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号上午，检查团来了。胡辅导员、赵辅导员跟汪寿生、陈柏树寒喧了几句，就布置考试事宜，要求闭卷。各班班主任和语数外理化五科的老师忙成一团，连午休时间也顾不上休息。
吃中饭的时候，吴学儒拿着公开课的教案来找他。他问教案有没有什么问题。吴学儒说：“教案什么问题也没有，问题在你身上。老汪问我，你能不能百分之百地有把握万无一失地把公开课讲好？钟老师，你先说说看，你有把握吗？保证万无一失？”
钟佩文非常紧张，知道这次可是到了节骨眼儿了，就尽量压住狂跳不已的心，坚定地说：“我可以立军令状，保证讲好这次公开课。”他喘了一口气，又说：“吴老师，你费了那么大的劲辅导我做教案，我要是不讲，也对不起你呀！”吴学儒笑了，说：“算你会说话！我更有信心了。我已经在领导面前打了包票，现在一切都看你了。你一定能讲好，你自己要有信心。还有胡辅导员那好说，可赵辅导员是内行，教导主任出身，你要注意点，啊！”钟佩文郑重地点点头。
下午，各班进行考试。教室里考学生，教室外“烤”老师。老师们一个个提心吊胆，坐立不安。钟佩文对自己的学生考得如何，心里没有一点底。考试结束，检查团的人阅卷，阅卷后的成绩暂不公布，等听课结束以后再有说。
第二天上午第三节是钟佩文的公开课.离上课还有两三分钟了。
钟佩文站在教室门口，紧张得手心渗出了汗水。四月下旬，天气本来就有点热，加上紧张，他感到背上十分燥热，有一股汗水在往下流，弄得背上有点儿痒痒。
没想到教室里坐满了人。前面是学生；后面是检查团的成员，包括一位懂得语文教学的胡辅导员，正准备听钟佩文讲课；两边还有本校语文老师和全公社小学的语文老师。这个阵容是太庞大了！钟佩文哪里见过这场面！他心里直发怵。想当年做学生的时候，每逢年轻的任课老师讲公开课，他看见教室后面坐着不少人，又看见老师紧张得手微微发抖，既感到好笑，又瞧不起，觉得这老师胆子太小，太没用了。他想，要是有朝一日我讲公开课，绝不会像这个样子！如今，历史的潮流把他推到讲台上了，而且要他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讲公开课，当年的壮志豪情早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唉，立大志容易，干实事难。此时此刻，他只觉得脑子空空，一时不知所措。
时光像水一样流淌，挡也挡不住。上课的钟声终于响起，他感到心已经都提到嗓子眼儿了。
冲锋号已然吹响，那就往前冲吧！学校领导正看着我哩，吴老师正看着我哩，康淑芬、张有成、洪卫民等诸位老师也在看着我哩——康、洪二位老师本来有第三节课的，但为了给他捧场而特意调了课，这真是关键时刻见真情啊！为了他们，也为了我自己，我一定得上好这节课！他顿时感到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便稳步跨上了讲台。
讲台下黑压压一片，人们像是约好了似的，眼光齐刷刷地向他投射过来，这使他突然一阵眩晕；但是他看到吴学儒在对他微笑，看到康淑芬、张有成、洪卫民和一些老师在对他微笑，又看到学生们严肃而稚嫩的脸，眩晕很快就过去了。
“起立！”郭仲生响亮地喊了一声。这个口令声提醒钟佩文，战斗正式打响了，要抛弃一切杂念，沉着勇敢地冲上去。只有冲上去，才能取得胜利。
他按照安排好的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导入新课……指名翻译……讲解课文，并把关键词语板书出来……师生共同分析作者的评论有何缺点……
最后，他做小结：“作者的评论肯定了人比禽兽更聪明。这是对的，但不深刻。我们应该想得更深刻些。狼代表坏人，它一心一意要吃人。鲁迅先生说过，旧社会是人吃人的社会。狼就是吃人的坏人。阶级分析的方法就要求我们对人对事对一切现象，包括我们头脑中的私字一闪念，都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念去分析，不然我们就看不准看不透。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看问题，狼就是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他们的代理人，像陈独秀、王明、彭德怀、刘少奇、*这些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就是狼；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也是狼。他们都是要吃人的，不吃到人就绝不罢休。对他们不能有丝毫幻想。对付他们的最好办法，就是斗。你们看到了，屠户一开始不是斗，而是丢骨头，以为狼吃了骨头就会放过他；但是狼没有放过他。怎么办？屠户丢掉幻想，进行斗争，结果杀死了贪婪而狡诈的狼。所以对反动派只能是一个字——斗！当年拿枪杆子闹革命是斗，现在搞*也是斗，跟机会主义路线头子斗，跟地富反坏右斗，跟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斗。不斗不行。要是资本主义复辟了，他们就会成千成万地吃人，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劳动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学生们在底下听得十分认真，也十分激动。
钟佩文边讲课边观察吴学儒的反应。他见吴学儒在点头微笑，信心大增。
下课的铃声终于响起，是那么欢快！
钟佩文近乎小跑地回到寝室，一下子软软地坐在椅子上，莫名其妙地发了半天呆。他最大的感受就是——累！
吴学儒来了。钟佩文赶忙站起来，拉住他的手，请他坐，问他领导反应如何。吴学儒说：“领导要听完所有的课，还要分析试卷，再跟老汪、老陈谈一谈。他俩个比谁都着急。估计今天晚上要开会。你今天不错，比我预想的强多了。你那个结束语十分现水平。我看见胡辅导员连点了几下头。这是好兆头。”说完，笑了笑，就匆匆走了。
听了这番话，钟佩文心头上的石头总算落了地，人顿时精神了许多，不由得哼起了杨子荣的唱段：
今日同饮庆功酒
……
跟他寝室仅一墙之隔的洪卫民说：“看样子，你革命成功啦！恭喜，恭喜！你得请客吧，啊！”钟佩文说：“孙中山先生教导我们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还不知道今天晚上的会是怎么回事呢。哦，你的学生考得怎么样？”洪卫民说：“估计不行。你想想，学生经常劳动，上课的时间保证不了，还能考得好吗？你班上的农基上不成没关系，可高中的物理要考的啊。到时候，我拿什么交差呀？”钟佩文安慰他说：“语数外是主课，物理好像没那么重要，也许上面不会重视的。”洪卫民笑着说：“谢谢你的吉言。但愿如此喽！”
下午，检查团走了。晚上，除值班老师外，其他老师都到会议室开会。
会议室里静悄悄的。大家都在等待领导的“宣判”。无关的人在那儿悠闲地说笑、抽烟；有关的人则忧心如焚，坐立不安，有的竟呆若木鸡。
陈柏树拿着笔记本，看了一眼汪寿生，宣布开会。大家的目光全集中到汪寿生的脸上。汪寿生慢条斯理地说：“这次检查团对我们的工作，有肯定，也有批评。肯定的，我们发扬；批评的，我们改进。具体情况，请陈主任谈一眼。”说完，他抽起烟来。
陈柏树笑着说：“大家不要紧张。今天晚上开会不是批评老师的，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的。”接着，他开始讲了。先讲考试情况：“各班语数外考试，成绩不理想，及格面小，还有交白卷的；有的学生把卷子上都写满了，就是没做对一道题。”
听到这儿，有老师忍不住笑出声来了。陈柏树也笑了，还不住地摇头。他又说：“各班成绩要送给有关老师，这里就不再多说了。下面说说听课情况。老师们讲课都很认真，胡辅导员很满意；但学生的反应不佳，不积极，主动站起来回答问题的少，回答问题正确的少，对此，胡辅导员很有意见。当然也有例外，就是吴学儒老师、钟佩文老师的课，领导认为不错；还有，孟祥宇老师、陈家才老师的课也讲得很好，领导比较满意。”
钟佩文心里直想笑，向吴学儒望去。吴学儒冲他点了点头……钟佩文想：“想不到教书也有门道。幸亏吴老师指点，这才平安无事。才才！看来，这公开课不是讲给学生听的，是讲给领导听的。平时讲课要是像讲公开课那样讲，老师还不得累死！不懂这个就会吃大亏、倒大霉。不过，这个机密不能到处乱说，不然是自找麻烦。就把这个机密永远存留在心里吧。平时的课要好好上，那是不能搞假的，不然就会误人子弟，考试那一关也没法过；公开课是讲给领导听的，搞一点小动作是应该的。为人要老实，但又不能太老实，老实得过了头是要受欺负的……”
陈柏树又具体地讲了各科的情况：“数学课，一些班的学生演板错的多。英语课，很多学生根本读不清楚。胡辅导员竖起耳朵听了几个学生读，怎么也听不清楚。语文课，包括吴学儒老师在内，驾空分析的情况比较严重，有的老师简直就是在上政治课。”接着，他具体讲了每个人的情况，讲到钟佩文时，他说：“胡辅导员对钟老师的课很满意，说一个高中生，教书不到一年，能讲成这个样子，可以啦。我们说是吴学儒老师辅导的。他说，难怪，名师出高徒嘛！还说，应该叫中老年教师多带一带，让青年教师快快成长。我们当年不都是请中老年老师带过的？”
听到这里，钟佩文喜形于色。这等于是在当众表扬他。自蹲学习班以来，他两耳充满侮辱人格的斥责声、吼叫声和漫骂声，还没有听过一句表扬。今天晚上，这难得的表扬太让人振奋了！
陈柏树说：“胡辅导员对驾空分析课文的情况很反感。他说，即使是钟老师，讲《狼》这一课也有驾空分析的情况。钟老师挖掘课文的思想性很成功，但抓住关键字词句分析故事情节分析人物心理变化做得还是不够。语文课就怕驾空分析，一驾空分析就变成政治课了。”
老师们听了，不由得面面相觑。谁心里都明白，这几年上语文课就是这样上的，从没受过批判，说明这样上课保险系数大。钟佩文记得，在黄冈师范进修时，学校在国庆节前没上专业课，只是进行政治学习，说是搞政治建校，还组织了一次批判会，批判本校一位姓刘的语文权威，说这家伙分析课文老离不开字词句，从不下大力气挖掘课文的思想性，更不用说上挂下联了，搞的全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那一套。有一位批判者举了一个实例：《庖丁解牛》这一课，表面上讲的是解剖牛体要依据牛的结构而从骨头缝处下刀，其实是表现当时人们在夹缝中求生存的艰难；可这家伙不向学生指出本文的真正意思，却从字词句入手，说本文讲了做事要遵循事物规律就能事半功倍的道理。这就把学生引向了邪路！还嘲笑说，这家伙说起来是语文权威，其实没什么真才实学，连一篇浅显的文言文也读不懂，是个假权威。这次批判会给钟佩文留下了很深的影响，使他明白了应该怎样教语文。这次讲公开课，他就按照吴学儒的嘱咐精心准备了一个好的结束语。他认为这样讲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刚才听了陈柏树的一番话，他感到困惑和惊讶，知道其他老师也一样。
陈柏树环视了大家一下，继续说：“胡辅导员原来干过教导主任，抓教学很有一手，他这个人脑子也很灵活。他要我们大胆抓教学，抓知识。他提醒我们，现在有一种说法，*前的学生政治质量差，知识质量强，而现在的学生政治质量强，知识质量差。我们不能满足于政治质量强，还要在知识质量上超过*前的学生。这才是完整的无产阶级质量观。”
老师们哦了一声，茅塞顿开，相互之间小声议论着，会议室里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钟佩文也觉得此说有理，应该让学生在政治上知识上都强，才能成为红色接班人，才能体现教育革命的伟大成果。于是，他挺直了腰，注意地听着。
“胡辅导员还提醒我们，”陈柏树说，“去年《光明日报》有一篇文章，是十月份的，是周培源写的，专门谈了要加强基础理论教育的。周培源讲的是大学，但反映了中央的精神，就是要加强学生的基础知识。胡辅导员说，现在学生背不好英语单词、解释不清文言文，不知道长江流经几个省，也不知道中国历史上有哪些朝代，这怎么行呢？他要我们大胆抓双基，一定要让学生在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方面超过*前的学生。他说得多好啊！”说完，看着汪寿生。
汪寿生面色平静，没说什么。
老师们交头接耳地议论着。康淑芬正激动地跟邓菊生、邓葵花说着什么。吴学儒面无表情，把眼光投射到远处，别人跟他说话，他只是不停地点头。
钟佩文不知道又要刮什么风，但他赞同胡辅导员的说法。他认为，工人不做工，还叫工人吗？农民不种田，还叫农民吗？学生不读书，还叫学生吗？同时他也认为，如果政治方向错了，做工、种田、读书还有什么意义呢？而且客观上在为资本主义复辟做物质和精神上的准备。到那时，中国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的知识分子就会像资本主义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的人民一样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可他又想到列宁说过的话，“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到底应该怎么想，他并不清楚。他感到脑子里有点乱。
“同志们，”陈柏树说，“胡辅导员要我问问大家，周培源是爱因斯坦的学生，爱因斯坦是什么人呢？”很多人不知道爱因斯坦是何许人也，就都把目光投向洪卫民。陈柏树请洪卫民说。洪卫民也不推辞，说：“爱因斯坦是物理学家，原来在德国，后来受纳粹迫害，就跑到美国去了……”
洪卫民还没说完，不知是谁来了一句：“哦，他是美国的啊！”有人显出不屑的神情，有人显出糊涂的样子，有人扯起别的话题，也有人看着洪卫民在听他说。
洪卫民带着蔑视的语气说：“美国的，又怎么样？美国也有值得肯定的人物，像华盛顿、林肯、罗斯福、马克吐温、爱迪生、富兰克林，都是的。我们应该尊重历史。”
会议室里刹那间竟然安静得似乎能听得见心跳。（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