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意义在于什么，没有人能够给出准确的答案，每个人的意义不同，正因为此，才需要不断地去追求。或者说，生命的意义也许就在于追求呢？因为不断地追求，终于越来越接近某种核心与本质的特性，也终于，有了被称为意义的体悟。

若是波澜不惊，心中茫然，如同困兽犹斗，唯有心中执念永存，生活方不会如同一潭死水。

这就是张学良和一荻的生活。张学良有执念，乃说的他对国家人民恒久的爱，一荻有执念，乃是她对张学良至死不渝的爱情。正因为此，他们被困多年，无论是平淡如水的山中岁月，还是颠沛流离的特殊时期，他们都不会磨灭生存与生活的意志，不会自暴自弃怨天尤人，正因为此，他们的心越走越宽，他们的人生越走越传奇。

与蒋介石的第二次会面，让张学良知道蒋短时期内不可能释放自己，心中的烦闷也很快自我消解，在基督教和书籍中，渐渐找回心中的安宁。然而，一次教堂做礼拜与宋美龄握手，他的生活，又变得不安宁起来，因为被推到众人面前，失踪已久的少帅，在教堂引起的轰动，一直持续到他的生活中。此后，一直寂静无比的西子湾，因为络绎不绝来拜访的客人，变得热闹起来。当然这所谓络绎不绝是相对于从前而已，他依然被“管束”，虽然没有以前那么严格，但是想随意见来客人，也是不现实的。

然而，老朋友的拜访，宋美龄的不时召见，蒋经国亲自为之祝寿，甚至为他买地建房，还是让一直无所事事的张学良一时之间忙得团团转。这让看守他的刘乙光感到心里非常不平衡，因为他再也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对待身份地位大为提高的张学良了，这让他大为光火。据张学良日记中的记载，刘乙光“大长脾气”，还“桀骜地指责我如同他的仆役”，然而张学良也只有在日记中或者和朋友发发牢骚，并未和刘乙光起正面冲突，一是因为大人不计小人过，二则是因为他和一荻马上要搬进新家，需要打理很多事情。

蒋经国为张学良买地建房，是因为张学良和一荻长期以来没有一个舒适的居住环境。关于房子的选址，也是几经波折，因为张学良不可能住在台北市区，张学良几次选择的地方蒋经国都不同意。最后，是蒋经国选中了一块地。这块地是台湾一位名叫许丙的大富豪私地，背倚阳明山东麓，朝阳而地势高耸，附近许多葱绿的竹林，前方不远还有一条美丽的小河，环境非常寂静幽深。然而，这样一块远离尘嚣的地方，又距北投的复兴岗街区不远，也可谓是闹中取静了。张学良和一荻来看过之后，非常满意。

一幢倚山而筑的二层小楼只用了半年就建成了。1960年的圣诞节，张学良和一荻在好友董显光家与其家人共度圣诞，还见到了许多其他的国民党官员以及友人，他们一起聚餐，然后一起做礼拜。随后，宋美龄也到来，并带来礼物。月末，张学良和一荻在新居所在的山上野餐，清风袭来，草木幽幽，虽心中亦是万般感慨，未来不可知，然而一切都在慢慢好转，新的一年即将到来，他们也会迎来新的希望。

移至新居之后，张学良和一荻一直忙于神学的学习，为了可以早一点受洗，他们加紧研究神学，看的基督教的书籍也从中文版换到了英文版，然而，在这个时候，一荻却病重了。早些年在高雄，一荻就被查出患有肺病，是由于她常年吸烟所致，为了健康着想，又在张学良的坚持下，一荻决定戒烟。然而，戒烟成功了，肺病却未因此痊愈。到1961年时，她的病情越来越重，宋美龄知道后，派来一位名叫戴费玛丽的英国女医生为她治疗。戴费玛丽知道一荻和张学良的故事，对她非常敬佩，一个敢于为爱情放弃一切的人，是一位伟大的女性。

在帮助一荻治疗的同时，戴费玛丽也作为一荻学习基督教的讲师，和一荻谈话时，戴费玛丽非常温柔亲切，然而给一荻讲《圣经》时却严厉异常。一荻在日记中有这样的描述：上帝给我们安排的一切真是非常奇妙，她先是派仆人和使女来带领我们一步一步地接近她，又给我们预备学校去学习，使我们能够领悟她的道。戴费玛莉就是上帝派来的使女。她对我们很严厉，可是没有她的严厉我们就无法学圣经。

戴费玛丽一直待在一荻身边，为她治疗，虽然她发现一荻的病情日益严重，希望可以送一荻去医院治疗，但是一直没有获得批准。直至1962年，一荻的肺病越来越严重，咯血的次数增多，在宋美龄的帮助下，她进入荣民总医院进行了系统的检查。胸外科主治医生卢光舜亲自为一荻拍下的X光片上，发现她右肺叶上有一块小小的阴影，这很有可能是早期肺癌的征兆，虽然不确定。这一天，是1962年5月13日，对于一荻和张学良来说，都是一个黑色的日子。

迁居之后的一年多时间，由于一荻生病，张学良陪伴她左右，二人心情一直不是很好，此刻的检查结果更让他们陷入绝望之中。医院成立了专门的治疗小组研究一荻的病情，采取保守治疗的方法，幸好一荻的病情在治疗之下有所好转。在医院住了几个月后，一荻回到家中，由戴费玛丽继续担任她的私人医生，到1962年冬天，她的病情已经得到控制，身体也好多了。在身体好转以后，赵一荻又恢复了中断多时的基督教神学的功课。她和戴费玛莉一起学习美南浸信会神学院寄来的神学函授课程，有时，她在张学良和戴费玛莉的陪同下，乘车前往士林的凯歌教堂。

在士林凯歌教堂，牧师会为她和张学良讲授神学。赵一荻的英文虽有功底，可是由于多年生病及到处迁徙，她已经不能直接阅读从美南浸信会神学院寄来的英文函授教材，于是戴费玛丽为她录制了可随时播放的录音，让她在病榻上也可以反复听。她和张学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完成神学函授生学业的，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们对神学的虔诚。

随着一荻的病情好转，家中也开始有了喜事。

最初是董显光夫妇从美国回到台北，他们到北投复兴岗探望张学良和赵一荻时，带来了他们的儿子张闾琳在美国结婚的照片。赵一荻在病床上看到照片热泪婆娑，她看见在洛杉矶明丽的阳光下，一对西装笔挺的青年男女亲昵相依在一棵硕大的棕榈树下，那是她的爱子和陈淑贞结婚时的合影。一荻高兴得落泪了。那是她当年由香港送到美国的闾琳，如今已经长成人了。他和一位同样有着非凡经历的广东军阀后裔结成了百年之好。早在半年前，赵一荻就从闾琳的来信中，得知了他正和陈淑贞女士共度爱河。陈淑贞作为陈济棠的侄女，和张学良的儿子结成伉俪也属门当户对。她为这桩婚事高兴得落泪。

而更让一荻欣喜的事情是，这一年的圣诞节，她的孩子，她三十多年前，冒着生命危险生下来的孩子，她二十多年前狠心送去美国的孩子，张闾琳，他回来了。

远在美国的闾琳，本来希望自己的母亲能够去美国为他主婚，同时，在美国接受肺病治疗，但是这个希望根本不切实际，蒋介石根本不会同意让一荻去美国。闾琳的婚礼最后是由张学良在美国的友人主持的，不是伊雅格，因为伊雅格在闾琳大婚前夕不幸逝世。

看到美丽的结婚照，得知闾琳的婚礼圆满完成，一荻非常开心，同时又感到悲凉，她不是一个好母亲，从来就不是一个好母亲，她最爱的儿子，她却缺席了他生命中每一个重要的场合，每一个需要她的阶段。

如今，连见他一面都是奢望。看到一荻伤心难过，张学良的友人董显光夫人感到于心不忍，同是女子，董夫人与一荻十分投缘，她想为一荻做一些事，于是去请求宋美龄，希望她可以允许闾琳回台湾探亲。多年以来，宋美龄对张学良和一荻的帮助非常大，她自然是同情一荻的，然而这件事她做不了主。

于是董氏夫妇去拜访蒋介石，在他们的劝说之下，蒋介石虽然不愿意，但是最终答应了闾琳回来探亲。

在一荻的心中，1962年的圣诞节，也许是她过得最快乐的一个圣诞节。这一天，北投复兴岗的张宅灯火灿烂，院子里弥漫着幸福喜悦的气息，这一天，一位32岁的年轻人携新婚妻子带着笑容来到一荻和张学良面前，他就是器宇不凡的闾琳和温柔可人的陈淑贞。

一荻当时的感觉是什么，是震惊，是喜悦，是不知所措。离开她22年的闾琳，此刻，站在五彩缤纷的灯笼下，绚丽的灯光在他英俊的脸上斑驳，显得非常不和谐，因为他的气质，似乎停留在遥远的美国彼岸。他微笑着，眉眼极似张学良年轻的时候，那样俊美，那样深邃。站在他身旁陪伴的陈淑贞，美丽大方，温柔如水，这让一荻非常满意，她自己不能照顾闾琳，从今以后，有一个温柔且十分爱闾琳的人伴他左右，她也感到十分安慰。

闾琳一直生长在美国，已经不会说中国话了，他用一口纯正的英文与一荻、张学良交流着。对于一荻和张学良来说，语言自然有一些障碍，他们感到淡淡的失落，然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虽然张学良一直希望他的孩子们能够为国家做贡献，奈何国家不容他们。

在这一年的冬季，另一件让一荻高兴的事，大概就是一直看守他们的刘乙光被调回保密局了。一荻不喜欢刘乙光，或许说得更准确一点，她讨厌刘乙光，对刘乙光的评价，一荻不多言，她只说了一句话，那就是：刘乙光，我恨他。一荻是个大度温柔的女子，如此评价一个人，绝对是她真的非常讨厌了。刘乙光和张学良的关系素来不好，他自私刻薄，行事没有分寸，张学良的日记中，多是对他的抱怨，没有一句感谢的话。然而，他也是这场政治阴谋中的牺牲品，他的妻子，由于长期生活在幽闭的环境中，精神失常，他的八个孩子，也都生活在这种环境中，没有一个正常快乐的童年，而他一生的时光，同样完全消耗在寂静的深山之中。

刘乙光向张学良辞行的时候，蒋经国亲自带着一套上好的红木家具来到北投复兴岗，一方面是给张学良送礼物。另一方面是接刘乙光回保密局。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蒋经国奉蒋介石的命令，直接代替他来管束张学良。因为刘乙光要离开，张学良特地为他举办了一场小型的送别宴，这让一荻非常不理解，但是既然张学良坚持她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出席这次宴会的，有蒋经国和一些国民党官员，还有张学良在台湾的一些亲友。这是来到台湾后，张学良赵一荻第一次见到他们的亲友，他们为此感到非常开心。

张学良和一荻的大度感动了刘乙光，他为自己曾经对他们的刻薄和自私感到后悔，送别宴上，他哭得很凄然，似乎明白自己的行为不仅给自己的家人带来不幸，还是对两个值得尊敬的人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

回到保密局后，刘乙光并没有升职，直至几年之后他退休，都一直被身边的人孤立和鄙夷。退休后他们一家人隐居在台北中华南路上一栋平房里。他的妻子仍然精神失常，不久即郁郁死去了。刘乙光就在那栋平房里打发着他凄凉的晚年时光。由于他从前的特殊职业，退休后，极少有朋友来拜访，他在这栋房子里，一直生活得非常寂寞。偶尔，会想起张学良和赵一荻，他们两个人是他一辈子最难忘也最亏欠的人。

后来刘乙光病逝，张学良和赵一荻还特地来吊唁他，相遇是一种缘分，无论这种缘分是好是坏。因为张学良和一荻始终是心怀善意的人，所以，才可以对深深伤害过他们的人，如此大度吧。

刘乙光的离开，蒋经国的放松管束，一荻的病情好转，他们的生活似乎又慢慢有了一丝希望。

到1963年的时候，一荻的身体情况恢复得非常乐观，她已经有兴致出门赏花。3月份的时候，正是草长莺飞、百花争艳的季节，在这时候，宋美龄突然邀请她和张学良去凯歌教堂，这让一荻惊讶不已。

宋美龄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蒋介石也是，他们会经常去凯歌教堂做礼拜。因为蒋介石在场，所以除了之前那一次在教堂握手，张学良再未去过教堂。所以对于这次宋美龄的突然邀约，一荻和张学良都不知其用意。其实，宋美龄要他们去教堂，是想和他们讨论关于受洗的问题，因为之前张学良和一荻就提出了他们希望受洗，而且经过这几年的刻苦研究，他们对《圣经》、对神学的理解已经非常深刻了。

然而，受洗却没有他们希望的那么顺利。宋美龄对他们是否真的信仰基督教很怀疑，在凯歌教堂，宋美龄一改往日亲切的容颜，非常严肃地质问他们对基督教的态度之类的问题，张学良和一荻从容作答，因为他们对基督教确是虔诚的信仰者。

然而，也许宋美龄的意图不在于此，因为她提出，基督教实行一夫一妻制，而张学良有妻子于凤至，现在又与一荻同居几十年，这是违背规定的。

听到这里，张学良和一荻觉得非常震惊和失落，夫人的意思是，他们不能受洗吗？

宋美龄接着提议，既然他们如此虔诚地希望受洗也不是不可以，只需要张学良和于凤至离婚，再和一荻结婚就好了。

姑且不提张学良和一荻的反应，于凤至这么多年在美国打拼，照顾张家的子嗣，苦等张学良这么多年，从未提出离婚再嫁之事，反而一直在美国奔走，为张学良的自由呼喊。而一荻，虽然陪伴自己这么久，无名无分，但是他们此时都已经到了这个年纪，做出这种决定，实在是无礼和荒唐。

一荻反对宋的提议，然而张学良先是沉默，然后同意了宋美龄的提议。

凯歌教堂里响起空灵的圣歌，一场婚礼也许即将在这里举行吧。

是福？是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