德国《柏林日报》就曾发表一篇署名文章，题为《情妇回归》，文中有这样一些内容： “对中国的某些富翁来说，养情妇和拥有豪华轿车、镶钻名表或巴洛克风格的别墅一样，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他们并不隐瞒自己有情妇。在西方，社会顶多宽容私通者，但绝不认可他们的行为。与西方不同，养情妇在中国是地位的象征。不仅当事人的朋友和同事，甚至往往连妻子也知道他有情妇。中国商人常在歌厅或桑拿房签订合同。老板们不是出差时带着女伴，就是在常去的城市供养情妇。 “中国老百姓有句俗话：‘成功人士就是家里有老婆做饭，外面有女人喜欢，吃饭有美女陪着，远处有姑娘想着。’与其说询问一个中国男人是否有情妇是冒犯他，还不如说是恭维他。 “养情妇的现象如此普遍，以致于近年来中文甚至出现了‘包二奶’这个词专门来形容它，而由此又派生出了其他词汇。…… “……改善自身境遇的机会比较大的还是那些在高档歌厅娱乐男性的高级女招待。她们当中的不少人白天在大学读书。‘陪聊3000元，饮料费单算’，一名文学专业的女大学生说。她每周在一个夜总会干几晚。 “这些姑娘从不称自己是妓女，她们愿意说自己‘没有固定的男朋友’。‘男人变富才变坏，女人变坏才变富’这句中国俗语甚至应验在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身上。倘若这话有道理，那么这真是一锅令人作呕的大杂烩。据统计，在因贪污或其他经济犯罪被起诉的男性中，95％有婚外关系。” 除了以上种种性行为引起艾滋病毒传播外，青年学生中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目前我国有关方面对易感染艾滋病毒“高危人群”的界定是：卖血者、暗娼、嫖客、注射吸毒者、男男性接触者以及流动人口，除此之外，在监测的“脆弱人群——亚高危人群” 中还包括了长卡司机、建筑工人和青年学生。 2005年武汉某大学一个化名朱力亚的女生对媒体公开了自己感染艾滋病毒的事实，被媒体认为是中国第一位公开自己感染艾滋病的女大学生，后来她曾走进中央电视台《面对面》节目讲述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她学习成绩优异，是被保送进大学的，在大学里成绩仍然名列前茅，然而，后来和一位外籍留学生热恋并发生性行为后，便感染上了艾滋病毒…… 浙江省一个被称为“美女”的女孩子，24岁，两年前大学毕业，在医院进行妇科检查时，发现已感染了艾滋病毒……她曾经有两个男朋友，第一个是上大四的时候，和一位公司的老板，认识没多久就在一起了，“根本没想过健康的问题”，每次发生性关系时，都不采取安全措施，不到一年分手了；两年前，认识了现在的男朋友，3个月后开始同居，“发生性关系时也不采取安全措施”……被检测出已经感染艾滋病毒后，她说：“我不知道是被他们中哪一个感染的。”“说到底，还是性安全的知识太少了……” 据媒体报道，青年学生中已经出现了嫖娼现象。 美国的青少年90％在学校曾接受过关于艾滋病和艾滋病毒感染的教育，而我国半数以上的老师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更不要说学生了。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认为，缺乏性教育是青少年感染艾滋病最危险的因素。浙江省疾控中心曾对两所大学开展了“大学生性病艾滋病关联知识、危险意识、性行为及态度的研究”，结论是，大学生群体已经处于性病和艾滋病感染的危险之中，由于未婚同居的现象十分普遍，未婚先孕、流产、性病艾滋病可能会成为未来大学校园内一个严重问题。有关专家为此呼吁，我国应该从实际出发，大胆探索，建立一套与当前形势相适应的系统、有效的性教育和性病艾滋病预防教育课程。 采访扎记 有人认为，中国对“性”的态度一直是压抑的，其实不然，从春秋时期到北宋初都是比较开放的，到宋明理学之后才逐渐出现了性压抑方面的教条，特别对女性更为严格，而“文化大革命”时期，性压抑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上世纪50年代，整个中国都在扫黄，妓院被关掉，妓女被改造，取得了比禁毒更迅速的效果，这确实是值得夸耀的成就。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发展、性观念的改变，以及传统道德的崩塌，久已绝迹的性交易又以令人震惊的速度蔓延起来。当前，这种现象更和艾滋病毒的传播纠缠在一起，变得更加严峻、更加复杂。 艾滋病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和母婴三种途径传播。 据国家哨点监测，1995年以来，10年中暗娼人群中艾滋病毒感染率上升了60倍，云南、重庆、湖南、广东、广西、四川等一些地区暗娼人群感染率已经超过1％，她们在性病艾滋病传播中起桥梁作用。 性病是艾滋病毒传播的重要辅助因素。北京地坛医院曾对1.6万多例来医院进行性病门诊并进行艾滋病毒检测的人员进行分析，发现感染率达1.79％。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传染科主任桂希恩教授在《艾滋病的家庭内传播》一文中指出：“有婚外性行为或多个性伴侣者，常合并感染梅毒、淋病、尖锐湿疣等可治愈的性病。这些性病患者常有生殖器黏膜破损，而精液或阴道分泌物中艾滋病毒含量特别高，故有大量被艾滋病病毒专门侵犯的靶细胞停留在生殖道，极易传播艾滋病。” 深圳社科院出版的《深圳蓝皮书——中国深圳发展报告》指出，深圳仅发廊妹便超过4万人，五分之四来自农村，五分之四承认曾提供性服务，三分之二曾患过性病。而且这些人流动性极强。近年来深圳经性接触感染的艾滋病比例已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成为主要传播途径之一。艾滋病逐渐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并且有从流动人口向常住人口发展的趋势。云南除在吸毒人群中呈现艾滋病感染率高水平流行外，在全省三分之二的地区发现艾滋病经性行为传播和流行，孕产妇的感染率也明显上升。 由于长期以来我们简单地视性交易为“社会丑恶现象”，对之政治化和泛道德化，并采取“不承认现实”的“鸵鸟政策”，于是至今没有找到科学的、有效的管理办法。全国没有完整的监测网络，没有严密的管理制度，平时听之任之，特别对那些“高档”娱乐场所，为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公安部门不会也不敢去查去抓；对那些低档场所，则往往采取运动式的、突击式的的办法。于是，甲地一开展“扫黄打非”，暗娼们便纷纷“回家度假”，或从甲地跑到乙地，运动过去了，再卷土重来，甚至形成了“越打越多”的奇怪现象和恶性循环。 为了控制性传播，专家们认为，必须树立健康的性观念和安全的性行为。健康的性观念被专家们概括为“健康性观念abc”，即禁欲、忠于配偶、正确使用安全套三个方面。 国外大量经验表明，使用安全套是降低艾滋病毒性传播的有效手段之一。专家们曾进行过一些对比实验，证明艾滋病毒感染者的配偶使用安全套后被感染的危险可以降低5至10倍。在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中，我国曾经大力提倡过避孕套（即安全套）的使用，但据计生部门调查，安全套的使用率仍然仅仅只有4％左右，控制生育主要是靠妇女动绝育手术或者在子宫内安装节育器。目前，即使在艾滋病毒感染者中，仍有不少人拒绝使用安全套，阻力主要来自丈夫。 在“扫黄”工作中，我国又长期把携带安全套作为卖淫嫖娼的罪证，直到现在有的地方仍然如此，这种规定无疑也阻碍了安全套的推广。从各地调查的情况表明，暗娼中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不到30％，主要原因除了客人拒绝、暗娼本人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外，也与现行的一些规定有关。 从生理学的角度研究，女性通过性行为感染艾滋病的危险大大超过了男性。据调查，女性性工作者被感染艾滋病的可能性是她们把艾滋病传播给顾客可能性的18倍。 贫困、性别歧视以及巨大的“性买方市场”，造成大量妓女的出现，对这种社会问题，首先应该由社会承担责任，而不应该仅仅归罪于一个弱势群体。因此有的专家已经呼吁，我国应该修改有关“卖淫嫖娼”方面的决定。长期研究艾滋病性传播问题的张北川教授认为，正确的办法应该是，加大对强迫、怂恿妇女特别未成年妇女从事性工作的打击力度；打击的重点从对一般的女性工作者转为对利用权势和经济实施“性剥削”的人群；取缔居民区、学校附近的性交易场所；而“对一般因贫困从事性工作的妇女只是通过公共媒体给予一般引导和教育，维护其基本权益，同时加大艾滋病干预力度。” 对待妓女卖淫，世界各国有不同的法律，有的视为非法，有的就完全合法化了。但合法并不意味着可以放任自流，在这方面泰国便进行了成功的探索，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有研究表明，如果每次性交都能正确使用安全套，预防艾滋病的有效率可以达到95％以上。泰国性产业发达，曾经是亚洲艾滋病最严重的国家，为了遏制艾滋病的传播，自1991年起，政府开展了全民艾滋病防治运动，总理挂帅，整个政府和社会都动员起来。在妓女中开展了百分之百推广安全套运动，采取宣传教育、免费向妓女发放安全套等措施，卫生部长亲自落实这一工作，以致卫生部长和防病人员都被称为“安全套先生”。对不使用安全套的嫖客、妓女乃至老板都给予重罚，甚至取消营业资格，与此同时，又定期对妓女进行健康检查，发现感染者立即进行治疗并停止营业。经过认真努力，几年后便有了显著效果，到1995年妓女中的性病感染率已经由30％下降到1％，自1994年以后，艾滋病毒感染率便开始下降。最初泰国每年要投入1亿美元，如今已下降到4000万美元了。而且，在整个防治过程中，泰国的旅游业不但没有受到影响，相反却更加发达了。 2006年5月初南非前副总统雅各布·祖马为自己没有使用安全套就与一位艾滋病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妇女发生性关系而向全国道歉。法官也认为祖马进行无保护措施的性行为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这些观点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 一位从事艾滋病防治的医生曾到建筑工地上去给农民工发放安全套，他发现当他转身返回时，4个农民工立即围在一起细心地分配着盒里那10只安全套，他被深深地触动了，于是写下了《从农民工分安全套说起》一文，文中有这样两段话： “说到农民工，就让我们想起娱乐场所的性工作者。前段时间，哈尔滨市疾控中心公开培训女性性工作者预防艾滋病的报道在网上遭到了猛烈炮轰，有网友甚至提出，是不是让嫖客也接受培训。面对这些反对意见，我们感到我们还没有真正认识到人权这个问题。《宪法》已经明确提出：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个人依法享有生命、人身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自由平等权利。性工作者同样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而作为医生，我们的职责是站在人权的角度上，保护每一个人的健康，这与他是什么身份毫无关系。 “这个世界不会因为我们禁止农民工去找小姐就会减少找小姐的人，也不会我们允许农民工找小姐就会增加找小姐的人；这个世界不会因为我们禁止卖淫而就能消除卖淫行为，也不会因为我们允许卖淫就会使卖淫女大增。农民工的需求、性工作者的存在都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一味的用阴暗的目光看待他们，一味地回避、禁止和打击他们，这些都非明智之举。而现实证明，回避、禁止等行为带来的后果可能更为严重。我们中学生的性教育至今都十分落后，学校家长都不敢直面性教育问题，不是避而不谈就是禁止谈论，触及与性有关的话题和事物，担心孩子知道多了出问题。实际上，正是在这种近似封闭的性教育观念下，才导致了中学生性行为增加，少女怀孕、流产增加，导致男科、妇科疾病提前出现在这些孩子身上。而在国外，性教育开展早而得当的国家，中学生意外怀孕的比率逐年下降，而美国在大力开展性教育的同时，也在实施‘真爱等待’的贞操计划，两者并行不悖。” 性交易的兴起目前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为了遏制艾滋病的传播，我国一些地方的卫生部门曾经对“小姐”们进行健康检查，并发放“健康卡”，试行“持证上岗”制度，但由于与现行规定和法律相悖，这种试验中途夭折。目前不少地方的疾控中心呼吁，希望学习国外经验，正视艾滋病性传播这一危险途径，国家采取有效措施，迅速改变目前这种放又不愿放，管又管不了的混乱状况。 为了遏制性传播迅速上升的势头，除了对性交易场合进行严格的、科学的管理之外，恢复婚前体检似乎也很有必要。目前各地在婚检和无偿献血人群中都已经发现了艾滋病毒感染者，2005年新疆伊宁市恢复婚检后，当年便发现了艾滋病毒感染者上百人，2006年婚检全面恢复后，发现的感染者更多，卫生部门都及时进行了干预和治疗，不但可以防止艾滋病毒的传播，而且对优生优育也大有好处。 高耀洁教授曾郑重建议： 一、立婚前检查艾滋病病毒抗体制度； 二、入伍、参军、升学均应检测艾滋病病毒抗体； 三、全国各医院应免费或低价对每个初诊者进行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查。 高耀洁说：“以上措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消灭性病时实施的办法，实施后效果明显。”有关方面是否可以考虑她的建议呢？ 正文 第六章 “我是同性恋者” 对同性恋我一直知之甚少，对“同志”（特指同性恋者）的心态我也不了解，随着采访和考察的深入，我终于逐渐接近了这个人群，并且知道，“男性同志”包括了男同性恋、双性恋、提供性服务的男性以及与男性有过性接触的男人。而且我还知道了，同性间也可以爱得轰轰烈烈，死去活来。一些男同性恋者，他们对漂亮的女孩子无动于衷，而对男孩子却心神荡漾，常常会产生性幻想；有的同性恋者相互厮守终身，和异性夫妻并没有什么两样。 来自全世界的调查报告显示，六分之一的男性承认与另一个男性发生过性行为。 同性恋和异性恋本来只是“性取向”不同而已，据专家们研究，性取向的形成因素极其复杂，首先取决于先天因素，和后天的各种因素也有很大关系，是生物学因素和心理学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历史上曾有不少关于同性恋的记载，据查最早的记载始于南北朝的时候，甚至在帝王显贵中也不乏这方面的故事（所谓“分桃断袖”即是例子），《红楼梦》中也提供了这方面的许多信息。但是，由于受传统的以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为中心的性文化、价值观和道德观念的束缚，同性恋始终为人们所不齿，同性恋者长期被认为是“不正常”的、有精神疾病的人，甚至将他（她）们妖魔化。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有的地方还以“鸡奸”和“流氓罪”将一些同性恋者判处徒刑。今天，在一些大城市里，人们对同性恋者开始采取了宽容和理解的态度，政府也采取了不予理睬，也不加干涉的政策，但整体说来，同性恋仍然受到人们的歧视。因此有人说，同性恋者是在地狱里生活，他（她）们仍然是一个被社会边缘化的少数群体，是处于“地下”的、极其隐蔽的人群。在极端痛苦的时候，有的同性恋者甚至选择了自杀。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同性恋还常常与艾滋病纠缠在一起，有人甚至认为“同性恋＝艾滋病”，这无疑更增加了“同志”生活的无奈。 世界上首例艾滋病是在男同性恋人群中发现，并且是首先在这个人群中传播的。严重的社会歧视使同性恋者性伙伴间的关系松散而脆弱，造成了他们多性伴的生活方式（有的性伙伴达4位数之多）与无保护性的性交方式（特别无保护性的肛交和口交），酗酒和吸毒使男性不安全的性行为更容易发生，因而极易感染性病和艾滋病毒，也易于传播给别人。男男性接触者被世界公认是最易感染和传播艾滋病的核心人群之一。1999年至2002年美国约有36.5万至53.5万男同性恋者感染了艾滋病，新感染病例在这个人群中每年以17％的速度递增，到2000年新感染病例已占全国新增病例的一半以上，2001年至2004年确诊的11万多例男性艾滋病人中，有61％是通过男男性活动感染的。 1989年我国确诊的第一例因性行为感染艾滋病毒的病例，即是一位北京的男同性恋者。男同性恋感染率目前在我国呈上升趋势（有的专家甚至认为正处在快速上升期），在艾滋病高危人群中居第二位，仅次于吸毒。各地男性“同志”中的感染率为1.35％至5％，大大高于普通人群。 影片《断臂山》用充满诗意的电影语言向人们展示了同性之间美好的爱情，但也有“同志”评论道，导演还没有真正了解我们。 在采访中我结识了小辉（化名）并且成为朋友，感谢他让我走进了同性恋者内心深处隐秘的角落，并且让我懂得他们，接受他们，尊重他们，对于他们不幸的遭遇感到万分痛心和惋惜。 个子不高、皮肤白皙、相貌文静的小辉有着善良、温和的性格和善感的灵魂，中专毕业的他，有稳定的工作、不错的收入以及父母亲和姐姐温馨的爱，但艾滋病却改变了这一切。在第一次见面时，他就坦率地告诉我，“我是同性恋者”，而且“感染了艾滋病毒”…… 经过一段交往后，小辉用激动的、有些混乱的叙述，告诉了我他的故事。至今他一直忘不了和同性恋人阿章（化名）之间那段刻骨铭心的感情，它是那样稀有而又短暂，是那样美好而又脆弱，如今给他剩下的只是痛不欲生的回忆与挣扎。 他们是在网络上认识的，那时25岁的小辉已经参加了工作，并同时下海做生意，有了一些积蓄，交了女朋友，在的母亲的催促下，快要结婚了。他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对爱情充满了渴望，但是却一直没有找到真正的“意中人”，女朋友总是抱怨他“不热情”，他拥抱她时就像抱着一根木头一样，没有冲动，没有激情，从来没有产生过那种销魂荡魄的感觉。在心灵深处他常常感到孤独。 他和阿章从网上聊天到互通电话，以后便相约见面了。一见面，刹那间，小辉便突然觉得自己的全身像被强大的电流击中了一样，心跳得厉害，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阿章有着1.8米以上的大个子，长方形的面庞上轮廓分明，充满青春的阳光，但却有一双忧郁的眼睛，清秀、帅气而又神秘。小辉陡地觉得，这正是自己长久在寻找、在期待的人，自己已经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他，那双忧郁的眼睛就像深不可测的大海，他愿意跳进大海，被彻底淹没…… 这种不平常的感觉充满了诱惑，令小辉沉醉和疯狂，甚至产生了犯罪的念头。当阿章紧紧握住他的双手时，小辉全身好像燃起了熊熊的烈火……他脸红了，心跳了，悄悄斥责着自己的“无耻”，他努力控制着自己，扮演着“大哥哥”的角色，小心翼翼地不愿也不敢暴露内心深处的一切。在爱的冲动中他明白了，自己完完全全是一个同性恋者，这样的现实他不敢面对，况且阿章还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大学生，正上大学三年级，担任着系学生会主席。在优秀的阿章面前，他只觉得自惭形秽，认为一切非分之想都是对阿章的亵渎…… 和小辉一样，阿章也有些局促，表情也极不自然。显然，身材单薄、皮肤白皙、五官端正，有着女性般柔婉的小辉，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敏感的阿章，已经觉察到对方内心深处的躁动。于是寒喧几句后两人都尴尬地沉默了……后来小辉终于找到了话题，问起了阿章家里的情况。于是，阿章带着郁郁不欢的表情谈到了自己苦难的童年。 原来，阿章家在农村，7岁时积劳成疾的父亲便患肝癌去世了。为了替父亲治病，家里不但粮食、猪牛全部卖光，而且还欠了亲友5000多元。这5000多元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农村可算是一个天文数字，父亲一死，债主们便纷纷逼上门来。为了替死去的丈夫还债，“出七”后母亲便不得不被迫再嫁。母亲当姑娘时是当地有名的“靓女”，虽然家境贫穷并且已经生了孩子，但天生丽质仍然掩盖不住，不少已婚和未婚的男人眼睛仍然常常在她的身上打转，父亲去世后，当地一个在外面做生意赚了些钱的鳏夫便托人说媒，条件是，替他们还清全部欠债，改嫁后可以给孩子提供生活费，但不得带上孩子，他要女人再给他生两个儿子传宗接代哩。 母亲无可奈何地痛哭着离开了阿章，从此，孩子便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在孩子的记忆中，失去父母亲呵护的他根本没有童年，小小年纪每天放学后便是上山扯猪草、下地干农活……在失去父爱和母爱艰苦的生活中，孩子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尽自己的努力离开贫穷的农村到城里去。聪明加上刻苦和勤奋让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从小学上到中学又考上了大学。上大学后他一直坚持勤工俭学，靠给多家报社投稿勉强维持生计。 阿章苦难的遭遇深深触动了小辉那善良而易感的心灵，他无法想象阿章怎样度过了那些充满苦难的日子，在同情和怜悯中，他和阿章的心离得更近了。 从这天开始，小辉感觉到一切都改变了，他原本不相信有“一见倾心”的爱情，但想不到男人间也可以“一见倾心”，而且这种奇异的、强烈的感情竟发生在自己身上。分别后回到家里，脑子里满是阿章的影子，时时刻刻。他细心地掩饰着自己，觉得似乎所有人都发现了自己的秘密，更害怕父母亲关切和探究的眼睛。彻夜难眠，在灯下几次提起笔来想把自己真实的感情告诉对方，想写下“我爱你”三个字，最后却终于不敢动笔…… 但想不到 二天他竟收到了阿章的来信，信中滚烫的语言让他颤抖，让他流泪。阿章向他倾述着自己的孤独、郁闷和痛楚，赤裸裸地表达着对他的爱慕，呼喊着：“我爱你！宝贝，救救我这颗被丘比特神箭射中的心灵吧！让我们一起珍惜这份情缘，携手并肩，天老地荒，永不分离！” 从此，这一对年轻人便热恋了，和异性热恋中的情人一样，小辉拿出自己的积蓄租了一间狭窄的平房作为“爱巢”。阿章在大学里继续读书，小辉则丢弃了自己的工作，心甘情愿地当起了“家庭妇男”，买菜、做饭、洗衣、收拾房间。由于两人都没有收入，生活十分清贫，甚至没有锅、没有碗，常常只能到别人的地里偷偷地掐点菜回来煮面条……日子过得很穷，但心心相印的感觉让两个年轻人都很快乐。沉溺在爱的甜蜜中，除了阿章，小辉想不到也不愿意去想别的，阿章占据了他整个胸臆、整个心灵，每一天，他在思念中等待着阿章的归来。和许多热恋中的情人一样，他们的生活是浪漫的，经过一天的思念和等待之后，傍晚，他们会手牵手地在小城河边的林阴道上漫步，会共倚窗前，沉醉于天边娇红的晚霞，指点着第一颗升起的星星…… 小辉小心翼翼地向家人保守着自己爱的秘密，想早抱孙子的妈妈开始催促他赶快订婚并结婚了。小辉理解母亲的心思，也不愿拂逆母亲的意愿，这一天，是双方父母亲约定订婚的日子，他提前把这个决定告诉了阿章，并且嘱咐这一天千万不要来找他……女方的父母和客人都到小辉家里来了，小辉尽可能隐藏着自己内心的感受，拿烟倒茶，恭恭敬敬地扮演着“好女婿”的角色。但是想不到中午阿章突然来电话了，用嘶哑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呼喊道：“你赶快来，再不来就见不上我了……”一听这话，小辉什么也没有想，丢下女朋友和满屋子的客人就往外跑。当找到阿章时，发现他正在一个小网吧里，已经醉得一塌糊涂，地下满是吐出的秽物……他向网吧的老板道歉后，把阿章扶回家，把他的衣物仔细清洗干净、安顿他躺下后正准备离开时，阿章却欠身死死地攥住了他的手，用威胁的口气恶狠狠地说：“你不准走，你走了我就跳楼！” 望见阿章痛不欲生的神情，小辉的心像被刀扎了一样，他无法再离开他，也无法再顾及母亲和女朋友的感受，他只得留下了……10天后他向女朋友表示了深深的歉意，为了顾全女孩子的脸面，他说：“对外人你就说，发现我的缺点很多，两人搞不在一起，就主动提出分手了！” 双方的父母都不明白这对年轻人到底发生了什么。女方的父母觉得很丢脸，便找人上门质问；小辉的母亲也想不通，便厉声责备姑娘“变心”，但姑娘只回答了一句：“你应该去找自己的儿子！”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疼爱弟弟的姐姐耐心地和小辉谈心，温声对他说：“你是我的弟弟，有天大的事情姐姐都理解，即使要枪毙，姐姐也可以帮你顶一枪！你要老实告诉姐姐，到底是为什么……” 小辉哭了，他终于谈出了自己最隐秘、最不愿意让人知道的感情生活，承认自己是一个同性恋者。他哭着说：“我也想当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娶妻生子，负起传宗接代的责任，但是我实在办不到。我只能走一条和一般人相悖的道路，这条路会充满崎岖和坎坷，但是，我只能这样，只得请求你们原谅了！” 姐姐不懂同性恋是怎么回事，和许多人一样，以为弟弟患上了什么心理疾病，便说可以想办法送他到北京甚至到国外进行治疗……小辉无法向姐姐解释，只好把阿章写来的一叠情书交给姐姐，希望她能理解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性别的障碍，只有爱是惟一，同性恋只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既不伤害别人，也不会危害社会。 善良而通情达理的姐姐读了阿章的情书后，沉默了许久，终于说：“如果顾及父母亲的脸面，你能改就最好，如果实在不能改，不结婚也无所谓……姐姐只希望你幸福！” 父母亲终于也知道了儿子的秘密，父亲本是中医，懂得同性恋是怎么回事，母亲则用无边的慈爱包容着儿子，理解着儿子。他们提出想见见阿章，阿章来了，而且信誓旦旦地表示，终身将和小辉厮守在一起，“即使只能喝稀饭也不会分离”……善良的父母亲都被感动了。 坐吃山空和成天只是做饭、洗衣和等候的生活，也曾让小辉感到不安和不适，他并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家庭妇男”。朋友们在附近的小城里给他找到了一家亏损的小饭馆，他去盘了下来，准备离开阿章重新下海。他相信，凭着自己的能力和勤奋，不久后必然会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他和阿章再也用不着过那种捉襟见肘的窘迫生活。但是，他离开后仅仅短短的7天，阿章便气急败坏地不断地打电话催促他赶快回去，一会儿说高压锅要烧爆了，一会儿又说房子要发生火灾，还动员朋友们来找他。小辉知道这一切都是借口，真正的原因是阿章不愿意离开自己，于是便只得匆匆地将饭馆蚀了本让出去。 一年多以后阿章大学毕业了，在去一家大公司应聘的那天，没有西装也没有领带，小辉和他两人花了10元钱买了条领带，花100来元买了衬衣和西装，烫了又烫去参加口试，良好的素质让他被一家有名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录取了。 从2000年到2003年小辉都和阿章相亲相爱地生活在一起，谈到幸福的热恋时，小辉曾惆怅地对我说：“要是允许同性恋结婚，我们一定结婚了，可是……” 但是，我却在暗暗担心，如果能允许同性恋结婚，小辉和阿章就真的能够白头到老吗？ 到房地产公司后，阿章的收入迅速提高了，而且由于工作能力强、表现突出，很快便从普通职员被提拔为中层领导，成为被许多人羡慕的“白领”。过去是小杰省吃俭用地为阿章购买衣物，现在刚好相反，是他为小辉购买了。但善良而体贴的小辉总是想到，男人在外面工作，需要穿得体面一些，于是便悄悄把阿章买回的衣服再拿到店里去掉换，换成适合阿章穿着的款式和尺码。 他没有料想到，他们之间那种“生死与共”的感情其实是脆弱而经不起考验的，危机已经在慢慢地逼近。 2003年夏天小辉去西安办事，在那里有几个网友，大家见面了。三位西北大汉表现得异常地热情，请他吃饭，还刺破手指“喝血酒”，并且赤裸裸地表白，要求和他发生性接触，小辉断然拒绝了。三个大汉便轮流和他碰杯，终于把他灌得酩酊大醉、人事不省……一整夜不知道发生了些什么，第二天中午醒来后，发现那几个人都不见了，屋里一片狼藉，烟草味、酒精味、汗臭和精液的腥臭夹杂在一起，肛门处疼痛欲裂而且在流血。他明白，自己被那几个“哥们儿”强奸了！ 伤心地回到家里，更大的不幸在等待着他，阿章敏感地发现了他的异常，并且从皮夹里翻出了他和那几个网友的照片，于是马上铁青着脸提出“分手”，小辉哭着哀求道：“请相信我，我没有背叛你！”但是无论怎样解释、哀求都无济于事，最后阿章甚至动手打了他，两人从争吵变成打架，直到惊动了邻居……深夜，小辉泣不成声地给母亲打电话，母亲担心地询问阿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阿章只冷冷地回答了一句：“他在发疯，明天就好了！” 从这一天起，阿章无情地开始了对小辉的“冷战”，他再也不跟小辉说一句话，小辉做的饭他尝也不尝……小辉哭，闹，哀求，喝酒喝得休克过去，甚至去跳河自杀……许多朋友都来劝说，但是阿章冷着脸，铁了心要离开他。 就这样，曾经相濡以沫、爱得死去活来的两个年轻人终于分手了。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妻子，失去了爱情，一无所有的小辉又回到母亲的身边。最痛苦的是，他仍然舍不下阿章……他完全绝望了，躺在床上好几天不吃不喝，盼望着就这样死去。母亲心痛地哭了，用尽一切语言也无法安慰绝望的儿子，最后只得给阿章打电话哀求道：“我求求你，救救他吧，哪怕是骗骗他……”阿章果真在电话上对小辉说了：“我们只是暂时分开，以后仍然会在一起的，两年后2005年的‘国庆节’我就会来找你……” 靠着这句话，靠着这渺茫的希望小辉活了下来，而时间也终于治愈了他的创伤。当然，两年后阿章并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而直到今天，小辉仍然不明白当时阿章为什么那么坚决地要离开他。他仍然爱着阿章，怀里还揣着阿章的照片，默默地祝福他好好生活。回忆这一切时，痴情的小辉曾经对我说过：“我真的太傻了，他太不负责任，只是生命处于最低潮的时候愿意和我在一起。他给我带来的痛苦是‘杀人不见血’啊！但是，我仍然爱他，仍然愿意用整个生命来换回和他在一起的心情……” 善良而痴心的小辉啊！ 从西安回来后一星期左右，小辉开始发烧，他不知道艾滋病毒已经悄悄地侵入了他的躯体。两年后，他频繁地感冒，还患上了肺炎和鹅口疮，长期发烧，身体极端虚弱，最初怀疑是鼻癌，但经疾控中心检测后，发现已经感染了艾滋病毒，cd4细胞降到只有7个，可以说是生命垂危了。 过去小辉一直认为艾滋病离他很远很远，想不到离他竟这么近，这么快就来到了自己的身边。 到底是谁让他感染了这可怕的病毒呢？他不知道，也许也不愿意知道。 和其他感染者一样，被查出感染了艾滋病后，小辉也感到天都塌了下来，失恋和疾病的双重痛苦折磨得他喘不过气来，真是生不如死啊！他仰问苍天，为什么残酷的命运总是不肯放过自己？绝望、恐惧、后悔、内疚……各种复杂的感受交织在一起，这种感受是健康人很难想象的。在当天的日记里他这样写道： “我无法入眠，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感到整个身子在颤栗，甚至无法哭泣……” 整整5个月，小辉从肉体到内心都在生与死的边缘上挣扎，他感到自己和死神距离得这样近，死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从感染到等待死亡的这一段时间，他曾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我从来没有如此热爱过自己的生命以及生活过的这座城市，然而艾滋病毒却一点点吞掉我的生命，明明知道自己一步步被病魔逼近，又无能为力，世间还有比这个更残忍的事吗？这5个月，我一直挣扎在生死边缘，在那些空落的白天后的黑夜，在那些不眠后的黑夜后的白天。在清醒时想让自己糊涂，在糊涂时又努力寻找清醒。潮起潮落，月圆月缺，万物千古不变地运转着，只有我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谁都救不了我，更没有良药能够恢复我伤痕累累的心，前途一片迷茫，我看不到希望，谁能够提供给我后悔的药呢？我真正的已经一无所有，连最起码的希望也没有了……我站在河边，泪水和河水融为一体。好想紧闭双眼，往前挪一步，一切痛苦都可以结束了。可想到我年迈的父母，他们活着惟一的希望就是看着我健康、快乐的生活，结婚、生子……而如果我这样结束自己，把痛苦丢给他们，那也太……” 在病中小辉苦念着阿章，两人通了个电话，听说小辉感染了艾滋病，阿章哭了，说是要来看他，但小辉说：“你不要来，有这个心就行了……”阿章果真没有来，以后两人再也没有联系了。 当然，生活毕竟是美丽的，不只有狂风暴雨，也有明媚的阳光。当地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们知道小辉感染了艾滋病毒后，及时给他提供了治疗方面的咨询和指导，还经常询问他的情况，并进行心理疏导。在获得国家免费提供的抗病毒药物后，他的cd4细胞迅速上升，提高了免疫功能，稳定了病情。在住院期间，医生、护士虽然知道他是艾滋病毒感染者，但并没有歧视他，反而耐心地开导他、安慰他。特别他的父母和姐姐，更表现出了令人尊敬的慈爱和宽容，给了他最大的支持。父亲对他说，生命不在乎长短而在乎质量；姐姐说，不管发生了什么，你始终是我的好弟弟。为了生活更方便，患病后他主动搬出了家，母亲也跟着他搬了出来，和他住在一起，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并且经常开导他。小辉说：“妈妈当着我从不流泪，但我知道，背着我她不知道哭过多少次，她恨不得感染的是她自己……” 小辉辞去了工作在家里治疗和调养，随着病情的稳定，心情也宁静了许多。当然，在内心深处小辉仍然是痛苦的，在接受采访时他曾对我说：“我得随时随地戴着假面具生活，在一般人面前，我得隐瞒我是一个同性恋者；而在同性恋群体中，我又得隐瞒我是一个艾滋病毒感染者……如果遭到朋友们的歧视，我只有去死了！” 只有万籁俱寂深夜独处时，他才敢对自己说：“我是一个艾滋病毒感染者！” 和许多感染者一样，他把希望寄托于科学的发展，希望科学家们能尽快发明一种药物制服这可怕的疾病。但是，希望和绝望常常在交织……睡眠前，他常常希望自己再也不会醒来；在梦中，他似乎仍然是一个健康的小伙子，和朋友们快乐地相聚在一起，但有时噩梦又会突然降临，他会梦到自己已经死亡，浑身冷汗地惊醒…… 在百无聊赖的空闲中，小辉靠上网打发时间，最初只是查找艾滋病治疗方面的资料，并且希望结交更多的网友摆脱孤独。刚进入“同志”聊天室时，他以为只有自己一个人感染了艾滋病，但以后才震惊地发现，原来这竟是一个很大的群体，艾滋病正严重地威胁着“同志”的圈子，更重要的是，许多人并没有警惕，为了追逐一时的快乐，仍然保持着“多性伴”的生活方式，并且采用毫无保护的性行为；而一些被感染了艾滋病的人，则陷入了绝望乃至报复社会的情绪之中，有一个感染者自从知道自己的病情后，短短一年内竟和上千人发生过性行为，他说：“我要趁着自己还有魅力的时候，把艾滋病尽快传播给别人！”理由是：“为什么我被感染而他没有？” 小辉立志要帮助这些人。有一位感染者，不敢去疾控中心寻求帮助，也不敢告诉家人，小辉劝他要勇敢地面对，但对方却说，万一别人知道了咋办？名誉比生命更重要！小辉便以自身的经历说服他，告诉他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善良的好人，他们会尽力给予感染者帮助，并且会绝对保密。后来这位感染者终于接受了小辉的建议，去到疾控中心接受治疗。有一位感染者说他太绝望了，准备自杀，小辉便劝慰道，如果你在当地实在待不下去了，可以到我这里来，有我一碗饭吃就有你的。那位网友十分感动，放弃了自杀的念头。还有个感染者曾经埋怨自己的家人，小辉便冒充他的家人在网上和他聊天，请求他谅解，让这个感染者终于解开了心里的疙瘩…… 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小辉的痛苦逐渐减轻了，并且重新找到了生存的价值。痛定思痛带来了大彻大悟，他重新反省了自己的生活，善良的他只遗憾没有把握好自己，只遗憾命运的苛刻，他不恨那些把艾滋病传播给他的人，反而祈求上帝保佑他们平安、快乐。他还决定把自己的经历、体会和反省都坦率地说出来，和大家分享、交流，让更多的“同志”懂得艾滋病的防治知识，不要重蹈自己的覆辙。他知道，“同志”这个群体虽然受艾滋病的威胁更大，但由于他们极其隐蔽，对外人充满了戒备，使疾控中心等单位往往很难开展工作，于是他便以“艾滋交流”的网名进入了“同志”聊天室，并且注册了一个专用的qq号码，在网上和大家交流和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 在网上，他曾遭到过少数人的谩骂和驱逐，但更多的人却被“艾滋交流”吸引，短短几个月中，便结交了100多位好朋友，和1000多人进行过交流。他发现这些人中约有一半人缺乏对艾滋病的了解，有30％的人对艾滋病感到极端恐惧，10％不愿意接触这个问题，而剩下的10％就是艾滋病毒感染者了。 如今，省城某“同志”志愿者组织已经注意到了小辉的努力，并且积极邀请他参加志愿者的培训和工作。生活，将向小辉揭开新的一页。 小辉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疾病的威力比得上艾滋病，让全世界如此关注，更让如此多的同胞痛苦、绝望，甚至摧毁自己年轻的生命。我之所以在自己生命即将结束之日，愿意敞开心扉，诉说自己的苦难，记录内心的真实感受，只是希望健康者能走进感染者的内心世界，倾听他们微弱、求生的声音，感受他们的痛苦、绝望，并寻找自己内心的平衡点，珍惜自己的生命，珍惜健康的每一天。当健康的你为没有事做而高呼无聊时，当你在无病呻吟时，你知不知道还有这么一群人痛苦地挣扎在生死边缘，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健康的人们！希望你们能够抵制诱惑，好好把握自己，日子真的不是山高水长，也不是天长地久…… “我已经为自己年轻的生命预定了最后的晚宴，我似乎已经听到死神的召唤。但是在不多的日子里，我会积极地生活着，拥抱每天的太阳，我会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们，尽努力所能及，我会去鼓励病友树立信心，也会去安慰恐艾者走出阴影，重新拥抱生活。帮助别人真的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也希望能更多地认识新的朋友……” 我和小辉一样，将希望也寄托于科学的发展和科学家们的努力。目前我国的首个艾滋病疫苗Ⅰ期临床试验已经顺利完成，在创作这部报告文学时，又从媒体的报道中知道了比尔·盖茨投入巨资和加拿大联合研究艾滋病疫苗的消息，衷心希望这一切早日获得成功！ 除小辉之外，我还了解到另外一些同性恋者的故事。 2006年秋高气爽的日子，在北京一家医院里面对小方（化名）时，我再一次感到心痛和惋惜。戴着眼镜的他，穿着雪白的衬衣、深蓝色带条西装、系着雅致的领带含笑出现在我的面前，无疑是一位快乐的高级白领，我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把他和艾滋病联系起来。但是，他用坦率的目光注视着我，轻声说：“刚刚拿到了检测报告，阳性。” 这时我才注意到，原来他的笑容里充满了苦涩。 一刹那间，我觉得房里陡地黑暗下来，太阳好像失去了光辉，“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我紧张地喃喃问道，但这句话刚刚说出口就感到后悔，强迫别人撕开自己的伤疤也许是天地间最残酷的事。 小方仍然用令人尊敬的、坦率的目光注视着我，轻声说：“我愿意把自己的故事告诉你，因为也许会对别人有好处。”下面就是小方的故事： 我今年29岁，出身在农村，家里很穷，上高中时便是自己养活自己，后来我考上了上海的名牌大学，1998年大学毕业。 上大学后我有了女朋友，我们相爱了，准备毕业后2000年元旦结婚。但是女方的父母却是很现实的人，他们在经济上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没有办法满足，婚事便一直拖了下来。于是我和女朋友两人来到了北京，想找机会发展。 到北京后，我们生活非常窘迫，住在民房的地下室里，欠了许多债。女朋友在一家企业工作，我准备考国际金融专业的研究生，在大学里我学习成绩很好，对考上研究生满有把握，但不幸的是，数学成绩差了4分竟没考上……我心里非常失落，准备继续复习、继续报考，但是，更加不幸的事发生了，和许多故事一样，爱情无法战胜物质的诱惑，女朋友慢慢地变了，她不愿意再过贫穷的、东挪西借的生活，和她有钱的老板有了暧昧关系，于是2001年冬天到2002年初，我们多次发生争吵。那一天正下着大雪，在再一次发生争吵之后，她决绝地提出了“分手”，拉开房门毅然离去，只给我留下了雪地上一串孤独的脚印…… 从此，我一无所有了，孤独和痛苦、强烈的挫折感和失落感包围着我，独在异乡，没有人安慰，也找不到人倾诉，只有把眼泪咽进肚子里，心如刀绞，一个人苦苦地捱着日子。我开始怀疑世界上是不是有真正的爱情。一天下午，我忧愁地坐在某著名大学的小湖边，望着湖水和荷叶发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一个充满阳刚之气的大学生来到我的身边，他有1.85米高的个子，是个典型的阳光男孩儿，后来我知道了他原来是学体育的。他坐在身边问我：“一个人吗？”我点了点头。他又问道：“为啥不高兴？” 也许是因为被压抑得太久了，这一句简单的问话竟打开了我的心扉，我向他倾诉了自己的失落和不幸，他没有打断我，只耐心地倾听着。当我把心里的积怨全部吐出后，心情似乎好了一些，他便约我去他的住处玩儿，以后我们又买了一包食品准备到圆明园去野餐……有他的陪伴，我的心情好了许多，我伸开四肢躺在草地上，心情似乎变得轻松起来。他挨着我躺下来，一把搂过我的脖子，把我搂在他的怀里，轻轻地吻着我……一刹那间我很吃惊，心跳起来，几乎想质问：“这是干什么？”但是，我又发现自己确实很喜欢被他搂着的感觉，短暂的矛盾后便没有反抗，默认了他的爱抚。当天晚上我去到他的住处，和他发生了性行为。第二天发现自己几乎下不了床，只得去医院治疗…… 我们相恋了半年，半年后他离开北京，我们便失去了联系。 他走后，我再也没有找到能代替他的人。2002年底我进入一家证券公司工作，经济情况好转了，但感情上却仍然是一片空白。我在网上查到了一些“同志”活动场所，我和一些网友见过面，也曾去过酒吧和浴池，但在酒吧里我只是喝酒、唱歌，浴池基本上是同性恋“群交”的场所，人们之间只有纯粹的性关系，并没有感情，我并不喜欢这种交往方式。 2006年初，我在网上结识了一个人，他长得有点像过去那位朋友。春节我没有回家，他便开车到我家里，要求和我发生性行为。我让他用安全套，他说不习惯用，用了要阳痿，我便没有坚持……他走了后曾打电话问我好不好，有没有特别的感觉，我说没有，一个多月后，他又来了，我们再次发生了性行为……4个月后我的身上发作了带状疱疹，现在查出已经感染了艾滋病毒……我怀疑是他让我感染的，但是我不知道他的职业和年龄，甚至不知道他的姓名…… 我问小方：“根据你的了解，北京同性恋多吗？” “北京同志网注册的用户就有36万，还有很多是没有注册的。许多同性恋者在酒吧里活动，几个有名的大浴池，招牌是洗澡，其实是群交的场所。外面唱歌、洗澡，里面是卧房和一些黑黑的、供特殊用途的房子。这些地方只有性和金钱，没有感情。” “听说还有‘小弟’——也就是男妓，是吗？” “是的。这些‘小弟’多半家里贫穷，找不到工作就干上了这一行，他们有的人还惊喜地认为，想不到干这一行挣钱这么容易。我曾经在一家浴池里看见一个小男孩儿，长得特帅，他一出现，人们的眼睛便跟着他转，他到哪儿人们便跟到哪儿……后来他脱了裤子趴在床上，手里握着一瓶矿泉水喝，男人们就一个接一个地排着队跟他发生性行为。我好奇地站在那里看，短短半个多小时中，竟有七八个人上去……这种情况是十分可怕的，一整夜不知道会有多少人被感染艾滋病！” “你还在上班吗？” “没有了。” “靠什么生活呢？” “前两年挣了钱后买了套房子，现在就靠房租生活……”依然是充满苦涩的微笑。 他才仅仅29岁啊，我不敢再想下去了！ 在这家医院里，我还听到了另一位感染者小文（化名）的故事。 小文个子高大，长相并不英俊，讲话时语调缓慢，有些木讷和腼腆。他皮肤红润，并不像个病人，后来我才知道，在医院的关心下，他坚持服用抗病毒药，病情已经稳定。 我一直不知道应不应该把小文叫作“同性恋者”，他或者只应该被称为男男性接触者。 小文有一个不幸的童年，12岁时姐姐的第一个男朋友就强迫和他发生了性行为；父母亲离异后各自组织了新的家庭，但后母和后父对他都不好，挨打挨骂是“家常便饭”。后来他参了军，但复员后景况仍然没有什么改善，工作没有着落，结交的女朋友也“吹”了。亲父临死时给他留下了两万元，但这宝贵的“遗产”又被合伙做生意的人骗走了。 他在“同志”们活动的浴池里和一位河南人有了性关系，以后发现感染了梅毒，2005年长期发烧并出现皮疹，去医院治疗时，查出已经感染了艾滋病。 母亲和姐姐知道他的病情后只有痛哭，后父不愿意接纳他，他本来和弟弟住在一起，但弟弟也轰他走……走投无路的他曾跳河自尽，但是又被人救起……经过疾控中心和有关部门多次做工作后，如今弟弟已经包容了他，后父对他的态度也有了改变，嘱咐他“好好活着” ，星期天经常让他回家吃饭了，母亲更常常鼓励他：“你要争取多活几年，这是家里的幸福！”经济上并不宽裕的母亲还经常给他送来蔬菜和水果。 他现在是民间组织“红丝带之家”的志愿者，义务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报酬是可以提供免费午餐。他还在社区里学习电脑知识，并且已经取得了技能证书；他又在学习英语、企业管理知识并且研究青少年问题，写出了论文《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原因和对策》……他曾想报考公务员，但听说当公务员要检测hiv便只好作罢。 他说：“昨晚我又做恶梦了，梦见艾滋恶魔来抓我走，惊醒时一身冷汗，喝了水，吃了母亲给的丹参丸才好了一点。” 采访结束时我送了他100元钱，我知道这“杯水车薪”对他并没有多大的帮助，我在担心，这个年轻人真能“好好地活着”吗？ 在另一所著名医院——总书记胡锦涛曾经视察过的地方，这里的志愿者们组织了“爱心家园”，我结识了在“爱心家园”里搞“同伴教育”的阿刚（化名），他的遭遇使我同情，而他的行为却让我感动和尊敬。 48岁的阿刚高而瘦，原先是首钢的工人，已经结婚，有妻子和孩子。和小文一样，他也有一个不幸的童年，生下才两个月就来到了养父母的家里，养母对他一直不好，他是在一个缺乏亲情、缺乏母爱的环境中长大的，虽然是个男孩子，但从小就学会了买菜、洗衣、做饭，甚至还会织毛衣。 早在青春期的时候，他就惊讶而恐惧地发现，自己对男孩子们有一种特别的感情。他知道，对于“同性恋”，许多人会视为“怪物”，父母、单位、社会都是不能接受的，由于怕被人歧视，他仔细地掩盖着自己的性取向，和大家一样，结婚生子，20多年的生活就这样平平静静地过去了。 但厄运终于降临到他的头上，45岁时夫妻两人竟双双下岗。为了维持生计，曾学习过穴位按摩的他，受聘于一所同性恋活动的浴室。当时浴室里仅仅只有他一位按摩师，老板便让他带了几个二十一二岁的徒弟，他们也都是同性恋者。在这个场所里，他的性取向不会受到歧视反而受到欢迎了，感情的闸门终于打开，当时浴室生意很好，客流量很大，有的客人便要求和他发生性行为，他也曾有过同性的“朋友”…… 这种自由自在的日子仅仅过了4个多月，问题发生了。2004年3月他开始长期发低烧，后来又由低烧变成高烧，烧到40度，还伴有腹泻，医院用遍了一切特效药都没有好转，最后，医院为他进行了艾滋病毒检测…… 阿刚永远都记得那一天，他躺在病床上，突然五六个人走进了病房，人们向他介绍，有区主任和区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一个工作人员轻声对他说：“你感染艾滋病了！” 阿刚说：“当时一听到这句话，我就蒙了！没有了生命，没有了自尊，太无助了！怎么办？他们把我转到了佑安医院，我整整哭了三天……我的cd4细胞降到只有6，生命垂危，但佑安医院两个年轻大夫尽心尽力地把我从死亡线上挽救了回来……我把自己的病情告诉了妻子，不敢告诉养父母，后来妻子告诉他们了，出院后大年初一我去拜年，养母根本不准我进门，她板着脸对我说：‘从今以后你不要来了，我们断绝关系！’……那时我住在陶然亭那边，好多次都想从桥上翻下去了此残生……真的不想活了！” 是佑安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再次挽救了他。出院后，在他们的指导下，他开始进行“鸡尾酒疗法”，服用抗病毒药，稳定了病情；以后护士长又建议他去“爱心家园”的画室里练习绘画。在画室里他接触了许多病友，大家互相关心、互相交流，让他的孤独感减轻了许多。苦出身的阿刚，从小就聪明而能干，蜡染、手工、画画、服装设计样样都有一套，他曾经创作了一幅画，美丽的花枝上站着一只活泼的小鸟，标题是“独闻花香”，这幅画以500元的价格被人买走……他重新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有用的人，于是终于迈过了生与死的那道坎儿。 以后，阿刚又参加了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学习班、世界卫生组织举办的艾滋病人基本医疗服务培训班等，得到了证书，还接受过媒体的采访，参加了电视片《生活启示》的拍摄，逐渐从自己的不幸中间超越出来，解脱出来，变成了“爱心家园”的志愿者，对病人们进行“同伴教育”。他和妻子每月的全部收入只有1000元，儿子还没有找到工作，要靠他们养活，但是，信仰佛教的他，在贤妻的支持下，每天出入于艾滋病人的病房，省吃俭用地尽可能给病人们送去温暖和关怀。面对绝望的、想自杀的病人，他会反复揭开自己的伤疤，用自身的体会安慰他们；一位女病人因脑部感染，绝望中跳楼自杀，他为她擦身换衣，送她最后一程；一位来自河南的农民并发感染了肺结核，他一连帮助和安慰了3个月，经常用自己的钱为他购买水果，并且花上三四个小时，为他烧桂圆、银耳、白合、莲子、冰糖汤，希望能对他有所帮助，这个病人在夜里死亡，他一直为自己不在跟前、没有见上最后一面感到内疚……在采访时，桌上摆着一盘新鲜的、红红的苹果，他说，这是给一个新入院的病人准备的，今天我还为他炖了鸡汤，明天准备熬银耳汤…… 采访结束时，我问阿刚有什么需要呼吁的，他说：“佑安医院的医生护士对我们都很好，科主任徐莲芝医生开了中药后自己先喝，没有副作用后才给病人，天凉了，还嘱咐大家要多穿点衣服，对人很亲切，可以说是无微不至；护士们也常陪病人聊天、谈笑……她们也不容易，感到的压力不次于我们，年纪轻轻就老给我们这些人打交道，一句话、一个微笑我们知足了！但是有些媒体过去对艾滋病人的报道有误导，造成对感染者的歧视，希望他们能真正到感染者中来，倾听我们的心声，减少歧视，真正帮助感染者，给我们一些空间。我们并不反党、反社会，不要挤兑我们，让我们走入极端。另外，病人的同伴教育很重要，一些病人心里的想法和委屈，对家人、医生和护士不愿说的话，常常愿意跟我说，我是他们的‘哥哥’。但现在搞同伴教育的人还太少，我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帮助我……” 阿刚的行为让我肃然起敬了，临走时我掏出100元钱，请他代我买点营养品送给病人，他露出了灿烂的微笑，天真而炫耀地对护士长说：“这是让我给病人买营养品的！” 采访扎记 对同性恋人群开展“人口学、行为学和社会学监测”，已列入《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1—2005）》，但由于社会歧视和性政治方面的偏见，我们对同性恋这个群体仍然一直缺乏研究，男同性恋在我国到底有多少，至今没有可靠的数据。 20世纪初，国外的专家们对男同性恋开始进行研究，估计这个人群约占人口的3％。我国社会学研究者从1989年开始关注艾滋病人群，90年代以后刘达临、潘绥铭、李银河、陈彦方、张北川等陆续进行了研究和调查，据李银河报告，我国人口的3％至4％即3900万至5200万人为同性恋；张北川教授估计，其人数约占男性总人口的10％至15％，其中双性恋者占2％至5％，2001年近两千万。大约半数的男性“同志”与女性有过性关系，而由于社会和家庭的压力，70％以上与女性结婚，许多人婚后除与妻子保持性生活外，还隐秘地与同性保持着性交往。 2005年中国官方首次向外公布了中国同性恋人群数量：500万至1000万人。而有的专家估计，这个地下人群的数目可能在5000万人左右。2006年初传来消息，同性恋人群的感染率已达1.35％。 据张北川研究，2001年北京以外地入京为主的男同性恋中，艾滋病毒感染率约3.1％，其中的已婚者达6.9％，40岁以下的男同性恋者中，感染率高达12.1％。2003年据有关部门调查，北京、广州、沈阳等大城市男同性恋感染率都在1％以上。2006年据重庆有关组织筛查，男同性恋者中的艾滋病毒感染率已经远远超过1％，而且这些感染者中除一人35岁外，其他都是20多岁的青年，最年轻的只有21岁，他们中既有性工作者，也有已婚白领。 而男性性工作者（俗称“小弟”）更是男同性恋中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并不都是同性恋者，往往是迫于谋生走上了这条道路。他们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往往受到“同志” 的歧视。他们在卖性的同时，也向同性或异性买性，多个性伙伴、多种性交方式混杂，更增加了艾滋病感染和传播的危险。张北川估计，男性性工作者全国达38万左右，有1000万这样巨大的买方市场，再加上还有一批花钱买春的女性，造成的问题确实不能忽视。 据北京地坛医院的医务人员介绍，有位“小弟”仅仅是因为挣钱卖性，他认为“在这里挣钱太容易了”，一次就可以挣到500元，他根本不知道应该用安全套，结果仅仅发生了3次性行为就感染了艾滋病。 据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与四川省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调查，男性性工作者中年龄最小的17岁，最大的28岁，高中及中专水平的占50.7％，大专以上的占31.9％。这些人一般昼伏夜出，主要活动在酒吧、迪厅等娱乐场所，除为一般的男性或女性服务外，他们的雇主中还有暗娼。这些人安全套使用率很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女“嫖客”根本不愿用安全套，认为既然花了钱就要享受“真正的”性快乐，根本不顾是否会感染艾滋病。 由于多数男同性恋者把性行为单纯当作一种取乐的行为，作为“一夜情”，因此常常认为，使用安全套会破坏融洽的关系，因此在男同性恋中推广安全套，比在女性性工作者中困难得多，虽然很多人知道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但总是抱着一种侥幸心理，“防艾知识全知道，上床还是不戴套”，认为自己不可能被感染。 有人认为，对同性恋的宽容态度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正确对待同性恋现象是防止艾滋病蔓延的重要一环。随着社会的进步，近年来世界上已经出现了许多令人鼓舞的新动向。如澳大利亚首都领地政府通过了允许同性结婚的新法案，比利时国会通过法案允许同性配偶领养孩子，2006年复活节100多对同性恋配偶与他们抚养的孩子一起参加了白宫的滚彩蛋家庭活动等等。 2006年3月两会召开前夕，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社会学者李银河，第三次向全国政协提交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提案。虽然有人认为，同性婚姻的思想过于超前，她的努力再次受挫，但是她说：“应当一年接一年地提下去，直到通过为止。” 更加令人欣喜的是，相当多的“同志”已经认识到目前艾滋病蔓延的严峻形势，并且认识到艾滋病是可防可治的，自2003年起，全国各地突然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一大批同志志愿者组织，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成都、大连等20多个城市上千名志愿者组成了重庆彩虹、上海同心、江苏同天、陕西健康、辽宁方舟、成都关爱等组织，志愿者们自觉地、主动地积极投身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第一线。他们是“同志”的一份子，了解“同志”、了解社区，容易和“同志”沟通，他们走进酒吧、浴室、公园乃至“同志”的家里，开展各种咨询和干预，现身说法，推广安全套使用。在同性恋群体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志愿者有公务员、大学生、研究生、医生、职员和民工。目前，在全国各主要省会城市都有他们活动的身影，各地还开通了热线电话，并定期举办活动。 以成都同志关爱小组为例，自2002年6月成立以来，联系的人群已上万，在男性性工作者中，已经开展了有针对性的干预工作，还对一部分人进行了艾滋病毒检测。如今这个组织不但和国际艾滋病联盟建立了合作关系，受邀参加了四川省“2006—2010年艾滋病防治规划”制订的研讨，而且曾应邀在世界艾滋病大会上主办了“政策开发研讨班”、在亚太地区艾滋病大会上做了“与艾滋病作斗争，成都同志在行动”的专题发言，并连续为非洲代表团进行了培训……取得了良好的影响和实际成效。 正文 第七章 我们是不是错过了最好的时机？ 中国艾滋病预防控制领域的首席专家邵一鸣2003年世界艾滋病日前夕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曾指出，“由于我们还存在着监测上的一些薄弱环节”，现在掌握的资料和数据只是“冰山一角”，“95％的传染源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控制好的国家，多数的传染源他们都是掌握的，也就是说他们的报告数字和估计数字之间只有20％左右的差距，而我们是多少？我们是只有5％掌握……” 这位专家郑重指出：“我们国家正处在艾滋病真正大流行的前沿。”“政府对这个问题的选择一直是宁可估高，不要估低这样一个措施。”“艾滋病可以治，而且可以治得非常好。但我们绝不能再丧失亡羊补牢最后的机会。” 但是，接触到艾滋病这个问题之初，在北京采访期间，我也听到一些专家有另外的说法。他们认为，中国人对艾滋病的恐惧是盲目跟风外国，根本不懂艾滋病是怎么回事，外国人拿钱来改变领导们的观点，中国人便人云亦云了。艾滋病在非洲造成了gdp下降、人均寿命缩短、劳动力短缺等严重后果，甚至危及民族的生存，而在中国根本不可能，直到现在，艾滋病造成的死亡率在中国的死亡人数中仍然只占很小一部分，远远少于癌症等疾病。中国人的性行为也和非洲人有很大不同，没有那么频繁的性行为。为什么要把艾滋病危言耸听地说得这么严重呢？实际上是为了部门和少数人的利益。 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更符合实际呢？ 我在采访和考察中接触到的基层工作人员，特别那些奋战在防艾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他们多数认为，目前我们确实处于遏制艾滋病蔓延的关键时期，如果真抓实干就大有希望，如果敷衍塞责后果就不堪设想。从考察中的实际感受说来，我认为，现实存在的问题与其说我们在“危言耸听”，不如说我们流行的仍然是“报喜不报忧”、搞“愚民政策”的“政绩腐败”。 中国最早发现艾滋病高发区的桂希恩教授，1999年6月在河南上蔡县文楼村抽出11个血样，发现10个感染了艾滋病毒，他震惊之余向当地政府和卫生部门郑重报告，并且表示在暑假期间可以带一个医疗队来，送卫生下乡，但出乎意料之外，卫生局长竟不同意，并且毫不客气地让德高望重的教授吃了闭门羹：“你们不可以来，如果你们来我要干预！” 回到武汉后，桂希恩在焦急中等待了两个月，河南方面没有传来任何消息。受到“医生”职业良心和责任感的折磨，桂希恩利用休息日第二次去到文楼村，和学生们一起，两天抽了140多个血样，发现超过一半是阳性。这天上午他们看到村子里死了一个人，抽完血样后，有人告诉他旁边的村子又死了一个，桂希恩想把出殡的情况照一张相留作资料，以后可以供教学之用，谁知死者的一个亲戚——乡长——来干涉了，训斥白发苍苍的桂希恩道：“你还是个教授，你懂不懂法律？你到这个地方来，为什么不经过政府允许？”最后还殴打了他的学生…… 小小一个局长和乡长竟可以对教授和学生们如此作威作福，他倚仗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样秘密而艰难的状态下，桂希恩完成了对艾滋村疫情的初步调查。1999年10月中旬，他把自己的发现报告了当地政府，10月底又向中央主管领导寄交了调查报告。幸运的是，北京方面很快有了回音，桂希恩被请到中国疾控中心详细汇报情况，不久后，上级部门派遣工作组进驻疫情高发区。到这个时候，当地政府对桂希恩的态度才和缓了一些。（在中央电视台《面对面》节目播出了对桂希恩的采访后，温家宝总理在武汉视察工作期间，特意前往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看望了桂希恩教授，并认为他做得对。） 继桂希恩之后，高耀洁也去到了那些艾滋病高发的村庄，她曾在一天之内看到一个村里有9户艾滋病人出殡……渐渐地，上蔡、文楼、尉氏等艾滋病疫情比较严重的地方被外界知道了，而高耀洁在一些人的眼睛里也变成了一个特别不受欢迎的人。面对严重的疫情，有的官员还毫不脸红地宣称：“河南至今还未发现一例艾滋病患者！”一位摄影记者偷偷跑到尉氏县拍照，有人竟找到高耀洁家，怀疑她与摄影记者“勾结”，并勒令她把胶卷要出来。有人指责高耀洁，河南的脸就被她给丢了，“安徽、湖北也有艾滋村，但那里人聪明，不闹，没有高耀洁！” 这一切说明了什么？ 当然不仅河南如此，有的地方其做法似乎比河南更甚。本世纪初，陕西商洛地区非法采血造成的艾滋病流行，经记者赵世龙调查后，发表文章于《羊城晚报》和《南方周末》，引起时任总理的朱鎔基的重视，批示严查。陕西省有关领导也批示要彻底调查，但让人感到寒心的是，他们不是彻底调查非法采血的不法分子，不是对艾滋病的流行采取遏制措施，而是要调查事情是如何泄密的。当时的3位省长和1位书记分别指示要以“泄密罪”查处记者，根据是《防疫法》，但事实上这个法中根本没有列入艾滋病条目。记者被西安市公安局秘密传讯，后经报社的据理力争和省内外记者们的声援和奔走，终因无法定罪才不了了之。 在采访和考察期间，我不只一次遇到过这种尴尬的局面：参加会议旁听，不允许；去现场，不同意；介绍情况，没有时间；了解某个问题，无可奉告……有的地方甚至连宣传部出面协调也不行。拒绝者对我说：“艾滋病是保密的，不能报道，不接受采访！”甚至还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在我的采访刚被拒绝后，却听说当地正在“认真准备”迎接外国的新闻媒体，于是我惶惑地问道：“国家的《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对有关部门、组织、个人开展艾滋病防治的宣传教育工作提供技术支持’，这到底作何解释？为什么你们可以接受那么多外国人的考察（当然我知道，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向外国人要钱），却要对自己的同胞保密？” 人类与艾滋病斗争的实践已经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艾滋病流行绝不仅仅是一个医学和生物学上的问题，而是一个十足的社会问题（甚至还包括文化问题），不仅艾滋病造成了社会问题，而且社会问题也造成了艾滋病，因此，要控制这种疾病的流行，单靠卫生部门显然是无能为力的。除了泰国采取全民动员、总理挂帅的办法，取得了显著效果外，非洲一些国家也有成功的例子。肯尼亚2000年成立了国家艾滋病控制委员会，直接归总统办公室领导，制订并实施了两个五年计划，把影响巨大的宗教力量也引入了防治工作。乌干达于1992年就成立了艾滋病委员会，主任由极具号召力的宗教领袖担任，各部门为成员，定期制订并落实五年计划，每年评价一次。两国都有强有力的协调机构，还充分发挥了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开展了多种形式、独具特色的自愿咨询检测，积极地开展了抗病毒治疗，大力推广abc防治策略，及时进行了母婴阻断，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效果。 自1985年开始，我国发现了艾滋病人和感染者，到80年代末出现了第一个流行期，到90年代中期进入了快速增长期。但是，最初我们却和许多习以为常的做法一样，把艾滋病意识形态化，和政治联系起来，和社会制度联系起来，和自己的“政绩”挂起勾来，认为这是“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东西，必须用“堵”的办法“拒之于国门之外”。“红色文化”导致了“鸵鸟政策”，许多地方党政领导的决策都是：“内紧外松”，“高度保密”，将艾滋病的疫情视为“国家机密”严格进行封锁，不但不积极地进行追踪调查并切断传染链，而且认为只要一承认有艾滋病蔓延就等于承认了有吸毒和卖淫嫖娼等现象，会影响“光辉形象”，影响招商引资，影响旅游，影响地方经济的发展，当然更怕影响自己的“政绩”和头上的乌纱帽。一些地方卫生部门搞了点防治艾滋病的宣传标语，却受到了当地领导的批评，并被严令擦掉或撕毁，当然更谈不上全社会广泛参与、大张旗鼓进行学习和宣传了。 1999年云南瑞丽已经在吸毒人群中发现了大批艾滋病毒感染者，但由于使劲地“捂盖子”，没有向广大群众警示，因此全国人民并不了解这种严峻的形势。当时四川凉山州一位副州长曾向媒体介绍，吸毒人员中感染率已达10％以上（实际查出已占80％），《参考消息》登出了这条消息后，本应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并采取措施，但高官们反而对他极端不满，通过各种渠道向他施压，以致错失良机，没有及时采取措施。 近年来，特别是sars的教训，让我们转变了观念，公共卫生问题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预防传染病成为政府工作的重点之一，政府职能开始转变，但仍然是“头重脚轻”——中央力度大，下面却发展不平衡，有的地方重视一些，有的地方仍然很不重视；在伸手要钱时表现得很积极，但落实到具体工作，落实到基层乡、村，落实到感染者和病人的时候却很消极，往往只是搞点“花架子”或在口头上吼两声应付应付就算了。 有的省疫情本极严重，甚至一位县长曾流着泪向省委书记汇报，呼吁道：“书记，救救我们吧！”这个省表面上说已经实现了“从隐蔽到公开”的“转变”，要“打一场”禁毒防艾的“人民战争”，但实际上远远没有达到这种程度，报喜不报忧、遮遮掩掩、打肿脸充胖子已是痼疾。中央电视台曾报道了这个省某个地区毒品泛滥和吸毒人群中艾滋病感染的情况，呼吁必须切实采取措施加以遏制，但当地认为中央台严重影响了他们旅游业的发展，10多年过去了，对中央台仍然耿耿于怀，每一提及便怒形于色……“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现在连别的媒体（包括作家）也被拒之门外，艾滋病话题一直是这个地区的禁忌，不是“从隐蔽到公开”，而是变得更加隐蔽了！ 由于观念没有真正转变，虽然省委书记着急，但下面各级领导愿意正视这一问题的却并不多，因此工作并没有真正落实，更谈不上什么“人民战争”。在宣传声势上，四川凉山、达州等地随处都可以看到有关艾滋病防治的巨型宣传画、广告牌，这里却羞羞答答、遮遮掩掩地很少看到。路途中，一位中学教师曾感慨地对我说：“政府的防艾工作没有落到实处，对青年学生的宣传就很不够，我一些十三四岁的学生周末就到旅馆开房间，根本不懂什么叫安全防护！”这个省的疫情被有关方面排列为全国第一，但一位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却向我介绍：“我们全省已经没有艾滋病！”至于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连搞宣传的人似乎也弄不清楚，一位地区宣传部的干部便曾告诉我：“蚊子要传播艾滋病哩……” 为了“政绩”和乌纱帽，什么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乃至建立和谐社会，都不过是形式和口号。 因此，一位疾控中心的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曾激动地对我说：“疾病控制在很多时候不是和疾病斗争而是和人斗争——包括和老百姓的愚昧、和领导错误的政绩观斗争。一些领导不实事求是，对上面总是报喜不报忧，这种做法可能祸国殃民，亡党亡国。根据现有资源，我们不难找到控制疫情的路子，但是一遇到‘领导授意’和‘行政干预’就毫无办法。我们目前的尴尬就在于此，艾滋病不能控制也与此有关。这种观念不改变，专家来得再多也无用！” 2004年4月，卫生部副部长、国务院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陇德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曾指出：“疫情漏报瞒报情况严重。由于信息失真，给国家制订行为干预、患者医疗、经费投入、药物生产等相关政策造成很大困难；艾滋病对局部地区的社会经济的严重影响已逐步显现，制约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引发了各种社会问题。” 至于多部门合作与现行体制、政策、法律上的碰撞、冲突和尴尬，更已经常发生了。 正如公安部禁毒局一位副局长指出的：“艾滋病问题之所以严重，不仅在于它会带来让我们难以承受的社会危害，而且在于它将对我们的法律制度和价值观念提出严峻的挑战。”艾滋病是一种社会病，也是一种行为病，在目前还没有有效的疫苗和根本的治疗药物之前，必须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干预，让人们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学会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专家们称之为“这是最好的疫苗”。但是，不管针具交换、使用安全套还是进行美沙酮维持治疗，都涉及我们的许多禁区，和我们的文化甚至法律发生冲突，一方面“坚决打击”吸毒、贩毒和卖淫嫖娼这些“社会丑恶现象”，另一方面又要推广清洁针具、美沙酮和安全套，于是在执行时难免产生尴尬和矛盾。 搞美沙酮维持治疗，要求吸毒人员每天都要到治疗点服用美沙酮，但公安部门在搞“打防结合”，对吸毒人员保持高压，而且还有“指标”，于是有的被抓走，有的不敢来，无法坚持。某市卫生局防艾科科长发现服美沙酮的吸毒人员被公安抓走后便赶去解释并希望放人，对方却大声质问她：“难道我们抓错了？吸毒是公害，懂不懂？会抓错了？”说着便毫不客气地把她和司机赶走。对针具交换也是如此，幻想管住了针具就管住了吸毒，哪知道却为“共用针具”造就了社会环境，促进了艾滋病的传播。 卖淫嫖娼和同性恋更是官员们绝对不能涉及的话题，早有规定，随身携带安全套便是卖淫嫖娼的证据。面对几百万“小姐”队伍，公安部门已经感到力不从心，最多只能在“扫黄”战役开始的时候突击一两次进行集中清理。市场经济带来了妇女们把身体作为商品，这不是简单的“丑恶现象”而是一种“社会现象”，况且“小姐”们流动性极强，“鸡变凤凰到处飞”，甲市打击可以跑到乙市，“战役”一结束便死灰复燃而且愈演愈烈……有上亿夫妻分居的民工以及一大批热衷于“买春”的人，面对巨大的买方市场，靠“突击”和“战役”怎能解决？除了严打和扫黄有没有别的办法？我们不承认“红灯区”，但实际上高、中、低档“现实的红灯区”比比皆是，想取缔办不到，有效的行政管理又没有，其结果便是放任自流与自由泛滥，有人称之为“掩耳盗铃”，还有人想起了著名童话故事《皇帝的新衣》…… 据说中英合作项目刚开始时，云南某地曾不承认有卖淫嫖娼现象，后来外国人领来两个“小姐”，当地的官员才无言以对了。 《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艾滋病防治工作“建立政府组织领导、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机制”，但目前我国各部门协作的氛围并没有形成，往往是卫生部门单打独斗。除了机制上的缺陷以及其他部门对艾滋病这一“社会病”存在着认识上的偏颇外，卫生部门本身在认识上也并不全面和深刻，有时还有一种“优越感”，常常以“保密”和“敏感”为借口，把别的部门拒之门外。 面对艾滋病防治措施和文化观念乃至法律发生冲突的情况，我国有关方面进行了许多探索性、开创性的工作，中英合作项目被称为“破冰之旅”即是例子。在国外，非政府组织和民间人士都是抗艾的主力军。譬如性交易，世界上没有多少国家承认性交易是合法的，但它又是艾滋病的重要传播途径之一，怎么进行安全套推广呢？便由非政府组织出面。对美沙酮替代也是如此。但目前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力量还十分微弱，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它们实际上多是政府办的，资金多依赖国际资助和个人捐赠，作用有限，而且由于没有相关法规，各种非政府组织的力量也很难整合。 在西南一个艾滋病疫情比较严重的省里，我去采访省疾控中心一位主管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女科长。她很忙，我去时她正在处理一个重要的数据，于是我便和科里一位小伙子交谈起来，他坦率地告诉我：“我们这里造成艾滋病流行的根源是贫困，不能用搞运动、搞突击的方法解决，要扎扎实实地工作。目前防治的困难很多，全省的感染者估计比我们检测出的人数多出一倍。十几年来虽然一直在努力，但感染者并没有减少，反而一直在上升。” 我接触过很多疾控中心搞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女科长，她们多来自基层卫生部门，热情、泼辣、能干，但这位女科长却秀丽、文雅而冷峻，30多岁的她，披着卷曲的长发，黑白条纹连衣裙，黑色薄外套，不施脂粉，是医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她的谈话震动了我，下面就是我的采访笔记： “全省对艾滋病进行了监测吗？疫情控制得怎样？” “1992年世界卫生组织帮助我们建立了监测系统，进行哨点监测，省政府给了专项费用200万元。疫情在吸毒者中发展得很快，共用针具引起的感染，最高的达70％，现在全省平均是20％。性乱人群中主要是通过性病患者传播艾滋病毒，感染率已达2％左右，60％的县区暗娼中发现了感染者。母婴传播也已经出现，孕产妇中的感染率有4个地州超过了1％。按国际标准，我们已经进入了广泛流行的阶段。现在全省16个地州的128个县市发现了感染者，人数不断增加，过去每年新发现200多例，但2005年一年就发现了1万多例……有的州孤老、孤儿都不是个别现象。” “为什么疫情发展得这样快呢？” “这是一种行为病，有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原因。随着经济的发展，吸毒人员每年都在增加，这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吸毒原因有家庭和同伴的影响，也因为我们这里靠近毒品来源地‘金三角’。暗娼增加的原因也很多，有的出于好玩儿，有的出于贫穷，低档的站桩鸡多半是为了谋生，是最穷的。嫖客组成的人员很广泛，甚至有十五六岁的未成年人就去找站桩鸡的情况……” “你认为到什么时候疫情可以被基本控制呢？” 她皱起眉头，苦笑道：“防艾工作越干越头疼，不知道100年后能不能控制住。” “为什么这样悲观？”我愕然了。 “我大学毕业后就到防疫站搞艾滋病，十几年了。过去艾滋病没人管，领导怕影响形象，根本不准说哪里发现了疫情，当然更谈不上采取什么措施。2003年‘非典’以后有了变化，中国政府向国际承诺对艾滋病人和感染者要采取‘四免一关怀’政策，但是，我们省已经错过了遏制艾滋病传播最有利的时机，以致如今疫情愈演愈烈，已经很难控制。我希望别的地方不要和我们省一样。” “你感到压力很大吧？” “是的。过去我们科里只有五六个人，搞哨点监测，每年开一次总结会，12月1号艾滋病日搞搞宣传，很轻松。现在工作很多了，特别从2004年以后，国家对防治艾滋病加大了力度，投资也增加了，2004年国家给了8000多万元，2005年给了9000多万元，省里还每年给3千万，监测的哨点从40多个增加到80个，工作非常紧张，每天都超负荷运转。我们不但掌握了艾滋病的流行趋势，而且设立了两百多个自愿咨询检测点，对128个县都开展了行为干预和同伴教育。去年仅我们自己的一个检测点便对3000多人进行了检测，今年仅上半年就已经检测了1600多人，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每天从上班忙到下班，午饭都要找人代买……除了自己进行检测，还要培训基层的工作人员，可以说1年干了5年的工作。” “你认为在艾滋病防治中，取得了哪些经验呢？” “在安全套推广方面，我们搞了暗娼的分布图，根据分布图培训‘小姐’、沟通业主、进行同伴教育。通过我们的工作，安全套的使用率提高了。在美沙酮推广方面，有两个市州搞得比较好，控制了吸毒人群中的感染率。但是，吸毒在国外认为是大脑病变，而我们定性为犯罪，因此一些吸毒人员怕被公安发现，宁肯不要清洁针具，也不服美沙酮，与公安部门的协调还存在一定的难度。总之，我们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感染率，但效果并不理想。” “据说中央要求打一场禁毒防艾的人民战争……” “2004年我们就开始打‘人民战争’，但现在仍然是刚刚起步，还在打基础。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社会歧视没有解决。由于社会歧视，造成感染者不愿暴露。老实说，如果我是感染者，我也不敢讲，讲了，孩子、父母、邻居、工作咋办？说是要关爱他们，但关爱只集中在少数人身上，搞的‘花架子’，大多数感染者仍然受到歧视，因此来检测时大量报假名。有个孕妇感染了，医务人员先后4次上门动员她采取措施，进行‘母婴阻断’，以免艾滋病传播给孩子，但她怕被别人知道，叫医务人员们‘滚’！国家对感染者每隔半年要随访一次，但许多假名假地址，即使找到了也不受欢迎。疾病发作后到医院治疗，吸毒人群基本全欠药费，搞得医院也很困难。” “听说基层有的工作人员在汇报工作时曾哭了起来？” “基层更困难！一个县两三个人，要搞咨询检测、疫情报告，还要进行随访、到娱乐场所搞行为干预……有个地方的艾滋病科在开会时，科长带头哭，后来全科都哭了……对这个工作我也感到无奈和辛苦，搞了十几年，疫情越来越严重，没有成就感，心里很烦躁，常常爱发火，去年曾交了辞职报告，但是没批准。爱人是搞科研设计的，他问我到底图什么，我只能努力调整自己，用‘救一个人算一个人’的想法安慰自己……我们确实错过了遏制艾滋病蔓延的最好时间，当时不是由于资金不足，而是由于观念上的问题，由于不愿意承认和让人知道我们这里也有艾滋病……” 当然，不仅仅这个省错过了防治最好的时机，在另一个省，我也听到一位卫生局领导说过类似的话，原因仍然是领导们认为这是“社会丑恶现象”，不愿承认，也不愿正视。这应该是中国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 采访扎记 卫生部、国家计委、科技部、财政部1998年制订的《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1998—2010年）》指出，我国的总目标是：建立政府领导、多部门合作和全社会参与的艾滋病性病预防和控制体系，在全社会普及艾滋病、性病防治知识，控制艾滋病的流行与传播。到2002年，阻断艾滋病病毒经采供血途径的传播，遏制艾滋病病毒在吸毒人群中迅速蔓延的势头；力争把性病的年发病增长幅度控制在15％以内。到2010年，实现性病的年发病率稳中有降；把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控制在150万人以内。 目前规划的进展情况到底怎样呢？ 在衡量艾滋病的防控成效时，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对艾滋病的监测至今仍然不理想，许多地方还根本不清楚到底有多少感染者和病人。 美国自1981年发现首例艾滋病以后，便把它列入了法定报告传染病病种，规定所有州及领区都要对患者进行实名报告。1985年美国部分州和领地开始对感染者实行保密实名报告，2000年起所有州和领地都实行了保密实名报告，至2004年全国范围都通过地方法规实施了对感染者和病人的法定报告制度。目前美国疾控中心估计，全美约有感染者和病人104万到109万，其中24％到27％未被发现。根据这种情况，美国卫生部门又规定，自2006年夏天起，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将成为美国人的常规体检项目，新规定适用于13岁至64岁之间的美国人，卫生部门的目标是，使艾滋病病毒检测像胆固醇检查一样平常。 客观而实事求是地估计，按人口比例，艾滋病在我国目前仍然处于低度流行阶段，容易受到艾滋病毒伤害的主要是非法采血、吸毒人群、暗娼、男同性恋以及有多性伴的人，对这些人进行长期、持续、有效的监测是防止艾滋病流行的重要手段。自1995年启动哨点监测后，10年中我国已建立了哨点600多个，但目前这方面还有不少问题。由于社会歧视、错误的“政绩观”以及政府工作效率等问题，我们得到的数据往往是不全面甚至是不真实的。一些认为疫情并不严重的地方，说不定疫情还很严重。我们的病例报告制度还不够科学，常常发生重复和漏报两种情况，而且由于工作上的漏洞，一些被检测出感染了艾滋病毒的人也不知道自己的病情；由于社会歧视、家庭歧视等原因，相当多的人也不愿意进行检测。以十几亿人口计，监测哨点仍然太少，分布又不平衡，监测的多是卫生部门容易掌握的人群，以男同性恋为例，目前便缺乏监测。从事哨点监测的人多是医务部门出身，缺乏从行为学、社会学的角度分析问题的能力。国外医学界从大量病例中证明，艾滋病与性病、结核、乙肝都有密切联系，但我们却缺乏对相关疾病信息的掌握。 河北省衡水市在对艾滋病疫情进行调查摸底时，曾确立了三种调查途径，一是利用血站的采供血记录，查阅资料后再上门调查；二是在在押和服刑人员中进行普查；三是深入大中型医院，通过以往的供血记录搜寻供血者。但真正实施时却遇到了一大堆困难：血站的资料残缺不全，能追到具体人的并不多；服刑人员普查要反复协调多个部门；医院各科室根本不了解供血者情况，得取得幕后“血头”的支持，而“血头”们只认钱……经过努力这些困难一一克服后去到村里，但村民们却不愿意筛查，发现初筛阳性后想进行复查确认，对方竟放出话来，他们家人没病，谁再来抽血，就跟谁拼命！ 由于重点人群尤其是高危人群的底数难以摸清，因此邵一鸣、吴尊友等专家认为，目前大量的传染源我们还不知道。 在采访和考察中，还发现，疫情底数难以摸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卫生部门的地方官员有顾虑，他们说，万一查出了很多数量的感染者怎么办？怎么向老百姓交代？国家没有那么大投入，地方又穷……有的地方也确实出现过查出来的感染者住在医院里不走的情况，搞得医院叫苦连天。 艾滋病政治是国际多年来研讨的热门话题，但目前我国对这方面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进行研究，对抗艾具体策略的研讨也没有公开化，没有允许不同意见展开平等的论争。信息的真实和公开本来是抗击艾滋病的重要前提，了解真实的情况后，可以让公众防患于未然，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危机带来的损失，但我国由于各种原因，至今仍对公众“封锁”和“保密”，在许多地方信息的公开化和真实性仍然是严重问题。 我国防治艾滋病方面的政策和决策基本上是自上而下进行的，不管《行动计划》、《上海办法》、《成都条例》都是如此。一旦某个决策受到了高层领导的重视，通过强大的政权力量，落实就比较快，相反就很困难。决策过程不但缺乏充分的数据和严密的科学论证，而且也缺乏社会公众尤其是利益相关人群的参与，以致常常只反映部分人群的利益和价值取向，而漠视了公共利益，漠视了保护弱势群体的原则，有的地方甚至认为吸毒人群、“小姐”、同性恋者都是社会渣滓，根本不应该对他们有什么“关怀”。至于各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不同时期之间政策法规的矛盾和碰撞，以及许多政策规定缺乏配套措施，缺乏操作性等现象，更是司空见惯了。 四川省委党校罗振宇教授等曾对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的反歧视政策进行了研究，在他们的研究报告书中指出，我国的艾滋病疫情已处于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传播的“关键时期” ，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确实存在着“歧视”的问题，包括“心理性歧视”、“道德性歧视”和“政策性歧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些法律法规中都反映了这种倾向。为了反对政策性歧视，他们曾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政策建议，包括：公安部门应取消把把安全套作为卖淫证据的规定，应加强对不使用安全套的暗娼和嫖客的教育并增加相应的打击力度；政府有关部门或受政府委托的有关组织，在向禁毒部门报告之后，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向静脉吸毒者提供一次性清洁针具；采取定点销售的方式向吸毒者提供自毁式一次性注射器，并逐渐停止常规的注射器的生产与销售；对宾馆、饭店、旅社、招待所、公共浴池、游泳池、理发店、美容店、歌舞厅等经营单位的从业人员进行性病、艾滋病防治知识的教育，每年3次以上组织直接为顾客服务的人员到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性病、艾滋病防治专业机构进行检查，取得健康证明后准予上岗，检查经费由经营单位和个人分别承担，检查出的病人和感染者不应受到歧视，应在他（她）们知情的情况下调整岗位或根据本人意愿离岗治疗等等。 我们虽然错过了艾滋病流行初期最易防治的大好时机，但亡羊补牢犹未为晚，目前中国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行政力量仍然是最强大的社会力量，这是中国特殊的“劣势”，也是中国特殊的“优势”，只要转变观念、自上而下认真努力，遏制艾滋病蔓延的趋势仍是指日可待的，抗击“非典”取得的胜利即是例子。 正文 第八章 他们是病人，而不是罪人 曾经读到过一则名为《艾滋病》的笑话： 儿子领着抱病的父亲来到医院，医生诊断后说：“是癌症，只能活几个月。” 父亲听后对儿子说：“我们去喝酒。”儿子虽然不爱喝酒，但为了满足父亲的愿望，还是跟父亲去了酒馆。酒馆就在家附近，父亲的朋友也经常来喝酒。父亲跟朋友一一打过招呼后，大声宣布：“亲爱的朋友们，我就快死啦，我得了艾滋病。” 儿子听后很惊讶，悄声对父亲说：“爸爸，是癌，不是艾滋病！”父亲低声耳语道：“孩子，你说的没错，你还小，我这么说完全是为了你好，我不想你有个后爸。” 这个笑话折射出了人们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 媒体曾报道过艾滋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咬人、用针头扎人的情况，河南某老板甚至搞了个“河南艾滋病讨债团”，找了5个感染者打出标语牌帮他要债；新疆曾有病人冲击县政府，还有人把血抽在针管里往桌子上一摆，要求救助……这些报道中，艾滋病人似乎是“十恶不赦”的妖魔，但实际上他们却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在采访艾滋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时，我总要问他们有啥需要呼吁和解决的，而他们的回答往往是：“最可怕的是社会歧视”，一得了病就会被解雇，家人也会远离，完全失去生活来源，孤独无助，心理压力甚过艾滋病。因此，最大的愿望就是不要歧视我们，我们并不想危害别人，危害社会，不要让歧视把我们逼到绝路上去。 国务院2006年颁布的《艾滋病防治条例》中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享有的婚姻、就业、就医、入学等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2003年以后我国的防艾资金每年从1500万增加到了3.9亿、8亿、9亿，国家对艾滋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制定了“四免一关怀”政策。“四免”指：对农民和城镇无医疗保障的艾滋病人免费提供抗病毒药物；自愿检测者免费咨询和初筛检测；为感染的孕妇提供健康咨询、产前指导和分娩服务，免费提供母婴阻断药物和婴儿检测试剂；对艾滋病病人的孤儿实行免费就学。关怀救助是：各级政府将生活困难的艾滋病人纳入政府救助范围，按有关规定给予生活补助；扶持有劳动能力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开展生产活动，增加其收入；避免对艾滋病毒感染者、病人的歧视；传染病院或当地卫生部门指定的其他医疗卫生机构都可提供免费咨询和抗病毒治疗药物。 胡锦涛和温家宝曾先后到医院看望正在接受治疗的艾滋病患者，慰问医务人员和志愿者，2006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温家宝还邀请部分艾滋病致孤儿童和患儿到中南海参观座谈，温总理把感染了艾滋病的孩子楠楠揽在怀里并为她题词：“坚强、努力、奋斗、向上！” 喀麦隆总统夫人到北京地坛医院红丝带之家参观访问时，热烈地拥抱了一位女患者…… 近年来，我们在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相互关爱，共享生命”的宣传标语，许多人已经懂得了艾滋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是疾病的受害者，他们同其他疾病的患者一样，是病人，应该得到大家的关怀与支持，甚至认为，“歧视艾滋病人就等于歧视自己，因为他们是我们中的一员。” 但是，尽管出现了这些令人鼓舞的迹象，但就整体而言，社会歧视仍然普遍存在。实际上，从艾滋病毒被发现起，歧视就伴随着它。很多时候，人们常把艾滋病与吸毒、嫖妓、同性恋联系在一起，认为是“上帝的惩罚”，是不道德的行为、社会渣滓自己造成的恶果。而由于艾滋病至今还没有疫苗可以预防，病死率又极高，因此人们在恐惧之余又产生了逃避与远离，表现形式就是歧视。 歧视造成了一些感染者不敢去进行检测，也造成一些感染者和病人不敢暴露病情，甚至连配偶也不愿告诉，他们默默地隐藏在健康人群中，继续传播着艾滋病毒，这已是当前遏制艾滋病流行，减轻其危害的最大障碍之一。 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信仰、社会习俗的不同，歧视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印度等很多国家都发生过针对感染者和病人的谋杀事件。在非洲很多国家，妇女一发现被感染后就会立即被送回娘家甚至被杀死。一位感染者在世界艾滋病日纪念会上公开了自己的疫情后，竟被邻居活活地用石头砸死。我国第一个直面公众的感染者刘子亮公开暴露后，村里人不买他家生产的农副产品，不吸他递的香烟，更不和他在一起吃饭。感染者和病人不但受到邻居、熟人、亲友的敌视和惩罚，甚至也被自己的家人抛弃，有的被没收财产、逐出家门，直至受到死亡威胁。据我国有关组织调查，亲属对患者感到厌烦的高达50％以上！在采访中，曾有许多人对我说，自从发现被感染后，弟兄（或姊妹）们便再也不准他们回家，即使有事商量，也只能站在大门外，如今他们只能到处流浪，有的人甚至睡在街沿边…… 云南省澜沧县一位感染者在街头晕倒，当地疾控中心把他送回了家，哥哥和妹妹都不理他，疾控中心给父母亲做了许多工作才答应可以让他吃住，但工作人员们仍然不敢说出他是感染者，因为怕家人又会驱赶他……另一个感染者就更加不幸了，父母亲坚决不准他进家门，疾控中心三次去做工作，三次被拒于门外，老人说：“我们根本没这个孩子！” 新疆某地的艾滋病人被家人关进地窖，直到死去。 在思茅李继东的重生厂，就有许多被家庭抛弃的人，艾滋病患者之所以喜欢重生厂，很大原因就是这里没有歧视。如今已经有许多人（包括感染者）建议，国家能不能多办一些像重生厂这样的工厂或农场呢？ 博茨瓦纳的私营企业常常以感染为借口解雇职工，我国也不乏这方面的例子。企业和单位在招工时公开拒绝感染者，而职工只要一发现是感染者后，立刻会被解雇。 不只本人受到歧视，还要殃及家人。在尼日利亚一个人被感染了，整个家庭便被人们称为“艾滋家庭”，连无辜的孩子也受到排斥、嘲笑甚至打骂。有的地方，“艾滋家庭”还会连累全村，其他村庄不会和他们联姻，不会购买他们的农产品，用人单位拒绝接受来自“艾滋村”的人，连医疗机构都拒绝为“艾滋村”的村民服务。在赞比亚，父母感染艾滋病后孩子在学校会受到公开的嘲笑侮辱，甚至成为暴力的牺牲品。我国也曾有一些学校拒绝感染者的孩子入学，学生和家长们拒绝和这些孩子一起上课。至于感染者的孩子很难结婚也是普遍现象。 2006年11月底，第十九个世界艾滋病日前夕，广西南宁一位记者进行“暗访”，去到某小学向教务主任表示，妹妹是个艾滋病感染者，希望能转学到这个学校接受教育，教务主任沉默了一会儿后说：“现在还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能收这样的孩子上学，我们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还得请示校长。”于是她去找校长。记者看见，她和校长在远处小声谈论，几分钟后她回来了，直截了当地说：“这个孩子现在所在的学校有义务教她，我们可以不收。”当记者说这样的孩子法律规定有受教育权利的时候，她说：“法律规定可以收，也规定可以不收。而且，她来了对我们学校的学生身体健康也有潜在的危机，所以，我们不能收。” 在河南某村，艾滋病人死亡后，亲友和村民谁也不敢进他们家，眼看尸体就要腐烂，但却找不到抬棺材的人。后来家属在村委会前长跪不起，村党支部无奈之下，只得号召全村党员出来抬棺材、挖坟坑， 社区本是最基层的单位，可以在防治艾滋病蔓延中起独特作用，但我国绝大多数社区对艾滋病患者只有歧视。在采访西南某市时，我曾亲耳听见防艾科科长和两位感染者商量，能不能把他们的情况告诉社区，以便社区帮助他们并为他们申请“低保”（民政部门规定，申请低保首先要通过社区），但两位患者马上异口同声地反对，他们惊呼道：“不，不，千万不能告诉社区！”“街道主任巴不得我们马上就死！”甚至说：“真让社区知道，我们只有去跳楼了！” 不少艾滋病患者生活本来极端困难，但为了避免社区的歧视，不得不放弃了本来可以享受的“低保”。 一位感染者反映：“居委会的人一见我就像见了鬼。有一次我到居委会想申请救济，还没进门，里边的人说我一定要戴口罩才能进去。好了，等我戴着口罩进去，办公人员已经吓得全跑光了。我去年发病，失去经济来源，还要花钱治病，过得比一般低保户还惨，但是到现在一分钱的生活补助都没有申请到。我们也是人啊，还要继续生活，但好多人不把我们当人看。” 歧视、无知和恐惧让一些人杯弓蛇影，草木皆兵。 在某市柳丝袅袅的小河边，有许多小茶馆，防艾科女科长陪着我一面喝茶一面采访两位“同伴教育”者。交谈一会儿后科长接电话有事走了，同伴教育者和我交谈后也离去，他们刚走，茶馆老板来了，问我：“那两位害的什么病？”我摇摇头回答：“不知道。”“是不是艾滋病？”“你怎么会怀疑他们得了艾滋病呢？”“刚才那女的就是大楼上处理艾滋病的人。”她指的是女科长，“我要把他们喝过的杯子扔了！”“就是得了艾滋病也不用扔呀，消消毒就行了。”后来女科长转来了，老板又问了相同的问题…… 在四川某小城里，一位名叫敬凤英的妇女，53岁，2001年一次洗头时不小心把头皮抓了一道口子，自己用烟叶、广柑皮涂了后伤口更痛了，脖子肿了起来。去一家私人诊所看病，一位姓温的医生说她病得很厉害，建议她去市医院检查。去市医院后，经过检查、吃了药，很快好了。 想不到几个月后，她突然发现，街坊邻居好像都在躲着她，不愿和她来往，还在背后指指点点。一次，一个熟人突兀地问她：“听说你的淋巴有问题？”敬凤英纳闷了，赶紧去问那位温医生：“你们怀疑我害了什么病？是不是怀疑我得了艾滋病？”温医生不啃气，似乎默认了。 从此，“敬凤英得了艾滋病”的谣言变本加厉地在人们中间传播。丈夫受不了别人的歧视去外地打工，儿子也离开了家……走在街上，再也没有人理她；到超市买东西，没人愿意和她一起排队；甚至还有人看见她就吐口水、扔石头。敬凤英感到“生不如死”了。 这样的日子又熬了两年多，敬凤英终于下了决心，2004年初，她揣着一瓶敌敌畏来到成都，走进一家大医院作检查。她想，要是自己真的得了艾滋病，就把敌敌畏马上喝下去……但经过医院全方位检查，敬凤英的艾滋病病毒抗体呈阴性，根本没有感染什么艾滋病！ 拿到检测报告后，敬凤英大哭了一场，把敌敌畏瓶子扔进了垃圾箱，高高兴兴地回去了。回去后马上去到那家私人诊所找温医生，把检测结果告诉他。 敬凤英以为自己会“被解放”了，谁知“舌头是杀人的刀子”，谣言并没有消除，人们迎接她的仍然是异样的目光，她拿出检测报告，但很多人竟怀疑报告是假的…… 2006年初，敬凤英再次来到成都，要求省疾控中心再次对她进行检测，省疾控中心认为根本没有必要，但敬凤英一再坚持，省疾控中心再次检测后，再次证明她根本不是艾滋病人！ 直到这时，仍然有一部分人对她抱敌视和怀疑的态度，但经过“大风大浪”锻炼的敬凤英却想通了，她决心愉快地生活下去。 这个故事岂不是新版本的《聊斋志异》？ 甚至一些以“慈悲为怀”的宗教团体，都对感染者和病人采取了极不人道的态度，称他们为“恶魔”。在柬埔寨，和尚拒绝为死于艾滋病的人举行传统葬礼；在加纳和尼日利亚，对死于艾滋病的人，葬礼、服丧期甚至墓穴都不同。 医院本是救死扶伤、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的地方，也许感染者面对的第一个人就是医务工作者，医务工作者的理解、关爱和支持会给予感染者极大的安慰和帮助，让他们鼓起勇气，甚至把他们重新带向光明的生活，反之，则可能把他们推向毁灭的深渊。但据北京地坛医院的课题组调查，北京市的患者们反映，对他们羞辱和歧视最严重的地方却是医院！当然不仅北京如此，其他地方甚至国外发达国家也屡屡出现这种情况。 1992年美国对住院医生进行调查，结果是23％的住院医生说，如果让他选择，他不会治疗艾滋病病人。同年，我国对全国12个城市的市级以上医院的护士进行调查，结果被调查者60％不愿意护理艾滋病病人。据调查，目前我国仍有10％左右的医务人员坚决“不愿为艾滋病患者服务”，有8％的医务人员斥责他们是“自作自受”。香港20％的医护人员明确拒绝为艾滋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服务。昆明市对8家医院进行调查，发现80％的医护人员不愿接触艾滋病毒感染者和病人，82.5％的医护人员表示很难做到一视同仁。某市愿意给感染者和病人提供“全护理”的护理人员只有30％，愿意提供“一般护理”的也不到一半。舟山市乡镇医务人员对艾滋病患者抱“厌恶态度”和认为“自作自受”的占了三分之二。许多地方90％以上的医务人员担心自己在工作中感染艾滋病，特别女医生更为恐惧。 2005年世界艾滋病日前夕，北京《健康时报》记者模拟一个“艾滋病毒感染者”两天内辗转北京6家医院，想做一个小小的扁桃体炎输液治疗，结果全部遭到拒绝； 某三甲医院的外科医生拒绝为住院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换药； 某医院口腔科，当病人主动说出自己是艾滋病毒感染者时，医师居然立即停止了已经进行过半的口腔内操作；香港一患者在内地某医院就诊时，主动告诉护士他是感染者，于是全院如临大敌，拒绝为他继续服务，以致这位感染者说，他以后再也不会暴露自己的病情了； 一些感染者怀孕后无法得到正常的流产或分娩手术，天寒地冻竟被晾在手术台上； 不少科室拒绝为艾滋病毒感染者和病人诊治，普通科推传染科，下级医院推上级医院，该住院时不让住院，以致一些有合并症、并发症的患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 有的感染者患了外科疾病，只需要简单的外科手术，但因医院拒绝或推诿，病情不断恶化…… 据媒体报道，一位病人因高烧不退来到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医院，被认为是艾滋后，医务人员不给予任何治疗，连他用的氧气瓶医护人员都不敢碰。病人发高烧，医生说：“我们没办法，你们自己想办法。”丈夫只得买了瓶酒，用酒给妻子擦身体。医生不给开药，丈夫只得找熟人开了点药…… 在黑龙江绥化市，病人都已经抬到了手术台上，突然被怀疑得了艾滋病，医生吓跑了，后来发现是误诊，才又做手术。 医务人员的态度无疑更增加了艾滋病患者的恐慌和绝望。 成都郊县一位美丽的少妇曼丽在一次输血中不幸感染了艾滋病毒，善良的她不愿让别人也遭到和自己一样的不幸，便把情况坦率地告诉了身边的人，然后积极进行抗病毒治疗。 2006年曼丽怀孕了，当医院把最终的检查结果通知她时，已经怀孕6个月。她不愿意孩子从小便受到艾滋病的折磨，和丈夫商量后决定到医院做“引产”手术。 但是想不到当她说出自己是艾滋病毒感染者后，医生们脸上的表情都变得很古怪，所有的医院都以“没有手术条件”为名生硬而简单地拒绝了她，包括当地的中医院、人民医院等等。和丈夫俩奔走了一星期仍然没有结果。 幸而后来曼丽求医被拒的事被当地卫生局局长知道了，经过卫生局局长和防疫站站长的紧急协调，终于让曼丽住进了妇幼保健院。院里把她的手术排在了前面，并且表示，要尽最大努力把手术做好。 就这件事，媒体曾采访过一些医院，了解他们的看法，但令人遗憾的是，多数院方负责人都表示不愿意收治艾滋病人，更不愿意为他们做手术。某三甲医院负责人说，如果上级主管部门要求我们收治艾滋病患者，我们会收治，但一般情况下多数医院都不情愿。他还解释道，为艾滋病患者做手术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风险：首先，艾滋病是血液传播疾病，稍微处置不当就会引发感染；其次，很多医院担心收治艾滋病人会让其他病人不敢来医院治疗，影响生意。除此之外，特殊疾病还容易引起医患纠纷，医院不愿惹火烧身，所以便持能拒绝就拒绝的态度。 正因为害怕受到歧视，一些感染者住院生孩子时，根本不暴露自己的真实情况，这无疑极不利于对艾滋病的控制。 除了公众存在的“心理性歧视”和“道德性歧视”外，更重要的是还有“政策性歧视”，而制定和落实政策的是各级领导，他们是掌握权力和资源的人，他们的歧视影响更大。 中央党校曾进行了一系列很有意思的调查，结果是：2001年至2004年在中央党校学习的369位地厅（局）级领导干部中，竟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主张在工作提升、培训或就业方面限制感染者，甚至主张把他们“隔离”起来，还有一部分人主张“学校有权拒绝父母和亲属感染了艾滋病的儿童到校上课”。2003年被调查者中，如果家人感染了，只有12.7％的人选择“给予温暖并积极帮助治疗”；2002年被调查者中，如果下属感染了，只有11.2％的人选择“替他保密，允许继续工作”。调查显示，约80％的领导干部对我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的《规划》和《行动计划》一无所知。一位学员在研讨会上说：“原来我也不知道艾滋病是个什么东西，但就觉得它邪恶，是一种非常阴暗的东西，一种肮脏的东西，好人得不了，只有坏人得。同时也很害怕和担心。” 2006年中央党校又公布了一项调查报告，内容是，只有不到四成的中国官员知道目前还没有研究出艾滋病疫苗，有近四分之一的政府官员认为艾滋病的防治与自己的工作“无关系”或“不知道有无关系”。调查对象是15所省市党校的学员，分别是厅局级、县处级、科级的后备干部。 采访扎记 面对死亡的恐惧、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疾病的折磨、强烈的耻辱感和负罪感、社会歧视以及极端无助的感觉，让部分感染者完全绝望，其结果不但让艾滋病毒自愿检测在一些地区难以推广，使更多的感染者无法被发现，宣传和干预工作都无法落实，而且有的患者选择了自杀的道路，有的患者产生了对社会的仇恨，酿成了许多惨剧。 专家们分析，造成艾滋病毒传播的原因大概有三种：一种是由于无知和不自觉；一种是由于社会的歧视产生了报复心理；还有一种是“无过错”的感染者为了泄愤。为了防止艾滋病的蔓延，更好地保护健康人群，我们有必要尽可能加大艾滋病毒检测的数量和覆盖面，但社会歧视却严重阻碍了这些工作的推行。只有对感染者加强关爱和保护，才能化解他们心中的寒冰，从而有效地遏制艾滋病毒的传播，保护健康人群。 北京地坛医院的医务人员告诉我，半数以上的人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后，第一反应便是自杀，在这里我听到了许多自杀者悲惨的故事。1991年到2003年地坛医院共收治了艾滋病毒感染者和病人848例，其中产生自杀行为的便有23例（包括4例自杀未遂）。具体分析起来，这些自杀者中，有12例是因为无钱医治走上绝路的，这些人多半是卖血的农民。有一对夫妻两人都得了病，妻子把家里仅有的一点钱留给丈夫治病，自己服毒自杀……有4例是因为不堪忍受疾病的折磨，再加上又无钱医治便服毒或自缢。还有7例则是因为社会的歧视和自己强烈的耻辱感自杀的。例如有一位父母双亡的小伙子，是个同性恋者，住院期间姐姐来陪护他，但姐夫知道后大吵大闹，不准姐姐再到医院，甚至威胁说，如果不和弟弟断绝关系就离婚，弟弟便多次自杀，最后绝食而死。 个别感染者出现了报复社会的行为，仔细考其原因，首先应该归咎于社会对他们的不公正，不但没有维护他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反而用种种办法把他们逼上了绝路。河南平舆县李志星杀了8个人后投井自杀便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李志星因为卖血全家都感染了艾滋病，妻子死了，两个孩子也患了病，全村人不但没有帮助他们，反而对他们歧视和敌视。妻子生病期间，人们说她害的是丑病、脏病，连娘家人都不敢来看她。他们周围的4家邻居搬走了3家，房屋周围的菜没有人敢吃，门口的水井没有人敢去挑水，连走路都要远远避开他家的大门。农村里邻居们常常会互相借用东西，但是谁也不会借给他，有一次他摸了一下邻居的柳条筐，邻居竟马上把那个筐烧了。 最惨的是李志星的孩子。村里的娃娃见了他们，有的跑开，有的围着打，还大喊大叫“艾滋病快滚开”。甚至奶奶和爷爷也不准他们去玩耍，有时要给他们准备一点饭菜时，也是先在自己家做好，再从自家的饭盆倒进儿子家的饭盆，而且送饭送菜时也不进儿子的门。孩子该上学了，但老师却不接收。找到县里的律师，律师又帮他找了教育局，教育局找到校长，校长说：“收了他们，别的孩子就要转学！”李志星的孩子只得哭着回家了。 李志星气得把两个孩子留在了县里的艾滋病检测中心，中心把孩子送到市政府，市政府又送到县民政局，民政局又送到乡政府，乡政府又把他们送回家……折腾了两天两夜，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李志星搂着两个孩子直哭了一天一夜…… 村里的人还不断向村委会、乡政府反映，要求把李志星一家“隔离”起来。走投无路的李志星气得常常站在村子中央大骂，骂“血头”、骂黑血站，有时深夜还站在亡妻坟前大哭大喊……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了一年多，但一直没有人向他伸出援救的手，也从来没有人向他送去一点点关爱。 就这样，血案发生了，2003年4月的一个清晨，李志星开始杀人，先杀了邻居的妻子和儿子，然后接连杀了下去，先后杀了9个人，其中8人死亡。最后李志星投井自杀。 从这件骇人听闻的惨案中，我们到底应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呢？ 2006年国家在《艾滋病防治条例》中已经从法律的角度规定了反歧视，但要真正落实还有许多工作。 在这里，我愿意记下几位感染者的心声： “公平待人，要多理解我们，多关怀我们，让我们能得到家里的理解和支持，正确面对人生。有了家庭这个精神支柱，病人一定会早日走出病魔的掌心。” “我们不相信歧视能换来健康，我们不相信病毒会战胜人类。我们砸碎的只是疾病的枷锁，我们携手的将是永远的安康。” “珍惜自己，保护他人，同时也希望社会能够为已经患病的人们营造宽容的空间。在一个充满对艾滋病人和感染者歧视的环境中，如果让感染者参与到这种工作中，他们会有一种使命感，用他们的声音去讲话，社会很可能听到一种更清晰的声音……我们的希望在明天，社会把我们拒于门外，但我们自己要努力走向社会，向社会陈述我们，让社会接受我们。我们要给社会一个人性化的面孔，使艾滋病人成为对抗艾滋病最前线的战士。” “我非常感谢这不幸的经历，因为它教会了我怎样去承受痛苦，善待生活；怎样在绝境中寻找希望，找回自己存在的价值；怎样学会做对自己、对社会有意义的事。” “一个得了艾滋病的人，不管他是怎么得的病，得病本身就是一件悲惨的事。艾滋病患者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还很多，我敢说，这种情况再恶化下去，会酿成很严重的社会后果。” 正文 第九章 任重道远话治疗 虽然许多人“谈艾色变”，但专家们一致认为，艾滋病是可防可治的。防，依靠的是健康的生活方式与行为习惯；治，依靠的是科技能力。 世界上很多专家都在致力于艾滋病疫苗和药物的研究，但艾滋病毒极其特殊，变异性又很大，直到现在既没有发明预防感染的疫苗，也没有办法根治这一凶恶的传染病。 然而，科技的发展仍然给人类带来了喜讯，目前各种有一定疗效的抗艾滋病药物已经有40多种。最初，医生们用单一的药物进行治疗，后来发现单一的药物很容易产生耐药性，便开始逐步采用两种和两种以上的药物联合治疗，目前俗称的“鸡尾酒疗法”就是把不同类型的3种药物组合在一起，这种联合治疗法可以有效地减少身体内艾滋病病毒的数量，减轻病毒对免疫功能的破坏，提高生活质量，延长生命。上世纪90年代初期，艾滋病曾是美国成年人的第一死因，推行抗病毒联合治疗后，已降到第五位以下，死亡率从25％～35％降到8.8％。英国年平均死亡人数也下降了4倍。有的感染者已经存活了十几年甚至20多年，著名球星约翰逊带着病毒打篮球又打了很多年便是一个例子。 目前美国已经有90％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接受了抗病毒治疗，但由于贫穷和受到“专利权”的限制等原因，发展中国家仍有大量患者没有接受治疗，全世界有90％的艾滋病人无法取得药物，只有3％的艾滋儿童接受了治疗。 我国是1999年开始引进国外的药物，进行抗病毒治疗的。最初药物极贵，现在价格已经大大降低并且由国家免费提供，只是由于“专利权”等方面的限制，可以采用的种类仍然很少，一般只有6至8种。这些药被感染者称为“救命药”，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在2006年8月举行的第16届世界艾滋病大会上，研究人权问题的专家们已经呼吁，政府应该积极与药厂协商，早日将专利权的障碍排除，特别是美国。 刚刚开始服抗病毒药的几周内，由于药物的副作用，一些患者会出现轻微的不良反应，这种反应大部分两三个月后便减轻或消失，当然也有反应严重的，需要医务人员及时调整。在我的桌上便摆着一份四川西昌市某感染者写的《心得》，她是因为静脉吸毒感染上艾滋病毒的，里面真实地记录着救治她的动人过程： 我从2005年7月1日开始免费上抗病毒药物治疗，刚吃了一个月的药，身上就长满了皮疹，郝站长、陈站长（注：当地皮肤病性病防治站站长）他们大家经过会诊，又申报北京专家，说马上停药。停药后郝站长一直给我吃抗过敏药，慢慢的皮疹好了。10月14日又开始给我上第二种方案的药物治疗，但我依然过敏，不得已又停药。由于我血液的cd4细胞只有65个，身体太差，必须再进行抗病毒治疗，皮防站又给我申请了第三套治疗方案。没想到第三种药我服了近3个月的时候又出现了严重的贫血，脸和指甲白得像纸一样，面庞还开始浮肿，手和脚一点劲都没有，连家住的三楼都一口气上不去。当时陈站长知道我家很困难，便和冯医生私人给了我100元，让我买些补血的营养一下，而且当我血色素降到6.9克时又给我打了4针红细胞生长素，但还是不行，血色素还在下降，降到5克时不得不又把抗病毒药停了。停了后我的血色素降到只有3.7克，而白细胞也只有1000个，这时是西昌市皮防站全体职工和整个卫生系统的人还有戴市长（注：西昌市副市长）大家为我捐钱让我去住院，给我马上输血，输了4次血，共1200cc……这笔昂贵的医药费要是让我自己出我是毫无办法的，要不是这些好心人的帮助，我早已不在这个世上了，他们使我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上次北京专家来时说我是过敏体质，这种人100个人中最多只有5个，经过专家们会诊又给我上了第四套方案。郝站长特别担心我又出现副反应，每天都要问我有什么不舒服，嘱咐我有什么不对要马上告诉她。这些无微不至的关心就像一股暖流在我的全身流动，让我再次感到人间自有真情在…… 这次我服了药后身体有了明显的好转，出院时白细胞2700，以后又升到5000，血色素上升到12克，cd4也上升了，体重也有所增加。我的身体能恢复到这个程度，我要衷心地说一声“谢谢”……我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曾经是个“瘾君子”，还是个艾滋病毒感染者，对我这样关怀，我的心情是无法用言语能说清的，只有用实际行动来回报社会，回报关心和帮助我的人们！祝每一位好心人身体健康！ 艾滋病死亡率极高，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艾滋病毒在人体内每一天可以复制拷贝数十亿个，使成百万个细胞被破坏死亡，引起免疫功能极度衰竭，导致感染多种疾病（专家们称之为“机会性感染”）和继发性肿瘤的发生；另一方面，由于免疫功能被破坏，一个人可以同时有几种甚至十余种感染，临床表现十分复杂。当然，艾滋病让患者在心理上由绝望到崩溃，再加上生活贫困，难以及时治疗和补充营养等，也是造成死亡的重要原因。 防治艾滋病药物与疫苗的研究是全世界面临的技术难题，由于至今还没有特效药，因此专家们认为，患者必须坚持综合治疗、及早治疗、持久治疗。 目前采用的“鸡尾酒疗法”虽然取得了显著效果，但也还存在许多问题，包括副作用大，必须每天按时按量服药，在抑制艾滋病毒的同时对机体一些器官产生影响等，因此科学家们还在努力研究更新、更好、更有效的药物和疫苗，瑞典、美、英、肯尼亚、乌干达、加拿大等国都在进行研究，但由于艾滋病毒变异性极大，不管是疫苗还是特效药的研制都还有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 近年来，我国也开始了对艾滋病疫苗和药物的研究，自主研制的首个疫苗一期临床试验已经顺利完成，对防治艾滋病药物的研究，已经被列为我国“十一五”规划的重中之重，科技部等部门将专门组织国内专业基础好、研究实力强、经验丰富的优势力量，并投入大量经费进行科技攻关。除国家级的研究院进行研究外，各地也已经开展了这方面的探索。 虽然目前在中医中药治疗艾滋病方面还存在许多争论，但实践证明，中医药在加强病人抵抗力、提高免疫功能方面确有相当作用。我国传统医学自上世纪80年代便开始系统地进入艾滋病的治疗和研究，自1987年开始在坦桑尼亚采用中医中药治疗感染艾滋病毒10年以上的感染者，经过长达10余年的治疗，发现这些人的免疫功能有所恢复并能维持在较高的水平，病毒载量也在下降，有的大大减轻了症状，有的延缓了发病时间。美国2003年对该国使用中医中药治疗2400例艾滋病人进行了调查，普遍反映明显降低了西药的毒副反应，减少了机会性感染和并发症，生活质量显著改善。 中国疾控中心正与美国马里兰大学病毒研究所合作，寻找治疗艾滋病（包括中药）的可能性。这个研究所的所长罗伯特·盖勒教授（院士）曾与他人首次共同发现了艾滋病毒。 目前我国在河南、安徽、云南、广东、河北等地都开展了中医治疗工作。目前中医已经组成了一些治疗艾滋病的基本药方，作用主要是提高免疫功能，控制机会性感染，改善生存质量，延长患者生命。 安徽省利辛县中医医院是开展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的实验单位之一，医院采用的是中国中医药研究院的处方，3年多来已经收治了300多人，其中50人单服中药——他们多是采用“鸡尾酒疗法”后副作用太大不得不改服中药的，其余200多人则采取中西医结合的方式进行治疗。有一位病人被抬进医院时已经有多种并发症，浑身长满皮疹，血小板减少，贫血，白血球下降，cd4细胞不到100，腹泻，月经不止，吃不下饭，根本起不了床。后来医生们一方面用西药提高病人的血小板数量，一方面用中药扶正祛邪，10天后症状减轻，可以下床活动了，而且食欲提高、月经量减少。病人出院后坚持服用中药，两年半后身上的紫瘢全部消失，可以下地劳动并服用抗病毒药了。 过去利辛县中医医院是用水剂进行治疗，一年多后发现水剂既不便于携带又容易变质，病人很难坚持服用，到外面打工时更不方便。经过专家组讨论研究后，采用将中药先煎后再高温浓缩的办法，制成了“中爱颗粒”系列，共有4种不同的基本配方，针对部分病人常伴有皮肤病，又总结临床经验，拟定了一个外洗方，效果良好。颗粒制剂口感好，便于携带，效果明显，受到了病人的欢迎。2006年国家只给了230个免费治疗的名额，但实际收治的是320多人，还远远不能满足病人的需要。 利辛县采用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的办法治疗艾滋病并取得了显著效果，已经引起了国外的重视，非洲和东南亚一些专家都曾到医院参观访问。 在新疆乌鲁木齐采访期间，感染了艾滋病毒的迪力夫妇向我介绍了当地中医治疗艾滋病的情况。迪力的妻子是被前夫感染艾滋病毒的，cd4细胞曾降到100以下，还并发了胸膜炎和结核病。后来当地一位姓许的老医生用中药对她进行治疗，一年后她的cd4细胞提高到800多，和正常人一样了。而且这老中医的药价很便宜，每服药仅10元钱左右。于是这对年轻人建议我一定要采访一下这位老中医。 好容易，我在乌鲁木齐城乡结合部尘土满天的大道边找到了一栋破旧的、木梯摇摇晃晃的小楼，老中医的门诊部在狭窄的二楼上，我去时还有不少病人在找他看病，他没有助手，自己俯身在油漆斑驳的小木桌边书写着处方。 环视着简陋到小屋、贫穷的病人和头发斑白的老医生，我的心里自有很多感慨，要不是迪力夫妇用自己亲身的经历向我竭力推荐，我绝对想象不到这里竟会蛰伏着一位医术高明、能帮助人们战胜死神的良医。 把病人全部处理完后老医生才开始和我交谈，听说我是为采访艾滋病防治问题来到新疆的，他的脸上便露出了兴奋和激动的神色。他告诉我，早在1989年他便开始关注艾滋病的治疗问题，经过对一些病例的研究，认为艾滋病人绝大多数是可以恢复健康的，因此早在上世纪90年代便对当时的卫生厅领导提出要求，希望能批准他用自己掌握的中医药知识加入对艾滋病人的治疗工作，并且声明：“我不是用病人进行实验，我是中国公民，懂得国家的法律，如果治不好，我愿意承担法律责任。”但卫生厅并没有支持他，一位领导和他争吵起来并且说：“你这个老许，知道艾滋病是咋回事吗？你的想法简直是天方夜谭！美国那么多专家研究了多少年都治不好这病，你要来治？你还是该干啥就干啥去吧！”气得老医生只回答了一句：“你不管老百姓的死活，真没心肝！” 虽然没有得到支持，但老医生并没有放弃治疗艾滋病人的愿望。2001年8月他在报上看到了艾滋病患者王某的呼吁：“我染上了艾滋病病毒，但我要生存！”看了这篇报道后，当天便给王某写信，欢迎他来自己这里进行治疗。当时王某已经一贫如洗，发病后连吃饭的钱都没有，老医生又每月给他500元生活费。 从2001年9月到2002年4月，王某共服了239剂中药，医药费、检测费、生活费都是老医生提供的，他身上的淋巴肿大消失了，cd4细胞从几十个上升到1000个左右，艾滋病病毒载量大大降低，病人提高了生活的信心，又开始参加劳动了。 以后老医生又陆续治疗了12例艾滋病患者，如今还有几位正在服药治疗。 最后老医生感慨地对我说：“我已经72岁了，总想在有生之年收治更多的病人，我现在最缺的是资金，不然可以马上叫50个病人来治疗。我认为，艾滋病患者只要脏腑没被彻底破坏中医都可以治，希望国家能投100万元资金建几个医疗点，我可以来回跑，实实在在地为他们服务。” 我建议他再次向政府反映，但他说：“我再也不愿意找政府了！都说做官为民，但他们是干什么的？有多少人真正为老百姓服务呢？” 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以来，我们在对感染者和病人的治疗中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还存在很多问题。包括技术力量不足、治疗经费不足、体制上的碰撞等等。 我曾经多次采访和考察过治疗艾滋病人的医院，有省级的、市级的、县级的乃至乡镇的。除了北京的地坛医院和佑安医院情况好一些外，其他的医院都反映了许多问题，确实是步履维艰。 这是西北地区一个省级传染病院，离城远而偏僻，连许多出租汽车司机都不知道它到底在什么地方。交通也不便利，在高速公路上能远远地看见它，但根本下不去，得绕个大弯才能到达那里。整个医院孤零零地摆在戈壁滩上，没有鲜花，周围只有几棵干瘦干瘦、营养不良的小榆树在朔风中颤抖。分散的、矮矮的彩钢板平房，小小的窗户，紧锁的铁门，与世隔绝，周围都静悄悄的，似乎没有生命的迹象，一到这里就给人一种荒凉、压抑乃至恐怖的感觉，令人想起监狱或疯人院，是被“放逐”和“强制隔离”的地方。 后来我了解到，原来这个医院是非典时期投资3000万元、用20天时间突击建成的。不但离城区很远，而且银行、公交车、市场等公共设施都没有。周围是几所监狱和火葬场，彩钢板搭成的病房不隔音、不隔热，排水、通风都没有解决，医院又在机场附近，每天起落的飞机都会发出震耳欲聋的噪音，连晚上都有飞机在头顶上轰鸣，再加上邻近还有个污水处理厂，不断排出臭气，的确不是个适合病人们治疗和休养的地方。在这样的地方住下去，不要说是病人，就是医生和护士也感到难以忍受。 在这个传染病院里，除门诊部外，住院的艾滋病人一般有20多个，最多时30多个。两年来这个医院收治了患机会性感染的病人400多人次。当地钢铁厂的一位工人感染了肺炎，治好后医院又为他进行了抗病毒治疗，现在已经回到工厂继续炼钢。一位姓牛的、戴着眼镜、年仅31岁的年轻医生——他已经诊治过100多例艾滋病人，向我介绍了医院对艾滋病人的治疗情况，他说： “过去我们对艾滋病不了解，误诊漏诊的很多，2004年、2005年派人进修后才提高了诊治水平，以后在全自治区率先建立了艾滋病人重症监护室，充实了抢救设备。现在我们正对艾滋病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还准备进一步扩大重症监护室的规模，把更多的病人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希望能和国外的机构合作，赶上国际水平。 “从实践中我们认识到，对艾滋病人不仅要治病，还要做大量的思想工作。有个小伙子父母双亡，感染艾滋病后又感染了结核病，找到街道，街道给了些帮助，但力量太小，他又去找区政府，并且站在五楼的窗台上威胁要跳楼，110、119都出动了，好容易才说服了他并且把他送到了我们这里。来医院后，他的情绪仍然不稳定，几次说要自杀。我们一面替他治病，一面做了许多思想工作，告诉他：‘艾滋病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可怕，只要及时治疗，仍然可以工作，可以自食其力。’治疗1个月后他出院了，现在在外面经销水果，到医院拿药时告诉我们，他已经可以自食其力了。 “有一个病人是静脉吸毒感染艾滋病的，曾被强制戒毒，也被劳教过，又感染了结核，送到结核病院后认为不能救治了又转到我们这里。入院时已经昏迷，父母亲卖了居住的房子，恳求我们一定要救救他。我对他的母亲说：‘阿姨，请您给我3天到5天时间，我们一定想尽一切办法救治他。’第四天他苏醒过来，第五天退了烧，20多天后康复出院，他的父母亲十分感谢，曾找媒体采访我们。 “有一个病人是去广东做生意染上毒瘾的，离了婚，感染艾滋病毒后又感染了卡氏肺囊虫肺炎，被劳教所转到我们医院。我和李大夫去给他诊治，他60多岁的母亲流着眼泪一下子就跪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赶快扶起了她，她泣不成声地说：‘我有四个女儿，就这一个儿子，请你们一定要救救他！’住院期间母亲眼泪汪汪地守在跟前，眼神里有期盼，也有悲伤和绝望……一个多月后病人病愈出院了，出院时他的老母亲又要给医务人员们下跪，被我们死死拦住了，后来他们给医院送来了锦旗，上面写着‘医德高尚，医术精湛’几个字…… “还有一个48岁的病人，已经是艾滋病晚期，自治区主席来医院视察时，他主动要求作为病人代表和领导对话。座谈时他说：‘我们曾经做过危害社会和国家的事，现在我们悔悟了，希望政府多关怀、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做一些对国家民族有利的事，并且延长自己的生命。’主席听了后曾沉重地说，艾滋病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好，我们这个民族完了！后来他给我们拨了60万元让救助病人，但上级却强迫我们把这些钱用来盖大楼了！ “我们也有治不好的病人，我治疗的100多人中，有15个死亡，昨天晚上就有个孩子死了，才12岁，是河南上蔡县人……他家很穷，只带了400元钱来住院，我们这儿没有门坎费，收下后尽量抢救，还输了血，但仍然没有挽回他的生命……” 年轻的牛医生还告诉我，他们工资很低，他是2000年大学本科毕业的，已经晋升了主治医师，但每月的工资才1100元。他已经考上了医学院的研究生，很想去继续深造，但因为“走不开”，只好作罢。 皮肤白皙、语声轻柔的女医生古里只比牛医生大一岁，是1998年从医科大学毕业的，谈到艾滋病治疗，她的眼睛里充满了忧郁，她说： “我认识一位女孩儿，丈夫吸毒感染艾滋病后又传播给她，她死了！她让我明白了艾滋病就在我们身边。现在我的丈夫在门诊部治疗艾滋病，我在住院部治疗艾滋病，我们的孩子才5岁，我常常担心，由于自己的疏忽——比如处理了病人忘了洗手等等，会不会把艾滋病带给孩子……艾滋病人是没有社会地位的，我们也没有社会地位，家人都反对我们干这个工作。病人在医院里和我们关系很好，但一出医院就躲我们，朋友看见我认识那些人往往感到很诧异：‘你怎么会认识这样的人？’于是我们自己也变得自卑了。 “让人痛心的是，许多病人都是年轻人，很多甚至还没有结婚。他们的父母亲总是哀求我们要救救孩子，但是社会上很多人歧视他们，说什么‘这些人为什么要治？应该让他死！’ 甚至一些领导都这样看。但是他们也是人，也有亲人，如果不进行治疗，他们会通过性行为或别的途径把病毒传播给一般人群，对社会的危害就更大了。” 女医生希望能加强基层的医疗工作，她认为，对艾滋病患者的关爱应该社区化，发展社区服务机构，充实社区的医疗点，让社区能正确指导感染者服用抗病毒药及时进行治疗…… 这位女医生的月收入只有1000元，根本买不起住房。按规定，她本来可以再生一个孩子，但由于经济困难放弃了。她坦言：“只要能重新选择，我不会选择传染病治疗，更不会选择艾滋病……” 我在这所医院里采访了两天，院长、医生、护士都坦率地谈出了许多困难和要求，也许是职业养成的习惯吧，他们并不像政府官员那样支支吾吾，老说“官话”和“套话”，而是让我了解了许多真实的情况。 医务人员们纷纷指出，近年来国家在艾滋病的防治方面制定了许多政策，但由于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和配套措施，地方上常常只把文件一转发便算完事。一方面社会歧视让感染者不愿暴露，另一方面，就是暴露了也得不到真正的关心。 在资金方面，国家已经不断加大投入，国外也从各方面进行支援，但遗憾的是，表面上说要“打一场人民战争”，实际上真正做实事的并不多，很多钱被用于“作秀”，用于买汽车，用于游山玩水，而没有真正用到艾滋病的防治上。许多人成天飞来飞去，不断地出国考察，就是不到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中间去做实际工作。甚至有的领导想出国，都以“考察艾滋病防治”为借口。一些国内的会议和培训不但质量不高、内容重复，而且也成了公费旅游，奢侈得让人咋舌，超过了过去卫生部门的许多会议。有人甚至扬言：“我们钱多得很，都不知道该往哪儿花！”与会者大部分人根本不懂什么是艾滋病以及应该怎样防治，住宿标准是四星级、五星级，还常常要组织旅游，甚至玩“小姐”！因此，传染病院的医务人员们激动地说：“花艾滋病人的钱，花危及生命的钱太没良心！”“这些人应该懂得，如果不认真工作，艾滋病会从医疗问题转变为社会问题乃至经济问题，严重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国家对抗病毒药是免费足额供应的，但仍然很难落实到患者身上。一些规定有不合理的地方，例如艾滋病毒的检测初筛是免费，但复查和确认得自己掏钱；服抗病毒药是免费，但服药前检查cd4细胞的数量要自己掏钱。而艾滋病人绝大多数生活极端困难，他们很难筹集几百元钱去进行检查，于是，有关部门既无法掌握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数量，也无法及时进行抗病毒治疗。全自治区已经查出1.6万多名感染者，但目前到这个医院服抗病毒药的只有区区150人，医生们估计整个自治区服抗病毒药的也不到300人。 2004年4月，这个传染病院被定为全自治区和全市的艾滋病人收治医院，但却没有给一分钱用以充实医疗设备。医院有检验科，本可以对艾滋病毒进行检测，但上面又规定由疾控中心搞检测，于是疾控中心便花钱买设备，搞重复设置，买了设备又不会用，还规定医院和各地的检测结果必须由疾控中心认可……医务人员们认为，这是卫生部门内部互相争地盘、抢利益，根本没有形成遏制艾滋病蔓延的合力。 现在疾控中心有许多与国外合作的项目，每一个项目都有相应的经费，但一个项目也没有给传染病院，医院想设个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部也没有被批准。 而最大的问题是，艾滋病人大多经济困难，有的揣着一两百元来住院，有的甚至是“三无”病人——无钱、无身份证、无工作单位，家属把感染了脑膜炎、肺结核生命垂危的病人扔在医院或政府门口便再也不管。他们如果能被及时抢救本来还有生的希望，但家人大多放弃了，于是病人或两三天后死亡，或拖几个月……有的直到死亡家人也不露面。现在这些人已经欠下了传染病院大量医药费。而医院呢？过去本来还可以收治其他病人，但自从收治艾滋病人后，别的病人便被吓跑了，收入减少后医院更加困难，由于欠费，两家医药公司已经停止向医院供药，另一家公司只是看在私人情面上暂时不停。向上面反映，民政厅一次给了5万元，一次给了8万元，国外非政府组织支援了3万元和5万元，医院的医务人员们还捐献了1万多元……院长发愁地说：“我们就这样七拼八凑的过日子，艾滋病怎么能防治？” 英国从事艾滋病防治的民间人士马丁先生到病房参观时，看见病人困难的处境流泪了，当时便拿出了身上带的全部现金5万元，病人们也哭了…… 传染病院的领导们有一个想法，想以传染病院为依托，联系若干社区医疗站，建成一个“医院——医疗站——病人家庭”的医疗服务体系，他们认为，这个体系会真正对病人有所帮助。不知道上级能不能支持他们的想法？ 除了体制和资金方面的问题，医务人员还有个重要问题是补助标准和“职业暴露”。补助标准是每人每天仅仅9元钱，而职业暴露却多次发生。2004年有一位护士被艾滋病人用针扎了，半年后发现这个护士患了乳腺癌，后来癌细胞又转移到骨髓，曾经进行过6次化疗，头发都掉光了。虽然不能确定乳腺癌和被扎有没有关系，但院领导总觉得对不起她，感到痛心和内疚，院里补助了她3000多元，又发动职工们捐助了6000多元。《艾滋病防治条例》上对职业暴露只有原则性的规定，没有具体的补偿机制，护士们发生职业暴露本是极容易的事，由于社会歧视，艾滋病人常常把自己内心的压抑和不满发泄在医务人员身上，在医院大吵大闹，特别吸毒成瘾的病人在毒瘾发作时更十分暴躁，根本控制不了自己，有一位护士就是由于吸毒病人和她抢注射器时被扎伤的，不得不长期服用抗病毒药。但上级并不了解这些实际情况，只简单地归罪于医院管理不善。医务人员们叹息道，在这样的氛围下工作，怎能为艾滋病人服好务呢？ 传染病院的职工队伍已经出现了不稳定的情况，一些人纷纷要求调走。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激励自己的源泉是看到胡锦涛总书记和艾滋病人握手，温家宝总理和艾滋病人一起吃饺子，领袖们的所作所为让自己感到了工作的神圣和责任的重大。 我采访了那位曾被吸毒者扎伤的护士，这是一位漂亮的维吾尔族姑娘，有着乌黑的长发和大大的眼睛，她平静地对我说：“刚接触艾滋病人时，我也在思想上排斥他们，医院发生第一例职业暴露后我更害怕，被扎伤后，我也很紧张，我还没有结婚哩，根本不敢告诉妈妈和男朋友。查了很多资料，觉得自己被感染的可能性不大，但还是按规定开始服抗病毒药，服药后恶心、呕吐，心里很难受，家人还以为我怀孕了……”她还说：“我已经工作了六七年，接触了许多艾滋病人。他们很可怜，往往会并发许多疾病，有的1.8米的大个子，死时才30来公斤。有的病人死亡后家人会把遗体领走，而有的死亡后家人根本不露面，我们还要替他洗干净遗体，用白布裹好，送到清真寺或殡仪馆，经我手送走的这种艾滋病人已经有五六个了。病人中，有的是无意间被感染的，有的是由于社会影响。但他们也是人，只要不伤害社会，应该把他当成正常人一样。” 最后这位善良的姑娘用明澈的大眼睛望着我，轻声说：“我希望全世界都能关爱这个群体，以免他们报复社会。也希望宣传部门多鼓励他们，让他们不要放弃生活、放弃治疗，告诉他们，患了艾滋病后仍然可以工作，仍然可以为社会做出贡献。现在我们正收治一位政府官员，是性接触感染的，去年住过院，今年又来了，咳嗽，高烧不退。他现在很悲观，拒绝治疗，拒绝与医生合作，想放弃生命……” 别的医疗机构也反映了和传染病院类似的问题。普遍认为目前我们对艾滋病人的“关爱” 大多集中在少数人身上，搞“花架子”，资金向行为干预的倾斜度很大，而对检测、抗病毒治疗和治疗机会性感染考虑不够。城市许多艾滋病人既无工作也无收入，农村的艾滋病人一年全家只收入几百元，拿什么钱来检测和治病呢？于是只能放弃了！ 云南省某市人民医院感染科年轻的科主任说：“治疗艾滋病人最大的困难是钱。现在媒体和政府对治疗的效果都认识不足。去年我们收治了四五十例艾滋病人，上面只给了两万元，今年8月份了，还一分钱没给，项目资金也不用于‘治’，在病人身上投的钱太少。而艾滋病人90％没有钱进行机会性感染治疗，由于免疫系统受到破坏，他们一个人往往会感染七八种病，治疗费用很高。有一个病人交了600元钱，实际用了5000多……有一个病人原先是司机，感染艾滋病后妻子离婚了，情人走了，父母也回老家去再也不管他。我们三次打电话通知父母，他的母亲在电话上回答：‘我没这样的儿子，你们看着办吧！’我们不但要给他治病，还要解决他的吃饭问题……这样的病人政府不管，让医院怎么办？在这里住院的艾滋病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欠医药费的。有的病人本来可以治好，但由于没有钱就只能放弃了！对欠费的病人上级让医院‘消化’，医院又让科室消化，但科室有什么力量消化呢？” 和传染病院一样，这个医院也有职业暴露问题，已经有5位护士被扎伤，不得不服抗病毒药，对她们的补助上面没有明文规定，也不得不由医院承担了…… 广西某县疾控中心也反映，目前全县报告的感染者已有700多例，估计服抗病毒药的应有150人左右，但实际上仅仅31人进行了抗病毒治疗，其中又有4人死亡、1人退出，现在只剩下了26人。死亡的原因主要是机会性感染，感染了结核、肝炎等，病人无钱医治。目前疾控中心用的抗病毒药只有5种，都是一线药，出现副作用后没有药可以替换。而国家项目经过层层盘剥后，到基层的资金就很少了，上面规定检测复查确认要收费，查cd4也要收费，还要求每3个月复查一次，这些检测和复查都要到省城去进行，搞一次得花去好几百元，一贫如洗的艾滋病患者哪能承受呢？有的项目县医院本来可以干，但考虑到工作量大又没有什么经济效益，自负盈亏的医疗单位也就不愿意承担了。 当地的妇幼保健院也反映，保健院承担了艾滋病母婴阻断的任务，避免母亲把艾滋病传播给孩子，但上面却不给资金、不给设备，只给了一些试剂，拖了一年，去年的补助今年才拨付，而且数量很少。感染了艾滋病毒的孕产妇大多家境贫穷，常常欠费靠医院补贴，于是医生们越努力，接治的孕产妇越多亏空便越大，保健院又是自负盈亏单位，积极性便被挫伤了。 除此之外他们还反映，艾滋病防治项目报表太多，重复培训太多，参观多、考察多、接待多，一些工作人员的主要精力都陷入搞报表，仅仅一个抗病毒治疗就有十几种不同的报表，不但缺乏实际意义而且非常繁琐，工资又低，留不住人，县疾控中心仅资料管理员就先后培养了6个，但都走了。 艾滋病防治90％的任务在基层医疗部门，特别是乡镇卫生院。但四川、安徽等地的乡镇卫生院反映，医患关系紧张已经是最普遍、最突出的问题。安徽某乡卫生院院长反映，当地主要是通过卖血感染艾滋病的，除了抗病毒治疗免费外，当地政府还尽了最大努力，对机会性感染的治疗给予了大量补助，每人每月补助60元至600元，住院后医药费全部报销。但是病人仍然对政府不满、对社会不满，春节前、麦收前都是闹事的高峰，医务人员常常成为他们发泄的对象。公费药已经从80多种增加到200多种，但病人们仍然常常指定要某些非公费药，如果不给就会大骂……矛盾从乡推到县，又从县推回乡，最后仍然集中到乡。卫生院是自负盈亏的单位，医生们的努力工作换来的是没有任何保障的待遇，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从来都没有兑现过，于是从县到村大家都不愿意搞艾滋病治疗，卫生院正式在编本是32人，如今已经走了一半。 当然，对艾滋病人的治疗，除了“钱”外，还有一个医疗水平和科技水平的问题。防治知识缺乏、医疗水平亟待提高正是我国遏制艾滋病毒传播中面临的难题。 艾滋病对许多医务人员说来，是一种从未接触和处理过的疾病，在基层医疗部门更是如此。虽然国家已经在北京佑安医院等处建立了培训基地，截至2006年11月已经培训乡村医生27期，但相对于全国众多的人口和感染者，仍然是力微任重。武汉中南医院的桂希恩教授曾说：“在治疗和预防艾滋病问题上，村医生是冲在前线的救火队员。”但是，正如中国疾控中心一位专家所指出的：“在中国，具备治疗艾滋病条件的医生屈指可数，而且他们大都集中在大城市里。” 有关方面曾对四川某市、县医院、疾控中心和18个乡镇卫生院、妇幼保健站的医务人员进行测试，结果平均得分仅48.49（60分及格），而临床专业知识答对的更低，有一些人甚至连基本的预防知识也不了解。 抗艾滋病毒感染是人类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让现代医学几乎束手无策。自1995年美籍华人何大一博士首先提出了抗病毒治疗后，目前发达国家已经广泛应用于临床，我国也正在使用并取得了很大效果，全国已经有上万人接受了抗病毒免费治疗。但是，由于我国还缺乏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抗病毒药物，而且长期服药又带来了毒副作用、耐药性增强等极为棘手的难题，因此治疗的难度正在加大。目前我国一线治疗失败的病人仍然面临无药可换的窘境，如何尽快形成强效、低毒、可负担的二线治疗方案已经是极为迫切的问题。 北京佑安医院传染病主治医师张可，是卫生部治疗艾滋病专家组的成员之一，他曾经无数次单独到河南上蔡等地了解艾滋病的流行状况，并走村访户为感染者看病，从死神狰狞的魔爪里抢救了许多人。 一位26岁的女青年面色如土，脖子上的淋巴结已经烂了三个窟窿，被县医院与河南省医院都判了死刑，在家里等待死亡。张可给她检查后说：“你没有多大的事情，我给你开个处方，就按这些用药，等我下次来你就好了。”处方上写的是“促红细胞生长素针剂”，半个月后，再看到这个病人时，她已经在地里帮丈夫收玉米了。后来张可给村医介绍这个病例时说：“这是抗病毒药导致的副作用，重度贫血。” 还有一位年轻的妇女是卖血感染艾滋病的，发病后被丈夫抛弃，她的母亲向村医哭诉：“我的女儿怕不行了！”刚在村里搞了一整天调查的张可，听到这妇女的情况后晚上便来到了县医院，没戴口罩、没戴手套便掀开病人身上肮脏的、已经分不清颜色的被子，仔细进行检查并且查看了她的病历。县医院诊断为心胞积液，但用药却有许多不妥之处，张可一一进行纠正后又告诉大家应该怎样用药，把处方和治疗方案又仔仔细细地写了下来……两星期后这个妇女的病情有了好转，可以出院了。 一位4岁的小男孩儿，是被母亲感染的，长期发烧，骨瘦如柴。张可诊断后确定为合并感染了结核，经过治疗，孩子不再发烧，身体恢复正常发育了。 在为8岁的小病人进行诊治时，没有听诊器，张可解开孩子的棉袄后低下头，把耳朵紧紧地贴在孩子的胸前…… 在看望30多岁的病人时，破烂的屋子里发出恶臭，躺在麦草上喘息的病人断断续续地不知道说了些什么。邻居们说，病人已经发烧一年多，没有钱治疗，现在医生都说不行了。张可俯下身给他检查时，病人突然一口浓痰喷在张可的手上，但检查并没有停止，直到检查结束，张可才慢慢地放下了病人……他要求病人立即拍张胸片，以便对症下药…… 经他治疗的病人，病情都有了好转。 但像张可这种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的医生实在太少。听说他因为写文章“透露”了河南在艾滋病防治方面的问题，已经引起了有关方面的不满，为此，我只能感到不平和叹息。据说以艾滋病疫情震惊中外的某县，县医院只有一个医生在北京地坛医院接受过为期一年的艾滋病专业知识培训，这样薄弱的技术力量，怎么能负起遏制艾滋病疫情的重任呢？ 采访扎记 一提起对艾滋病人的治疗，我便想起了那些简陋的病房，昏暗的灯光，绝望的病人和无奈的亲人…… 近年来，在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中，最好的设备和大量的资金都集中在省市疾控中心，项目也集中在疾控中心。而疾控中心本身专业技术力量并不强，于是表面上做了许多“项目”，但真正能起作用的却不多。对传染病的治疗更不是疾控中心所长，应该交给临床医生，但为了争经费、拉项目，有的疾控部门也去搞起了治疗。疾控中心内部也是人人都想做艾滋病项目，对别的疾病便忽略了。 对艾滋病人治疗的难点不只技术上的，很多还是观念上、体制上乃至文化上的。 在观念和文化上，我们对艾滋病患者的社会歧视和公众歧视并没有消除，不少人仍然把艾滋病和政治、政绩、道德联系得很紧，而对生命的关爱却相当缺乏。 尤其让人愤慨的是，竟出现了一批“吃艾滋饭”的蛀虫，大量防治艾滋病的资金和物资正在流失或已经流失，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 在这方面，非洲和我国似乎有相似之处。虽然2005年国际社会向非洲国家提供的艾滋病援助资金和物资总额已达80亿美元，但当地一个防治艾滋病委员会的官员却在慨叹：“为了到边远地区宣传防治艾滋病的健康信息，我们需要一辆自行车，可是我们买不起。”国际救援机构的官员们分析，不健全的医疗系统，管理混乱的政府部门和经验不足的社区团体，在接收和使用援助方面缺乏经验，导致艾滋病援助资金在运用上遭遇“瓶颈”。 乌干达在政府管理的仓库中，有价值50万美元的抗病毒药已经过期，而与此同时，却有15万至20万感染者不能得到药物的治疗。据悉，2005年全球基金已经因为管理混乱和贪污停止向该国拨款。 但愿我们不会发生类似的问题。 2002年联合国提出了艾滋病防治的“三个一”目标，即建立一个领导机构、一个防治规划和一个督导评估体系。但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督导评估机制并未真正建立，于是便给那些搞“花架子”和弄虚作假者开了方便之门。中英防治艾滋病合作项目要求，每3个月要对服抗病毒药的感染者进行一次回访并进行记录，但许多地方根本没有落实这一工作。在西南某县的疾控中心，我曾经亲眼看到，项目快结束时，既无资料也无记录，为了应付专家们的检查，疾控中心布置了“突击任务”，两三天之内突击填完两年多的9次回访记录，这些靠弄虚作假搞出来的回访记录，当然失去了任何价值。 近年来，国际社会为我国的艾滋病防治提供了大量援助，我国的公共卫生政策自“非典”后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政府已经加大了对疾病控制体系、传染病防治体系、农村卫生体系的投入，对艾滋病的投入已经从2001年、2002年的1亿元增加到2003年至2005年的3.9亿元、8.1亿元和7.01亿元。抗艾年人均投入泰国是0.55美元，乌干达为1.85美元，印度为0.17美元，和这些国家相比较，我国的投入仍然很低。但更重要的是，我国中央的投入没有很好地与地方的“财政能力”挂钩，对贫困地区没有很好地倾斜，经费分配的“透明度” 差，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地方。以澳大利亚为例，他们的预防经费中40％以上用于高危行为人群，仅10％用于一般人群，其他便用于青少年、性病病人、医务人员等，而我国却把对一般人群进行宣传教育放在首位，用过去“搞运动”的方法，大量的报表，各种总结和印刷精美的宣传画、小册子，国内外满天飞的参观和考察，许多人坐在电脑面前玩文字游戏，对高危人群扎扎实实的干预力度和救治力度却远远不够。张北川等教授已经建议，应该调整思路，把更多的经费用于干预，确立干预为主，一般宣传教育为辅的观念。 一些中央下达的项目资金往往要求地方配套，但贫困地区大多是吃饭财政，有的连工资都要国家转移支付，“地方配套”往往成为一句空话，甚至中央拨的款很大一部分也被挪用，根本不可能落实到艾滋病防治上，为了应付上面便常常弄虚作假。中央应该了解这种情况，但不知道为什么，这虚假的“地方配套”一直沿用至今。以四川凉山州的国贫县布拖、昭觉等地为例，虽然疫情十分严重，但每年落实到县上的防治资金只有几十万元，至今从事艾滋病工作的人员，每天的9元钱津贴一直没有落实。安徽省国贫县利辛为了对机会性感染的病人实行免费治疗，不得不一再强迫全县干部职工捐款，而他们的工资并不高。 造假和说假不但已经成为官场中的通病，而且还被当成了“制胜法宝”。某省卫生厅疾控处副处长原先是位教授，在谈到当地的艾滋病防治工作时曾痛心疾首地说： “我是搞业务的，很难适应官场的这一套。现在说假话的人太多，10个人参加培训可以报100个，下乡两次可以报10次……钱就这样装进自己的腰包。基层疾控部门有了房子、有了仪器，但却没有专业技术方面的内行，防疫站多是县领导的关系户，素质差，根本不干事也干不了事，待遇又低，真正能干事的来了又走了。两万人口的小县，吃财政饭的可以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层层盘剥后基层经费缺乏，最后只能造假报假。有人曾扬言：‘我根本不用工作，可以让汇报材料天衣无缝！’这个人后来竟被提升了，调到了省级机关……防治艾滋病我们是‘雷声大雨点小’，吼叫得凶，但扎扎实实的工作做得少。” 某县负责对“小姐”们进行宣传教育的基层工作人员也反映了类似的问题：“防治艾滋少不了做假，有的镇上报的全是假材料，说是重视，但开会时书记、县长不来，请都请不来，有些单位来个副职，坐了半小时强调忙走了！一说经费大家眼睛发亮，说到工作漠不关心。有人甚至想把给‘小姐’们搞宣传教育的经费都卡下来给自己的单位。” 连参加培训有人也是走过场，北京地坛医院在各地举办培训班时，便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有一次在广州一位快退休的护士带着丈夫来参加培训，她理直气壮地说：“医院照顾我，让我来，说我快退休了，让我来看看大城市。” 职业暴露也是艾滋病防治中一个必须注意的问题。国外曾报道，有两名护士在护理艾滋病人时，不小心将沾有病人血液的针头刺伤了脚背上的皮肤，结果27天和45天后分别发现已经感染了艾滋病毒。目前我国许多护士在为感染者抽血检测时都曾扎破了自己的手指，在广西考察时，我曾亲眼看到护士在为感染者做颈内穿刺时被扎了手掌。在四川某县考察时，当地性病艾滋病防治科的科长就曾两次被扎伤，一次是到戒毒所去搞检测，一次是在暗娼中抽血。我去考察时他正在服抗病毒药，胃肠道反应剧烈，常常呕吐，完全没有食欲，体重下降，对肝、肾都有危害，但国家对他没有任何补偿。他告诉我，当地被针具扎伤、被感染者抓伤的已有多人，医生们在给艾滋病人进行外科手术时，也曾经多次被弄伤。 北京地坛医院的医护人员也曾多次被扎伤，有时感染者的血还喷在了医生的身上脸上。 对这些医务人员不能单讲“奉献”、讲大道理，进行适当的补偿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像目前这种只责备“管理不善”，只让职业暴露者服点抗病毒药的办法，是不合理的，也会严重挫伤医务人员们投身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积极性。 当然，最令人发指的是那些利用艾滋病毒感染者和病人赚钱的“好心人”，以及公然侵吞防艾资金的“蛀虫”们。 河南的上蔡、新蔡、柘城、睢县等艾滋病患者较多的地方，有人办起了“孤儿院”、“关爱之家”等，他们中的有些人便利用社会的捐助，为自己盖起了小楼，做起了生意，甚至养起了情妇。 至于侵吞防艾资金的，河南上蔡县原县委书记杨松泉便是其中的典型。 上蔡是豫东南的一个平原大县，曾以古蔡国所在地和秦丞相李斯故里知名于世，如今却是闻名全国的艾滋大县。 杨松泉2000年4月走马上任担任了上蔡的县委书记，直到2005年8月被免职，在任的5年多时间，正是上蔡艾滋病疫情从“捂盖子”到闻名遐迩的5年。 2000年以后，上蔡县艾滋病的严重疫情被专家和媒体披露，2001年卫生部决定以疫情较公开的文楼村为突破口，继而全面解决河南的艾滋病问题。但当时的上蔡县领导对卫生部公开疫情的做法却大为不满，强调影响了当地的“形象”，并认为北京应当承担全部救助任务，上蔡县和艾滋病防治无关。 “非典”时期，世界卫生组织指定要去上蔡县检查，杨松泉如临大敌，派出了大批警察严防群众和他们谈话和接触。文楼村有两个村民曾想和来访者沟通，但被阻拦扣押。后来杨松泉还对部下破口大骂，斥责他们没有把“封锁工作”做扎实。 但随着上蔡县疫情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连国务院副总理吴仪都亲自前来考察，以杨松泉为首的官员们便摇身一变，又是派工作组，又是修路打井，搞出一派“热火朝天”的假象，杨松泉还亲自“蹲点”知名度最高的文楼村。2003年末中央领导到疫区看望群众时，杨松泉害怕中央了解到当地救治不力的真实情况，便事先安排好一批人进行汇报，为他歌功颂德，甚至还安排人冒充艾滋病患者欺骗中央。 随着上蔡县艾滋病疫情大白于天下，来自北京和社会各方面的善款也不断流入上蔡县，但这些善款并没有真正花在身染绝症的农民身上。2006年6月杨松泉被驻马店市检察院批捕，原因是“买官卖官收受贿赂”、“渎职”和“滥用行政权力”，在1000多万元的涉案金额中，相当部分和“防艾”资金有关。仅以修路和打井为例，耗资几千万元，工程或由杨松泉直接发包，或由他的弟弟和表兄转包，其中的“猫腻”不言而喻。 从一件金额不大的“小事”便可以看出杨松泉贪得无厌的嘴脸：2005年春节，温家宝总理来到文楼村，和老百姓一起过节。当时总理提出给文楼村村民每人发10元压岁钱，文楼实际3217人，但报上去的数字却多了883人，骗了总理8000多元，村支书刘月梅说，是“县领导的意思”。 在这样的官员领导之下，艾滋病防治和对患者的救助能落在实处吗？ 正文 第十章 天使在人间 在采访和考察中，我也多次被感动，因为我结识了一批正在努力奋斗，遏制艾滋病这“瘟疫杀手”的人，他们常年奔波在第一线，怀着巨大的爱和关怀，给艾滋病人和感染者点燃了生命的希望，是被称为“天使”的人们。他们正是人类战胜艾滋病的希望，是不但让我感动，也让我尊敬的人。 北京佑安医院是一所综合的传染病院，是我国最早收治艾滋病人的医院之一，2004年第17个“世界艾滋病日”前夕，胡锦涛总书记曾来到这里视察，慰问医务人员、志愿者和艾滋病人，并且强调，艾滋病是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大传染病，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做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真正把这项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强领导，统筹协调，确保责任到位、工作到位、措施到位，依靠全社会力量战胜病魔。 佑安医院主管艾滋病治疗的主任医师徐莲芝，1990年收治了第一例艾滋病人，如今这个瘦小的、语音柔和、表情慈祥的老人已经72岁了，但仍然奋战在救治艾滋病人的第一线。 1958年徐莲芝在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后，便被分配到佑安医院。当时佑安医院条件十分简陋，没有高楼大厦，没有现代化的医疗设备，几间平房孤零零地摆在农田间，连树都没有一棵。 但是，这里却有一种最宝贵的东西，就是以老院长为首的对病人的体贴和关爱，它已经成为医院独特的传统和文化。这种传统深深地感动了年轻的徐莲芝，并且随着时光的流逝，浸透在她的心灵和血液中，成为生命的一部分。 年轻时的徐莲芝，是一个节奏很快，说话、走路、工作都“风风火火”的姑娘，老院长曾带着称赞的语气爱抚地说她：“你好像不会慢慢地走路，只会跑！”为了抢救病人，为了和死神争夺生命，年轻的姑娘膝盖曾多次在奔跑中被摔伤，当大家怜惜地“责备”她时，她腼腆地笑着回答：“我跑快一点，也许病人就会被抢救过来了。” 有一次，徐莲芝连续值了三个夜班，快下班时，她看见一位老大爷抱着孩子站在医院的门口，老大爷满头白发，鞋上和身上都沾满了尘土，嘴唇颤抖着，神情既焦急又疲惫，看样子一定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连夜赶来的，累得已经说不出话、走不动路了……徐莲芝一看，顾不上招呼老人，也顾不上询问病情，从老人怀里抱过孩子就跑步冲进了抢救室，一测，连心跳都没有了。经过一番紧张的抢救，孩子终于获救了……后来老人感激地对她说：“闺女，亏你了，要没有你，我连路都走不动了，咋能让孩子及时得救啊！” 1990年一位从非洲援外归来的病人被诊断感染了艾滋病，病人情绪很坏，经常偷偷地哭泣。通过细心的观察，从这个病人身上，徐莲芝懂得了艾滋病不仅仅是疾病，还是社会问题，艾滋病人和别的病人不同，他们不但常常是重病号，而且会有沉重的心理压力，最大的压力便来自社会歧视。在进行治疗的同时，医护人员还应该采取科学、公正和人道的态度，对这个弱势群体提供心理疏导和“情感疗法”，尽最大可能减少他们的悲观情绪，帮助他们尽快恢复健康。 后来，佑安医院又陆续收治了来自不同职业的艾滋病人，从他们的身上，徐莲芝都感觉到了沉重的心理压力，于是“心理关怀”始终是治疗中的重要环节，病人们反映，在这里，医生和护士就是我们的亲人，他们从来也不会歧视我们。 第一例病人出院后，过了一段时间又因为机会性感染再次住院，徐莲芝查房时发现他一个人表情忧伤地发呆，便特地抱了一盆鲜花送给他，病人看见鲜花时竟感动得眼圈发红了。 90年代初期国外还没有实行抗病毒联合治疗，对艾滋病人的治疗还在摸索之中，徐莲芝的专业是西医，为了治疗艾滋病人又自学中医。经过探索，她为艾滋病人开出了一些新的药方。为了防止这些药产生毒副作用，她每一次都是自己先试服，服后两天没有吐、泻等不良反应，再让病人服用。有时，她会想方设法通过一切关系，从国外带回药品，带回后也是自己先试服然后再给病人服用。 那时条件简陋的医院，病房旁就是停放遗体的太平间，常常传来悲哀的哭声……为了缓解病人们精神上的压力，徐莲芝和医生、护士们心里只想着病人，几乎一天24小时都和病人泡在一起。天凉时，她会嘱咐病人多穿点衣服；晚上，会给病人盖好被子；诊治时，为了避免敏感的病人感到难堪，她从来不戴口罩和手套……无微不至的关心，点点滴滴浸入病人们绝望而无奈的心灵，于是有人称她为“徐阿姨”，更多的人则叫她“徐妈妈”，她是病人们慈爱的母亲。 有一次，从农村来了个女病人，徐莲芝和她聊天时，知道她是卖血感染的，丈夫和孩子也感染了。她问这个女人：“如果只有一服药，你给谁吃？”女人毫不犹豫地回答：“给丈夫，他可以挣钱养活全家。”“如果有两服药呢？”“给丈夫和孩子！”听了这样的回答徐莲芝流泪了，她深深感到病人的善良和无助，从而也更加意识到自己肩上的重任。 有的病人对她说：“医院就是我们的家。”徐莲芝听了很感动，她认为，这个“家”字份量很重，自己只有更加努力的工作，帮助更多的人，让更多的病人看到希望。在她的倡议下，医院为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建立了“爱心家园”，进行心理关怀、同伴教育、生活指导和健康教育，当时是全国第一家，1998年10月举行揭牌仪式的时候，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我国卫生部都派人参加了仪式。“爱心家园”里有“笑看未来”画室、摄影室和手工艺品室等等，感染者和病人们常在这里活动，他们作画，缝制小娃娃、小老虎、小钱包等工艺品，把这些工艺品送给徐莲芝和医生、护士们，还参加了义卖。通过这些活动，感染者和病人们重新感到了自己的价值，增强了生活的信心，有的人说：“我从远处看见了一丝灯光，我要向着灯光走下去。”有的人表示：“我要活下去，还要帮助别人！” 为了让更多的病人看到希望，为了架起社会和病人间的桥梁，“爱心家园” 开展了招募志愿者的工作，如今这里的志愿者已经有3000多名，著名演员濮存昕便是其中之一。 自2001年起，国家开始对基层医务人员进行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培训，佑安医院是卫生部指定的培训点之一，徐莲芝又积极地参加了这方面的工作，年届七旬的她常常上午看病，下午讲课，并且亲自带着学员们一起操作。 十几年来，病人有的走了，有的活下来了，佑安医院治疗艾滋病已经声名远播，病人来自全国各地，基本都是危重病人。谈到对艾滋病的治疗时，徐莲芝曾对病人们慈祥而深情地说：“我们好像行走在没有水的沙漠里，我不能背着你走出沙漠，但是可以陪伴你一直走下去……” 总结自己的工作时，徐莲芝谦虚地说：“工作让我的道德和情感升华，病人们叫我‘妈妈’，这不是对我一个人，而是对所有的医务人员。” 徐莲芝被年轻医生们称为“榜样”，在佑安医院里，没有医生不愿意接触艾滋病人的情况，正如年轻的李在村大夫所说的：“我是医生，而且是搞传染病的，艾滋病就是传染病，是我份内的事。”他给自己的病人们留了电话，嘱咐他们有问题要及时联系，于是几乎每天都会接到病人们的电话…… 护士们除了进行医疗方面的护理，更重要的是对病人们进行心理上的安慰，除了帮他们洗碗、盖被、关灯、煮面、煲汤、炖肉、买东西、寄东西、出院时送站外，更经常的是陪他们聊天，有时甚至会聊一整夜。有人说这是“不务正业”，但是，正是通过这些工作，病人把她们当成“朋友”，沮丧和绝望的情绪逐渐改变，对生活重新恢复了信心，无疑对治疗大有好处。 至于为贫困的病人捐钱捐物，在佑安医院更是经常发生了。 四川凉山州艾滋病高发区昭觉县艾滋病防治科的科长吉木石子是一个29岁、矮而胖的彝族妇女，眼睛不大，但目光柔和、明亮，头发随意地挽在颈后，紫色的体恤、黑色的外衣，松松垮垮，没有首饰，没有时尚的衣服，让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了许多。 初一接触，从外表看去，吉木十分淳朴，甚至有些愚钝，一点也不像一个独当一面、正和艾滋病顽强抗争的中层领导。但是经过深入了解，我被她深深打动了。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疾控中心的楼梯上，她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地刚从乡下回来，是给艾滋病毒感染者送药去。每隔三天最多一星期，她总要到感染者比较集中的乡村去，亲手送去抗病毒药和医治其他疾病的药品，也送去社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怀和救助。 吉木接过了我手中的行囊，把我领进了办公室。当说明来意后，办公室一位小伙子便反复查看了我的介绍信并且对我进行盘问，而吉木却立即坦率地切入正题并且向我介绍情况，以致最初我竟把那位小伙子当成了科长，而把她当成一般工作人员了。 初次见面我便感觉到了她的坦诚。后来我知道了她的父亲原是当地著名的外科医生，家学渊源让她也学了医，中专毕业后又带职上了大专，本一心想搞临床，但1999年荷兰“无国界医生”来凉山搞艾滋病防治时，县防疫部门急需一个通晓彝汉两族语言，又有一定医学素养、作风踏实可靠的人，便把刚毕业不久的她挑上了。从此，她便走上了防治艾滋病的第一线。 她向我介绍了昭觉县艾滋病流行的情况，一直谈到卫生局领导来了才罢。临分别时知道我第二天要下乡，便一再抱歉地说：“本来应该陪你下乡的，但我要给乡村医生们上课，无法陪伴你了！” 第二天下午从乡下回来后，快下班时我又去找她，她刚讲完课回来，我要求她陪我去娱乐场所找几个“小姐”，了解她们掌握的艾滋病防治知识和使用安全套的情况，她点点头说：“现在去正好，不耽误她们做生意。”说着从柜子里拿出几盒安全套放在提包里，和我一起出发了。 她熟门熟路，领着我向城边走去，一面走一面向我介绍沿途的娱乐点。后来，我们走进了城边一个偏僻的院子里，她领着我径直走进院子最后面的一排房子，一间房里坐着4个正在打纸牌的“小姐”。 对她的到来，“小姐”们显然并不感到意外，一面打牌一面问道：“安全套带来没有？” 还说“安全套不够了，我们自己都去城里买过哩。”吉木回答道：“用不着买，我们和计生办都免费供应，以后没有了，就去我们那儿领……” 她的工作的确干得扎实、干得深入，和这些“小姐”互相间已经十分熟悉了，她们对她已经没有反感和防范。 “娱乐点”的墙上贴有防治艾滋病的宣传画，老板指着告诉我：“看，我们都晓得注意哩！”“小姐”们也异口同声地说：“我们百分之百使用安全套，哪个客人不愿意用，我们情愿这生意不做也不冒险，我们也害怕艾滋病哩。” 由于第一次走进这种场所，我感到很不自在，甚至不知道和这些人怎样交谈，于是问了几个简单而突兀的问题便催着吉木告辞了。走到大门外，吉木显然感觉到了我的尴尬，便笑着问道：“你大概从来没有和这些人接触过吧？其实只要有男人、有女人的地方便有性，这问题回避不了。和她们谈话时，要对她们表现得很尊重才能做好工作。我总是叫她们‘妹妹’，她们也是有感情的，天热我下乡时，有的‘妹妹’还抢着买冰激淋慰劳我哩！” 但是，我却不难想象出，对于一个年轻的彝族妇女说来，从事这样一种工作会遇到多少阻力和艰辛。 由于忙于工作和学习，吉木27岁才结婚，这在彝族姑娘中是少有的晚婚。在参加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最初几年，她还是一个未婚的姑娘，下乡宣传防治知识时，她得在赶集的时候，在大庭广众之中讲解关于安全套的知识，并亲自用模型演示。对于性行为开放而性观念又极端保守的彝族群众说来，她这种行为简直是匪夷所思和不知羞耻，虽然作为医生的父亲支持她，表示理解，但亲戚和兄弟姐妹却炸开了锅，大家完全不能接受，认为她把整个家族的脸都丢尽了！他们纷纷责骂她，并且赶到父亲跟前告状。而集市上的老百姓也表示反对，因为当地的风俗是男女有别，女人在男女混杂的场所向男人讲安全套，简直是“大逆不道”。 碰钉子后，耿直而老实的吉木不得不改变了办法，在集市上她便请外国专家们出面宣传和演示，自己把妇女们召集到会议室里，单独向她们讲解…… 虽然具体做法有了一些改变，但坚强的吉木内心一直没有退缩。从周围人群和自己的家族里，她已经感觉到毒品和艾滋病咄咄逼人的气势。她的亲弟弟和两个表弟吸毒，我去采访时，她正惴惴地为他们进行艾滋病毒检测，默默地祈祷着但愿他们不要被感染。而在周围的人群里，她已经接触了太多的吸毒和感染者，使她意识到自己对亲人、对社会那份沉重的责任…… 最让吉木痛苦的是丈夫对自己的态度，在向我谈到不幸的婚姻生活时，她忍不住泣不成声。 丈夫出身于农村，在另一个县当教师。他们不是自由恋爱，是由介绍人撮合的。婚后有了儿子，我认识她时儿子才一岁零三个月，主要由保姆照顾。孩子自小体弱多病，而吉木工作又忙，有时为了应付领导和外国专家们的检查，星期六、星期天也不得不加班。遇到这种情况时，丈夫不但不体贴她、帮助她，反而讽刺和责骂道：“你比书记县长还忙？比总理还忙？星期天也不管管娃娃？”说着说着便扑过来拳打脚踢，吉木吓得躲到桌子下面，丈夫便一把抓住她长长的头发把她拖出来再狠命地打……头发被扯掉了，头上鼓起了一个个大包……以致吉木不得不把心爱的长发剪短了。 除了对吉木实施“家庭暴力”，丈夫在经济上对家庭、对孩子也是不负责任的。他每月工资1300多元，这在当地算不错了，比吉木工资还高，但每个月他只拿出区区100元作为孩子的生活费和保姆费……吉木不愿继续忍受他的虐待要求离婚，但他却要吉木拿出3万元对他进行“赔偿”…… 听了吉木的遭遇，我只感到脊背发冷，说不出一句话，男女平等在中国许多地方似乎还十分遥远。 当地的领导们似乎对憨厚的吉木也缺乏理解和关心，有时会在并不了解情况时便声色俱厉地批评，甚至辱骂她是“木脑壳”…… “我真是‘木脑壳’吗？”说到这里吉木忍不住又流泪了。 然而，她却不愿意离开防治艾滋病这个艰辛、危险、充满压力和委屈的岗位。她向我解释道：“目前，我还是搞这种工作的最佳人选。自1999年以来，我已经在这个岗位上积累了许多经验，换一个人，不会有我搞得这么好！”她说：“为了亲人，也为了民族和社会，我不得不咽下自己的委屈，坚持下去。” 除了委屈之外，和一些搞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人一样，吉木还有一个苦恼就是缺乏成就感。担任临床医生，可以看着一个个患了重病的人在自己的帮助下重新恢复健康，会感到由衷的欣喜和自身的价值，而艾滋病患者是无药彻底根治的，眼看着许多人在死神的魔爪下苦苦挣扎，吉木感到十分沮丧和失落…… 2001年春天，云南省偏僻的思茅市——著名的普洱茶原产地，被誉为“绿海明珠”的地方，举行了一个隆重的、众多媒体参加的颁奖仪式，来自英国的马丁先生郑重地将“贝利——马丁奖”的奖杯和奖金颁发给思茅市防疫站的拉祜族女医生王春。 “贝利——马丁奖”是为奖励在防治艾滋病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专门设立的，在中国，王春第一个获得了这种荣誉。 “贝利--马丁奖”的创始人马丁·哥顿先生本来是一位银行家，他出生在英国，母亲却是中国人。几年前他的一位好友感染艾滋病后去世，好友发病期间那种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痛苦，强烈地震撼了马丁先生，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于是他便拿出自己多年来的积蓄创办了一个慈善基金会，帮助英国和中国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机构和个人。为此，他来到中国进行考察。 到中国后，他知道了邻近毒品“金三角”、与东南亚一些艾滋病疫情严重地区接壤的云南，艾滋病毒正在迅速蔓延，于是他又到了云南。在云南走过许多地方后，在思茅听见了关于女医生王春的故事。 群山环绕、绿色重叠的思茅，到处都是竹林、芭蕉和茶树，气候宜人，空气清新，风景秀丽，表面上看是一个十分宁静的地方，出产的普洱茶有降血脂、降血压和降低胆固醇的作用，历来是茶中珍品。但是，这里也是全国惟一一个与老挝、缅甸、泰国三个国家接壤的地区。独特的区域环境，让思茅成为受到艾滋病毒肆虐的地方。 身体单薄、容貌清秀、面庞黑里透红的王春，1974年在思茅卫校毕业，毕业后回到家乡思茅地区的孟连县防疫站工作，当时的主要任务是防止疟疾。年轻的姑娘曾经通宵不寐地观察蚊子的活动规律，整夜整夜地突击喷药灭蚊。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她的工作已经扩展到对当地各种流行病的研究和防治，包括伤寒、疟疾、鼠疫、霍乱、痢疾、肝炎以及计划免疫等等。在公路不通的地方，年轻的姑娘经常自己背着药箱走村串寨，一天步行三四十公里，为农村的贫穷百姓送去温暖和关怀。 有一次，一个山寨发生了疫情，造成了百姓的死亡，她和同事们下乡去调查死亡的原因。走到半路上下起了大雨，瓢泼的雨点打在车窗上，刹那间山路上到处都是泥潭和深坑，汽车陷在泥坑里，车轮飞转、泥浆四溅却无法动弹。大家跳下车来，冒着大雨好不容易才从泥坑里挖出了汽车，男男女女都变得像一只只落汤鸡……这时，遥望前面的山路，有的同事泄气了，他们不愿意再继续前进，纷纷说，万一汽车又陷下去咋办？但王春却坚定地主张：“没有汽车我们走路也得去，不然弄不清楚死亡的原因，万一疫情蔓延起来怎么办？”于是在她的坚持下大家又继续前进，终于完成了调查的任务。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边境地区国内外人员交流接触日益频繁，艾滋病防治的形势也越来越严峻，1989年云南德宏发现了成批的艾滋病毒感染者，1990年不怕脏不怕累、对病人体贴关心的王春，被领导指名调到防治艾滋病工作的第一线。王春二话不说，愉快地服从了组织决定，当年就为180多名有高危行为的人进行了艾滋病毒检测，但那时还没有发现感染者。 1991年春天，孟连县城的街道上出现了一位衣着华丽、浑身戴满金银首饰的漂亮姑娘，苗条的身材、圆圆的面庞、精致的五官、大大的眼睛，美丽得像盛开的玫瑰花，每一出现便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许多人猜测道，这姑娘是华侨富商的爱女还是东南亚富豪人家的千金呢？是来旅游观光还是来投亲访友的？后来经过王春了解，姑娘的家原来在县城河边的一个寨子里，她是近几天从泰国回来的，王春想到，当时泰国艾滋病疫情比较严重，于是便准备对姑娘进行艾滋病病毒检测。 王春带着医疗器械来到姑娘家里，姑娘看见面带微笑，像大姐姐一样亲切的王春，便坦率地告诉她，自己是6年前15岁时被人拐卖到国外的，一直被迫从事色情服务，先后到过泰国，新加坡、印尼和马来西亚等国，学会了4种语言，由于长得漂亮，被很多老板当成“摇钱树”，前些日子检查身体后，老板告诉她：“你妈妈想你了，回家吧。”给了点钱，她就回来了。 王春把女孩的血样带到思茅市疾控中心进行了检测，发现确已感染了艾滋病毒。 检测结果让王春感到十分痛心和惋惜，当时世界上还没有发明抗病毒联合治疗法，发现感染后便束手无策，面对花朵一样的女孩儿一步步走向死亡的残酷现实，王春只能笨拙地安慰她，告诉她一些艾滋病的防治知识。不幸的女孩儿倒很洒脱，当知道自己的检测结果后便对王春说：“王大姐，其实我早就预感到这件事了！现在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希望你能陪伴我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王春马上恳切地回答道：“小妹妹，我会陪伴你的。” 从此，王春便和这个女孩子成了以姐妹相称的好朋友。她多次到女孩儿的家里去，电话上的关心、安慰更不计其数。善良的女孩儿还现身说法，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活教材，和王春一起走进村村寨寨，协助她向乡亲们进行艾滋病防治的巡回宣传。 1996年王春从孟连县调到了思茅市防疫站，但她仍然和这个女孩儿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98年女孩儿发病了，玫瑰花很快便凋零、萎谢了，她头发掉光，骨瘦如柴，像个骷髅，终日裹在大衣里瑟瑟发抖。亲朋好友们怕受到感染，都离她远远的，没有人去探望她，但王春一如既往，不但经常在电话上安慰，而且每次出差到孟连时都要自己掏钱购买礼物去看望她。在女孩儿病危的时候，王春在电话里对她说：“小妹，人都有离开世界的一天，我希望你能坚持一天就算一天，如果实在没办法坚持了，以后到天堂里我们还是姐妹啊！”女孩儿回答道：“王大姐，你真是好人啊！感谢你这么多年一直陪伴着我。我希望你能再活100年，100年以后我一定还做你的妹妹！” 几天后，女孩儿平静地死了。她的死，让王春悲痛了很久很久，深深地感到无助和失落，她一直珍藏着女孩儿的许多照片，我去思茅地区采访时，便看见了女孩儿的倩影和那如花的笑靥。而对女孩儿的过早死亡，王春一直感到内疚和不安，虽然并不是她的错，但她却总是认为，自己没有尽到医生的责任。 自从1991年发现首例艾滋病毒感染者后，1992年县城附近的一个村寨又从国外回来了3位年轻漂亮的女孩儿，派出所通知王春去检测，结果全部感染了艾滋病毒。如今那3个女孩儿中已有两个死亡，另一个有幸正在进行抗病毒治疗，已经可以下地劳动了。 1994年秋天，王春通过检测，发现一个不到5岁的孩子感染了艾滋病毒，不幸的孩子是被母亲传染的。原来，孩子的父亲是个农民，吸毒成瘾后又以贩养毒，被劳动教养了。他走后妻子为了谋生便去卖淫，以致感染了艾滋病。王春常常带着衣服、粮食去看望他们。最初，这位农民还对王春很不客气甚至很反感，认为她经常来会让邻居们知道他们感染了艾滋病，引起别人的歧视。但王春没有计较他的态度，只是不厌其烦地向他宣传艾滋病的防治知识，嘱咐他在发生性行为时一定要使用安全套，经过多次宣传后这位农民终于接受了她的劝告……后来他的妻子和孩子都死了，但他却没有被感染，他才开始感谢“好心的王医生”了。 从和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接触中，王春深深地感到，可怕的疾病让他们绝望，而社会歧视又让他们感受到了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压力。有的患者一知道检测结果，精神便陷入崩溃，他们躺在疾控中心的凳子上流着泪说：“我不行了，我要死了！”甚至想去自杀。于是，她便千方百计安慰他们、鼓励他们，努力消除他们的担忧和惧怕，让他们从沮丧和痛苦中摆脱出来。她举出国内外的许多例子告诉他们：“艾滋病有很长的潜伏期，在潜伏期内要自己战胜自己，振作起来，积极进行治疗。如今条件比过去好多了，通过抗病毒治疗，可以提高生存质量，延长生命。”她和许多病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赢得了他们的信赖，不只是医生而且是朋友，逢年过节她都要到病人的家里去看望，针对他们不同的问题进行心理疏导。她常常用自己的工资、奖金购买水果、营养品等送给病人，让这些病人感到亲人般的关怀。一些病人为了感谢她，也会在腊月天给她装上几节香肠、腌制一块腊肉…… 如今王春是思茅市疾控中心的艾滋病科科长兼流行病学科副科长。从1991年到2005年，她先后帮助了23名感染者和病人到云南省疾控中心接受了不同层次的治疗，而且其中13人得到了省疾控中心的免费治疗，3人得到了市疾控中心的免费治疗，如今这些人都健康地生活着。他们满怀感激地对她说：“王医生，是你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要不是你想方设法帮助联系治疗，我们可能活不到现在了！” 一些病人会在深夜给她打来求助的电话，丢下话筒她就会冲出家门，消失在黑夜里…… 有的感染者会经常来到她的家里，向她述说自己的恐惧和不幸，要她陪自己聊天散心，甚至王春在灶台炒菜的时候，病人就站在她的身后…… 一位远在山东青岛的女孩儿得了“恐艾症”，老是怀疑自己得了艾滋病，从网上知道了王春的情况后，便经常打电话来咨询，往往一谈就是个把小时，通过耐心的开导，女孩儿终于解除了内心的恐惧。 为了工作，她不得不为自己的两个孩子都缩短了哺乳期，满月后就把她们交给外婆，靠吃米粉长大…… 每一个女人都想当妈妈，艾滋病毒感染者也不例外。有一位感染者怀孕了，由于当时还没有成功进行“母婴阻断”的先例，当地也还没有掌握这方面的技术，因此王春便反复地告诉孕妇母婴传播艾滋病毒的危险性以及对婴儿的危害，希望她能放弃生育。但是，执拗的孕妇不听劝告，坚持要生下孩子……后来孩子生下来了，是个儿子，王春又常常带着营养品去看望母子俩，并且告诉母亲应该注意的事项，希望能让孩子健康的成长。但遗憾的是，孩子仍然从母亲那里感染了艾滋病毒。这是思茅市发现的第一例母婴传播。当看到检测的结果时，王春心里非常难过，也非常遗憾和内疚。 2000年，当她知道省里一家医院已经有了可以阻断母婴传播的药物时非常高兴，后来她主动多次和这家医院联系，先后为4位艾滋病毒感染者采取各种措施成功地进行了“母婴阻断”。2002年她因卵巢畸胎瘤住院动手术，手术后仅仅6天，一位感染者便来找她，要求联系省里的医院进行母婴阻断，她二话没说便马上进行联系，以后还经常到孕妇的家里看望，如今，这位感染者生下的孩子没有被感染，母亲和孩子的情况都很好。 那些艾滋病发作到了晚期已经无法救治的病人，往往受到更大的歧视，亲戚朋友乃至家人都不敢接近他们，有的病人甚至被锁起来直到孤独地死去……但王春却对他们没有歧视、没有遗弃，她先后曾对15位垂危的病人送去了温馨的“临终关怀”，坐在他们的床边，倾听他们最后的心声，陪伴他们走过人生最后的日子，平静而具有尊严地迎接死亡。有的病人在临终前会对她说：“我因为无知、愚蠢才感染了艾滋病，王医生，请你转告年轻的朋友们，千万要自重啊！”还有人说：“我是因为吸毒感染上艾滋病的，当时主要是好奇，现在这一切无可挽回了，请你告诉别的人，不要再走我这条路啊！”这些病人的遗言，往往强烈地震撼着王春那敏感而善良的心灵，让她下定决心要更好地理解他们、关心他们、帮助他们，尽自己最大努力给予他们所需要的一切…… 由于严重的社会歧视和公众歧视，对艾滋病患者不但要做好治疗工作，而且还要为他们严守秘密。2005年8月王春在外地学习时，一位感染者多次打来电话质问她：“我们并没有在本地疾控中心检测，为什么他们知道我们感染了艾滋病？是不是你告诉他们的？” 还说：“他们知道我们是艾滋病，让我们夫妻俩无法生活下去，我会杀了他们！”后来经过王春仔细了解，原来为了进行抗病毒治疗，上级要求各地寻找感染者并进行cd4细胞检测，于是有关方面便把这两位病人的情况“泄漏”了。王春对他们仔细解释并多次安慰后，才让患者的情绪稳定下来。后来夫妻俩都参加了抗病毒治疗，目前情况都很好。 2006年在思茅采访和考察期间，我曾要求王春带我去看看艾滋病毒感染者，她答应了。星期天上午，经过联系后，她陪我到感染者顾云虹（化名）的家里去。在路过农贸市场时，她还特意掏钱买了两大包荔枝、香蕉等各种各样新鲜的水果。 当房门打开，顾云虹出现在面前时，我竟暗暗地吃了一惊。她穿着粉红色的上衣，披着齐肩的长发，涂着口红，满脸洋溢着灿烂的笑容，皮肤和云贵高原许多人一样黑里透红。哪里像个艾滋病患者？王春曾告诉我，顾云虹已经48岁了，但我眼前的这个女人，看上去仍然显得年轻。 她住的房间是单位上建造的，三室二厅，装修过，桌上的花瓶里插着鲜花，花瓶旁摆了几只柠檬，于是房里便充溢着鲜花和柠檬淡淡的、沁人心脾的幽香。 由于事前已经联系，取得了女主人的同意，因此坐下后剥开了一颗荔枝，我便开门见山地请求顾云虹介绍一下她的故事，她略略沉思了一下便坦率地说： 我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丈夫、儿子和我一家三口美满而温馨，但1997年夏天丈夫因病住院了，当时他十分消瘦，疾控部门便叫他去查“艾滋”，一查果然是阳性，丈夫崩溃了，医院不但不给他治疗，反而赶他出院，让他在家里等死。当时我不了解这些情况，只听说他得的是肝癌，便极力劝他到昆明等地的大医院复查并继续治疗，但他坚决不同意，只反反复复地说：“我的病是治不好的。”我不相信，仍然努力说服他，在我多次劝说下，有一天他终于含着眼泪对我说：“对不起，不是我不想去医治，而是这种病根本没有办法治好，因为我得的是艾滋病……过去我不敢告诉你。自从知道得了这个病后，好多次我都是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到郊外去，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一场……” 艾滋病！真像晴空的一声惊雷，我的大脑一阵晕眩，好半天才哭出声来……但更可怕的是，我是炊事员，在每年例行的健康检查时，我也被查出感染了艾滋病！是被丈夫感染的。医生把检测结果告诉了他的老婆，通过他的老婆传了出去，一下子闹得人人皆知了。 检测结果出来后，我和丈夫抱头痛哭，我哭得声嘶力竭、浑身冰凉，完了，一切都完了，生命没有了，家也完了，儿子才13岁啊，以后的生活咋办？邻居、朋友、同事、亲戚和整个社会怎么对待我们？真是生不如死啊！我真想马上死去，一了百了，再也没有烦恼和焦虑，于是我便和丈夫商量怎样去死……但丈夫总是流着泪哀求我：“你咋能去死呢？为了儿子，一定得活下去啊！”他还说：“艾滋病从感染到发病，有七八年的潜伏期，七八年后我们的儿子就长大了……” 那真是一段可怕的日子，我为自己悲伤，为丈夫心痛，为儿子担心。吃不下，睡不着，刚刚睡着马上又被惊醒，心里像刀剜一样，脑子里总是盘旋着一个想法：“我还活着干什么！” 在我最痛苦的时候，有人对我说：“疾控中心的王医生想来看看你们。”我马上拒绝道：“不准来！”害了这种病，我抬不起头，也不想见任何人，希望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丈夫从发病到死亡只有3个月。为了避免儿子受到歧视，死前三天他让弟弟把他送回了乡下。他去世了，我也没法再上班。知道我们得了艾滋病后，除了一个姐姐几乎没有人和我来往，在许多人的眼睛里，我看到的只有恐惧和歧视。雪上加霜的是，丈夫做生意亏了本，死后还给我留下了五六万元的债务，对于没有工作的我，这真是一个天文数字啊！债主们成天拿着欠条堵在门口吵闹。于是我再次萌发了自杀的念头，心里反复想的只有两个字：“去死，去死……”要不是牵挂着年幼的孩子，我恐怕早就死了！ 正在我万分绝望的时候，有一天突然有人敲响了我的门，开门一看，是一位瘦瘦的、文静的、戴着眼镜的女人，我诧异地问她：“你找谁？”她柔和地含笑反问我：“你就是顾云虹？”我点了点头，她便自我介绍道：“我是市疾控中心的王医生。”说着便亲热地拉住了我的手。 我吃了一惊，像被火烫了一样，马上把手缩回来，喃喃地说：“不要拉我，我有病。”她笑了，再一次抓住了我的手并且说：“哪有这么可怕！艾滋病只有三个主要的传播途径——血液传播、性传播和母婴传播，艾滋病传播必须有两个条件，一个是有足够的病毒载量，一个是有进入人体的通道。因此，握手、拥抱、共用餐具、共用卫生间和浴室等等，都是不会被传染的。” 这一天，王春（她不叫“王医生”而直呼“王春”，这也让我感觉到了她们关系的亲密）拉着我的手给我介绍了许多艾滋病的防治知识，并且严肃地说：“感染上艾滋病并不是你们的错，全社会都应该关心和帮助艾滋病人，不应该歧视他们！”听了这句话，多日的压抑和委屈涌上心头，我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王春像姐姐一样地搂住了我，还掏出纸巾替我擦着眼泪……后来她又告诉我，专家们已经发明了一种“抗病毒联合治疗法”，可以有效地延缓发病的时间，让感染者生活得更好。 听了她的话，我心里热乎乎的。她的善良、理解和关爱，让我深深地感动。多日来压在心上的石头似乎被搬开了，我突然感到，生活似乎还有希望。 最后，王春对我说，澳大利亚红十字会要在昆明市举办有关艾滋病知识的培训学习，思茅市疾控中心准备邀请我、另一个感染者和她一起到昆明去参加培训。听说王春也要去，我便痛快地答应了。 我们三个人到了昆明，主办方本来要给王春单独安排一间住房，但她却要求和感染者们住在一起，以便更好地交流和沟通。学习期间，专家们和我们一起吃饭，王春一直和我们这些感染者同吃同住，还共用一个卫生间。她多次对我说：“没有人能代替母亲的爱，你是孩子的精神支柱，为了孩子，你一定要勇敢地活下去！” 通过培训，我不但学到了许多关于艾滋病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树立了生活的信心，敢于正视现实。从昆明回来后，我主动陪儿子去疾控中心进行艾滋病毒的检测，在等待检测的结果时，我心里非常害怕、非常不安。几天后王春打电话告诉我，儿子没有问题，没有受到感染，捏着话筒我便大哭起来，怕自己听错，问了一遍又一遍…… 在王春和疾控中心的帮助下，我得到了省疾控中心的抗病毒免费治疗，健康情况慢慢好转了。为了还清欠债，也为了供娃娃读书，我借了亲友一点钱开了个网吧，以后又搞快餐和百货，每天都干到深夜。娃娃很懂事，学习成绩很好，还常常到网吧帮助我。拼命干了四五年，总算把丈夫欠下的债还清了。我过得很艰难，但自力更生的精神也引起了亲友们的尊重，过去他们害怕接触我，现在已经对我很好了。过去我在单位上当炊事员，当了20多年，现在当清洁员了。当然，单位上仍然还有一些人歧视我，他们的眼神、动作常常让我很难受，有人甚至告诉我的亲戚朋友不要和我来往，但我并不抱怨他们，只怨自己命不好。 丈夫已经死了7年，疾病更是对我的磨练，我很幸运，因为有王春和别的人从精神、从治疗各方面帮助我。星期天王春会买鸡、买营养品送来，还常常两百元、三百元地送给我的孩子，她对我比自己的父母亲还好——父母亲在农村，他们没有力量帮助我们。我能得到王春的帮助，也是前世修的吧。 王春不只对我好，她对所有的病人都好，她工资并不高，但却常常用自己的钱帮助困难的病人，她说：“钱是人苦出来的，有了就花，没有就算了。” 王春得到“贝利--马丁奖”后，儿子向我提议：“妈妈，人家王阿姨这样关心你，如今她得了国际大奖，我们请她来家吃一顿饭表示祝贺吧！”为了不影响儿子的学习，我的病情一直对他保密，因此他当时并不清楚我的病情，于是我心里暗暗地想：“王阿姨能上一个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家里吃饭吗？”但当我在电话上邀请她时，她马上高兴地回答：“谢谢你们，谢谢你和你的儿子，我一定来！” 吃饭的那天，王春带来了一大包礼物，而且还带来了她的小女儿，于是我又被感动得流泪了。 王春的所作所为给我树立了榜样，看见那些艾滋孤儿们我很心痛，我活过来了，儿子也上了大学，但是他们呢？他们都是父母亲的掌上明珠，失去了父爱和母爱是金钱弥补不了的，我很想帮帮他们。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王春，得到了疾控中心的支持，他们先后投入了近4000元扶持我，王春自己还给了我500元，弟弟又借给我5000元，于是我办起了猪场和鱼塘。鱼塘是股份制，别的感染者也投了资，我希望在自力更生的同时，还能对社会做出贡献。 我还协助疾控中心对感染者进行宣传教育，帮助外地的感染者消除恐惧和绝望的情绪。我的家里曾办过培训班，和一些感染者交了朋友，他们看见我这么愉快开朗，声音这么宏亮，也提高了战胜疾病的信心。 如今我的孩子已经上大学三年级，学的是国际贸易商务，我们没有申请补助，没有增加国家的负担，我自己替他挣了学费，因此心里很踏实。只有一件事我感到遗憾，孩子上高三时，我要去昆明服药，十几天才能回来，而且医疗合同上说明，服了这种药后也可能死亡，当时孩子已经18岁了，我考虑再三，觉得应该把父母亲病情的真相告诉他，万一我回不来了，他也有思想准备，以后仍然应该好好学习……孩子听了我的话，真像是晴天霹雳，他一下子蒙了，我去昆明后，他曾想去找我……从此孩子变了，也影响了他的高考成绩，这是我最遗憾的。 后来我才知道，王春不但获得了“贝利--马丁奖”，而且还获得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颂发的“儿童之友”奖、澳大利亚红十字会与中国云南省联合颂发的“无私奉献奖”，是全国“三八”红旗手，“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她和丈夫工资都不高，还要供一个上大学、一个上中学的两个女儿读书，但是每次拿到奖金后，她都送给了生活困难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她说：“我虽然要供两个孩子上学，但我是两夫妇，她们丈夫都死了，比我更困难。”她还说：“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作人员，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我不希望获奖，只希望能把工作做好。看见经过自己的努力，感染者和病人能正视现实，从痛苦中走出来，勇于和病魔作斗争，和正常人一样地生活，就是对我最大的奖励。” 从顾云虹家里出来，在路上碰见了一位微胖的、皮肤白里透红的女人，气色很好，大约50来岁，和丈夫在一起。王春悄悄告诉她我是作家，是考察艾滋病防治情况的，问她能不能接受我的采访。女人沉吟了一下，说是可以给我提供书面材料，后来我收到了她写的一篇文章： 我是一名医务工作者，1994年元月因手术需要，直接输入了卖血者的全血。从1996年初身体开始出现异常，首先感染了带状疱疹，1998年初又发现双足指甲感染了霉菌，紧接着下肢出现皮疹，并发现每到下午都有畏寒低热等症状，而且食欲不佳，乏力的感觉越来越明显，皮疹也从下肢发展到上肢……当年5月查出已经感染了肺结核，便正式住院治疗。但在大病房接受抗痨治疗才四五天后就停止治疗，把我换到一个又黑又阴湿、白天都要开灯的单人病房里，而且每天要等到其他病房的治疗全部做完后，护士才戴着两层手套来给我做治疗，除了做治疗的护士外，就再也见不着其他的医务人员。面对此种情况，我内心里发出了一连串问号，这是怎么了？ 5月中旬的一天早上，这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正值查房时间，科主任面无表情地来到我的面前，用一种冷冰冰的语气说：“你感染了艾滋病，早就让你的家属通知你，他们一直瞒着不说，今天通知你，目前无治疗药物，你可以办出院手续回家了。”听了这几句冷若冰霜的话，我只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恍恍惚惚听到一个声音由远而近：“完了，完了！怎么办？怎么办？”天哪，命运为什么这样不公？这种世纪瘟疫为什么会降临到我这个无辜的人头上？病房这时更加昏暗无光，孤独的我宛如掉进了冰窖……但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原以为生病只是我自己的事，并没有危害别人的工作和生活，谁知自从患了这个绝症后，一切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一下子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被整个社会抛弃了，所有的亲朋好友、同事熟人都成了陌路人，大家都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脸上都写着无数个问号和恐惧，接踵而至的是畏而远之，怀疑、歧视、冷漠，有甚者还幸灾乐祸…… 就在我孤独无助，不知从此以后还有没有在世界上生存的机会，一心想放弃生命时，“天使”来到了我的床边，（她指的“天使”就是王春）她的声音里充满了信任、关心、同情和鼓励。她毫不犹豫地坐在了我的病床上，当时这一举动让我震惊万分，突然觉得原来这世界上还有人理解我、关心我。当她的手触摸到我身体的一刹那，我那冰凉的心陡地觉得似乎有一丝暖流在缓缓地流过，我对自己说：“社会还没有完全抛弃我，还有生存下去的希望，我不能就这么绝望地等死，否则就太冤了！”当“天使”告诉我省红十字会要举办关于艾滋病知识的学习班并邀请我参加时，我便毫不犹豫地同意了。我知道，面对这场强弱悬殊的战争，我必须振作起来，只有了解它才能战胜它。 学习归来又经过多方的努力，我到北京佑安医院去进行治疗了。从第一天起，我就发现医生和护士在为我检查和治疗时，根本没有戴手套。这一个小小的细节让我激动了好半天。当他们的话语中充满了人情味，毫没有歧视和排斥时，我心里的滋味真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眼睛不由湿润了。开始服用抗病毒药时反应特别大，而且每天要服8次，但我心中始终有一个信念：坚持，坚持，一定要坚持住，为了生存，也为了这来之不易的治疗机会。最后我赢了，病情终于得到了控制，病毒载量大大降低，cd4细胞从50上升到300多。 当年刚知道我患病时，家人也难以接受这残酷的现实，在恐惧中对我也有不小的伤害。现在我虽然患病在身，但仍然在身体条件许可下，在不传染给别人的前提下，尽我的能力安排好家人的生活，尽量创造一个和谐温馨的环境。 在思茅市中英项目工作人员的动员下，我参加了关怀和培训活动，还在思茅市城区和外地组织过感染者交流、培训。在这里，我要深深感谢那些为我们这群不幸的人默默工作、给我们生活勇气的“天使”们；也感谢我的家人，他们没有遗弃我，让我仍然生活在他们身边，享受着温馨。 我还要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所有的感染者，艾滋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相信自己，不能战胜自己，对自己失去了信心…… 采访扎记 在撰写这一章时，我的心里充满了敬意。不了解艾滋病、没有深入过艾滋病患者群体的人，也许很难理解一些专家学者特别在第一线工作的医务工作者，他们的付出和艰辛。 艾滋病是新世纪对人类的严峻挑战，有人甚至说，这是对人类最残酷的惩罚，不仅让我们这些“万物之灵”从新的角度反省和大自然的关系，和野生动物的关系，而且让我们从体制、文化、社会精神、社会秩序、社会心理、社会结构各方面进行反省。正如一些社会学家所指出的：不是艾滋病造成了社会问题，而是社会问题造成了艾滋病。 我国已经进入了艾滋病的快速传播期，至今人类还没有找到彻底根治和遏止这一凶恶传染病最可靠的办法。为了遏制疾病的蔓延，为了保护整个人类，不但政府要切实地负起责任，而且需要公民们也负起责任来，当然，更需要一大批具有大智大勇、大仁大爱的先行者、探索者和实践者。他们的所作所为和巨大贡献将让整个人类受益，也许他们并没有机会载入史册，但他们无愧于真正的“人”，不但让我们震撼，也给我们感召和鼓舞！ 我无法也不可能写出他们所有的人，只写出了采访中的一部分所见所闻。在写作时，他们许多人的影子都浮现在我的眼前。我仿佛又看见了他们和患者肩靠肩地坐在一起，他们在耐心地鼓励陷入绝望中的病人，他们从自己微薄的收入中挤出钱救助患者，他们不怕脏、不怕“职业暴露”为患者精心地治疗，甚至亲自试用给患者配的药方…… 我记起了安徽某县疾控中心的女主任，我曾亲眼看见，从上班到下班都有许多患者来找她，还要接许多电话，尽管自己也发着高烧，但是她仍然嘶哑着嗓子，耐心地安慰那些陷入绝望的人们。从乡镇卫生院调到县上的第一天，就有一对双双感染了艾滋病的农民夫妇哭着走进了她的办公室，都是因为卖血感染的。当听完他们悲惨的遭遇后，月工资仅有700多元的女主任从衣袋里掏出200元钱递给他们，轻声说：“拿去买点吃的。不要悲观，政府会帮助你们的。”夫妻俩当场要跪下磕头，被女主任死死地拦住，回去一说，全村的老百姓都感动了，从此以后大家都叫女主任“大姐”。 另一次，七八个卖血的妇女从乡下进城来查cd4细胞，中午都舍不得花钱买午饭，女主任知道后，给了每个人10元钱，检查后又派汽车送她们回村。过了几天，这些妇女给她捎来了10斤豆油，她坚决不要，妇女们便哭了…… 我又记起了云南澜沧县——全国惟一的拉祜族自治县——主管性病艾滋病防治的哈尼族医生罗跃先。年届五旬的他须发斑白，长长的山羊胡须，黑黑的皮肤，朴素的穿着，看上去一点也不像个干部，倒像个乡下老大爷。1992年，澜沧县在缅甸籍流动人群中发现了第一例艾滋病毒感染者，从此罗跃先便在防治艾滋病的岗位上努力工作。2006年我到澜沧县考察时，在澜沧县疾控中心的医院里，仍然住着一位从缅甸来的病人，他感染了艾滋病后又被传染了肺结核。据说，常有缅甸人到这里治病。 十几年来，罗跃先曾上千次和吸毒人群、艾滋病毒感染者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为了防止艾滋病的蔓延，截至2006年5月，在罗跃先的主持下，疾控中心已经对3.8万多人进行了检测。2004年，国家级贫困县澜沧县被列为全国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之一，示范区的实施方案基础资料由罗跃先提供，以后对骨干、部门和乡村医生的培训也主要由他参与完成。2005年澜沧县建立了艾滋病初筛实验室，经专家们验收质量优良，为艾滋病自愿检测提供了方便。当年，省市政府为了更准确地掌握疫情，下达了2.2万多人的检测任务，罗跃先组织全科室人员加班加点，在短短一个月内便突击完成了对2.7万多人的初筛检测，包括吸毒人群、“小姐”、在押人员、长途司机、孕产妇、临床疑似病人、民工以及其他自愿接受检测的人，共查出了195个艾滋病毒感染者。后经省疾控中心确认，阳性符合率100％，出色地超额完成了任务。 在进行检测时，罗跃先和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曾克服了许多困难。许多人往往要在电话上交谈五六次后才会下决心进行检测，而且检测的时间多是中午、晚上、星期天没有人的时候，地点不是疾控中心，而是宾馆或家里。 在给艾滋病患者进行免费的抗病毒治疗前，必须进行一系列检查，按国家规定，全部要由患者自己负担检查费用，但许多患者家里已经一贫如洗，几百元的检查费对于他们是沉重的负担，不少患者因此便放弃了治疗。罗跃先了解到这种情况后，便多次向卫生局长和上级卫生部门反映，最后在上级的支持下，终于免除了患者的全部检查费，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参加了抗病毒治疗。 澜沧县的感染者主要来自吸毒人群，他们来咨询检测时往往报的假名假地址，查出感染后根本找不到他们，即使找到了也已经被公安部门抓去强戒所或劳动教养了，根本没有办法进行跟踪治疗。面对这种情况，罗跃先只得步行或骑着摩托车一个村一个村地寻找他们，常常牺牲星期六、星期天的休息去很远的郊区寻找。不只寻找困难，而且他的好意并得不到对方家人的欢迎，他们往往把他挡在门外，毫不客气地说：“不要来找了，我们断绝关系了！” 在多年的工作中，罗跃先面对了许多自暴自弃、对生活绝望的病人，这些人往往对社会有抵触情绪，很难接近，甚至有人曾带着刀子来查问自己的检测结果，但罗跃先却用自己的诚信、爱心和职业道德感动了他们，让他们敢于面对现实，接受治疗。 有个感染者，患了疱疹和肺结核后曾经辗转在各医院之间，几乎花光了全部积蓄病情仍然没有好转，最后才查出是感染了艾滋病。罗跃先建议她要立即进行抗病毒治疗，但当时她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而且静脉吸毒的丈夫也感染了艾滋病，两人正闹着离婚，于是对生活与家庭完全绝望的她便选择了自我封闭、放弃治疗的道路，以致病情继续恶化。罗跃先知道后，便多次上门耐心地安慰和说服，亲自为她采血检测。病人有一个快要上小学的孩子，罗跃先便反反复复地用“年幼的孩子不能失去母爱”的道理打动她，唤起她继续生活的勇气。在罗跃先的帮助下，病人终于接受了抗病毒治疗，身体恢复得很好，不但重新做起了生意，而且又组织了新的家庭。她常常对人说：“是罗医生救了我的命！” 有位24岁的漂亮女孩儿正准备结婚时查出感染了艾滋病，更糟糕的是男朋友也被她传染了，内疚和绝望让女孩儿十分痛苦，甚至想自杀。罗跃先动员她服抗病毒药，她拒绝；男朋友来找她，她不见。罗跃先下班后去到她的家里，耐心地讲了许多道理，举出国内外的许多例子说明艾滋病可以控制、可以治疗，而且国家提供了抗病毒免费治疗……最后终于说服了她。服药后她结了婚，如今身体正常而且已经怀孕了。 有位感染者怀孕后，罗跃先介绍她去妇幼保健站进行母婴阻断治疗。但这位孕妇和她的丈夫却怀着侥幸的心理，不相信罗跃先的话，甚至拒绝和保健站联系。罗跃先知道后深夜打电话给她，经过一个多小时的交流后，夫妻俩的态度有了一些转变。第二天，罗跃先趁热打铁，又继续长时间地和他们沟通和交流，介绍科学阻断的成功率，以及接受治疗对孩子和家庭的好处。第三天，这对夫妇终于表态愿意接受母婴阻断治疗。在医务人员的努力下，如今那位孕妇已经顺利产下了一个健康的、又白又胖的男婴，给这个受艾滋病魔威胁的家庭带来了希望和快乐。 如今，罗跃先已经成为许多艾滋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的知心朋友，会告诉他很多外人不知道的“秘密”，夫妻吵架会找他调解，过生日、逢年过节杀猪宰羊会请他做客。而只要感染者有什么需求，不管上班下班，不管白天黑夜还是节假日，他都会一一满足，而且在贫困的澜沧县，他根本没有什么加班费。 目前澜沧县的艾滋病防治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罗跃先并不满意。他曾忧虑地对我说：“艾滋病已经进入了普通家庭和广大农村，边境偏僻的少数民族村寨既贫穷，性观念又开放，如果感染了，在医疗追踪上很困难，而且病人连来看病的路费都没有，这很让人头痛。现在性交易活跃，而且卖淫出现低龄化的状况，一些十五六岁的小女孩儿就感染了艾滋病。如今澜沧县对艾滋病的认识还只停留在局部的‘点’上，有人连安全套怎么用都不知道，因此我们的压力还很大，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