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页）钟佩文听说过爱因斯坦，也知道洪卫民所说的那几个人物。*前他看过一本小册子《时间与空间》，是介绍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的，他看了几遍，实在看不懂；还看过一本历史小丛书，是写林肯的，书里引用了马克思的话，称赞林肯废除了黑奴制；其次就是马克吐温，他学过一篇课文，是马克吐温的短篇小说《竞选州长》，作者揭露了美国民主选举制虚伪的内幕，入木三分；他还知道爱迪生是发明家，富兰克林是科学家。对另几位美国的人物，他也有所耳闻，只是找不到革命导师们对他们的评价，就不好说了。能找到革命导师的有关语录比什么根据都要过硬。可是现在手头没有这样一些语录，就最好不要说话。

钟佩文不想说，可命运偏偏要跟他过不去。汪寿生笑着问他：“钟老师，你同不同意洪老师的说法呀？”

钟佩文见被点了名，也就顾不了那么许多了，心想说就说。他开口言道：“我完全赞同老洪的说法。”话音刚落，很多老师就笑起来了，有人还学着说“老洪老洪”。洪卫民指着他说：“老洪？我不老也被你喊老啦。”陈柏树、吴学儒、康淑芬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汪寿生挥挥手，说：“听钟老师讲！”

钟佩文就把刚才想的说了一遍。

汪寿生盯着钟佩文，阴着脸问：“你说了这么多，有没有根据呀？”孟祥宇也来了一句：“是呀，要有根据哩！”

钟佩文没说的时候不敢说，现在既然已经说了反而什么也不怕了，就说：“我有根据。别的不说，马克吐温的小说《竞选州长》孟老师也学过，他可以为我作证。孟老师，是不是的呀？”

孟祥宇把嘴张了张，没表态。汪寿生看了看他，没再说话。

洪卫民说：“刚才是陈主任要我说，我才说的。爱因斯坦是犹太人，受纳粹迫害才到美国去的。”

邓菊生问：“洪老师，他为什么不到社会主义国家去呢？他要是革命的，就应该到社会主义国家去呀！”

邓葵花也说：“那倒是的，他应该到我们国家来嘛。”

彭保国大笑不止，说：“那时候还没发生二战哩，中国还是十年内战时期，他怎么到中国来呢？”

孟祥宇也笑，说：“那时候没有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国家正在闹革命，他没法来……”

钟佩文听孟祥宇说那时候没有社会主义国家，不觉好笑，觉得这个高中生怎么竟然连起码的历史常识也没有，心中陡起轻蔑之意，想起那次查作文本子的事，决心给他点颜色看看，抒发抒发心里的积怨，就说：“那时候怎么会没有社会主义国家呢？苏联就是的！”

有人低声说：“苏修！”很多人都不言语了，紧张地看着汪寿生。汪寿生正在吞云吐雾，一声不响。陈柏树则笑着看看钟佩文，又看看孟祥宇。钟佩文看见邓菊生不满的眼光，也看见康淑芬焦虑地向他摇手。他向康淑芬笑了笑，现出不在乎的神情。

孟祥宇也不示弱，说：“说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那是以前的提法，现在变了，好像没这么说了吧。”

彭保国又笑了，说：“你缺乏起码的常识，还是免开尊口吧。苏联当时是斯大林领导的，现在我们国家还在说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吧？还在挂他的像，是吧？斯大林领导的国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难道是修正主义国家吗？孟先生，你说是吧？”

孟祥宇满面通红，哑口无言。钟佩文看见孟祥宇的难堪的样子，心里好生畅快，就向彭保国伸出大拇指。彭保国靠在椅背上，十分得意。

陈家才半天没说话，现在见彭保国十分得意的样子，很不高兴，就说：“彭老师，有什么看法就好好说嘛，何必挖苦人呢？”

彭保国正要回敬几句，汪寿生不耐烦地挥挥手，制止了他，说道：“开会讨论问题，怎么互相攻击起来了呢？这还像革命同志吗？”

陈柏树说：“现在悉归正传。胡辅导员讲话的精神是希望大家放下包袱，大胆抓教学。只要我们坚持革命大批判，又坚持勤工俭学，抓教学是不会出错的。他说他明年要来看我们抓教学的成果哩。汪书记，你说几句吧！”

汪寿生双脚蹬在乒乓球台桌面下的横杠上，说：“胡辅导员要我们大胆抓教学，大家就抓起来，免得明年挨批评。只要以革命大批判开路，时刻记住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学文学工学农，随时批判资产阶级，我们就不会犯错误。还有一点要说说，以后少耍嘴皮子，把自己的本职工作搞好。有的老师还是大学生哩，上课还不如人家高中生！可耍起嘴皮子来，还一套套的哩。我不想再看到这种现象了。好吧，没事就散会了。”

钟佩文想听听吴学儒对公开课的意见，就来到吴的寝室。

吴学儒正跟邓菊生谈什么，见钟佩文来了，就招呼他坐在床沿，跟他说：“我估计你是来问我意见的，是吧？我没意见。只希望你以后照着做，再发扬光大，搞得更好。”

邓菊生也说：“钟老师，你的课讲得真好。我要向你学习。”

吴学儒说：“你是要向他学习。——哦，钟老师，菊生来问我‘纳粹’是怎么回事，我也说不清楚。你读过不少书，你来给她说说看。”

钟佩文巴不得在邓菊生面前露一手，就大大咧咧地说起来：“‘纳粹’就是德国的一个法西斯政党，是希特勒建立的，全名叫德意志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纳粹’。”

邓菊生不解地问：“什么是法西斯呀？希特勒是什么人呢？”

钟佩文感到她知识面太窄，不好说得过多，怕越说她越糊涂，就说：“法西斯是*的，是坏人，希特勒是他们的大头子。你先只要知道这些就行了。”

邓菊生又问：“钟老师，这我就不懂了：社会主义事业是工人阶级的事业，工人阶级是归**领导的，可法西斯是*的，怎么也叫社会主义呀，工人呀？”

这时候，钟佩文有点后悔了，觉得跟她扯这些问题是自找麻烦，万一她理解上出现偏差，又要怪我乱说，被领导知道了又不得了，就想三言两语应付过去算了，于是说：“希特勒打着红旗反红旗，利用社会主义的好名声，笼络工人阶级，就给他的组织起名叫德意志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这反映了他的狡诈，更表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深入人心。”

吴学儒在一边听着，以一种异样的神情看着钟佩文。

邓菊生听了直点头，似乎懂了，说“是的是的”。后来，她跟钟、吴二人说了一些闲话，就告辞离去。

吴学儒说：“钟老师，想不到你年纪轻轻的，还看过不少书哇！刚才那些东西你是从哪里看来的？”

钟佩文告诉他，*前他从一个同学那里借到一本书，叫《第三帝国的兴亡》，是内部书籍，讲了希特勒由发迹到灭亡的全过程。还看过一本内部书籍，叫《在万字家族的灾祸下》，专门揭露德国集中营的黑幕的。

吴学儒惊讶得睁大了眼睛，说：“我的天，老李没说错，你真的看了好多书哩。这两本书我连听也没听说过。你还不简单咧！”

钟佩文说：“其实没什么。我有的同学看的还要多。我们学校有出身高干家庭的，他们有机会看到我们老百姓看不到的东西。你说我看的这两本书你连听也没听说过，我也一样，那些同学看到的东西我也连听也没听说过哩。都一样，都一样!”

吴学儒说：“我们这儿是穷乡僻壤，人人孤陋寡闻，对好多事情根本就不知道，脑子越来越不好使啦。在大城市多好，见多识广，脑子也灵活些。哦，有一点你要注意，你看过的那些书不要到处去讲，不然会惹麻烦的。我们这里一些人，没读什么书，最多读了几本毛主席的著作，其实还没通读毛选，前几年上面要求读马列著作，他也读不明白，可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自我感觉好得很，好像马列主义*思想他全掌握了。看着他们那副鬼样子，心里就有气。他们这些人，学问并不多，真的向他们请教一些理论问题，他们又裹（湖北方言，意思是“分析说明”）不清楚。你说可笑不可笑？可他们特别敏感，能从没问题的话里抠出问题，弄出一些风波，闹得人心惶惶。唉！好在老陈为人忠厚，老汪也不怎么爱整人——当然批评总是有的，当领导嘛，就是抓政治动向和思想动向的；要不然哪，老师们的日子就难过喽！”

钟佩文低声询问：“有哪些人爱向领导打小报告呢？”

吴学儒面部表情陡然复杂起来，半天没开口，又站了起来，倒了一杯水，慢慢啜吸着，缓缓地说：“钟老师，你以后注意观察就是了。好吧，时间太晚了，你回去休息吧。”

听到这句逐客令似的话，钟佩文只得尴尬地离开。他好生气恼，连刚才交谈时的好兴致也几乎烟消云散。不过，他在辗转反侧以后更多地想起吴学儒的好处来。是的，人家给你好处多多，这一点“冒犯”算得了什么呢？何况人家有人家的苦衷啊！五七年有右派言论，没被划成右派已是万幸，再不夹紧尾巴做人，那就完了。要是个光棍也还好点儿，可现在有一大家子呀，即使不为自己想，也得为一家人想啊！活人活到这一步，想想真让人伤心！尤其是心高气傲、思想敏感的知识分子，更是痛彻心腑！应该同情人家，体谅别人的苦衷，正像汉生、晓鹏和金叔体谅你一样。

这年头人都变谨慎了，“祸从口出”这个成语已然成了交往中互相警示的口头禅。对敏感的话题，只有在经过长期考验的老朋友之间才倾诉一二，但也没有全抛一片心；说完之后，还要来一句：“我只跟你一个人说了，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啊！”这个朋友拍着胸脯赌咒发誓，绝不向别人透露一点点。可是这个朋友哪里忍得住？转身就告诉了第三个人，又是千叮咛万嘱咐不要告诉别人。第三个人也是赌咒发誓拍胸脯，保证绝不告诉别人。可刚转身就忍不住了，又向第四个人透露出去。第四个人也忍不住，就……如此传来传去，就闹出这样的笑话：第一个人说的话，最后传回到第一个人的耳朵里来了，连他也弄不清楚最初的“肇事者”是谁，还以为自己与别人暗合。这样的笑话几乎天天在发生。若干年后，过来人谈到这样的笑话时往往啼笑皆非，同时感叹万分。自然是感叹万分啊！有话想说，本是人的天性，可经过多次风浪之后，这天性被压制了，胆子变小了，怕承担责任；于是人们就不得不考虑说话的策略，并且终于找到了这种策略，就是“只跟你一个人说了”。这种策略好就好在一旦东窗事发，证据不足，因为在每个环节上只有一个证人，又空口无凭，而且越追查，牵涉面越广，更要命的是查不到最初的“肇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