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中学的老师大多不错，如老赵的不多，然而，这样的老师如果让你碰上一个，就会在你的学生时代留下一段恐怖的记忆。老赵有一大爱好——分析学生的家庭背景。就拿我来说，借读生就意味着学籍没有转过来，学籍没有转过来就意味着家庭背景不够硬，家庭背景不够硬就意味着可能在教育领域之外对她帮不上忙。按道理，基于我当时的性格，也许我会用拒绝听课来反抗，但是我并没有那么做。相比之下，我的班主任倒还不错，我从没有发现他歧视过某个同学。他有自己独到的班级管理方法，其中一项就是，他不轻易调换同桌。照他自己所说，如果两个人都没有什么意见的话，就要一直坐在一起，除非其中一个学生要求换同桌，那也要看有没有人愿意换才行。靠着这种制度的庇护，我和小艾的关系一天比一天密切。甚至有时候，我打篮球将手指弄破，小艾发现后会从书包里拿出创可贴，很自然地帮我包上，身后的同学看到此景，总会传来阵阵欣羡，小艾只是淡淡一笑，偶尔善意地回头瞥对方一眼。当时我不怎么在意段杨的想法，因为那时我对小艾还没什么感觉。年少轻狂时，我不珍惜异性的关怀，直到周佳慧的出现。

当然也有学校方面的因素存在。在实验中学，谈情说爱基本上不是学生应有的权利。这不难想象，他们来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学习，再说，当你对一个女孩儿整天朝思暮想，于是打算晚上找个机会送她回家，进而增进一下彼此的了解的时候，却发现门口赫然停着一辆高档轿车，你看着那女孩儿信步走向那车，甚至猜不出高档轿车里面的人究竟是她的家人还是保镖的时候，你怎能不对此望而却步呢？你可能会坚信真爱无敌，但是很抱歉，这里不是美国，你也不是马克吐温。

实验中学的学生学习都很拼命，除了一些特例，大多数都是那种即使晚上五点早早回家也会学习到半夜才熄灯就寝的怪物。虽说我的基础比起其他同学来要差一些，但若拼命努力，也能在班级同学以及大部分老师面前争得一份来之不易的尊重。所以，自从来到这所学校，我就在心里暗暗憋足了劲儿，誓要发愤图强。

只不过，事情并没有我想象的那样单纯。一个学期过去了，我在班级里的名次始终游荡在中下游。并非是我不思进取，而是那帮狂热的学习疯子太执着。每一次考试，很多人的成绩只差毫厘，假如考试的时候稍微放松精力或是发挥失常，排名很可能如因喝多了啤酒而憋不住的尿一样一泻千里。

我与实验中学的学生有本质的区别，第一是我非常叛逆，第二就是我平时只用一部分时间来学习课本，剩下的时间除了打打电话之外，还要看一些课外书。我有收藏书的习惯，但看的书并不多。我父亲的书架上倒是有不少名著，而他的习惯比我更甚，他不是看的不多，而是根本不看。在诸多著作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契科夫的《第六病室》和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我至今认为，自己愤世嫉俗的偏激性格多少都与这两部作品有关。有一次，我将《麦田里的守望者》拿到学校，用来打发闲暇时光，这闲暇时光或许也只有我才有。当我进入书中角色的时候，被郭艾注意到了，便问道：“佳跃，你在看什么？”

“小说。”

“什么小说啊？”

“《麦田里的守望者》，你看过没有？”

“没看过，名字挺好听的，讲的是什么内容啊？”

我对这种问题颇为头痛，认为能问出这种问题的人不是太聪明就是太傻。如果我能用几句话就把一部长篇小说的内容解释得令人满意的话，我早就不在学校混了。

“讲的是关于非洲土著人的事。”我说。

“原来是这样，听名字倒也差不多。”郭艾一本正经地说，“有意思吗？”

“有意思。”我说。

“有时间借我看看。”

“行啊。”

小艾最后没有来得及向我借那本书，因为她根本就没有时间看。尽管如此，在实验中学的生活仍然是痛并快乐的。只是，我没有那份荣幸在这里度过整个高中生涯。高二的那个暑假，我离开了实验中学，回到我学籍的所在学校——光旭私立高中。原因嘛，是因为打架。

自从向段杨作了保证，我便开始寻找机会，只是很遗憾，有好几次都胎死腹中。我总觉得那些理由都太牵强，郭艾知道段杨喜欢她，以她的性格，直接邀请是绝对要被拒绝的。

终于，我等到了一个机会。在离开实验中学之前，我如期的为段杨和郭艾制造了一次约会。在我离开后，段杨也顶替了我的位置，顺利的和小艾成了同桌。那机会在当时来看，并没有发生多么剧烈的化学反应，但我始终认为是那个机会改变了我们三个人的关系和命运。而那机会，来的是如此普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