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页）

男人们另一个永恒的话题就是“男女关系”，谈得眉飞色舞，绘声绘色。在田里、地里劳动时，男人们常常议论这种事。例如谁结婚那天晚上搞得太狠，把床弄得咯哩嘎啦响，外面都听得见；谁把老婆搞得不能起床；谁有阳痿，老婆气得边说边哭；谁打皮袢被逮着了，罚他喝凉水，从此落下重病……他们议论起来无所顾忌，有时声音还挺大。开始，钟佩文他们觉得这些乡下人很无聊，这样的事怎能在大庭广众面前谈呢？后来，也许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吧，钟佩文他们三个不反感了；不但不反感了，还参与旁听，还跟着笑。原来他们终于弄明白了，这里人基本不看报，也很少听广播，又对革命问题不关心，所以精神生活十分单调而贫乏；而“吃”和“性”这两个问题能引起莫大的关注和兴趣，因为这些问题毕竟太现实了，任你是甚等样人都无法回避。后来经过好多年，钟佩文进一步认识到，“吃”和“性”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人类面临的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其他一切问题都由此派生而出，人类文明就是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创立起来的。此是后话。

钟佩文时常思考有关民间文学的问题。他发现，民间文学的内容竟然也就是“吃”和“性”这两个方面。例如，一家人家本来生活很苦，后来救了一只小燕子，小燕子给了他一粒南瓜种子，他种下了，不久结了一个大大的南瓜，打开南瓜，里面满是金银财宝，从此这家人家就过上了好日子。这一类故事多得很。这是有关“吃”的方面；在“性”的方面，又如，一个富家小姐爱上了一个穷家子弟，或一个富家公子爱上了一个穷家姑娘。这一类故事也多得很。钟佩文把自己的看法说给汉生、晓鹏听，他们也认为是这么回事儿。钟佩文说：“看来，这里人老是谈论吃的问题和男女关系问题是正常的喽。”晓鹏说：“应该说是正常的，生活嘛本来就是这些事儿。”汉生说：“不光民间文学写的是这两方面的内容，就是那些世界名著写的也是这些内容。举个例子吧，托尔斯泰的《复活》——嗳，‘复活’这个词俄语怎么说的啊，佩文？”钟佩文说：“жизнение.”汉生说：“喝，还记得哩——里面写了聂赫留道夫和马斯洛娃的爱情，这就是‘性’；里面还写了乡下农奴的生活，就是‘吃’。也写了一些革命者，这些革命者革什么命呢，还不是要解决老百姓‘吃’的问题。有一个革命者还跟马斯洛娃好上了，这又是‘性’的问题。据我看，其他世界名著也是写的这些内容。不信，你们自己去看。”听了汉生的这番见解，钟佩文十分惊讶，没想到这位六六年对鲁迅小说也持批判态度的金汉生在两年多以后居然有这样高水平的认识！看来，他在六八年偷偷读了那么多小说不是读着玩儿的，是动了一番脑筋的。

在陈湾，他们也受到了正面的“再教育”。从插队的第三天起，钟佩文他们开始过起农民的生活。像农民一样，每天出工，自己烧饭；逢一号十五号放假，要跟社员上山砍柴。钟佩文第一次上山，小队长只帮他捆了两小捆柴。他嫌轻了，叫再加点。小队长笑着说，够了，够了。钟佩文心想，你看我文诌诌的，以为我不行吧，好，我就挑给你们看看。他把冲担往肩上一搁，挑起来就轻松自如地下山了。哪知，走着，走着，就感到肩头总有什么东西在梗着，梗得好疼；可用手摸摸，又什么也没有。他当时哪里知道，他那从不走远路挑重担的嫩肩膀，被磨得生疼。这且不言，他还累坏了，直喘粗气，两腿颤抖，连连换肩，惹得过往行人大笑不止。他觉得好没面子。特别让他恼火的是在离陈湾一里多路的地方竟然有一座山（其实只是一个小土丘，曾走过一两次，没觉着高哇），故意戳在那儿等着看他的笑话哩。他并不怕，因为他有登山的记录。六五年，他班上在东湖搞民兵训练，他和许多同学一口气冲到磨山顶上，并不觉得累呀。大串联的时候他和汉生、晓鹏还翻越过秦岭哩！那山多高啊，是南北气候的分界线哩！跟秦岭比，眼前这座小土丘算得了什么？就是跟磨山比也只算个矮冬瓜。这次他也要像当年一样往上冲。可是，他冲到一半就不行了。怎么搞的？这座“山”怎么就这么难上呢？他先是想冲上去，可仍然上不去；后来他就自己给自己打气：“快上吧……快到家了……到家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做饭吃了……”就这样，他终于上去了。以后，他上山砍柴、插秧割谷、或干其它的活儿，累了，就这样鼓励自己。那次回家后称一称柴火，只有三十七斤！左邻右舍都笑得不行了，说等晾干了也只够烧一顿饭的。钟佩文自然羞愧难当，想不到在农村生活居然也有这么难！以后在劳动时就有意挑重些，想把肩膀磨练出来，再由挑柴来检验自己锻炼的程度。过了几个月，他逐渐能挑到七、八十斤了；双抢时，他已经能挑谷把子了，每担一百斤（是特意为他捆小一点，其他人挑的一般在一百五十斤上下），无论在田里的稀泥中，还是在坚硬的路上，都能走得稳稳当当；偶尔也挑一百四五十斤，当然走路走得一歪一跛的。他有些难为情；但社员们常常以爽朗的笑声对他表示肯定。他因此干得更欢了，能力也更强了。

他还感受到队里人富于人情味的一面。那是六九年双抢时候的事。有一天真是热得出奇，这对收割早稻大有好处：上午割完，吃中饭时晒干，中饭后就好去收。人们来到田里，队长数一数来了几条冲担（“冲担”这时指的是能挑谷把的男劳力），就分了工。有人抱谷，有人捆谷，有人挑谷——大家就忙开了。天太热，个个汗如雨下。钟佩文他们几个才不想去抱谷哩，那是妇孺小孩干的活儿，三个大男人混在里面，太丢人啦；再说，挑谷正是锻炼自己的好机会，怎能错过？所以他们三个不顾劝阻，坚持挑谷。一次，钟佩文挑谷到上孟湾附近的打谷场，放下担子，舒服地喝着用中草药配制的解暑茶。这时，听说富农子弟旺生病了，想请假休息。他问旺生回去没有。高儿说：“在我家坐着哩。”钟佩文端着一小竹筒解暑茶跑到高儿家去，只见旺生闭着眼靠在堂屋右边的墙上直哼哼。钟佩文说“你病啦？”旺生睁开眼睛，用手握住钟佩文左小臂，点了点头，说：“是呀，佩文，我病了。”钟佩文他们和这里的社员相处久了，社员们早就不喊他们“同志”了，而直呼其名。钟佩文感到了他身上过高的体温，就把茶递给他喝。他接过茶一饮而尽，还连连道谢。高儿的妈说：“旺生，有病就休息，怕什么呢？实事求是嘛！”旺生只是摇头，眼里流出了泪水。钟佩文走出高儿家，正好看见陈队长来了。陈队长向钟佩文询问旺生的病情，钟佩文如实报告，还说：“让他休息吧！”陈队长有些犹豫。高儿的妈出来了，也说：“老陈哪，旺生家就他一个整劳力，他要是倒了，让他老婆孩子怎么办呢？”旁边几位社员也围了过来，看着陈队长直点头。这时，贫协组长来了，陈队长跟他一合计，就叫旺生回去吧。旺生听到准信，拿起冲担，戴上草帽，就回家去了。以后，旺生对钟佩文特别客气，令他的孩子管钟佩文几个叫“爷”，就是叔叔。

钟佩文在乡下还有一次当民工的经历。六九年四月初，小队贫农协会组长带一帮人上水利——去修沙溪水库。一天，有回家拿酸菜的人要他给金、胡二人送米和酸菜。临走时，他跟小队长说，去了就在那儿干一段时间。队长同意了。于是，他兴冲冲地去了。队里的人住在水库脚下的黄湾。当晚，营部（那时民工按军队编制，小队是排，大队是连，公社是营）开大会。会场上吊着一个瓦壶，里面装满煤油，在壶嘴里塞进灯芯，就当灯用。一位负责人表扬金汉生，说他革命干劲最高，一天运了五十六车（手推车），比本地的劳力运的还多，接着就骂本地人连知青也不如，要他们向金汉生学习，还说明天要检查，看谁偷懒。第二天他果然来了，亲自督战。钟佩文先是挖泥土，后来看见汉生、晓鹏推车跑得可欢了，就不想挖了，也推起小车来。开头几车由于没摸准这种车的特性，路上老是翻车，泥沙泼了一地。他还得一捧一捧地装上车，大大增加了劳动量，他觉得好累。到后面就更吃力了，主要是上坡难。水库高几十米，坡很长，有不少地方还较陡。他常常推到一半就得停下来擦擦汗，免得眼镜掉下来。民工们看着好笑。也难怪，在成千上万的民工中只有这么一副眼镜，本来就引人注意，再加上停车擦汗擦眼镜，谁看着都忍不住要笑。钟佩文倒也无所谓，反而“因祸得福”。原来上级特意在坡陡处安排了一些媳妇和大姑娘帮着民工拉车。她们往往一边笑着，一边帮他拉，你一把，我一把，他也就上去了。她们问钟佩文有没有爱人（这儿的人把未婚夫、未婚妻也叫爱人）。钟佩文说没有。她们就笑着说帮他找一个，问他要胖的，还是要瘦的，要白的，还是要黑的。他乐得和和她们打趣，就说只要你们这样的，并指着一个又白又胖的小媳妇说：“就要她！”。惹得她们嘻嘻哈哈笑个不停。后来，只要一看见钟佩文上来了，她们就跟那个白胖小媳妇说：“快去帮忙，你老板来了（这儿的人把丈夫叫老板，把妻子叫堂客）！”那天上午他推了十四车。小队里有人干得少点，怕挨批评，就跟他攀比。贫协组长气得把他们喝骂了一顿，说：“你去跟汉生比呀，怎么不比了？佩文身子弱，你就跟他比。他才来几天呐，你干了这多年，有脸！你多干点，标工米也多得一点，别人也拿不去。”旁边的人也嘲笑那个人。眼见此情此景，钟佩文感动极了，一吃完中饭就干，下午运了十六车。他好累，吃了晚饭就躺倒在统铺上去了。这儿的统铺十分简陋，就是先在地上并排打进几个有丫口的木桩，横着架好手腕粗的树杆，再沿着树杆放上比腕子稍微细一点的树棍——树棍排得并不密，有一寸左右宽的间隙，然后把稻草一铺，上面再铺上棉被。这就是统铺了。城里人是没法睡的，可民工干活干累了，躺上去就着。钟佩文就是这样的。

模糊间，听到外面人声鼎沸。汉生进来喊他快起来，说“九大”开幕了，广播里正播发公报呢！哦，他一骨碌爬起来，把脸摩挲了几下，就跟着汉生冲出去了。外面是一片欢腾的景象，人们在公路上、田堰上、湾子里游行，振臂高喊欢呼九大召开的口号。

钟佩文被这种热烈的气氛感动了，他想写一首诗来表达自己的感情。想来想去，他写了如下几句：

绿色的使者来到人间，

轻盈的步伐将各处走遍。

面对春风，我放声朗诵

阳光写在大地上的诗篇。

他看着改过的诗，得意极了。他把诗给汉生、晓鹏看。他们看了都赞不绝口，尤其欣赏“阳光写在大地上的诗篇”这一句，说气魄大多啦。钟佩文特意告诉他们，这一句是针对拜仑“阳光写在湖面上的诗篇”而改过来的。他们都笑了，汉生说，还是夫子会转文。

从那天以后，排里几乎天天晚上学九大文件，有时还学得很晚。不过，民工学文件兴趣不大，往往你念你的文件，我睡我的觉。领导也不管。他们知道，民工们干得很辛苦，太累，想多睡一会儿养养精神。钟佩文几个跟民工一样，听着听着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大家把这种现象叫“会议催眠症”。

七0年五月，武汉一家工厂来招工，钟佩文他们三个都被初选上了，到区里体检过。体检完毕，场方要知青们等待复查。六月下旬，汉生、晓鹏接到通知去漕河县一招见厂方来人。他二人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佩文同行，十分奇怪。在漕河，汉生问了厂方来人才知道，钟佩文的姐姐、姐夫当时正在鄂城磨刀矶一打三反学习班挨整，钟佩文属于政审不合格，厂方不能要。为此，钟佩文消沉了好多天。不过，他很快想开了，觉得姐姐、姐夫的问题迟早会解决的，只要他们的问题解决了，自己招工的事不就解决了吗？他仍然愉快地生活着、劳动着。后来，姐姐知道了这件事，总觉得对不住自己唯一的弟弟，好象自己做错了什么事似的，所以对弟弟更加关心、爱护。这也是钟佩玉下决心要把弟弟弄到鄂城的一个原因。

六月，全区搞挖渠大会战。樟树大队民兵连驻扎在离大队三十里外的张湾。小队长要他送一百斤柴去。他二话没说就上路了。这时他仍然显得很文弱（为此，大队没要他去参加大会战，只要汉生、晓鹏去了。这两位也是精神抖擞地去的），但挑一百斤柴已不在话下了。再说，在公路上没人监督，想走就走，想歇就歇，多美的差事啊！不过，他觉得没去参加大会战就已经占了便宜了，要是在路上偷懒，就太不像话了，越是没人监督就越要自觉革命，所以他路上只休息了一次，就一口气到了张湾。

在张湾他才知道大会战苦到什么程度。他看见有好几十号人病倒床上，发烧的，头昏的，拉肚子的……，民兵连长大声念着毛主席语录“备战备荒为人民”、“要准备打仗”，接着焦急地作动员工作，要求病倒的人坚持上工，说轻伤不下火线。钟佩文感到惭愧，当即请战。民兵连长拍拍他的肩膀，夸了他几句，说他眼睛不好，又说你们知青已经出了两个了，就算了吧，回去照样干革命；还夸了汉生、晓鹏表现不错，没请过一次病假，没发一句牢骚，比一些社员还强。这些话明显是说给那些社员听的，也确实起了作用，就有不少人当即起身拿了工具就走。民兵连长告诉钟佩文，动员生病的人上，也实在是没办法，任务太重，人手不够，只好硬着心肠这样做。他摸了民兵连长的额头，感到微微发烫，心中充满怜惜和敬佩之情。

八月底，全区又搞挖渠大会战，大队民兵连驻扎在五里外的三石。这次，小队长派钟佩文去了。他挑着被子、脸盆、白米、腌菜和箢子，先到大队部去集合，再一起开到驻扎地。他这回是从皮肉上体会了大会战的艰苦。每天天不亮就出工，早中饭都在工地吃。白天在巨石上打炮眼装zha药，天黑了收工，点药炸石；第二天搬走石头，再打眼装药。晚上吃罢饭，洗澡、洗衣、乘会儿凉，已到了十一、二点，上chuang就寝，到次日出工，仅能睡四、五个小时。上工时，打哈欠的特别多；中间休息时没一个人说话，你只能听见阵阵鼾声。这些农民，六月份苦干了一个月，七、八月搞“双抢”（抢割早稻，抢种晚稻），八月底又搞大会战，忙得脚不沾地。可大队、公社的领导还嫌进度太慢，常来巡视，一来就催促上工。一些贫下中农一面低声咒骂（也只有贫下中农敢骂几句），一面赶紧起来上工。钟佩文是知青，受到特殊关照。在第一天晚上的动员大会上就有人提出他是知青，可不可以照顾一下；大队干部二话没说，当即拍板，允许他天亮以后出工，不定具体任务，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干了多少就是多少，而工分仍然是十分。这让好多小伙子、大姑娘羡慕得眼睛喷火。就这样，他还觉得好累。当然累呀！吃的是没有一点营养的腌菜，干的是超负荷的活儿，怎能不累？社员们告诉他，这次真算好的，六月份那次常常一天只能睡两个钟头；有一次睡了两个半钟头，领导说是看大家太累就照顾一次。钟佩文听了，心里暗自庆幸，也才知道为什么那次有那么多人生病。因此，他干得十分卖力。他觉得不干好，实在对不住人。社员们对他真不错，时时处处照顾他，还常夸奖他“不爱懒”。有一个人“邀”他挑两百多斤的大石头，他欣然接受挑战。可还没开始呢，社员们马上就斥责那个人，说城里人不懂，难道你不懂吗？挑这么重，把腰压坏了怎么办？有个平时爱开玩笑的社员对他说，小心压坏了腰，将来上chuang没用，讨了老婆也管不住。说得大家开怀大笑起来。好多年后，他一想起这件事，心里仍是热乎乎的，万分感激。这些农民自己累得要死，却不让一个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人过于受累。怎么解释他们的行为呢？钟佩文找不到美好的词语来解释；找汉生、晓鹏解释，也是一样。想来想去，他只能说：他们的心，真好！

九月上旬的一天，大队通知他说，公社中学的书记找过他，要他当老师。他想，一当上老师，就回不了武汉了，这可是人生的转折点呐，怎么办？经过一夜的思想斗争，他做出了他一生中最重大的一个决定：不回武汉，就留在这穷乡僻壤当教师，把自己从劳动人民手里学来的文化知识再传授给他们的子女。尽管他早有扎根农村一辈子的思想准备，但做出这个决定后，他心里仍然是有些难受的。不过，他很快就从私心杂念中跳了出来，狠批了自己的私字一闪念，还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革命信念不太牢固，要继续斗私批修。第二天，他沿着公路来到区辅导组，坦然地向辅导员谈了自己思想斗争的经过，表示了自己的决心。辅导员对他大加赞赏并通知他准备去黄冈师范学习三个月。临行那天，金、胡二人送他上车，相互珍重道别。一些社员恭喜他跳出“农”门，不再捏锄头把了。

在黄冈师范学习期间，他接到金、胡二人的信，说他们已回到武汉进了工厂。他一时之间无比惆怅：今后将要和两位最要好的朋友天各一方了，再也不能朝夕相处啦。但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他再一次问自己，他这样的选择是对呢，还是错了？很快地，他又一次狠批了自己头脑里的私字，精神又振奋起来。他为自己在思想革命化上又取得的胜利而自豪。

后来，时移势易，他被审查了两年，这样他不得不又问自己：自己的选择是对呀，还是错了？这次他回答不了自己了。说错了吧，等于否定了自己。这是他死也不情愿的。在学习班里就有人昧着良心说他留下来当老师不是为了干革命，而是因为受不了农村的苦。特别让他痛恨的是汪兴无说过好几次。这等于否定了他。他恨得咬牙。为此，他反驳过。得来的是革命动力们轻蔑的微笑。这很伤他的自尊心。说对了吧，现实让他难堪无比。原本打算留下来干革命的，谁知却成了革命的对象。他已没有刚参加工作时的革命豪情了，只带着满腹的委屈、迷惘、忧虑、愤怒，走上前途未卜的人生旅程。

“什么在前面等着他们呢？”这几天，这句话老在耳边回响。他有点害怕，因为这是魔鬼说的话。这句话是苏联的肖洛霍夫说的。《*同志委托*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里说过：“肖洛霍夫是修正主义文艺的鼻祖，要敢于碰他。”他在黄冈师范学习时就“碰”过那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曾批判肖洛霍夫精心培植的大毒草——小说《一个人的遭遇》。

那是一九七0年十月的事。他正在语文排（当时黄冈师范按军事编制分班）进修。那时，每天的生活日程安排得很充实：早晨六点钟起床，十分钟后就去操场集合、跑步、做操，然后解散回寝室整理内务；六点四十五分上早自习，七点半下课、吃早饭；八点钟到十一点半上完课，就吃中饭，吃完中饭就休息到下午两点钟再上课，一直到四点四十五下第三节课；五点半钟吃晚饭，接着是自由活动，七点钟上晚自习，直到八点半下课回寝室，九点半钟熄灯。这是通常的安排。有时要从事一些其他活动，如参加劳动、访贫问苦、请人做报告、庆祝国庆和学习结束的汇报演出，就改变通常的生活日程。对这样充满政治色彩和文化意蕴的生活，钟佩文自然是相当惬意相当满足。这是他喜欢的生活。他抓紧时间学习着，还利用挤出来的时间干他喜欢干的事。他喜欢干的事有两件：一是教样板戏。他自幼听京戏听得多了，唱起来韵味很正。他打小就想当个演员，只是因为嗓子不太好，加上他爸爸不想让他干唱戏这一行，所以他就没进演艺圈。对此，他倒从来不抱怨，以后就把哼唱戏文当成业余爱好，时不时就来几句。那年在武昌县乡下劳动，他就给社员们来了一段《今日里打渔在河下》。现在在黄冈师范学习，有了出风头的机会，他自然要表现一番嘛！在一件事就是批判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

他在读小学时就看过连环画《一个人的遭遇》。那时他对主人公安德烈在卫国战争中的遭遇深表同情，觉得这个人真可怜，一个完整美好的家庭被法西斯给残酷地毁灭了。后来听说这部小说拍成了电影，他很想看看。那时，他们这一代人特爱看苏联电影。他最爱看四类片子：一是史实性的片子，像《列宁在1918》、《伟大的公民》、《斯大林格勒战役》、《基辅姑娘》等；再一是战争片子，像《丹娘》、《坚守要塞》等；第三是反映少年儿童的片子，像《战火中的少先队》、《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丘克和盖克》等；第四是反特的片子，像《山中防哨》、《在伯爵的废墟上》。对言情片他是从不问津的。他非常希望能看到电影《一个人的遭遇》，可一直未见公映。后来听说这部电影有问题，只在内部放。他是中学生，自然是看不成的了。他一直想看一看原作，看它究竟有什么问题，可一直没有机会。现在他在黄冈师范学习，看到报上登有几篇批判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文章，就又起了看《一个人的遭遇》的念头。他试着问排的辅导员，师范图书馆里有没有这本书。辅导员答应找找看。也是他运气好，辅导员找到了。他好高兴，忙向辅导员表示感谢。

这本书的封面很简单，画面上一个复员军人，背着行囊，吸着香烟，带着一个小孩。画面的气氛是凄苦的。他没有被这种表面现象所迷惑，他要找出这棵大毒草里面的“毒”来。他花了一个星期的课余时间，仔细阅读，深入思考，根据所学到的关于无产阶级文艺的观点，果然看出了小说的“毒”：

作者塑造了一个苏联人民的可耻叛徒——安德烈。德国法西斯侵犯他的祖国，他应征上前线，不是斗志昂扬，而是悲悲切切。车站一片哭泣声，所有上前线的人都是哭丧着脸。他的妻子死死抱住他不愿放手，泣不成声。他先是觉得很不好，推开了他妻子；可他妻子在楞了一下之后，又发疯似地扑上来拥抱他，而他也把妻子紧紧抱在怀里。上了前线，战士们很少不怕死的，有的人写信时眼泪鼻涕竟然把信纸弄得一塌糊涂。他们一接仗就败了，很多人被俘，一些人被俘时还赤着膊，样子极其狼狈，全没有轩昂之气。安德烈本来躺在路边装死，后来见敌人向他走过来，就站起来当了战俘。敌军官为庆祝斯大林格勒即将陷落要他喝喜酒。他非但不严辞拒绝，痛斥敌人，反而一饮而尽，以致于敌军官都对他变得慈祥了。作者为了让这个叛徒后来回到苏军部队的情节有合理性，就捏造了一个不合理的情节：敌人让他给一个军官开轿车，而他把敌军官灌醉后就一车子把敌军官送到苏军阵地上。作者显然想以此为可耻的叛徒安德烈开脱。安德烈的儿子阿纳托利在苏军冲击柏林的战斗中壮烈牺牲，战友们为他儿子举行隆重的葬礼。在葬礼上，他不是痛恨敌人、激励将士，而是说埋葬了儿子也同时“埋葬了他最后的希望”，完全没有革命者的气概。战后，他的家人全死了，他孤苦伶仃的。不久，他收养了一个孤儿，但生活苦不堪言，不得不四处流浪，寻找谋生之地。他不断询问自己：“生活啊，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为什么要这样惩罚我？”整篇小说以凄凉开头，以凄凉结束，基调悲凉无比，全然没有战争胜利后欢欣鼓舞的气氛。

这个安德烈丢尽了苏联人民的脸，可肖洛霍夫对这个叛徒寄予极大的同情。结尾处借一个苏联军官之口感叹地说：“什么在前面等着他们呢？”

钟佩文抓住这句话进行批判，写了一段笔记：“修正主义文艺的头子肖洛霍夫紧锣密鼓地配合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卖力炮制所谓‘解冻文学’，抛出《一个人的遭遇》。这个阴险恶毒的家伙在这部小说里，竭力挑拨苏联人民不要去申讨法西斯的罪行，却念念不忘战争给自己带来的苦难，进而诱导人民去反对斯大林。好像苦难不是法西斯造成的，而是领导人民进行抗战从而彻底打败法西斯的斯大林。斯大林是苏维埃国家的伟大元首，是苏联卫国战争胜利的旗帜和象征。肖洛霍夫把矛头指向伟大的斯大林，又何其毒也！”

他觉得意犹未尽，又用了一周的时间，写了一篇五千字左右的批判文章，系统批判《一个人的遭遇》，特别是批判小说结尾处的两段话：

两个失去亲人的人，两颗被空前强烈的战争风暴抛到异乡的沙子，什么在前面等着他们呢？我希望，这个俄罗斯人，这个具有不屈不挠性格的人，能经受一切，而那个孩子会在他父亲的身边长大，等他长大了也能经受一切，并且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如果祖国号召他们这样做的话。

在战争的几年中上了年纪、白了头发的男人不仅仅在梦中流泪，他们在清醒的时候也会流泪。这儿重要的是要及时转过脸去。……这儿最重要的是不要伤害孩子的心，不要让他看到在你的脸颊上怎样滚动着吝啬而伤心的男人的眼泪。

钟佩文认为，这两段话最恶毒。第一段简直就是挑拨苏联人民起来反对斯大林。你看，“孩子长大”正是苏共二十大以后，“障碍”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祖国号召他们这样做”就是指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蒙蔽苏联人民反对列宁斯大林创建并巩固的社会主义制度。第二段渲染战争的苦难，宣扬战争恐怖论。

他把自己的批判文章给排辅导员过目。辅导员看后，大加赞赏，还修改了几处，并且拿到排里去宣讲，要大家都这样主动写批判文章，提高自己的分析能力和写作能力。同学们以赞赏的眼光看着钟佩文。他当时非常兴奋与自豪。

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打了鬼却也被鬼缠上了。从此以后，那两段话就深深地印在他的心里。以往他回忆这两段话，是边回忆边批判的。可今天又回忆起这两段话，竟然鬼迷心窍，已无批判的意思了，反倒有了认同之心。尤其是“什么在前面等着他们呢”这句问话，只要删去一个“们”字，等于就是对他说的。这是怎么搞的？这就是否定之否定规律吗？太可怕了！该死的肖洛霍夫！你这个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头子！我和你远隔万里，你为什么还要缠着我呢？可回头一想，又觉得是自个儿的问题：人家又不认识你，是你自己找上门去要人家缠着你的，怪谁呢？他想，我怎么会跟那个家伙联上的呢？唉，是得注意，资产阶级的影响、修正主义的影响确实是无孔不入的呀。好厉害！好厉害！是要注意！绝不能被它们腐蚀拉拢了，绝不能！不然，反革命分子会向你招手哩！

不管他怎么胡思乱想，现实的处境逼得他不得不一再思索那句问话：

“什么在前面等着他呢？”

他想：“这的确是个现实问题。什么在前面等着我呢？要说起来，安德烈比我还强些，他是两个人，而我呢，只有一个，茕茕孓立，形影相吊。怪可怜的！”想着，想着，他眼前出现了一幅画面：

正在踽踽而行，空间极其辽阔，所有的行李被捆成一捆压在他身上。天寒地冻，前面弥漫着浓浓灰雾，里面似乎有什么怪物隐藏着，可是看不见。这时，响起了画外音，音调苍老、悲怆：

“一个远离亲人的人，一颗被强烈的革命风暴抛到异乡的沙子，什么在前面等着他呢？我希望，这个倒霉的人，这个挣扎在人生路口的人，要经得住考验，不要沉沦，并且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如果祖国号召他这样做的话。”

有人在唱歌,非常凄婉：

“蹒跚地，怅惘地，

心里是欢喜，还是悲伤？

路漫漫，雾沉沉，

前面是阳光，还是罗网？

阳光普照的日子多么美好，

在绿色的原野上奔跑、歌唱。

可如今背着沉重的包袱，

走向那迷茫的远方，远方……“

他沉浸在歌的意境里，心动神摇，想哭，想叫。他对着青天大喊：“生活啊，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为什么要这样惩罚我？我为什么要受这样的待遇……”

“喂，喂喂！”司机把钟佩文摇醒，“你在叫什么？沙溪到了。把行李拿好，快下车！我还要赶回漕河哩。”

钟佩文摆了摆头，虽然仍带着点迷糊，但伤感的情绪依然不减。他左手摘下眼镜，用手背摩挲着额头，右手提着行李，跟着别人下了车。外面早站着不少急不可耐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