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佩文气愤地说：“她真倒霉！可还有比她更倒霉的哩。你还记得老文说过的一件事吗？他们老师听党总支的话，真心诚意地狠斗私字一闪念，还写成文字，争先恐后地交到陶书记手里。可是结果呢？陶书记说话不算数，不但没给他们保密，在运动初期还全给抛出来了。”

汉生说：“这里只有诱惑，就是引蛇出洞，没有真诚可言。我爸爸是**员，可他也说——唉，算了，不谈他了。以前我要是听谁说五七年的右派是给党提意见才当上的，我会狠狠批他一通，可现在我绝对不会这样做的。你看到没有，那些造反的落了什么好？有人说这也是引蛇出洞，先让你造反，再跟你秋后算帐。王任重的‘秋后算帐’早就批了，还成了他的一大罪状，可现在搞‘一打三反’不就是在秋后算帐吗？依我看，手法跟五七年差不多——引蛇出洞。你没注意到吗？这跟你的情形有什么区别？抓走资派抓了几个？而且现在大多数挨过批的干部又出来了。”他沉吟了一会儿，悄悄地说：“我对‘一打三反’有这么个感觉，整了这么多人，其中主要是造反派，似乎是为了让那些挨过整的老干部出出气，以便安抚一下他们，免得怨气冲天，搞不好工作。你看会不会是这样的啊？”

钟佩文自六七年武汉军区发布《严正声明》以后就跟造反派分道扬镳，对他们一直有不敢苟同的态度。但跟汉生保持朋友关系则另当别论——他们是老同学，在一起造过反，再说汉生在“七二0事件”以后保护过他：人家对他太好了。他无论如何不能够舍弃这个朋友！在‘一打三反’运动中，他看到造反派也在倒霉，不知不觉中恢复了对造反派的感情。他再听到造反派发牢骚也不反感了。因此，现在他听到汉生说这番话，并不觉得刺耳，反有认同之心，于是他点了点头，说：“我看，有理。”

他们来到水塔街。汉生指着水塔说：“那年你在水塔上当广播员，我在外面一个劲骂你。你要是也造反，我们一起干，该多好！哦，七月二十三号早晨，你心情一定坏极了吧？”

钟佩文说：“那是自然的。那天早晨听到广播里喊‘打倒百万雄师中一小撮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头头’，那时候哇心里真不是滋味，知道一切全完了；可怎么也想不通。在那种情况下想不通也得通啊！七月二十号、二十一号、二十二号游了三天行，在汽车上大喊‘好消息，好消息，中央批准斗王力！’当时是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有一件事还没跟你说过：中央表态的前一天晚上，头头找我们开会，告诉我们，上面给工人总部平反，工人总部平反以后加入百万雄师。我当时满高兴的，心想谁也没输，谁也没赢，皆大欢喜。没想到一夜之间形势大变，百万雄师一下子就垮了，人都散了。”

汉生说：“我那天最担心的就是你，怕你吃亏。你想想，那天要是我们的人冲进水塔去了，乱军之中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我在华工写大标语，一时又过不来。给宿舍打电话，赵阿姨说你姑妈姑爹都到水塔对面的人行道上等你。我一听就更急了，你怎么能从大门出来呢？外面全是我们的人，你出来肯定凶多吉少。后来见你一点也没伤着，又知道你还是从消防队后面围墙的一个破洞跑出去的，我才放心了。嘿嘿，你还有这么一段插曲哩。”

二人不由得笑了起来。

钟佩文说：“那段时间，我姑妈姑爹差点给吓死，怕我想不开，又怕我挨打，更怕我有个三长两短他们没法向我爸爸、姐姐交代。还好，有你保护，我一直没吃亏，只是思想上很苦恼。我得出一个结论：矛头向上总比矛头向下要好，左一点总比右一点要好。可现在看来，这个结论肯定又不对。究竟怎么样才对，我已经完全搞不清楚了。这几年我的脑子里面全乱了，不知道如何是好。你怎么样？”

汉生颇有同感：“你问我，我去问谁呀？这几年我跟你一样，脑子也乱了。你来说说看，*是接班人，这是上了党章上了宪法的啊，可现在被骂得狗血淋头，这之间怎么解释呢？说以前弄错了，怎么错得这么厉害呢？还有，罗瑞卿、杨、余、傅都平反了，这里就有个问题。佩文，你能解释吗？”

钟佩文摇摇头，说：“我想，毛主席是不会错的，可事实又怎么解释呢？我肯定解释不了。我想这里面肯定有什么奥妙，只是这个奥妙我们谁也没搞清楚。”

汉生叹了一口气，说：“谁也搞不清楚！*事件以后，很多人一谈起国家大事，都爱说搞不清楚。也确实搞不清楚。造反派挨批，骂他们搞武斗。可怎么能尽骂他们呢？*就说过‘文攻武卫’。造反派拿*的话做根据。有人问有没有红头文件证明*说过这番话呀，造反派当然拿不出来，只能自认倒霉。记得当时*的那个讲话贴得满街都是呀，可又有谁出来做证呢？谁又做得了证呢？”

钟佩文说：“如今这年头，说不清、道不白的事儿真是太多啦！”

说着，二人来到红旗大楼。金汉生兴奋起来，对钟佩文说：“你还记得那天晚上我们三个到这里支持造反派封红旗大楼的事吗？”钟佩文说：“我怎么忘得了啊！”

那是六六年十月份的事。那一年九月份，北京南下造反大队到武汉来串连，点*之火。他们认为，湖北省委捂了阶级斗争盖子，压制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致使湖北地区的*搞得冷冷清清，这里一定有鬼，就联络一些大学生炮轰湖北省委。这样，大专院校的学生便分成了两大派，炮轰派成了造反派，保卫派成了保守派。两派的人日夜争论不休。钟佩文他们回到武汉，见武汉闹得正欢，赶忙相约去湖大、武大、水院、武测、华工看大字报，听别人辩论。在湖大，他们参加了一次造反派的集会。几个被学校党委打成反革命的学生上台控诉，直讲得声泪俱下，引得会场上口号声声，人们一个个怒形于色。一位女学生传达了中央*的讲话精神，说那几位学生是“光荣的反革命”。台下顿时响起一片欢呼声。钟佩文他们也激动地鼓掌。他们当即决定，坚决站在造反派一边，成为一名造反派战士。与此同时，汉北中学跟别的学校一样围绕着“怀疑一切”在进行激烈的辩论。造反派拥护“怀疑一切”，认为搞*没有怀疑精神就搞不成；保守派则反对“怀疑一切”，认为对什么都怀疑是唯心主义，无法解释建国十几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也无法解释许多问题，例如你怀不怀疑伟大的党啊、怀不怀疑《国际歌》啊，等等。造反派逐一回答了这些质问：建国十几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就摆在眼前，大家都思考过并且承认，所以不用怀疑；领导我们取得伟大成就的是伟大的党，这也是大家都思考过并且承认的，所以也不用怀疑；《国际歌》被实践证明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歌，所以也不用怀疑；可是湖北省委捂阶级斗争盖子，里面的问题好多，当然要怀疑，不怀疑怎么会发现问题？保守派认为这是诡辩。两派针尖对麦芒，相持不下。钟佩文他们写大字报表明态度，同意“怀疑一切”的提法，并宣称自己是“怀疑一切”的万能论者。

当时，他们没有自己的组织，只是思想上的造反派。十月份，全国的大串连形成高潮。大串连把*的火烧遍全国。武汉的大学生造反派为了控制宣传工具，更深入地批判资反路线，在一天晚上突然冲进红旗大楼，夺了湖北日报的权。这等于往油锅浇水——炸开了。造反派把红旗大楼各门紧闭，防止保守派冲进去。大门外、马路上，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钟佩文听到这个消息，就去找金、胡二人。不料，他们都不在家，家里人也不知道他们去那儿了。钟佩文就独自去了，并跟反对封闭红旗大楼的人进行辩论。

那时，大学生已然分了两派，中学生还没闹大，干部们还在观望，工人中想造反的一时还没动，而保守派已经先动起来了。钟佩文的辩论对手就是大学生和工人中的保守派。辩论中，他十分自豪，自己是中学生，跟大学生辩论，却不比他们差，他们读书越读越蠢。大学生是文人，辩论起来只动口不动手；可那些工人“大老粗”们并没有那样斯文，动口不行就动手。钟佩文跟几位老工人辩论。那几位老工人先是把他推来搡去，后来其中一位伸出右手一把抓住他的领口，指着他的鼻尖骂他，骂他跟五七年跑到报社外面乱喊乱叫的右派分子一模一样，要把他拉到派出所去。他毫不示弱，高喊：“有理说理，怎么动手呢！《十六条》说了，要文斗，不要武斗！”那位老工人吼道：“对你这个小右派不能只讲文的，就是要来点武的。走！”双方扭打起来。有人帮老工人，有人帮钟佩文。混战中，不知是谁把钟佩文的眼镜摘了下来。钟佩文累得气喘吁吁，两支胳臂都酸了，额头上渗出的汗往脸上流，眼前一片模糊。正在这紧急关头，他忽然听见金汉生在喊：“打人呐！破坏党的政策啊！”还听见一个稚嫩的声音：“不许打人！不许打人！”又听见胡晓鹏在喊：“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十六条》说得很清楚，‘要警惕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等到运动后期酌情处理’。请大家都别乱来。”那位老工人这才松了手，边揉着手腕，边丢下一句话：“以后再找这些婊子养的算帐！”钟佩文脸也憋红了，连喘了几口粗气。汉生、晓鹏走了过来，大骂那几个老工人违反了党的政策。汉萍也来了，挽着钟佩文的膀子，连笑带跳，大骂那些老工人是坏人。一位大学生模样的的人笑吟吟地走了过来，关切地问钟佩文身上扭疼了没有，又递过眼镜，说：“刚才我怕你的眼镜会摔下来打碎了，就来了个先斩后奏，把你的眼镜摘下来保管。现在，完璧归赵。”钟佩文几个非常感激，问他是那个学校的。他自豪地说：“武大的！”说完，手一扬，转身走了。汉生问钟佩文回不回去，钟佩文表示意犹未尽，于是他们三个带着小汉萍马上又跟别人辩论去了。那次，他们直到凌晨三点钟才回家。一路上，他们兴奋不已，胳膊挽着胳膊向前进，还豪情满怀地唱着：“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汉萍夹在汉生和钟佩文之间拉着他俩的手臂跟着唱。

想到这儿，钟佩文说：“那天晚上的事儿，想想真有意思。”汉生说：“那时候我们总在一起，多好！后来你脱离了造反派，我遗憾了好长时间，一直没能说服你。”钟佩文笑着说：“我也没能说服你呀。那时候，谁也说服不了谁，只等着中央表态哩。”

“佩文，说到中央表态，我一直有个问题没搞懂。中央既然知道谁对谁错，就该早一点给指出来，好多人就可以不犯错误，也不会闹到流血死人。六七年四月造反派杀向社会，要是中央早点表态，就不会有后来的武斗了，两派也不会那么对立了，可是中央一直到七月下旬才表态。你说，上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说真的，我并不知道。对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好久，可没想出个名堂来。不过，报上有说法。你还记得七一年两报一刊发表的文章《纪念中国**五十周年》吧？里面说，毛主席本可以下一道命令解决刘少奇的问题的，像五九年庐山会议一样，可是为了锻炼中国人民、特别是我们这些从来没有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年轻人，所以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方式。”

“可这么一来，运动就难免出偏差，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你看，‘七二0’之后斗百万雄师的坏头头是对的，可打死打伤好多受蒙蔽的群众我就有意见。我爸爸严禁我打一个人。告诉你，我保护你，就是我爸爸要我那样做的。还有，清查‘决派’本来是打击林陈一伙的，可是打击面大得很，连你也没能幸免。这种偏差是不是太大了一点？”

“我也像你这样想过。我有时候这么想，这么大的运动不出点偏差是不可能的。我那时候要是不过多注意造反派的缺点，也不会站到保守派那边去。可我有时候又反过来想，要是把我打残了打死了，我还会说这么大的运动出点偏差是难免的吗？我是说不出这种大话的。”

金汉生长叹了一声，说：“我问你：*以前说过，*当中死的人还没有一个小战役死的人多。就是根据他的说法，我想通了，要正确对待运动中的偏差。现在他死了，我们还能够像他说的那样去看问题吗？对*当中的这些事，我们应该怎样看才对呢？”

钟佩文被问住了。是呀，应该怎样看待*中死人的事儿呢？“六-一七”武斗后，他亲眼看见老会宾门前马路上倒卧的三具尸体，是百万雄师的，经过暴雨浸泡，面貌模糊不堪，身上长着绿毛，惨不忍睹；他还亲眼看见“六-二四”武斗后遗留的十具尸体，是造反派的，有男有女，有年长的有年轻的，令人心酸；他还看过重庆的一张大传单，上面登载有十几幅死者的照片，他们都是被产业军杀死的，其中一幅给他的印象最深，那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眼睛大大的，能说话；他还看见另一份大传单，上面报道了“涪陵惨案”；他还听见从各地传来的武斗死人的消息……当时，这一桩桩一件件血淋淋的事实让他辗转难眠。不是文化革命吗，怎么动起武来了呢？不过，他仍然相信，让群众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等于是进行了一次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要是资本主义复辟了，死的人会更多。但有时他又自己问自己，假如死的人中有他一个，或者是姐姐、姐夫、姑妈、姑爹，他也会这样想吗？他无法回答。现在汉生又是如此问他，他只好说：“我答不出来。”同时，他又劝汉生：“你提的问题太敏感，会惹麻烦的。”

汉生说：“我何尝不想像你说的那样去思考呢？我也不想惹事生非。可是，事实让你不能不去想。孟子说：‘心之官则思。’毛主席引用过这句话，还说他对脑子的作用下了正确的定义。本来嘛，人长脑袋天生就是想问题的。我就想不通，我们厂里清查‘五一六’和‘决派’，尽在造反派里头找，被清查的也全是造反派。可我了解他们，他们没一个参加决派，没有炮打周总理，倒是对周总理很热爱的。后来的外调证明我没看错。我也受了审查——噢，佩文，你可千万别多心啊，我不是在说你——怀疑我是的。我向他们说明，我们几个不但不是的，而且是反决派的。我发现他们对我的话不感兴趣，我就想他们到底想干什么。依我看，他们只希望我赶快承认自己是决派，他们好邀功请赏，他们根本不考虑受审查者的心情和前途。唉，我们是反决派的，结果反而成了嫌疑犯。你说气人不气人？”

“怎么能不气人呢？我还是保守派哩，他们照样不放过。我在学习班里也像你一样说，他们一点也不感兴趣，还警告我‘现在不是评功摆好的时候’，只是一个劲地要我放包袱后来又一个劲地逼交待问题，说穿了，就是要我承认我是决派。偏偏学习班里有个女的承认自己是决派，他们大喜过望，越发逼迫我赶快承认，尽管他们一次次外调也没有找到我是决派的证据。我不承认，他们就整我。本来学习班七二年初就结束了，他们找不到证据就应该解放我，可是他们不肯彻底解散学习班，硬要留个尾巴，就留下八个人，把学习班继续办下去。他们没按上面的政策办事。他们嘴里说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还有什么‘即使只露出一根头发，也要抢救’，说得怪好听的，其实呢，他们从骨子里巴不得你是反革命，以便邀功请赏。他们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关心每一个犯错误的人，反而以整人为乐。有一次劳动，往地里送淤泥。天正下着瓢泼大雨，我们几个送，专案组成员装，每一担装得满满的，相当沉。我倒不在乎。一担淤泥再重也不会比一担柴重。可让我憎恨的是，我亲耳听见那个叫汪兴无的家伙对其他几个专案组成员说：‘再装得多多的，压死他们！’你看，他们大骂造反派整人，可他们整起人来，并不比谁差。依我看，还要厉害。他们挨整，是群众搞的；他们整人，是官方搞的。群众整他们，不会算数的；可他们整人，一律塞进档案，跟你一辈子。我一想起这些，心里就憋着无名的怒火。”

汉生说：“太不平等了！那些王八蛋全把事情给办坏了。”

钟佩文赶忙嘘了一声，说：“说话声小点，别惹麻烦。如今的年头事情就是这样，要整你，你就跑不了；你要是一不小心成了靶子，你就跑不了。现在就是这个理，没别的。”

武汉关的钟声响了十二下。汉生说：“呦，都十二点了。我肚子实在是饿了。走，到我家吃饭去。”

钟佩文说：“饭吃饱，觉睡好，养足精神干革命。”

二人一路说了些闲话。

在回家的路上，钟佩文兴奋极了。对汉生和他爸爸的宽容与体谅，他从心眼里感激不尽。他最担心的事没有发生，他又与汉生恢复了联系和信任。至于小汉萍的诅咒，他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也是对他一个警告，警惕他以后要时刻注意不要再做对不起人的事，以免彻底失去别人的信任。失去了信任，该是多么痛苦与丢人啊！

年三十白天，他到姐夫的父母那儿去了，说了些别后的情况，又给两个小外甥买了新年礼物。

大年初一，上午，他陪姑妈姑爹逛了友好商场；下午，他去了汉生家里；晚上十二点，他到王家巷船码头坐汉九班回鄂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