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我若是和康儿在一起就好了。

我一个人骑车在街上溜达，没什么事，就是喜欢这几条街的树荫。有精彩绿化的街道特别地引人入胜。

是小城的新区，还来不及繁华起来，宽敞、宁静、美丽、干净。在这种街道上骑车，你就会找到好心绪。

这条街每一侧有三排行道树：悬铃木和青槐夹着慢车道，青槐和合欢则夹着人行道。合欢树正开花，粉白的绒花让类似含羞草叶的纤叶一衬，特别抒情。

这儿还没设交通岗，我尽可以逍遥法外地在人行道上悠闲骑车。人行道是用正六角形的棕红色水泥砖铺的，镶了钢青色的路牙。我时不时还可以欣赏一下花坛：丁香、剑兰、美人蕉……

我把这条街称作“香榭丽舍大街”。我并没有去过巴黎，只是觉得“香榭丽舍”这几个字挺般配这条街的。

这时，我看见了冬青。

宽松的鹅黄色蝙蝠衫，很线条的白色长裤，随随便便就描写出了她活泼的性格和舒朗的心情。我这样描绘时，你别忘了香榭丽舍的背景。黄色和白色在绿色和棕红色的背景上显得灿烂万分。

她将双手插入裤兜，有什么目的似的走路。从绿荫间漏下来的阳光，在她波动的白草帽上试验着多种奇幻的光影效果。

看来康儿的绝望是有点道理的。他妹妹展露的优越身材，在他身上连个端倪也没有。

当时，我还不知道康儿和冬青并没有血缘的关系。

我看见的是冬青的背影。她远远出现时，我第一眼就认准了是她。我毫无理由地认为我已经熟悉她了。

我当然要和她打招呼，而且我设计了一个比较有趣的招呼办法：骑车悄悄接近她，突然打响车铃——她必是会尖叫一声，然后想骂人，然后发现原来是我……

我试了试刹车，和女生打交道，最莽撞的男生也会谨慎三分。

车子在接近她时，我不留心注意了一下她的臂部。这一瞥使我的计划泡了汤。我没来由地突然心慌气短，两腿发烫，就像当了可耻的小偷。

我本来可以停下车子和她打招呼，可我方寸已乱，不知怎么一来，我的车子已超越了她。这也没什么要紧的，我在这时停车打招呼也来得及。可我没勇气停下来，怕她看出我的慌乱。我希望她主动招呼我，又怕她主动招呼我……

总之，我的行动已被肌肉操纵了。

被肌肉操纵实在不是一件好事，我的眼前忽然出现一片白色，耳朵捕捉到一些尖锐的声音，然后我发现我已经侧躺在棕红色的人行道上了，我旁边坐着一个穿白衬衣的白发老人。

“闯祸了！”这个念头像一枚针刺了我一下，我的理智从肌肉的操纵下挣脱出来。

我一跃而起，跳过横躺着的自行车，到了老人身边。这时冬青已经蹲下去扶住了老人。

我听见冬青说：“爷爷，你觉得怎么样？”

我连忙也说：“爷爷，你觉得怎么样？”

冬青说：“爷爷，你伤着了没有？”

我也说：“爷爷，你伤着了没有？”我当时和一只鹦鹉没什么两样。

老头扶正了他的眼镜，伸出一只手来。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看见棕红色的人行道上，躺着一只白色的包，一只方方正正的白布包。

我扑过去捡起了布包，放到老头手里。

我们已被一些人包围了起来。我敢打赌，这些围观的人不是从天而降，就是从地下冒出来的。

我不敢抬头，我知道这些人的眼睛里一定充满着谴责和愤怒。不管怎么说，在人行道上骑车总是错的。他们一个也不会听我关于合欢树和青槐制造香榭丽舍的情调的屁话。冬青说：“爷爷，我们送你去医院吧。”

我也说：“爷爷，我们送你去医院吧。”

老人抬眼看着我们，说：“你们？”

冬青说：“不错，我们，我们两个是一道的。”这时，我看见了老人眼里滑过一道狡黠的光。我预感老人要损我们。

老人在冬青和围观者的帮助下，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拍打拍打裤子，整理整理衬衫，然后干巴巴地说出一个字：“走。”围观者都松了一口气，其中有几个指点着去医院的方向。

有一个中年男人说：“老伯，我陪你们一起去医院吧。”

他显然是怕我们半路上耍小动作，比如转个弯就抛下老人逃之夭夭。

老人说：“谢谢你，不用了。他们不会跑，我记住了自行车牌号。”

真是一个老奸巨猾的家伙。

等围观的人散尽了，老人摆脱了冬青的搀扶，说：“走吧，跟我走。”

冬青说：“爷爷，去医院得往那边走。”

老人说：“不，去派出所。”他眼睛不看我们顾自走路。冬青用目光问我：怎么办？

我一咬牙：“去就去。”我想起派出所里有不少我爸爸过去的学生，或许还有不少我妈妈的崇拜者，心里踏实不少。

人在这种时候总是会没出息地想得到什么呵护和包庇。去扶自行车时，我才发觉我的右膝盖侧面擦伤了，在渗血。

我说：“冬青，我一个人去好了。”

冬青说：“我陪你去。”

老头回头说：“你陪谁？”

冬青说：“去医院，我陪你，去派出所，我陪他。”这话挺精彩。

老人干笑了一下。

默默地走路，自行车的轴承唧唧地响。

“痛吧？”冬青发现了我的伤口。

这种时候，一个男人最好不要正面回答这类问题，说是说非都不怎样，最好是讲一句题外的话。

能这么思考，说明我的脑子已经正常运转。

我说：“你本来去哪儿？”

冬青反问：“你去哪儿？”

我说：“不去哪里，我只是喜欢这条街。”

冬青感兴趣了，用小手指撩了一下额发：“哦，喜欢这条街？喜欢什么？”

我笑了一下：“我知道你也喜欢这条街。”我迅疾地想到了康儿说的冬青从小喜欢红砖路的故事。

冬青说这：“这些树不错。”

我说：“你喜欢这红色的人行道，对不对？”说这话时我把目光停泊在她眼睛上。说这种点破性的话时，说话的人总是想欣赏对方的反应的。

可惜，白发老头插了嘴：“喂，拐弯了。”他拐进了一条小巷。大概从这小巷去派出所会近些。我猜错了。当我们拐弯时，那老头已经打开了一个院子门在候着我们了。

“请进去吧。”他客气地说。

这儿显然不是派出所。

冬青用目光说：他要干什么？我用目光说：让人纳闷。

老人说：“怎么不进来？”他已走进了院子。

院子里有一枝年轻的无花果，青翠欲滴。老人站在无花果边，笑着，很亲切。

一切都是那么宁静、平和，一点儿也不像个阴谋。冬青用眼光问：怎么办？

我相信所有的男生，都会在女生的这种目光里勇气倍增。我说：“走，进去！”现在你明白所谓的“香榭丽舍大街奇遇”，不仅是指我和冬青的邂逅了。

我和冬青走进整洁的客厅时，老人已经打开了阿里斯顿冰箱。

“请坐，请坐。”他一边让座，一边诚心诚意地把几听易拉罐放在了茶几上。

我开始怀疑这是一个精神失常的老者。

他也坐下来，摆开和我们促膝谈心的架势。我再次发现他眼睛流露的诡谲。

如果他是一个正常的人，他可以斥责，可以索赔，但不可以捉弄我。

我站起来说：“走吧，去派出所。”老人哈哈大笑。听得出来，他很得意。冬青也站了起来。

老人变得慈祥，正色道：“好了，好了，再别提派出所了。我是请你们来我家做客的。”

我和冬青面面相觑：这是一出什么戏？

老人说：“我是去车站接我的孙女和孙女婿的，没接到。他们有事不能来了。唉，我早早地就把他们平时爱吃的东西准备好了。不料他们来不成了。我心里正空落落的，不想就碰上了你们两个。我孙女也喜欢戴白草帽，我孙女婿也是这么高高的、白白的。他们是同学，现在成了夫妻。你们俩活像是四五年前的他们俩。所以，所以我把你们请来了。我这么请你们，你们不会生气吧？”……

老人说话很急，急于解释。

后来他突然不说了，摘下眼镜来拭擦。看得出他是在掩饰他多少有点儿酸楚的感情。

老人的心啊！

冬青坐下了。我也坐下了。

冬青说：“爷爷，我明白了。”

老人高兴了，对我说：“当然，你也明白了，对不对？”

我笑了笑。

老人立刻快活地忙碌起来。不一会儿，我们面前就有了一桌子丰盛的食品。

一盘水淋淋的菠萝灿烂夺目。明丽的黄色中有几点鲜红——樱桃。

我似乎听到这种红色的果子电子门铃般“叮咚”响了一下，响了一下之后，我就想到了我车钥匙扣上的那枚红绒球。

冬青也注意到了这盘美丽的水果：“呃噢，菠萝！樱桃！”

樱桃这种果子多少有一点神秘，要不然，为什么人一见就会怦然心动呢？

老人拆开了他刚才从邮局取回的邮包。这个白布邮包刚才重重地摔过，不知里头是不是易碎品。邮包是从新加坡寄来的，里头竟是一盒录像带。该不会是黄色录像带吧？

客厅里有现成的放像设备。

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一个瘦瘦的青年人。青年人在一条卵石镶铺的花间小径上款款地走着，背景展开来——原来是在公园里。

老人说：“哦！他恢复得不错嘛。”原来老人是位医术高明的外科医生，而这个青年是经老人治疗过的病人。这青年因儿时患病，左腿比右腿短了四厘米，走起路来像风浪里的舢板。去年，老人去新加坡讲学时为他动了矫形手术。

电视屏幕上，青年来到了一溜儿高高的石阶之前。

老人本来是倚坐着的，这时一挺身坐端正了——看得出他有一点紧张。

青年一级一级向上登，依然是从容的样子。老人舒了口气。

台阶尽头站着一排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老人解释：“这是他的家人。”青年走到了家人之中。

镜头推成中景。一家人面对镜头，齐声说：“非常非常感谢刘冰先生！”说完又一齐鞠躬。

老人急忙站起来，站起来了才想到他面对的是电视机。老人开心地笑着。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欣慰而又自豪的笑。

我有点感动。

冬青说：“当个医生真有劲！”老人兴致勃勃地讲了不少他年轻时的故事。我们静静地听，听得入神。

送我们出门时，老人反复地谢我们，感谢我们陪他过了小半天。

其实该谢的应当是我们。

因为他，我们度过了一个带点传奇色彩的美丽的早晨。回想起那两个多小时的经历，就像是一部电视连续剧中的一集。这一集中有一大段插叙。这段插叙的背景是坦桑尼亚的某个小城。

这个早晨，我若是和康儿在一起就好了。

这句话我在这一章一开头就说过一次。如果康儿在，那么他一定会向那位坦桑尼亚籍的华裔名医请教一个问题：是用什么手术为那个新加坡青年矫正那至关重要的四厘米的？

这个问题对康儿来说太重要了。我和冬青本来也应当提出来的，可是我们都没有想到去问。我至今还对此感到不安。

辞别老人后，我和冬青又走在了“香榭丽舍大街”。

“可以乘你的车吗？”冬青说。

“你不是喜欢走红砖路吗？”我说。

回答冬青这类女生的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反提一个问题，否则你往往会陷于被动。你的被动会纵容她们优越感的恶性膨胀。我说的这些怪论点是从一本外国小说上读来的。

那本书有个难记的书名，一时记不起了，但肯定不是那本《麦田守望者》。

多读小说的后果有两种最大的可能，一种是成为书呆子，另一种会变得精明强干。

“精明强干”和“老奸巨猾”的差别是什么？很难说。

有一句中国警句叫“老不读三国”，说《三国演义》是一部活兵法，三十六种阴谋诡计在那本书里活学活用，精彩纷呈。

我们就在红色的人行道上漫步。

天空中聚集着一些白的、灰的云。世界凉快了些。蝉还是叫。蝉鸣在凉快时比较可爱。

冬青和我隔着自行车并排走，一会儿把白草帽拿在左手，一会儿又拿在右手。

她说：“喂，你喜爱蝉吗？”这是一个纯粹的女式话题。我打了一下车铃。

可她不想改换话题：“蝉是没有血肉的，可它有感情。”我怀疑这话可能是汪国真那家伙说的，很想驳倒他。

我说：“谁说蝉没有血肉？我吃过蝉。蝉有肉，炸一炸，蘸点盐，好吃得不得了。”

她说：“喂，文学一点好不好？”和女生谈文学是累死人的事。她们老是先入为主、盲目崇拜，然后偏执得恨死人。

我装作没听清她的话，做样子照料了一下膝盖那儿的伤口。

她突然换了话题：“那篇文章是你写的，对不对？”

“什么文章？”我真没反应过来。

“康儿得奖的那一篇，《秋风里的爬山虎》。他压根儿不知道爬山虎是什么玩意儿。”

“不。”我说。

“是你写的，一定是。”

“毫无根据。”

“我有根据。”

我想赶紧改变一下气氛，怪声怪调、一字一顿地说：“没、有、的、事。”

她一把抓住我自行车龙头，站住不走，顽固地、气愤地说：“有、的、事。”

我想努力说出一句使对方绝望的话，来结束这个话题，一时又想不出，结果我把右手抬了一下，想把她抓着龙头的手脱开。

她当然没带电，可我怎么有类似触电的感觉呢？我知道我的脸颊马上会绯红起来，便急中生智来一句：“我去买冷饮去！你坐一坐。”

附近恰巧有一块街头绿地，还有几个磨石礼拜凳。这使我的话很合情理。

不等她回答，我逃也似的骑车就走。

我抓着四支“白马王子”回到绿地时，却不见了冬青。我有点狼狈，幸亏附近只有蝉没有人。我把三支冰激凌排在石凳上，把第四支剥开一口咬下大半截。这时我看见了那只白草帽。

白草帽在另一条凳的脚旁，大概是风把它吹落到地上的。白草帽说冬青还会回来。

不一会儿，冬青果然回来了，脸上汗涔涔的，手里拿着一个小瓶子，还有一块雪白的东西。

她买来了红汞水，还向药店营业员讨了一团药棉。

“得马上处理。”她说。

她用红汞水细心地把我的伤口，美化成为一个鲜红的圆。

这是一枚硕大的红樱桃。

蘸了红药水的棉球接触伤口时凉凉的，还有一种灼灼的疼痛。这是一种并不痛苦的疼痛。

这时候我庆幸这个早晨没有和康儿在一起。

和冬青分手之后，我去了“佛得角”。我想在那里孤独一下，暂时不想见到人，尤其不想见到康儿。

在“佛得角”半月形的台阶上偏偏坐着郑康儿！

“哈哈！我早看见你了。”他说。

我脑子里轰的一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