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钟佩文吃了早点，就去找汉生。

他来到前进五路援越里，怀着激动而紧张的心情叩响了汉生的家门。开门的是汉生。他一见钟佩文，就高兴地呀了一声，一把将钟佩文拉进屋里，按在椅子上，又喊道：“爸爸，汉萍，佩文来啦！”金叔叔从屋后自搭的简易厨房里走出来，一边用抹腰擦手，一边惊喜地说：“小文，几年没来了。怎么，把你金叔给忘啦？”汉生忙说：“他这几年在乡下、鄂城过年，没来武汉。是吧，佩文？”钟佩文笑而未答——当然笑得有点尴尬；只是向汉生投去感激的目光。金叔笑了笑，摇了摇头，说：“有机会来武汉，一定要来我们这儿玩玩。亲戚朋友要常常走动才好。**讲革命，也讲朋友交情嘛。”说完，朝外面望了望。

这时，汉生的妹妹汉萍也从里屋出来了，钟佩文笑着跟她打个招呼。可是，没想到，汉萍沉着脸说：“怎么啦，都快三十晚上了，还要搞外调?还要不要人活了？”金叔不高兴地说：“萍萍，你怎么了？只两年多没见面，就忘啦？他可是你佩文哥呀，自家人！不许这么说话！”汉生也说：“萍萍，要有礼貌！”

“礼貌？哼！”汉萍说，“跟这种人还讲什么礼貌！哥，你要我跟他讲礼貌，可他跟你讲了什么呢？正是他害得你没好日子过！这个仇，我是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

钟佩文尴尬已极，难受已极。是的，他对不起汉生，对不起这一家子。他和这一家子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可是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他竟给这家人带来了莫大的痛苦，尽管不是故意的。他愧对汉生，愧对金叔，也愧对汉萍！

他从来都是把汉萍当小妹妹看待的，汉萍也一直把他当大哥哥看。汉萍生于一九五八年。她两岁时，正是三年饥荒中最艰苦的一九六零年。那年头，饥饿成了甩不掉的魔鬼，终日伴随着你，摧残你的身体，咬噬你的心灵，叫你痛苦不堪。人们为了填饱肚子，能容忍一切。钟佩文记得清清楚楚，有一次，他和他妈排了两个多钟头的队，买了一斤喜饼，一两一个，共十个。回到家里，他拿一个吃。里面的馅儿帮硬，味道也有点怪怪的——管他呢，吃了再说。吃着，吃着，吃到一个东西，咬碎了，很苦，他也没在意，一口吞下。一会儿，又吃到一个东西，咬了一下，好苦。他拿出来一看，竟是甲虫。他马上想到，刚才吃进去的那个东西一定是甲虫。不过，他一点也没有觉得恶心，只是把甲虫吐了，又把饼子掰碎，看还有什么不该吃的东西，然后吃光了饼渣。又有一次，他买了一点野生蒿巴——他常常买这个玩意儿吃，聊以充饥——来吃，微甜。吃到其中一个，味道有点怪，他用铅笔刀削开一看，里面有一条小拇指粗的白色虫子。他又没有觉得恶心，只是用刀把虫子弄出来，然后再吃蒿巴。像这样的事，他经常遇到，其他人也一样。吃饭吃到一粒沙子，只是想办法把沙子弄出来，饭是绝对舍不得吐的，还要连同弄不出来的更小的沙粒一起吞进去。这是有东西吃的情况，在那时侯算是好的，而粮食紧张的家庭就惨喽。汉生家就这样。他妈为了让儿女能多吃一点，把自己的粮食标准降到最低限度，省下粮食让汉生兄妹俩吃。有时，她自个儿实在饿得不行了，就到菜场捡点萝卜缨子和白菜叶回家煮着吃，吃得直吐酸水。这一切都是瞒着家里人做的。六一年下半年，汉生读初中了，粮食定量加到三十三斤。给他办增加粮食定量手续的一位户籍高兴地说：“好啊，以后可以吃得饱一点啦！我的姑娘还得等两年才加哩。”他妈欣慰地笑了，但此时她的肝炎已发展到肝硬化，人已经不行了，终于在九月的一天，他妈悲痛地撇下一家人独自走了。汉生一直以为他妈是害肝病死的，后来才渐渐明白过来，妈妈是为了他们兄妹二人死的。他曾流着泪向钟佩文、胡晓鹏二人讲述这个刻骨铭心的伤心事。钟、胡二人被这种伟大的母爱感动至极，自然就格外疼他妹妹，时时袒护，处处迁就，尽力让她高兴。*初起，钟佩文他们去大学看大字报，常常带她出去看热闹，走累了，就你背一会儿，我背一会儿。她什么也不懂，只觉得好玩。她七零年读初中，开始懂事了。七一年蕲春来人找到她家里查证一些事，她才知道钟佩文出事了，由此他憎恨起那个他十分喜欢的哥哥来，咒骂过不知多少次。汉生因此说过她，为钟佩文辩护。她不服，拍着桌子又叉腰，说她哥哥是个大傻瓜，被人卖了还给人家数钱，还发誓见了钟佩文绝不放过他。今天，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她要把这几年憋在心中的冲天怨气全发泄出来！

她鄙夷不屑地说：“革命家先生，您还到这儿来干什么？你把我家折腾得还不够吗？我哥原来在宣传科工作，就因为你的事给一脚蹬出来了，也被审查了几个月。大好前程楞毁在你手里。你还来找我哥干什么？是不是为你以后再写交待准备材料，啊？哥，我早就告诉你了，别跟这种人来往，当心以后又被他出卖了。”她越说越气，不顾爸爸、哥哥的一再喝叱，指着钟佩文的鼻子吼叫道：“姓钟的，早知道会这样，六一七武斗那天就该叫珍珍姐把你给水（告发）出去，让造反派打死你这个坏蛋，免得后来害我哥哥。你走！赶快走！再不走，我要叫你——了！”

这些话像匕首一样刺得钟佩文心在流血！当年那个尽向他撒娇、又搂脖子又亲脸的小妹妹，如今变得都不认识了，面色铁青，泪水涟涟，咬牙切齿！这怪谁呢？钟佩文觉得，只能怪自己。人家当年保护过你，你却害了人家。将心比心，小汉萍恨你，是理所当然的。这就叫报应！是该走了，本不该来；不过，来了，被人家骂一顿，也是有所偿还——当然，这个债是永远无法偿还的。想到这里，他下意识地站了起来，全没了当年大哥哥的风范。

汉生火了，一把拉住钟佩文，又骂他妹妹：“你懂得什么？他肯定是被别人算计的，是虎落平阳被狗欺。要是换了你呀，眼泪还不知道会流几大缸呢！佩文，别理她！”边说，边把钟佩文按在椅子上。

钟佩文忙说：“汉萍说得对。她心里有气。”

金叔也说：“萍萍,你看你今天都说了些什么？你能理解你佩文哥当时的处境吗？你还小，哪懂得社会上的事呵！都说风浪险，可人心比风浪更险。小文，你别计较。她不懂事，刀子嘴巴豆腐心。你以后吸取教训就是了。”

钟佩文连说“是的是的”。汉生说：“走，出去逛马路，好好聊聊。别跟她一般见识！”钟佩文向金叔告别，跟汉生出去。汉萍追后面，恨恨地说：“一般见识，啊呸！金汉生，你跟他多说一点儿，好让他再写点揭发材料。”

二人由前进五路往江汉路走去。汉生劝钟佩文别生气，钟佩文说：“我一点也不生气。汉萍骂得有理，我是对不住你们全家——”

汉生啧了一声，说：“什么对不住啊！我跟我爸完全理解你当时的处境。换上谁都会那样的。你少说废话！听得烦人！噢，佩文，告诉你，晓鹏他姥爷病重，他一家子去那儿看他姥爷去了，就在那儿过年。他临走前找过我，要我告诉你，他能理解你当时的处境，不会抱怨你的，要你放心”。

钟佩文十分感动，心里热乎乎的，说：“能体谅我的，唯你二人矣！”

汉生说：“不止我二人啊！还有我爸爸。是他要我们体谅你的。”

钟佩文“啊”了一声。

汉生说：“我爸爸一听说你出了事儿，就说你一定是没经验搞成的，绝不会有意害我们。他说这种事儿他见得多了。他老说起你，不知道你会怎么样，就怕你一时想不开去寻死，要么被逼疯。这种事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他见过。你要真那样了，我们都会为你惋惜的。现在看来还好，看你的气色还不错，只是瘦多了。你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呀？为了打听你的情况，我和晓鹏多次找过你姑妈姑爹。他们说得含含糊糊，不知道是不肯说呢，还是不很清楚你的情况。”

钟佩文说：“他们是不太清楚我的情况。有一点可以告诉你：我姑爹一直背着一个政治包袱，就是‘特嫌’问题。事情是这样的……”他详细地把事情的经过告诉给汉生，又说：“汉生，你想啊，他们有这个包袱在身上，我还怎么把我的事全告诉他们呢？我一直没给他们写信，我姐姐姐夫也只跟他们讲好的，就是怕他们担心。”

汉生问他怎么会成为审查对象的。他苦笑了一下，说：“说来真是可笑！一打三反刚开始的时候，领导要我们放包袱，就是自己谈自己在*当中的问题，说什么谈得越多，就表明你对党越忠诚，对毛主席越忠诚，还保证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说得情真意切，让人不能不感动。我坦率地谈了自己的一些问题，其中有七二0事件——不过，没涉及到你和晓鹏。我的原意是接受大家的批评并且进行自我批评。这也是领导讲的。他们表扬我，说我放包袱放得好，鼓励我再说具体些，以便组织进一步了解我。于是我就说得具体一些了，也就提到你们了。他们又说我思想深处还有包袱，对组织还不够放心，还有所保留，所以放得还不彻底。我一听就急了，为了表明我对组织百分之百的热爱和信赖，就说得更多了。我以为他们对我应该是非常信任了，哪知道他们对我逐渐就没有好言语了，只有威逼恐吓，只要我谈自己的问题。我这才明白上了当，但为时太晚。我说我在*中是有成错误，但不是只有错误，我还做了很多好事，你们不能只看我一个方面而否认我另一方面。那个叫汪兴无的家伙勃然大怒，冲我直吼，说我不老实，想混过昭关，对我威逼恐吓。”

汉生说：“你当时怕不怕？”

“我当然不怕，只有愤怒。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唉，没想到后来是那样的局面！我原本想当个批判陈伯达的积极分子的，没想到历史会跟我开了这么大的一个玩笑，我不但没当成积极分子，反而成了审查对象。你说啊，用北京话讲，这逗不逗？”

汉生说：“是呀，果然不出我爸爸所料。我们厂里搞运动也是先要人自己讲。刚开始，我也像你一样讲了一点。本来我还准备讲的。可是我爸坚决要我别说。我问为什么。他说，言多必失，说不定哪一天会被人抓住把柄的，还提到文楚明平时胡说八道给自己惹下多大的麻烦。我听了爸爸的话，想想有理，就一直没再说话。有人来动员我，我也不说。等蕲春来人到家里查证一些事，我爸就知道你着了一些人的道，一定信口开河说了好多不该说的话，给自己惹了麻烦。我爸对你很惋惜，说你无意中断送了——唉怎么说呢？干脆明说了吧——就是断送了自己的前程。你听了别太难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我不也这样了？”

“我也一样。都是自己惹的祸。”钟佩文装着无所谓地说；其实他心里难过到了极点，脸上的肌肉竟不觉抽搐了几下。幸亏路灯昏暗，汉生没看见。

“佩文，这就对了！噢，后来你怎么办呢？”

“怎么办？我就再也不开口了。他们也拿我没办法。唉，要是我在武汉有你爸爸指点，那该多好！还是老一辈人有经验。运动初期，我姑妈就要我别闹，说五七年有人给党组织提意见提成了右派。我当场就反驳了，我说右派是自己跳出来*的，跟提意见有什么关系？是他们的阶级本质决定的，你想让他们不跳都不可能；还说她怕这怕那就是不怕中国出修正主义。你看，后来的情况楞让她给说着了。她有什么文化？可她有的是经验。你爸爸也是过来人，当然经验丰富了。我们缺的就是经验。我现在才发现，这经验是个宝啊！”

“是呀。以前我还瞧不起我爸哩，总以为他的那一套太陈旧，可没想到楞让他看准了，丝毫不差。唉，也难怪，你知道吧，我爸爸五七年反右的时候还是专案组长哩。看来，他懂得政治上的那一套，而我们完全不懂。”

钟佩文很惊讶：“我从来都不知道你爸爸五七年还是专案组长呢。你也从来没说过呀。”

“他以前也从来没告诉过我。是这两年，特别是知道你出事以后，才一点一点说给我听的。我才了解了五七年反右的一些内幕。真让人感叹不已啊！”

“你爸爸是怎么说的呢？”

“其实也是以前我们听到的那些。这些事，大家早就在议论，只是不敢公开讲，怕惹来大麻烦。记得以前我每次问他，他都没好气地训我一顿，骂我想挨枪子儿，不许我乱说。这几年跟我说的时候，每次都心情沉重，觉得太残酷了，太缺德了。他说，一再动员人家提意见，人家不提意见还批评人家，可等人家提了意见，就翻脸不认人了，说人家是反动派。他在办专案的时候看到不少人委屈得痛哭，心里也不好受。他说，要是不了解这些人，说他们是反动派，他是绝对不会手软的；可是他太了解他们了，他们肯定不是坏人，有的是多年的同事，有的还是穿开裆裤一起玩泥巴的小伙伴，把他们当坏人实在说不过去。说知识分子是右派，他还想得通——知识分子嘛，是有点复杂，肚子里面的道道就是多。”

说到这里，汉生看了看钟佩文，见钟佩文正侧耳倾听，似乎不在意，又说：“我可不是对知识分子有偏见啊！你听完我下面的话，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我爸的意思是：他对知识分子不了解，所以说知识分子是右派，他还想得通；可他太了解那些工人啦，一直就在一起工作，朝夕相处，互相知根知底，他们顶多是爱发点牢骚而已，绝对不可能*反社会主义。他实在想不通啊，可他是**员，必须服从党的决议，还是按照上面的规定，把他们一个一个打成右派。领导表扬他立场坚定，他当时还是满高兴的，曾一度怀疑自己的党性是不是有点儿问题。五八年大办钢铁，他好积极哟，守土高炉经常熬通宵。我妈要他注意休息，他还说我妈尽拖他后腿。他告诉我他当时还认为正是反了右派，才有大跃进的。他还在心里进行自我批评，批评自己在反右斗争中有右倾思想，暗暗自责。没想到后来是三年自然灾害，那几年饿肚子把他饿清醒了一些，他又开始怀疑了；后来我妈死了，他才完全醒过来。从此，他的政治热情就慢慢消退了。我们几个原来老议论他思想落后，缺乏政治热情，连一个群众组织也不参加，那是我们不了解他心里在想什么。其实他心里明白得很。他一再要我体谅你的处境，不是单纯出于对你个人的同情，而是因为他把政治斗争看透了。你知道吧，他明明知道晓鹏的爸爸反右的时候出了点儿问题，却从不反对我跟晓鹏交朋友。我想，他一定也同情晓鹏的爸爸，只是嘴上不说罢了。我们都没他明白，所以都被人算计了。你最倒霉。哎，你还待在那儿干什么？他们再也不会信任你了。走吧！天下乌鸦一般黑，可武汉是个大城市，总比乡下强。你得想办法调回来呀，就是调到鄂城也比那儿好。是吧？”

钟佩文叹了一口气：“我肯定不会再在那儿待下去了。都入了另册了，成了内控人物，我的那些所谓问题，看样子，都成了抹不去的污点了，我还待下去干什么？只是调动不容易。那个山旮旯谁想去？我一走，就得找一个倒霉的去顶替。可谁想去呢？只有我这样的傻瓜！我常常想，对一个自愿留下来干革命的知青，他们应该爱护又爱护、培养又培养，可他们为什么就不爱护呢？他们说起来要爱护每一个人，可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

“那是自然的。爱护你，他们能得到什么？可审查你整治你，要是查出你是反革命，他们就能邀功请赏了，捞到好处了。”

“是真的，那些人是捞到不少好处。七一年低工资调整，革命动力们几乎都调整了。我看到一个姓骆的就调了，加了钱，买了块手表戴着，可神气了！可是革命对象一个也没加。我看见一个革命对象捂在被子里哭。”

“是呀，他们为什么对你爱护又爱护、培养又培养呢？噢，对了，他们打你没有？”汉生关切地问。

钟佩文说：“这倒不会。我不是本地人，没有冤家对头，不会有人来找麻烦的。歧视我的人有几个，但一般人都对我还可以；特别是乡下农民对我是很客气的。本地人就倒霉喽。我在那儿有个朋友，叫李义奎，出身富农，*中造过反，得罪过一些领导，所以从清队起就挨整。经济问题没有，就查政治问题；政治问题查完了，就查作风问题。说他诱奸自己的学生，是初中的。他当然不承认啦；连所谓的受害人自己都不承认，连受害者的丈夫都说没那事儿，可领导就是揪住不放。那些人真是无聊透顶！可有什么办法呢？老李的事一拖就是几年，拖得人憔悴不堪。好在老李想得开，好在他老婆很开通，又体贴他，要不然他肯定会发疯。这是一个。还有：有一个积极分子是区卫生院的，就是那个姓骆的，得了痔疮，领导赶忙叫他休息，还经常嘘寒问暖，惟恐关心不够；另有一个也是区卫生院的，是个审查对象，也有痔疮，还更严重，在流血，可被领导硬逼着上山砍柴。你看，这就是他们所标榜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得实事求是，对我，区辅导组有一点还是做得很不错的，就是我的工资一直没停发过，还帮我解决了农转非的问题。只有专案组的几个家伙想往上爬，老揪着我不放。专案组里也有明白人，那些人搞过几次外调，无功而返，以后对我的态度就好多了；可这些人在专案组里不得势，帮不了什么忙，还不得不跟我保持一段距离。我那个朋友老李告诉我，专案组里有人说我太幼稚，不懂政治。他还告诉我，说这话的人并没恶意，本意倒是同情我。这我明白。我承认我不太懂政治，但我更不懂的是这种谎话连篇的政治。列宁说，说谎是道义上的灭亡。怎么现在一些人以会说谎而自豪？他们不是常常学马列主义的吗？*说过，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他们不是组织群众批判过吗？骂*搞阴谋诡计，可他们自己照样在搞。*事件发生以后，他们不向我们传达中央文件；后来，只传达了三句话‘林陈死党，叛党叛国，罪恶滔天’，还规定不许打听其中的细节。其实，他们明明知道我们这些人已经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了*的问题，可是还要装模作样地不向我们原原本本地传达文件，不准我们打听细节。你看，他们多么虚伪！我真不明白，难道这就是他们的政治？难道搞政治就一定得说谎？难道政治就没有真诚可言吗？要真是这样的话，那就人人说谎；可要是人人说谎，那叫什么世道？*说起来是触及灵魂的革命，可是触及了这么多年，为什么把说谎当成了法宝了呢？这是进步呢，还是倒退呢？你说，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以后应该相信谁呢？”

汉生叹了一口气，说：“你想得倒是挺深的啊。这个问题我和晓鹏也议论过，结论跟你的差不多。这年头，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那些当领导的。你记得初中那个老同学章晓玲吧？她出身不好，可她多积极，每天第一个到校，一来就扫地擦桌子，学习也抓得紧，老师们对她评价都不错。结果呢？高中她就是上不去，成绩比她差多了的都上了，说是要贯彻阶级路线。上面不是说得好好的吗，什么出身不由己，道路自选择，什么讲成分，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可现实呢？竟然是这样的，说一套，做一套！可恶！”（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