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沿着曲折的乡间公路向沙溪进发。公路沿河修筑，使河坝加宽夯实了。但路面不怎么平，坑坑洼洼的，车轮下时时传来泥浆溅起的声音。

钟佩文对这条路太熟悉了，走了不知多少次。他记得，六八年十二月十四号他和金汉生、胡晓鹏就是沿着这条路由区镇到达花凉亭铺子的。这个镇离县城六十里，很小，长一里路左右，纵深也就两百米上下，错落着一些房屋。别看它不起眼，它可是区里的“首府”，拥有全区最高行政机关——区委、最高学府——高中、最高医疗中心——区卫生院，加上各部门的领导机关。此外，还有一间作坊，可烘制发饼、喜饼和芝麻饼。钟佩文曾经通过“食品”的熟人进到作坊里面看见烘制饼子的过程并吃到刚刚出炉、香味四溢的饼子。

鲁迅在《藤野先生》里说他自己在仙台曾因“物以稀为贵”而受到优待。钟佩文也有同感。在队里，大人小孩一律喊他们“某同志”。他们要孩子们就喊名字，显得亲热些。可孩子们摇手摆头说，大人不许可，要像四清时喊工作组干部一样喊“同志”。元旦前，区委组织一场集会，要各公社、大队小队干部全体参加，还点名要钟佩文他们几个也去。在路上，本大队干部请他们三个走在前面。他几个想跟干部们一起走，好说说话，可干部们硬是请他们前走。到了区里，区委书记亲自接见他们，开会时还叫坐在主席台上。主席台其实就是泥巴垒起的土台，只在四面砌了红砖。钟佩文一面听着区委书记和干部代表们慷慨激昂、怒形于色地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一面看着台下几百个灰头土脸的人，心想过不了多久，我就要跟他们一样了吧？不过这没关系。在延安他见过毛主席和农民代表们在一起的照片，看见毛主席也是灰头土脸的。连主席都那样，贫下中农都那样，我也应该那样。这次下乡插队，本来就是到农村安家落户扎根一辈子的，要完成由知识分子到劳动者的转变、由小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转变。灰头土脸挺光荣的嘛。再说，他祖父就是农民，他又回到农村当农民，有什么不好？这么一想，他不禁笑了起来。事后，大队书记对他说：“我们看得出来，你是自愿下农村的，以后可以成为贫下中农的贴心人。”几句话说得他心里热乎乎的。书记又说：“好好干！将来我们好把你往上提。”钟佩文好奇怪，问他“提”是什么意思。书记憨厚地一笑：“你们是武汉人，城里长大的，不会要你们一辈子待在农村的，起码不会要你们一辈子捏锄头把的。你们迟早要走的。注意今后不要犯政治错误、经济错误和作风错误就行了。噢，我的话不要告诉社员。好好干吧！”钟佩文搞不懂，上面不是说要我们准备一辈子扎根农村嘛，所以有人找了对象一起下乡，怎么又说知青迟早会走呢？他把大队书记的话告诉给汉生、晓鹏听。三人研究来研究去，也弄不明白意思。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他们是不会在农村待一辈子了。金汉生想得开，说既然不待一辈子，就待半辈子吧，只要思想改造好了，到那儿不是干革命？晓鹏说，要离开农村就回城里，起码在工厂里，所以这两年好好锻炼一下身体，将来到哪儿也不吃亏。钟佩文不同意他们的想法，因为他的思想跟他们不同。下乡之前，他姐给他在鄂城城关附近联系好了两个公社，都是种棉花的，工分值较高，一天有一块五或一块七，就要姐夫写信催他快办到鄂城插队的手续。他当即回信说：“我绝不能在你们的怀里干革命！我要展翅高飞，像搏击风浪的海燕，飞向那广阔的天地。我要自觉经受艰苦环境的磨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剁掉小资产阶级尾巴，做无产阶级新人。”他姐看信后直气得目瞪口呆，把信撕得粉碎，关在寝室里边哭边骂，骂了弟弟骂自己，骂自己对不起死去的爸妈；又骂姐夫故意迟迟不写信，害得姐夫有苦没处说。他知道了，反倒挺得意，认为自己又一次很好地触及了灵魂，在公与私的斗争中，战胜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认为真正的革命者、真正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就要扎根农村一辈子，不然就是假的。可是大队书记这么说了，他就没法判断是非了。总不能说大队书记反对上山下乡吧？他想不过来。后来他真的被安排教书了，不再捏锄头把了，他才感到自己的确太天真了，倒是农村人说的是实话。想到这儿，他感叹不已。

更让他感叹不已的，是他从黄冈师范进修三个月回来，拿着印有“五好学员”字样的《毛主席五篇哲学著作》到区文教辅导组报到。辅导员脸上露出十分满意的微笑。第二天他去樟树公社中学去上任，看到学校领导同样露出十分满意的微笑。那时他兴奋极了，走在田野上高声唱起杨子荣的一个唱段：

穿林海，

跨雪原

……

他决心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当个积极分子，狠批陈伯达，再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革命中去，当个勇于革新的闯将，做个贫下中农欢迎的好教师。可后来事实与愿望恰恰相反，他的坏名声不径而走，传得沸沸扬扬。今后怎么办，他一点也不知道。既然不知道，就走一步看一步吧，一切听天由命。他是个唯物主义者，但有时也信点迷信——不信不行啊！没办法！

汽车前行十里，到了樟树公社一大队地面上的花凉亭铺子。这是他开始知青生涯的地方。记得那天，下着小雨。县知青办的两个人用卡车送他们三个到达这里。经营铺子的叫孟柏树。老孟热情接待他们一行，请他们喝茶，并告知：今天一大早，书记、会计就带着好多社员拿着锣鼓在此等候，说是迎接毛主席派来的知识青年；后来见知青还没到，就回大队部等候，又叮嘱老孟，一俟看到知青就立马报告。老孟说完，就叫女儿速去报告。钟佩文他们三个不太懂蕲春话，但听出点意思来，极为感动。

知青办的人跟老孟聊了起来。钟佩文用力地听，才知道他们在讲本地掌故。原来，花凉亭原本存在，老孟的祖辈父辈曾经常在亭子里坐坐。亭子残破被拆除之后，在原址上修了一间明三暗五规格的房子。左边一间放了打铁炉子，大队派人打制、修补农具；其它两间交给老孟做生意，大队出本钱，年终结算，给老孟一些报酬。老孟非常珍惜这份工作，可以免受风霜之苦。右边是老孟一家的住处，中间堂屋做生意。因这排房子正好在路边，就同时当车站用。在堂屋里放几张条凳，供来往行人和旅客歇脚。

正聊着，就听见锣鼓声由远而近地传过来。钟佩文跑出去一看，见大队书记带着一些社员来了，加上看热闹的，足有两百来号人。他感动极了，觉得贫下中农真是热情，顿时产生了扎根农村、战天斗地的壮志豪情。

那天他们在大队部吃中饭，鱼、肉、蛋、酒摆了一桌，大队会计、财经主任陪同就餐。这次吃饭，钟佩文险些闹了个笑话。是这样的：他看到桌子那边有一盘菜，黄灿灿、油光光、亮晶晶的，外观美妙极了，心想那是什么菜呢，就夹了一大筷子送进嘴里，谁知刚嚼了两口，就感到辣得要命，又不好意思吐出来，只得硬撑着咽了下去，刹那间汗流满面。大队会计忙问是怎么回事。钟佩文爱面子，就说自己不会喝酒，一喝酒就爱出汗。大队会计说，好哇，这说明你有酒路子。钟佩文不懂得“酒路子”是怎么回事，加上嘴里辣得难受，就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微笑、点头。事后，他把情况告诉给汉生、晓鹏听，他俩笑弯了腰。汉生指着钟佩文说：“你也不看仔细点儿，那是生姜，用盐腌了一下，就上桌了。难怪辣了你一脸汗哩。”说完，又笑得不行。后来，他们问过社员，社员告诉他们，当地人从来就把鲜生姜当菜吃，可以防潮防寒。他们这才明白。以后，他们也腌生姜当菜吃。

吃完了饭，他们在干部、社员陪同下把行李放在陈湾的住处。晚上，在一盏气灯照耀下，大队召开欢迎大会。书记致欢迎词，主席语录引了一段又一段，有“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有“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还有“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等等。钟佩文想，他们这些乡下干部学毛主席著作学得还满好的嘛。接着，他代表知青讲话。不想台下的人基本听不懂，但从人们憨厚、纯真的笑声中，可知他们是欢迎知青的。接着，宣传队表演文艺节目。表演真不怎么样，唱功做功比京剧团差远了；说的是本地话，几乎听不明白。不过，演员们演得十分投入，黄梅调唱得倒也可以。昨天晚上，他们知青大队来到漕河，住在县一招，受到热情接待。晚饭后，他们看了一场县文工团演的《红灯记》，不是京剧，是黄梅戏。武汉知青不认可他们的演出，在台下一阵阵哄笑。钟佩文也在其中哄笑。几年以后，他才认识到这是多么无理的行为！人家尽量热情欢迎你，你却哄笑人家，象话吗？

大队派了一位叫邓火生的来招呼他们三个几天。此人是贫农，又是**员。火生说大队要知青休息几天，不要急着出工。钟佩文提出：应该先了解陈湾小队哪几家是地主富农。县知青办的人一听就大加赞赏：“说得好！是应该先了解一下阶级阵线。阶级阵线弄清楚了，才不会犯错误。武汉的知识青年真不错！”钟佩文见受到了表扬，心里好高兴。第二天，县知青办的人回去了。火生带他们三个在全小队走了一圈。他们一一记住了五类分子的房子，免得以后走错了门。这可是原则问题呀！

可他们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邓火生每到一家，都对那些人挺客气，很友善，对有的人还叫好听的。他们大惑不解，就问火生。火生显得很尴尬，吱唔了半天也没说清楚。他们心下疑惑，又不好再问。但他们坚决同五类分子保持距离：见面不打招呼，劳动时对那些人不理不睬，对那些人的孩子常常是严肃教育为主，等等。

后来，他们又发现了一些更奇怪的现象。有一次劳动中间休息，陈队长拿来一份文件要钟佩文念给社员们听。钟佩文看了封面，知道是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写的报告，是证明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的，于是就念了起来，念得十分起劲。念完以后，他以为社员们会愤怒批判刘少奇的。可是，谁知道，他们竟然无动于衷，表情漠然。钟佩文感到很意外。后来，陈队长说，时间不早了，快出工吧。社员们就起身干活去了。钟佩文他们三个晚上分析来分析去，怎么也弄不清楚是怎么个原因。又有一次，晚上小队开大会，批斗几个五类分子。他们好兴奋，这是他们第一次参加农村的阶级斗争，而且是面对面的斗争啊！大会是在会计家的堂屋里开的。妇女都没到会；一问，说是有家务事，忙不过来。也好，没女人，火yao味更浓些。大会开始，大家高声喊口号。当地人汉口号挺有意思，就是把稍微长一点的口号分几次喊完。例如“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就分两次喊完。喊完口号，就吆喝一个地富分子上来。那人上来就咚的一声双膝下跪，高举双手，看来动作娴熟。一个叫高儿的社员发言，说那人偷树，破坏集体经济。那人低声说了几句，表情十分悲苦，似乎在为自己辩护。他们说的是本地话，钟佩文几个基本没听懂，也就没有插嘴。一个批完了，又上来一个，也是上来就跪，高举双手。又是说他偷什么东西，他也是低声为自己辩护，表情更其悲苦。这时，只见高儿抄起自己坐的椅子，挨批的那人吓得抱住了头。钟佩文也吓了一大跳，心想山里人好蛮呐。可是高儿并没砸下来，举了一下就放下来了，坐着微微笑着。后面又批了一个。再就是大队书记讲话，意思是：会开得很好，以后要经常开，对社员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他一说完，大家就各自回家。钟佩文几个回到了家，烧水烫脚。汉生苦笑了一下，说：“原来农村的阶级斗争就是这样的呀？早知如此，何必参加！浪费了我的瞌睡。难怪当初章小玲说，他们农场没有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哩。”晓鹏说：“汉生，现在不是以前啦。前几个月这儿搞武斗，也打得满厉害的。听高儿讲过，在花凉亭那儿还翻过一辆车哩，死了不少人。他从车子底下拖出几个人来，有死的，有活的。这家伙是有点蛮，刚才开会，我就看见这小子差一点把凳子砸下去。”钟佩文说：“哪儿呀！我亲眼看见高儿坐下来以后还笑了哩。”汉生笑着说：“可不是吗！”晓鹏说：“这儿的贫下中农到底是怎么想的啊？”后来他们注意观察，发现批斗会以后人们照样说说笑笑，属于贫下中农的一些人还是喊地富分子“哥”呀“爷”的，有的聊天还聊得满投机哩——阶级阵线一片混乱！对此，钟佩文他们一开始真是看不惯，也看不懂。问邓火生，他只说贫下中农觉悟低；可他自己也是一样。后来他们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也一改严肃的面孔，跟地富分子、地富子弟说话、递烟、下象棋。若干年后，当他回忆起受的这些“再教育”时，真是哭笑不得。

他们还受到一种更让人哭笑不得的“再教育”。他们发现男人们永恒的话题就是“吃”（当然，地富分子绝不敢谈，怕说他们怀念失去的“天堂”）。在田里地里劳动时，人们往往回忆哪一次在哪里吃了一顿饱饭，什么“帮别人修屋，一日三餐酒，中间还喝两次茶”（这里请人帮忙做事，常把“加餐”叫做“喝茶”）；什么“帮别人插田（插秧），吃糯米饭，吃了两三碗”。更有甚者，居然说什么“我那次吃粑——是哪一年记不得了，哦，是旧社会，我一次就吃了七八个，还喝了两碗糯米稀饭”……各人说的时侯，眉飞色舞，嘴巴直咂磨，好象正在吃哩。他们所说的有多少真的，有多少是想象的，已经无从考察；但是，在那半饥半饱的年代，这样说说的确可以让人的肚子过过干瘾。起初，钟佩文他们不明白这些贫下中农怎么总是在谈吃的，连旧社会吃的经历也谈得津津有味。这些人的政治觉悟都到哪儿去了！更让人不可理解的，是那些参加劳动的干部听见了也从不制止，听之任之。后来他们才逐渐明白过来。原来在这个地方知青每人每月粮食定量是六十五斤谷（按百分之七十算，折合大米四十五斤半），加上一斤谷子可换五斤红薯，或洋芋（土豆），或若干豆子，钟佩文几个当然足够了。可农民就没这个福份喽。他们定量很低，农忙时劳力也就四十斤谷子，非劳力只二十八斤；此外，还要从口粮中扣除一部分做工分粮。劳力多的家庭还好一点；那些劳力少的家庭就可怜了，而为了让劳力尽可能吃得稍微饱一点，其他成员就只得忍饥挨饿。双抢后的一天，隔壁的一个四五岁的小孩细毛子（这里做父母的往往爱把小孩或幺儿子叫“毛儿”；即使幺儿子年纪很大了，也这样叫，以示疼爱），老是站在门口，看着他们几个吃饭，嘴里含着食指，眼睛睁得大大的——显然是饿了，因为他和他奶奶、小姨常常一天只吃两顿饭。汉生实在看不下去，就把自己的饭给细毛子吃了。细毛子只扭捏了一下，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钟佩文和晓鹏赶忙把自己的饭匀给汉生吃。第二天，细毛子的奶奶就送过来一碗酸菜和一碗辣萝卜丝，还流着泪表示感谢。后来在吃饭的时侯却再也没见细毛子过来。他们三个无法理解，种粮食的居然老是吃不饱饭。由此，他们明白了当地农民为什么老是谈“吃”。而与“吃”有关的一件事使他们更为震惊。有一次，他们听一位老贫农忆苦思甜。那位老贫农先诉旧社会的苦，说那时候吃不饱穿不暖，成天“打饿肚子”（挨饿），真的叫苦；可五八年更苦，三年灾害时候还要苦……钟佩文以为自己听错了，怎么诉起新社会的苦来了呢？那是建设社会主义过程当中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呀，怎么能说比旧社会还要苦呢？事后，他们找队里的一位出身贫下中农的年轻人询问。起初被问者笑而不答，后来被问急了，就说：“反正我家是贫下中农，我不怕！你们说，老打饿肚子还会甜吗？”对呀，老饿肚子怎么甜得起来呢？难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