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老师，听说你找我。——咦，你在想什么呢？”

钟佩文从沉思中清醒过来，见是康淑芬，赶忙请她坐在床沿，问：“老李最近怎么样？”

康淑芬叹了口气，说：“又能怎么样？他工作上没问题，领导满意，学生也满意，跟同事们相处也不错。他就是心里烦，特别恨汪兴无，学生整老师，毫不留情。别的专案人员都认为老李没问题了，可以解放了，可他那个学生就是不肯松口，跟尹辅导员一起硬是抓着他不放，还批评那些专案人员思想右倾，气得有人都哭了，只是敢怒不敢言。他一说起这事就生气。他说，对学生不要太认真，不然的话，到时候想哭都不知道眼泪该怎么流。想想真没意思。我不明白，人心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了？”

钟佩文听到这些话，心里很不舒服，他当年不是也整过老师吗？手段并不亚于老李的那个学生！不过他这会儿没多想这个，想的多的是对汪兴无的憎恨。他现在听不得汪兴无的名字，一听就来气：“我跟老李心灵相通，都恨汪兴无。这小子不是东西。积极分子多了，像他那样无情的有几个？可领导就喜欢他那号人。我真搞不明白。其实像他们那样的人很少，可奇怪的是，为什么多数人就管不了少数人，反而怕他们，还跟着他们干呢？”

康淑芬说：“我也说不清楚。不过老李说过，这是一种气氛造成的。他说，看起来是少数人在搞，但多数人由于种种原因不敢反对还跟着干，这么做是为了求得自保。你看，每回运动一来，就人人自危、人人自保，巴不得有人成了靶子，他好顺利过关。这么一来，当然少数人就狠了。”

钟佩文点头称是。他想进一步问，为什么会这样的呢？他知道这个问题自己回答不了，康淑芬也回答不了。算了，既然都回答不了，就别管它了，还是谈谈批孔的事吧。于是他把在蓝天中学听到的消息详细地讲给康淑芬听，言谈中洋溢着激动。

康淑芬说：“那些历史我搞不清楚，看来又得学习。你不是对历史感兴趣吗，这回可以大显身手啦！”钟佩文满足地笑了，但也谦虚地说：“大显身手倒也谈不上，我对孔老二和秦始皇所知甚少，以后要多看报。孔老二已经给定了性，说他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是顽固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一句话，是反动派。可是报刊上对秦始皇怎么定性，我还不知道。”说到这儿，他悄悄地说：“秦始皇反对奴隶主阶级，那他就一定是地主阶级。可是我能这样说吗？”

康淑芬看了看窗外，小声说：“别乱说，小心犯错误。在乡下，地主的名声臭得很。你要是说秦始皇代表地主阶级，别人接受不了。你小心点儿。”说完，她起身告辞。

钟佩文觉得康淑芬的提醒很重要，凡事还是小心为妙！

晚上，开全体教师大会。汪寿生先讲了下一阶段的工作，接着讲到批孔的问题：“老师们要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件事，转好两个弯子：一个是对孔老二，再不能叫他孔圣人了。他是什么圣人？他维护奴隶制，反对地主——哦，反对革命阶级和革命群众，坏透了。再一个是对秦始皇，不要再骂他是暴君了，这不科学。以前骂他焚书坑儒，现在不能这么说了。听孟老师和菊生说，焚书坑儒是防止奴隶主复辟的革命措施，是事业。我们要用好阶级分析法。比如说，秦始皇是暴君，对奴隶主，他的确是暴君，暴得好！我们要在批孔中学到很多东西。班主任和政治老师、语文老师要把批孔的事传达到学生，把学生发动起来。还有一件事：明天下午寄宿的学生才来，上午把厕所边上的一块地挖出来种点菜，又节约生活开支，又改善伙食。”

第二天上午全体老师去挖地。先把碎石瓦片集中起来堆成一堆，再根据地势挖出一块块畦，然后在畦上挖出许多小凼子，接着往里面点籽。

钟佩文干得很起劲，也在行。汪寿生夸他干得不错，一些老师也跟着夸他。他很高兴，抹着汗水说：“这是在陈湾的时候学的。刚插队那会儿，看见那里的人摘菜不是整个儿拔，而是一片片地剥周边的叶子，摘苋菜也是掐上半截，掐完还撒点草木灰，或滴点粪，觉得很稀奇。在城里买菜都是整个儿的，没见过只买菜叶子的。后来一问才知道，摘一部分，留一部分上点肥，可以不断吃下去，直到菜老了才连根拔起。这在城里上学的时候哪里知道啊！”

有老师问他会不会种菜。他说会一点，但不精。这时候，吴学儒笑着说：“你早就在用实际行动批判孔老二啦。樊迟请学稼，孔老二说他不如老农；樊迟请学圃，孔老二说他不如老圃。樊迟出去了，孔老二骂‘小人哉’。”钟佩文接过话茬说：“是的啊。孔老二轻视劳动——不，是污蔑劳动，污蔑劳动人民！跟他学，尽学些脱离实际、脱离劳动的死知识，有什么用？应该批判！所以，学种菜、学种庄稼也是批孔啊！”康淑芬说：“而且是更重要的批孔。”

汪寿生抹了一把汗水，说：“你们倒是跟得紧呐！哈哈！”大家也都跟着笑了起来。有人掏出香烟来抽。陈家才、孟祥宇相视一笑。

邓菊生问汪寿生秦始皇是什么成分。人群中传出讪笑声。邓菊生登时脸也涨红了。

钟佩文没笑。他认为这个问题看起来可笑，其实并不可笑，这里涉及到一个严肃的话题。每个人都属于一个特定的阶级，秦始皇也不会例外。他属于那个阶级呢？说他属于地主阶级，那名声可不好听，地主已经臭不可闻了。那该怎么说呢？报上批*的罪状之一就是攻击秦始皇，明摆着是肯定他，赞美他。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说他是地主，那就有了跟报上唱反调之嫌。那可是自找麻烦。但是，钟佩文考虑到，在战国时代，秦始皇只能属于地主阶级，难道还属于资产阶级不成？他思来想去，觉得秦始皇只能是、也应该是所以地主阶级，而且是地主阶级的总头子。他心里多少有点儿数了。

汪寿生想了好一会儿，说：“菊生，我对历史不太熟，对秦始皇不怎么了解，他是什么成分我不知道。对了，你去问你的老师吴老师呀。”

吴学儒正在点籽，听到说要菊生来问他，赶忙说：“书记呀，连你也不知道的问题，我就更不知道了。汪寿生说：“老吴，你读过不少老书，懂得多嘛。你就说给我们大家听听嘛。”话语中明显不太高兴。

吴学儒摆摆手，说：“老书，那都是儒家的书！读的越多中毒越深。菊生呐，你去问问张有成老师吧，他是华师中文系毕业的。”张有成边挖凼子边说：“你是老前辈了，我后生小子哪敢造次呀！”

汪寿生又不高兴了，说：“看你们读书读得多，才叫菊生问你们的。你们何必推来推去呢？这是在闲谈嘛，有什么关系！”

吴学儒低着头，自言自语道：“没关系！到有关系的时候就晚喽！”

钟佩文跟吴学儒配合，挖着凼子，听他们议论，早就憋不住了，就装着随便说了一句：“我看呐，秦始皇是地主成分。”

陈家才问：“你的根据是什么？”汪寿生、孟祥宇和一些老师停下手里的活，盯着钟佩文。

钟佩文没注意到人们的表情，低着头说：“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复辟，而秦始皇是反对奴隶主复辟，自然是地主阶级喽。他还能是别的什么阶级吗？”

汪寿生没表态，边挖凼子边抽烟。一些人在小声议论。邓菊生一会儿看看汪寿生，一会儿看看钟佩文。钟佩文注意到这一点，看着她笑笑。

孟祥宇随意地说：“照你的逻辑，反对奴隶主复辟的不是广大劳动人民，而是地主阶级喽，地主有那么先进？”

钟佩文直起腰来说：“我可没说劳动人民不反对奴隶主阶级，大家都听见了。”

孟祥宇义正词严地说：“秦始皇反对奴隶主阶级，代表的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怎么可能是代表地主呢？地主是什么东西！”

有人表示赞同，有人不说话。

钟佩文不假思索地说：“在反对奴隶主阶级的斗争中，地主阶级是革命的阶级。”话一出口，他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但既然已经说出来了，也就顾不得许多了，豁出去算啦。

孟祥宇笑了起来：“呕，原来地主还是革命的啊。第一次听说，第一次听说！让人耳目一新，顿开茅塞！到底说出心里话了吧。”说完，看着汪寿生。汪寿生仍然没表态只是干活、抽烟。

钟佩文见绝大多数人都无所表示，又见张有成、洪卫民投送过来的埋怨的眼光，急得心跳加快。也许是出于溺水之人急于抓救命稻草的心理吧，他稍许思考了一下，说：“记得在《**宣言》里有这样一句话，‘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可是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说过‘地主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啊。”陈家才笑着顶了他一句。

“还有，”孟祥宇说，“《**宣言》里究竟有没有你说的那一句还不知道哩。又在编！你是改不了啦！”

大多数老师大笑不止。

钟佩文急得脸发红，坚定地说：“《**宣言》里确实有那句话！”

孟祥宇说：“不是编的，就拿资料来。”

这时，洪卫民高声说道：“我证明，《**宣言》里确实有那句话。在场的几个大学生肯定知道有那句话。老张、老彭也可以证明。陈家才同志也可以证明。”张有成、彭保国都表示了肯定的态度。陈家才埋头干活，不说话。

汪寿生说：“老钟，你去把资料拿来。现在休息一会儿。”说完，沉着脸走了。康淑芬催促钟佩文说：“你还不赶快去拿！”

钟佩文见洪卫民挺身而出为他作证、张有成和彭保国也替他说话，本不想去拿，但经不住康淑芬一再催促，又觉得还是拿出来为好，在大多数老师面前显一显自己的水平，于是他三步并作两步赶回寝室。

书放在哪里，他记不得了，只好一本一本翻，急得满头大汗。终于翻到了，他看着封面上马克思恩格斯的头像，就像看到了救星一般。他又翻，要翻出那句话，可一时半会儿没翻到，又急得一头汗。最后，他总算翻到了，白纸黑字，历历在目。他觉得那些字好亲切好亲切，仿佛在跳，一上一下，像涟漪微动，舞姿极其优美。他很快就清醒过来，忙捧着那本救苦救难的书往外冲去，嘴里还在喊：“找到了，找到了！”

十几位老师围了上来，争着看那句话，看完后说：“实在啊，有这句话！”

孟祥宇也过来看了，看完后说：“有这句话也救不了你。还是那句话，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说过‘地主阶级在历史上是革命的’话。你说怎么办？”

钟佩文心里直骂“真笨，这个乡巴佬！”可又回答不了孟祥宇的问题，只得干噎着，噎得喘不过气来，害得他中午吃饭也是没滋没味。弄了辣酱来刺激胃口，结果连舌头也辣木了，还是吃不下几口饭。

洪卫民和张有成端着饭盆进来了。洪卫民一坐在床沿上就说：“老弟啊，你胆子也太大了点儿，竟敢给秦始皇定阶级成分呐，哈哈！”张有成也跟着打哈哈。

钟佩文哭笑不得，只是痛骂孟祥宇是个笨蛋，水平太低。

洪卫民说：“漫骂不是战斗，还是说正经的。老弟，老张来帮你解围啦。”

“真的啊？”钟佩文高兴起来了，“请老张指教！”

张有成说：“先给点儿辣酱。好，这点儿够了。——我回寝室查了杨荣国的文章，他谈到劳动人民反抗奴隶主，也提到地主阶级，用的形容词是‘新兴地主阶级’。你想啊，新兴力量不是革命力量又会是什么呢？所以，说当时的地主阶级是革命的阶级不会是错的。”

钟佩文兴奋地说：“老兄，大恩难报！待会儿我到你那儿去拿报纸，好好看一看。”

下午，老师们备课。钟佩文拿着报纸去找孟祥宇，把报纸往他桌子上一放。孟祥宇正埋头写教案，冷不防被吓了一跳。钟佩文得意地说：“孟祥宇同志，请你看看这篇文章，是杨荣国写的，里面称地主阶级是新兴地主阶级，新兴力量难道不是革命的吗？”

孟祥宇回过神来，笑了笑，认真地看报纸。看着看着，他哈哈大笑，把报纸递还给钟佩文，说：“通篇没说一句说‘地主阶级是革命的阶级’呀！‘新兴的’和‘革命的’毕竟是有区别的，不然的话，杨荣国为什么不用‘革命的’这三个字呢？”

钟佩文好生恼火。他早就看不惯孟祥宇死抠字句的毛病了。暑假在漕河一中集训的时候，这家伙就问张有成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有什么区别。张有成说没有区别，是一回事。孟祥宇说，既然没有区别，那为什么一个叫历史唯物主义而另一个叫唯物史观呢？张有成讪笑着表示，从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后来，张有成说，跟这样的人讨论问题简直是折磨神经，寻章摘句的人见的多了，还没见过这种活宝，这次算是见了回世面，以后绝不跟他谈问题。钟佩文当时也觉得孟祥宇这种人可笑，可现在鬼使神差，他也面临张有成遇到过的场面。他无言以对，气呼呼地出了孟祥宇寝室的房门；后面传来孟祥宇的声音：“以后学习，要多钻研点，把一字一句弄明白了，免得今后又犯错误。”话语里带有嘲笑的意味。钟佩文气得直咬牙。他自认晦气，只怪自己头脑发昏，撞到了鬼了。

回到寝室，他坐椅子上，为了让自己能安下心来，心里大骂特骂孟祥宇是个笨蛋，是不可理喻的蠢货，跟这种货色谈问题，是浪费时间、浪费天才。骂了好一会，居然大大解了气，他好高兴呐！他拿出课本和备课本开始工作了。

元旦过后，师生们都在准备期末考试。

一天中午，钟佩文在写信：一封给姑妈，说自己准备到武汉过春节；一封给姐姐，说自己去武汉过春节，初二再回鄂城。正写着，他听见有人喊“报告”，抬头一看，原来是郭仲生和吴向阳，吴向阳手里拿着报纸。

钟佩文问他们有什么事。吴向阳把报纸摊在桌上，请钟佩文看。钟佩文看是去年十二月二十八号的《人民日报》，上面全文转载了《北京日报》登载的《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和“编者按”，又加了该报的“编者按”。他元旦前看过，跟张有成、洪卫民议论过，还跟康淑芬也议论过。他主要关心两个“编者按”。《北京日报》“编者按”说：“这个十二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没有肃清，旧的传统观念还是很顽强的。”又说：“要警惕修正主义的回潮。”《人民日报》“编者按”说：“要敢于想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火”，“要注意抓现实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看到这些火辣辣的语句，他万分震惊，心想：会不会又要搞运动了呢？这个运动有多大的规模、要达到什么具体的目标，他一直搞不透。现在，他开始觉得批孔加反潮流就是未来运动的内容了。他最担心的一点是，在教育领域搞运动、反潮流，对他这个当老师的可不利。现在已经不是六六年了，那时他是学生，造别人的反，而如今自己是老师了，学生会不回对他造反呢？但转念一想，造反只会造领导的反，不会也不应该造老师的反呐？但又一想，万一这儿的领导像汉北中学的领导为转移学生的视线而抛出陈骁一样把某一个老师抛出来呢？如果真是这样，首选的很可能有他一个。他是外地人，无权无势、无亲无戚，整他，将没人愿意、也没人敢为他说话的。那时他将成为砧板之鱼任人刀俎！但又一想，自九大以后，上面不怎么鼓励造反了，下面还起劲地骂造反派，照这样子，即使有运动也不一定闹得起来……想来想去，不知如何是好。他想，车到山前必有路，到了时候再应付。但是，不知怎的，一种惴惴不安的感觉仍时时在影响他。今天，这两个学生拿着报纸来找他，是出于什么目的呢？吴向阳曾给他惹过麻烦，他必须事先想到这一点。

吴向阳问：“老师，你看完了没有？”钟佩文说：“看完了。你们看过了吧？说说看，你们有什么感想。”

郭仲生说：“你能不能跟我们讲讲什么是反潮流？”钟佩文问他是不是还有同学有这个问题。郭仲生说“是的。”

钟佩文笑着说：“反潮流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我先想一想，再在班上讲，让同学们都知道。”他两个说“好。”

这一下午，钟佩文没课，就想反潮流的问题。要讲反潮流，例子多得很，列宁的、斯大林的、毛主席的，还有他和他的同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慢慢讲，可以讲几堂课。这是他又一次在学生面前显示自己水平的机会，当然不该错过。但他又有点担心，怕学生会跟着学，反起他的“潮流”来。他不能不估计到这种情况。最近以来，他常常利用班会给学生讲秦始皇，学生们可爱听了，说比上课过瘾多了。当然过瘾多了，又听故事，又不做作业。再说了，讲秦始皇不涉及现实问题，不用担风险。所以，他乐此不疲。可是这次就不同啦，这次要讲到黄帅，黄帅是个学生，万一他的学生学习黄帅，那可怎么办呢？想到此，他心中那种惴惴不安的情绪就越来越大了。他心里憋不过，就去找张有成、洪卫民。他们也有同感，却又无可奈何，都说走着瞧吧，想多了也没用。

晚上，汪寿生召开全体教师大会。他先讲了期末考试的问题，要求老师们抓紧复习，争取考出好成绩；然后，讲了几句学习黄帅日记和两报“编者按”的事。

钟佩文这才明白，学习黄帅日记和两报“编者按”是上面安排的，大有来头，不可等闲视之，否则会犯错误。

散会时，汪寿生要班主任留下开会。班主任都知道是什么事，彼此看看，一言不发。汪寿生也没说多少话，只是把刚才的话重复说了一遍，并要求在周六上午班会可上学习。他见班主任表情十分凝重，就不再说了，宣布散会。

钟佩文这一晚没睡好。他希望反潮流来改变他自身的现状，但又怕反潮流里暗藏玄机。*初起时，老百姓中不少人对造反有许多玫瑰色的想法，以为会把社会面貌改变到某种程度哩，结果却完全不是那回事。你个人怎么想也是白搭，想得越多就越苦恼；弄得不好，还会招惹是非、引火烧身。这个经验太深刻了，他必须牢牢记住。他要静观事情的变化，不一相情愿地希望如何如何。睡梦中，他不是置身于冲天大火，就是走在齐胸深的冰水之中——整夜难得安宁。第二天，他想了一上午，终于想好了：少讲黄帅与班主任之间的关系，却大讲特讲列宁、斯大林、毛主席反潮流的事迹。他认为这样讲故事性强，学生爱听，又不会联想到班上的事情上来。

周六上午班会，他用几分钟时间总结了班上一周来的学习情况和纪律情况，接着有选择性地读了几段黄帅的日记摘抄，说：“仲生、向阳很好学，找我问什么是反潮流。这很好。黄帅的精神实质在于不妥协地同错误的思想作斗争，——注意，是同错误的思想作斗争！”他有意对“错误的思想”这几个字加大了声音，想暗示学生不要盯着老师。他仍嫌暗示还不够，又说：“同学们，反潮流不是跟哪个人过不去，不是只盯着哪个人，而是针对一股思潮、一种倾向。报上说了，现实的问题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这路线回潮是一个普通的人能搞得起来的吗？”

学生们听了都在点头。钟佩文见状，心中暗自高兴。他说：“革命导师们都是反潮流的。现在我给大家讲讲他们的事迹。”

教室里气氛顿时活跃起来。钟佩文讲起来就更带劲了：“一九一七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结束，德国正同英国、法国和沙皇俄国打仗。俄国人民不向打这场帝国主义战争。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代表人民的利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苏维埃俄国退出战争。可是德国侵略者不顾苏维埃政权一再发出的和平呼吁，仍然向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发动进攻。当时，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急需一段‘暂息时机’搞点建设。这‘暂息时机’就是和平。即使和平的时间非常短暂，也是好的。列宁跟许多人谈话，特别是跟来自前线的士兵谈话，认为前线的情况不好，现在就跟德国侵略者作战十分不利，决定先跟敌人谈判，答应他们的苛刻条件，从而争取到一点时间搞军队建设，等以后时机成熟，再打败敌人。他的一些战友很不理解，另外还有少数暗藏的阶级敌人——像托洛茨基、布哈林等等——想乘机搞破坏，他们就都起来反对。不但中央有反对的，连基层也有。有一次，列宁在莫斯科州党的代表大会上说明了应立即跟德国人签定和约的意见。在场的代表们以敌视的眼光看着列宁。怎么办？是向大多数反对签约的同志让步，还是坚持原则、尽快与敌人签约。列宁采取了后一种态度。他说，为了不让后代批评我们‘以鼓吹革命战争的革命空谈葬送了革命’这个沉痛的真理，必须立即签定和约。他派那个叫托洛茨基的领导人去跟德国人批判。那个托洛茨基不听从列宁的指示，拒绝签定和约，这就给德国人发动进攻制造了借口。后来，敌人的进攻被打退了，但是牺牲了很多革命同志，——他们本来是可以不死的呀；同时，敌人和谈的条件更苛刻了。列宁为了取得‘暂息时机’，仍然跟他们签定了和约，叫布列斯特和约。德国人欣喜若狂，而列宁非常冷静，坚信德国人必败。果然，半年以后，德国人败了，苏维埃政权马上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并且派军队收复被德国人占领的地方。你们看，列宁多英明啊！”

同学们热烈鼓掌。

“下面，我再讲斯大林反潮流的事迹。他一直追随列宁，和列宁战斗在一起。在辩论是否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时候，他是坚决支持列宁的。列宁去世以后，他接过列宁的旗帜，带领全党全国人民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当时一些人担心一个问题：苏联能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那个托洛茨基，还有他的同伙，到处说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把好多人说得没有信心了。就在这个重要关头，斯大林站出来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这样，全党全国人民就有了信心，增添了巨大的力量。托洛茨基和他的同伙不甘心失败，纠集了一帮地富反坏右，在十月革命节那天到莫斯科红场搞破坏。那天，莫斯科红场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纪念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胜利十周年。当游行队伍通过检阅台的时候，一些坏人在队伍里高喊反斯大林的口号，还散发反动传单。革命群众十分愤怒，把这伙人统统赶走了。斯大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伟大胜利，那些反动分子尝到了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滋味。”

同学们又一次热烈鼓掌。

尹本生站起来问：“毛主席反潮流的事迹你讲不讲？”郭仲生、吴向阳不约而同地说：“废话！老师肯定要讲。”钟佩文笑着说：“仲生、向阳说得对，肯定要讲，就是不想讲给你听？”尹本生问为什么。郭仲生说：“因为你事太多了，尽打岔。”尹本生笑着说：“郎儿，我不是打岔，是心里急不过。”钟佩文说：“你的心情我理解，可你也太急啦。我总得一个一个讲啊！好吧，下面就讲伟大领袖毛主席反潮流的事迹。要说起毛主席反潮流的事迹，那就太多了。我只讲一个。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走的是由城市到农村的道路，就是说啊，先在城市发动起义，取得胜利后再往农村发展。这是一条胜利的道路。因此，中国的**人也想走这条道路。可是毛主席认为，中国的情况跟俄国的不同，中国的反动派严密地控制着中心城市，**领导的革命力量太小，不可能马上夺取城市，要发展革命力量就必须到农村去，等力量壮大以后再夺取城市。这就是由农村到城市的道路。这是一条崭新的道路，是列宁斯大林没有指出过的道路，需要靠中国**人自己去开辟。毛主席带领队伍上井冈山的时候只有几千人，在他的领导下，队伍迅速壮大，发展到了三十万人了。可是，有一批从苏联回来的人，像王明、博古、二十八个半，照抄照搬苏联的经验，把事情办坏了。毛主席反‘围剿’，用的是十六字诀，大家记下来背。”

学生们拿出笔记本，钟佩文在黑板上写下十六个字：“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等学生抄完，钟佩文要学生齐读。学生们读了几遍，然后开始背诵。钟佩文跟学生们解释：“敌进我退，就是敌人进攻我们，我们先退，不跟敌人硬拼；敌驻我扰，就是等敌人住下来睡觉，我们小股部队就闹，打几枪就走，闹得敌人睡不好觉，一天到晚头昏脑涨没精神；敌疲我打，就是等敌人疲惫得要命，我们就打击敌人；敌退我追，就是敌人撤退，我们就追击敌人，把他们消灭。毛主席就用这十六字诀胜利地反了国民党反动派四次‘围剿’。”学生们热烈鼓掌。

钟佩文说：“要是一直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办事，革命早就胜利了，不会出现反复的。可是，王明、博古不听毛主席的，只知道照搬苏联的一套，跟敌人硬打硬拼，结果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那些家伙一不会种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只会*本。毛主席反对他们，他们竟敢打击、迫害毛主席。毛主席当然不怕，始终跟他们进行斗争。后来，广大指战员在实践中深刻体会到，没有毛主席的领导，中国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所以唱起《红军战士想念*》的歌。”

这时，吴向阳和几个同学低声唱起这首歌来，紧接着，其他同学也唱起来。钟佩文也跟着唱了一会儿，等学生唱完了一段，说：“正确的思想是不可战胜的。一九三五年一月，伟大的遵义会议召开了。在这个会议上，批判了王明、博古的错误路线，肯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全军的绝对领导地位，从此以后，中国革命就从胜利走向胜利，直到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直到现在进行无产阶级*。”学生们又一次热烈鼓掌。

晚上，汪寿生来找他，问他是如何跟学生们讲黄帅和两报“编者按”的。钟佩文向他汇报了。汪寿生很满意，认为他这样讲不会误导学生，同时还进行了革命传统教育。坐了一会儿，他低声说：“我现在就担心学生看了黄帅日记跟着学，像运动初期……啊，造反。当然，我不是在说你，你是百万雄师的。造反派骂你们是老保，我内心同情你们，他们也骂我是老保。我们两个都是老保。呵呵！”钟佩文不明白他的意思，不过觉得他的话并无恶意，也就跟着笑了。

汪寿生走后，他想，原来当官的就怕老百姓起来造反，看来他们比我们教师还要怕学生。想到这儿，他顿时感到莫名的宽慰。是啊，运动来了，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不过，陈骁挨斗的阴影仍然挥之不去，这正是钟佩文最担忧的。他就是怀着这种心情挨过了期末考试，又来到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