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政治局继续开会，就着昨天得话题大家继续发言，在大家都说的差不多的时候，我开始了发言，“我个人认为会议的两个主题的含义其实应该归结为一个命题，那就是我们自己的国家要怎么去富强，也许我的发言初看上去可能有些离题，但是请耐心得听我把我的观点讲完。

我们的国家从明朝开始，在历史上曾屡屡强盛的大中国陷入了持续长衰的泥潭。沙皇张开贪婪的黑爪就攫夺走我国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富饶国土和相拥的海洋；英国的舰队用火药和鸦片轰开了大清国银库的大门，搬走中国人长期积累的血汗白银，而回馈给我们的是东亚病夫的骂名；八国联军更是穷凶极恶，群兽齐上，目中无人地横扫了大清国的首都紫禁城，疯狂地焚烧了中华民族的瑰宝圆明园，到了民国时期，东洋武士的军刀又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劈开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残忍的侵略之河，用千百万中国人的鲜血托浮起他们梦想的战船。中国人民在近代历史上受到的屈辱实在是太多了，多到罄竹难书！

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在伟人毛泽东的领导下，我们中华民族站立起来了，挺起了自己的脊梁，尽管我们犯过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但是毕竟我们是走出了一条只有中国人才能创造的道路，如果说是人民创造了历史，那么也可以是说英雄改变了历史。谁也不能否认，是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并建立了新中国，是新中国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趴在地，为圆明园复了一次仇，是新中国打得印度军队魂飞魄散一败涂地，是新中国打跑了窜入珍宝岛的强大的苏联军队，为江东六十四屯的先民出了口恶气，是新中国造出了原子弹、氢弹，卫星，是新中国建设了现在这个无比强大的前无古人的强大国家，毛泽东的革命斗争精神扶起了一个软弱的民族，并使之成为一个敢于斗争、敢于牺牲、敢于胜利的优秀民族，毛泽东缔造了一个让敌畏惧的全新共和国。

一个民族必须拥有无畏的革命斗争精神，要有压倒一些的气概去战胜敌人，去战胜困难，没有这种斗争精神的民族就不会前进，就永远都要受到欺负。然而这种精神也要遵守科学的规律，也要遵循使用的对象和范畴的原则，片面的凡是强调这样的精神则会使我们的党分裂和瓦解，在建党初期，陈独秀搞过这样的斗争，王明更是变本加厉，毛主席在晚年也这么搞过，弄的当时党中有党，派中有派，林彪和江青两个反党集团的覆灭就是例证。把激烈的革命斗争形式搬到党内、国内，文革的发生就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次惨痛教训，同根相煎，兄弟相残，国家经济的发展秩序受到严重的破坏。文革以后，党内的生活开始了民主化透明化，但是派系还是存在，尽管已经没有了激烈的党内斗争，没有了家长式的一言堂，可是相互制肘相互牵制成为了国家干部腐败的根源，我们有些党的高级干部，热衷于去看二十四史，热衷于去读资治通鉴，目的不是怎么去学制国安邦的妙计良策，而是为了用于在政治舞台上勾心斗角争权夺利，表面上一团和气，骨子里相互不买账，把自己完全等同于封建社会的士大夫。

小平同志退休的时候殷殷告诫我们，‘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于是我们党在第三代领导集体执政时期大力的狠抓了反腐败的工作，可是越抓越多，越抓面越大，看看我们所知道的吧，王磊（前商业部长）、倪献策、刘长青(前江西省副省长)、梁湘(前海南省省长)、成克杰(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纪周(前公安部副部长)、李嘉廷(前云南省省长)、王雪冰(前中国银行行长)、李家廷（前云南省长）丛福奎（河北省原常务副省长），王乐毅（海关总署原副署长），徐炳松（广西壮族自治区原副主席），姜殿武（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孟庆平（湖北省原副省长），于飞（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许运鸿（原中央候补委员、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原书记），石兆彬（原中央候补委员、福建省委原副书记）等高官相继落马。在五年时间内，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处)级干部2．7万人，地(厅)级干部2千多人，省(部)级干部70多人，平均每个省市每年发生160多起县（处）级、10多起地（厅）级、2起省（部）级的官员腐败，而其中像沈阳、贵州，厦门等地更是出现腐败群体，攫取人民利益为已的高级官员接二连三地倒地，真是触目惊心。文革悲剧和经济腾飞时代的腐败成为了我们执政党在历史上未能有效解决的两大难题。

家长制、一言堂作风违背了民主原则，遏制了集思广益、科学决策的纠偏机制，这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后都有着沉痛的教训。可是在我们党建立新的民主集中制的时候，又有人拉大旗做虎皮，拉山头、搞宗派，搞这个帮哪个帮，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为个人和小团体谋利，这些腐败的行为严重的削弱了我们党的力量，降低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主席在上任的时候就提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新思想，不仅加快了我们党和国家民主化的进程，也避免了诸如文革之类的人为的殃及国家和民族的灾难的再次出现。我们党清楚的认识到，也只有真正做到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我们才能有效地消除内耗，团结一致，把全部力量用于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因此，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必须是我们党各级干部的思维纲领和行为准则，可是到了今天，在我们党内仍然有一些同志在搞内耗，在护犊子。

解决不了我们自身内部的问题，就无从谈起去面对世界的竞争，我给大家看几张照片，上面有日期，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军队，这就是我们要依赖的国家威慑力量，你们会有什么样的想法？”说着我把在青岛拍摄的照片给了工作人员，很快大家就在各自面前的电脑屏幕上看的清清楚楚。

“腐败产生于个人谋得的权力，产生于派系的保护伞，任何一个没有势力的官员，单个是很难腐败的，即便是他胆大包天也不过是个别事件的贪污行为，而且现在的制度基本上已经杜绝了这种个人的犯罪行为，没有权力就没有腐败，掌权者不腐败则政府清廉。普通民众是国家人民的主体，是国体稳定的基石，而对腐败最痛恨的就是这些身为无权力者的国民主体。若腐败长期以往，腐败者与痛恨腐败者之间的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时候，将形成政府和民众的对立，国民主体与执政党之间就会出现意识上的乃至行为上的对抗，那么我们这个繁荣昌盛的国家还能维持多久？可以说腐败才是我们党的真正大敌！

经过这么多年的反腐败运动，明目张胆的腐败少了，恶性的物质和生活腐败少了，可是残留在我们某些干部甚至是高级干部头脑中的思想腐败却远远没有肃清，不作为，不为民执政，拉关系，搞帮派这些都是腐败。就是这样的腐败才导致了这些军人干出的这些丢人的事情，可是他们不怕，他们有后台，我原来是想问问，看是哪一个后台敢站出来为这样的军人说话。可是出乎我的意料，还真有人站出来给他们说话了，我人还没有到北京，告状的电话已经打到了军委主席那里。”我叹了一口气，“家严出孝子，法严出能臣，这样的道理难道他们不懂吗？懂，他们是懂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一个派系的，他们要相互保护，不砸掉这个相互保护的关系网，一旦气候合适，那些腐朽的发着霉气的污泥浊水又会翻腾起来。”说到这里，主席带头鼓起掌来。常委黎珠江坐在那里面不改色的轻轻的鼓着掌，他是在中央制肘主席和总理的最大的反对派，也是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平时几乎见不到他的讲话，但是，他控制着组织部、宣传部，每次和我见面即亲切又得体，但是我不习惯和这些经常算计人的人打交道，大多是敬而远之。

“说道现在的国际形势，我个人认为在3年内打不起局部战争，5年内打不起世界大战，在我国周边也不会有战争的危险，依据是，一、目前欧美两大集团都还没有准备好，无论是战争物资的储备还是战斗人员的准备，目前相对于美国来讲，欧盟可以动用的武装人员要多，但是分散在各个国家，协同作战能力不如美国，而美国的海空战能力要高过欧盟，欧盟军队新的发展计划是从去年开始的，重点是海上进攻海上保护，当然，欧盟可以通过土耳其从陆路到达中东。二、欧洲还没有一个能够驾御全局的铁碗人物，这是至关重要的，大欧洲的想法是法国和德国提出来的，但是现任的法国总统、德国总理都不具备统帅欧盟的人望和能力，最近英国的全面向欧盟靠拢，有可能会使欧盟进一步团结，但是领袖人物的确定也增加了变数。三、欧盟和美国眼前的目标是中东，长远的目标是非洲和外太空，在非洲欧盟的影响要大过美国，美国要想在非洲遏止欧盟的发展就必须在那里进行各种颠覆活动，从我们现在得到的资料看，这种颠覆活动严重受阻。四、美国正面临换界选举，在任总统与竞争的民主党候选人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异，而在任总统显然在处理国际争端问题上比较保守，他的智囊班子也大多是鸽派的，也就是说，没有突发事件的产生，这个班子是不会冒险发动战争以保持总统的职位的。因此，我们的外交路线应该是保持中立，不偏不倚，对于敏感战略物资我们要控制起来，谁也不卖！还有，就是我们要尽快控制中亚的吉尔吉斯、塔吉克、乌兹别克、哈萨克，使这些国家的经济依附于我们，名义上可以用东亚的名义。这些国家的战略物资太多，而且又都是比较善和的穆斯林，远比那些激进的穆斯林国家好打交道，进而对于我们将来向北扩张形成有利的态势。

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利用现在的局势，发展我国和东亚联盟的实力，目前西域的自然改造已经告一段落，黄河的治理也初见成效，国家经济运转正常，摆在我们面前的其实就是刘少奇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说过的‘先进的生产力同落后的上层建筑的矛盾’，许多原来的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合现在飞速发展的国民经济，中华民族有强大的生产力，目前国家在宏观经济控制中应该清醒的看到，我们现在面临的商品过剩是‘绝对过剩’，而不是‘相对过剩’，国家和政府有义务和责任去给这些过剩的商品找出路，当然，我上面讲的这些过剩也包括东亚联盟中的高丽和日本这样经济发达的国家，日本加入东亚联盟以后同美国经济脱轨，走出了长期低迷的谷地，但是寻找新的市场仍然是长期的难题，东盟这几个经济发达国家加起来的总值按实际购买力来计算恐怕要超过整个世界的一半以上，这样的压力将会长期的压在我们头上。我建议，对于那些贫穷的国家要求他们用资源、主权、土地来交换我们的产品，世界上没有白吃的宴席。对于中亚的几个国家，我们要加紧经济扩张，要弄出的条件只能是我们接受的了，而日本和高丽没有办法接受才行，东亚联盟内部不能搞内讧，否则，我们精心打造的外部防御就前功尽弃了。

那么要实现上面的目标，我们首先是要内部团结，认识一致，现在的大好局面是经过几代共产党人辛勤努力的结果，我们要正确的认识这个历史，也要正确的评估这个历史。但是到了今天，再去提过时的口号就不合适了，共产党应该是全国人民的，而不是某个阶级或阶层的，他代表的利益是全国人民的利益，是中华民族的利益。这并不是说党的性质变了，而是党的内涵升华了，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那一天起，我们的先辈就把繁荣昌盛中华民族作为最基本的责任，这个责任是我们推卸不掉的。共产党是为全国人民谋利益的政党，也是体现我们中国民主特色的政党，她不是哪一个人的，更不是哪一群人的。这正是我们主席现在提出立党为公和执政为民的实际意义和现实意义。”

会议上大多数人被的论点给弄的有点发蒙，而常委中却都在点头，我继续说下去，“全面评估我们过去的各种管理制度，有利于我们今后的发展，特别是在我们党赋予新的内涵以后，对于国家控制的外延就更大，我们在今后发展和开拓的疆土会更多，内部没有理顺就是拿到了也会丢失，成吉思汗拿了那么多，最后所剩几何？所以，我认为当前最紧要的是把一些制度理顺，把那些在下面放任自流的权利收上来，建立崭新的干部制度、监督制度、稽查制度、弹劾制度，政府职能部门要建立时效处理制度，对于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要在规定的时间内上交到高一级部门，实在没有地方交还有人大吗，还有党中央吗。对于国家军队的管理也要彻底的打破条块交叉管理的制度，建立新型的辖制方式，对于军队的预算制度也要进行改革，国家现在并不是缺钱，可是为什么部队的经费老是那么紧张呢？就是预算制度是个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部队发展，层层上报，层层砍指标，可是依据？不合理，不科学。

这些制度的建立不是我说的这么容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以前研究不够，力度也不大，这次，我提议，由中央主席负责，安排具体专门人士借鉴国内外的经验和模式，借鉴历史上的教训，在短期内拿出实施预案给大家讨论，经过反复修改的方案出来后，经党代会和人代会通过后执行，我们要尽可能的在制度上保证我们党和政府的廉洁，保证我们的党可以长盛不衰。”

到会的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们没有想到我会冒出这么多让大家忌讳的论点，更没有想到，我说起来百无禁忌，有几个书记竟气愤的站起来批评我是在乱党乱政，组织部长更是义正词严的说，“司徒同志的观点是与马列主义背道而驰的，也是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理论相矛盾的，更是党章所不能允许的，是乱党谋国祸国殃民的大阴谋，对于国际形势的推断和国内政治决策也是越俎代庖，违反组织原则的，我们是不称霸的国家，那样扩张岂不是要我们去争霸全球？岂不是又要把我们的国家投入到水深火热之中去？尽管司徒同志为我党做出过一定的贡献，但是在思想上却不能和党同心同德，建议解除他的一切职务和给其留党查看的处分。”

我一听乐了，“好啊！我正发愁退休不批哪，早知道可以这样退休，我还不用废那么多心思哪。我同意组织部长对我的处理意见。”一种玩世不恭的心态油然而生。

会议的议题一下子变了，黎珠江首先表态，“司徒的思想已经脱离了马列主义政党的精髓，虽然有些是代表民众的呼声，但是，我们党的工作方针不是由个别民众的呼声来决定的，是广大党员来决定的，反腐败不能扩大化，这在历史上有教训，起码司徒同志应该停职反省一段时间，中央也要认真研究他的说法，起码是一个好的反面教材吗，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现实中的阶级消亡了但是不等于意识形态里的阶级消亡了，一旦有机会，现实里的阶级还会卷土重来，这是我们要警惕的。”这几句冠冕堂皇的话把我给置于死地了。许多自诩马列主义的专家都附议组织部长的建议，尽管主席和总理反对，我还是被会议决定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对于这样的离职，我心里还是很不服气的，一个人要想给国家给人民做点事情怎么就成了弥天大罪了？但是，好在我又自由了，又可以和家人在一起了，总的来说还是开心的。

小易和小陈都写了辞职报告，先后去了我的公司任职。其他的军地干部也受我的牵连，提前退休的退休，调职的调职，好在我们这个班子是廉洁的，没有一个人因为经济问题工作问题被审查，撤职。这样突然的人事变动给地方带来影响是必然的，遗憾的是那些被株连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是我的所谓亲信，而大多都是官场上的低能儿。

主席和总理在送我离开北京的时候什么都没有说，只是有力的握着我的手，一边一个，默默无语。最后主席说了一句，“当国家和民族需要你的时候，你还是要来啊！”我抬头望了望晴朗的天空，麻木的叹了口气，“搞政治我不行，你们也强不到哪里去，你们好自为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