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页）离过年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他心里如倒海翻江一般。受审查两年来，他一直没有回武汉。一则心里实在是烦，无情无绪——本来嘛，回武汉看姑妈姑爹、见汉生晓鹏以及他们的家人是一件让人心情愉快的事，可“重案”在身，愉快得起来吗？二则也是最让他痛心又内疚的，就是他总觉得对不起汉生和晓鹏，让他们蒙受牵连。多年的友谊也许会毁于一旦。要真是这样的话，他会一辈子无法原谅自己的。

汉生、晓鹏是他同窗六载（初中、高中）的老同学。他们的友谊是在风风雨雨中建立起来的。初中就不说它了，只说高中吧。

考上高中那年十一月，他们班在东西湖农场劳动，摘棉花。当时，有的同学乱摘，见长得好的就摘，见不好的就不管。钟佩文反对这样做，面对搞得一塌糊涂的棉花地，他说：“大好山河遭到如此蹂躏”并且愤然向班主任文楚明反映问题。文楚明认为，打游击式地摘棉花当然不对，但钟佩文说的那番话更错，因为只有地富反坏右才会说类似的话，革命人民怎么会说“大好山河遭到如此蹂躏呢？”他批评钟佩文。钟佩文不服，据理力争，说自己的那番话根本没有那个意思，是批评某些同学的，请求老师别上纲。文楚明很生气，批评他态度不虚心，对老师不尊重。事后，文楚明召集团支部和班干部会议，决定开辩论会，还布置团员和班干部收集钟佩文的言论。过了一天，文楚明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开辩论会。如同那个年代所有的辩论会一样，名为辩论，其实是“一边倒”的围攻。凡领导发动的辩论，跟谁辩，谁就一定倒霉。文楚明组织的辩论会正是这样的。会议是在一个大队的礼堂里开的（当时，在农村，这样的礼堂每个大队都有。除了开全体社员大会，还可以当堆放木料和其他大件杂物的处所。钟佩文他们班就住在这里，女生睡在台上，男生睡在台下，先把中稻草铺在地上，再把被窝压在草上，这就算安营扎寨了。所以，开会的时候，同学们都坐在被窝上）。在会上，除了钟佩文说的那番话以外，又被人揭发出来两句话。一句是：“人人都有缺点，但只要本质不坏，仍然是好人。好比红旗在天上飘，总会沾满灰尘的，但红旗依然是红的，因为它本质上是红的。”另一句是：“上山下乡的不见得个个都是好的。”

对这两句话，同学们只是觉得有问题，却不会批。文楚明就启发大家：“红旗沾满灰尘，这句话很反动嘛。红旗指什么？红旗代表党、代表革命、代表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党怎么会沾满灰尘呢？我们党是世界上最革命最先进最纯洁的党，马列主义大旗举得最高最高，帝、修、反最恨也最怕我们党。无产阶级专政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国家形式，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巩固社会主义并且过渡到共产主义。说红旗沾满灰尘，就是说我们党、我们的革命事业、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沾满灰尘，这是对党对革命事业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极大污蔑。同学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

经过文楚明的启发，一些同学果然觉悟过来了，纷纷起来进行批判。何惠珠说得特别厉害。她说：“我原来看他文诌诌的，以为他很老实。现在看来，他的思想确实有问题。文老师的话启发了我，使我明白了不少道理。我现在分析一下钟佩文的另一句话。他说什么‘上山下乡的人不见得个个都是好的’。这句话表面看来好像没什么问题。是呀，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嘛，上山下乡的人也应该一分为二，有好有坏。可是只要透过这些表面现象，同学们就可以看到问题的实质。上山下乡是党和毛主席提出的伟大号召，能响应号召就是好的，即使个别人思想确实有那么一点点毛病，也不是本质问题，不是主流，还可以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加以改造。钟佩文看问题不看本质，尽纠缠枝节方面，不看九个指头，只盯着一个指头。当年右派分子就是只看一个指头的问题，以此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钟佩文所说的话，在客观上是跟党和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相对立的。如果他的话任其泛滥下去，对上山下乡只起到破坏作用。因此，他的话是反动的。我希望他不要有一天变成了右派分子，站在历史的被告席上！”

钟佩文气得要命，却又无法反驳。他听到有人呀了一声，也听到坐在一边的金汉生嘀咕了一句：“说得怕死人的。哼！”

在何惠珠的带动下，又有不少同学站起来揭发、批判。钟佩文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无论钟佩文怎么解释，文楚明就是不理睬，反而一再说钟佩文态度不好。钟佩文索性不说话了。文楚明要同学们发言表示态度。可汉生、晓鹏始终犟着没发言；也有的同学一直没做声。

随班劳动的学校团总支书记说话了：“今天晚上的会议开得很好，说明绝大多数同学有很高的阶级觉悟。钟佩文同学的态度是恶劣的，他正在向极其危险的方向发展。刚才一些同学批判了他说的一句话，就是‘人人都有缺点’。正像同学们指出的那样，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满正确，其实是错误的。‘人人都有缺点’，那么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有缺点喽；既然毛主席也有缺点，那毛主席著作也可以不学喽。大家看一看，这反动不反动？也许有些同学会想，有那么严重吗？同学们，肯定有这么严重！客观效果只会是这样的。当然，钟佩文同学还年轻，世界观正在形成当中，受了社会上地主、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说了一些错话。希望他一定听从老师的谆谆教导，接受同学们的正义批判，真正改正自己的错误，否则反革命分子会向他招手的。我要在这里提醒一下钟佩文同学，别以为你还没到十八岁就不会把你怎么样。千万不要这样想。告诉你，五七年反右的时候有些十六七岁的中专生一样给划成了右派。何去何从，希望你严肃考虑。”很多同学都呀了一声，都把眼光投向钟佩文。钟佩文没想到自己的问题会有这么严重，简直吓懵了，心跳加速，肠胃痉挛，手掌出汗。

最后，文楚明作了总结：“今天晚上的会开得很好，这是一场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是争夺革命接班人的斗争。陶书记在开学典礼上就说过，苏联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是因为他们一直没有抓好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你看那个芭蕾舞，屁股扭来扭去，穿得又少，连肚脐眼儿也露出来了。我就听见一个工人说，这搞的是什么东西哟！骂得好！那些人搞的是什么东西？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文学艺术，是精神鸦片！我国也有人在提倡资产阶级文学艺术。有人提出搞‘轻音乐’、搞‘无标题音乐’就是证明。那些东西怎能反映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呢？怎能反映无产阶级革命者高昂的革命激情呢？我们需要高大无比的英雄形象和高亢激越的革命歌曲来鼓舞斗志，要那些软绵绵的东西干什么？让那些坏东西泛滥，一定会腐蚀青少年一代的思想。所以批判这些东西是一场争夺接班人的严重斗争。今天我们批判钟佩文的错误言论，就是在进行这样的斗争。也许有的同学会问，钟佩文会有这样反动吗？我认为，目前还不需要这样下结论。他说的那些话是反动的，但他本人目前还不属于反动派那边的。他的世界观还正在形成当中，还没定型。所以，我们要把他拉过来，批判他，就是在拉他。但是，要提醒一下钟佩文，也提醒一下同学们，他的家庭属于高薪阶层——说明白点，就是资产阶级高薪阶层。”

同学们又都呀了一声，有人在窃窃私语。

“他爸爸教戏，一个月就拿到八十六块（元），去世前已经拿到一百一十块了；他姐姐是鄂城为民京剧团的当家花旦，现在拿一百二十块一个月——他爸爸、他姐姐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现在高级知识分子都拿大钱。这个阶层可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啊！你们都看过《*》，上面就指出斯大林晚年对极少数人实行高薪，从而在客观上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了条件。这是多么沉痛的历史教训哦！希望同学们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彻底改造世界观，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钟佩文，你生活在资产阶级高薪阶层当中，耳濡目染，深受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的影响。你一定要跟你所生活的资产阶级高薪阶层划清界线，抵制他们对你的腐蚀毒害。你还记得吗？九月份我第一次到你家去走访，临别时就严肃警告你要严重注意资产阶级高薪阶层的影响，要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免得堕入修正主义泥坑中去。你当时连连点头，说‘是的，是的’，样子很诚恳。可惜，你并没有把我的话听进去。事实证明，你已经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了！你不但要背叛资产阶级，严格地讲，连小资产阶级也要背叛。不然的话，等你世界观形成以后，你就会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死不回头，最终成为人民的敌人。你要好好想一想。明天，你不劳动，就写检查，狠挖灵魂里封资修的毒素，来一次彻底的革命。”

钟佩文仍然想不通。上厕所的时侯，汉生、晓鹏都怨他平时说话不注意，又劝他听文老师的话写出检讨，先过了关再说。钟佩文一夜没睡好，又气愤，又不服，又害怕。想来想去，他决定还是听汉生、晓鹏的，先过了关再说。姐姐姐夫在四清挨整的时侯不正是这样做的吗？还是学乖点吧！第二天，他写了检讨。文楚明看了以后很高兴，但还不十分满意，要钟佩文再写，怎么写呢？就是抓住头脑中一刹那间的错误思想苗头，用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去分析、批判。钟佩文没听懂，他弄不明白，脑子里的思想苗头多了去了，该写那一个呢？文楚明要他有多少就写多少，还说自己就写过，写着写着都觉得不像自己了，其他老师人人也都写过。钟佩文说那要写很长时间。文楚明说不要紧，用一个月的时间写起来。最后又告诉他，不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不痛哭流涕，是不可能解决思想问题的。钟佩文心里并不想写，可又不能不写，就胡乱写了交了上去。但他实在想不通，因此痛苦得很。汉生、晓鹏常找他聊天，安慰他，不像有的人老用那事拿捏他，甚至动不动就跑到文楚明那儿去报告他的所谓“动态”。所以，钟佩文把金、胡二人引为知己，有什么心里话，即使不跟姐姐、姑妈谈，也要跟他们俩儿谈。为了表明自己在求进步，他也去文楚明那儿去举报有些同学的错误言论，可发现老文总是用疑疑惑惑的眼光看着他——显然是不信任他。这使他很伤心，更由此产生愤怒。他不明白这是为什么。终于在六五年二月的一次班级生活会上激动地提出，自从挨了批判以后自己的政治地位变低了，这不符合毛主席关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教导。当时，文老师和何惠珠都没有出声。让钟佩文高兴的是，事后没有再出现歧视他的事情。这让他很是欣慰。但是，还有一个问题让他一直闹不明白，就是解决思想问题为什么一定要痛哭流涕、而且只有痛哭流涕才能解决思想问题。后来在揭发批判文楚明的“三反”（*、反社会主义、反*思想）言行的时候，他从别的老师那里了解到，老文在五七年“帮助”党整风的时候就上窜下跳过，恶毒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挨了批判，检讨不知道做了多少次，眼泪也不知道流了多少盆，才侥幸没有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过了若干年，他明白了文楚明为什么要他也“痛哭流涕”——自己曾受过打击和压抑，于是就拿别人当出气筒来宣泄内心的郁闷，以此获得快感。

*前，他们常在一起学习、讨论《羊城晚报》上关于*思想的《三论》，还学习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评三家村》。和其他同学一样，他们想狠狠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反动黑话，可是不会批，因为他们左看右看怎么也看不出问题来。文楚明耐心地给全班同学讲解，教学生如何分析那些黑文章。他说：“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是国防部长。吴晗在六零年就写成了《海瑞罢官》，写海瑞不写别的，只写被罢官，为什么？怎么会这么巧？联系他写的杂文《于谦之死》就明白了。他在提到于谦的官职时特意打了一个括号，里面注明‘国防部长’四个字。”同学们听到这里禁不住哦了起来，顿时恍然大悟。文楚明接着说：“同学们明白了吧？只要一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联系吴晗其他的文章，就不难看出《海瑞罢官》就是影射五九年庐山会议的，是为彭德怀鸣冤叫屈的，也就是反毛主席的。还有一点要告诉你们：毛主席提倡过‘海瑞精神’，意思是鼓励大家敢讲真话，不要搞‘浮夸风’。吴晗接过这个口号，歪曲了主席的原义，为彭德怀鸣冤叫屈，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这就叫‘打着红旗反红旗’。”同学们听了都频频点头，钟佩文也感到分析黑话黑文章心里有谱了。文楚明见状十分高兴，又说：“还有一点要提醒同学们：吴晗原本不懂京剧，那为什么突然间对京剧如此感兴趣了呢？你们只要这样一想，对吴晗的险恶用心和《海瑞罢官》的实质就更清楚了。”经过这样的启发、教育，同学们茅塞顿开，纷纷写文章批判“三家村”黑文黑话，越批，越会批，劲头越足，有说不完的话。

在学校党总支组织学生批斗了陈骁以后，*工作组进驻学校。经过批判黑话训练的同学们开始研究文楚明平时的言论，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把他所说的话联系起来考虑，同样发现了性质极其严重的问题。例如，他说自己一辈子不结婚也没关系，越南**主席胡志明就一辈子也没结婚嘛，周总理不是也没子女嘛，这不是把自己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相提并论吗？他又说“王杰是真正革命的，连每一个指甲也是革命的，就是进了棺材也是革命的”，这不是在污蔑雷锋式的好战士王杰吗？他的反动言论越整理越多，同学们对他的仇恨也越来越深，认为他平时貌似革命实则三反，得把他的丑恶嘴脸给彻底揭露出来了。同学们写了许多大字报贴在食堂的墙上，还写了一个总题目：《文楚明是扼杀青少年的刽子手》，引起全校师生极大的震动。金汉生高兴地对钟佩文说：“他还说你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了哩，他才被腐蚀了。这只暗藏的狼！”钟佩文早就想为自己翻案，如今看见文楚明的真面目被揭露出来了，十分满意，心想：“你也有今天呐！”他还不解气，又找了胡晓鹏，两人一起把大字报贴在文楚明的办公桌上，贴了一圈。

不久，工作组组织对文楚明的批判。那是武汉的七月底，正热着呢，可文楚明在台上竟然抖作一团。钟佩文在大会上发了言，狠批了这个家伙，真是解恨。那天晚上，他们三个在晓鹏家里聚会，以开水当酒，各自满饮了一茶缸，祝贺胜利。钟佩文总算出了口怨气。从那以后，他们三个不仅是同学了，更是革命战友了。后来，去北京、去上海、去延安、回学校搞造反组织、批判工作组、批判“二-八声明”，他们三个从来没有分开过。

六七年武汉造反派要揪“武老谭”，三个人观点不同，于是分道扬镳。金汉生找钟佩文谈过几次，每次都吵翻了。“七二0事件”以后，有同学要打钟佩文，有同学要批斗钟佩文。金汉生赶忙加以制止，要他们注意斗争大方向。那些人为了出口恶气，强行拿走钟佩文的日记本，抄下只言片语，硬是组织了一次批判会。金汉生一直坐在钟佩文身边。姐姐、姑妈、姑爹知道了，对他感激不尽。

胡晓鹏由于他爸爸的右派言论问题在运动中一直处于低调状态，不像金汉生那样锋芒毕露，也不像钟佩文那样主动积极。六七年四月，武汉两大派闹得很凶。他当了逍遥派。他被他妈硬逼着回了老家——北京郊县的山沟沟里。他姥姥要他别闹，说五七年有人帮助党整风结果成了右派，当敌人看待，连累家里人跟着受罪；他爸爸算运气好的，沾了祖宗的光，没当上右派，可以后的发展前途算完了。他姥爷也不知道是根据什么道理一口咬定现在这样让人闹，恐怕又是要引蛇出洞。他妈也在旁边说。在大人的轮番轰炸下，胡晓鹏给说得心也活了，也就安心逍遥起来。后来中央表态支持武汉造反派，他懊悔了好些天，懊悔丢了一次革命的机会，心里直怨两个老家伙胆小怕事，就天天吵着要回武汉。在去汽车站的路上，他背着挎包，大踏步走在前面。姥爷帮他拿行李，一路沉默不语；姥姥边走边哭——那架势就像送葬一样。姥爷一再叮嘱他，要多看点，少闹点，只希望他们在死以前别看到外孙像儿子一样出事。胡晓鹏一方面被他们的疼爱所感动，一方面又嫌两个老家伙罗里罗嗦烦死人。回到武汉，他知道了汉生保护佩文的事，连翘大拇指，赞不绝口：“够朋友！”他俩又鼓励钟佩文要振作起来，总结教训，争取在下一次斗争中当上造反派。这以后，他们的关系又进了一步，成哥儿们了。

六八年一年，他们在家闲居。聊运动吧，又不知道报上说的“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什么意思，不知道如何跟法；又看到造反组织九-一三占领了红旗大楼、闹“三反一粉碎”，也没闹不出个名堂来。当时，武汉还一度盛行过什么“翻门坎”，就是一帮人拿着各种器械冲到仇家去，把仇家的东西（家具和其他日用品）砸得稀巴烂，三下五除二，砸了就跑。起初，是打着造反派的旗号砸所谓“老保”的家，后来范围扩大了，只要结了“梁子”，往往就难于幸免。钟佩文他们看不惯这种事，又管不了，于是就聊小说。嘿，还真有聊头。金汉生把他在“破四旧”当中私藏的小说拿来几本，有菲尔丁的《大伟人华尔德传》、莫泊桑的《一生》、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夏绿蒂的《简-爱》、屠格涅夫的《初恋》，还有曹雪芹的《红楼梦》、冯梦龙的《三言》、凌蒙初的《二拍》。钟佩文很感兴趣。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也就顾不得什么封资修的黑货了。他们说好，要批判性地看，边看书边批判。可是看着看着就忘乎所以了。即使边看书边提醒自己，这是有问题的书，要注意批判，千万别中毒，也不管用。在一起聊，照例先批几句，可没过一会儿就眉飞色舞地谈起故事来了，还越聊劲越大，有时候竟一发而不可收。

钟佩文特别爱看《初恋》和《红楼梦》，里面的恋爱内容太吸引人了。为了专心致志地看这两本书，他有时独自去中山公园，来到茶社，买一份茶水，搬一把竹椅，坐在水池边的树阴下细细品味。看到得意处，还会不知不觉地跟想象中的女友神游一番，或站在珠峰极顶指点如海苍山，或在花丛中明月下窃窃私语：女友生气，他在道歉；女友奔跑，他在追逐；更有甚者，他还和女友在山沟里、田野上、小溪边和树丫间构筑的爱巢中卿卿我我。啊，那是多么美好的情境啊！等他醒过来，看看自己还在公园里，往往忍不住笑出声来。再看一会儿书，就心满意足地回家了。

姑妈眼睛不好，又做家务，不看书，可她喜欢听钟佩文跟姑爹聊《红楼梦》；有时高兴起来，还轻轻吟唱几句“葬花词”：“花谢花飞飞满天，红销香断有谁怜……”钟佩文觉得好听，问姑妈是跟谁学的。姑妈说是跟周璇学的。周璇在电影《红楼梦》里去林黛玉，王丹凤去薛宝钗。钟佩文可从来没听说过这部电影呐，感到十分惊奇。他把这部电影说给汉生、晓鹏听，他们听了以后也觉得十分惊奇。晓鹏说：“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能看上这部电影啊！”汉生说：“这种电影恐怕永远也别想看喽！”

他们三个在一起聊小说常常有苦恼的时候，就是他们感到所看到的小说都满好，思想性、艺术性都不错，可为什么总要批判这些书呢？他们讨论来讨论去，又对照毛主席的《延座讲话》，得出结论：这些小说歌颂的都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英雄，表达的都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感情，因此批判这些作品当然是对的。如此一来，他们的心理平衡了，看得有理，批也批得有理。

六八年他们相约下乡，十二月十三号在汉北中学上了大卡车。车子发动，出了学校，又出江汉北路，拐向解放大道，在新华路又拐向友谊路，到了中山大道，又拐向六渡桥，再去铜人像，左拐到了王家巷码头，又顺着沿江大道绕过江汉关走江汉路，经铁路到达循礼门，右拐，正式开始了上山下乡的征程。一路上，钟佩文始终处于亢奋状态，设想着各种生活与革命的情景。胡晓鹏还在半路休息的时候吹笛子，曲子是《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金汉生、钟佩文和其他一些人跟着唱歌词。当时，他们三个本想在农村干一辈子的，哪想到会变成后来那个样子！真是世事难料啊！

想到这里，钟佩文感叹不已。他这次回武汉，最想见到的就是金、胡二人，而最不好意思见到的也是他们两个。他不止一次地问自己：“见不见他们呢？见了，他们会怎样对待我呢？”他回答不了自己。不过他已经想好了：“不管他们怎样对待我，我都应该接受；即使这次见面是宣告多年友谊的终结，也不能责怪他们，而要归罪于自己。谁要自己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做了对不住人家的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