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摇摇头说：“不知道为什么，很累。你打吧。”

我用膝盖顶着臂弯，头就歪在臂弯上，想起周嵘老师，想起总是完成不了的一件接一件的工作，想起也许十年不变的枯燥生活，心里感慨万分，我真想做这样的工作，做一辈子吗？我看着肖杨，他也正看着我，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冒出来一句话：“能不能把肩膀借给我靠一下？”

他愣了一下，用手摩挲着自己的小腿说：“不好吧，被人看见了不太好。”

“那算了。”我淡淡一笑。

对他来说，什么都能是笑话，为什么这会儿又这么较真了？我也不是真想要乘机占他便宜作弄他什么的，就只是真的觉得很累，想有点什么靠一靠这沉重的脑袋，这热气未散尽的水泥地板硬邦邦的，倒下去多不自在。

我把头埋进双膝间，眼皮马上沉沉地垂了下来，粘在了下眼睑上。人懵懵懂懂的，我几乎要睡着了，忽听得肖杨叫了一声：“喂，你怎么啦？”

我撑起眼皮，抬起头来，他正低着头看我，看得那么小心翼翼。

我无力地说：“我要回去了。”

我从地上爬起来，不太清醒地往回走。为什么我这么累？我需要好好睡一觉了是吧？

回到家匆匆洗了个澡，扒了几口饭，便倒在了床上睡得不省人事。也许我做了梦，但我无法忆起梦的情景，只知道自己似乎飘在半空中，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而我的身体却一直留在床上，我死拖烂拽，硬是无法把自己唤醒过来。我带不走我自己。

当我被手机铃声拉回已经漆黑一片的世界中的时候，我的身体依旧沉得没有知觉。

我抓过手机，是张生——他不姓张，也不叫生，大学的时候，校团报里有两位和我特聊得来的师弟，一个姓吴，叫吴昊，另一个就是我现在要谈到的毕业后和我同在一座城里工作的张生。有一次团报里发了一篇评论，署名是“张生”，评的什么忘了，反正记得写得很是辛辣，我怀疑是这俩家伙其中一个做的，吴昊死活不承认，我不信，问怎么笔名就叫“张生”了，张生说古典爱情小说里的男主角都叫“张生”，我便当作是他写的文了，以后也这么叫他叫习惯了。后来听苏桓谈起——正是通过吴昊和张生，我才认识了苏桓——我才知道原来“张生”是吴昊和张生合用的笔名，至于那篇评论到底是谁做的，我一直没有弄清楚。

张生说：“师姐，我们去酒吧玩，你来不来啊？”

我睡眼朦胧地说：“几点了，还去酒吧？”

“很晚吗？才八点啊！”

“才八点吗？”我愣了一下，敢情我睡得那么昏天暗地，才睡了半个钟头？怎么今天的时间过得特别慢？“晚倒是不晚，就是明天要上班。”

“我们也要上班啊，不会玩太晚的，来啦，很久没有见过你了。老谈和游风也来了，我们刚刚吃过饭。完了你可以跟游风一起回去啊。”

电话里聊上几句，觉也醒了，想想也好啊，确实很久没有见过在Z城的这些朋友了，而且生活是得讲究松弛有道的，去轻松一下，说不定明天工作还倍儿有劲了。

我迅速地换上衣服出门。我们约在体育场碰头，从村子里走出去，只有一辆10路公交车，20分钟一班车，而且得转车，兜兜转转怕要一个钟头了，我便在路边拦了一辆搭客摩托。

十一月，在南国算是什么季节了？白天走在路上，还可以走出一身热汗，到了晚上，风就有点儿凉了，刮得我披散的头发飞扬。在车上，暴躁的风撞得我异常清醒，即将要见到的大学朋友让我想起那些肆无忌惮的大学生活，那时候，干啥都怯生生的，却又不怕天来不怕地。为了一起办报纸，我们聚一块儿，为了写点儿小文章，我们聚一块儿，慢慢的，聚一块儿就不需要什么原因了。老谈、吴昊、张生、苏桓、程昕、江唯、小飞、黑师兄还有我，有时候还会有其他一些人，但大多数时候是我们这几个，或者我们这几个中的几个，我们常常到小北门外炒点小菜，喝点小酒。

小北门，其实就是学校北面一扇狭窄的破铁门，出了门，再走狭窄的一长条巷子，就出到大路，路边是绿油油的一大片稻田——在繁华如铁的G城市区，S大一带寸土尺金，房价飞涨，还能有那么一大片稻田，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了。沿着大路一直走，很快就可以看到一排卫生环境暧昧但实惠便宜的小菜馆，这些菜馆的名字我不大记得了，我相信我们当中也没有多少人会记得，可是如果说起“球场”，我们就知道是在一座废弃的篮球场上摆摊的那一家，说“桥头”，便是大路尽头拐弯处的那一家了，因为拐过弯店子旁边就是一座天桥，桥下是一望无尽的铁路，所以我们叫它“桥头”。我记得酒酣的时候，我曾经拉苏桓陪着我在桥上等车头上亮着品字形的三盏大灯的火车呼啸着从脚下通过。那时我还没有坐过火车，总梦想着有一天能沿着铁轨，走到天的尽头，去找属于我的幸福。那时我才大三。

吃过饭，喝过酒，我们要在十一点宿舍关门前踩着迷离的路灯往回走。我们走完了绿油油的稻田旁的大路，穿进细长细长的小巷子，钻进破旧狭窄的小北门，走到学校荷池上的那座白石桥的时候，程昕抬起头来看天，她忽然叫道：“喂，你们快看，那颗星星会动的！”

我顺着她的指向抬头一看，忍不住骂道：“傻瓜，那是飞机！”

江唯和小飞抬头一看，也笑骂道：“傻瓜，那是飞机！”

跟着后面的男生们也“傻瓜傻瓜”地笑开了。

到我读大四的时候，小北门被封掉了，校方说，这扇门存在安全隐患。据说，小北门刚被封那阵子，有不知哪个学院的男生拿砖头去砸过封门的泥砖，没砸开，这事不知道是真是假。临毕业前，我举着相机在学校里记录曾经留下足迹的地方，我去拍了小北门——一堵被刷白了、仍裸露着砖缝的高墙，不知道还能不能被称为“门”。无论如何，对我来说，它就是小北门了，我们的小北门。

忘了听谁说起过小北门外的那些小食店，因为少了学生主顾，已经倒闭好些了，仍听说有学生到小北门去光顾，但只能从西门绕出去，兜兜转转长长的弯路——总会有这样的人，他们和曾经的我们一样，心系着小北门。

再后来的事我就不知道了，我在Z城。

去到体育场，他们已候着我了。张生和他的女朋友小雯，老谈、游风还有我，一共是五个人。小雯和张生是同班同学，比我们低一届，老谈、游风和我是同级的，但我和游风从前很少打交道，我们是到了Z城后才开始相熟的，游风也在南水镇工作，教高中。

我们喝点小酒，看看舞台上卖力扭动肢体的年轻女子，听听据介绍巡演了半个省份的我们不知名的著名歌手的演唱，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聊天。说起的，无非就是工资、加班、那帮让人气恼的小孩。有一次，一个朋友很无奈地和我总结起旧同学见面的聊天话题，刚毕业的一两年，总聊工作的辛酸，毕业三四年，一见面就问结婚了没，毕业五六年，交流生养孩子的问题，再过上两三年，就是孩子上学的问题，我们似乎都无法摆脱人生的桎梏。对大多数人来说，学习、工作、结婚、生儿、养儿，这就是人生了。我感到苦闷，我们活着就不能有别的追求了吗？我忽然想问问张生还写诗不？大学时代，他是个好诗人，但我终于没有问出口来。我还问什么呢，要是小样愿意爱我，我还不一样心甘情愿地戴上枷锁，去计算柴米油盐，我有什么资格去讽刺别人追求凡人的幸福。我也一样是凡人，我们都是凡人，生活到头来，都只要凡人的幸福。

我默不作声地挨个碰了碰他们的酒杯，他们打着哈哈一起干了，也许是灯光的迷离，没有人留意到这一霎间我内心的风起云涌。这里卖的酒真贵，就那么几杯，要两百多了，以前在小北门，我们喝十块三瓶的青岛、珠江纯生或者力加。两百多，够一大桌人吃喝了，酒多到够我们轮番上去敬酒，把黑师兄放倒。

从酒吧出来，游风拦了辆的士，我们上了车。游风先送我回到村口，车子再调头往他学校去。

我一个人走在村口凄清的路灯下，灯光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我没喝多少，很清醒，以我的酒量，这几杯不算什么，就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充满了酒醉才有的忧伤？我心里忧伤得空空落落，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包里掏出了手机，我要打给谁吗？

我摁出号码本，想了想，觉得自己真的没什么人能找了，再说，我也没什么事要说，大半夜地给人家挂个电话过去太不靠谱，我以为我还是大学生吗？

可是，为什么不呢？我不是大学生，我就不能率性了？我在路边一条石凳上坐下，不假思索地拨通了肖杨的号码，我就想听听他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