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到鸟鸣了，可是我不睁开眼睛。

夏天雨后的清晨，有一种难得的凉快。我伸展四肢，让身体尽量多地接触凉凉的篾席。我的脸贴着枕头，呼吸着蒲草的清纯的气息。这个蒲草编的枕头是妈妈新买的，是极淡的嫩绿色，触着脸颊让人有一种亲切感，使人想起白洋淀。

一只鸟叫着，一声、一声，很生疏，很小心，似乎在做什么练习。我就猜这鸟还年轻，大概是今年春天来到这个世界的。

除了少数几种，鸟总是给人乐观、勤劳、自由自在的形象。如果说鱼的世界是哑的世界，昆虫的世界是黑暗的世界，那么鸟的世界是阳光和歌唱的世界。

鸟是太阳的崇拜者。它们早起，为了观看日出。到了傍晚，又虔诚地聚集在树梢，看落日在地平线那儿缓缓下降……

我放纵着思想，不愿睁开眼睛。

我尽情地体会这个美妙的早晨之后，又细细地回味起刚刚逝去的一个美丽的梦。

那是一个毫无逻辑的梦。好像在十里亭，有一个打着白伞的人在古老的石桥上走。河水是白的，雾一般地流淌。有一些樱桃被遗落在桥面上。打白伞的人赤着脚走路，一次也没有踩到樱桃。虽看不见伞和赤脚之外的一切部位，可我知道这个人是康儿或者冬青。我也脱了鞋子，石板很凉快……

然后我就听见了鸟鸣，然后我明白我刚才经历的是一个梦。

鸟已经完成了练习曲，现在啭鸣得非常圆润、熟练。

这张床很好，这个小房间很好，这个家很好，这个世界很好。

那个烦躁的夜，好像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而不是昨天。昨晚的烦躁、沮丧显得完全没有理由。

妈妈的《纯情》里有一段精彩的话：年轻人天然有一种从身体排除污垢，从思想排除苦闷的力量，正像天鹅羽毛之洁白，并非由于洗濯的缘故。

如果把这段话写在泰戈尔的《飞鸟集》里，也属华彩段落了。看来我妈妈是一流的作家。

我睁开了眼睛。房间里的光线不像预想的那么明亮，是闭着窗帘的缘故。

我哼了一声，表示对昨晚的那个天平的嘲笑。

十秒钟之后，我已经在阳台上了。昨晚上那条胖胖的黄蛇曾光临过阳台。这一次它没有换下外套。

经过昨晚的风雨，苗圃里的大大小小的树木，好像倦了似的还未醒来。这么想象着它们，我觉得听到了细微的鼾声。

植物确实是有呼吸的。走进树林，人就会感觉到它们的呼吸。

我深吸一口气，等不及呼完，又深吸一口。纯净、清新的空气混合着新叶的芬芳和老叶的辛涩，一丝一丝凉凉地充盈我的肺叶。我觉得我的胸腔扩张了不少，而我的肌肉有点

儿“饥饿”。我很想打个虎跳或者来个飞腿什么的。

我一骗腿儿出了栏杆，想从樟树上溜下苗圃去。不料，刚触到树干，就被淋了一脸一背的冰凉的宿雨。我快活地叫了一声，想到自己还光着上身呢，就赶紧回到屋里去穿衣裳。

阳台前的一樟一枫轻轻地动荡着枝叶，像在喁喁絮语。可能是在嘲笑我昨夜的脆弱和凄惶，也可能只是在娓娓谈心。这两棵树肯定是一对好朋友，而且我一开始就凭直觉认定樟是男生，枫是女生。

我说过，植物的感觉是一种无须分别五官的“统觉”。但是植物之间，比如一棵树和另一棵树有没有交流，怎样交流的呢？还有，树有脑子吗？如果有，又在什么部位？

想想这许多问题，我们会觉得树挺神秘。觉得神秘是因为我们对它们的了解太少、太肤浅。

【鞠氏猜想A—40号】

树与树之间的“交谈”可能是运用旗语一类的形式进行的。落叶的树在冬天就无法交谈了。它们得缄默整整一个冬天，所以树在冬天里总显得闷闷不乐。

鸟有可能听得懂树的一部分“话”。至少有一种鸟能听得懂树的话——那就是和树干最亲近的啄木鸟。除了清晨，啄木鸟几乎整天在树干上摆出那种怪不舒服的姿势，恪尽树医生的职责。

有些树看上去表面光洁、健硕，其实树心里已虫螨丛生。

啄木鸟笃笃地向树叩问，然后侧耳倾听。

树就向啄木鸟诉说病况，甚至指出蛀蚀的部位。树可能是用树汁流动发出的微响来“说话”的。啄木鸟经过千百年的努力已经破译了树的密码。

我知道这个猜想比较脆弱。这个世界动植物学家太少，而猎人和樵夫又总是太多。

我下楼去洗涮。未下完楼梯，我就看见了爸爸，他背对着我坐在桌前，赤裸的背深深前倾。

他在刻钢板。

“粥烧好了，凉一凉再吃。”他说着，却没有停止他的工作。

这么一个美好的早晨和这种枯燥的活儿实在格格不入。

看到爸爸的背脊，我灵动的思维立刻僵硬了，走下楼梯就像从云间走到了尘间。

我有点懊丧，夸张地打个哈欠，有意让拖鞋在地面上摩擦出声音，懒散地走进卫生间。

洗涮之后，我照例在卫生间操练一会儿吹水泡。经过这些日子的练习，我的水泡已经吹得有个样子了。几天前，我找到了换气的窍门。有了这个窍门就有了登堂入室的钥匙，一扇扇门就向我敞开了。

别指望我会把窍门写出来。事实上，大部分的窍门是很难用语言传授的。那天在十里亭，阿麦反复对康儿说他的“十六字真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熟能生巧，巧能通神。

阿麦说他拉钢锯是无师自通。插队时他当修船匠的下手，闲了就玩锯子，玩着玩着就玩出了名堂。锯、弓、手、腿不知怎么一配合，就把需要的音符配合出来了。可惜，这个世界上早已有了钢锯琴这种乐器了。

吃早饭时我想到了要去烈士陵园找六伯。我自信达到了六伯的吹水泡要求了。

烈士陵园在城郊，不远，但那是个庄严肃穆的地方，我们每年清明节去一次，平时是不敢贸然进去的。

十里青山半入城。那儿是山和城交接的处所。山不高，却强壮，那么多青藤古树也未能完全遮掩山的胸膛——好一壁钢灰色的崖！

就在这山的胸膛前耸立着一座洁白的阳澄湖抗日烈士纪念碑。

走进大门，再登上64级台阶，就到了一片高高的开阔地。纪念碑就耸立在这片开阔地的中央。

当我和康儿登上开阔地时，一个意外的景象一下子把我们镇住了。

碎石地坪不见了，代之以一片绿色的草地！

我和康儿欢呼一声，同时中弹似的扑倒在草地上，滚啊，喊啊。

这时，我们听见了六伯在远处喊着什么。

我们急忙爬起来，想到新铺的草坪可能经不起碾压。在大暑天移栽草坪是反常规的，可我那位乡下的表舅舅说他有带厚土移栽的绝活。看来他这一手技术的效果不差。那些青草看上去活得挺轻松愉快，很有激情。

六伯背着手走来，笑呵呵的，又有生机盎然的草地作背景，他显得年轻了不少。

六伯：“看，这草坪毛毯似的十分喜人。我刚才翻开土，看见草根已游动了。你那表舅舅真有两下子。对了，老天爷也是帮忙的，不是打个云阵，就是来个雨阵。昨天晚上下了一场透雨，这些小草享了福了。看看，它们多滋润、多精神……”康儿：“六爷爷你别再说下去了，再说下去我就留下来当根草算了。”六伯：“嗨，这不是一般的草。天鹅绒！”

康儿：“知道，知道，天鹅湖边的特产，比东北三宝乌拉草还高档，还精品。”

六伯：“天鹅湖？是我们中国的？”

康儿：“是苏联的。”六伯点点头，怕是信了。

我说：“六伯，他油嘴呢，你别信他。”

康儿说：“你不信就去查地图好了。”

六伯冷不丁来一句：“别争了。其实天涯何处无芳草。”

康儿一惊：“六伯，原来你是好学问。”

六伯说：“我肚子里有七七四十九首唐诗，除了这个就没别的了。”

康儿说：“不还有五脏六腑吗？”

六伯开心地刮了康儿一个鼻子，说：“小子，你的钢锯琴学得怎样了？阿麦收下你了吗？”

康儿说：“先人后己，我得帮天平先进了你的山门，再去投奔阿麦。”

六伯说：“天平，怎样？”

我说：“今天来就是让你考我的。”

康儿学着卖狗皮膏的口吻：“对了对了，信不信哈，当场试验哈。”

六伯笑得弥陀佛似的：“你这个康儿真是个人参娃娃。”

这话费解。

康儿捏捏自己的手臂：“嗨，我怎么成了人参娃娃啦？”

六伯说：“和你在一起，人快活，笑口常开。人快活了就长生不老，好比吃了人参一个样。”

康儿说：“天平，你帮帮忙别把这绰号传出去。要不人家会把我切成片吃了。”

哈哈哈！

六伯和康儿在一起，就跟说相声似的逗。

六伯说：“天平，你别紧张，我们先不吹水泡，我领你们去看一件东西——不对，那不能称东西，得称作品。”

原来是一座汉白玉大型群雕：一个郭建光式的新四军形象，一个是阿庆嫂式的大嫂形象，还有一个是水乡少年的形象。

就因为少年手中打着一把桨，整个作品就“动”了起来，使人想起了船，想起了风浪，想起了那个风浪迭起的艰苦而壮丽的岁月……

这座雕塑刚从南京运到，暂时放在纪念馆后头的院子里。这座石雕以后会移到草坪，在秋天举行反法西斯斗争胜利纪念活动时，进行隆重的揭幕仪式。那片草坪几乎就是为了这石雕而配置的。

我们仰视塑像，小心地呼吸。地球仿佛在倒转。

六伯微眯的双眼一片迷离。六伯必定比我们想到的更多，更“稠”。

我们默默地仰视了好久。

还是我先开了口：“六伯，阿麦在十里亭讲过你和阿网的故事。我老觉得这个打桨少年就是阿网。”

六伯很看重我的这个感觉，一把捉住了我的手臂，兴奋地说：“哦，你这么想啊！”

回办公室的路上，六伯又说：“天平，我也一样，第一眼看到这石雕，我就认定那就是阿网。”

康儿说：“六伯，还有阿网的故事吗？”下边几个小故事就是六伯在办公室里讲的。

第一个故事。

那年，盐铁河附近的白宕村有座炮楼，驻着一个排的伪军。领头的是个独眼龙，恶得要命，老百姓背地里叫他“地鞭灰”。

“地鞭灰”是一种毒蛇。武工队决定治他一下。不过，当时武工队成立不久，枪少力薄，当然得用计谋才行。

一天夜里，没有月亮，没有星星。几个武工队员把好多活鲤鱼倒进一条河滨。这条河滨是通碉堡附近的一个水塘的。

第二天一早，六伯和阿网等几个十几岁的男孩子在水塘里摸鱼，隔一会儿就弄上一条大鱼来，叫人看了手痒眼馋。

伪军正在塘边的禾场上出操。那天独眼龙不在，由一个叫白排长的人带头。白排长见鱼眼红，就把孩子赶上岸来，下令叫伪军下塘去摸鱼。

武工队就在这当儿突然出现，伪军们的枪都让男孩子们抱走了。唯一佩着驳壳枪的白排长也不敢造次，乖乖地举起了手。

整个行动没放一枪，干净利落。炮楼很安静。武工队员们换上伪军服装，单等独眼龙从城里回来，来一个守株待兔。

可惜，泄密了。到现在也没弄清怎么泄的密。第二个故事。

自从吃了大亏，独眼龙更加狡猾。任何人不准走近炮楼，更谈不上进炮楼了。晚上还上双岗。

阿网给武工队长出了一个计策，队长听了连声叫妙。

每到黄昏，在炮楼上站岗的伪军，就根据风向在炮楼外边和禾场上，生起艾蒿堆来驱赶蚊虫。阿网就是要利用蚊烟堆。

逮黄鼬、狗獾常用药烟熏洞的办法。阿网知道药的配法：五味子、硫黄、五毒粉……

黄昏，武工队让给炮楼送西瓜的人，把药包偷偷投入蚊烟堆里。一会儿药起了作用，站岗的伪军就迷倒了。

武工队得以接近炮楼，炸开了大门……

六伯的这一类小故事不少。我猜想他已经作了传奇化的处理。故事里出现了不少有名有姓的少年，阿网只是其中的一个罢了。可我只记住了阿网，而且把其他少年的事迹，一股脑儿地转移到了阿网身上。我想，这帮子水乡少年是应该有一个代表人物的。

我后来知道康儿也是这么记的。怪。

听了这些小故事之后，吹水泡学口哨这些事，忽然变得不再重要。

当然，水泡还是吹了一下。六伯说：“不错，过关了。”

我说：“六伯，那你收下我学口哨啦？”

六伯说：“我实话对你说吧，你现在已经出师了。”他显出得意的样子，仿佛我中了他的妙计。

康儿说：“天平，拜师要办拜师酒的，哪能只凭一句话哩？”六伯笑道：“你这家伙又歪缠了。我说的是真话。学木匠学点啥？你锯得出直线，刨得出平面，凿得准榫眼，就说明你有基本功了。这就够了。以后你就能做各种各样的木器了。哪里需要桌子椅子一件件去死学的？吹口哨更是如此，有那么一道气息在你口里，要怎么吹就怎么吹吧。”

他说得有理。

临走时，我和康儿又去看了一会儿那雕像。

有了六伯那些活灵灵的故事，我们觉得很熟悉“阿网”了。阿网清瘦的脸上带着一抹高高兴兴的笑意，大眼睛里透出一种机敏和狡黠。他高卷裤腿，小腿上粘着一片水草叶子。我伸手去摸了摸那片小草叶。很凉。

这片小草叶子是雕刻家的精心设计。从这片水草，你可以联想出许许多多的故事来。也许他刚刚摸过鱼虾、挖过芦根，也许他刚泅水给武工队送来了情报……

离别“阿网”，我们走到了大草坪。

我的脑子里突然跳出一串问题来：表舅舅因为这草坪赚了多少钱呢？222元是百分之几呢？哎呀，我真能凭写封信就得到222元钱吗？……

我觉得后脑上接到了“阿网”投来的询问的目光。

和“阿网”比比，我觉得自己像蚱蜢一样下流。嗨！天平，你为222元钱变成害虫是太不值得了。

走到陵园大门口，我就开始盘算着怎么处理222元钱了。我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件事。

和康儿分手之后，我拐个弯去了“佛得角”，想在那儿一个人静静地待一会儿。钻过冬青墙，我一眼就看见半月形平台上赫然盘踞着一堆大便。是哪一个缺德鬼干的！妈妈的！

我赶忙掩鼻退出。在这个绿荫婆娑的地方拉屎，对它不啻是一种野蛮的亵渎！

这一来，我的情绪就恶劣起来。现在回想，这堆大便的出现，简直有着某种神秘的象征意义。

在回家的路上，我遇上了一个撑着双拐的青年。看上去他很虚弱，神情灰暗，吃过千辛万苦的样子。两根裤管在风里伤心地飘荡，不时显出假肢的可怕的轮廓。

我决定回家把222元钱取来，送给这个需要帮助的残疾青年。

可是，当我推开家门时，我一下子又推翻了这个决定——推开家门，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爸爸那汗淋淋的背脊。他还趴在那里刻蜡纸。

我定格在门框里，连呼吸也停止了。

爸爸回过头来，对我呆若木鸡的样子研究了一番，然后用外国电影里常有的台词说：“你，你不要紧吧？”

我当然不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