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没有正儿八经的车站。汽车来到这里，在镇口外一处平坦的地面上停下，就算到站了。旅客下了车，各自奔向目的地。钟佩文挑着行李，向沙溪镇走去。
这天是十月二十三号。
沙溪镇全长三、四百多米，街道宽四米左右，由青石板铺成。西头是一个小小的邮电所；走过去可以看见综合厂，里面有打铁的、做木箱的、刷油漆的，他们拿工资，可算是工人阶级了；再过去，两边是小商店、土产、南货、缝纫厂；正中间是公社机关所在地，里面有一个能容纳两三百人的礼堂；礼堂面对镇的南头，有一条宽十几米的土路，土路跟环绕镇外的土路相接，呈“丁”字形，再往前延伸就跟一座石桥相连，过了石桥就进入五大队的地盘；礼堂两边有很多是社员的住房。钟佩文走过时，看见人们用友善而好奇的眼光看着他，还听见有人小声说：“是新来的老师吧？”他想：“等他们知道了我的底细以后，还会这样看我吗？”
出了街东头，就看见一条小溪，水浅浅的，清澈见底，无声地流淌着——这就是沙溪。沿着小溪旁的土坝走一、两百米，就看见了沙溪中学。
他对这个学校所知甚少，只知道两个人：一个是难兄难弟李义奎的爱人康淑芬，原来就见过几次，彼此印象极佳；另一个是老李的初中同学、党支部书记汪寿生。
钟佩文在学习班里结识了两个患难兄弟。一个是龚小斌，他是黄梅人，毕业于武汉粮食学校。他在运动中是逍遥派，两边都不沾，两边都有朋友，本来没什么事的，可是嘴巴没关严，说话常常“走火”，被别人抓住了把柄。例如他说“抓五-一六怎么抓这么多，是不是有点极左”，等等，诸如此类的鬼话多了去了！其实这些话都是在私下里议论的，听他说话的也都是他认为比较铁的朋友。可是世道乱，人心险，不知怎么搞的，他的那些鬼话还是被传出去了。这下就不得了，他被顺理成章地揪出来了，挨了不少批，从六九年起，他离开了办公室，到区里的“红旗”饭馆当服务员。一九七0年底，全县掀起一打三反运动的高潮，他又进学校班挨批。钟佩文就是在他挨批的时候认识他的，又是在一起劳动的时候熟悉的。他知道钟佩文的事，深表同情，常常在钟佩文面前谴责积极分子。钟佩文自然感到万分亲切，把他当作好朋友。
钟佩文结识的另一个好朋友就是李义奎。认识他呀，真是一言难尽！
七0年十二月，全县在三角山召开批陈整风大会，办学习班讨伐“五-一六”和“决派”。山上本来就比山下冷，冬天则更冷。开会时要把大腿捂在被子里，或提个烘笼，否则就坐不长。但人们被一种与阶级敌人血战到底的火热激情所鼓舞，身上热，脑袋更热，自然不把冷放在心上。
这次运动先是放包袱，人人过关；放完了，还要深挖思想根源，非红五类的还要从祖宗八代挖起。领导说了：除了毛主席，其他任何人的脑袋里无一例外地存有剥削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流毒；如果不好好改造自己，就一定会出问题，甚至走到人民的对立面上去；因此每一个人都要严肃而正确地对待自己，先做革命的对象，放了包袱，再做革命的动力，以便同刘少奇、陈伯达以及他们散布在各地的走卒斗争到底。领导们带头放包袱，党员、团员和一些写了入党入团申请书的人也跟着放了包袱。钟佩文受到感染，非常激动。他原本就想在批陈整风中表现一番，就毫无顾忌地放了一通，把自己在*中的错事兜底诉说一遍，最后还诚恳表态：“虚心接受同志们的批评，请同志们帮助我轻装上阵干革命。我一定要同一小撮政治骗子刘少奇、陈伯达之流斗争到底。”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他没能跟刘少奇、陈伯达之流做斗争，却被别人当作刘少奇、陈伯达之流一伙的给揪了出来，还被批了几次。他心里那个怨呐，找领导申诉过几次，不是遇到冷若冰霜的脸，就是遭到大声呵斥。正当他无比沮丧的时候，有人点拨他：运动当中都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你放心，运动一完，你还是教你的书。他一下子放心了，就老老实实地听批判，还认真记笔记、写心得，在劳动中专拣重担挑在肩。学习班接到一个任务——修水库，要大干五天。他像很多人一样挑着担子飞跑，连膝盖也跑肿了，做到了“革命加拚命，拚命干革命”。一些老师都夸他，说他插队几年有收获，像个劳动的样子。他自然喜滋滋的，尽管没得到一次表扬（按当时流行的道理，革命对象好好劳动是应该的，谁要他们犯错误呢），依然干劲冲天。一次，樟树公社中学的邵老师和几位同事打夯，边打边唱着号子。老邵出于同情，把钟佩文唱进去了，唱词是：
还有那，钟佩文，知识青年，
不回城，留下来，当了老师。
……
钟佩文听见了，心里好感动，挑着担子跑得更欢了。可后来听老邵说，他挨了批评，说唱谁不好，偏偏要唱这个有问题的人。钟佩文心里挺不是滋味的，但他很快就不计较了，他决心用行动来证明自己是忠于毛主席忠于党的，是努力改造世界观的。也是的，在戏班儿生活，在旧学校读书，也就是说，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长大，受封资修的影响肯定相当深，所以应该彻底改造世界观，这有什么不好？挨几句批判就受不了，就闹情绪，这绝不是一个革命青年应有的态度！这就不是全心全意干革命了！只要自己态度好，解放起来就会快。他认为那一天将很快到来！
可是他又一次做梦也没想到，对他的审查竟然一拖就将近两年！
他完全懵了，接着就烦了！
李义奎比钟佩文的处境更糟。他是富农的儿子，就理所当然地被认为阶级本质有问题。他在广济师范读过中师。听人说：这家伙并不感谢党和人民对他的培养，却顽固坚持其地主资产阶级立场；更可恨的是，在*中他竟然跟五七年有右派言论的吴学儒说，一些人是跟党提意见才成为右派分子的，真是冤枉；听说武汉有人在闹，要求中央成立甄别平反委员会，给受冤屈的右派平反，从而肃清右派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于是，他怂恿吴学儒找几个人起来闹。不料，东窗事发，他说的话不知怎么给传出来了，吴学儒当面作了揭发。为此，李义奎被批了几次。这次在三角山办学习班，钟佩文在批判会上亲眼看见了这个为右派分子鸣怨叫屈的地主富农的孝子贤孙，对他恨之入骨。有人揭发，他还有作风问题，受害对象是一名初中女生。这更让人痛恨和鄙视。他个子较高，体态瘦弱，两颊塌陷，才三十多岁就满脸皱纹。别看他这副文弱的样子，嘴巴还挺硬的哩。每次挨批，他总是低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实事求是，要重证据。”满嘴的油腔滑调，好像革命群众在冤枉他似的。是可忍，孰不可忍！钟佩文见别人争先恐后地发言批判，也递条子给大会主持人，请求上台批判。主持人面色阴沉地看了他一眼，没说话。钟佩文后来才明白，自己已经没有这个权利了，除非领导特意安排。他因此伤心了几天。更让他伤心的是，领导竟把他和李义奎安排在一起住宿、学习、劳动、自我批判、接受批判。起初，他处处提防李义奎的一言、一行，生怕受反动情绪的影响，还准备一旦发现问题就去向领导报告。当时在学习班里告密成风，已经不算丑事，领导对他们态度还不错。这一点，钟佩文看在眼里，羡慕在心里，早想学哩。尽管他自己也是被监视对象，也有人在随时向领导报告他的动态；但他也想告密，从而改善一点儿自己的处境。他总认为自己跟李义奎不同：他出身城市贫民，而李出身富农；他是小将犯错误，而李是出于阶级本性而自己跳出来搞破坏，属于敌我矛盾的性质。不过，他始终没有发现这个富农儿有什么问题——事后他想，那是因为他们思想上共鸣之处太多了；倒是朝夕相处，逐渐熟悉了。他们常在一起聊天，先聊没有油盐的鸡毛蒜皮，或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再就聊文学、历史、本地民情风俗，后来就聊到敏感的问题——区辅导组和各公社中学的人事关系。钟佩文被李义奎的知识和口才所折服，由警惕到同情、再到交心。李义奎也佩服钟佩文的知识和口才，更同情他的处境。二人互相引为知己。有了李义奎，钟佩文再也不感到心灵寂寞了。
老李是个“老运动员”，见识广，经验多。那时学习班里天天批判一个说法，就是“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钟佩文很有些紧张，考虑到自己是外地人，怕当地人会害自己。老李笑着说：“不要怕，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别看批得吓死人，真那么干的人寥寥无几。谁都知道运动迟早要结束，现在整人过了份，以后被整过的人要是翻过来了，他日子怎么过呢？运动初期挨整的人现在不是都翻过来了吗？这就是经验，也是教训。谁心里没数哇？就是汪兴无这号人心里也是这么想的！就算他不这么想，他家里人也会这么想的。那些主持学习班的人总是要积极分子整人，那他们为什么不出面呢？还不是给自己留一手。你只要别跟别人结仇，别人也就得过且过了。记住！”钟佩文记住了老李的话，处处保持低调，广结善缘，果然没几个人真想害他。
有一次，老李告诉钟佩文不要老是闷头想自己倒霉的事，要快乐点。钟佩文不解地问：“在学习班里还快活得起来吗？”老李肯定地说：“当然可以。以后你注意那些挨批判的人是怎样骂自己的就行。不信，你就试试看。”钟佩文以前也听过一些挨批的人自己骂自己，只是听听而已，从没想过可以从中找乐子，可现在经老李点醒，就开始注意起来。果然，乐趣无穷！那些人，特别是有作风问题的人，骂自己骂得才有意思呢，什么“我是一堆臭狗屎，我连狗屎也不如。狗屎还可以肥田，我有什么用啊，只会害人”，什么“我侮辱了一个妇女，就是侮辱贫下中农，侮辱我的母亲和阶级姊妹啊”。有的泪流如注，有的捶胸顿足，最次的也要把眼睛揉得发红，以示诚意。他们的表演让钟佩文暗暗发笑。其实，他们平时一点也不痛苦。学习、开会时还有些收敛，只要一外出劳动，他们就照样有说有笑的，彼此还拿对方挨批时的丑态取笑。在这种场合，钟佩文常常无所顾忌地放声大笑，笑得前仰后合。钟佩文问过老李，他们这样折腾自己，难道不难受吗？老李说：“管不了哪些了，先过了关再说。家里人正盼着哩！”
若干年后，他常常禁不住回忆这些生活情景，有时想得要流泪，感到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人为了求生存而在精神上残忍地自我戕害，该是多么可怜、可悲、可恶、可耻、可叹！但愿这样的精神自戕不要重演！中国人太需要尊严了！
钟佩文最感兴趣的是听老李讲他和他老婆的恋爱史。钟佩文知道自己当前所处的地位，早已收起了当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念头，又正值“性”趣十足的年华，自然特别爱听这一类事。老李也有一手，每次只讲一点儿，求也不行，他老说“欲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闹得钟佩文心里直痒痒的。不过，也有治的法儿。只要请他来几根香烟，他就又往下讲。真所谓“一行服一行，扁担服箩筐”。因此钟佩文每次请他讲恋爱史的时候都要带香烟。香烟不用买贵的，只要买“经济条”（九分钱），或“小凤凰（大公鸡）”（一角五分钱）就行；若是买“圆球”（一角九分钱），就更好。当地老师一般抽前两种烟，而农民普遍抽的是价钱更便宜的烟丝。有一次外出劳动，钟佩文买了一包“新华”（两角五分），刚抽出第一支，一帮革命对象就围了上来，一人伸出一把“剪刀”（食指和中指），笑嘻嘻地看着他。钟佩文无计可施，也就笑嘻嘻地把烟分发出去。他们看是“新华”，都啧啧不已，说：“这么好的烟！”说着，把烟横着放在鼻子下面嗅，一嗅就要嗅好半天，舍不得抽。钟佩文说：“这算什么！还有更好的呢。‘大中华’，你们知道吗？不知道吧？要六毛钱一包哩。”有人脸上露出疑惑的神情，说：“这么贵，谁抽啊！”又有人说：“谁抽？再贵，也有人抽。唉，我反正是抽不起的。这辈子要是能抽它几包好烟、喝它几瓶好酒，就是死了也闭眼睛啦。”大家不由得嗟叹了一阵。
老李讲恋爱史，十分投入，讲到动情时眼里充溢着泪水。他说他曾经跟他老婆讲，要是受不了这种倒霉的待遇，就离吧。他老婆每次听到他这样说，就连笑带咬牙地捶他骂他，还哭过。不过，有时候他老婆也一本正经地扳着脸说，好哇，离就离吧，不跟你这个富农儿。这时，只要老李对他老婆装出哭丧的脸，他老婆保准噗哧一声笑起来。钟佩文由此十分敬重他老婆，认为跟自己的姐姐一样。记得运动初期，姐夫挨斗了。剧团领导派一位党员就是工友老韦，找姐姐谈话。老韦第一句话就说他是代表党组织在跟你谈话。姐姐一听可吓坏了，不知是福是祸，紧张地睁着眼睛听下文。老韦说：“支部认为，王炳昆思想反动，又出身资本家，根不正苗不红，再说他师父虽说入了党，但解放前去过台湾、还到过东南亚一带唱戏，究竟去干什么谁也说不清。你钟佩玉出身城市贫民，应该为自己的前途想一想，为两个孩子想一想，为你唯一的弟弟想一想。所以，支部决定，你应该跟王炳昆彻底划清界线……”说到这里，他猛吸了一口气，明确地说：“就是……就是跟他离婚！”姐姐早已经泪流满面了，老韦的话不啻一声炸雷，震得她脑袋里隆隆直响。她差点被击倒，但她还是挺住了。姐姐没什么文化，就怕写交待，更怕上台交待问题。可今天听见要她跟丈夫离婚，她坚决不从。她想了一会儿，慢慢地说：“炳昆现在已经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了，最需要帮助，我……不能跟他离婚。”老韦听了，眼皮往下一垂，从鼻孔里长而沉重地舒了一下气，说：“那将来你和孩子们、还有你那唯一的弟弟，是会受牵连的！”姐姐仍然不答应离婚。老韦问了一句：“一边是党，一边是王炳昆，你要谁呢？”姐姐哭着说：“都要！”老韦说：“这不可能，只能要一个！你说，你究竟要哪一个？”姐姐这时已经泣不成声了，但仍然清晰地说了一句：“要炳昆！”姐姐后来告诉钟佩文，当时她脑子里只想着《铁弓缘》里的王秀英，丈夫蒙冤被发配到云南，王秀英一直等着不变心，后来夫妻终于团圆了。老韦叹了一口气，摇摇头，走开了。谁知，走了几步却又折回来，小声说：“佩玉呀，要炳昆想开点。五类分子不也活过来啦？啊！”听说，后来老韦常在私底下拿这事夸钟佩玉，说能在那个风头上挺过来，真不容易。听到的人，除了无产阶级革命感情特别强烈的以外，没有一个不感动的。
钟佩文把姐姐的事跟老李讲过，老李也肃然起敬，还说，这些女人看起来满柔弱，就像一滩水似的，可坚强起来一点也不比男人差。她们究竟冲着什么呢？冲爱情？冲良心？不好说，但有一点是绝对肯定的，这些女人都是好女人。钟佩文说，将来找老婆就找这样的。老李说，这种女人在乡下多得很，别看她们没什么文化，但心肠好，只要你对她真心诚意，她就一辈子跟定了你，绝不会变心的。
钟佩文问老李，这里有没有由组织上决定夫妻离婚的。老李说怎么没有，还举了一些例子，边说边叹息不已。他说：“毛主席讲过，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地方上的领导也常这样讲，讲得唾沫直飞。可实际上呢，老有要人家夫妻离婚的事，甚至人家夫妻不愿意而去做工作的。你说这缺德不缺德？他们说要痛打落水狗，可鲁迅说要痛打落水狗，好象也没说过要动员人家夫妻离婚吧？可现在，现实生活就是这样。你说怎么办？气死人呐！太不像话了！不过，真离的，确实少之又少。人的心里自有一杆称。学习班里有个叫吴保顺的——噢，你知道这个人，是区里土产的——他的事情你知道吧？”钟佩文说：“我知道一点儿。”
钟佩文知道这个家伙。这个家伙在*中跳得满高，得罪了一些领导。这几年办学习班整他。整了他，有的领导还不解恨，就常常找他的毛病。你想，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那时，学习班里常常办各种专刊，学习性的，批判性的，或者学习兼批判性。办刊要求形式多样，因此就有人写诗。领导中懂诗的很少，当然这没有什么关系，只要把住政治关就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