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走进司马集团的核心圈子以后，逐渐取得了司马集团几位掌门人的信任。公元254年，司马师废齐王曹芳，阮籍没有表示异议，所以被封侯，并且官升散骑常侍，成了少帝曹髦身边的顾问委员会常委。

司马师的这个举动有两个意思，一是说阮籍已经是自己人了，不用担心生出二心，也不用留在身边监视；二是阮籍可以作为自己人为司马集团出力了，主要的工作就是监视少帝，不要让他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当然，司马师这样做，也有笼络人心的意思，它告诉大家，阮籍已经是司马集团的得力干将了。

但是阮籍为司马集团工作的原则中，除了不对抗，还有不妥协的一面。如果说以前做一个花瓶有利于稳定人心，对曹魏集团还有好处，现在的工作就纯粹是为司马集团服务。阮籍以前没有做过间谍，现在也不想接这件烫手的工作。曹魏集团虽然已经彻底衰落，但是各地的将领和大臣仍然不服，一旦发生意外，自己就会因为立场问题处于尴尬的地位，甚至有生命危险。但是阮籍没有任何接口可以推辞这个封赏，也只好硬着头皮上任了。

这时候，有一件事改变了阮籍和司马集团稳定的关系。公元255年，因为司马师杀夏侯玄和李丰，废齐王曹芳，扬州刺史文钦和镇东将军毋丘俭在寿春（今安徽寿县）起兵，公开讨伐司马师。两人领兵十余万，力量强大。司马师不敢大意，不顾身患重病，以大将军的身份亲自出征。这次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最后文钦和毋丘俭兵败，毋丘俭被杀，文钦逃到了东吴，司马集团取得了完全胜利。

但是，就是在这次战争胜利的前夜，司马师因为操劳过度，眼瘤爆发，死于军中。司马师临死的时候，没有把政权交到儿子手中，而是交给了富有斗争经验的弟弟司马昭。就这样，命运又把阮籍的命运和司马昭联系在一起。

这时候，阮籍见有机可乘，连忙向司马昭请求，希望给自己了好差事干干。司马昭一听自然是喜出望外，自己结识阮籍这么久，还是第一次见他伸手要官，于是问阮籍有什么要求。阮籍一听这事情有门，连忙说，自己曾经到东平国游览，看到那里山川秀丽，土地肥沃，民风淳朴，所以很想到那里任职。司马昭欣然同意，封阮籍为东平国相，即刻上任。

东平国是设立于公元前52年，首府在今天的山东东平，下辖今天的山东济宁市、汶上、东平等县市。东平国的前身是秦帝国设立的大河郡，西汉初期，刘邦认为秦帝国灭亡的原因是没有按照西周的惯例封邦建国，于是在国内设立了许多诸侯国，诸侯国拥有独立的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后来因为诸侯王日益强大，和中央政府发生了矛盾，由此引发了“七国之乱”。后来中央政府经过改革，把各项权利收归中央，并派出相当于郡守的国相主持行政，各诸侯王只有封地，没有了行政权。

阮籍所受封的正始东平国相，简称东平相，司马昭能在各地叛乱不断时期，把地方一级大员的职位交给他，是在是对他很信任，也是希望他能做出成绩来。但是阮籍任东平国相的过程却十分有趣，简单概括一下，主要有一下几点：

1．阮籍上任没有任何排场，既没有要高级车子，也没要八抬大轿，更没有让当地官员前出几十里迎接，凡是官场上铺张浪费的事情一律回绝。他是骑着驴去的。

2．阮籍到东平的第一件事就是拆掉官衙周围的围墙，让里面和外面能互相看得很清楚。这也和官场的规矩不同，官员到任应该先了解当地的民情，包括官员、人口、士绅、钱粮等，然后再烧自己的三把火。可是阮籍只烧了一把火，就坐在官衙里，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所以这也是他在东平坐的唯一的一件事。

3．他在东平相任上的时间只有十天，连板凳也没有捂热。我们可以估计，他连同事都没有认识完全，就骑着驴原路返回了。

4．他离任回京的时候，当地百姓和官绅给他的评价是：法令清简。

5．阮籍从东平回来以后，向司马昭汇报工作，司马昭并没有责怪他视任命如儿戏，耽误了东平的经济和政治发展，而且很热烈地接待了他，并且在此给他了一个职务，而且是他几年前就一直做的大将军府的从事中郎。

6．阮籍回来，写有《东平赋》。在这篇文章里，我们能看到东平的政治一塌糊涂，田地荒芜，官吏腐败，简直是民不聊生。

通过以上几点我们可以看到，阮籍上任东平相实在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把一个名士的荒诞、古怪表现的淋漓尽致。更重要的是，阮籍当初向司马昭自求东平相时，说自己想去那里做官的原因有两个，一是那里山川秀丽，民风淳朴，二是自己想建功立业，有所作为。但是实际上的东平并没有阮籍说的那么好，他自己也不见施展什么真正与发展生产、教化民众的措施，何况在任上只有十天，有了好措施又能怎么样呢？

有人认为，阮籍的这种做法是为了时间自己的老庄思想，希望通过清净无为的统治方法，进行自己的理想实验，从而起到教化官吏和士绅的作用。他拆掉官衙是想沟通和百姓的联系。而且，从他离任时人们给他的评价“法令清简”可以得到证明。不过，这也只是一个良好的猜测，找不到一点根据。

那么，我们只能说他来的洒脱，走的洒脱，心底里一定有着不洒脱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阮籍自求东平相的目的不是想建功立业，而是想在自然的状态下摆脱散骑常侍的职位。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尴尬的职务，作为司马集团的一员，他不能得罪司马昭，但是他现在的直接上司却不是司马昭，而是少帝曹髦，而司马昭和曹髦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在这种情况下，终于职守就会得罪司马昭，甚至有掉脑袋的风险，终于司马昭就只能看着曹髦被司马昭愚弄，却是自己不喜欢看到的情况。

所以说，在司马昭篡位的脚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阮籍被迫处于两派的夹缝中，不但尴尬，而且危险。为了拜托这个危险的差事，又不得罪司马昭，办法也只有一个，那就是用新职位换掉这个职位。这就是阮籍的打算，不合作，但是又不公开表示反对，或者对抗。这种与司马昭既合作又斗争的方法，一直贯穿在阮籍的整个官场生涯。

这一点其实司马昭看得很清楚，只是不说破罢了。司马昭同样需要有人来做形象代言人，只要不跑到自己的对立面，他什么事情都可以原谅。所以，当阮籍从东平回来，他知道自己被人当猴耍了以后，他也没有什么恼怒的做法，只是很高兴地重新给了阮籍一个位置，而且，这个位置让阮籍如愿以偿，不用再尴尬地呆在曹髦身边。敷衍了事、指东打西是阮籍对司马集团不妥协的第一个表现。

阮籍这种不妥协的态度，另一个表现就是喝酒误事，以此来掩饰自己与司马集团的不合作态度。当初失意在家，阮籍就喜欢喝酒，后来在山阳和嵇康同游，酒量更是滔滔不绝。现在，做了司马集团的高官，他心里郁闷的时候就开始喝酒，而且不分场合。

有一次，司马昭向阮籍求婚，想让阮籍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自己的儿子司马炎为妻。这一方面是考虑到阮籍家是个士族，门当户对，另一方面是为了获得阮籍对自己的支持。阮籍听说了这件事，暗叫不好，一旦把女儿嫁给司马炎，不就是吧自己和司马集团捆绑在一起了吗？于是，他心生一计，拿起酒坛子大喝起来。不等媒人到来，阮籍自己先喝醉了，而且一醉不醒，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六十天以后了。司马昭听了媒人的汇报，也没有为难他，一笑了之。

那时候，司马昭的位居大将军，势力和皇帝差不多。他在家举行宴会的时候，来赴宴的人都很恭敬，而且表情严肃，不敢大声说话谈笑。可是阮籍却不管这些，他叉开腿坐在座位上，一边大口喝酒，一边大声唱歌，时不时还吹几声口哨。实在是让人好笑，但是又笑不出来。

公元256年，阮籍听说步兵营的厨师善于酿酒，在营房里贮存有三百桶美酒，于是又向司马昭请求，担任步兵校尉。也许真的是贪恋美酒，阮籍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呆到了去世，有七八年之久，既没有升迁，也没有转迁到其他职位上。

步兵校尉是汉武帝时期开始设立的，为京师屯兵八校尉之一，执掌上林苑门卫，地位十分重要。但是到了东汉时期，这个职位就经常被文人担任，军事上的地位已不重要，到了魏晋时期，步兵校尉已经不掌握兵权，是一个闲散的职务了。不过，对于阮籍来说，喝酒当然是一大美事，可是估计借口的成分更大一些。这个职位地位不重要，不会引起司马昭的猜忌，也离开了司马集团，实在是一个遗落世事的好地方。

为了不引起司马昭的怀疑，阮籍离开了司马昭的将军府，并没有躲得远远的。他仍然经常光临将军府，特别是听说有喝酒的机会，总是一次也不落下。这样的做法实在是有一些装疯卖傻。不过，司马昭对于这个不请自导的客人并不讨厌，总是很热情地接待。

阮籍不妥协的第三种表现是从来不谈论别人的过失。那时候，钟会已经做了大官，是司马集团的大红人。为了试探阮籍对司马集团的态度，他经常拿当时的朝廷大事询问阮籍，看他有什么看法。阮籍的做法是，装作没听见，一言不发，或者顾左右而言他。

阮籍对待司马昭也是这样。阮籍是司马昭的参谋，所以每次商议国家大事，司马昭都要问问阮籍的态度。这个时候，阮籍既不能一言不发，又不能让司马昭听了不高兴，让他方案的事情那就更不能说了。可是，他也不想一味奉承，溜须拍马，专拣司马昭高兴的话说。怎么办呢？阮籍的办法是说的玄而又玄，不着边际。这样也对，那样也对，这样有问题，那样也有问题。总而言之，说了等于没说，转了一个圈，又转回来，知道把司马昭绕晕了，或者绕的肚子饿了，干脆散会吃饭。

不过，这样的事情一多，司马昭也看出来了，这家伙在我这里就是混饭吃的，别指望能说出什么更高明的东西来了。有一次，司马昭又被阮籍差点绕晕了。他截住阮籍的话，说道：“阮嗣宗说话太小心了，如果要上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一定非你莫属了。”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笑了，阮籍也笑笑，就当什么事情也没发生。

其实阮籍的这三种不妥协的方式的核心要义就是装糊涂，喝醉了糊涂，没听清糊涂，绕弯子糊涂。不过，这种不妥协的反抗方式也难免出错，一出错就会被吓得一身冷汗。那时候，司马昭宣扬以孝治天下，阮籍却屡次冒犯这一话题，虽然都能侥幸脱险，但是和在大风中走悬崖差不多。

在第十四章《扯淡的学问》里讲过一个故事，说的是司马昭家里来了很多客人，大家在一起清谈，扯着扯着就扯到了孝的问题上了。有人谈到一个儿子杀害母亲的案子，阮籍一时失口，说道：“稀奇！杀父亲还说得过去，为什么要杀母亲呢？”这一下司马昭立即就变了脸，大声责问道：“你是什么意思？你是说我们应该允许百姓杀父亲吗？”阮籍一看，坏了，连忙辩解，多亏他能言善辩，这才逃过一劫。

没过多久，阮籍的母亲去世了。按照当时孝道的要求，阮籍应该满脸泪水，几天不吃饭，穿的邋里邋遢，哭得面无人色，至于酒肉就更不能沾了。何况，阮籍自幼失去父亲，一直和母亲相依为命，更应该表现的哭哭啼啼。

但是这位名士的名士脾气又上来了。他听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时，正在和别人一起下棋，对方听说他的母亲去世了，立即要求就此打住，可是阮籍不许。两个人终于下完了棋，客人走了，阮籍拿起酒坛子，一口气喝了一斗酒，这才大哭一声，吐血几升。

过了不久，吊孝的人来了。先来的是嵇康的哥哥嵇喜。按照规矩，阮籍在嵇喜祭拜的时候，应该跪在地上，大声痛哭。可是阮籍讨厌嵇喜热衷功名，干脆站了起来，对着嵇喜翻白眼。过了不久，嵇康来了，怀里抱着一坛酒，阮籍丢下众人，拉着嵇康，两个人去喝酒了。

等到母亲下葬那天，阮籍又让人给自己做了蒸乳猪，一边喝酒吃肉，一边对着母亲的遗体大哭。他一边哭一边吐血，最后人瘦得像一根稻草，走起路来摇摇晃晃，风一吹就能飞起来。

阮籍对母亲的感情不可谓不深，但是他的做法不合规矩，特别是吃肉喝酒更是与理不合。所以这件事引起了儒家道学派的严厉指责。几天以后，司马昭在将军府招待宾客，阮籍听说了，又去蹭饭吃。

在这次宴会有一位大臣叫作何曾。这个人自称道德典范，一向对自己严格要求，不好声色之类的事情，也不娶小老婆，与妻子见面前都要整理衣服，像对待贵宾一样严肃。吃饭的时候，自己面向南，妻子面向北，拜上两拜，这才送上酒饭，吃完了马上转就走。但是这家伙实际上是个伪君子，晋朝建立后，他做了宰相，每次吃饭都要花费上万钱，吃的比皇帝还好，还感叹没有什么可吃的。有一个叫刘亨的人多次检举他过分奢侈，他于是把刘亨征召到自己门下做官，有事没事就把刘亨叫来打屁股，直打得刘亨皮开肉绽为止。

何曾本来对阮籍就恨得咬牙根，这次看见阮籍仍然像往常一样喝酒吃肉，一是无名火气。他不顾司马昭在坐，轮不到他说话，直接走上前去，指着阮籍骂道：“你这个人真是禽兽不如，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一点也不顾及社会风俗。现在，忠诚贤良的人执掌政权，一旦仔细考察官员的品德，像你这种人，恐怕早就离死不远了。”

大家对阮籍的行为早就习惯了，虽然知道他有重孝在身，但是也没有奇怪。所以，等何曾站起身来，大骂出口的时候才意识到阮籍确实有些过分。不过，在一听何曾的话都愣了，即使阮籍有错，也不能在这种场合破口大骂呀！这时候司马昭也迷糊了，不清楚这两个人在搞什么。倒是阮籍什么也没说，甚至连脸色也没变，照样大咧咧地坐着，一边吃肉，一边喝酒，旁若无人一般。

可是何曾却不算完，他看阮籍不说话，转身对司马昭说：“明公正以孝道治理天下，现在阮籍重孝在身，却明目张胆地坐在明公面前吃肉喝酒。我以为应该马上把他流放到海外，以儆效尤。”

按照何曾的说法，那就是你想喝酒吃肉也不应该在明公面前，应该自己躲在家里，你这样当面给明公难看，不是自己来找死的吗？不过，这个何曾也太过分了一点，就是要说这句话，那也是该由司马昭来说，人家现在宴请宾客，你这样做把主人放在哪里？

何曾的话让司马昭觉得很没面子，这话虽然是在说阮籍，让司马昭听来却有指责自己的味道。于是，他不耐烦地说：“你这个人也真是的。你看看嗣宗的样子，他伤心过度，都快要病倒了，你不能替他分忧倒还罢了，就不用在这里横加指责了吧？”

司马昭这样说其实也是心情所致，换一个场合也许就不会这样了。在魏晋时期，因为不孝被杀的士人并不少见，阮籍的朋友吕安和嵇康就是被司马昭以不孝的罪名杀害的。

不过，阮籍面临的凶险并不是这一次，其实，他每次和司马昭周旋，都有可能被杀头。自求东平相时，司马昭可以杀他，关于杀父杀母的清谈时也可以杀了他，阮籍的诡辩根本就没有什么说服力可讲，更不用说杀人的方法很多，罗织罪名也很容易。但是为什么司马昭没有加害阮籍呢？而且，在当时的人们看来，阮籍不遵守道德风俗，多次遭遇杀身危险，他能够安然度过这些危机罐头，多亏司马昭的竭力庇护。

也许，除了阮籍没有伤害到自己的统治地位之外，司马昭对阮籍的才华有一些欣赏，对阮籍的性格有一些赞许，对阮籍的作派有一些羡慕。谁说司马昭不是人呢？在繁杂的公务之余会没有一丝厌倦？在勾心斗角之余会没有一丝放弃？在杀人过后没有一丝后悔？

在魏晋的政坛上，阮籍几乎是个特例，这本来就是个很奇怪的现象。

阮籍猜到了司马昭的心思，司马昭也看到了阮籍的心底，二人心照不宣，各取所需，也许可以把这个叫作交易，换一种说法，也可以叫作惺惺相惜。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历史上的事情，谁到底能猜透呢？

两个人的猜心游戏，一场外人看不透的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