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面上冻死人的。冷风呼呼直叫，像盗贼一样狡猾，在船外转悠，瞅见一点缝就钻进船舱；又像毒蛇一样迅疾，在旅客中间游来滑去，用毒牙肆意咬人的脸、咬人的手和脚，让人阵阵生疼，还从领口、袖口、裤腿钻进去，伸出信子狂舔人的肌肤。衣服简直就成了一张薄纸，贴在身上。人就像呆在冰窖里，不停地哈气、搓手、跺脚、摸脸、捂耳朵、揪鼻子，仍然无济于事。人挨人坐着；就是想活动一下取个暖，也无奈于空间太小施展不开而作罢，只得呲牙咧嘴地忍受，只得叹息和咒骂。

钟佩文诅咒着这残酷无情的寒风，又四处张望，想找个暖和一点的地方小睡片刻。寻觅再三，到底让他发现一处，就在楼上中间部分。他就硬挤进去，把一个仰睡在椅子上的人的双腿支了起来，再挨着坐下，不一会儿，身上暖和起来了。俗话说：小伙子睡凉炕，凭的全是火气。他坐的地方可不是凉炕啊，所以他很快就眯着了。

船舱里人多气味杂，闻着让人不舒服。他眯了一会儿就再也睡不着了。睡不着就不睡吧，反正现在身上不冷了。

在船上，钟佩文又从深处想自己挨整这件事，觉得类似的事不是个别的，而是相当多，而且拖的时间也相当长。这是因为什么呢？怎么会这样的呢？他认为党的政策是好的，全是底下的那帮歪嘴和尚给念歪了。至于底下的歪嘴和尚为什么老是把经给念歪，他就想不明白了。

清晨五点多钟，天还没亮，船到了鄂城。钟佩文步履轻快地往剧团走去。

姐姐的住处是一个套间，进门是客厅，临大街的一间是卧室。他们在住处外请朋友给搭了一间厨房。

钟佩文进了剧场，来到姐姐住处，叫开了房门。姐姐见了他，伸出双手摸他的脸，说：“乖乖隆的咚，这么凉！这一夜可冻坏了吧。我下碗面你吃，暖和暖和。你姐夫也醒了，你去陪他聊聊。”钟佩文应了一声，走进他们的卧室。

姐夫的父亲是生意人，可惜年轻轻的就染上肺病，不治身亡。付完诊疗费和丧葬费，家境顷刻间一落千丈。万般无奈之际，只读了两年小学的姐夫便辍学回家，于四九年十岁那年拜师学艺，工文丑。

姐姐是跟姐夫同一年进鄂城解放剧团的。鄂城解放剧团五二年建团的时候，没有像样的剧场。地方上就把一座破庙改建为剧场。虽然剧场简陋，大多数演员功底不够，但大家齐心协力，演好每一场戏，因此居然也能把剧团维持下去。随着观众对演出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剧团到处请角儿。姐姐就这样被请到了剧团。姐姐照戏班的惯例唱了三天“打炮戏”，轰动城关，一下子大红大紫起来，名气还传到乡下去了，就成了当地名人。

一九五六年全国举行第一次戏曲观摩会演。姐姐姐夫登台献艺，演出老戏《董家山》，姐姐去董金莲，姐夫去老周，一炮打响，双双获得主配角二等奖。本来姐姐应该得一等奖的，可爸爸认为佩玉小小年纪就得了一等奖，以后还怎么求上进呢？于是坚决要求给女儿评了个二等奖，并告诫女儿要继续努力，虚心学习，刻苦钻研，精益求精，做到百尺竿头更进一尺。不料，第二年上面有了新规定，县级以下剧团不参加全国戏曲观摩会演。这个消息对爸爸姐姐来说不啻当头一棒。爸爸十分伤感，认为没让女儿得一等奖是害了女儿。为此他一直郁郁寡欢，后来他坚决支持女儿离开鄂城解放剧团到大剧团去，并为调动不成而抱恨终天。此是后话。

姐姐姐夫在会演后产生了感情，几年后确定了恋爱关系，又过了几年就结了婚。

姐夫力求上进，除了不断钻研丑角之外，主要钻研导演专业，后来也能排大戏了。姑爹鼓励他深入钻研导演专业，争取将来某一天去大码头干大事。后来，姐夫把小说《战斗在敌人心脏》改编成现代京剧，叫好又叫座。谁知，*初起，工作组进驻京剧团。有人说他借刘啸尘之口骂**。这可把姐姐姐夫吓昏了。工作组召开大会，要姐夫说清楚。他怕说不好会给自己惹更大的麻烦，事先写了个发言稿，又请他的老朋友、县一中的物理老师宋家驹在语言上进行了一番润色加工。在大会上，他抑制着狂跳不已的心，用颤抖着的声调，诚恳地解释说：“刘啸尘满怀极大的革命义愤杀了国民党反动派万恶的特务组织军统上海站第四组组长冷铁新这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大坏蛋，又除掉了十恶不赦的叛徒，为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报了仇雪了恨，光荣地完成了我们伟大的党交付给他的艰巨任务。他是革命的功臣，不愧英雄的称号。我深刻体会到，搞社会主义文艺就必须为广大工农兵群众塑造高大无比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让这样的英雄形象占领舞台的中心。因此，我根据剧团领导的决定——”这时，台下的积极分子喊了起来：“别尽说空话，谈点儿具体的。”“谈实质问题！”“别想把责任推给领导！”姐夫早就有气，一见这架势，心想干脆豁出去算了，索性不看发言稿，张嘴就来：“冷铁新死了，新任组长张仲年是个老牌特务，几次三番考验刘啸尘，却没有抓到证据，就问刘啸尘为什么恨**。同志们，这可是节骨眼到了啊，刘啸尘要是回答不好就完了。他是奉上海地下党的命令打入军统的，没党的命令，怎么能离开这个战斗岗位呢？为了继续隐蔽下去，他当然得说‘**杀了我的父亲，分了我家的田地，所以我恨**’。这是规定情境决定的，又不是我硬要人物说的。他只有这样说，才能取得敌人的信任，继续隐蔽下来。他总不能说‘我是一名光荣的**员，就是要除掉冷铁新这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大坏蛋，就是要打倒你们这些反动派，你们的末日快要到了’吧？”姐夫连说带比划；很多人听了直点头，向他投去同情的眼光。但积极分子不依不饶，硬说他还在放毒，还在诡辩。领导说：“他太狡猾，连我们也受了他的蒙蔽。要对他进行更加有力的帮助。”在那个年头，“帮助”这个词被赋予了“批判”的意味。作为老运动员的姐夫当然明白“进行更有力的帮助”是什么意思，就直叫“冤枉”，可批斗会照开不误。姐夫双腿并立，双手紧贴上身两侧，低头站在台上，接受群众的批判。

姐姐又不服又害怕，吓得浑身直抖，想哭，又不敢哭，憋得脸也变了形。等会开完了回家后，关起门来哭着骂姐夫，骂他吃饱了撑的，没事儿找事儿，没本事却胡编什么现代戏，自作自受不要紧，还连累一家老小跟着受罪。姐夫小声说：“别怕！五七年、五九年、四清都没把我怎么样，这次也不会的。我是老运动员啦，有经验！”姐姐不相信，说他这次在劫难逃。果然，没过多久，结论下来了：姐夫是敌我矛盾，等待处理；姐姐属敌我矛盾，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姐夫顿时傻了眼，姐姐躲在家里哭成一个泪人儿。

没想到，世事难料，后来批起资反路线来了。剧团的造反派给姐姐姐夫平了反。他们获得自由，高兴得了不得，就随着串连大军去了北京。以后批走资派、搞武斗都没他们的事儿，他们就清静了几年。

谁知道，又是世事难料，后来搞起一打三反来了。七0年，鄂城县在磨刀矶办各系统的学习班，姐姐姐夫又下了水。他们想不通：六六年不是平反了吗？怎么不算数啦？真没办法，只得活受。每天就是劳动、写交待、挨批判，戏是没得唱的了。他们整天提心吊胆，不知噩耗什么时候会从天而降。也是他们运气好，世上还是好人多。负责搞他们专案的人左调查右分析，认为他们不可能是坏人，*中没有劣迹，情况跟剧团的说法对不上号，就向上级汇报了。于是，他俩儿的事情告一段落。剧团领导要他们相信群众相信党，继续改造世界观。他俩儿很是纳闷：从五七年改造到现在，都十几年了，怎么还没改造好？想来想去，想不明白，最后他们想“通”了：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当上了三名三高；如果没当上三名三高，什么屁事也不会有；要是在武汉京剧团就好了，那儿三名三高多得是，就是想挤进去充个数也轮不上。俗话说得好，河里无鱼虾也贵。在武汉京剧团只能当虾，可在鄂城就成了鱼，而且是大鱼。这能怪谁呢？只能怪自己运气不好！

世上的事说来也怪，每次搞运动就是整几个角儿，好像角儿的世界观就改造不好，不是角儿的世界观反倒早就改造好了。这是怎么个理儿呢？有些做班底的，平时表现并不出色，能力差，又不怎么钻研业务，甚至根本不钻研业务，就始终成不了四梁四柱，即便是二、三路的活儿也干不好，只能干瞅着角儿出风头拿大钱，直气得翻白眼儿，却又惹不起角儿，见了面还要点头哈腰表示一点恭敬。可是只要运动一来，这些人立马就神气了，对角儿一呼二吼，上台批判的时候声嘶力竭地喊，一个赛过一个，好像角儿欠了他八辈子债似的。凭什么他们老当革命动力？原来按照阶级分析的方法，这一号人属于工农基本群众，不像三名三高属于资产阶级高薪阶层——其实就是资产阶级，因此贯彻阶级路线就要依靠他们这一号人；同时，这一号人有个优点，就是爱主动找领导汇报思想、反映动态，所以领导很需要这一号人做耳目。不过，领导也不是完全没分寸，对这些人的利用也是适可而止。运动一过，领导还是要角儿上台，继续出风头，因为观众喜欢角儿，观众就是冲着角儿才从荷包里掏钱出来买票看戏的。不然的话，要那些只有三脚猫功夫的“臭贼”们上台出洋相，可就没人来看戏了。这就是中国戏剧界的角儿们绝大多数打不倒的原因。因此，也可以说，戏剧界的角儿们是被中国老百姓保护下来的。这种情况当然是许多彻底的革命派无法忍受的。为了把资产阶级反动艺术权威永远赶出社会主义的戏剧舞台，那些革命者就要培养自己的角儿。于是，领导们也想方设法培养几个人物出来。可是谈何容易！搞批判斗争可以咋咋呼呼，胡说八道，可培养角儿不是吹泡泡一吹就成的，要做许多具体工作，其中首要的一个条件就是培养角儿的人自己得是角儿！最推半的，也得要接近角儿的水平。这是硬碰硬的事，专业性极强，来不得半点假把式。那些革命者没这个能耐，只得屈尊请他们恨之入骨的角儿们来干。这也是角儿挨整的主要原因之一。可恨的角儿啊，你们为什么不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呢？当然，反动阶级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那好吧，艺术上竞争不过你们，就从政治上打倒你们，你不退，我就批，年年批，月月批，天天批，批死你们！六六年六月，姐姐姐夫被监管，软禁在家。一个唱旦角的姑娘李小鹃拿着枪守在门口，恨恨地对姐姐说：“你们统治戏曲舞台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早就恨死你们了！我们工农子弟要永远占领舞台！我今天看管你们，明天还要看管你们，我要看管你们一辈子！我要批判你们的反动思想，批你们一辈子！”姐姐当时又急又怕，急的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得罪了她（姐姐也的确糊涂，她就始终闹不明白，正是她的存在，那个李小鹃才不能出人头地），怕的是她一时火气上升真的给来一枪，那可真吃不消。

姐姐姐夫挨整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原来总在闹调动。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他们不愿意永远待在鄂城这个小地方，想学学老一辈艺术家年轻的时候到处跑码头，寻师访友，切磋技艺，提高水平和知名度，再赚越来越多的钱；为此，从五七年一直闹到六三年。剧团常常开会批判他们，说他们不听从党的教导，不像新时代的革命青年。所以，经常批评他们；运动一来就更不得了。五七年，剧团的领导来到武汉，在京剧团宿舍跟钟玉文谈了一次，说姐姐姐夫还有几个人形成了*集团。爸爸当时大惊失色，苦苦哀求剧团领导一定要挽救姐姐。剧团领导当面答应得好好的，可回到鄂城以后仍然把姐姐姐夫写进右派分子黑名单报了上去。幸亏当时右派分子太多，言论更“恶毒”、行动更“猖狂”，姐姐姐夫“档次”不够才没有轮到，侥幸逃过一劫。但他们成了内控人物，日子还是不好过，动辄得咎，经常挨批。姐姐也不知道哭了多少次，后来终于“明白”了：既然不要你走，你就别走吧；领导的话听不进去，是因为世界观有问题。可叹姐姐只读了九个月的夜校，连乘除法也不会，哪里懂得“世界观”是什么意思啊！反正领导是这么灌输的，她也就这么想这么说吧。姐夫也想“通”了，也夹起尾巴不闹了。他们被改造得安分多了——当然，离革命知识分子的标准还差好长好长的距离哩。（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