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历二十四以后，钟佩文开始到处打年货。到春节前三天，他已经弄到了不少东西。这天，为了弄到几十个鸡蛋，也是为了看望老朋友，他先来到区卫生院在曹正刚处落下脚，再去吴湾。

他对这里的群众很有感情，因为吴湾的人对他确实好。去年春节后，他和几个问题还没查清（后来他才知道，不是问题没查清，而是那个公安特派员黄礼仁不知哪根神经出了毛病就是不愿意放弃学习班）的人挑着铺盖来到吴湾。每天的生活是这样的：革命动力搞材料，革命对象参加劳动。他、曹正刚、吴保顺住在副队长家里。这家有四口人：副队长、妈妈和两个弟弟。副队长叫大狗，二弟叫二狗，三弟叫细（小）狗。乡下人普遍穷，怕孩子养不活，往往取个卑贱的名字，据说孩子就好养了。钟佩文照当地习惯喊队长的妈妈叫“大娘”。这位大娘顶多四十五岁左右，却一脸深深的皱纹，看面相至少有五十五岁以上。她平时很少说话，但对几个审查对象非常友善，尤其对钟佩文，常常施以真诚的微笑。那三兄弟也跟他们要好。细狗十一、二岁，生性活跃，爱说话，常跟钟佩文、曹正刚聊天，询问各种知识问题，特别爱问有关武汉的事：问长江大桥有多长多宽，比区镇口的水泥桥大多少；武汉有多大，有没有附近这几个公社大；还有，马路是什么样的，汽车有多少、跑得快不快等等。钟佩文告诉他，武汉有一种车是轿车。他一听，就惊奇地说：“听老人讲，过去的轿子是人抬的。怎么，武汉的轿子是车子，不用人抬？”惹得钟佩文、曹正刚大笑不止。吴保顺也笑。大娘那布满皱纹的脸上也泛出笑意。细狗不但爱聊，还闲不住，常弄出点什么东西来给别人看。他会弄一种食物，就是把青草捣烂，适当撒些土灶里的稻草灰，搅拌后用纱布过滤，除去渣子，过了一段时间，留下的溶液就会凝固。人可以食用，有一股浓郁的草的清气。若夏天食用，十分清凉可口。钟佩文常吃，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青草羹。大娘对钟佩文说，这东西脏，不要吃。钟佩文说：“你们能吃，我就能吃。这东西不脏！”大娘听了，高兴得双眼眯成一条缝。

钟佩文几个跟大狗一家相处很是融洽，但也有个底线，就是从不跟他们谈论自己的问题。钟佩文的想法，一则估计姓黄的已经跟社员们交过底了，社员只会听领导的，不会相信审查对象的话；二则怕这一家人对他们了解过多，会徒增误会，影响关系。这第二条是他最怕的。后来经过了那件事，他才知道这完全是杞人忧天。他还为此嗟叹不已。

那件事是这样的：

五月中旬的一天，大雨滂沱，审查对象们都不想出工，请钟佩文给拿个主意。他当时正担任审查对象的小组长。他见黄礼仁和革命动力都不在，也想摆一摆组长的谱，就说不想出工就不出工嘛，只是不要到处乱跑，就在湾里看书学习。曹正刚欢呼起来：“坚决拥护组长的领导！”他听得心里美滋滋的。谁知，后来，汪兴无回到湾里，发现审查对象们竟敢不出工改造自己，就气冲冲地问是谁带的头。一些人吓坏了，顷刻间就“集体叛变”了，一致推说是钟佩文带的头。钟佩文早就对遥遥无期的审查怨气冲天，就充起好汉来，一口承认下来。反正他也豁出去了。汪兴无对他大吼大叫，他也毫不退让，回敬大叫大吼。汪兴无叫别人立即出工，又单独跟他谈改造的道理。他说：“要说参加劳动可以改造思想，那贫下中农天天出工不是天天在改造吗？我想不通！还有，你们审查了我一两年了，怎么还没搞清楚我的问题？就我所知，你们每次外调都没找到我是决派的证据。既然不能证明我是决派，就要承认我不是决派，就要放我出去。我有工作的权利！凭什么还要没完没了地审查？我早就烦了！这个学习班早就该解散了，还办个什么呀！”他本来还想说汪兴无只想抓个决派邀功请赏往上爬，全不管别人的政治前途；但他怕事情闹得太大，不好收场，就忍住了——他没说完自己心里想说的话，憋得好难受。令他想不到的是汪兴无一下子变得温和起来，轻言细语地说这是区里决定的，自己服从领导安排，要他找黄特派员谈一谈。钟佩文正在情绪激动之中，也没好气地说：“既然是区里决定的，跟他谈也没有用。”二人不欢而散。

以后几天，一切似乎十分平静，革命动力照常搞材料，革命对象照常参加劳动。汪兴无对审查对象们比以前有些客气了。后来黄老板外出检查公安工作回来了，气氛就明显紧张起来。当晚革命动力们开会开得很晚。第二天晚上，部分革命对象被叫去开会。钟佩文在他们住房附近能听见黄礼仁满怀愤怒的喝斥声。那晚曹正刚也没去开会，坐在床边上，一边抽烟，一边说：“钟佩文，你算个什么呀，你竟然敢擅自决定不出工。你看，麻烦来了吧！有你受的！还牵连那些人挨骂。你还跟老板的大红人争吵，他们不把你恨死才怪呢！有你受的！”钟佩文自然十分懊悔，但也无济于事了。他想，怕也没用了，充好汉就充到底吧。

第二天下了晚工，在吃晚饭前，大狗趁曹正刚、吴保顺不在屋里，悄悄地告诉钟佩文：“黄同志跟我们说了，要我们组织社员斗你。队里几个干部不想开这个会，黄同志非要开不可。你别怕，一句话也不要说，有我哩。”钟佩文紧张得手脚冰凉，饭也吃不下去了。他不怕黄礼仁他们，只怕社员里有一些“啊人”（方言，指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不讲道理的人）受人挑唆会行蛮（动武打人），那可不好受。*中利用这种人打人的事是多得很的。利用者不用承担破坏政策的责任，却达到往死里整人的目的。可谓阴毒至极。不过，如今事已至此，一切就听天由命吧！好在有大狗哩——就指望他们这些人啦！

晚上九点多钟，斗争会在队长家里开了。黄礼仁主持大会。汪兴无首先发言，“揭发”了很多钟佩文自己交待的问题。他已经听得多了，根本就不在乎，只担心吴湾的群众会怎样对待他。哪想到，情况竟然比他预想的还要好。大狗就坐在他旁边，第一个发言，只说钟佩文不该随便叫别人不出工，然后就没词儿了。他总共只讲了两三分钟，就推说自己不会讲话，便坐了下来，引得社员们哄堂大笑。黄礼仁大声说“严肃点，这是阶级斗争”，也制止不了社员们压抑着的嘻笑声。最后，队长发言：“听了大家的发言，我今天才知道老钟是个坏人。啊，老钟是个坏人，啊，是个坏人，是个坏人……”这时，社员们终于忍不住，又一次哄笑起来了。黄礼仁又一次大声说“放严肃点”。笑声停止以后，仍然不时传出女人低低的的笑声。队长又说：“看他平时劳动挺卖力的，还以为他在老老实实地改造自己哩，听黄同志他们讲，原来是假的！希望老钟能把错误丢到蕲河里去，赶快缴械投降！”说着，打了个哈气。这哈欠像有魔法似的，引得大家陆续打起哈气来。在场的积极分子，除了黄礼仁和汪兴无，也在打哈气。黄礼仁见状，只得草草收场。这个斗争会全没有七0年、七一年那种猛烈势头了。后来听说黄礼仁对吴湾群众的态度无法理解，还向革命动力们感叹：“其他人的阶级觉悟低，好理解；怎么贫下中农的觉悟也低呢？找他们开过会，要他们注意那些人新动向，发现情况就来报告，可他们从来不报告。好象阶级斗争熄灭了似的。还是毛主席说得对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呐！”

黄礼仁自然不甘心，又在学习班范围内开了一天会，狠批了钟佩文；批完了，还要钟佩文写思想认识。钟佩文磨磨蹭蹭地写了两天才交上去。曹正刚、吴保顺半发牢骚半羡慕地说，你钟佩文因祸得福。钟佩文知道，他们说的的确是事实。这两天碰巧正下着中到大雨，他坐在屋里写检讨，而他们在雨里干农活。不过这又怪谁呢？谁要你们把责任都推到我头上来的呢？活该报应！

他特别恨吴保顺。原来，姓吴的接替他当了组长，对其他革命对象指手画脚、吆五喝六，样子可神气了！还找过钟佩文，要他快点写，别以写东西为名偷懒。钟佩文根本不理他，只当他不存在。吴保顺倒也知趣，闷声不响地走了。钟佩文恨他，更可怜他。李义奎在学习班里曾谈到过吴保顺，说他老婆闹过离婚，后来经朋友竭力劝说才作罢。听了老李的介绍，钟佩文很同情吴保顺，可现在，他发现吴保顺这个人很贱。一天晚上，黄礼仁召集积极分子和部分革命对象开会，批判*。钟佩文、曹正刚、吴保顺和几个革命对象共六人被拒绝参加；因为当时还没有对他们传达关于*事件的有关文件——尽管黄礼仁和积极分子们都知道这些革命对象已经完全了解*事件的内容。在寝室里，钟佩文他们都清楚地听见积极分子批判*的愤怒之声。钟佩文对黄礼仁的做法嗤之以鼻，铺好了床，准备安寝。不料，吴保顺在放肆地大声说笑，一句接一句，持续不断。其他人都沉默着，无人应和。钟佩文很烦，要他别再说了。可吴保顺略微停了停，又说了起来。钟佩文再也忍不住了，就坐了起来，说：“你说了半天，累不累呀？”吴保顺也没好气地说：“我说我的，你睡你的，喊什么？”钟佩文呵斥道：“你这样吵闹，要别人怎么睡？”吴保顺讥笑道：“你不是怕吵！你是想听他们批判*！对不对？你装得一本正经的样子，哄谁？我早就看出你的心思啦！”钟佩文说“批判*为什么不能听？”吴保顺斩钉截铁地说“领导没向我们传达文件，我们就不该听！”钟佩文呵斥道：“你别说得好听！你敢说你一点也不知道*的事情！”吴保顺坚决地说：“我就是一点也不知道*的事！”这时，旁边的人都大笑起来。吴保顺赶快钻进被窝，说：“别笑了！小心那边听见了，惹麻烦！”第二天上午，革命对象上山砍柴。在只有两个人的时候，钟佩文问吴保顺，是不是领导要他那样做的。吴保顺说：“没有！是我个人这么想的。”钟佩文愤恨地说：“这跟奴才有什么两样！”吴保顺的脸色忽而白，忽而红。看着他这副可怜又可嫌的样子，钟佩文真是气死了；不过，也暗暗高兴了几天。

批判会之后，钟佩文问大狗，为什么他的两个弟弟没去开会。大狗说他妈不准他们去。问他为什么不准去。大狗说：“我妈说，*是毛主席号召搞的，斗你没道理。我们队里有不少人也是这样看的。我妈要我坐在你身边保护你。湾里好多大人也叮嘱年轻人，不许碰你。我事先也跟一些人打过招呼。”他还说：“从落实‘九-二七’开始，都三年了，这样的会见得太多。要是白天出去开会嘛，我倒是满愿意的，反正有工分；可是晚上开会，又不记工分，还要熬瞌睡，划不来。你说是吧？”

说到这里，他笑了笑：“我妈告诉我，要是把你处理了，你没处去，你就留在我们队，她们几个老妇联负责给你找一个。”钟佩文笑了，说：“到那时候，有谁愿意跟我呦。”大狗认真地说：“有哇有哇。就是姑娘不跟你，有离了婚的、死了男人的也会跟你的。”钟佩文说：“跟结过婚的，那不好。”大狗不以为然地说：“那有什么不好。只要能跟你睡觉、给你生伢、对你好、不偷人就行，管她是不是闺女。是闺女，长得漂亮，可是爱偷人，又有什么好？你们城里人找爱人，就只喜欢找漂亮的，不实在。我们农村人找爱人，主要是看身体好不好。”钟佩文自然不同意他对城里人的看法，为了进一步了解乡下人的爱情观，就问大狗，怎么才能知道女人身体好不好。大狗笑着说：“看她的妈妈（màmà），看她的屁股。”钟佩文实在忍不住了，笑得不行。大狗也笑，又一本正经地说：“你以为我是说得玩的吧？不是。你没结过婚，你不懂。屁股大，好生伢呀；妈妈大，好喂奶呀；身体好，好多出工多赚工分呀。有道理的。你莫笑。”钟佩文见他说得十分认真，知道他不是在说丑话，也就装得十分专注的样子。

经过这一场风波，钟佩文深深感到他以前对乡下农民的看法实在是大错而特错。他原来总以为农民文化水平低，只关心眼皮底下一点东西，对天下国家的大道理知之甚少，因此要留下来当老师教化他们的子弟，为培养新一代社会主义农民贡献力量。现在看来，他们看问题的能力并不像他钟佩文还有其他一些城里人想象的那样低。他们文化水平确实不高，但心地单纯，看问题非常实在，往往比那些常开会、学理论的人、尤其是干部还要准确。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他们不像那些干部存有私心。有了私心，看问题就不会客观了，就会偏激，就会有意无意地偏离事实真相。想完了别人就想到自己：当年他和他的同学们批斗文楚明，难道就没有一点私心吗？他常常清夜扪心，自问自答多少次，结果是不得不承认——有，确实有。至少在他心灵深处，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就是对那次文楚明在辛安渡农场组织人批判他的事一直耿耿于怀。运动初期，他处于极度亢奋之中，那个微妙心理似乎不存在，似乎他百分之百地是为了革命事业而批斗文楚明。如今他终于明白了，他参与批斗文楚明并参与拉文楚明在八月的烈日下游街，是毫无疑问地怀有私心的。只是这个私心在革命的包装下一时没有暴露而已；或者说，这个私心已经暴露了，只是他本人没有承认、不愿承认而已。想到此，他就惭愧，就害怕。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会是那样一种人！金汉生也受过文楚明的气。那次他作业做得不认真，乱写乱画。文楚明盛怒之下罚他双手拿着作业本上面两只角在课桌间走了三趟。当时，他双眼饱含着泪水。尽管文楚明后来在全班做了自我批评，但是金汉生始终不能原谅文楚明。这是否就是金汉生心里一个解不开的疙瘩呢？胡晓鹏在新沟农场劳动时跟当地农民开了一个玩笑：和另一个同学躲在装棉花的篓子里，上面堆着棉花，让一位农民来挑，那农民怎么挑也挑不动，引得周围的人大笑不止。文楚明知道后在全班严厉批评了他，说他“对贫下中农没有阶级感情”。胡晓鹏为此深恨文楚明。这是否就是胡晓鹏心里一个解不开的疙瘩呢？其他同学也都受过文楚明程度不同的批评。这是否就是他们心里一个个解不开的疙瘩呢？有人受到文楚明的赏识，例如何惠珠，可运动来了，害怕别人说自己跟文楚明关系非同一般而受牵连，所以表现得比所有的人更恨文楚明。会不会是这样的？当然他知道，像他们这种情况的，到处都有。那些比他涉世早的人，特别是那些自认为政治觉悟比普通老百姓要高的领导干部，私心一定更重。汉北中学党总支为什么急急忙忙地把陈骁抛出来？还不是怕*的火烧到他们自己头上来了！黄礼仁、汪兴无明明知道钟佩文肯定不是决派，为什么还是不放过钟佩文？说穿了，还不是心存侥幸，希望有一天有人会送材料来证明钟佩文是一个大决派，从而为自个儿升迁准备一份资本吗？有的领导在运动中挨了整，怨气难平，等到有机会整对手的时候，就想尽一切办法要对手痛苦，包括唆使其爱人闹离婚，必欲置对手于死地而后快，把在大会上说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丢到九霄云外去了。想到此，他深感人性中阴暗的一面竟然如此可怕，可怕到足以摧残一个鲜活的生命！而更可怕的是这阴暗的人性竟然是在革命的旗帜下作祟的！他常常想，*是“触及灵魂的革命”，本该在革命的过程中革掉人性中阴暗一面的；可现在已经革到第七个年头了，人性中阴暗的一面不但没被革掉，反而表现得变本加厉、有时还毫不掩饰！这是怎么搞的呢？钟佩文怎么想也想不明白。他只是暗自庆幸吴湾的群众那次保护了他。如果吴湾的人任由阴暗人性的支配，那会在他肉体上、心灵上留下多少令他痛苦一生的伤痛啊！因此，他深深感谢吴湾的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