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五军在董振堂的率领下，无奈的随张国焘的左路军南下，返回了阿坝。9月13日，董振堂接到通知，带五军营以上干部到阿坝格尔登寺开会。这些天来，一直有种不祥的预感时时困扰着他，他缓缓起身，来到屋外。望着远处荒凉冷寂的草地，凛冽啸杀的寒风中，董振堂百感交集，抑郁不已。朝思暮盼的会师，转眼间弄成这种局面。张国焘的种种行径，不用说，党中央现在也一定处于危境之中。红军的前途在哪里？自己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事业，难道就葬送在这片荒草漫漫的大草原上？再看看身后那些衣单食乏、疲惫不堪的战士们，董振堂从内心感到愧意。多好的战士啊，他们随自己从江西苏区出发，一路征战至此，没有牢骚、没有怨言，凭着顽强的革命斗志再一次战胜了草地。他们是人，不是神啊，他们经得起几番这样的折腾……

警卫排长马金福悄悄来到他身后，提醒首长该上路了。董振堂这才转过身，跨上了那匹瘦骨嶙峋的老马。

来到会场时，格尔登寺周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显得格外戒备。他们步入寺内，几条横幅标语上写着：

“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路！”

“南下创造川康根据地！”

“打到成都吃大米！”

董振堂连日来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但他此时显得异常的冷静，回过头来扫了一眼五军的干部们，然后平静地说道：“咱们先坐下来吧！”

上午10点，大会准时召开，主席台上的张国焘站起来首先发言：“我告诉大家一个很不幸的消息，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人，蒙蔽了少数红军后于9月10日夜逃跑了！”

台下顿时轰的一声乱了起来，站在一旁张国焘的亲信黄超、李特等人振臂高呼：“反对毛泽东搞分裂！反对毛泽东的分裂行径！……。”

稍停一会儿，张国焘又说道：“我不得不向大家提起一件令人非常痛心的事，这就是，我们的红军现在只剩几万人了，我们应该大胆地承认，长征是失败了。现在，虽然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但我们应该想一想，怎么会弄到这个样子？现在蒋介石掌握了全国的政权，革命是处在两个高潮的中间，是总退却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有人硬要北上抗日，那简直是开玩笑，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是机会主义，是退却逃跑！”说到这里，张国焘得意地把手指向台下一方面军五、九军的干部们说：“你们中间有没有机会主义？你们戴的那顶小五角帽（指中央红军的军帽）就是一顶机会主义的帽子！机会主义帽子底下没有机会主义脑袋？就没有机会主义思想？我不相信。但是，右路军里大多数红军，眼睛是明亮的，相信他们迟早是会觉悟的！”

旁边的陈昌浩站起身讲道：“同志们，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巴西不向张总政委打招呼，拖着1、3军，连夜不辞而别，这是可耻的分裂行为！太令人痛心了！毛泽东这种破坏党纪、军纪的行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罕见的。这都是他那失败主义、游击习气的恶性发展，才堕落到这步天地。”

会场上口号又响了起来：“反对右倾逃跑！反对机会主义！反对毛泽东分裂红军！”“我们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张总政委！红军万岁！”……

台上的张国焘得意的笑着，朱德、刘伯承则严肃地坐在那里，张国焘笑着对朱德说道：“总司令，你可以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南下，还是北上？”

朱德严肃的看了张国焘一眼，冷冷地说了一句：“你都定了调子，我还说什么！”

“你表个态嘛，是拥护毛泽东的北上路线，还是同他划清界线。”张国焘不以为然地说到。

朱总司令从容不迫地站起来：“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三省，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担当起抗日救国的责任。北上抗日，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我认为，南下是没有出路的！至于要我同毛泽东同志划清界限，这一点恐怕我做不到。大家都清楚，我与毛泽东自井冈山会师以来，就在一起。国民党称我们是‘朱、毛’红军，哪有‘朱’来反‘毛’的呢？遵义会议确定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我是赞成的，毛泽东没有错。”

说完，朱德转向张国焘问道：“遵义会议的决定，中央曾电告过四方面军，你看到电报没有？”

张国焘对这些根本不感兴趣，不高兴地对朱德说道：“不要提远了，你必须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承认毛泽东他们北上是逃跑！”

朱德望了望台上的张国焘，转而面对台下的干部们，和颜悦色地讲道：“我再重复一下，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是正确的，我决不会反对。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也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

朱德一番掷地有声的回答，令整个会场鸦雀无声。张国焘气急败坏地站了起来，铁青着脸，目露凶光。他的秘书黄超首先跳了出来，手指着朱德吼道：“你是老糊涂，你是老右倾，你是老而不死！”

紧跟着台下就有人恶狠狠地喊道：“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

朱德冷静地看了那人一眼，缓缓说道：“我是中央派到这里工作的，既然你们坚持南下，我只好跟你们去！”

刘伯承见一部分人蛮横地围攻朱德，便愤然而起：“你们这是在干嘛？这是在开党的会议，又不是申案子，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朱总司令！”

这样一来，一些人的攻击目标又转到了刘伯承身上。

“刘瞎子！你既然反对批判毛泽东等人的分裂行径，又为什么不跟他跑呢？你们根本就是一路货色。”

刘伯承对这些漫骂不屑一顾，语气坚定地回击道：“我同意党中央的北上方针，从全国形势来看，北上有利，南下是要碰钉子的，敌薛岳、李抱冰等部并没有走，向南走，就会碰到薜岳的人马和川军，打得好可以蹲一段时间，打不好还得向北转移。”

由于朱德、刘伯承对张国焘攻击党中央，以及其鼓吹的南下路线不支持，张的追随者在台下开始谩骂起来，引起台下的原一方面军的五军（五军团）、三十二军（九军团）广大干部强烈不满。好不容易等会散了，五军干部们气呼呼地步出会场。一路上，他们跟在军长董振堂身后纷纷议论起来：“太无耻了，怎能这样对待朱老总、刘总参谋长！他张国焘不就是多几个鸟兵，敢同党中央抗衡，拒不执行党中央的命令……”有的则更火爆地讲道：“咱们五军团单独北上，找毛主席、党中央去。”

“如果他（张国焘）阻挠，咱们就跟他干！咱们难道还怕他不成！……”董振堂平静地回过头来，大家顿时又沉默不语。

回到军部，董振堂心情异常沉重，主要还是担心在这种状况下朱老总、刘总参谋长的安危，再就是张国焘这么胡作非为的搞下去，红军的出路在哪里？他猜想毛主席、党中央率一、三军单独北上，一定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做出的决定。党中央制定的北上抗日方针他是积极拥护的，只可惜5军被分在了左路军。现在这种形势下，走又不是，不走又不是，再想想噶曲河边总司令对他讲过的话，董振堂一筹莫展。

几天以后，局势渐渐恶化。首先，张国焘派来他的亲信黄超任五军政委。他来后，口口声声叫嚷着要对五军来个根本改造，查抄了五军的电台，致使董振堂与党中央的联络就此中断。接着调走了原五军政委曾日三，参谋长曹里怀，又换了一批营、连级干部。还在一次全军干部大会上造谣说：“周恩来、陈庚是蒋介石派来的特务，董振堂是投机分子、是旧军阀……”等等。董振堂没去开这个会，事后听说到这些无中生有，欲加之罪，董振堂笑了笑，选择了沉默。

可五军将士们不服气，纷纷来找老首长董振堂。时任红5军教导大队政委的张力雄就曾问道：“首长，今天你怎么没去开会呀？我们都想听听你的讲话。你要是去了，他（指黄超）也没这么嚣张。”

董振堂考虑了一会儿，慎重地讲道：“因为有事没有去，再说我也不想讲什么。”

张力雄听后明白了，军长不去开这个会的真正原因，他是在用沉默来对抗张国焘的错误路线。

以后陆续又有许多同志找到他，董振堂则耐心地教导大家：“革命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受点委曲算不了什么。关键要采取正确的斗争方式和斗争策略，决不能让他们抓到什么把柄。”

几天后，保卫局的几个人气势汹汹来到军部，向董军长递上一份名单，上面有：魏传统、吴瑞林、傅崇碧等三人。接着说道：“奉张总政委命令，我们来捉拿这几个反革命分子。”

董振堂听着听着心里就来气，这段时间保卫局是三天两头来捉人，连他的参谋长曹里怀也被带走，至今生死不明。看完名单，他强压心中的怒火，冷冷地说道：“哪来这么多反革命！他们都是久经考验、枪林弹雨中杀出来的红军干部，我还嫌这样的干部少了呢！”

一旁的罗南辉副军长也紧跟着说道：“这几个同志是值得信赖的，我可以担保，他们不会出问题。”

“你们有几个脑袋！这些人都是小知识分子，左右摇摆，我们要对他们严加审查！走，带人去！”

这些同志一旦被带走，多半是回不来的。怎么办？难道就这么眼睁睁看着他们将人带走？董振堂豁出去啦，眉头紧皱，怒吼道：“慢着！”

保卫局的人顿时怔住了，董振堂缓缓站起来，拔出腰间的手枪，“啪！”的一声拍到桌子上，铿锵有力地说道：“你们如果说他们是反革命，我就是他们的头！如果你们要杀他们，就要先杀我！”

面对这位铮铮铁骨的红军名将，保卫局无计可施，灰溜溜地走了。一句话，董振堂为新中国保住了一位中将，两位少将。

面对日益紧张的形势，五军原参谋长陈伯钧想先下手为强，积极联络部分干部，准备拉走原一方面军队伍，并解救出总司令朱德，参谋长刘伯承等，如情况良好，将张国焘一并控制住。当陈伯钧将这一计划告之董军长时，董赞许的点点头说：“这一行动计划不错，要实施必须得具备两个条件。第一：这肯定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不到紧要关头，没有周密布属，不得实施。两位老总（朱德、刘伯承）还在他们那里，正在做他（张国焘）的工作，我们要沉住气。第二：一定要得到两位老总的同意，才能实施这个计划。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此外，要告诫我们的同志，一定要采取理智的斗争方法，目前情况下不能盲动。总部的曹里怀、胡底、彭绍辉等同志，就是因为平时的言行得罪了他们，已经被张国焘关押起来，至今生死不明。以后我们要谨慎从事，尽量减小不必要的损失。”

告别董振堂后，陈伯钧来到红大请示刘伯承。刘伯承是前不久被张国焘贬到红大任校长的，听完陈伯钧的叙述，他完全赞同董振堂提出的两点意见，他当即讲道：“张国焘倒行逆施，与党中央分庭抗礼，还迫害、打击红一方面军的干部、战士，你们的行动计划是正义的，我完全赞同。这样，我同朱老总商酌一下，很快会通知你们。”

计划悄悄进行着，刘伯承将朱德约至离营地较远的一处荒坡上，示意警卫员撤至几十米开外，然后笑着握住朱德的手说道：“老总，许多天不见，近来可好？”朱德苦笑着摇摇头：“这个人（张国焘）脑子里面有问题哟，硬是要带着队伍往南走，看来，他不撞得头破血流是不会罢休的。伯承，你那里怎样？你把我约到这里来，不只是问候一下我吧！有啥子事你就说嘛。”

“真瞒不住你这位总司令！”刘伯承笑着观察了一下四周，继续说道：“是这样的……”

他将行动计划一五一十地向朱德作了汇报。最后，刘伯承激愤地讲道：“张国焘带着队伍往南闯，必将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与其这样，不如拉走队伍迅速北上，与党中央毛主席汇合！当然，这只是大家的意见，具体还要征得你的同意，你觉得如何？”

朱德皱着眉头，沉思片刻，缓缓讲道：“我完全理解同志们的心情，这种想法我也有过，但我很难下决心。四方面军也是党的队伍，与张国焘无关，如果对张国焘实施兵谏，弄得好还行，要收拾不了怎么办。一、四方面军要真正动起手来，你我都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啊！我不能同意这个方案。”

刘伯承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道：“总司令！请你别再对张国焘抱任何幻想，挽救革命务必果断行动，这是处置张国焘这个阴谋家唯一的途径。”

朱德摇摇头，说道：“你错了，我不同意这个方案，不是对张国焘下不了手，而是觉得这个计划不稳妥。你看，我们实施的方案是以少胜多，我们不再是以红军对付白军，而是要针对我们党领导的、英勇善战的红四方面军啊！一旦控制不好，将会引发惨烈的内杠，蒋介石要是知道红军内部真刀实枪地干起来，不知会有多开心。即使退一万步，拉走少数队伍回师北上，那也不知会付出多少沉重的代价。”

“那我们就这样听任张国焘摆布，跟着他走向灭亡！”刘伯承显然急了。

“不！对张国焘动武现在显得操之过急，冒险成份过多，时机尚不成熟。还记得南昌起义的时候吗？也是这个张国焘前来搅局嘛，他坚决不同意起义。那时我们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幸亏前委书记周恩来等同志与他据理力争，才使得起义顺利实施。现在不同了，张国焘手握重兵，自以为可以为所欲为，其实他是大错特错。四方面军是党的军队，不是他一个人的军队，我们只要做好工作，将四方面军将士的思想统一到北上路线方面来，相信迟早我们会踏上北上道路的。”朱德舔了舔干燥的嘴唇，继续讲道：“老五、老九（五、九军团）那边怎样？看来我得去那边一趟。目前局面如此，你、我肩上的担子不轻呀！”

两位老总的手再次紧紧握在了一起，相互道别后，两人匆匆赶回了各自的驻地。

此后不久，朱总司令特意来到五军军部。董振堂秘密召来军里部分营以上干部在他的房间开了一个会，大伙见到朱总司令无恙，还和以前一样和蔼可亲，激动地鼓起了热烈的掌声，董振堂把手压了压，屋内又迅速地安静下来。

“现在请朱总司令给我们讲话！”

朱总司令微微点了点头，用缓慢的语调说道：“同志们！我很早就想来看看你们，和你们谈谈，同志们都好吗？”

听到朱总司令亲切的问候，不少干部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激动得热泪盈眶，一个同志大声地说到：“我们都好！总司令，您可要多注意身体呀！”

朱德笑着双手一摊：“你们看！我不是好好的嘛！”说完话锋一转：“现在党中央、毛主席他们北上了，已取得了很大胜利，这是一条正确的路线！毛主席早已讲过：南下是绝路，无论敌情、地形、居民、给养等条件，都对我们极端不利，可是有人却说北上是逃跑，只有南下是革命，谁是谁非，历史会作出结论……同志们！我们迟早也会走党中央、毛主席他们走的路的！但是，现在我们要耐心，要多做工作，不能太性急呀！”

大家都屏息聆听，室内出奇的静，总司令略停顿了片刻，又继续说道：“我们要顾全大局，讲革命，讲团结，无论如何不能扩大矛盾，更不能盲动！红军要和红军冲突起来，那就意味着对中国革命的犯罪！一、四方面军都是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是亲密的阶级兄弟。四方面军的同志有许多优点，正如中央毛儿盖会议所指出的，他们英勇善战，吃苦耐劳……。”

董振堂这些日子沉默多了，也消瘦多了，听完总司令的讲话,他站起来代表五军全体干部、战士表态：“请总司令放心！我们一定坚持原则，冷静、理智地处理问题，决不感情用事。”然后又转向在座的干部们说道：“总司令的这些话，大家要牢记在心，同时要向部队进行传达，只要每个同志都能从革命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着想，即使有天大的困难，也是能够战胜的！”

经过朱总司令和董振堂的努力，五军的情绪很快稳定下来。

10月初，张国焘率人马到达卓木碉，试探性地问朱德：“玉阶兄，你在群众中威信很高，大家都希望你能挑起革命的重担。”朱德知道张国焘肯定又有什么阴谋，没有理他。张国焘见朱德没有表示，便厚颜无耻地说道：“我们要遵重群众的意见，成立新的党中央，开除毛泽东等人的党籍。”

这边话音还没落，愤怒的朱德“啪”地一拍桌子，

“张国焘！你这种做法是篡党的行为！”

张国焘脸上抽了几下，又厚起脸皮笑道：“朱老总，干嘛发这么大的火呀！成立新的党中央，正是我们顺应革命潮流……，你是德高望重之人，现在只要你点个头，我会给你第二把交椅坐的。”

朱德摇摇头，手指张国焘怒道：“你知道吗？你这种做法、想法是对党的犯罪！”

张国焘见说不动朱德，面色一沉，哼了一声说：“朱玉阶！我告诉你，如今在你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你就跟我走，要么你就北上去找毛泽东，我张国焘是个君子，放你走，不像毛泽东，是个小人，办事偷偷摸摸。”

朱德毫不留情地痛斥道：“张国焘，我留在左路军，是党中央的决定，你无权指挥我！”

张国焘见讨了个没趣，气得把门“啪！”的一关，扬长而去。此刻，脑羞成怒的张国焘恨不得立时把朱德收拾了，但朱总司令在群众中的威信太高，一时又不敢贸然下手。

这以后，朱总司令的处境日益艰难。首先是饭也不叫吃了，开饭后晚一点时间就要饿肚子，康克清深为老总的身体担忧。她找到营地附近三十二军（原一方面军九军团）的领导，扛回几袋白面，肚子问题总算解决了。可没几天身边的警卫又全部给撤掉了。

堂堂的红军总司令身边，连个警卫人员都没有。董振堂获此消息气得把桌子一拍：“岂有此理！”立即吩咐五军保卫局局长欧阳毅道：“你立刻安排二位同志去朱总司令那里作保卫工作。”欧阳毅心领神会，正要出门，董振堂又叫住了他：“黄政委若过问此事，就说是我安排的。记住！要‘靠得住’的同志！”欧阳毅点点头：“军长！你放心吧，我这就去办。”

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的白莎喇嘛寺庙里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会上，张国焘一面攻击中共中央的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一面要仿效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成立以他为首的“临时中央”，公然打出了分裂主义的旗帜。由于张另立“中央”的事来得太突然，会上有些干部都傻了眼，就连其主要的追随者陈昌浩，似乎也无思想准备，没有立即表态，徐向前更是如此。会场上的气氛异常沉闷，谁也不开口。

张国焘要朱德表态，朱德对这种做法根本就不赞成，他重申道：“我们不能反对中央，要接受中央的领导。现在，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

张又让刘伯承表态，刘伯承旗帜鲜明地站在朱德一边。张见朱、刘等人不支持，脸色一沉，但不好发作。就直接宣布了早已备好的“临时中央”名单，并以多数通过的名义，形成《决议》4020电子书www.4020.com.cn。《决议》中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并下令通缉”，“临时中央”总书记自然由张国焘担任，张的反党行为，此刻已发展到了顶峰。

此次会议所作出的决议，引起原红一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的强烈不满，就连四方面军的许多同志，都觉得荒谬。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在会上没有发言，也没有举手表决，因为他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既不理解，又很痛心。会后，张国焘曾找到他谈话，想取得徐向前的支持。徐向前明确表示不赞成这种做法，他说：“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谈，总会谈通的。把中央骂的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么搞。现在弄成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

五军副军长（原三十三军军长）罗南辉同志就曾私下讲过：“这样的搞法是错误的，他（张国焘）搞两个中央，不是分裂是什么？共产党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同志没有出席此次会议，事后即找到徐向前、陈昌浩明确表示：“我们现在有中央，为什么还要另立中央？一国不能有二主嘛。”李先念对此事不理解，他下面的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更觉得荒唐，他对李先念说：“政委，这成立个中央，怎么比我们成立个支部还简单。”

李无奈地摇摇头，叮嘱郑维山道：“要注意教育部队，掌握部队，要对党员对干部进行加强团结的教育。”

1935年11月，张国焘为贯彻实施他的南下方针，打开通往天全、芦山的通道，实现在川康边创建根据地的计划。立即以“中革军委主席”的名义，发布了《绥崇丹懋战役计划》。该计划将红四方面军分成左、右两个纵队，先后向大小金川沿岸进发。大小金川地区，地形复杂，易守难攻。沿途皆深山绝壁，峡谷激流，不便大部队展开作战。这次战役一开始，红军就显得十分被动。两过草地的红军指战员不怕疲劳、困难，英勇顽强地同敌人战斗。共击溃敌川军六个旅，毙俘敌三千余人。但自身也伤亡惨重，得不偿失。

接着，红四方面军又发动了《天芦名雅邛战役》，此役共击毙、俘敌一万余人，且击落敌机一架。南下初期的胜利，使蒋介石极为震动，立即调薛岳部增援，并令其空军频繁出动配合。川军主力王瓒绪、唐式遵、范绍曾等部也星夜驰援。云集于此的敌人兵力已达八十余个团。11月19日，双方在百丈关展开了一场血战。敌人十几个旅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向百丈地区的红军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广大红军指战员忍着饥饿，不畏严寒。与川军血战七天七夜，我军共毙伤敌一万五千多人，自身也伤亡了近万人。敌我双方都已打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而敌人的援兵还在源源不断开来。在这种情况下，红四方面军总部不得不决定撤出百丈地区，由进攻转入防御。此时，正值隆冬季节，气候寒冷，风雪连绵。这对于处在困境中的红军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红军被敌人压迫于川西山区，南下东出均不可能，十分被动。

南下以来的严酷现实，深深地教育着广大红军指战员，在他们中间，日益增长着对张国焘南下路线的怀疑和不满。12月，敌薜岳部凭借优势火力和兵力，又向红军节节逼近，红军边打边撤，又退至天全、紫石关一带，战线才相对稳定下来。

正当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南下碰壁，处境艰难的时候，中共中央率红一、三军已胜利到达陕北，并很快打开了局面。现实对比，张国焘异常苦恼。12月24日，张浩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身份致电张国焘要求张取消“第二中央”，成立中共西南局，直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电后，张国焘在任家坝召集会议，讨论中共瓦窑堡会议决议和张浩传达的共产国际的指示。会上，朱德、徐向前、周纯全、傅钟等一致拥护中共中央的决议。在此情况下，张国焘也只能表示同意中央的新策略。部队开始陆续北进，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再次翻跃夹金山、党岭山。这些雪山都是海拨几千米的大山，又正值寒冬季节，饥饿、疲劳、寒冷、疾病，使红军大量减员，至此，张国焘的南下方针可谓彻底失败了，广大红军指战员对张的行径日益不满。

当部队历经千难万险到达甘孜时，四方面军由当初的8万余人已锐减到4万余人，这其中还包括原一方面军的五军和三十二军。张国焘此时沮丧至极，他明显地感觉到以往那种一手遮天的权威正逐渐消失。英勇的红四方面军由于执行了他的南下战略，不到半年，损兵一半达四万余人，以前毛泽东曾在他面前讲过：“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北上是红军唯一的选择！”看来，也只能是寻着毛泽东的路北上了，想到这里，张国焘不由地长叹一声。

1936年6月，张国焘被迫取消了“第二中央”。不久，红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七月五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组建红二方面军及领导人任职的命令。该命令如下：

决以二军、六军、三十二军组织二方面军，并任命贺龙为总指挥兼二军军长，任弼时为政委兼二军政委，萧克为副总指挥，关向英为副政委，陈伯钧为六军军长，王震为政委，即分别就职。

按照中革军委的电令，红二方面正式成立。原红六军团参谋长李达调任二方面军参谋长。两军会师后，在甘孜召开了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任弼时率先在会议上朝张国焘开了一炮，批评他离开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没有向党中央报告是不对的，以后擅自成立“第二中央”和率部南下更是不对，违背了中央在毛儿盖会议的决定。贺龙、关向应以及时任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张琴秋也逐个发言，都是同一论调。再加上与会同志的咐和，孤独的张国焘无可奈何地同意了北上方针。

二、四方面军各部开始积极准备，红五军也不例外，军长董振堂近日里异常兴奋，一扫往日忧愁的面容。加之前不久整编，原四方面军三十三军编入红五军，五军力量倍增。现在，就要过草地北上奔赴抗日战场了，就要与党中央及一方面军会师了，董振堂加紧部署全军干部战士筹足粮食，准备第三次过草地。正巧二方面军参谋长李达带着一袋牦牛肉干来看望他，董振堂兴奋地上前紧紧握住李达的手说：“咱们当年的学兵连长，现在可是大名鼎鼎的二方面军参谋长啦！”

李达也异常高兴，他深情地说道：“总指挥，您过奖了，分别已有四年，您可消瘦多了！”董振堂苦笑了一声道：“哪能不瘦呀！跟着张国焘折腾来折腾去，三过雪山和草地，好在现在思想统一啦！现在全军上下干劲十足，你们那怎么样？我记得当初调到湘赣苏区工作的同志不少啊！”

李达思考片刻，然后沉重地说道：“我们在湘赣苏区打了不少胜仗，队伍发展了，根据地也扩大了，可他们却一个接一个牺牲了。战略转移一路征战吃了不少苦，牺牲了不少好同志。但是不管千难万险，我们还是挺过来了……”

董振堂仔细地听着，随后讲道：“你们没有走过草地，不知道那里的艰难险阻。我们是有经验的，但还是有不少战士掉队牺牲。依我看，你们每人至少要准备好三、四十斤粮食才行，还有就是走出草地后，要告诫所有的同志，吃东西要有节制。我们这就发生过，吃东西猛撑，直到不经意地撑病了，甚至撑死了，你可要注意这些不该发生的事情。”

李达认真地听着，董振堂又讲到：“就要和党中央会师了，咱们从根据地出发至今，损失很大，作为全军的后卫，经常被敌人紧紧咬住，不分昼夜的边打边撤，吃不好，睡不好，补充不上，经常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过湘江还丢掉了整整一个建制师。”说到这里，董振堂眼眶一热，再也说不下去了。李达动情地安慰道：“老首长，不要难过啦！牺牲是免不了的，再说责任也不在你，三十四师五千余将士血洒湘江，换来了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安全转移，保存了红一方面军的实力，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捍卫了中国革命，他们的血没有白流。想当初我们在您的带领下参加宁都起义，投入到革命队伍当中来，走上了一条真正救国、救民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有好多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现在，剩下来的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骨干，我们一定会发展和壮大的。回去后我会按照您的话认真准备，过完草地咱们再见！总指挥，我就走了，您可要多保重！”

和老首长道别后，李达跨上战马，返回二方面军总部。他哪里知道，这次相见，竟是和董振堂的诀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