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一切人为编造的痕迹，说话完全依据于事实，这样的作风在哪里都会受人们的欢迎。它所展示的那种个性力量和意志力量，正是人们最愿信赖的东西。

一

一天，一位顾客来到乔治·格雷厄姆的店里——乔治是伦敦一个很有名气的钟表商，在他的铺子里精心挑选了一块手表，但仍然不放心，就问乔治，手表的精确度怎样。

“先生，这块表的制造和对时都是我亲手完成的。”格雷厄姆回答他，“七年以后你来找我，如果那时候时间误差超过五分钟，我一定把钱退给你。你只管放心拿去使用。”

过了七年，当年的那位先生从印度回来后，又来到格雷厄姆的铺子里找他。

“先生，”他说，“我把你的表带回来了。”

“我记得我们的条件，”格雷厄姆说，“哦，怎么了？把表给我看看。有什么地方不好？”

“是这样，”顾客说，“我已经用了七年，它的走时误差超过五分钟了。”

“真的？如果是这样，我就把钱退给你。”

“除非你付给我十倍的价钱，”顾客说，“不然我不退。”

“不管你开什么条件，我都不会食言的。”格雷厄姆回答。他把钱付给了那位先生，换回了那块表，留着自己校准时间用。

塔彼温先生是格雷厄姆先生授业恩师，塔彼温先生是当时伦敦——也许是全世界——做工最精细的机械师。有一次，一位顾客拿了一块刻了他名字的坏表找他修理，表上虽然刻了他的名字，但实际上却是假冒的。塔彼温二话不说，拿起锤子把表砸了个粉碎。看着顾客目瞪口呆，他拿出一块自己制作的手表递给他，说道：“先生，这才是我的产品。”一座时钟上如果刻上了他的名字，那就是质量优异、走时准确的标志。

格雷厄姆先生一生有很多发明，他发明的司行轮、太阳系仪、水银钟摆等，后人一直都在使用，到现在几乎也没有什么改进。格林尼治天文台的一座大钟，就是他制作的，经过一百五十年到现在还是性能良好，只是每走十五个月需要调时一次。由于塔彼温和格雷厄姆的工作达到了尽善尽美的至高境界，他们去世后都葬在了威斯敏斯特教堂。

二

在海上航行时，水手必须知道自己在赤道的南边还是北边，距离赤道有多远，还要知道相对于某个固定地点的位置，比如在格林尼治、巴黎或者华盛顿的西面还是东面，距离多远。为了航行安全，这是必须知道的。如果他有一个绝对精确的计时器，那么每天有太阳的时候，他就可以借助计时器来获得这方面的数据。然而，当时这种高精度的计时器还没有发明出来。为了找到一种测量经度的办法，十六世纪时，西班牙国王悬赏一千克朗。两百年后，英国政府悬赏五千英镑，如果有人能够发明一种帮助海船测量它所在的经度，而且误差不超过六十英里的计时器，就可以领到这笔奖金；如果误差少于四十英里，奖金是七千五百英镑；少于三十英里，一万英镑。另一个版本是，书记员不小心把最后一项写成了两万英镑。

于是，世界各国的钟表工都觊觎着这笔奖金，费尽心思想把它收入囊中。但一直到1761年，仍然没有人能够得到这笔钱。恰好就在这一年，约翰·哈里森发明了他的计时器，他要求对仪器进行检验。于是，在一次为期一百四十七天的从普茨茅斯到牙买加的往返航行中，哈里森先生发明的计时器被派上了用场，整个航程最后的误差只有四秒。随后一次到巴巴多斯的为期一百五十六天的环球航行过程中，这台装置误差只有十五秒。最终，两万英镑的奖金颁给了哈里森先生——这位已经为此努力工作了四十年，双手和计时器一样灵巧的机械师。

三

在纽约州的一个小村庄，一个木匠对铁匠说，“给我做一柄最好的锤子，要那种你能做得最好的……我们有六个人来这里干活，我把锤子忘在家里了。”“我能做得出的最好的锤子？”铁匠戴维·梅多尔满腹狐疑地问，“你会出那么高的价钱吗？”“会的，”木匠说，“我需要一柄好锤子。”

铁匠最后交给他的，确实是很好的一柄锤子，锤头的孔比一般的锤子要长，锤柄可以深楔入孔里，这样，在使用的时候锤头就不会脱柄飞出去。也许从来就没有哪柄锤子比这柄更好。木匠对这项改进赞不绝口，不住地向同伴炫耀他的新工具。第二天，他的那些同伴都跑到铁匠铺，每个人都要定制一柄一模一样的锤子。这些锤子定做好以后，又让他们的包工头看见了。于是，包工头也来给自己定了两件，而且要求比前面定制的都好。“这我做不到，”梅多尔说，“每次我做什么的时候，都是尽可能把它做好，我不会在意主顾是谁。”

梅多尔其实只要按照已有的工艺标准做下去，很快就能发大财；但在整个漫长的工作过程中，他总是在想办法改进每一个细节。一个五金店老板一下子定了两打，这么大的订单，梅多尔以前从来没有接过。纽约的一个商人来村子里兜售他的货物，看到五金店老板已经定制好的锤子，把它们全部买走了，还留下了一个长期订单。尽管这些锤子在交货时并没有什么“质量优秀”的标签，但只要在锤子上刻有“梅多尔”几个字，就意味着它的质量达到了世界顶级水平。

对一种商品来说，质量好、性能优越是最有效的广告。

四

一家很大的钢铁厂的经理这样说：“我们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他的工厂员工有数千人之多，他继续说：“我们的秘密，让别人知道也无所谓。我们所做的，其实就是在质量方面精益求精，争取更上一层楼。”

已故的约翰·维廷是马萨诸塞州诺斯布里奇著名的机器制造商。有一次，一位顾客向他抱怨，说他们的轧棉机售价太高了，维廷回答道：“我想看到的，不是我们的产品价格有多低，而是它的质量有多好。”他这句话的含义商人们很快就懂得了，之后，新英格兰的棉花制造商一个习惯的做法，就是每次有机会做产品销售的广告，就告诉人们他们的产品历史很悠久，并且不忘补充一句：“是维廷制造的。”好像加了这句话，就足以保证诺斯布里奇所有产品的质量似的。

“就按照我原来的样子画，把那些该画的地方都画上。”奥利弗·克伦威尔对他的画师说。因为画师为了取悦这位大人物，不想把他的黑痣画出来。

一位众议员恼羞成怒，说了这句话：“我还记得你从前给我父亲擦过皮鞋。”意在羞辱与他辩论的对手。“一点儿也不错，”对方马上回敬他，“难道我没有把皮鞋擦好吗？”

“要分辨是不是好的靛蓝也容易，”一位老太太说，“拈一小块放到水里，如果是好靛蓝，它就会浮在水上，哦——对不起，也可能是沉到水底，到底是哪种我记不得了。不过，这倒没关系，你可以自己试试。”这种解释真让人哭笑不得。

英国的威灵顿公爵一度深受耳聋之苦，他请了一位知名大夫给自己看病。大夫让公爵几乎性命不保，因为他用了强腐蚀剂灌到了公爵的耳朵里，结果引起炎症。大夫懊悔不已，再三道歉，担心这个错误会毁了自己的前程。“不用担心，”公爵很大度地说，“我不会和谁提这件事的。”“那我可不可以继续做你的护理，这样别人就不会怀疑我的水平了？”“这不行，”公爵断然拒绝，“这是欺骗。”

有一次，雕刻家布朗先生在沃德小姐家看到一座石膏像，雕得非常逼真。其原型是几年前沃德一家还在布鲁克林居住时在他们家做事的一个爱尔兰工人，不仅形体、表情酷似，甚至连他裤子上的补丁、外衣的裂口以及那顶窄边的大礼帽都没有差别。雕像的作者是沃德小姐的弟弟小沃德。“这小孩子不简单。”雕刻家夸奖道。六年以后，他邀请小沃德进了他的工作室，跟他学手艺。时至今日，在美国的雕刻界，小沃德已经成了一个最响当当的名字。

五

“爸爸，”一个孩子对他的父亲说，“我昨晚在街上看见了一大群狗，有五百多只，我不骗你。”“肯定不可能。”父亲说。“我真的看见了，不是五百那就是一百只。”“不可能，”父亲说，“我们村里总共也没有那么多狗。”“哦，那至少有十只，这我可以保证。”“你现在说十只我也不相信，”父亲说，“因为开始你说看到五百只的时候，口气和现在一样肯定。你已经两次出现了漏洞，现在我不会再相信你了。”“哦，爸爸，”孩子最后说了实话，“我就看见了两只狗，一只是我们的卷毛狗，还有一只是别人家的。”

为了增强故事的吸引力，孩子故意夸大其词，我们都能判断他的做法不对。可是，生活中另外有一些人，他们每天都在唠唠叨叨，“从来没有这么冷的冬天”，“从来没有这么热的夏天”，或者“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雨”，他们的话又有多少可信度呢？

缺乏精确性的表现形式有很多种。明明知道真相却故意保持沉默，故意避重就轻，回避事实；为了不得罪人，就只管说好话；夸大其词，骑墙观望，人云亦云，不懂装懂，这些空洞虚假的态度，都是与不精确有关的恶劣行为。抛开一切人为编造的痕迹，说话完全依据于事实，这样的作风在哪里都会受人们的欢迎。它所展示的那种个性力量和意志力量，正是人们最愿信赖的东西。

六

我们在自然界看到的一切，都是认真而不敷衍，真实而不做作的。

无论是长在女王的花园里众人瞩目的一朵玫瑰，还是长在不为人注意的路边的玫瑰，甚至是长在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岭的玫瑰，它的芳香、它的美丽，都不会有丝毫变化。水晶无论是形成在地底下，还是在地面上，都不会有什么结构上的差别。

美国的迅速崛起和它资源的丰富，使这个国家滋生了一种不良的倾向，凡事喜欢夸大和渲染。其实，这个国家真实发生的一切，远比小说中虚构的故事更加精彩。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才更不理解：实事求是远比泛泛的溢美之词更为有力，为什么人们那么偏爱夸张的叙述？这道理我们都知道，然而一开口就又把它抛到了脑后。事实上，今天我们要来辨明美国实际上发生的一切已经非常困难了，因为不知道其中有多少财富是出自误传。而事实上，这样的误传其实毫无必要，有什么东西能比真相本身更有说服力呢？

七

一个旅行家在西伯利亚发现，尽管当地一些居民文明程度不高，但他们的视力却远远超过我们，他们用肉眼就可以看到木星。反过来想一想，我们也没有一项重大天文学发现是借助巨型望远镜获得的，这也许会让人奇怪。还有，我们再看看，那些在这一科学领域对知识进步作出最大贡献的人，他们使用的大多是最普通的仪器，但他们的思想和眼睛却受过非常严格的训练。

埃尔文·克拉克曾经制造过一架直径达三英尺的双面凸透镜，价格高达六万美元。这台仪器是俄罗斯定制的。整个仪器非常精密，最后只能靠手工把它抛光，动作稍大就会破坏测量的精度。测试的时候，工作人员用手把它移了一下，克拉克马上让他们停住：“等等，先等它冷却再移。”原来，克拉克解释说，人手上的热量可能也会影响它的精确度。克拉克先生对精确的追求是非常出名的，甚至在全世界范围，他的名字都是精确的代名词。

有一次，美国国会即将闭会时，有人请韦伯斯特对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发表看法，他断然拒绝：“不行。我没有时间谈论这个问题，我还有很多事情。”“啊，不要紧的，每次你发言总是很精彩，韦伯斯特先生。你不管谈论什么，从来没有失败过。”韦伯斯特回答说：“那恰恰是因为，每次无论要讨论什么问题，如果不先在自己心里把这个问题过一遍，我是绝对不会发言的。这次我确实没有时间，很抱歉。”

“无论做什么事情，”一位著名作家写道，“都应该一丝不苟，尽心尽力。这是因为，究竟什么才事关真正的大局，究竟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这一点其实我们也不是很清楚。也许在我们眼里微不足道的小事，实际上却可能生死攸关。”

美国著名法官鲁弗斯·乔特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有时候，他会和一个小商贩为了一些小事情进行辩论，其认真劲儿，丝毫不亚于他在联邦最高法院的演说。

每次见到但丁走过，佛罗伦萨人都这么说：“这个人一定去过地狱。”实在是因为但丁对地狱的描写太生动逼真了，让人不能不产生这样的想法。

达·芬奇在创作他的名画《最后的晚餐》时，常常会为了一个细节、一种色彩而跑遍整个米兰城。孟德斯鸠也曾因为自己的一部著作对一个朋友说：“你几个小时就可以把它看完，可我却辛辛苦苦，几乎为它写白了头。”在写作过程中，无论是在清醒读书时，还是夜里做梦，孟德斯鸠想到的只有这本书，这简直成了他全部日程的焦点。“如果一个人不能在每一种情形下都尽可能写得最好，”乔治·利普雷说，“那么，他很快就会养成一种坏习惯，就是在无论什么情形下都不会好好写。”

历史学家吉本九次改写他的回忆录，《罗马帝国盛衰史》的开头几章更是修改了十八次才定稿的。

一位小有成就的昆虫学者向美国著名动物学家阿加西教授拜师学艺，希望能够增进自己的学问。教授把一条死鱼递给他，让他用眼睛好好观察。过了两个小时，他开始盘问这名学生，最后他摇摇头，评论道：“你观察得还不够仔细。再看看。”第二次检查，他还是摇头，说道：“看来你不知道怎么使用自己的眼睛。”这句话给了学生很大的刺激，他一改从前对很多事物熟视无睹的恶习，开始事事都发生兴趣。最后，等他第三次接受教授检查的时候，他得到的评价是：“很好，现在你知道怎么用自己的眼睛了。”这位著名昆虫学家对此非常满意。

八

美国金融家斯蒂芬·吉拉德简直就是精确的化身。他最为人们熟悉的一句话，不是“做得很不错”，而是“做得没有任何一点儿错”。凡是他颁布的命令，一律要严格执行，不能有丝毫的违背。只要他承诺过的事情，他不会有一丝一毫的违反。他认定，凡事如果不能追求最大的精确，那么最终不可能有巨大的成功。他绝不把自己交给命运支配，在生意上的每一个细节他都要精益求精，一定要仔细盘算。他的习惯是，事无巨细都要追求精确，这一点倒像拿破仑。不过，按照他一个做商人的弟弟的说法，他之所以能够获得那么巨大的成功，完全是出于运气好。

1805年，拿破仑撤走了横陈在英吉利海峡东岸的大军，挥师直上多瑙河。尽管他脑海里千头万绪，日理万机，但他并没有仅仅下个命令，让手下去具体执行就撒手不管了。他对于各个环节的细微方面，甚至连那些下级军官都认为太琐碎而不屑考虑的事情，都一一加以过问。甚至在军号吹响之前，他已经计划好了每一支分队的明确的行军路线、准确的出发和到达时间。对这些细节他在事先就作了通盘的考虑，军队完全按照他的命令行动。最后，这次令人瞩目的行军的结果就是著名的奥斯特里茨大捷，这一战役决定了欧洲未来十年的局势。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麦考利几乎对作品的每一个句子都要细心推敲，一直到自己满意、无法再改为止。

因为自己的作品中涉及某个城堡，英国著名作家瓦尔特·司各特爵士就专程到这个已经废弃的古堡进行实地考察。他带了笔记本，把古堡附近每一株草、每一朵花的名字都记录下来，按照他的说法，一个作者只有这样才可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

美国著名记者加菲尔德除了自己的剪贴簿外，还有五十多本文件夹，并且按内容分别冠以“一般政治”、“议会决策”、“日内瓦颁奖”、“逸闻”、“选举法和选举委员会”、“公众人物”、“税收”、“新闻出版”、“国家政治”、“美国史”等分类标题。任何有价值的资料，他都会一丝不苟地保存在文件夹中。因此，如果他要就什么题目发表演讲，他可以选用的资料非常充裕，几乎任何人都比不上。追求精确的人都是认真细心的人，细心就是一种个性上的美德。

九

有一次，旧金山一位商人给一位萨克拉门托的商人发电报报价。“一万蒲式耳大麦，单价一美元。价格高不高？买不买？”

萨克拉门托的那个商人原意是要说“不。太高”，可是电报里却漏了一个句号，就成了“不太高”，结果这一下就使他损失了一千美元。发送信息时类似这样的粗心大意，不知道让多少人倾家荡产，带来了多少不幸啊！

“一个人做事认真，一丝不苟，总是讨人喜欢，”图特尔先生曾经说，“没有哪个老板喜欢把自己的手下当做骗子、傻瓜一样紧盯不放。如果一个出纳需要核对簿记员的每一笔记录，如果一个木工要一直在边上看着他的雇工干活，他不如自己亲自动手，或者就干脆另外请人。至于那个不会干活的马大哈，当然要马上把他打发走。”

一个事业成功的制造商说：“能做一根质量过硬的针，也比只会造一台糟糕的蒸汽机要挣钱。”

十

美国著名演员菲尔兹曾说：“有些妇女钉的扣子稍一用力就会脱落，她们补的衣服总是很容易破。但也有一些妇人，用同样的针线补的衣服、钉的纽扣，你用吃奶的力气也弄不掉。”

“懒散”、“粗心”、“草率”，这样一些评价送给生活中成千上万的失败者毫不为过。有多少人，包括教士、职员、出纳、编辑甚至大学教授，就是因为粗心马虎而丢了他们的工作。

伯格讲述过一个年轻商人的故事。他每天总是在同一个时间开业，也在同一个时间关门，这样持续了几个星期，这期间几乎什么生意都没做成。然而，尽管如此，他的这种营业方式还是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并为他最后的致富铺平了道路。

斯图尔特先生极端地讲究精确和有条理，不论是做什么生意都是如此。在他的店里，每一个部门都有严格的条例，任何差错都要受到处罚。他事无巨细，都严格把关，而且每天起早贪黑，工作非常认真。

“格拉顿，如果你多买些绳子，把你的文件、账单都扎好的话，你会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了不起的人物的。”律师库兰对格拉顿说。库兰非常清楚，只有细心的人才会做到精确无误，才会成功。这可以说是一条金玉良言。

十一

约纳斯·奇科林刚开始给一个琴行老板工作的时候，就以他的吃苦耐劳，一丝不苟著称。对他来说，每个环节都不是小事。他惟一的愿望就是一定要精益求精，他不在乎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很快他就自己开了家琴行，从此，他决心要造出最好的钢琴，使演奏者更省力，使钢琴旋律更丰富、饱满，同时又能保持音色的纯正。因此，他每制作一架钢琴，都要求质量能够超过原有的成品。他要的就是质量上的完美。他不能容忍生产或者销售中出现任何违反规定的做法。在他此后的职业生涯中，他所制造的全部乐器最后都由他把关，这项工作他从来不交给任何人。

正是借助这些品质，竞争对手被奇科林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有一件事情可以说明他在这一领域的影响力。有一次，马萨诸塞州有一个琴行老板经过州议会的允许，把自己的名字也改成了奇科林，并把这个名字堂而皇之地印在他制造的钢琴上。约纳斯·奇科林马上向州议会提出抗议，那个琴行老板只好把名字又改了回来。这里可以看出，一种个性上的特征既可以有伦理的价值，也可以有商业的价值。

十二

在约瑟夫·特纳小的时候，他父亲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个理发师。然而，他却在绘画上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他的父亲也没有办法，勉强同意他以艺术为业。而特纳很快就成了一个艺术方面的行家里手，不过，为了谋生的需要，他的大量的工作是给各种旅行指南和年鉴配插图。他当时什么活都接。尽管这些工作报酬非常微薄，但特纳依然做得很认真。他所付出的劳动，其价值要远远高于他所得的报酬。以后，他也开始接一些档次更高的活，他的报酬渐渐提高。人们总是乐意把活交给更认真负责的人，愿意把一些更高档次的工作交给他们去做，只要他们力所能及。随着特纳的业务越来越多，人们开始注意到他的作品里面包含的某种更卓越的成分——可以说，这些东西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被人理解。他的成就比起很多举世公认的风景画大师，也许还要高出许多。他对自然风景的研究，也是无人能比的。可以说，特纳在绘画领域的地位，正如莎士比亚在文学方面的地位，两者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天才。

这种追求完美的个性在美国演说家温德尔·菲利普斯的身上，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对于每一个词、每一句话，在出口之前他都要精心斟酌和选择，务必要能体现他自己的思想，而且要和谐匀称，长短适宜。追求精确就是他演说的一大特征。毫无疑问，他是美国第一位杰出的法庭辩论大师，他对节奏的把握、他的滔滔辩才，都是无人能及的。

有很多写得非常不错的文章，就是因为字迹太潦草才被退稿的。法国作家大仲马的手稿以干净清晰著称。一次，他有一位朋友因为向出版社投稿经常被拒，就来向他请教。大仲马给他的建议就是，把题目作些修改，再请一个职业抄写人把他的稿子干干净净地誊写一遍。这位朋友听从了他的建议，果然，这么处理之后，他的文章就被以前拒绝过他的一个出版商看中了。

所以，我们应该要下定决心，养成良好的做事习惯，不拖拉应付，不敷衍塞责。像追求智慧与财富，或者追求其他我们渴望的东西那样追求精确。马马虎虎、敷衍了事的毛病可以使一个百万富翁很快倾家荡产；相反，每一个成功人士都是认认真真、兢兢业业的。精确其实就是一种个性，而个性也就意味着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