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无聊还是无聊。

这是一个无聊的星期六的下午。我把完成的《寝室Ａ、Ｂ、Ｃ》第二篇交给文学社刻版的同学之后，就回到寝室，独自躺在床上毫无心思地翻看着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唐升红进来时对我说，怎么又不回家啊？你爸爸的病还没好么？两个月前我就知道父亲在单位上生了重病，二舅送我母亲从乡下去照料父亲时来学校对我说过。后来父亲的同事写过一封信来说我父亲的肝硬化已经是晚期了，正在蒲城县医院治疗，父亲托话说叫我不要为这事分心耽误了学习。那年我才十六岁，还不怎么明白什么是忧愁。只是当时有点难过，几天之后就没当回事了，反正每个月底照常有汇款单寄来，也就没有想那更远的事情。人年轻，思想也年轻，没有任何多余的负担，真好。唐升红可能是由于他父亲也是铁路工人的缘故，有时还关心地询问一下我父亲的病情，这使得我有几次就十分的想家。自从母亲去了父亲的工地，我就没回过一次家，之前是每两个星期就要回去一次吃母亲煮的菜的。所以每当星期六下午，看见其它同学都背着书包高高兴兴地回家的时候，我孤孤单单一个人坐在寝室里，就有点酸酸的感觉，就非常想念家中的弟弟妹妹们。也不知道，没有母亲的日子，他们的生活是怎么过的。不知道有没有人帮他们挑水，有没有人帮他们磨米，有没有人陪他们渡过漫漫的长夜。还有地里那些庄稼，小麦和油菜，又是在怎样的生长？心里有时虽然也想起这一切，也很想回去看看，但我不敢回去，我不敢回去面对弟妹们那一双双无助的眼睛。我在逃避，逃避一种自己在这个时候应该肩负起的责任。我为自己的弟妹们拥有这样一个怯懦而自私的大哥而感到无地自容。唐升红离开寝室的一瞬间，我也决心要回家看看。我把星期天要做的作业放进书包里，又从压在箱子最下面的那本书页里抽出五张一元的钞票，准备要给弟妹们买点水果糖回去。车站。售票窗口有点挤。没人执勤。我好不容易挤了一张南充——太平（现今的安平）的车票出来，又去到候车室内的小卖部东挑西选了半斤自我认为弟妹们肯定喜欢的糖果，放进书包里。二块五。苗条把价钱和着瓜子壳一起吐了出来。糟糕，我伸进裤袋里摸钱的手半天也拿不出来。明明还有三块钱的，这时我急得翻遍了全身也找不到一分钱。没有钱也想吃糖？苗条的瓜子壳差点吐到了我的脸上。不好意思，我明明准备了三块钱买糖的，可能是刚才买车票时给弄丢了，我得去找一下。我急得眼泪都快出来了，转身就朝售票窗口跑。站住。苗条将手中的瓜子朝我扔了过来，又迅速地从铺子里跳了出来，大声喊着抓小偷。我马上站住不敢动。苗条冲上来，一把抓紧我的衣领。这时看热闹的人群围了上来，有人在喊打。不容我解释，苗条用力拉断了我的书包带，又顺手给了我两耳光，想来老娘这白拿，你死定了。这时有两个穿制服的人挤了进来，我就被当作小偷给带进了治安室。苗条从我的书包里翻出那包糖，又把我的书本扔在地上，对那两个制服说，这娃儿装成学生模样来骗糖，你们给我好好地教训一下。我说啥都没用。委屈的泪水流了出来。制服粗暴地搜遍了我的全身，没有找到一分钱，只搜出了我的学生证、文学社会员证、学生记者证、县作协会员证和一张刚买的车票。这骗子还伪造了这么多的本本。苗条在一旁添油加醋。说，你叫啥名字？是哪里人？是干什么的？一个制服开始审问我。另一个好似在作记录。这些证件能说明我的一切。我擦干了眼泪。你他妈的还嘴硬，老子问啥回答啥，谁知道你这些本本是真是假？不信可以打电话去问清楚嘛。我捡起了自己的书本和书包。作记录的制服就开始仔细地检查我那几个证件。程坤，你在里面干啥子？这时我看见唐升红在门口喊我。你俩认识？问话的制服问我。他是我一个班的同学，你们可以问他我这些证件是真是假。你进来说话，问话的制服指着唐升红。出啥事了？唐升红走了进来问我。被她误会了。我指了指苗条。拿出你的证件来。唐升红掏出了学生证递过去。作记录的制服把两个学生证拿在手上反复对比。好像是真的。他同先前问话的制服说。真的？我看他们俩人一定是联合行骗的，这些假本本当然也是一样的了。苗条自作聪明提醒那两个制服不要上当。眼看开车的时间快到了，我气得想找块胶布封住她的嘴。就算你们真的是学生，你为啥要骗她的糖呢？我没有骗她的糖。我是买了糖后给她钱时才发现自己的钱不见了，我明明还有三块钱的，肯定是挤车票时被人给摸了的。那你为啥子把糖放在自己书包里没给钱就跑？我当时是太急了，想去找回自己丢了的钱。瞎扯，你认为我们会相信你的话吗？明知自己的钱丢了，还有找得回来的吗？况且，又有谁能相信你真的有三块钱？又有谁能作证你是买车票时丢了三块钱？有一个人可以证明。唐升红大声说。谁？偷他钱的那个人。你们有本事为啥不去售票窗口维持秩序？为啥给那些扒手放心大胆地摸钱的机会？为啥有那么多的旅客在黑板上提意见说车站治安太差？为啥问这些明知难以取证的问题？我们的记者同学今天只因一时大意被你们竟然如此误解又审问，明天也让我们的日报上以一个记者的亲身体验告诉广大群众，我们的车站，它是我们全市对外的一个窗口，并且是一个扒手横行的窗口，是一个警戒失败的窗口。二位以为如何？治安室门外围观的人群中有人在唏嘘。好了，好了，你俩走吧。问话的制服动作很快地把证件递给了我们，抢在我们的前面出了门，直接朝售票窗口方向去了。你怎么在这？出来时我问唐升红。我等车嘛。你要回家去看看吗？嗯！几点的车？最后一班，四点半。我看了一眼父亲给我的“上海”手表，此时距发车只有五分钟了。我赶紧和唐升红告别，找到了那辆开往我们镇上的班车。上车时，肥肥司机冲我大声吼叫，眼镜搞快点，全车人就等你一个了，赶车都不急，你妈生你吃了猪尾巴呀？你妈妈的才吃了猪尾巴。我心里骂着，社会上这些他妈的大人不是人，我刚才的心跳还没平静下来，你这肥猪又来欺负我？请问我的座位呢？我把车票递过去时问肥肥。你他妈的这时候才来还想有位置坐？肥肥发动了汽车。明明还有两分钟才够时间开车的，但我已经没有心情再说出这无用的话来。只有抓紧别人座位后面的扶手，把头扭向窗外。车已慢慢开动。这时我就看见唐升红手上拿着一包东西朝着我们的车跑过来。等一等，等一等，唐升红在下面一边跑一边大声叫喊。司机叔叔请你等一等，我同学还有样东西给我。我连忙挤到窗子边，探出身去，把手伸得老长，向唐升红招手。你想找死啊。肥肥司机大骂了一句，突然加大油门，汽车就冲出了车站大门。我看见，唐升红，跟在车后面，跑了很远很远，肥肥驾驶的汽车，就把他抛得很远很远……回到家时，天已经全黑了。原来母亲托了牛娃子在帮我家守夜。他见了我就说，嗨！程坤回来啦，今晚我就不帮你家守夜了好吗？辛苦你了，牛伯伯。我送走他之后，进了堂屋。我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最小的弟弟才七岁。他们见大哥突然回家，都高兴地围了上来。大哥你怎么这么久都不回来看我们？大哥你吃夜饭了没有？大哥爸爸的病好了没有？大哥妈妈啥时候才回来？大哥我们房顶上的瓦被竹枝扫落了几匹。大哥前几天落雨漏到我床上了呢。……我无言以答。最小的弟弟见我不说话，就开始翻我放在桌子上的书包，书本全给掏了出来，再也没有别的东西了，他咽了口口水，有点失望的望着我，大哥你的书包带怎么断了呢？用久了就会断嘛。你们吃饭没有？我们刚吃完呢，你就回来了，我去给你煮挂面加点红苕丝好不好？二弟说着就点了盏煤油去了灶房。妹妹这时找了针线来，她用针把油灯挑亮了些，就开始给我补那根断了的书包带。大哥，我看这带子肯定不是它自己断了的。就是自己断了的嘛，干嘛这么多废话。大哥，听说你明年要考大学了呢，不晓得你行不行哟！哦！秀梅，忘记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大哥我写的散文诗得了奖呢。于是，我就在被四弟翻出来的书中抽出那本《中学生文学》大赛特刊，翻到自己的那篇文章，指给她看。写的啥子？《太阳鸟》，一只飞向太阳的鸟。那它不被太阳烧死了嘛！我这只太阳鸟是烧不死的。吹牛，我才不相信呢。因为这是一只热爱太阳的鸟。我才热爱太阳呢。才读小学一年级的四弟接过话去。你还不懂。我笑着对他说。啥不懂？这个冬天都很少出太阳，把我冷惨了，妈妈走了之后就更冷了，前几天又下雪，你看我手都冻烂了呢！四弟把手伸到我面前时，我才看清，他那一双小手冻得像红萝卜，手指上面长满了大大小小的冻疮，也没有包扎一下，就有一些黄黄的液体流出来，散发着和我童年一样的冻疮的味道。姐姐的手也快冻烂了。姐，你也给大哥看嘛。二哥的手和脚也都冻烂了，莫说我。秀梅背转身去不肯给我看她的手。手套呢？爸爸不是拿了那么多手套回家么？你们怎么都不戴手套呢？在这里呢。四弟掀起脏兮兮的外衣，指着里面的一件手工粗糙的线子衣服。妈要走的时候赶时间拆了所有的手套，给我织了这件衣服呢。四弟又说。这个时候，我突然明白，什么是拆了东墙补西墙的建设过程。看着眼前的一切，这种滋味，比我在车站被人打了两耳光的滋味还不是滋味。二弟把红苕丝加面条端给我时，我一边吃着，把头埋得很低，止不住的泪水，涮涮落到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