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用“冷淡”这个词，那么我爸爸对康儿至少不够热情。
这一点，康儿有所感觉，大概一直伺机要改变我爸爸的态度。
他终于等到了一个好机会。
康儿一进门就举着一本红色的小册子摇着，兴高采烈地宣告：“赢了！赢了！看，这是奖证！文章得奖啦！”
他说得零乱，我爸爸以为我得奖了，赶忙从房间里走出来。
郑康儿同学：
你的散文《秋风里的爬山虎》荣获芳草地征文一等奖。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少年文艺》编辑部
真是一个好消息。
“VeryGood！”我怪吼一声，抱着康儿打了几个转。虽然奖证上没我的名字，但我明白是我赢了。那是我的作品，我的水平。
爸爸拿过奖证，验明正身，拍拍康儿的肩膀。爸爸在这一瞬间从根本上改变了对康儿的看法。他就看重这些。
爸爸：“天平，你呢？”
我耸耸肩：“我没应征。”
爸爸不死心：“你不是每次都应征的吗？得过二等奖。”
我：“江郎才尽啦。”
康儿：“天平要是应征，那我只好拿二等奖了。”说着朝我挤挤眼睛。
爸爸有点沮丧，把奖证还给康儿时，他再次称赞了康儿：“不错，不错，原来你是不错的。”
嗨！这算什么意思？他总以为暴发户的儿子，必定是不学无术、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
康儿得寸进尺，说：“听说得奖作品要汇编成书的。我爸说他要买1000本送人。”顿一顿，他又说：“叔叔，新华书店来拿书了吗？就是那本《纯情》。”我立刻心生疑窦：他怎么知道这个？
我爸说：“来拿书了。听说是建筑公司和农校要成批买这本书。”
康儿轻轻说：“我爸赞助过建筑公司和农校。”
我爸一愣：“什么？是你爸爸……”
康儿笑嘻嘻地默认。
新华书店退书是我告诉康儿的，没想到他来这个动作。没等我做出反应，康儿说：“哎呀，我说漏嘴了。我爸爸一再关照我不好讲的。”他搔着头皮，懊悔不及的样子。
我还能讲什么呢？
康儿还没完：“天平、叔叔，你们千万别在我爸爸那儿提起这件事，要不我就惨了。”
我爸颓然坐在椅子里，让电风扇定向他。电扇咕咕咕地叫得难听。
爸爸关了电扇，努力笑笑：“你爸，其实是不必这样的。书嘛，我们有办法处理的。”
康儿安慰道：“没什么的。我爸和这两个单位常有往来的，出门靠朋友嘛，朋友帮助朋友，天经地义的，现在都是这样的。”
应当说，康儿的这一安慰还是有效的，连我也似乎获得了心理上的平衡。
这一幕，康儿简直做到了滴水不漏的地步。我如今还怀疑这是他爸爸预先设计好的。
接下去的一幕是康儿爸爸的登门邀客。
他把一辆小面包车停在我家门口，邀请我们全家去“黑森林”共进晚餐，说一是补谢我对康儿的“救命之恩”，二是庆贺康儿的获奖。
我看出我爸爸挺为难。我看出我爸因为“《纯情》事件”，在郑家面前有了一种心理弱势。
“心理弱势”这个词我常在妈妈的创作谈里看到。
我敢肯定，如果妈妈在家，下边的故事会大不相同。
爸爸说：“天平，我们只能去了，是不是？”说这话时，他一脸的无奈，一口的苦涩，就像刚刚在卖国条约上签了字。
“黑森林”是一个三星级宾馆，我和爸爸还是首次涉足。
大玻璃门在我们面前自动打开。穿红制服的门卫浅浅笑着，微微颔首表示欢迎。
爸爸故意落后一点，让康儿的爸爸走在前头。
走进门，就像从盛夏一步跨进了深秋。
总服务台那儿的墙上并排挂着十只标明不同时间的钟：华盛顿、东京、巴黎、莫斯科……
在这里，节令和时间被忽视、被嘲弄。
墨绿色的地毯铺成一些条状，尽量裸出大理石地表。人在这里都尽量装出有教养的模样，走起路来悄没声息，像皇宫里的波斯猫。
我们一行四人在地毯上庄严地走，似乎要去拜见一个伯爵。
我和康儿落后一点，好说说话。
我：“康儿，想一想，在这里一代一代活下去，人会进化成什么样子？”
康儿：“你先说。一对一。”
我：“不会出汗。”
康儿：“不会流泪。”
我：“怎么不会流泪？”
康儿：“那我换一下，没有膝盖。”
我：“那怎么上楼梯？”
康儿：“有电梯。该你说了，一比二。”
我：“人的脚进化成溜冰鞋那样，有轮子。”康儿开心地笑起来。笑声在寂静的过道里被地毯、大理石，还有石棉顶幔，歪曲成一种怪诞的嚣声。
康儿赶忙止笑，走了几步，忽然扯住我，鬼头鬼脑地说：“听着，我要放屁了。”
可惜是个哑弹。
康儿：“对了，人将不会放屁、放响屁。”
这家伙又不正经了。
到餐厅了。这一厅叫“蓝厅”。
餐厅不大，只有不多几个桌子。圆桌配着古拙的高背皮椅，米色的镂花窗帘一直垂到地毯上，看不到一盏灯，光是从蓝色的天幔散射下来的，是那种柔和、似乎带一点冰薄荷味的宝蓝色的光。人走进这种光线，会有沐浴着深秋的月光的联想。
康儿爸爸说：“我是第一次来这儿。”是要安慰我们吗？
请坐，请坐。都坐下了。
有了轻轻的音乐，是理查德·克莱德曼。我说：“是《梦中的鸟》？”爸爸说：“不，是《秋日私语》。”我爸坐高背椅特优雅。
康儿爸爸不断摸他的领带，不知是不习惯还是不放心。康儿咕哝：“我不喜欢这儿，阴森森的。”大概服务员听到了，灯光慢慢亮堂起来。
我觉得我们像在舞台上演戏。滑稽。康儿熟练地开了一个青啤易拉罐。
康儿爸爸说：“康儿，这得问问鞠老师。”
我爸爸说：“只一杯，好不好？”
康儿爸爸说：“那好。”服务员为两个大人上了酒。那酒红得明丽，杯口上卡着一片柠檬。
康儿说：“路易十三。”这酒名在翻译小说里接触过。隐隐听到杯里的冰块在红玛瑙般的液体里，发出细细碎碎的微响。后来我知道，这么大半杯酒值50多元。当时我很有底气的，因为我口袋里装着那222元。
康儿爸爸拿起酒杯来。
我爸说：“人齐了吗？”意思是不介意再等一会儿。
康儿说：“我妹妹感冒了，我妈陪着她，都不来了。”康儿爸爸就来了一篇俗气的祝酒词。“救命恩人”这个词听起来陌生可笑。那个小池塘因为长了好多水草看起来有点恐怖，其实往池中央一站也没不到脖子。康儿夸张他的遇险是为了“粘”我——北京人称“瓷”。我还真给他粘上了。
我爸爸向康儿父子敬酒，当然是祝贺康儿得奖：“康儿，我向你祝贺。听说这次征文应征稿6000份，得一等奖难能可贵。我想这是你人生道路上的一块里程碑，一个新起点，希望你再接再厉，取得更大成绩……”
也是一篇八股文。康儿爸爸又说：“今天很高兴。唯一遗憾的是范老师不在家。范老师可是赫赫有名的大作家。鞠老师，我这个儿子如果将来也能当个作家，那我郑大根当牛做马也甘心。今天，只是谢天平的救命之恩。隔一天，等范老师回来了，我再办一桌拜师酒，让康儿拜你们夫妻为师！”
我爸赶忙谦虚，掉头又谆谆教导我要向康儿好好学学，迎头赶上云云。
康儿听说要他拜师学当作家，脸就发僵了。
他最头疼的就是写作文。他的屁股在椅子上不安地挪动，舌头乱舔着嘴唇。我看出他有“招供”的动机，赶忙用膝盖撞撞他的膝盖，低声说：“别忘了‘佛得角’。”
他说：“还是、还是……”
我急了，在他腿上捏了一下，说：“走，陪我小个便去。”
康儿知道我有话说，跟我到了盥洗间。
我说：“你小子别叛变。”
康儿说：“我是揭露，不，披露真相，懂不懂？”
“在‘佛得角’你怎么说的？你可得一诺千金。”
“什么叫‘一诺千金’？”
“就是说话要算数，要不就是女人。”
康儿叹口气，就小便。
他没表态，我不放心，追问：“到底怎样？说！”
康儿嬉皮笑脸，说：“我这不是在说吗？女人小便多麻烦。”行了。我觉得嬉皮笑脸时的康儿才是真实的。
走出盥洗间了，康儿还问我：“什么叫‘一诺千金’？”真是天晓得，那篇获奖作文里用了这个成语。他看都没看过那文章。妈妈的鬼康儿！
一个小时之后，我和康儿徜徉在月光下的大街上了。我觉得有一点醉意。这很奇怪，那一小杯啤酒是根本不可能带来这种感觉的。
康儿说：“我只是要敲我爸爸一顿饭。我明天就告诉他——那不是我的文章。”
我一把抓住他肩头：“你这人怎么了！还要耍赖？”
康儿摇了摇身体：“你紧张什么？开个玩笑不可以吗？我常和爸爸开玩笑的。我才不要什么奖呢，懂不懂？我不要。”
我说：“我也不要它，懂不懂！”
康儿说：“我不管，反正那鬼文章是你写的。我可不想欠你这种债。”
我说：“啥债？就算玩了一次电子游戏机吧，玩过了就完了，以后我们谁也别提起这个事了，谁提谁不是人。”
康儿说：“好吧。不过，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得阻止你爸妈收我当什么作家徒弟。”
“一言为定。”
我们击掌为信。我妈妈不会像我爸爸这么稀里糊涂的。
有一次，一位什么领导领着孙子来投我妈妈的师，妈妈回了他。妈妈说：“作家是无法培养的。”
一会儿，康儿叹了口气：“唉，如果那文章真是我写的，那多好啊。”
我说：“喂！你怎么又提这事了！”
康儿吐了吐舌头。
“行了，我们得分手了。”
“等一等。”
“干什么？”
“你怎么不问问那个小秘密？”
“什么？”
“电影院门口的约会。”
“怎么的？见到人了吗？”
“见到了，是个女生。”
“哈！所以你选择回来了？”“她约的是你。懂不懂？”
“是你自愿冒名顶替的。她说什么？叫你鞠天平了是不是？”
“不，我没走过去就回来了。”
“为什么？”
“因为她比我长得高。”康儿说这话时悲伤得要命，头发蓬乱，活像香港电视片里的小丑。
我觉得这很无聊。
“再见。”我说，又打了一声呼哨表示烦腻或不值一提，就走。
康儿跑过来拦住我：“再说说话，可以吗？”
看他可怜巴巴的样子，我忍不住要笑出声了：“你这家伙多烦人。”
路灯把我们的身影慢慢拉长又慢慢缩短。偶尔有自行车经过，响起空落落的铃声。
我说：“怎么不说话了？”
康儿说：“也没什么好说的。我只想对你说，我真羡慕你。”“羡慕我？哈！”
“比如说，你有一个当作家的妈妈。”
“那好，你有一个当财神爷的爸爸。一比一平。”
“你能写好文章。”
“你不是得一等奖了吗？”
“嗨！你又提起了！”
“噢，对了，不提这个了。那我说，你有个妹妹，我没有。二比二平。”
我不该提起冬青。他的情绪下去了，简直是沮丧。
“好了，不说这个了。”我说。
“……”
“讲这些没意思。一个人就是一个小世界，不好比。”我说的是我妈散文里的句子。
“我拐弯了。”他说。
我目送他走进了一条小巷子，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
我觉得有点对不起他。我一直以为他整天乐呵呵的，没什么头脑。我觉得我在内心里并没有平等待他，总以为自己有着某种优越。
爸爸早到家了。他在等我。
我一进门，爸爸就一本正经地把我叫到他房里去。
爸爸说：“康儿爸爸赞助农校买书的事，不要告诉你妈，好不好？”
我说：“这有什么严重的？现在流行这个。”
爸爸说：“我就猜到你会这么说的。不管怎么说，不告诉她比告诉她要好，对不对？”
我不想坚持。这无所谓。
当我躺在床上，静下心来时，我忽然有点心酸。不为别的，只为《秋风里的爬山虎》。
它是我的“风筝”。我把别人的名字写在“风筝”上，放飞了它，可它回来了。那“风筝”说：“天平，我是你的风筝啊，你怎么不要我了？”
我挥挥手：“不提了，不提了。”有一只蚊虫嗡嗡地飞过上空。我开亮电灯，用了将近半个小时才追捕到了那个入侵者。子夜时分，我被雷声惊醒。
我在起床关窗时，看见了那条久未出现的蛇，那时正好有一个闪电照亮了阳台。
隔着绿纱窗，又是闪电的冷光，那黄蛇的颜色看上去成了一种带一点绿幽幽的白色。
那蛇一转眼就不见了。
风雨中的苗圃黑黝黝的，发出各种各样的声响。有一只蛙在水塘那儿很惨烈、很绝望地呼救。它很可能是被那条蛇咬住了。
世界忽然变得神秘莫测。我的内心生出一种莫名的恐慌。屋子里那把躺椅在嘎嘎地响，就像上头坐着一个人。我悄悄抬头看躺椅——那上头什么也没有。倒是床底下有簌簌
的响动。是黄蛇吗？
我开亮了所有的电灯，盘腿坐在床上。
楼下传来爸爸的声音：“天平，关窗了吗？”爸爸的声音一下子松懈了我无端绷紧的神经。我应了爸爸，心里踏实了。
我对着镜子里的我，在心里说：喂，你还是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