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一方面军北渡金沙江后，按照中革军委的决定，以红三军团、干部团围攻会理城，其余部队在会理地区进行短期休整。五月下旬，全军通过彝民区，开始向大渡河挺进。大渡河一带山高路险，河水狂野不羁，要想乘船过河，非得靠熟悉水性的船工摆渡不可。当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被清军追剿，率军到此，面对滔滔江水，北渡未成，以至全军覆没。如今，蒋介石也要在此摆开战场，利用大渡河的天险，聚歼红军于大渡河岸，妄想让中央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
五月二十五日，红一军团第一师一团1营长孙继先组织该营十七名勇士，强渡大渡河，他们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红军长征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值得一提的是，组织这次强攻的营长——孙继先，就是红五军团出来的军事干部。他是山东曹县人，在原二十六路军中任下级军官。起义参加红军以后，作战勇敢，思想进步，于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工农红军江西独立第四师教导大队区队长，红二十六军六十四师连长，江西模范师二团营长。长征前始调红一军团，任第一师一团1营长。当时由于情况紧急，刘伯承命令孙继先道：“知道石达开吗？就在这里，他的四万大军被清军灭了。”
二十二年后成为新中国第一任导弹训练基地司令员的孙继先回答道：“我不管什么十达开，九达开，参谋长，您下命令吧！”
刘伯承雅然一笑，继而严肃地讲道：“给你三个任务，第一是拿下安顺场，占领后放上一堆火作为信号，第二是迅速找船，找到了再放一堆火，第三，把一切渡河工具准备齐了，再放上一堆火。三堆火都点起来了，后续部队就上去，听明白没有？”
“明白了！’
“那就去执行吧！”
孙继先不负众望，完成了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强渡大渡河虽成功，但要想全军几万人马靠几条小船渡过河去，非得一个月时间不可。而敌各路追击部队距此只有几天的路程。半渡遭击，这种局面是非常严重的。故中革军委立即命令红一军团二师四团，迅速奔向泸定桥，完成夺桥任务。该团不负众望，强行军三百多里，途中还进行了几次战斗，于二十九日成功夺取了泸定桥。红五军团与其他主力部队顺利从这里渡过了天险大渡河。与此同时，军委命令由安顺场渡河的红一军团一师和干部团，在刘伯承的带领下，沿大渡河左岸北上，配合右岸的红军夺取泸定桥。
两路红军在大渡河北岸会师后，立即进入四川雅安地区。此地多山且山高林密，红一军团一师仍是全军的前锋，挺进在崎岖的山道之中。在这支部队里，还有一位不得不提的，从红五军团出来的军事干部－－－－－－－卢子美。
卢子美就是在雅安地区失踪的。这位宁都起义前就加入共产党，曾与李聚奎、杨得志、杨成武、肖华、耿彪等人并肩战斗过的红军著名指挥员，没能坚持到最后，甚为可惜。他是被俘了？还是牺牲了？这在红军的历史上一直是一个悬念。
真相一直到1979年，也就是整整四十四年以后才被揭开。原来，在红军进入雅安的一次战斗中，时任红一师二团团长的卢子美带着两个战士去前线侦察敌情，在返回来的路上与敌人遭遇，他们且战且走，两个战士先后中弹牺牲，卢子美弹尽被俘。敌人抓住他后开始审问，卢子美自称是一名伙夫，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敌人让卢子美给他们挑水做饭。一天夜里，卢子美趁敌不备逃了出来，在荒山野岭中寻找自己的队伍。此时红军早已转移，卢子美靠沿路乞讨，又追了二月有余，还是未能如愿。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回到了河南老家。在家里，他心里想着党，思念着战友和首长，盼望着早日归队。当得知红军到达陕北后，曾数次离家寻找部队，均因抗战期间战事频繁，而未成功。
好不容易熬到1947年，刘邓大军南下进入河南，他终于见到了昔日熟悉的战友和首长，却又不敢谈及自己的经历，他担心在无人作证的情况下，一旦自己的队伍不承认，就有可能招致当地反动武装的谋害。但他积极参加了当地的剿匪反霸斗争，还被选为第一任模范乡长。
新中国成立后，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鼓起勇气给军委政治部写信，询问老首长董振堂的消息，得到的答复是董振堂早已牺牲。“文革”期间，卢子美因当过国民党的兵被批斗多次，再加上从报上得知，昔日的战友和首长也都在遭批判，因此对找组织证明自己当红军的经历心灰意冷。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卢子美才消除了顾虑，满怀信心地向党组织申明了自己的身世。
很快，聂荣臻、杨成武、肖华、苏进、袁血卒等昔日的领导和战友纷纷来信，有的还亲自来看望他。在各级领导的关怀下，卢子美被批准为在乡老红军，县政协常委，省政协委员。1985年老人因病去世，享年86岁。
话转回头，红五军团作为红军的总后卫，拱卫着长征队伍经汉源、天全、芦山，直至夹金山下的宝兴县境。夹金山海拔四千多米，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没有道路，没有人烟，气候变幻无常，时阴时晴，时雨时雪，忽而狂风大作，忽而冰雹聚降，当地的群众皆称之为“神山”。说山上有神，人若过山，若触怒了山神，不是被冰雪掩埋，就是被风暴卷走。长征至此的红军，不仅缺衣少粮，且一路征战，已是极度疲惫。在国民党几万大军的追击下，要想从容翻过这座大雪山，困难极大。但是，只要翻过眼前这座雪山，就能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已经数月转战的红军指战员情绪空前高涨。时中央给五军团的任务是：在盐井坪就地构筑工事，阻击尾追之敌，掩护全军翻跃夹金山。
董振堂思前想后，还是把这次艰巨的阻击任务交给了三十七团。因为他熟悉自己的部队，也信任他的两员爱将。团长李屏仁是随董振堂宁都起义过来的老部下，谢良则是红军长征前即在三十七团就任的老政委。董振堂曾无数次夸赞他们俩道：“有屏仁、谢良在，三十七团吃不了亏！”
当命令传达以后，李屏仁还是用以往的老口气说道：“请总指挥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董振堂望着他俩瘦弱的身子，语重心长地讲到；“完成任务固然重要，但同时你们还要多准备点辣椒、生姜、粮食，过山的时候用的着。”军团政委李卓然也嘱咐道：“任务十分艰巨，你们只有一个团，而敌人是你们的好几倍，完成任务的同时还要保持好体力准备过山。撤退的时候要组织好交替掩护，我们在山那边会接应你们的……”
带着军团首长的指示，李屏仁、谢良带着三十七团来到山脚下的盐井坪，一面向村里的群众宣传党的政策，一面在村外构筑阵地。由于群众工作做的好，村里一位年轻的猎人主动要求在他们上山时做向导。大队红军开始陆续向大雪山挺进。盐井坪这个山谷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第三天一大早，尾追的敌人上来了。团长李屏仁吩咐下去，尽量把敌人放近点打。敌人由远而近，开始时还一排排猫着腰，低着头，见没什么动静，胆子顿时大起来，直起身向村子冲过来。随着李团长一声大喝：“打！”。敌人就象被风暴横扫的高梁杆似的，前几排纷纷被打倒，后面的则抱头往回窜，李屏仁举起马刀，率领战士们冲出战壕，直把敌人赶出几百米开外，才回到自己的主阵地，等待迎击敌人的下一次进攻。
这一天，敌人尽管攻势凶猛，但都被我英勇的三十七团指战员打了回去，敌人死伤无数。第二天，敌人老实许多，在村外挖起了战壕，攻的也少了，而是与红军对峙起来。就这样，三十七团在盐井坪阵地坚守了五天，第五天，军团首长打来电报：在夹金山那边，红一、四方面军己胜利会师，你们己完成掩护任务，应立即北上。
战士们听到这消息，兴奋地在阵地上欢呼起来。这种场景让对面的敌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更不敢向红军的阵地进攻了。在李屏仁、谢良的率领下，三十七团于次日凌晨撤出阵地，经七十里急行军，赶到夹金山脚下，休息一整天后，在向导的带领下开始翻跃夹金山。
高耸入云的大雪山，越往上爬，气温越低，人也越吃力，而且还渐渐下起了大雪。此时的战士们还都是身着单衣，直冻得浑身发抖。尤其是脚，许多战士们的脚先是被冰割破了，流了血，继而又结成冰，硬帮帮的，先是痛，后是麻，再往上走腿就不听使唤了，战士们你帮我，我帮你，推着拉着往上爬，硬是靠着革命的英勇信念与雪山搏斗。
快要接近山顶了，沿着大部队过山的足迹，依稀可以看见许多隆起的雪堆，那都是牺牲在大雪山上的革命同志。还有些未来得及掩埋的，或坐或靠，己经硬帮帮冻在那里了。大家看在眼里，痛在心里，纷纷用有限的体力，将烈士的遗体掩埋。过后，一些体力实在坚持不住的同志开始坐了下来，这时那个向导大声喊起来：“红军同志，可不能坐呀！坐下去就永远起不来了，要坚持住，要挺住啊！”听到这一声大喊，坐下去的同志警觉起来，又相互挽扶着继续向山顶艰难挺进。
下午，英勇的三十七团终于翻过夹金山，到达山南的一个村庄宿营，有些战士回头望着高耸的大雪山开心地说道：“再见啦！夹金山！”
傍晚，正准备好好休息一晚的李屏仁和谢良接到军团首长送来的信，李屏仁边拆信边笑着对谢良说：“老谢啊！这回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首长准是叫咱们好好休息，恢复体力，好跟随全军继续前进。”谢良在一旁兴奋地回答道：“也可能是首长要我们整顿军容呢，就要和四方面军同志会合了，总得有个好印象呀！”
可信中的内容却让二人大吃一惊，信中写到：“奉军委命令，为保卫毛主席、党中央及掩护一、四方面军休整，你们接到信后，应立即返回夹金山南，再至盐井坪一线坚守阵地，继续阻击敌人。”信的内容十分简短，但却重似千斤。二人相对沉默了一会儿，随后李屏仁迅速折起信件并命令身边的警卫员：“通知各连长，立即埋锅做饭，吃完就地赶紧休息，团侦察排于半夜出发打前站，其余部队拂晓出发！”
就这样，三十七团第二次翻跃夹金山，于次日晚抵达盐井坪。十分幸运地是，胆怯的敌人怕中红军的埋伏，一直待在原地，并没有赶上来，先前的阻击阵地还是空着的。疲倦的战士们面对如此胆怯的对手，笑得合不拢嘴，同时也更坚定了他们固守下去的决心。就这样，三十七团又和敌人对峙起来，白天打仗，夜晚休息，敌人不进攻，红军也不出去，打了一个星期，全团无一伤亡。这时，军团电令到了，指示三十七团己完成任务，可以撤出阵地，翻过夹金山，经达维到懋功待命。
望着远处高耸的夹金山，李屏仁自言自语道：“夹金山呀夹金山，有什么了不起，老子还要过你一次！”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于1935年6月26日，召开了著名的两河口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博古、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林伯渠等16人。
这是会师以来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统一思想，解决意见分歧，再就是商讨两军会师以后的战略方针。周恩来先在会上作了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首先回顾了中央红军撤离江西苏区后战略方针的几度变化。接着，便阐述了北上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主张。张国焘第二个发言，他也详细汇报了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以后的作战情况。在谈到今后战略方针问题时，他一方面表示同意政治局关于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方针，另一方面却鼓吹其南下的主张。随后，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博古、王稼祥、刘伯承等都先后发言，同意周恩来报告中的战略方针。最后，会议全体通过了这一正确的北上方针。张国焘在这次会议上表面虽举手赞成，但内心却盘算着他的南下主张。6月29日，他即离开两河口，回到四方面军总部驻地。随即开始在四方面军中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只剩下两万余人了，这个责任要中央负”，“中央军事指挥不统一”等等谣言。企图左右中央，从而实现其君临全党全军的野心。
7月6日，由红一方面军派出的中央慰问团抵达张国焘的总部，张国焘主持开了一个会，在会上他一反常态，把中央骂得一塌糊涂。慰问团的负责人李富春听了几句，实在不堪入耳，气鼓鼓地离开了会场。9日，在张国焘的授意下，四方面保卫部长周纯全等人致电中央：
依据目前情况，省委有下列建议：为统一指挥，迅速行动，进攻敌人起见，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向前同志（徐向前）任副总司令，昌浩同志（陈昌浩）任总政委，恩来同志任参谋长。军委设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同志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并希立复。
7月18日，陈昌浩也亲自出马向中央施加压力，他在致电朱德的电报中说：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请焘任军委主席，………。给军委独断决行。
张国焘开始了紧锣密鼓地部署，准备攫取红军的指挥大权。
党中央此时正在毛儿盖一带，毛泽东在接到这些电报后，想到事情重大，当即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把张国焘之意言明了，周恩来尚在重病中。他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说道：“张国焘这人的权欲，在我们接触时就已显露。我问他红四方面军有多少人，他说有八万余人，估计不会那么多，以后的表现，处处都是想凌驾于党中央之上，让中央随他转。”稍后，周恩来又恳切地说道：“为顾全革命大局，我请求中央批准，把我担任的红军总政委一职让给张国焘。”
张闻天听后十分生气，将手里的电报拍在桌上激动地说道：“只要能争取他（张国焘）北上，我愿意让出总书纪的位子！”
毛泽东考虑再三，大手一挥道：“总书纪不能让。张国焘是个老机会主义者，当了总书纪不知会闹出什么乱子来。还是让总政委吧！”
随后，中革军委任命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
7月19日，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战略方针还是夺取松潘，继续北进。21日，中革军委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同时决定：原中央红军1、3、5、9军团依次改为第1、3、5、9军。原四方面军第4、9、30、31、33军番号不变。第5军（原五军团）仍由董振堂任军长，曾日三代理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曹里怀代理参谋长。
此时的张国焘劲头十足，党中央顾全大局的一系列退让并没有终止他日益膨胀的权力欲望。为了其个人的野心，他置整个红军于险境，最终下了清算中央政治路线的决心。由于张国焘的干扰，使得两部红军在会师后四十几日按兵不动，大好战机全都错过了。敌人也正遂步紧缩对红军的包围，要想摆脱困境，红军只有一条道，那就是走茫茫草地。不久，张国焘又提出分兵策略，将红军主力一分为二，由他和总司令部率左路军（由5军、9军、31军、32军、33军组成）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由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率右路军（由4军、30军、1军、3军组成）由毛儿盖北进班佑、巴西地区，中央机关随右路军行动。这次分兵为日后草地的激烈争论，导致分裂埋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