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麻木、四体不勤的人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只有付出汗水和辛勤的劳动，才能得到幸福的垂青。在懒惰中我们的健康损耗，在劳动中我们的生命永生。尽管劳动可能使我们困顿不堪、精疲力竭，但它绝不像懒惰那样使我们精神抑郁，心灵找不到寄托。

第一节劳动是生命存在的体现

人们应该诅咒的是无所事事，而不是劳动。好逸恶劳才是万恶之首，而劳动是幸福的源泉。正如灰尘会腐蚀铁器一般，懒惰也会吞噬人的心灵，甚至将整个民族毁于一旦。亚历山大征服了波斯之后，亲眼目睹了这个民族糜烂的生活方式：他们厌恶劳动，只图享受舒适的生活，满足自身的欲望。亚历山大不禁感慨道：有什么能比好逸恶劳、贪图享乐更容易使一个民族奴颜婢膝？有什么能比辛勤劳动更为高尚？

古罗马皇帝塞勒留驰骋沙场、征战一生，他曾亲率军队征服美索不达米亚和不列颠。当他奄奄一息卧于床榻时，得知驻扎在格兰片地区的陆军部队缺乏良好的纪律，于是忧心忡忡，决定以此小事向该军团施加压力，警告该军团要纪律严明。他给士兵们发出的最后一道命令就是“绝对不可以放弃劳动”。凭借辛勤劳动和赫赫战功，罗马大军建立了蓬勃生机和无穷威望。

在远古时期，最普通的农业生产活动都被赋予了某种特殊的社会意义。古代的意大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事农业生产往往体现了尊贵、高尚。古罗马著名的历史学家普林尼记录了这样一些情况：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与他从事什么样的农活有关联，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对那些立下赫赫战功的将军和凯旋的士兵，如果赐给他们田地，他们会感到无比荣耀，并且在农夫的指导下心满意足地亲自耕种。而且，那时的许多王冠被制成犁铧的形状，此举意义非凡。后来人们之所以渐渐觉得劳动（尤其是繁重的体力劳动）是一件可耻的事，是因为奴隶的大量使用。当罗马统治阶层被慵懒与奢侈之风席卷，其衰亡也就不远了。

人们最容易忽视也最难抵御的一种不良习性，可能就是懒惰。曾经有一个外国人周游世界，阅历颇丰，对许多国家和地区人民的生活方式颇为了解。当盖尼问他人类最大的共性是什么时，他不假思索地用蹩脚的英语答道：“人类最大的共性是好逸恶劳！”这话令人警醒，上至王侯将相，下至黎民百姓，差不多都渴望不劳而获。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好逸恶劳的人类劣根性的确很普遍，它渗透了每个人的灵魂，所以英国哲学家穆勒认为，人们无形中都受到了惰性的驱使，为达此一目的，不惜牺牲其他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利益。为了维护社会和平，不得不采取强制力量镇压这种惰性，专制政府于焉而生。

对一个民族如此，对个人更是如此。懒惰具有毁灭性，使人不断堕落。懒惰使人爬不过一个小山坡，战胜不了那些完全可以战胜的困难。人一旦拥有了惰性，就永远走不出失败的牢笼，一辈子无所作为。成功垂青于辛勤劳动的人们，而懒惰会成为人的一种精神累赘，使人整天庸庸碌碌、抑郁痛苦。懒惰对社会而言简直一无是处。

英国圣公会牧师、学者、著名作家伯顿的大作《忧郁的剖析》，是唯一一部使约翰逊每天早起两个小时来拜读的作品，它内容深奥而风趣。书中阐发了伯顿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他说，抑郁沮丧、精神萎靡总是与懒惰和无所事事紧密相连，万恶因之而起，邪恶于焉蔓延。它们像鸦片一样，既摧残人的肉体又腐蚀人的心灵，作为七大致命罪孽之一，懒惰为恶魔垫背搭梯，并统治他们的灵魂……一条懒惰的狗尚且污秽而遭人鄙弃，更何况是一个懒惰的人呢？这样的人自然会遭世人唾骂。比肉体的耗损更可怕的是心灵的空虚，再聪明的人也会因懒惰而变得不可救药，最终在恶念的驱使下天良丧尽。此时，他的灵魂早已逐出了艰辛与勤劳，剩下的只有邪恶和肮脏，恰如一潭绝望的死水，各种寄生虫和污秽的爬虫疯狂增长，肆虐泛滥，人的心灵也被邪恶的观念污染毒化了……如此，我们便可以大胆得出结论：无论贫富贵贱，无论男女老少，懒惰的恶神一旦占据心灵，他们的欲望无法满足，永远不值得信赖，也永远不可能富有。他们享受不到真正的幸福和快乐，所有的财富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奢求的开始，因此他们憎恨诅咒，疲惫不堪，叹息悲观。他们总有无数莫名其妙的哀伤，觉得世界太荒谬而不愿久留，希望自己的灵魂在进入天堂的同时，恐怖的幻影也能随之灰飞烟灭。

关于类似问题，伯顿作了大量论述。《忧郁的剖析》这本书的结束语充分体现了此书深刻的思想内涵。伯顿写道：“有一条你需要谨记，就是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使自己坠入懒惰、孤僻和寂寞的深渊，否则你休想得到真正的幸福与快乐。切记：万万不可懒惰，更不可精神颓废。”

有些人整日无所事事，漫无目的地到处游荡，然而他们的脑袋瓜子却运转神速，总是思索着如何才能窃取别人的劳动果实，怎样才能不劳而获。正如肥沃的土地不长稻子，却长满了茂盛的野草一样，那些坐享其成的人的生命里也蔓延着各式各样的“思想野草”，独不见美德。懒惰见不得光，总在黑暗中敲击着那些满脑子“思想野草”的懦夫的灵魂：“我们是正义之神派来折磨你们这些无所事事的人的。”

思想麻木、四体不勤的人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只有付出汗水和辛勤的劳动，才能得到幸福的垂青。在懒惰中我们的健康损耗，在劳动中我们的生命永生。尽管劳动可能使我们困顿不堪、精疲力竭，但它绝不像懒惰那样使我们精神抑郁，心灵找不到寄托。马歇尔·霍尔博士认为：“没有什么比把自己闲置在一边危害更大的了。”一位智者将劳动视为治疗人类身心疾病的最有效的药物。美因兹一位大主教把人的身心比作一个大磨盘，如果把麦子放进去，它就会磨出面粉，如果没有麦子，虽然磨盘照常运转，却永远不可能磨出面粉来，反而磨损了磨盘自身。

人们游手好闲，不愿吃苦耐劳，总会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为自己辩解。“这山太陡峭”、“路上有狮子”、“别白费力气了，我试过很多次了，结果只有失败。”这些人受到了塞缪尔·罗米利先生的批评，他在给一位青年的信中这样写道：“你总是说自己挤不出时间来，我看这只是一个借口罢了，最根本的原因是你不想埋头苦干。我郑重地批评你的懒惰行为。你说每个人都会把能完成的事情完成得很出色。如果有一个人没有完成自己的事情，说明他力不能及。你写不出文章是因为你不会写，而不是不想写。你对某一方面缺乏爱好，表明你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多么天衣无缝的理论啊！可是，如果你的逻辑被大众接受，将会产生怎样大的负面效应呢！”

毋庸置疑，不愿付出辛勤的劳动就想享受劳动果实的人是懦夫。用艰辛的劳动和汗水换来的东西才是最美好的，最具有价值的，人们才愈加懂得珍惜，并从中享受到无穷的乐趣。如果不用劳动换得，即使是一份很平常的悠闲也是苦涩的。获得任何东西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否则，在享用时也很难心安理得。而且，在获取真理的过程中，人们的幸福和快乐在撒播，而不是真理本身，所以，必须不断进取探索真理，我们才能拥有自己的幸福和快乐。

当然，在紧张的劳作之余，千万别忘了稍事休息，放松自己，然后再继续工作，如此循环往复。要正确对待工作与休息，这样，无聊懒散才无机可乘。纯粹的劳动和纯粹的休息都使人烦闷空虚，寂寞难当，就像暴饮暴食令人难受一样，过度闲暇也无益于身心健康。有一位40多岁的乞丐，因为百无聊赖进了法国的布尔热监狱，并已经在那儿待了8年之久。在他的手臂上有一行刺青：“昨天欺骗了我，今天折磨着我，明天还会恐吓我。”恐怕，这句话是所有好逸恶劳者的心声。无所事事的富人也好，游手好闲的穷人也罢，无不过着郁闷乏困、缥缈孤寂的日子。一个人一旦脱离了劳动，他也就和幸福擦肩而过了。

辛勤劳动，适用于社会的每个成员。地位的高低、身份的悬殊、财富的多少，都不足以成为人们不从事劳动的借口。只有各阶层的人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为社会作出应尽的贡献，才能为国家积累更多的财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阶层根本没有特权享受这种待遇，可他们毫无廉耻之心，偏偏醉心于此。把自己的享乐建立在别人的劳动之上，坐享其成，任何心存良知、道德高尚的人对此都会不屑一顾。这些贵族如行尸走肉一般，良知和人性在他们身上早已消失殆尽了。

在1869年，斯坦利伯爵就任格拉斯哥大学校长时发表的演讲，可以说感人至深。他说：“一个人再怎么心慈面善，身份尊贵，如果他终日无所事事，就永远不会，也不可能会享受到人生的真正乐趣和幸福。因为没有劳动的生命像一口枯井，毫无生趣可言。在劳动中人生的存在价值才会得到显现，只有通过劳动你才能挖掘自身潜能，并确定自己的人生目标。我一直认为尊重劳动，热爱工作，是一个人保持良好品德的先决条件，可以预防各种卑劣思想、腐朽道德的侵蚀。尤为重要的是，对工作的热爱可以免除自私自利的烦恼和纷杂琐碎的焦虑的滋扰。有人认为只要躲进自己的小天地里，就可以摆脱烦恼和不幸的缠绕，然而无数实践证明这只是一个可笑而可悲的理论。烦恼和劳动都是不可避免的，劳动更是人生不可抗拒的命定。”

人经常躲避烦恼，却发现烦恼总是不请自来，忧愁会随时光顾。对那些复杂难办的事，懒惰的人想方设法逃避，只拣些轻松自在的活，但是公平的上帝把这些简单轻松的事变得同样艰难。只顾自己利益，不管他人死活的人，迟早会受到上帝的惩戒。责任感淡薄甚至丧失的懦夫，他们不崇尚公众的高贵品格，反而俯首于私欲和卑劣、庸俗的念头，上帝也不会坐视不管。其实，他们完全可以投入有益的、健康的事业，结果却由于私欲的驱动，在那些琐屑卑鄙的幻想之中白白浪费心智。

不劳动就不配享受劳动所带来的一切快乐。从纯粹的个人享乐主义的角度看，适当的劳动有益于身心健康。瓦尔特·司各特如是说：“我们在替别人干活时，我们的梦依然非常香甜。在艰辛的劳动中，我们体味着真正的幸福。没有一个人不想拥有闲适的时光，但这必须由辛勤的劳动换来，否则，毫无乐趣和意义可言。唯有如此，才是幸福的生活。”

生活中的确有很多人死于过度劳累，但更多的人却是死于精神抑郁和无所事事。死于劳累过度的人没有协调好劳逸比例，从而使自己体力透支，这种做法无异于杀鸡取卵，为明智的人所不齿。上文斯坦利伯爵在演讲中提出的置疑很有道理：如果注意劳逸协调，还会危害人们的健康吗？

一个人的岁数并不是衡量生命的价值的标准，认为活得越久，生命越有价值，这是愚蠢的人才有的想法。衡量人生命价值的尺度应该是一个的兴趣爱好、所作所为。付出的精力越多，做的事情越有益，对社会的贡献越大，人的生活就越充实，生命就越饱满。一生只沉溺于吃喝玩乐的人，无异于行尸走肉，只是虚度年华，毫无意义。

圣保罗主张“不劳动者不得食”，他一直为自己能够自食其力而万分自豪。早期的基督教牧师都以从事各种艰辛的体力劳动为荣。雷波尼法斯带着福音书来到英国，凭着一手木匠活养活了自己，后来辗转到德国，仍然以他的木匠手艺维持生计。路德更是如此，园艺、建筑、车工工艺和钟表制造等多种活计他都做过。他从纽伦堡的一位男修道院院长那里得到了一套车工工具，并写信给这位修道院院长说：“我很高兴，因为我在钟表制造方面取得很大的进步。比起那些醉醺醺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来，我更懂得时间的宝贵。他们的酒杯总是斟得满满的，根本不在意时间的流逝，更不会去关心钟表和钟表制造商了。”是的，路德非常勤勉。

拿破仑是非常敬重那些劳动者的，他常常以鞠躬的方式表达他的感激之情。有一次，在圣赫勒拿岛他与巴贡贝夫人散步时，迎面走来一帮佣人，他们挑着沉重的货物，这位高贵的夫人怒气冲冲地大骂他们挡道，拿破仑说：“夫人，我们应该尊重这些挑夫。”是的，只要为社会作出贡献，就值得我们去尊敬。工作是不分高低贵贱的，中国有句古话：“男人们不耕田，女人们不纺纱，人们就一定要挨饿受冻。”

其实，持续有规律的工作不仅有益于身体健康，也有利于心灵陶冶。缺少了这种劳动，人们往往会萎靡不振，精神混乱，头昏眼花，生活就变得毫无乐趣，最后陷入癫狂之中。对女儿路易莎的教导，卡罗琳真是用心良苦，她在女儿婚后提醒女儿，对懒惰和无聊千万不能俯首称臣。她说：“像你这样年轻的妻子，多多少少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当孩子们不在身边时，我感到自己像白天的猫头鹰一样昏昏沉沉，单调无趣，而这时你就要努力工作，兴趣盎然地处理每一件事情，以此排解无聊和郁闷。你祖父说得对，无聊是恶魔设置的陷阱，一旦掉进去，就成了恶魔的俘虏。”

持续有益的劳动可以提高人的自身修养。勤奋地工作，愉快地休息，事业精神两不误，他们无形而强大的道德力量能够感染周围的人。从事一项固定的职业，不至于使人无所事事，因此积极的行动者都精力充沛，满怀信心。工作永远胜过游手好闲。

席勒回忆起他从事日常机械性的车间工作时总是很得意，他说正是那段时光养成了他勤奋、专注的良好习惯。弗兰西斯·德拉克年轻时做过海员，老板强迫他认真刻苦地干活，这反倒使他受益匪浅，身体结实的同时，意志也更加坚定了。

第二节劳动是人类幸福的秘诀

法国画家格勒兹说过：“劳动，进行各种有益的劳动，是人类幸福的秘诀。”无数著名人物的亲身经历也证明了这句名言的正确性。当初，在朋友的劝导下，法国新教神学家、古典学家卡佐本放弃了工作，打算去彻底地悠闲几天，可是很快，他因享受不了这份清闲而重回工作台。他说：“我宁可带病工作，也不想在痛苦中无事可干。”

当查尔斯·兰博结束了东印度公司那单调乏味的文书工作，他觉得自己从此幸福了。他对一个朋友说：“为了1万英镑干10年，太不值了！我不会再回到那个牢笼里去了。”他给伯纳德·巴尔通的信同样显露出了他的欣喜若狂：“我几乎静不下心来写信，我的心怦怦直跳，以后的50年，我将很自在，我还愿意分一些我的闲暇给你！不过现在，我自由了！真的，人最幸福的时候就是什么事也不干，然后才是好的工作。”可是只过了两年，他发现以前单调乏味的工作是那样适合他，他的想法就完全改变了，而他直到现在才认识到以前时间是他的朋友，如今却成了他的敌人。他又写信给伯纳德：“我唯一能做的，也是我做得最多的，就是闲逛。我是杀死时间的凶手，神不再给我启示。我终于相信，没有工作可做比工作更可怕，我几乎对任何东西都不感兴趣……上帝也不眷顾我。”

最懂得勤奋和专心致志的重要性的人，可能是司各特，他一生勤勤勉勉、笔耕不辍。洛克·哈特也这样评价司各特：“像司各特这样勤奋而不知疲倦的人，就算在众多领袖人物和文学天才中找，恐怕也找不出几个。司各特总是语重心长地教导他的子女要勤奋。因为勤奋是通向成功与幸福的阶梯。”他还给他的儿子查尔斯写信说：“我不厌其烦地要让你明白，只有劳动，才可能得到我们想要的一切。劳动是上帝施加给我们的压力，富人用劳动排解苦闷，农民用汗水换取面包。你要用努力获得知识，所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付出了就一定有所回报。当然，也不排除各种各样的机缘和偶然因素，比如，别人把农民的劳动果实掠夺。但不管怎样，知识是抢不走的，只有你才能享用这笔巨大的财富。亲爱的，你一定要好好利用时间，不断取得进步。你头脑灵活、朝气蓬勃、手脚敏捷、可塑性大，一定要把握这段时光，不要将来后悔莫及。‘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塞西同样是一位勤勉的人，工作、劳动成了他生命中几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在19岁的日记本上写道：“我19岁了，四分之一的生命虚度了，我真是惭愧。我只能是一条寄生虫，对社会没有半点贡献，为两个便士去替别人驱赶乌鸦的农民都比我强。”实际上，塞西一直非常勤奋。他阅读了大量英国著作，通过阅读结识了塔索、阿里奥·斯托马和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等著名文学大师。但他总觉得自己的人生没有方向，所以他很想专心致志地去做每一件事。他用毕生的精力从事文学创作，并不断取得进步，用他的话说就是：“我博学但我更加贫穷，我贫穷但我更加自豪，我自豪但我更加幸福。”

座右铭往往能体现人的个性爱好。苏格兰历史学家罗伯逊最爱的格言是：“知识丰富生活。”司各特最喜欢的格言是：“永远保持一种奋斗的状态。”博努埃很勤奋，大学时有同学拿他的名字开玩笑，说他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耕牛”。普林尼和自然学家拉西比德都认为“生活离不了观察”，并将这作为他们行事的标志。瑞典诗人斯杰伯戈和弗里德里克·冯哈登堡两个人的笔名含义极为相近，意思都是人生如战斗，都体现了作者伟大的抱负。

柯勒律治曾说：“懒惰的人消磨了时间，而一个办事有条理的人，却在相同的时间中延长了自己的生命。他们用道德的眼光看待时间，赋予时间灵魂和生命，对待时间就像对待朋友一样合理友善。如果浪费了时间，就如同背叛了朋友一样内心惶恐。从一个仆人的角度说，一个尽心尽职的仆人，总是把时间安排得很妥当，并加以充分利用。被时间抛弃的人可谓悲惨之极，这表明他的道德和良心已经缺失。仆人终归是仆人，要真正与时光同在，就必须变换仆人这个角色，从时间本身去考虑其价值。”

人的处事能力和纪律意识都能通过劳动训练培养起来。劳动增强了人的组织能力和纪律意识，并养成了互帮互助的习惯。虽然有时实际效果并不大，但事实上已经活跃了人的思维，所以，劳动永远比游手好闲好。当劳动成为了一种习惯，人们就在不知不觉中珍惜了时间，从而提高了工作效率，而这之后，休息就显得更有意义。

小事情蕴含大道理，生活实践中有很多东西值得人们学习。治理一个国家的方法也可以从经营一个小家庭中获得，就像前面我们谈到的，一个能力超群的家庭主妇，首先必须善于处理家中的各种大小事务，要学会精打细算，其次还应该是一个工作效率很高的人，把每一件事情都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也是从事其他任何管理工作的必备才能，勤奋、自律、高瞻远瞩、讲求效率。

当然，这种驾驭世事的能力可以通过很多途径获得。不管是家庭管理、职业训练、商业和贸易往来，还是社会组织或政府工作，这种能力的培养是至关重要的。人也必须掌握这种能力才能在社会立足。

《玻尔莫尔公报》上有一篇文章如此写道：正常友好地与人交往，满怀热情地投入工作，都会训练我们的智力和应变能力；随时保持待人处事的乐观心态，细心认真地处理好日常琐事，会让你更好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并且你会发现，这些都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你发现自己在工作时经常走神的时候，你就要努力加以克制，重新投入到工作中。唯有这样，才能坚强有力地去解决复杂问题，才能培养出专心致志的习惯和敏锐的判断力，才能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

必须参加社会实践，接受严格的纪律训练，只有这样才能创造更多的幸福。脱离了社会生活，再有才华的人也无济于事，因为人的智慧和个性是在实践中养成的。就像特洛楚将军所说：一个好的铁匠必须长期锤炼，一名出色的管理人才必须勇于实践。如果他们不懂得如何处世，也不可能有宽容别人的好品格。

司各特非常敬重这些管理日常事务的能人。他当众声称，包括一流领袖在内，那些政府高级官员，其实和普通劳动者没有区别，只是各自的岗位不同罢了。

伟大的将军、统帅的一些琐事更令人们津津乐道，他们处理每件细小的事物都谨慎周密。威灵顿任西班牙联军总指挥时，精确批示士兵们应如何做饭；在印度作战时，他规定了小公牛一天必须得赶的路程。后来，他的一位朋友读了他在印度作战的报道，便问：“我觉得你在印度做的事主要是稻米和公牛嘛！”威灵顿说：“有了稻米和公牛，我就有了人，有了人我才能克敌制胜。”的确，他的部队之所以忠诚而勇敢，是由于他精心的筹划和态度的严谨。

很多伟人大都具备非凡的胆识和过人的才智。当拿破仑的猛将朱诺率军来到蒙德古河岸时，威灵顿仍一人在该河河口的军营中草拟有关作战计划。当神圣罗马帝国统帅华伦斯坦率领六万人马与敌军交战时，他毅然下达了救治生病禽畜的命令。

当恺撒横穿阿尔卑斯山时，他居然抽空完成了一篇关于拉丁修辞学的论文。

华盛顿心细如发，在孩提时代就努力培养自己的良好学习习惯和有计划地处理事务的能力。他13岁的时候抄了很多合同、契约、收据、兑换单、土地租赁证书等，而且抄得工工整整，一目了然。这对他后来管理国家大事打下了坚实牢靠的基础。

虽然我们看不到管理人士、行政人员的流血牺牲，但他们毫不逊色于作家和将士，他们付出的心血和汗水同样闪耀。每件传世之作里面都饱含了作者无数的辛酸；每个成功人物的背后都有着无限的奋斗；每场战役的胜利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第三节劳动是思想创作的源泉

有人认为天才不用留意日常生活琐事，更不需要进行日常生活的能力训练。从马克亚埃及沃斯的《马克亚埃及沃斯回忆录》中我们得知，比克纳尔先生是平凡而受人爱戴的人，但是我们只知道他的妻子是《桑福德和莫顿》一书的作者，而他也是因为他的妻子才为世人所知。“他有着许多伟大人物共有的毛病，无视日常生活琐事，讨厌艰辛的工作。事实却是，每一个伟大人物都尊重劳动，满腔热情地做事，甚至是一些卑贱的琐事。他们都是极其勤勉的，他们诚心诚意地工作，并从中学到了知识，增长了才干。传世之作的字里行间都流露着作者的艰辛。伟大的事业都不会一朝成功，成就大事的人不能不面对小事，只有把小事做好才能做大事，所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正是此意。”

无所事事的人只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软弱无能；勤劳的人才拥有本领和力量，权力和荣耀也属于勤劳的人。辛勤努力的人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者。每一个声名赫赫的政治家，都是埋头苦干的实干家。路易十四说：“王欲治国，必勤勉。”

英国著名政治家、历史学家克拉伦登说汉普登是“一个十分勤勉的人，再繁重的工作也压不垮他，他从不马虎懒散，总是勇敢地承担起最沉重的事务，并以最顽强的毅力将它完成”。汉普登是英国国会领袖之一，著名的税务专家，他从没有抱怨过任何工作。有一次，他写信对母亲说：“工作融入了我的生活，这么多年来，我为国家君王劳碌奔波，勤勤恳恳，没有丝毫懈怠之心，可是我却没有时间给我亲爱的父母写信，没有尽到一点孝心。”事实上，英伦三岛共和国的所有为公众利益奔波的政治家都是兢兢业业、无私奉献的领导者，克拉伦登也是其中之一，他在工作中全力以赴，勤勤恳恳，不知疲倦。

古往今来，许多杰出人物在工作时都活力四射、激情澎湃，随时准备着为理想献身。布莱汉姆勋爵是典型的工作狂，他把全部的精力和热情都倾注在工作上，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在废除谷物法的运动中，英国政治家、下议院议员科布登说自己是“一匹狂奔不已的马，得不到片刻休息”。这种不屈不挠的奉献精神非常令人感动。还有年高德勋的帕默斯顿勋爵，他热情高涨地投身事业，与年轻时相比，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他整天乐呵呵的，一直保持着幽默风趣的工作作风，好像没有一点负担。他自己也说：“一工作我就全身硬朗，精神舒爽，生活充实。最令我感到欣慰的就是有事可做。”爱尔维修甚至认为人们之所以走出空虚，逃避无聊，靠的就是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之中，这也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一个人胜任工作的基本要求是在工作中享受到乐趣和幸福。良好的工作习惯，严谨的工作态度，优良的职业道德，只要你具备了这些要求，再加上热情和勇气，无论什么工作都难不倒你，乐趣也自会找上门来。加强与人的交往，充分与周围事物接触，努力做好本职工作，这些都会激活我们自身的细胞，增长我们的才干，增强我们热爱生活的信念。不管哪个领域的工作：行政管理、文学、科研，还是艺术创作，起码的纪律观念都是必不可少的，很多传世之作都出自训练有素的人们之手。当然，忽视时间观念也是不行的，工作讲究的是效率，善于利用时间才能出类拔萃。

英国许多早期作家都是各行各业的实务家，他们大都没有受过正规的文学训练，自然也就不存在什么文学家阶层，不过祭司、牧师、布道者等专职神职人员是个例外。英国诗歌之父乔叟年轻时是个军人，后来又成了一个海关审计员，这份工作可不轻松，他必须记下往来的详细账目，而且不能出丝毫差错。他只有完成这些烦琐的账目之后，才能高高兴兴地回到自己的小房间里看自己喜欢的书，直到读到头昏眼花，思维麻木为止。

女王伊丽莎白统治时期，英国追求物质利益，因此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虽然当时社会生活显得十分粗俗，也根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工作者，但是却涌现出了一大批文学作品。有意思的是，这些名著都是“作家”在尽了本职工作之后写成的。比如，大作家罗利先后当过朝廷侍臣和士兵；斯宾塞当时担任爱尔兰代理勋爵的秘书一职；布朗是诺里奇的一个小医生；胡克是一个乡村牧师；培根先是一名平凡的律师，后来是国王的掌玺者和大法官；莎士比亚曾经是一家小戏院的老板，并充当着一名不起眼的演员，当时他一心想投资赚钱，并没有文学创作的想法。但无论如何，在实干中他们成了文学巨匠，伊丽莎白时代和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也因此成了英国历史上文学成就极为辉煌的时期。

在查理一世统治时期考利担任过很多官职。他当过几位皇室领袖的私人秘书，后来专雇于皇后，对皇后与查理一世之间的信件进行加密和解密。这工作很繁重，不分昼夜，而且一直持续好些年。同时，弥尔顿也专职为英伦三岛的共和国做拉丁文秘书，接着又成了国王的助理。他年轻时还曾是一名地位低下的老师。弥尔顿真正成为一名文学健将，还是在王朝复辟之后。他总是说，要进行伟大的文学创作，必须在大量的有选择性的阅读的基础上，加强自身对材料的洞察力和辨别力。约翰逊博士评价弥尔顿说：“弥尔顿无论是当老师，还是做其他工作，都极其勤勉，认真负责。这一点我们无可否认。”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文学大师有着类似的经历。事实上，科学和文学与各种实际工作之间并不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二者有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许多科学发明与文学作品都直接来源于实际生活。伏尔泰一直认为，文学和生活密不可分。当客观现实生活与主观抽象思维相结合，当书本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生活相结合，两者就达到了理想状态，就能创造发明、不断前进。一个伟大的天才，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创造出具有生命活力的东西。

事实证明，许多不朽的传世之作并不是那些职业文学家创作出来的，而是由各行各业的实干家创作出来的，文学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业余消遣。可见，其实文学就在我们身边，它并不是什么深奥的东西，重要的是我们要去发掘它。一些专业文学家觉得无事可写，那是他们的生活太单调、太贫乏了。

《季刊》的总编吉福德深知，纯文学创作是单调乏味而无意义的。工作之后得来一个小时的创作，其效率胜过闭门造车。工作使人的思维活跃，不会让人感到江郎才尽，无从下笔，相反，他会发现写作是种愉快的享受，写出来的东西因而更具魅力。

柯勒律治也认为：“一般而言，无职业者不会拥有真正的快乐和幸福，天才就更不必说了。很多工作只需要平常人的健康、智力和努力，就可以出色地完成。其实，正是平凡造就了天才。只要人们智力得到合理开发，体力和精力得到正常发挥，就能出色甚至超常地完成任务，并得到精神上的享受，这样的劳动成果和欢愉之情才是无价的……”

意大利早期的文学家都是些政治家、外交官、法官、士兵和商人等实干家。他们来自各个行业，并不是纯粹的作家。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都担任过不同级别的大使职务；《佛罗伦萨史》的作者维兰尼是商人出身；伽利略、贾凡尼是医生；哥尔多尼曾是律师，后来竟成了意大利现实主义喜剧的奠基人。年轻时的但丁是药剂师。

阿里斯托父亲去世后，他不得不经营家业，照顾弟弟妹妹，没想到他把家治理得井然有序，一点儿也不亚于他的创作才能。他过人的才华很快传了开去，并得到别人赏识，被派去罗马和其他地方担任要职。后来，他又做了一个动乱区域的总管，以其清正廉洁的品格和刚正不阿的管理方式使当地风气焕然一新。公正、清廉、才华横溢、能力超群等词语是人们对他的评价，就连那些无赖汉也投来敬佩的目光。一次，绑架他的歹徒听说他就是阿里斯托，便立即护送他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其他国家也是一样。《巨人传》的作者拉伯雷曾经是一位医生和律师，后来才成了法国著名作家和人文主义者；瑞士的法学家维泰尔是一名出色的外交家及商人，著有《万国法》一书；席勒曾是外科医生；塞万提斯、西班牙剧作家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葡萄牙诗人卡蒙斯、笛卡尔等都当过兵。

在英国，许多名作家都经过商，人们只知道他们的作品，对他们的生存方式却不了解。利洛在布尔特利从事珠宝加工制作之余，创作了很多有价值有影响力的戏剧作品；沃尔顿·伊萨克只在空闲时读点书，积累点知识素材；作家笛福身兼马匹代理商、砖瓦制造商、商店管理员和政治家于一身。

塞缪尔·理查森是英国有名的小说家，他把生意和创作结合得特别完美。他出售自己写的东西，他的书信体小说《帕美勒》被视为英国第一部小说，并对18世纪的文学影响深远。集作家、哲学家和政治家于一身的富兰克林，是一位著名的印刷工和书籍销售商。伯明翰的威廉·哈顿也相当不错，凭他的《伯明翰史》就可以知道，他是一名古文物收藏家。

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激情史》的作者伊萨克·泰勒曾在曼彻斯特棉布印花厂从事雕刻印模工作。谢菲尔德的艾略特将他的条型铁生意办得红红火火，同时，又在业余时间创作了大量诗歌，在当今诗坛上声名鹊起。他很精明，用辛勤劳动赚来的钱买了一套乡下别墅，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晚年。

英国女作家麦考利担任战地记者时创作了《我的荒芜世界》。约翰·密尔任东印度公司首席检察官期间，写了很多著作。荷尔普斯先生是著名人物，他那些充满智慧的作品都是在生意间隙中写就的。很多当代作家都身兼要职，汤姆·泰勒、亨利·泰勒、约翰·凯伊、安东尼·特洛普、马修·阿诺德和塞缪尔·沃伦等都是如此。

巴里·康沃尔是一位众所周知的伟大的诗人，其实，他就是律师伯洛克特。当时用笔名的现象很多，像巴利斯博士发表作品时也常用笔名，因为如果他们被人发现从事文学创作，就有失业的危险。这种轻视文人的社会风气，使得作家不得不身兼多职，比如夏龙·杜纳，不仅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同时是有名的律师；《被拒绝的演说》的作者贺拉斯和詹姆斯、史密斯兄弟俩，将职位显赫而又待遇优厚的海事法庭律师这个工作干得异常出色，博得人们的喝彩。

布罗德·里普先生在担任伦敦警务署律师期间，对自然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把大量精力倾注在对自然史的研究上，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动物的娱乐》和《从一个博物学家的笔记本看世界》等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著作，此外，他还给好几家刊物写专栏。他花了巨大的心血去研究动物，还成立了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动物协会。可是，这丝毫没有影响到他的本职工作，也没有招来人们的非议。同时，摄影和研究也在他的爱好之列，且成就斐然。

查查银行家的名单，我们可以找到很多文学家和史学家，例如《史前时期》和《文明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的作者卢伯克，他同时也是博物学家和古文物收藏家；《回忆的乐趣》的作者罗杰斯；《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作者李·嘉图；《希腊史》的作者格罗特；《洛伦佐德·梅第奇》的作者罗斯科；还有谢菲尔德的塞缪尔·伯利，他著有大量关于宗教、道德、政治、经济和哲学方面的书。

与之相反，一流的实业家为严格的科学训练和较好的文化熏陶所造就。要成就辉煌的事业，必须智慧过人、勤奋钻研、纪律严谨、思维敏捷、胆识超群，而这些都要经过严格的训练。蒙田在谈到真正的哲人时指出：“如果他们很有学识，那么他们的行为一定更伟大……无论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从中看到他们高尚的品质、充实的心灵、伟大的灵魂。他们的灵魂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时得到了提升。”

同时，因为我们时刻处于空想之中，很多与实际社会并不一致。有一点我们必须承认，一味地死读书，不代表就有生活的能力；善于思维是一回事，善于生活是另一回事。知识不等于能力，只有把知识融入生活，才能成为一种能力。那些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所谓知识分子，做起文章来得心应手，一旦投入实践就不知所措。所以，真正的思想家必定也是实践家，他们一面思考问题，一面付诸实践，将生活与学问统一起来。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家牛顿就是一位十分杰出的铸币局局长；洪堡兄弟在文学、哲学、语言学、文献学、采矿业、外交、治国等方面的成就也很突出。英国天文学家赫歇耳也是如此。

著名历史学家尼布尔在事业上取得的成就同样受人瞩目，他出任丹麦驻非洲领事馆的秘书兼会计，表现出极强的工作能力，后来被任命为国家财政管理委员会成员，再后来，又辞职当了柏林一家银行的负责人。后人只知道他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闻名世界，却不知道历史只是他的一个业余爱好。他在繁忙工作的间隙研究罗马历史，写出了《罗马史》这本史学巨著。他同时还学习了阿拉伯文、俄文及斯拉夫语。

当然，生活中更多的人没有同时具备两项才能，要么只懂理论不知实践，要么只会实践不懂理论。贝利说：“善于思考的人会反复思考，从而得到一整套理论体系；积极实践的人会切实行动，从而拥有快速敏锐的行动能力。无论注重哪一方面，都会使自己在另一方面的能力减弱。所以，朝廷中的重臣往往是生活中的稚童。”

众所周知，拿破仑重用有才能的人，他不仅敬佩科技工作者，还任用他们管理政务。达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有丰富的生活经验，曾在马塞部下任军需管理监督员。后来拿破仑得知他文笔出色，便提升他为政府兼帝国事务总管，达鲁犹豫地说：“我在书中活了大半辈子，恐怕已经没有时间再去学怎样当好一个廷臣了。”拿破仑却笑着回答：“我已经有了很多出色的廷臣。但我需要一个乐观开朗、学识渊博、沉着冷静而不失机警的管理人员，你是其中最棒的一个，所以我选择了你。”果然，达鲁干得相当出色，而且他一如既往地保持了谦虚、廉明的作风，让人肃然起敬。

拿破仑也有用人不当的时候。当时，拉普拉斯是法国家喻户晓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及物理学家，他刚刚担任帝国内务部长不久，拿破仑就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后来，谈到这位科学家时他说：“拉普拉斯做什么事都像做微积分推理一样，逻辑地公式地去解决。因为他善于精密烦琐的学术分析，他把适用于科学上的处事方式带进风云万变的政治公事上，这显然是不可取的。”这么多年来，拉普拉斯头脑中形成的这一套思维方法、行动方式已很难改变，因此也无法适应复杂的行政工作的需要。

热爱工作的人有时候会因为一些客观因素被迫离开工作岗位，也会立即去寻找新的工作，因为他们无法忍受无所事事带来的痛苦。他们习惯了忙碌的生活，他们一刻也闲不住，更不会让懒惰占据心头。他们会珍惜每一分钟，不像懒惰者任凭时光溜走。

英国玄学派宗教诗人乔治·赫伯特说：“我没有空闲时间。”培根也说：“勤劳的人们没有闲暇时光，他们不是不想停下来休息，而是觉得这种休闲纯属多余，直到他们实在坚持不住了，才会去享受那些闲暇的时光。”总之，很多丰功伟绩都是在“闲暇的时光”中创造的。在勤奋者的眼中，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工作比闲暇更有意义。

人们的兴趣爱好可以促进工作能力的提高，因为兴趣爱好是一种动力，使人专注于一件事而乐此不疲，并获得精神上的愉悦。罗马皇帝多米提安乐于捕捉苍蝇的嗜好的确独一无二。马其顿的一个国王爱好做灯笼，而法国有个国王喜欢制锁。有时候，工作之余的休息是劳动给人的回报。从事一些日常机械工作反而是一种宽慰和快乐，幸福和快乐存在于劳动的过程中，而不是结果。

当然，最好的兴趣爱好还是寻求知识，头脑活跃、精力充沛的人，总是在工作之余从事自己爱好的事业，包括艺术、科学、文学等。这种高雅的消遣方式，不仅让人获得乐趣，有的人还因此声名鹊起。所以，布莱汉姆说：“拥有嗜好的人是幸运的。”他本人就是一个兴趣广泛、个性丰富的人，从文学到光学，从历史传记文学到社会科学，他都有所研究。

除了布莱汉姆勋爵，许多著名政治家、军事家也都爱好文学，并创作了很多经典之作。恺撒的《高卢战记》，色诺芬的《远征记》、《希腊史》和《回忆苏格拉底》都是作者在战事间隙写就的，他们也并肩昂首于世界文学大师之列。

当苏利被解除部长一职之后，被迫隐居。在隐居期间他写了《回忆录》一书，以便后人了解他政治家的风范。除此之外，他进行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创作，只是直到他临终才被人们发现。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重农学派代表人物之一杜尔哥，在任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时，被人陷害而失去了职务，只能赋闲在家。他着手研究文学，重拾早年对古典文学的兴趣。当痛风病袭来时，他便写一些拉丁诗自娱自乐。

当代的许多法国政治家视文学为自己的职业。法国君主立宪派领袖基佐同时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著有《欧洲文明史》、《法国文明史》等。梯也尔著有《法国革命史》和《执政府和帝国史》。那时，他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总统。著名的政治家托克维尔，当选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期的制宪会议议员，担任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与此同时，他创作了许多文学作品，如《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等。政治家拉马丁有诗作《沉思集》。拿破仑三世的《恺撒传》，在学院派著作中也赫赫有名。

英国许多伟大的政治家同样喜爱文学。英国首相皮特退位之后，与福克斯一样潜心于古希腊和罗马文学研究，格伦维尔说皮特是最负盛名的希腊文学研究者。坎宁和韦尔兹利离任之后，也热衷于翻译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颂诗和讽刺作品。坎宁的传记作家还记下了一个小故事：一次，当众人在饭桌上聊天时，坎宁却和皮特在小餐厅中讨论古希腊文学家。福克斯同皮特一样酷爱古希腊文学，著有一本不完整的《詹姆斯二世的历史》，但它对后人的研究工作依然极具价值。

应该说，乔治·科勒维尔·路易斯先生是当代政治家中最有才能的人，他既把文学当作一种兴趣爱好，又将它定为终身职业。乔治·路易斯确实太过热衷于书本，不然可以活得时间更长。他整天忙忙碌碌，不是忙公务，就是沉浸在阅读、思索、科研之中。

路易斯先生勤奋刻苦的精神和严谨求实的态度令人敬佩不已，这也注定他将成为一名优秀的实干家。他创办济贫理事会并担任董事长，之后又任英国内政大臣、财政大臣、战地秘书长。每一个职位，他都做出了骄人的成绩，得到了人们的赞赏。更为重要的是，在历史、政治学、人类学和古文研究等众多领域方面他都有独到的见解，他的两部传世之作《古代文明民族的天文学》和《论罗马语言的形成》显示出他精深的学问。他还喜好钻研一些深奥抽象的学问，并从中得到满足和愉悦。帕默斯顿勋爵担心他荒废公务，就劝他“不要走得太远”。

人的政治生命总有终止的一天，而文学大门永远不会关闭。许多政治家都极力从文学创作中寻找安慰。他们的政治观点可能背道而驰，文学爱好却惊人地一致，比如都喜欢荷马和贺拉斯的作品。保守党领袖迪士累利在离任之后写下了不朽之作《洛泰尔一世》。英国自由党领袖格莱斯顿出任首相之时，利用空闲时间创作了《荷马和荷马时代研究》，并编辑出版了《法利利的罗马国家》一书。

此外，英国首相罗素也算得上是真正的小说家和成功的政治家。利顿勋爵则把文学当作真正职业，从政反而是他的一种娱乐消遣方式。

总而言之，对人的身心来说，适量的工作和劳动有益无害。科学合理的工作有助于身体各部分器官之间的协调运动。劳动是人类存在的体现。作为高智能动物的人，是由各个身体器官有机结合而成的，只有各个器官协调运动，才能促进身心健康。当然，我们也要坚决反对过度的劳动，它会打破机体内在的平衡，会使体力和精力透支，有损身心健康。

人们应该做一些自身能够承受的工作，否则就会像沙盘磨轮一样空耗自己的生命，带来不必要的忧虑和损伤。理论上说，工作有益于身心健康，这指的是积极的、使人有浓厚兴趣的工作。参加任何工作都要劳逸结合，合理安排作息时间，使自己的心智和健康处于最佳状态，从而取得更高成就，拥有更多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