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页）于是学习班就出过这样的诗：

一打三反的意义十分重大，

三个文件狠很打击了阶级敌人，

从而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

落实到每一个基层。

吴保顺这家伙平时好以“诗人”自居，爱诌几句歪诗——其实就是几句顺口溜，自然也就在各种“专刊”发表他的“大作”。有一次，他们土产的人上山砍柴。那天起好大的风，把地上的砂子也刮起来了。他一时诗兴大发，就随口哼了四句：

大地起黄砂，

松柏哗啦啦。

挑着担子跑，

干得笑哈哈。

就这么几句破玩意儿，算什么？可土产的领导存心要找麻烦，问题就不那么简单啦。他们派几个笔头“硬”的人在大会上点名批判，说“大地起黄砂”就是隐射一打三反运动，攻击一打三反运动搞得满天满地的黄砂，“干得笑哈哈”是在发怨气，对劳动改造心怀不满，至于“挑着担子跑”只是掩饰他咒骂一打三反运动的障眼法。接着就是把他自己交待的东西拿出来又批了一通。简直是没碴儿找碴儿！吴保顺后来对李义奎说：“我原想表现一下，让领导和同志们觉得我诚心诚意接受对我的批判，没想到会把我的诗分析成那样了！这要我还怎么说呢？”

有的领导还嫌打击不力，后来又派人动员他老婆跟他离婚。他老婆犹豫不决。有一天，他老婆在河边洗衣服，正巧碰见一个玩得好的姊妹，就把自己的心事说出来，请那位出出主意。那位一听，先埋怨她，说“你么个苕（你怎么这样傻），莫离”；然后就骂开了，先骂做动员工作的，再骂那些当领导的，骂他们断子绝孙，不得好死。真骂得够厉害的！那位妇联还骂，得怪（幸亏）当年他们的娘老子没离婚，他们才出来了；要是离了，就不会生出这些五爪猪（本地方言，坏东西、怪物的意思）来了。吓得吴保顺老婆要她别说了。那位妇联说：“怕么事（读音是sī）耶，欺负你都到了这个地步了，你还不骂他们？我是贫下中农，是捏锄头把的，他们能把我们么样？再把我么样，总不能把我的锄头把给搞掉吧？一句话：莫离！”

吴保顺老婆后来就真的没离。好笑的是，不知是谁把那位妇联的话传到吴保顺的领导那儿去了，听说他们直气得七窍生烟。不过，也没报复。估计他们认为，领导干部跟一位农村妇联计较，有shi身份。

讲到这里，老李说：“你看，农村妇联不得了吧！等将来安定了，给你介绍一个。”

对这个问题，钟佩文自有想法。他本来就是带着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的思想来到这个山区的，自然有在山区找一个的念头，即使是务农的也行。只要两情相悦，找务农的有什么不好？他从电影、回忆录里看到许多革命战士就是农村的，一个个都是英雄模范。再说，他在乡下看到一些姑娘，论容貌、身材、生活习惯、发育情况甚至说话时的腔调神态，并不比城里姑娘差，其中还有出类拔萃的，令他不由得心生爱慕。他并不嫌弃乡下人，因为他祖祖辈辈就是苏北的农民。父亲钟玉文小时候生长在农村。爷爷在世时生活还勉强过得下去，可爷爷去世以后家境就一天不如一天了。爸爸八岁那年（宣统元年），老家遭灾，饥饿难忍的乡下人把树皮、草根、芦苇根都给吃光了。奶奶万般无奈之际，带着爸爸步行到扬州谋生。一天，奶奶带爸爸讨饭，讨到一家戏班子。班主看着可怜，给他们饭吃，又劝奶奶让爸爸学戏。那年月，唱戏的属于下九流，贱称“戏子”，走这条路的绝大多数是穷人家的子弟，走投无路了，才咬咬牙干戏子这一行。奶奶觉着是该给儿子找碗饭吃，就答应了。双方签定了生死文书。母子洒泪而别。分别的时候，奶奶流着泪说：“儿啊，娘但分有一点儿法子，是不会让你吃这碗饭的。可是，唉，没法子啊！娘以后会来看你的。”爸爸说：“娘，等我成角儿了，我接您来享福。”爸爸就这样走进了梨园行。他拜师学艺，学习旦角，吃苦受罪，挨打挨骂。听爸爸讲，师爷爷经常对着正在练功的徒弟们说：“小子，得好好练呐、好好学（Xiáo）哇！不好好练不好好学，到时候可别怪祖师爷不赏饭吃啊！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呐。”爸爸身上常常被打出一块块紫饼，可肚子从来没挨过饿，因为师娘心慈，总给徒弟们做好吃的。经过多年苦学，爸爸学到了一身本事，出师后一唱便红了；年长以后就闯上海滩，在共舞台、天蟾舞台、黄金大剧院唱戏，也曾红过。三十多岁时，因嗓音失韵，爸爸就教戏授徒，常常携弟子带班子去跑码头。时逢乱世，战祸频仍，民不聊生，爸爸尝尽了人间的苦难。一九四七到四八年，苏北地区国共两军鏖战正酣。许多逃难的人东流西窜，苦不堪言，都巴不得明天一大早起床就发现天下太平了。有一天，爸爸带着戏班子（班主是他外甥女婿。因为爸爸算“老江湖”，世面见得多，辈份又大，外甥女婿常请他做主。这样，爸爸就成了实际上的班主）坐船逃难。一伙国民党的乱兵在岸边朝天放枪，命令船只停下来。爸爸被六神无主的人们推出去交涉。他心慌腿颤，一脚踩空，不幸落入河中。好在河边水浅，爸爸挣扎着上了岸。“班长们”要坐船，可船上人已坐满，爸爸哀求“班长们”高抬贵手，放老百姓一马。“班长们”毫不通融，执意要上船；一边说着，一边直拉枪拴。爸爸吓得哪里还敢说话？船主更是急得团团转，只得要老百姓下船。对戏班还算客气，允许留几个人照看衣箱，其余的人只好带着行李上岸走。爸爸带着绝大多数人下船走路。一路之上，人们急急忙忙地赶路，大哭小叫，境况十分凄惨。更让人伤心的是，为了轻装赶路，沿途丢弃生活用品。看着这些用唱戏赚来的血汗钱买来的东西被随便丢弃，个个泪下如雨，却也无可奈何，只能听天由命。那时，钟佩文还只一岁左右，只能由爸爸抱着；姐姐有七岁了，可是走长了也走不动，一路上哭哭啼啼的。爸爸也累得够戗，情急之中，想出一个点子，把带有色彩的小皮球丢到前面去，引得姐姐去追小皮球。钟佩文有时也下来追小皮球。爸爸这才稍事休息一会。爸爸穿着湿漉漉的衣服赶路，一直没脱，再加上多年辛苦劳顿饮食不周，结果落下了胃溃疡的病根。四九年上海解放；五0年，爸爸便带着家人回到阔别十三年的上海。那时节，生活安定了，更让爸爸高兴的是，再不许叫唱戏的为戏子，要叫“演员”、“艺人”还有“艺术家”。爸爸有了一种做了主人的感觉，从心里感谢**、感谢毛主席。爸爸对那些年的动荡生活是刻骨铭心的。他常对钟佩文姐弟说，当年他们确实苦不堪言，但相比之下，乡下人就更苦了，出来逃难连几个小钱也没有带的，有的人只好卖儿卖女。叹息之后，要他姐弟俩以后千万别欺负农民。而他姐弟俩不知是血脉里有农民的基因，还是受了爸爸的影响，天生就跟农民搁得来。姐姐在鄂城大小是个名角儿，可交了不少农民朋友。钟佩文刚插队的时候曾经嫌农民私心重。他亲眼看见两个农妇为争一捆柴而差点打起来，还有一大套“理论”呢，说什么“这柴（本地话‘柴’和‘财’同音）是我哈（哈，方言，抓、拿的意思）的，她要哈我家的柴，怎么行呢”，并且说明这是老规矩，希望钟佩文他们帮她说话。他们三个帮谁也不好，干脆严守中立，只在心里发笑。事后，他们不止一次地议论、嘲讽农民的私心，并且认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教育农民的确是个大问题，要斗私批修嘛。可是几年以后，他不再这么看了。他明白自己错了：农民太苦了，干的活儿重，而享受的东西差。要是跟城里人一样，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拿工资，吃皇粮，你再看看他们还会比城里人自私吗？自己当社员的时候，每次看见地上有一根树枝，或芭茅，也像农民一样检回去。为什么？因为检多了就可以少上一趟山。怎么不上山砍柴磨练自己了？不是不想磨练自己，确实是很有些累。人啊，说别人的时候个个都是英雄好汉，等轮到自己的时候还不一定比别人强哩！从此，他认为乡下人其实跟城里人一样，只是一个户口不同。因此他曾一度想在乡下找一个老婆。然而，世事不由人。如今他已是一个有政治问题的人了，长期待下去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吗？不得而知——反正凶多吉少！那些地富分子及他们在家务农的子女就不去说它了，就是那些有幸跳出农门拿国家工资的地富子弟又怎么样呢？一句话，日子不好过。老李本人不是富农，是教师，他老婆康淑芬出身中农，也是教师。可老李一直被人骂着“富农儿”，他们的孩子也是富农成分。钟佩文不明白这个道理，在一次外出砍柴的路上问过老李。老李苦笑着说：“这还要分析吗？肯定不合理。但现实就这样。我父亲是富农，我的成分按我父亲的情况来划，是富农。这说得过去，我没意见。那我孩子的成分应该按我现在的情况来划吧？可还是按我父亲的来划。这我就不明白了。难道我的子子孙孙永远是富农？”说到这里，他显然十分激动了，可又不敢大声说，看了看前面后面，才悄悄地讲：“有的中央首长也是地富资本家出身，可他们的子女为什么算高干子弟，算革命的后代？哦，我又乱说了。你……”钟佩文赶忙安慰他：“你还不相信我吗？放心吧。你刚才说的全对，我也是这么想的。”老李说：“可现实就这样。能有什么办法？这几年我老在想事儿，发现党的政策跟现实不很对号，总有那么一段差距。我们讨论的问题就反映了这个差距。还有别的差距。我不知道是我看错了，还是党的政策是有问题，还是底下的人执行政策有问题。唉，我的脑子全乱了！”钟佩文不会比他好到那里去，也够乱的了。以前还只是一种感觉，今天被老李无意中点了一下，猛然意识到，自己这几年想不明白许多问题，其实是脑子已经乱了。是呀，全乱啦！他明白，留下来成家立业绝没有什么好处。现在已经背上了政治包袱——他没想到，放了包袱以后会背上这个真正沉重的包袱——还是想办法回城去吧。城里各方面条件要好些，又有朋友。他姐早就跟他说过，等学习班结束了，立即办调动，调到鄂城来，一家人要死就死在一起。一番话直说得钟佩文眼睛涩，心里酸。他已不像学生时代那样喜欢构思充满玫瑰色彩的革命生涯了，他要冷静地面对惨淡的现实。

他把自己的想法向老李合盘托出。老李认为他想的对，是该走。

就在这次砍柴过程中，老李告诉他，听专案组的朋友说，搞专案的人笑他太幼稚，以为说得越多越好，是个十足的书呆子。他一听可气坏了。可老李开导他，说他幼稚倒并非坏事，说明他已经给人留下了“不会有更大问题”的印象，这对他尽快“解放”可能有好处。他对老李的分析很以为然。老李还告诉他，专案组的人说他不懂政治，容易糊弄。他对这话很是反感，但反感的原因倒不是贬低了他。要是以前听到这话，他会跟别人吵起来的。——本来嘛，搞了几年*，怎么会不懂政治呢？他又不是水平满低的人。可现在他承认自己确实不懂政治；要不然，他怎么会错了几次呢？他之所以反感，是因为他感到那些人所标榜的政治不对头。他认为自己被人算计了，钻了别人预先放好的笼子，任人戏弄宰割，却不能口出怨言。这也许就是政治吧。可这是多么卑鄙的政治呀！令他痛苦的是，自己真心诚意地放包袱，却落得如此下场！他过去所受的教育并不是这样的呀！学校领导和老师总是教育他们，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可是现实生活竟这样在点化他：嘲笑他的老实，客观上在诱导他以后要放滑头点儿。他实在想不通，却又不知如何是好。他想，既然已走到了这一步，就暂时顺着走下去吧。

“至于走到那里算一站，且自由它吧。”他喃喃地说了这么一句。

“钟老师，钟老师！”有人在喊他。他抬头一看，是老李的爱人康淑芬。康淑芬说上街买东西，正巧碰上了他。说着，回头叫几个在操场玩球的学生来帮着拿行李。

学生们把二位老师送到康淑芬的寝室，就飞跑而去。康淑芬张罗着泡茶请钟佩文喝。二人谈了几句闲话。

钟佩文问：“汪寿生这个人怎么样？好不好打交道？”

康淑芬说：“老汪是老李的同学，这个你知道。听老李说，老汪只读过初中，学习不行，笨得很，老被同学们嘲笑。可他要求进步，老跟组织上写思想汇报，所以进步很快。他原来在蓝光公社当校长；六八年老师回原籍，他就回来了，仍然当领导。听说以后要调到区高中当领导呢。他人倒不坏，就是这个有点……”说着，用手点了点脑门儿。

这时，有个学生来说，汪书记请钟老师到他寝室去。钟佩文连忙放下茶杯跟那个学生去了。

汪寿生跟钟佩文寒喧了一番，马上切入正题：“钟老师，毛主席说过，站错了队有什么要紧，站过来就是了。”说完，点了一支烟，抽了起来。抽了两口，忽然哦了一声，忙拿出香烟，递给钟佩文一支。钟佩文说“不会”。汪寿生说：“好哇。不抽烟，好哇。别像我，家里困难，还要乱花钱。哦，对了，你要把屁股坐到无产阶级这边来，要感谢党对你的挽救和教育，进一步改造世界观，做贫下中农欢迎的好教师。”

钟佩文见他言词恳切，紧张的心情不由得放松了许多；但心里对“挽救”一词感到不是滋味。只是初来乍到，不便顶撞他，就笑着点了点头，告辞离开。

汪寿生指定了寝室，钟佩文搬了进去。他放好办公桌，摆好棕床，支好蚊帐，又把马克思、列宁、毛主席的画像贴在墙上（还有恩格斯、斯大林的画像，也想挂，可是没空处了，只得作罢）。这就算安顿下来了。他坐在床沿上呆呆地想，从今天起他就是一名教师了，几十个学生将要被他教育，被他管辖，不会像以前那样成天被人教育、被人管辖了。想着，想着，他不知应该高兴还是应该悲伤。世事难料哇！

吃了晚饭，没人找他，他就到学校旁一座叫做乌龟山的小土丘上看了看沙溪中学的格局和周围环境，又到附近田野里转了转。

汪寿生的话在耳边回响。钟佩文想：汪寿生说这话不一定是恶意。事实是，每次运动当中、运动后期，挨整的总是听到“挽救”、“改造”一类说法。刚听的时候真的反感极了；可听得多了，也就习惯了，因为麻木了。老李常劝他说：“要多修炼修炼，把头上的棱棱角角给磨得光光的。免得让人给打掉，疼死你。”钟佩文表示赞同，也确实修炼了一番，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可还是不够，所以时时涌起抵触情绪。今天就差一点在汪寿生面前表露出来。他感到自己还是太年轻，太天真了——一句话，不懂政治！

他来到康淑芬的寝室。在煤油灯昏黄的灯光前，他们谈到李义奎。康淑芬说：“老李也上讲台了，在区镇对面的金叶公社中学。他有时来我这儿，来了就坐在屋里绝不出门，说是怕见了熟人无话可说太尴尬。就是跟我在一起，也很少说话。”

钟佩文惊讶地说：“他很健谈呐。怎么不爱说话了呢？”

康淑芬眼圈红了：“老李是很健谈的，我还不知道？在学习班里，你想想，除了你，他还能跟谁有话说呢？他很少说话，是因为有心事。一是那个作风问题。人家女孩子作证说没那事，女孩子的爱人见了我还安慰我，说有没有那事他最清楚，他愿意为老李做证。可不知为什么，上面就是揪住不放，还说老李搞攻守同盟在对抗组织的审查。你说这气人不气人？”

钟佩文知道这事，但令他不解的是，审查了这么多年，人家女孩子从初中生到大姑娘现在都已经结婚了，领导还是揪住不放。为什么？他们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要打倒李义奎。你李义奎在*中跳了的，说了我们听不得的话，整过我们，因此现在就是不放过你。为了打倒李义奎，就要抓住一个要害问题；即使这个问题并不存在，也要抓着，让你一辈子难受也是好的。听说慈禧太后就说过，谁给我一阵子不痛快，我就让谁一辈子不痛快。他常常想，那些人的做法跟慈禧太后的一个样！也许这就是他们所标榜的政治吧？政治就是阶级与阶级的斗争，具体到这块土地上，就是与你李义奎这个富农儿的斗争。

康淑芬又说：“再一个就是孩子们将来的前途。孩子们一天天大了，总得考虑一下他们的未来吧。我也不是不知道再考虑也没有用，可就是丢不开，总要想，有时想得整夜睡不着觉。”说到这儿，康淑芬掏出手绢擦拭不断涌出的泪水。钟佩文不住地解劝。

康淑芬边擦泪水边说：“老李要我告诉你，重新工作以后要更加当心，别乱说话。有的领导喜欢派人随便跟你交谈，套出你的话，去向领导汇报，等运动来了，这些汇报材料就会用来整你。”

钟佩文气愤地说：“这太卑鄙了！”

康淑芬小声说：“唉，有什么办法呢？几十年都是这样的。你注意点就是了。”

“康老师！”门外传来女孩子甜美稚嫩的声音。

康淑芬忙擦干泪水，招呼她们进来。她只有儿子，所以特别喜欢女孩。

同来的还有一位男老师。康淑芬一一向钟佩文介绍：“好哇，来的都是宣传队的。这位是陈老师，大号陈家才，是华工化学系的，代化学，又是琴师兼领队。陈老师，听老陈说，要钟老师带宣传队。”

女孩子都鼓起掌来。陈家才跟钟佩文热情握手，高兴地说：“老陈早跟我说过了。有钟老师共事，我的担子就轻多了。听老陈说，钟老师是梨园子弟，很会唱样板戏。我是广济人，普通话说不准，以后请钟老师多多指教。”说完，双手抱拳打了个拱。女孩们立刻发出天真的笑声。

钟佩文看他个子跟自己一样高，肩膀较宽，白净面皮，眼睛里流露出令人欣慰的真诚，就笑着说：“老陈、老陈，可不敢当。以后你拉琴，我来唱，一起切磋。‘指教’是万万不敢当的。还有，我是在戏班里长大的，但不能算梨园子弟，我又没唱戏。”

陈家才说：“行就算戏家子弟吧。”

康淑芬说：“钟老师，见见你的部下吧。这个是占ju花，是主要演员。她姐占菊生在县师范进修。这是李荷花，汪ju花，彭爱花，柯莲花——全叫花，个个长得也像花一样。”

钟佩文见她们都在笑，低着头，脸也涨红了——山里姑娘的腼腆，在灯光的映衬下显得更美了！他发现李荷花很注意地看着他，有些奇怪，也多看了李荷花几眼，觉得似曾相识，可一时又想不起来。

康淑芬对陈家才说：“听陈主任说，邓菊生在县师范进修快回来了，她一回来也带宣传队。你们三个一起管。”

晚自习的钟声响了。几个女孩子告辞离去。

陈家才这晚没事，就跟钟佩文多聊了几句，主要是聊调动的事。陈家才叹了口气说，他是七0年来的，搞了两年调动，就是走不了。康淑芬安慰他说，走不了就在这里找一个吧，好姑娘多着呢。陈家才说：“我不是看不上这里的姑娘。我家在农村，好不容易出了个大学生，一个月五十块钱呐，全家就指望我了。家里人常常来信催我快点把调动办了。可我有什么办法？这里是半山区，老师本来就不多，一个萝卜一个坑。我走了，就得找一个来顶缸。谁肯来哟？看来，我是走不了啦。”说着，连连苦笑。

停了一会儿，他问：“钟老师，听说你是自愿留下来的。你真的就不想回武汉了？”钟佩文说：“当然想喽。你说的，那是以前的事了，现在我也和你一样，想调回去，回不了武汉，就回鄂城。我准备过一段时间再向领导提出来。可今天听你这么一说，我都快没信心了。调动这么难，看来，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啦。”说完，不觉长叹了一声。

屋里空气顿时像凝固了一样。各人在想自己的心思。又说了一些闲话，各自散去。

钟佩文正坐在寝室哼样板戏，汪寿生带着一个人进来了。老汪说：“介绍一下：这是陈主任，陈柏树。”陈柏树笑着跟钟佩文握握手。汪、陈落座，钟佩文坐在床沿上。

陈柏树告诉钟佩文，他们研究了，安排他担任初一（一）班的班主任，带语文，兼管宣传队，抓纪律，抓排练。

钟佩文感到担子太重，又不便推托，就含混地点头答应了。晚自习后，他跑到康淑芬那儿去叫苦。康淑芬说：“要你干，你就干下去吧。不但要干，还要干好，给领导一个好印象。这一点很重要。要不，又有人会说你刚出学习班就翘尾巴了，对你没好处。我看你口才好，课一定讲得生动，学生会欢迎你的。至于不会当班主任，不要紧，我会帮你的。”钟佩文万分感激。

果然，第二天，康淑芬出面召集班干部会议，要他们在钟老师带领下把班上的工作搞好，别挨学校领导批评。班长当场保证，一定带着其他班干部搞好班级工作，替老师分忧，绝不让初（一）班丢脸。钟佩文好高兴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