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建安十八年，也就是公元213年，曹操为了报复孙刘联军火烧赤壁之仇，亲自率领40万大军进攻东吴战略要地濡须口，孙权带领七万人马迎敌。曹操扎营不久，孙权就驾着大船来到曹营前察看敌情。曹操发现了孙权的船，心中大喜，如果能趁这个机会把孙权射成刺猬，自己就可以不战而胜，平定东吴那就指日可待了。

于是，曹操连忙命令众将士万箭齐发，可惜箭没有射到孙权身上，却射进了船身。懊恼之余，曹操欣喜地发现因为一边吃重，孙权的船很快就要沉下去了。可孙权却不慌不忙，命人调转船头，将另一面船体迎向曹操。随着另一面也射满了箭，船又慢慢地恢复了平稳，孙权这才鸣锣收兵。

曹操看到孙权的气度和谋略，内心非常欣赏，叹息道：“生儿子就要生孙权一样的人物呀！”后来，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把这段故事嫁接在诸葛亮身上，就成了现在家喻户晓的经典故事草船借箭。

公元1207年，著名的抗金名将辛弃疾来到京口做官。有一天，他到北古亭游览，想起三国时那些那些建功立业的英雄和南宋小朝廷的腐败无能，挥笔写下了《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写这首词的时候，辛弃疾已经66岁高龄。这个年迈的老人，此时此刻不但想起了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也想起了自己毕生的追求。生有何甘，死有何憾，所有的梦想和追求、功名与繁华都敌不过时间这个可怕的敌人。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不但是人生的无奈，也是广漠宇宙之间人事的命运。

正始名士何晏等人何曾不明白这一点。为了保住自己头顶的光环，他们一边拼命腐败，及时行乐，另一方面又四处安插亲信，企图把持政权，延缓被雨打风吹去的命运。但是该去的总归要去，该来的还是要来，谁也无法阻挡。公元249年正月，司马懿发动典午之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捕了曹爽和何晏等人，随后处以灭族，受牵连被处死的读书人达3000余人。

司马懿的暴行激起了很多人的愤恨，大家对此事议论纷纷，即使曹爽无能，也不能牵连这么多无辜的人呀！这中间议论的声音最大的就是正始名士中的中间派。

在正始初期，曹爽和司马懿共同辅佐齐王曹芳，知识分子围绕在何晏的周围，展开了丰富多彩的学术活动。但是，随着双方斗争的表面化，知识分子面临着生死考验，于是内部发生了分化，其中钟会、傅蝦等人加入了司马集团，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等人则加入了曹爽集团。

这里还有两个人需要提及，一个是蒋济，一个是司马师。蒋济是曹魏名臣，当年曹老大打天下，他就是当头的得力干将。后来，曹爽等人专权误事，蒋济多次劝说，但没有任何效果。此时的司马懿除了厉兵秣马，准备起事，还干了很多得人心的事情，于是蒋济就投到了司马懿的门下。典午之变的时候，司马懿发给曹爽等人要求投降的帖子就是他写的。

司马师是司马懿的长子，正始时期，他与夏侯玄、何晏齐名，很得何晏的赏识，是合演等人的圈内人。随着曹爽等人与司马集团的决裂，他自然成了司马集团的主要成员，私下里招募贤才，组织了一支三千人的敢死队，成为典午之变的中坚力量。

但是当时的情况是很复杂的。除了曹爽为首的曹魏集团和司马懿为首的司马集团，还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做了第三派，他们既不参与曹爽等人的活动，也不对司马集团表示忠心。比如以磨洋工著称的名士李丰和他的兄弟就是有名的第三派，在当时的洛阳，流传着这样的童谣：“曹爽之势热如汤，太傅父子冷如浆，李丰父子如游光。”“如游光”说的就是李丰兄弟在两派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仍然能不偏不倚，谁也不得罪的事情。

此外还有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和山涛，他们都是在斗争的危急关头激流勇退的代表。

但是，在当时政治斗争的漩涡中，这种不偏不倚的中间派并不好当。周旋需要一种非常高的政治手腕和处世技巧，况且，到了危急关头，这种周旋稍有不慎，就难免遇到麻烦。桓范就遇到了这样的事。

典午之变发生的时候，桓范还在洛阳城里，司马集团不但没有为难他，还为他准备了高级领导的职位。司马懿这样做是有原因的。桓范建安末年进入丞相府，先后辅佐曹操和曹丕，明帝时任中领军、尚书、 征虏将军、东中郎将、兖州刺吏等。曹爽当政的时候，桓范任大司农，表面上为曹爽谋划，被称为“智囊 ”，但是实际上曹爽并不喜欢他，对他敬而远之。

政变发生的时候，司马懿虽然很有政绩，并且积累了丰富的人气，但是他发动政变的心思大家都明白，所以在道义上不但得不到支持，而且受到很多人的不满和反抗。这时候，争取中间人士的支持就显得很重要，桓范就是他竭力要争取的对象。

司马懿关闭城门以后，以中领军的职位征召桓范。桓范得到消息，不由得心头一沉，他早就担心的事情终于要来了。他明白，这次不同以往，敷衍恐怕不能了事，非此即彼，自己必须做出一个清楚明白的选择。于是，他把家人召集起来商议对策。

这时候，儿子劝告他，现在皇帝不在城里，自然应该出城，追随皇帝身后。桓范还在犹豫，儿子却不住地催他动身。桓范思虑再三，最后咬咬牙，直奔大司农官衙，抢到了大司农印，来到城门口，大叫着“太尉反了！”就斩关夺锁突围出了洛阳。

司马懿听到他逃走的消息，跺着脚叹息：“糟糕了，要坏事，智囊走脱了。”蒋济对司马说：“没事。他自然很可怕，不过我看曹爽那个胆小鬼未必敢听他的计谋呢。”后来，事情果然和蒋济预料的一摸一样。

曹爽等人投降之后，司马懿仍然让他官复原职，但是不久，放桓范出城的官吏自首，供出桓范出城时说司马懿造反的话。这让司马懿非常生气：“我的行动明明是太后的意思，你为什么要说是反叛呢？”于是，按照律法，诬陷别人的人就应当按照反叛论处，桓范因此被杀，灭三族。

典午之变后，曹魏集团的力量已经损失殆尽，司马集团的势力则达到了顶峰，取而代之是迟早的事情。在典午之变时，默认或者支持司马集团的人保留了官职，有功的人得到了奖赏，而一直保持中立的第三派人物则成了司马集团的眼中钉。他们要么站在司马集团的阵营来，要么难逃被杀害的命运。

这个时候，名士王凌为征东将军，掌握扬州兵权，他的外甥令狐愚做兖州刺史，驻军平阿。司马懿杀了曹爽以后，企图拉拢王凌，封他为太尉。但是王凌对司马懿的所作所为极为不满，拒绝与司马懿合作，与令狐愚密谋在许昌立曹彪为帝。

公元251年春天，东吴大举进攻，王凌想趁机起兵。这时候，令狐愚已死，兖州刺史是黄华。王凌派大将杨弘联络黄华，没想到杨弘和黄华将这件事联名告诉了司马懿。司马懿连忙出兵讨伐王凌，与此同时，他派王凌的儿子王广劝说王凌投降，并且许诺此时既往不咎，还派人去慰问王凌。

王凌看到司马懿兵临城下，外援已经失去了指望，自己孤身与司马懿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只好答应投降。王凌坐了小船去见司马懿。谁知司马懿却翻了脸，命令左右拿下王凌。王凌这才知道受了骗，他大叫道：“你骗了我！”司马懿冷笑道：“我宁愿欺骗你，也不愿意欺骗国家。”王凌愤恨不已，服毒酒自杀。

然而，司马懿并不罢休，他现是杀了曹彪，接着把与此事有牵连的人全部灭三族，连王广也不例外。他还下令从墓中挖出令狐愚和王凌，劈开棺材，让尸体在闹市中暴晒三天。

同样面临选择的还有夏侯玄。这位在正始超男大赛中取得冠军头衔的人物，此时成了天下名士的精神领袖。因为他名气太大，再加上当时不在关键职位上，没有挡司马懿的道，才幸免于难。但是他知道是曹魏集团的嫡系，司马集团迟早会找他的麻烦，于是闭门谢客，整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公元251年，司马懿病死，司马师接过了接力棒。夏侯玄的好友许允高兴地说：“你现在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夏侯玄却叹气道：“此言差矣。司马懿在世的时候，他还会碍于父辈交好的情面，不会为难我。现在司马昭和司马师掌权，他们绝对不会放过我。”果然没过多久，就发生了一件要命的事情。

曹爽等人被杀，吓坏了一直保持中立的李丰。他回过神来后，开始四处奔走，企图反制司马集团。公元254年2月，在少帝曹芳的直接参与下，李丰与皇后的父亲张辑、黄门监苏铄、永乐宫令乐敦、冗从仆射刘闲等人密谋借册封贵人的机会，以夏侯玄为大将军，张辑为骠骑将军，让李丰的弟弟、兖州刺史李翼带兵入朝，杀掉司马师。谁知李翼正在巴结司马师，好在谋取中央部门某一个好差事，得到这个消息，喜出望外，连忙将此事报告了司马师。

司马师与人密谋好以后，派人请李丰赴宴。李丰知道事情败露，自己已经没有退路，终于挺起了名士的脊梁，依然前去见司马懿。他在宴席上揭露司马集团倒行逆施，图谋不轨，只可惜自己势单力薄，没有能力杀了奸贼。司马师大怒，当场杀了李丰。

与司马懿相比，司马师的凶残和狡诈一点都不比父亲差。他并不满足杀李丰一人，他要趁机打击异己，消弱曹魏集团的力量。司马师压迫太后废掉魏帝曹芳，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并且下令逮捕了夏侯玄。

这真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对此事一点也不知情的夏侯玄终于落入了司马集团的手中。在司马集团中，司马昭与夏侯玄关系最好，他劝司马师放过夏侯玄。司马师考虑到夏侯玄在名士中的影响，为了避免引起天下士人的恐慌与反对，坚决不答应。他命令廷尉钟毓亲自审问夏侯玄，迅速查办。

钟毓是钟会的哥哥，他知道夏侯玄绝对不会屈服，也没有什么供词可招，就在夏侯玄的默许下，按照司马师的意思写了供词。夏侯玄知道自己这次是逃不掉了，于是看过之后，点头表示认可。夏侯玄就这样被杀了。

此时，正始名士除了王弼早早病死，年仅24岁，钟会等人投靠司马懿，其余等人，包括企图不偏不倚的第三派都死于非命。正始名士退出历史舞台，以何晏为代表的正始超男学术大赛也就结束了。

随着正始名士退出历史舞台，竹林七贤的命运就发生了变化，他们平静的隐居生活被打破了。在正始时期，他们也有理想，也有才华，并且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可是，那时候占据舞台的是何晏等人为首的正始名士，嵇康、阮籍等人想出头也找不到机会。同样的道理，现在别人退场了，没有人在前面遮着挡着，他们的才华和人气就像雨后的蘑菇飞速地成长起来。在宿命的历史面前，他们不想上场都难。于是他们不得不接过接力棒，完成自己的使命。

以嵇康、阮籍和山涛为首的竹林名士，他们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但是残酷的政治斗争和他们当纯单纯、美好的政治理想有着天壤之别。特别是夏侯玄之死，他们知道政治上的事情是再也不能沾了。于是，他们沉湎玄虚的理论研究和醉生梦死的生活，企图能够保全性命。

到了西晋和东晋，后来的中朝名士远离血腥的历史，只看到了竹林七贤遗落世事、叛逆狂放的行为，却没有明白这一切的根源。他们喝酒、狂欢、叛逆，只是为了名士的风度。中国的知识分子终于丢掉了自己沉重的包袱，把自己关在了狭小、抽象的理论里，日益于这个红尘滚滚的世界断绝了联系。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之间战争不断，为了储备力量、显示实力，王公贵族们纷纷收养门客，知识分子的待遇得到了空前提高，从而成为一个独立的阶层活跃在历史的舞台上。他们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希望施展抱负，赈济天下苍生。但是政治斗争远比良好的愿望要复杂得多，几乎没有哪个知识分子能够如愿以偿。

东汉末年，社会处于大动乱之中，命比草贱，严酷的现实让知识分子开始关注个体的命运，老庄学说又重新流行起来。这个新思潮的结果就是，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越来越被现实抹杀掉了。如果说建安七子仍然有赈济天下的使命感，那么到了正始时期，名士的社会理想就几乎丧失殆尽了。

造成这一现象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中国的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于儒家精神的影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们的最高理想。但是，这个理想与道家的退隐思想有一个相似的地方，那些命运不济，遭受到挫折的知识分子很容易就滑到独善其身的泥潭中。

总之，曹爽等人被杀以后，司马集团并没有停手，他们进一步打击中间势力，逐步清理了夺权道路上的障碍。随着中间力量的消逝，原来企图隐居田园的竹林七贤再也无法藏身了。他们的学识和才华像冲向天空的烟花，在黑暗中放出夺目的光采。他们，终于成为士人的榜样和楷模，也成了出头的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