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页）他到了吴湾，进了大狗的家门。大娘和大狗三兄弟满面含笑地把他接进屋里。钟佩文说明了来意。大狗说这件事好办，就叫细狗代劳。细狗接过钟佩文递过来的布袋和零钱，笑呵呵地去了。

钟佩文把自己近几个月的工作情况跟他们说了。大狗说：“党的政策在你身上落实了，你放心了，我们也放心了。恭喜你呀！”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聊得很开心。细狗满载而归，有五十多个鸡蛋。钟佩文问：“这么快就买来了？”细狗说：“你的价钱好嘛。供销社收购鸡蛋是五分半一个，你收鸡蛋是六分钱一个，又是你要的，他们二话没说就卖了。”大狗说：“农村人没什么好东西，鸡蛋倒有得是。你以后什么时候要，只管来找我们。”大娘在一旁笑着直点头。

钟佩文向他们表示感谢，接着又走了附近几家，然后告辞离去。

在搭乘下午去沙溪的汽车之前，他到“红旗”饭馆找龚小斌。七一年底学习班解散以后，小斌又回到饭馆工作。钟佩文在吴湾的时候常利用各种机会（上山打柴、去区卫生院“看病”、在靠近区里的地方劳动）到他那儿去，一是去发发牢骚、听几句宽心的话，二来吃一些他利用职务之便弄来的美味佳肴。这次来找他，想请他帮忙弄几斤肉。可是不巧，小斌不在。听饭馆的老王说，龚小斌要结婚，请假提前回去了。钟佩文一面为自己此行扑空而遗憾，一面抱怨小斌不够朋友，要结婚也不打个招呼。

他这几天一共弄到十二斤肉、十斤糯米、五十几个鸡蛋就上路了。阴历二十七的凌晨到的鄂城。姐姐说：“姑妈来信问你了，他们很想你。你带点东西去。”钟佩文带上五斤肉、二十五个鸡蛋、五斤糯米，于当天下午乘火车去了武汉。

冬天白昼短，他到武汉京剧团宿舍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迎着寒风在昏黄的路灯下走进宿舍。

钟佩文对这里的一切太熟悉了。从一九五二年在这儿定居，到一九六八年去蕲春，他在这儿生活了十七个年头。

武汉京剧团宿舍座落在自治一街119号。宿舍由四栋并列的两层楼房组成。这宿舍建成于一九五一年。那年月，党对知识分子特别照顾，在百废待兴而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筹措资金修了这个宿舍。楼房红砖墙红瓦顶，住房一律铺设木质地板，宿舍内部的道路由水泥修筑。这在当时属于豪华型的了。钟佩文的同学来到这里，没有不惊讶羡慕的。

这宿舍名为武汉京剧团宿舍，其实在一栋、二栋还有杂技团、说唱团、楚剧团和汉剧团的部分演员。如果追溯得更早一点，一栋楼下还曾经是三区（江汉区、江岸区、桥口区）人民政府的所在地哩。

钟佩文打小就喜欢这个由演艺圈中人组成的小社会。这儿是不穿行头的舞台，经常听到歌唱声、演奏声、说笑声，生活和演出自然地交融在一起。平日里就充满热闹的气氛，而临近过年的时候热闹的气氛则特别浓烈，特别温馨。过年前几天，大人们、主要是女人就忙开了。那时，演员的工资普遍较高，物价又较低，所以家庭主妇们置办年货就特别大方。当时社会上有“家庭主妇”这个群体。在演艺圈里她们的权力最高，主管家务，控制支出，连丈夫的零花钱也由她们酌情给予。钟佩文常常看见名角儿小心翼翼地找老婆讨零花钱用。他爸也常找他妈讨钱。这样也好，男人就从不过问家务，只在忙的时候充当个下手，一切由老婆安排。

每栋楼房的东西两头都有集体厨房。在阴历二十七、八，家庭主妇们就“开炸”了，炸肉块、藕块、鱼块、炸肉丸子、做蛋饺，能有尽有。演艺圈中人来自五湖四海，于是各地风味的菜肴全都上了灶台，来了个“全武行”、“大刀会”。由于相互影响，南边人有吃饺子吃烙饼摊鸡蛋的，北方人也有吃糖醋鱼熬肉汤的。那几天，厨房里烟雾缭绕，香味四溢，是孩子们最爱光顾的地方。孩子们一会儿拿个肉丸子嚼嚼，一会儿又拿个蛋饺尝尝，吃了这家，再吃那家，有的吃得嘴唇长泡，还是舍不得放手。这时，主妇们眼里流露出慈爱的光，相互之间说些吉祥的话，切磋烹调技法。不像平时，不是谈丈夫，就是谈儿女，要不就是家长里短。

三十晚上是孩子们最兴奋的时刻。五十年代初期还时兴烧香点烛摆放元宝；如果做了新衣服，那自然是在年夜饭以后才穿的。年夜饭后，孩子们带着鞭炮、大炮、地老鼠、冲天炮，拿着香，急急忙忙跑到宿舍门口就砰砰啪啪地燃放起来，尽力制造新年欢快的气氛。他们边放炮仗，边互通情报，你吃了什么，我吃了什么，你买了什么炮，我买了什么炮。那时候，鞭炮三十个一挂卖两分钱，一般生活条件家庭的孩子主要买这一种；那些两分钱一个的地老鼠、冲天炮，大多数孩子都不买；至于五分钱一个的大炮，买者更少。有一年，在小伙伴们的撺掇下，钟佩文买了一个。好，十几个小哥儿们围着他转了一晚上，就是想看他放这个大炮——后来，他为此得意了好几天。放大炮的时候，他请一位大哥哥点火，他和小伙伴们都躲在树后墙后，捂着耳朵，紧张地等着那惊天动地的一声轰响。事后，他非常佩服那个敢放大炮的人，觉得那位老兄真勇敢，是条好汉。

大年初一，开门伊始，人们就双手抱拳，笑容满面。口念“恭喜恭喜”，开始拜年了。钟佩文的爸爸在京剧团辈分高，人缘好，又有不少徒弟或练习生，所以来拜年的人很多，且大多要磕头。爸爸告诉他，到哥哥姐姐们家里拜年，鞠个躬就行；到长辈那儿拜年，一定得磕头。他如是照办，往往一上午就磕几十个，却不觉得累。

恭喜之声响了一个上午，响遍每个角落，人人只说好话，往日的情更深厚，过去的怨全消散，整个宿舍洋溢着亲情友情乡情，浓浓的，甜甜的。

可是，五七年以后，这种浓酽香甜的情逐渐淡漠，因为人们在政治上被分为三六九等，革命群众怎能向有问题的人鞠躬磕头？后来是三年灾害，肚子空空如也，哪有心思穷快活？六十年代初期大搞思想革命化，人情味被当作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情调看待。后来经过上面的说服教育，说是要移风易俗过革命化的春节，拜年的一套礼仪就被革掉了。钟佩文热烈拥护这一切变化，也身体力行。六九年二月，他和汉生、晓鹏没有回武汉，就在陈湾过了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春节那天吃完早饭，他们三个挑起箢子到外面拾大粪。大队书记看见了，十分感动，夸他们不愧是毛主席派来的知识青年。钟佩文当时别提有多得意了。但在受审查期间，不知怎的，他又怀念起武京宿舍里那充满人情味的春节来了。

他上了楼，来到自家门口，推开房门。

姑妈一个人在家，正戴着老花镜补衣服。钟佩文亲热地喊了一声：“姑妈！”姑妈抬起头来，惊喜地说：“呦，是小文呐！”说着，忙起身放下东西就迎上来。

钟佩文把东西放在桌上。姑妈拉着他站在电灯下看了又看，伤心地说：“磨瘦了，磨瘦喽！作孽哟！要是你爸爸妈妈看见了，还不知道要难受成什么样呢！”说着，眼泪哗哗地淌了下来。

钟佩文在这慈母般的关怀下顿时悲伤不已；但是，他这几年心肠磨硬了，感情再也不像学生时代那样脆弱了，就压住了悲伤，还劝姑妈不要太伤心，快过年了，应该高兴才是。

姑妈止住了泪水，坐在桌旁仍然伤心了好一会，嘴里念叨着：“这世道是怎么了？怎么了？搞不懂，真搞不懂哦。”

钟佩文等姑妈情绪好转了些，就打开包裹，让姑妈看。姑妈看着这些东西，说：“你还别说，武汉说起来是大城市，好多地方还不如乡下哩。我和你姑爹只有四斤肉，正急着呢。你倒好，一下子就送来五斤肉……呦，这两斤还是排骨哩。今年过年可丰盛啦。”

钟佩文问：“姑爹呢？”姑妈一边补衣服，一边说：“他吃了饭就找人说戏去了。初一有演出，他是打鼓佬，得去找人说说。要是出了差错，那可了不得。他们剧团老排戏，就那几出样板戏，排了不知多少遍了。说是十年磨一戏。”说完了，直笑，又说：“亏得现在是拿工资，大家不用为吃饭发愁。要是搁在过去呀，哪有本钱去十年磨一戏哟。”钟佩文马上伸出右手掌，说：“禁声！嘟——仓！嘟——仓！姑妈，这话可是*说的呀！”姑妈小声说：“我这是在家里说的呀。”

是啊，这些年人们说话谨慎多了。钟佩文算是弄明白了“祸从口出”这个理，他不得不佩服老一辈人在这一方面的圆滑和预见。

记得运动初期，钟佩文积极参加批斗老右派陈骁的斗争，工作组进校以后又和同学们一起愤怒揭发学校党总支、团支部、老师们特别是文楚明的三反问题。那些天，他心里可畅快呢。一天，回到家中，姑妈神情紧张地说：“小文呐，别闹哇，没有好结果的，我们见的多了。”姑爹一句话也没说，也不好说，因为他弟弟在香港，也是打鼓佬。前些年，他们兄弟俩还通过几封信；六十年代中期，就不通信了。*初期，剧团里有人给他贴大字报，说他跟弟弟通信泄露了国家机密；更厉害的是，居然有人说他当年不去香港并非是为了迎接解放军进大上海，而是受命潜伏下来当战略特务。姑妈听说有这样的大字报吓得直抹眼泪，而姑爹一笑置之，根本没当回事。他听得太多了。以前在上海，从镇反起就有人向领导反映过，好在那里的领导十分清楚姑爹迎接解放军进城的事，从来就没过问。但“特嫌”的阴影一直跟随着他，使他常常闷闷不乐，慢慢地连性格也变了许多，由口若悬河变得沉默寡言。所以，当姑妈劝阻钟佩文别闹的时候，他只用眼睛看着，不时叹一口气。

这时，邻居赵梦春也跑来劝他别闹，还说什么：“小阿弟，勿要当出头鸟。侬为的啥事体啦？勿为当官，勿为发财，就勿要闹！”钟佩文因姑妈劝阻别闹就心里老大不高兴，现在看她也跑来凑热闹，而且说了一番鬼话，更是气不打一处来。特别让他气愤的是她的那套混帐逻辑。照她的逻辑，那些干革命的人何算都是为了当官为了发财才闹起来的！这是对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革命前辈的最大污蔑！钟佩文知道这个女人的底细。她是上海人，在桥口的一家汽车电车零件厂工作，住在自治街临马路的房子里。她会搞评弹，因此厂里俱乐部或街道搞文艺活动，常常少不了她。她丈夫五二年被人民政府镇压了，她吓得流了产，从此孤身一人过日子。后来她嫌人来车往吵得她睡不好觉，见钟佩文家的一位邻居搬走了，就找朋友到居民委员会领导那儿说合，得到批准，于是搬来了。她弹得一手好琵琶，什么《黛玉葬花》、《李亚仙》等等，还有毛主席的《蝶恋花;游仙》，边弹边唱，字正腔圆，凄婉处令人感伤，激昂处令人振奋。钟佩文忒爱听她唱评弹；她也很喜欢钟佩文，常说要是那个女儿还活着就嫁给钟佩文。这常常弄得钟佩文啼笑皆非。六五年初，《湖北日报》上展开关于“四所”的讨论，要人们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所见所闻所想所说。钟佩文认真学习了一些文章，深深感到自己对赵梦春这种人缺乏应有的警惕。他记得赵梦春老爱说“阿拉小格辰光”，就想：“伊小格辰光是旧社会，她显然是在怀念旧社会，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就不怀念旧社会。这个对比多么鲜明呐！这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赵梦春不是无产阶级，所以她老说怀旧的话。虽然现在还不能说她是坏人，但她脑子里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思想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不时就要表现一下。对这样的人，既要客气点儿——这是在落实党的改造政策，又要保持应有的警惕——这是阶级斗争的需要。”如今正在轰轰烈烈地搞*，没整到她头上来已经算她运气了，她不但不收敛点儿，还敢跑出来劝阻革命学生不要闹，这胆子也太大了吧？姑妈姑爹怎么能跟赵梦春这种人同流合污呢？真是糊涂得可以！不行，要反击一下，不然以后有的罗嗦哩！

于是，钟佩文严肃而激动地说：“你们怕这怕那，就是不怕中国出修正主义！出了修正主义，劳动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你们怎么不好好想一想呢？”三位长辈顿时目瞪口呆。赵梦春吓得脸也白了。见这几个长辈不堪一击，钟佩文得意洋洋地回学校去了。

想想当年，看看现在，一晃七年过去了，姑妈和赵梦春的话还在耳边回响，但钟佩文已不再反感了。他想，*反修防修确实应该搞，这几位长辈说的也被事实证明是对的——都有理！

“小文，你在想什么？”姑妈推了他一下。他笑了笑，问：“隔壁赵阿姨这几年怎么样啊？”姑妈把一碗热气腾腾的汤面放在桌上，说：“又能怎么样？——快趁热吃！——你也知道，她本来话就不多，六九年那会儿清理阶级队伍，她给逼疯了，话就更少了。她没事就弹琵琶，弹革命歌曲。不过呢，有时候偷偷地弹几个老段子，只给我、你姑爹、还有你钱叔听，是关起门来听的。这是她唯一的安慰。还有，她常问起你。听说你蹲了学习班，她还愤愤不平，说作孽呦，我们蹲学习班是该应的，他这个好孩子也蹲，不对啊！她还是挺喜欢你的。”

钟佩文边吃边问：“我看她家黑灯瞎火的，她上哪儿去了？”姑妈说：“她跟你钱叔回上海去了。老钱这人真不错，不嫌弃她，还娶她当老婆。有不少人劝你钱叔，要他别娶赵梦春。你钱叔也不说什么，只是笑。他和你赵阿姨在一个单位共事多年，你赵阿姨独奏，他就帮腔，配合得十分默契，彼此很是了解。他背后跟我和你姑爹说过：赵梦春脾气好、人品不赖，人也怪可怜的，他早就想着她了，怎奈那时候强调阶级路线，他虽出身城市贫民，可缺乏勇气，一时下不了决心。*来了，看着她在遭罪，实在于心不忍，后来下决心娶赵梦春。你钱叔说，能跟她结婚，是三生有幸。你钱叔还告诉我们，有些当领导的*前经常批评赵梦春，警告她要好好改造世界观，不然就会成为阶级敌人；可是私底下找过赵梦春，想跟她有一腿。你想啊，你赵阿姨多漂亮啊，政治身份又不好，正需要有人能保护她哩。搁谁，谁都以为她一定会顺从的。可是你赵阿姨就是不从，见了他们就躲。你看看，有的人该有多坏！表面上装得人五人六的，其实呀，一肚子坏水。你赵阿姨怎么会信得过他们呢？现在看来，你赵阿姨有眼光，要是顺从了那些领导，*当中还不知道会整成什么样呢！还不是会骂她，说她用美人计拉干部下水，说她在革命队伍里找代理人，这还不要了她的命呐！不过呢，话也得说回来，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啊！”

钟佩文感叹不已：“是这样，世上还是好人多。我在吴湾受审查的时候……”他绘声绘色地讲了那次批斗会。姑妈感动地说：“你可别忘了人家呀！”

这时，姑爹推门进来了。钟佩文跳起来跟姑爹拉手。他一向敬重姑爹，因为姑爹像钱呈祥对赵梦春一样对待他的姑妈。

说起来，这姑妈并不是亲的。她是钟佩文他爸最小的师妹，叫周玉茹。姑妈的前夫黄阿毛，是上海滩的小开。人倒是长得满英俊，可中看不中用，从小受父母的溺爱，不学无术，不务正业，成人后整天混迹于睹场、舞厅和妓院，没几年就把父母遗留给他家产败得精光。他不思悔改，却琢磨起不光彩的生财之道来。他见周玉茹是红旦角，又有姿色又有钞票，就一心想把这棵摇钱树弄到手，于是耍尽了各种伎俩：只要是周玉茹的戏，他每场必到；看戏的时候，对周玉茹的每一个亮相、每一段唱腔或念白，他都要叫好；他还常常到后台向周玉茹献花；还常常雇马车或小汽车亲自接送周玉茹。周玉茹常常被感动得泪流满面。也难怪，她太需要爱了。她出身苏北一个贫苦农家，五六岁上死了爹娘，由亲戚送到扬州一个戏班子学戏，刚好跟钟佩文他爸在一起,，同属玉字辈的。由于她最小，又是孤儿，所以除了师父有时训她几句外（师父是从来没揍过她的，不像对其他徒弟，三天两头要揍几下，说是不打不成才），师兄师姐们都把她捧着过日子，师娘待她就别提多好了，就像亲生女儿一样，常带她一起睡。她也就养成了任性的毛病。她先在苏北一带唱草台班，后来闯上海滩，很快就红了。她唱戏很成熟，可处世太单纯，又不听师兄师姐们的劝，加上年纪轻，正当红，好虚荣，被黄阿毛的狡猾手段迷惑住了，误以为黄阿毛是自己的知音，不久便投入黄阿毛的怀抱。钟玉文以大师兄的身份说了她几句。她不但不听，反而闹了别扭，连话也不跟这位大师兄说了。直到结婚以后，她才发现黄阿毛的真面貌，就哭着闹着要离婚。黄阿毛哪里肯放，就用了一些无赖手段，一会下跪哀求，一会抖狠威胁，还请了他的狐群狗党来家里恫吓，闹得鸡犬不宁。当时正值战乱，社会动荡，周玉茹只得含悲忍泪，接受了这个事实。黄阿毛吃喝嫖赌，把周玉茹赚的血汗钱几乎挥霍一空。周玉茹作为红旦角，竟然连几件象样的衣服也买不起，丢尽了脸面。更让周玉茹伤心的是，黄阿毛嫖妓得了性病，害得周玉茹也身染重病，丧失了生育能力。解放后，周玉茹被安排到红旗京剧团工作；黄阿毛没有什么本事，只得由居委会安排扫大街。说真的，黄阿毛经过教育还真的变得老实多了，与周玉茹之间相安无事。五七年反右，周玉茹给领导提了几条意见，被认为是右派言论。她找专案组长哭哭啼啼认了错。专案组长念她出身贫苦，再说右派的名额已满，就没给她戴上帽子。可是，专案组走后，外面就风传周玉茹跟专案组长有一腿，所以才逃过此劫。黄阿毛这回可逮着理了，经常拿鸡毛掸子打她，还大喊大叫的，骂声连天，生怕街坊听不到。周玉茹整天以泪洗面，想想自己的身世，越想心里越苦，就跑去投黄浦江。

姑爹叫韩正卿，那时也在红旗京剧团工作，他不相信周玉茹会干那事。那天，周玉茹去投黄浦江，在弄堂口恰巧被韩正卿看见了——难道这是老天爷安排好的？韩正卿看她脸色不对劲，思量着她要出什么事，就暗暗跟随，一见她来到黄浦江边码头上，就知道大事不好，赶紧跑上去拉她，可是来不及了，周玉茹已经跳了下去。韩正卿不会游泳，就马上请人搭救起来。周玉茹保全了性命，却因溺水而损伤了脑子，从此不能当角儿了，只是给别人包包头、做做片子，有时去个老妈子之类的小角色。三年灾害期间，黄阿毛病死，周玉茹又喜又悲，喜的是终于甩掉了这个扫帚星，悲的是今后又是孤苦伶仃的。这时，韩正卿向她发出了爱情的呼唤。韩正卿是打鼓佬，解放前曾经在天蟾舞台、黄金大剧院干过，给钟玉文、周信芳当过鼓师，也有一些名气。他前妻是二路旦，上海解放前夕去了香港。临行时，要韩正卿一起走。韩正卿要迎接解放军进城，坚决不走，还劝前妻别走。二人遂分道扬镳。韩正卿还劝弟弟韩少卿别走，可韩少卿不听他的，也带着老婆去了香港。韩正卿为自己在祖国和个人前途的关键时刻进行了正确的政治选择而自豪。他万万没想到，不知为什么，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竟会惹上特务嫌疑。为此，他十分愤怒和烦恼。好在他为人精明，好好先生，因此祸不及身，平安度日。五七年帮党整风，他死不开口；积极分子屡次动员他给党提意见，他只是笑笑而已。事后，朋友们说他真能沉得住气，他还是笑笑而已。救了周玉茹以后，又风传他跟周玉茹是老情人。黄阿毛还气势汹汹地上门质问；一言不合，双方打了起来。他狠狠揍了黄阿毛一顿，为周玉茹，也是为自己出了口恶气。黄阿毛就地十八滚，耍起了无赖。韩正卿再也无法忍受多年的怨气，就通过钟玉文的关系，调到武汉京剧团来了。

那时，钟佩文的姆妈刚去世不久。六二年十二月，钟玉文病逝。钟玉文在临死前一天已不能说什么话，只拉着韩正卿的手说：“文……玉……茹……”韩正卿流着泪安慰他，要他放心，保证和玉茹一起好好照顾佩文、佩玉。钟佩文还小，管不了什么事；钟佩玉还在安庆演出，一时赶不回来。韩正卿跟市戏校有关人士忙着办丧事。灵堂设在自治一街殡仪馆，省市文教局分别送了花圈，市戏校主办追悼会，韩正卿当司仪，文教系统主要领导到场，其中一位领导致悼词，京剧科所有学生三人一组轮流上前向钟玉文遗像磕头。场面真够大的！周玉茹从上海赶到武汉时，丧事已然结束。她跪在大师兄的遗像前哭得像个泪人。当年她不听大师兄良言相劝，还跟大师兄闹别扭，白白受了半辈子苦，后来深感愧疚，一直不敢上师兄师嫂的门；有时在路上碰见了，也十分尴尬。她只有把愧疚化作对钟佩文姐弟俩的百般疼爱、尽心呵护；尤其对小佩文，更是疼爱有加，老抱在怀里亲个没完。小佩文不谙世事，总以为姑妈比亲妈还好，常引得大人们乐不可支。大师兄一家要去武汉，她才鼓足勇气去码头送行，在兄嫂面前狠狠地哭了一场。后来，她常常写信问候。如今，仙凡路隔，相见无期，人间的亲人就更少了。哭着，哭着，她把小玉小文紧紧地搂在怀里。韩正卿向她交代了大师兄临终之意，并坦率表达了想和她一起照顾佩文佩玉的心愿。周玉茹当然百分之百地愿意，但觉得大师兄刚去世就跟韩正卿谈婚论嫁无论如何也是不妥当的，得缓缓再说。韩正卿表示充分理解，只要求她速来武汉照顾小文，自己还是先住在园子里；至于什么时候完婚，一切听从周玉茹的。周玉茹回上海征得领导同意，请了长期病假，到武汉照顾钟佩文。考上高中那年十一月，全国戏曲团体一律封箱（再也不演传统戏了，把行头锁进衣箱里，只演现代戏），周玉茹正式办了病退。六五年元旦，她跟韩正卿正式生活在一起了。那时，她已四十六七岁，花容不在，又不能生孩子，老觉得对不住韩正卿。可韩正卿一点也不在乎，反而常在朋友们面前说自己有福气，得到了当年上海滩的红旦角儿，今生足矣。钟佩文看在眼里，敬佩在心里，所以跟这位姑爹十分亲近。

姑爹问：“聊什么呢？”

姑妈说：“聊老钱跟赵梦春的事。”

姑爹感叹地说：“老钱真是好人！”

钟佩文笑着说：“我姑妈不也碰上您了！”

姑妈听了直笑。姑爹也笑：“她碰上我，算她倒霉。我的特嫌问题差点把她吓死。”

这是钟佩文知道的。每次搞运动都要提出他的所谓“特嫌”问题，不过每次又都不了了之。这几年提得特别多，六六年一次，六八年清理阶级队伍一次，在干校又一次。他也磨练出来了，不辩解，不吵闹，也不发牢骚，成了老油条，笑口常开。革命动力骂他“狡猾狡猾的”，朋友们夸他“高，实在是高”。

钟佩文总搞不懂：既然抓不到证据，又没有现行，为什么老是说个没完呢？让人觉得没意思，很无聊。难道非得等人进了棺材才算完吗？一些人究竟是怎样在执行党的政策的呢？真让人纳闷。想到这里，他说：“姑爹，特嫌问题总共查了二十多年了，早该下结论了啦，可为什么还不下结论呢？”

姑爹说：“我这几年也老在琢磨这个问题，形成了一个看法：其实啊，他们自己也知道查不出个名堂来，就从来没查过；之所以揪住不放，是因为有些人呐没事儿做，要是不找点事儿的话，这日子可怎么过呢？抓阶级斗争，总得有具体的对象、具体的事儿嘛，他们当然得找点儿事儿。”

姑妈也说：“是这个理儿——哎，这话在外面可说不得。小文，记着了？”钟佩文怕她一急就犯头晕病，就赶忙说：“记着呢。——哦，明天我就找汉生、晓鹏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