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就流传，我们学校要来一批实习老师了。同学们对这个消息都有些莫名的兴奋，特别是女生们，交头接耳说悄悄话的突然多了起来。据说林红还跟姐姐借了一条连衣裙，准备在实习老师正式上课的那天穿。她把连衣裙叠在枕头下边，把好朋友陶丽拉到家里炫耀一番。陶丽在跟葛萍萍说起林红的连衣裙时，不无讥讽地说，林红那个身材，要是穿裙子，光剩下屁股了。说完，和葛萍萍一起哈哈大笑。她俩的意思是说，林红屁股大，穿裙子并不漂亮。看来，林红、陶丽、葛萍萍那个小群体，并不是铁板一块，她们互相间的心事，就连最要好的朋友都捉摸不透。

五一节前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同学们都从四面八方返校。我在石门渡一下船就看到林红穿着大花的连衣裙东张西望。我没觉得林红穿花裙子有什么不好看。林红的屁股是大了点，可她别的部位也不小啊，这样看起来，林红其实还是很匀称的。林红裙子上的花是好几朵碗口大的向日葵，金黄色的葵花开在一片蓝天上，有一朵，正好开在林红的胸脯上，林红丰满的胸脯顿时光辉而灿烂，好像那朵葵花正在开放。

学校的高音喇叭里传来“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这是那时候最流行的抒情歌曲，我们都被于淑珍的歌声而感动了。许多人听到这支歌，都会不情不自禁地跟唱。林红的嘴里虽然也在跟唱，但是显然的，她的心事没有全用在唱歌上。她东张西望的样子，在我看来，有些鬼鬼祟祟的味道。

她在等人。

莫非实习老师们也是坐船来的？可这条河并不通城里啊？

我没有去理会林红。虽然我很想在她的花裙子上多看几眼，但是我怕林红发现我的心事。我走在通往学校的砂石公路上，心里还想着林红身上盛开的向日葵。

在邮电所门口我碰到了我们班的许大马棒，其实他叫许虎，因为块头大，鼻子也出奇地大，同学们就给他起了这个绰号。

许大马棒也看到我了，他兴奋地带着浓重的鼻音喊道，江春华，过来。

我站着没动，说，什么事。

许大马棒跑来了，他说，太搞笑了，你看没看到林红？她像掉了魂一样。她跑到汽车站，又跑到火车站，刚刚又往码头跑了。你知道林红跑来跑去干什么的吗？摇头了吧，猜你也不知道，她是去接实习老师的。林红听说牛老师和陶丽他们去接实习老师了，可把她急死了，她就像热锅上的蚂蚁。

许大马棒说完，还学着蚂蚁在原地笨拙地转了一圈。

我们都知道许大马棒嘴大，他在我们八班是有名的大嘴巴，比女同学还能盘话，就是在东湖中学整个高一年级，他的名气也不小，和爱穿花衣裳并曾偷偷抹过口红的林红不差上下。因此我们班的男同学都不想跟他说话，连走路都离他远远的，生怕被女同学冠以碎嘴的名声。碎嘴，和大嘴巴异曲同工，可不是什么好名声啊。

你怎么不说话。许大马棒疑惑地看着我。

我一眼就看穿了许大马棒的心思。我说，我在石门渡看到林红了。林红在石门渡，你要去石门渡你就去，跟我绕什么花花肠子！

许大马棒的脸腾地红了，他怎么会想到我是他肚里的蛔虫呢？其实，不光是许大马棒在悄悄喜欢林红，据我观察，我们班至少有十五个男生喜欢她，就连班主任牛老师，也对林红另眼相看。这不光是因为林红的父亲是东湖镇的财政所所长（葛萍萍的父亲是供销社主任，陶丽的父亲还是副镇长哩），主要还是林红已经像个成熟的大姑娘了。

1980年暮春的东湖镇邮电所门口，我同班同学许大马棒脸红脖子粗地站在瑞丽的阳光里，不知该不该去石门渡。他看着我头都不回地走在通往东湖中学的路上，心里一定恨死了我。

林红后来特别开心，因为让牛老师和陶丽、葛萍萍他们接来的实习老师，没有一个男的，清一色五个女老师，还一个比一个漂亮。一向消息灵通的林红没有和牛老师他们一起去接实习的老师们，一直是我心里的一个疑团。不过不久之后，这个疑团就消散了。原来他们不过是迎前了一站，在大槐树那里拦住了城里开来的客车，然后和实习老师一起，步行穿过一片蜂蝶飞舞的金灿灿的油菜地，沿着碧波荡漾的东湖边散步走回学校的。这显然是一次事先策划的非常浪漫的接站。我能想像出来，牛老师和班上的五六个女同学，簇拥着来自城里师范学校的青春而欢跃的老师们，该是多么的惬意，心里一定也像油菜花一样金灿灿的。

许大马棒在跟我说这个事的时候，流露出的是羡慕和神往的样子。他说，我那天差一点跟牛老师一起去，我来迟了，我要是早到半小时，不，二十分钟，我就能赶上他们了。

与失望之极的许大马棒相比，林红看起来要愉快的多，她避免了帮实习老师们拿大捆大捆的行李。她跟陶丽说，是你帮陈老师拿那只红色旅行箱的吗？我看过她箱子了，全是好看的衣裳。林红表面上是关心陈老师，实际上是庆幸自己没有出力还能跟陈老师好。不过陶丽的话也厉害，她说，我没帮陈老师拿箱子，陈老师的箱子是牛老师扛着的，我帮陈老师背手风琴了。

陶丽的话充满暗示，意思是说，牛老师已经喜欢上陈老师了。

林红显然也听懂了陶丽的话，她指向不明地撇一下嘴，满脸的不屑和不在乎。

后来，两个看起来最要好的女生，一起去找陈老师了。

陈老师现在教我们班的音乐，使用的乐器就是她从师范学校带来的手风琴。陈老师是个小巧而秀丽的女老师，一双毛眼睛始终惊惊诧诧的，美中不足的是，嘴唇略略上翻，嘴也阔而大。好在她会抿着嘴唇笑，她一笑人就单纯了，好像还是没有长大的小丫头，好像是我们班某个女生的小妹妹。陈老师一来就让我喜欢上了。我曾悄悄喜欢过林红，有一阵觉得陶丽也不错，后来我知道我们班许多同学（包括牛老师）都喜欢林红后，我就只喜欢陶丽了。但是，陈老师一来，就动摇了我的信念。我喜欢陈老师上课，我们都喜欢陈老师的音乐课，因为我看出来，每到音乐课的那天，好多男生都格外的兴奋。典型的就数许大马棒，他会在课前直着大嗓门，高唱“我们的心儿……”

其实，我的心也早就飞向了远方，也憧憬起模糊的远在天边的理想来。

陈老师有无数件好看的小花衫，她在抱着手风琴拉琴的时候，会露出一小截白肚皮，那截小肚皮最让我激动了（也可能激动其他男生）。可是音乐课一周只有一节，这让我非常的不安，我想像着，要是天天都有音乐课多好啊。

我那时是班里的劳动委员，长一脸青春痘。文娱委员是林红。牛老师让林红干文娱委员的时候，林红不想干，她对牛老师说，我唱歌难听死了，我跟江春华对调一下吧。可牛老师看我一眼，似在征求我的意见。牛老师看我没有吭声，说，就这么定了。

现在，我真的后悔了。如果我当初点一下头，我就是文娱委员，我就能冠冕堂皇地和现在的林红一样，没事就朝陈老师的宿舍跑了。

有一天下午最后一节课外活动课，不少男同学抱着篮球往操场上跑。我留心一眼林红，她果然和陶丽、葛萍萍还有别的女生一起往陈老师的宿舍去了。让我感到奇怪的是，我们班主任牛老师也从语文办公室那边走过来，和林红她们汇合到一起，然后，一起走上了那幢老楼。那是一幢二层小楼，又老又旧，以前是老师们办公的地方，后来学校新建了办公楼，老楼就作为后勤仓库来堆放一些杂物了，再后来，又把楼底腾出来给新来的老师做宿舍。我们的班主任牛老师就住在楼底。陈老师她们五个实习的女老师，竟占据了楼上的五间房。这也是许大马棒首先对我说的。她们一人一间，太舒服了，许大马棒说，我们什么时候要是住上单身宿舍，我保证能考上北京大学！许大马棒的话显然是吹牛，他想住单身宿舍，无非是想搞什么阴谋诡计，没有人比我更知道许大马棒了，因为我也曾幻想着自己拥有一间宿舍。我们学生真是命苦，五张上下床，睡十个人，连插脚的空都没有，要是自己能有一间……不说这个了，因为我看到许大马棒，他假装无所事事的样子走到老楼前的花坛边，和许大马棒一起走到花坛边的是和我一个村的江锦洲，这家伙不知道为什么死心塌地地跟许大马棒好。

老楼的花坛是一个不大的小花坛，原来还能看到中间那根插旗的石柱，现在，石柱已经被那丛没人管的紫萝覆盖了，疯长的紫萝经过一个春天的雨水和阳光，已经从花坛里漫溢了出来，许大马棒和江锦洲对着花坛指指点点。我一看就知道他俩是假马假驴。他们表面上是在看紫萝，实际上，心思早跑到老楼的二楼，跑到陈老师的宿舍了。

陈老师的宿舍里果然飘出了悠扬而美妙的手风琴的旋律。

我站在操场的单杠边，远远地看着老楼，我也在想像着陈老师的宿舍，那儿还不知有多么热闹了，陈老师临窗站着或坐在椅子上（也有可能坐在床上），抱着她心爱的手风琴，优雅而忘情地拉着琴，在她的周围，是我们班的女生……还有那个讨厌的牛老师……要是能有我就好了。

我没有去跟许大马棒打招呼。本来我也可以到花坛边的。可许大马棒先去了。许大马棒去，我就不去。我怎么能让许大马棒看出我的心事呢？我要是想看陈老师拉琴，我要是想听陈老师的琴声，我可以爬到那棵松树上。老楼的前边有一排松树，靠近陈老师宿舍的那棵最高。我想着想着，不由得就爬到树上了。我看到了陈老师，她娇小的身体正倚窗而立，旁边的床上放着手风琴。让我非常紧张的是，陈老师也看到了我。她好像知道我要爬到树上似的，眼睛始终望向窗外，望向她窗前的松树。她的眼睛一下就逮住了我。我以为陈老师会大发雷霆的，谁知道她抿着嘴笑了……

我被我的白日梦吓了一跳。我就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一样，就好像是人们传说的小流氓那样。我四下里打量一眼，还好，没有人注意我，满操场的同学们都在三三两两地散步或看书，稍远一点的篮球场上，许多人在拼抢一只篮球。

我在单杠上假假翻了一下，还是忍不住望向陈老师的宿舍。

在正对陈老师宿舍的窗口，是那棵高大而茂密的松树树冠。是啊，如果爬到树上，如果躲在树冠里，不是既能隐蔽自己，又能清晰地看到拉琴的陈老师吗？不是比在花坛边好多了吗？

我不敢爬到树上，决定先给陈老师写信。

陈老师她们五人在我们学校只实习八周，到六月二十日，她们就回城里的师范学校继续读书了。我要在陈老师返校之前，给她写一封信。可是怎么写，写什么内容，让我犯愁了，我既要告诉陈老师，我喜欢她，又不能让她知道我是谁。可不让她知道我是谁，写这封信又有什么意义呢？可要是让她知道我是谁，她把信交给校长或者牛老师，那我就死定了，我就是百分之百的小流氓了。算了，还是不写吧。

我心里想着不写，可还是写了。当陈老师那天穿一条白色的连衣裙，于黄昏时分和实习老师们一起上食堂吃饭的时候，我被她的美丽惊呆了。她安静的面庞和飘然的裙裾，就像想像中的仙女（虽然我没见过仙女），让周围的实习老师们黯然失色，也让树木和花卉不再鲜艳，就连天上的霞光，也收敛了，不敢张扬了。那天，我从陈老师身边和她擦身而过时，有些慌不择路。但是，我的游移和胆怯的目光还是和陈老师的目光接触了一下。陈老师似乎浅浅地一笑，似乎认出我是她班上的学生，似乎要跟我打招呼。但是这些“似乎”，都没有结果，因为我的目光在中途被陈老师清亮而温情的目光弹了回来。

回到宿舍，在别的同学都去上晚自习的时候，我给陈老师写了一封信。这是一封真诚的非常肉麻的信，信里诉说了我第一次看到陈老师的感受，还说如何的喜欢她的歌，如何的喜欢她洁白的连衣裙，如何喜欢她拉琴的姿态。话都是些空洞的话。信上没有署我的名，也没有说是哪个班的学生，为了防止核对笔迹，我还故意把我一手漂亮的钢笔字写得歪瓜裂枣，中间有一段，我甚至用左手写。但是我想陈老师能够看出来，写信的一定是她班上的学生。我还想，只要陈老师收到我的信，她一定会有所反应的。我可以根据她的反应，再决定是否让她知道我。如果她收到信的时候哭了，我就装着什么事都没有做。如果她收到信之后非常快乐，那我再给她写一封信，暗示我是谁，或者再以别的什么办法现出原形。

我是在第二天上午课间操的时候，跑到邮电所把信投进邮箱的。

让我不知所措的是，一连几天，我没有看出陈老师有什么异常的变化，她既没有我想像中的哭泣，也没有显出特别的开心。陈老师还和以前一样，安静地出现在校园里，从教室到办公室，从宿舍到水房，从操场到食堂……她在给我们上课的时候，依然先把手风琴背进教室，然后把手风琴放在讲台上，简单讲几句本节课的内容，就把手风琴的两根带子挎到瘦削的肩膀上，拉着琴教我们唱歌了。

有一天，晚自习下课了，我在教室里补写作业，一直到学校熄灯了，我才回宿舍。我在回宿舍的路上，耳边隐约飘荡着琴声。我不由得就拐到了那幢老楼前，我看到陈老师的宿舍里果然亮着灯。我是没有胆量到陈老师的门口侦察一下的，如果顺着楼底的这棵松树，爬到树上，从窗户里偷窥，看看陈老师在干些什么，还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这棵树生长的太不是地方了，它居然就在牛老师的门口。牛老师的门窗贴着一层报纸，屋里即使亮着灯，我也看不出牛老师在干什么。但是，牛老师的威严，还是把我给镇住了。

我站在花坛边上，就是那天许大马棒和江锦洲站立的地方。茂密的紫萝挡在我的面前，清甜的香味扑进我的鼻息，紫萝下的草丛和湿润的泥土里，蚯蚓和许多不知名的虫子在和声合唱。单身教师宿舍楼里的灯光照不到花坛这儿，我可以很安全地仰望陈老师的宿舍，也可以提防被牛老师发觉，即便有同学路过这儿，只要我不吭声，他们也不会发觉我。但是，不知为什么，我还是很紧张，我的耳朵里，除了虫鸣，还有一种声音，那是手风琴愉快、欢乐的旋律。是的，陈老师的宿舍里，响起了音乐。我突然的有些激动，我觉得这是陈老师专门为我演奏的。

不知什么时候，牛老师出现在他的门口了。他怎么会突然到门口呢？我并没有看到他开门出来啊？莫非他根本就不在宿舍？莫非他有什么法术？牛老师屋里的微弱的灯光把他的脸照得一边黑一边白。牛老师正在点一支烟，我看到他嘴上的火星一闪一闪。

牛老师仰着脸，吐着烟圈。他也在听琴吗？这是显而易见的。牛老师一定也是被琴声引出来的。牛老师犹豫着，咳嗽一声，像是给自己壮胆，然后，含着烟往花坛这边走来了。莫非他发现了我？我不由得缩下身子。我缩下身子，心却没有跟着缩下来，而是一直蹦到了嗓子眼……就在我要坚持不住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从花坛里突然跳出来一个影子，把夜色划开一条黑线，风一样消失在黑暗里，只留下一串沙沙沙的脚步声。突如其来的黑影让我措不及防，也把牛老师吓呆了——他站在原地，半天才回过身去——他改变初衷，不往花坛这边走了，而是径直走回了宿舍。

我怕花坛里再冒出一个人，再把我吓得半死。我在牛老师进门时，赶快向黑影消失的另一个方向狂奔而去。

此后我一直在想，躲在花坛里的那个人是谁呢？是我们班的同学？还是别的班的学生？很可能就是许大马棒，或者江锦洲，或者别的男生。不管是谁，他一定是冲着陈老师而去的。那么他是不是被牛老师发现？牛老师又是如何发现他的呢？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有一天晚上，发生了一起让牛老师特别生气的事。这就是，我们班有接近三分之一的学生没有上晚自习——逃学了，原因是镇上的露天电影院放电影了。要是放别的电影，也许同学们不会去看。那天晚上的电影，就是陈老师在音乐课上多次提及的《小花》，她还把《小花》里的两首插曲都教会了我们，一首是《妹妹找哥泪花流》，另一首是《绒花》。这可是两支非常好听的歌啊，我们就是不去看电影，冲着这两首歌，也要去！

第二天早自习课上，我们年轻的牛老师铁青着脸，走进教室。牛老师的眼睛像一把刀，在每个同学的脸上割了一刀后，厉声地说，昨晚看电影的，站起来！

没有一个同学站起来。

原来你们就这点胆量啊，有本事敢作敢当！牛老师冷笑着说，不站起来我就不知道啊？我这里有名单，不要烂红眼照镜子，自找难看，自觉站起来！

没想到第一个站起来的是陶丽。

紧跟着，葛萍萍站起来了，江锦洲也站了起来。别的同学都站了起来，当然，我也站了起来。

牛老师用眼睛默数一下，说，还有呢？

站起来的同学互相望望，没有人说话。

明明是十九人，你们自己数数，才十七个，另两位，请自觉。牛老师胸有成竹地说，许虎，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啦？

我没看电影。许大马棒说，但他还是极不情愿地站了起来。

林红，你也站起来！牛老师恨铁不成钢地说，林红啊，我以为你会自觉遵守纪律的，没想到你也如此散漫。我们班，就数你和江春华有希望上大学，你们怎么这样不争气呢？

已经站起来的林红嗫嚅着说，我……我没看电影。

你没看电影？那你干什么去啦？你晚自习还没上一半，人就不见了，你以为我不知道？还有许虎，你也说你也没看电影，那你说说看，你不会说你在学习吧？

我是在学习，许大马棒说，我不知道他们都看电影去了，我在宿舍里自学。

许大马棒显然是在撒谎，所以引起教室里一片笑声。

林红主动说，我昨天晚自习身体不好，我跟李志翠说了，我就先回家了。

牛老师说，李志翠，你怎么没跟我说？

李志翠说，我……我忘了。

李志翠也在撒谎，我想。

牛老师没有让林红坐下，他并没有因为李志翠做伪证而原谅林红，他又看一眼我们站着的同学，脸又重新绷紧了。牛老师说，你看看你们，一个个横高竖大，站着跟躺着一样长，你们的家长还以为你们来念书的，你们却跑去看电影，你们想想，你们对得起自己吗？你们对得起父母吗？我看你们也不能念书了，你们……嗨……算了，我心也气嘴也说干了，你们都不要念书了，你们都给我出去，滚出去，回家写检查，让家长签字，不签字就不要来了！

我不过以为牛老师在说气话。可林红第一个出去了，林红哭着走出了教室。别的同学也都一个跟着一个走了出去。

东湖中学门口有一座古老的石桥，一排同学坐在桥栏杆上，除了家住镇上的几个同学而外，我们都没有回家。男同学都坐在桥栏杆上，女同学就聚在桥的那一头，在那棵高大的橡树下一声不响。但是我只看到陶丽和葛萍萍，我没有看到林红。林红昨天晚上确实没有去看电影，我在那堆女同学中间没有看到她。我以为实习老师也会看电影的，可我在整个露天电影院都没有发现陈老师她们的影子。至于许大马棒，我想不起来了，昨天晚上他没有放在我的心上，而且我们男同学也并不是一伙子，而是三五一群，分成了好几拨。

许大马棒，你没去看电影你干什么去啦？江锦洲说。

我干什么要你管啦？你滚一边去！许大马棒的腿在桥栏上荡来荡去。

我没有心思跟他们说话，别的同学也是忧心忡忡的样子。我看一眼不远处的陶丽，她也在左顾右盼。她穿一条碎花的裙子，一件洁白的衬衫。她并没有像实习的女老师那样，把衬衫掖在裙子里。她也没有像家住镇上的男同学那样回家，她和另外五六个呆呆的女生站在一起，各怀心事。这是上午第二节课刚刚开始的时候，还有两节多课加上一个课间操的时间才到中午，我们总不能在校门口发呆啊，可我们真的不知道有什么办法。牛老师是很厉害的老师，我们都怕他。他不让我们上课，我们只好不上课，可他让我们回家写检查，然后让我们的父母签字，这一招就不是厉害，而是太阴毒了。我卖狗肉的父亲要是知道我逃学，一定也像剥狗皮一样把我吊在枣树上，然后，一刀一刀剥了我的皮。我不能上课，也不敢回家。我只能不时地看一眼陶丽。有那么两三次，陶丽也在看我。她看到我在看她，眼睛又惊慌地望向别处了。她一定也和我一样，既紧张又害怕。我说陶丽，咱们不在这里晒太阳了，咱们到东湖里去游泳吧？陶丽跟我点点头。然后我们往东湖跑去了，东湖边上的浅滩里到处都是芦苇，还有很多螃蟹，一只鳌上生满绿毛的大螃蟹，咬住了陶丽的手……这时候，我看到了陈老师。陈老师的突然出现，让我顾不得陶丽了，我知道陶丽不会跟我去游泳，她就是被螃蟹咬住手，我也救不了她了——我的白日梦也太离奇了。我看到陈老师走到那堆女生跟前，然后跟我们拍拍手，招呼我们过去。

陈老师说，我跟牛老师检讨了，是我教你们唱《妹妹找哥泪花流》和《绒花》的，要是我不教你们电影插曲，你们也不会去看电影是吧？你们不用回家签字了，不过检查还是要写的，你们每人写一份态度诚恳的检查交给牛老师就行了。

陈老师好像做了对不起我们的事，她红着脸继续柔声地说，好了，你们都去上课吧，现在就去上课，没事了，上课去吧。

我们都说陈老师真是个好老师。

她要不是实习的老师就更好了，陶丽说，她可以一天到晚教我们唱歌，我们就是犯错误，她也会为我们护短。

但是林红却不这样想，她说，狗屁！林红说粗话一点也不脸红，我不要她包庇，我根本就不怕她（他）。

我不知道林红说不怕他，是指牛老师，还是指陈老师。

林红的粗话让陶丽脸红。

陶丽走开了。

许大马棒却凑过来说，再有几个月，我们就是高二的学生了，谁还有时间唱歌啊。

林红对许大马棒拍马屁的话一点也不领情，她说，东边人说话西边驴插嘴！

同学们的话开始集中到音乐上来，有的甚至还哼起了歌，因为课外活动之后，紧接着就是音乐课了。我更是期待着早点响起上课的铃声。我仿佛着了魔一样，期待着见到陈老师，听她唱歌，听她琴声，看她美丽的衣裳，看她拉琴的样子。就是在上别的课的时候，只要听到邻班响起合唱声，我的心就动起来，就立即飞出了教室。可以说，我天天处在恍惚的状态。另外，我还牵挂着那封信。陈老师为什么毫无反应呢？

可是，当上课铃声响起之后，走进教室的，并不是我期待的陈老师，而是让人失望的牛老师。更让我失望的是，牛老师宣布了一个坏的决定，他说，从现在开始，音乐课取消了。这节课，我们写一篇作文……

牛老师说什么，我是一句都没有听进去。当然，作文我也没写。

后来，我倒是在晚上的自习课上，写了一篇小说，题目叫《消失的音乐》。我在写小说的时候，坐在我前一排的陶丽不时地回过头来，问我写什么。我没有告诉她，也没有让她看到一个字——陶丽有些多管闲事了。她还反常地对我说，下雨了，江春华你写什么啊？外边下雨了，我没带雨具，我怎么回去啊？我没有去理会陶丽，我要让消失的音乐永远响在我的心里，如果有一天我成为一名小说家，我会说，我第一篇小说，是写陈老师的。

晚自习下课了，雨也停了。我的小说还没有写完，我继续在教室里写。当我写到主人公爬在树上偷窥他的老师时，熄灯铃响了。五分钟以后，灯熄了，我写不下去了。但是，小说的情节提醒了我。是啊，我为什么不能像小说主人公那样，爬到树上去呢？夜渐渐深了，又刚下过雨，不，雨又下了，淅淅沥沥的小雨，让校园变得十分安静。除了我，谁会在雨夜去看他的老师呢？

陈老师睡觉一直很晚，因为她宿舍里的灯光一直亮着（老师是不受熄灯限制的）。我多次从老楼前路过，看陈老师宿舍的灯光，也会顺便看看花坛的紫萝旁边有无偷窥者——从那次深夜惊魂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偷窥者。当然，就是有人躲在紫萝里，我又怎么能知道呢？

我有意在漆黑的教室多呆一会儿，才神不知鬼不觉地潜进雨夜。

陈老师宿舍的灯光是橘黄色的。看到灯光我有些百感交集。然而，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老楼前那棵高大的松树上，在茂密的松针里，映现着一团更黑的黑影——那是一个人。松树上蹲着一个人，这是我事先没有想到的，也同时把我吓呆了。我没有立即跑开是因为我突然意识到，树上的家伙一定比我更紧张，我为什么要跑开呢？我倒是要看看你在雨中的树上能呆多久，我倒是要看看你能看到陈老师什么……

我再一次见到陈老师已经是二十多年后的2005年了。

事隔二十多年后我再一次见到陈老师让我始料未及。现在，我已经是一家晚报的副总编了。我们晚报发展了八千多名小记者，遍布在市区的各个中小学。这年的年底，在表彰优秀小记者先进集体时，我见到了陈老师。我一眼就认出了她。很可惜，陈老师没有认出我来。她大约也早就忘记她这个曾经的学生了。我不无惊喜地说，你是陈老师吧？

小记者部的王主任介绍说，她是云海路小学的陈校长。

我说陈校长你好，你还记得东湖中学高一（8）班吗？

当年的陈老师惊喜异常地说，东湖中学？记得记得，我十八岁那年在东湖中学实习过，你是……哎呀，我记不得江总编是……是啊，我教高一年级十个班的音乐，你是高一（8）班的？

陈老师的脸红了——她还是那个爱红脸的陈老师，她还是一直惊惊诧诧地眨眼睛。除了岁月的痕迹印在陈老师的脸上，二十多年来，她好像白过了。我们兴致很浓地回忆她在东湖中学的短暂的实习生活，奇怪的是，她叫不出我们班一个同学的名字了，我说许虎许大马棒，她摇摇头，我说林红，她摇摇头，我说陶丽，说葛萍萍，说李志翠，说江锦洲，她都摇摇头。当我说到牛老师的时候，她终于说，记得。又说，他啊……没话了。我当即建议，把当年高一（8）班的同学找来聚聚。陈老师说好啊，见面说不定全认得。我说你别吹了，那你怎么不认得我？陈老师说是啊是啊……那时候，太年轻了。

我费了很多周折，才找了二十多个高一（8）班的同学。好在我特想见的几个同学都来了。

当年的东湖镇，已经扩展为市区了，成了东湖区。许多同学都还生活在那块地方，我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他们的概况，林红在1982年考上了一所工业大学，毕业后分配在车厢厂工作，企业改制以后，下岗，现在是一家驴友俱乐部的终身会员，经常云游祖国的山山水水。陶丽高中毕业后虚报了年龄，很快嫁给了东湖镇党委书记的儿子，她于1991年离婚，如今女儿已经上了大学。葛萍萍高中毕业后进了服装厂，下岗后自己创业，现在是一家玩具厂的厂长，生意不好不坏，或者时好时坏，目前正在考察新项目。江锦洲做了几年养鹅专业户，后来到科威特打工，现在在一建筑工地开搅拌机。许大马棒自然是身大力不亏，先是跟着表姐夫学瓦工，后来和人合伙买一台挖掘机，出了车祸后被截肢，如今在街头修锁。最安定的是李翠翠，高中毕业后就做豆腐，如今还做豆腐。

我在云上层大酒店摆了三桌，款待我二十多年前的高中同学，他们见面后都唏嘘不已，有很多话急于表白。而我只对三件事感兴趣，一是那天晚上看电影《小花》，许大马棒和林红到底干什么去了；其次是躲在花坛紫萝丛里的究竟是谁；最后就是那个爬在树上的家伙了。但是，这些话我都没有说，我几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多少年了，我们都经历过许多酸甜和苦辣，说这些话还有什么意义呢？只是想起我当年对陈老师的感受（不知道感受一词是否准确），内心总是有种隐隐的伤感。我在敬酒的时候，小声问陈老师，在东湖中学实习时，是否收到过一封匿名信？陈老师听罢，眼睛直直地望着我，渐渐地，她的眼睛湿润了。陈老师哽咽着说，我……很高兴……没有收到。陈老师说没有收到。她说没有收到。我一下子觉得陈老师比我成熟多了。

我和陈老师的“缠缠绵绵”引起了江锦洲的注意，他从邻桌绕过来，说，陈老师，我向你检举，江春华当年爬在你窗前的松树上偷偷看你……

陈老师照例还是脸红，她声音柔和地说，是吗？我……有那么好看吗？

我嗫嚅着，半天才说，喝酒喝酒……

看来发现树上有人的还不止我一个。我如今的不置可否，等于我默认了江锦洲的话。同时我发现，结在江锦洲心里二十多年的一个疙瘩解开了。江锦洲开心地又去招呼别人喝酒了。而陈老师的脸上洇上一层潮红。

这次聚会的高潮，是我们同声唱起了《小花》里的两首插曲。令人遗憾的是，陈老师没有把手风琴带来。只是我不知道，她那架手风琴还在吗？那架手风琴还能响起动人的旋律吗？

我至今不知道陈老师叫什么名字。她永远是我记忆里的陈老师。难道不是吗？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段美好而难忘的记忆，仿佛阳光普照的草地，翠绿而温馨，我们小心地呵护它，让它翠绿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