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夫还在被窝里捂着，见钟佩文进来了，笑着说：“这一晚上冻得够呛吧？你又一次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世界观又一次得到了升华。”

钟佩文说：“升华了一次又一次，还没升够，还要继续升，一直升到天上去。”

姐夫坐起来边穿衣服边说：“你总算刑满释放了。这几年可把你姐急坏了，老怕你寻死。”

“我才不会呢！”钟佩文笑着说，“要是有一天我死了，那一定是谋杀。”

“可你姐她怕呀。我老劝她别怕。我知道你的性格，你不会寻死的。你猜你姐怎么说？”

“怎么说呢？”

“她呀，她说，‘又不是你弟弟，你当然不急喽。我就这一个宝贝弟弟，还指望他续我们老钟家的香火哩！’”

钟佩文笑在脸上，暖在心里。

“又在说我什么呢？”姐姐进来了，叫钟佩文快去吃面，还说，“放了点儿胡椒面儿，辣辣你，最好再吃一片APC，好出身汗，去去寒气。”

姐夫已经整好装束，梳洗去了。

钟佩文忽喇喇吃完面条，满意地说：“味道不错！啊，是该睡一会儿了。在船上困得要命，可就只能眯着，总是睡不沉。”姐姐说：“你的床安排在客厅，这次就睡在这儿。”说完，指了指他睡的床。

钟佩文脱衣睡下，感到好舒服。很快地，他就睡着了。

演员们在春节期间很忙，一天两场，往往上午扮了戏，直到晚上才洗掉。演的全是样板戏，钟佩文看得都不要了。去电影院吧，也是样板戏，要么就是新闻简报；外国片子也有，有朝鲜的、阿尔巴尼亚的和罗马尼亚的，有时也放一放两部苏联老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

钟佩文打小是个戏迷和影迷。小时候常看电影，看“星期早场”，壹毛钱一看；在民众乐园看露天的、看“群众”电影院的。京剧团家属进民众乐园不要票，看露天电影自然没问题；可进“群众”电影院看电影是要买票的，怎么办？孩子们自有办法。原来，民众乐园在星期天中午十二点对外营业，人们花两毛伍买门票进园子看戏，剧种多，随你挑着看。而与此同时，“群众”电影院也卖电影票，往往是旧片子，只卖两毛或一毛伍一张。有人利用这个差价，买电影票进园子看戏。钟佩文和他的小朋友们利用了这个机会，就找这些人要票，得票率百分之百。因此，钟佩文他们比“外行”（演艺圈中人对圈外人的称呼）的大人小孩不光看的戏要多得多，就是电影也要多得多。

钟佩文特爱看苏联电影。可以这么说，他们这代人，是看苏联电影长大的，是在俄罗斯、苏联文学的熏陶下长大的。由于大人们的影响，他认为苏联电影比中国电影好看，更少看朝鲜电影和阿尔巴尼亚电影。可是，世事难料，中苏交恶，除了《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以外，他再也不可能看到其他苏联电影了。他只能在回忆中欣赏那些电影，看到一些熟悉的人物形象——沙霍夫、丹娘、卡莫、古班诺夫、雷巴柯夫、乌沙科夫、萨德阔，还有母亲、两姊妹、基辅姑娘、盲人乐师等等；想到动情处，脸上情不自禁地露出各种表情，口中还喃喃自语——他是在默念台词：

“同志们，革命要继续进行下去！”（沙霍夫）

“斯大林？斯大林在他的岗位上！”（卓娅）

“幸福，幸福就在我们故乡的土地上！”（萨德阔）

……

在学习班里，他就常常处于这样的状态中。有人怀疑他想不开，得精神病了。有一天，曹正刚对他说：“我们观察你很久了。我认为你没有病，什么病也没有。你常常处于遐想之中，口里念念有词，那只是你的行为习惯。你在想什么？”钟佩文没把回忆苏联电影的情况说出来——那是万万说不得的，只是说：“是精神压力太大。”他把“是”字说得很重。曹正刚狡黠地笑了笑，说：“怕是梦里娶媳妇吧？”钟佩文只是笑，不置可否。后来，让他没想到的是，他居然赢得相当多的同情的眼光。他暗自好笑，更加放开回忆的闸门，让看过的电影、特别是其中精彩的场面如走马灯般地流过来，从中体味人生、从中寻找兴奋点。这种回忆帮他度过了令人难捱的时光，使生活充实起来。

演出的间隙，钟佩文不跟姐姐姐夫聊天，只说些闲话。到了晚场戏散了，他才跟他们聊，聊学习班里的事，可恨的、可耻的、可笑的、可叹的、可发人深省的，还聊自己当时的所思所想。聊的时候，他故作轻松，往往只是一笑而已。姐姐姐夫也聊他们在磨刀矶的情况，先是恐惧，再是麻木，最后是听天由命，自找乐子。钟佩文说：“现在好了，都过去了。”姐夫笑了笑，说：“但愿如此吧。我这次可不敢再乐观了。我估摸着，*不结束，总会有事找上门来的，你想躲也躲不过；就是*结束了，以后有运动，还是跑不了。一切听天由命吧。”

姐姐问钟佩文调动的事。钟佩文说，提出过了，领导说要研究研究。姐姐说：“光提出来有什么用？要放勤快点儿，经常上门，跟他磨，热脸挨他的冷屁股。快调回来，一家人要死要活都在一起。”说着，眼圈也红了。钟佩文赶忙表示无论如何一定要调回来。

他理解姐姐的心情，可他更知道调动的艰难。当年在上海，他们一家本来并不一定到武汉来的。一天上午，爸爸在武汉京剧团的徒弟找来了，请爸爸去武汉。爸爸当即答应下来，并接了工资。下午，苏州京剧团的人也带着工资来了。爸爸想去苏州，可是考虑到已经答应了武汉方面，碍于情面，就婉拒了苏州来人；但是又表示，几年后一定去苏州。爸爸是老脑筋，以为艺人还会像过去一样自由流动，到处跑码头，凭本事拿包银。可是，后来一切都变了，艺人都参加“基本”，被固定在一个单位，难以动弹。爸爸想回江苏的愿望一直未能实现，为此而十分伤心。姐姐姐夫也想流动，但是也一直未能如愿，反而经常为此挨批。如今，轮到钟佩文闹调动了，愿望能够实现吗？只有天知道！

姐姐又说：“当年要你来鄂城你偏不来，偏要到广阔天地去展翅高飞。现在好了吧，人家都快把你身上的毛拔光了，我看你还怎么飞？你跟你哥一样的，专门自找麻烦。”姐夫说：“哎哎哎，怎么把我给扯进去啦？你满好？你还不是自找麻烦过！是不是？”姐姐听了先一楞，接着就笑了。钟佩文也跟着笑个不停。

过了初五，剧团的演出少了，姐姐姐夫相对轻松了些。这天，姐夫睡了个懒觉，姐姐忙着做几个好菜（她托朋友帮忙买了两斤肉、两只猪前爪），钟佩文出去转转。吃中饭时，姐夫问钟佩文钻研元旦社论了没有。钟佩文说：“钻了。”

这些年，他和很多人一样非常关心元旦社论，不是为了学习，而是怕犯错误，因此钻得越来越细，越来越深，竭力发现其中的深刻含义，特别是弦外之音，以便紧跟形势。这样，钻研两报一刊社论、特别是元旦社论就成了必不可少的第一位的生活内容了。知识分子比谁都更重视这一点。宁可犯别的错误，即使是生活作风也行，那些都是小节问题；也不要犯政治错误，这可是大节呀！

姐夫问他结论是什么。他说：“*路线不是极左，而是极右。以后说话就按这个基调，准错不了。”

姐姐说：“是的。这几年我们尽倒霉，就跟领会中央的精神不够有关系，说话不注意，老被人家抓住小辫子。”

姐夫摇摇头，说：“像我们这样的人说话再注意也没有用。你没看见，有人老在那儿发牢骚，老说怪话，比我们说得还厉害，工作也不好好干，可领导对他们还挺客气，递递烟呐，说说笑话呀。可对我们呢，就不是那么样；特别是运动一来，你瞧他那张脸马上就变。何算运动就是为我们搞的。我就想不通！上面的政策是好的，都是底下的人不好好执行。好好的经都被那些歪嘴和尚给念歪了。”说完，呷了口酒。

“小文，来，吃肉！”姐姐也说，“是这样的。我们已经成了固定的革命对象了。既然是触及灵魂，那就都触及触及嘛，干么老是盯着我们几个角儿呢？”

钟佩文添了一碗饭，坐下来说：“我想过，在剧团领导眼里，你们是三名三高，属于资产阶级高薪阶层，不找你们找谁？那些个班底算工农基本群众，他们是剧团领导要依靠的力量。有什么办法呢？现在就是这样的。没办法改变的。我不是三名三高，但在领导眼里是个有问题的人。我看到，我们学校的领导一批评起坏事来，眼睛老盯着几个人看，有过去集体加入国民党的、有五七年有右派言论只是没戴帽子的、有出身不好的、还有几个有问题的，其中就有一个我；此外，就是几个大学生。好象坏事全是这些人干的。其实呢，有些所谓没问题的人平时发牢骚、说怪话更厉害，可领导好象聋了瞎了一样，就是听不见看不见。你说有什么办法？只能听天由命，由他们去摆弄。”

姐夫也许喝多了，脸红红的，大声说起来：“我发现，领导心里早就有一定之规了，整谁不整谁，早安排好了。你躲也躲不过。我想呢，躲不过，就不躲。”

姐姐小声地说：“小声点行不行？作死啊！”

“姐夫，”钟佩文说，“就怕他们来这一手：说造反派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貌似极左，实质极右。你说，到那时候你又能怎么办？”

“小文，照你这么讲，他们一会儿这么说是对的，一会儿那么说也是对的，何算我老错，就从来没对过？”

“姐夫，这些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事还少吗？当年说造反派是革命闯将，后来呢成了臭狗屎；当年批二月逆流，现在听说二月逆流是反*的，看样子要平反。我完全搞糊涂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对。我想啊，世界上的事只能是这样了：谁有权，谁说了算。运动初期，那些干部没权了，就挨整；现在又有权了，就整人。”

姐夫感叹地说：“闹过来闹过去，不都是为了一个权吗？把我们老百姓折腾死喽！”

姐姐低声骂道：“你们哥俩儿不想活了？快塞饭！”

钟佩文和姐夫相对一笑，埋头吃饭，再没说些让姐姐害怕的话。

过了初八，钟佩文得回学校了，他要参加每年寒暑假占用一半时间的集训，学习理论，提高觉悟。

临行前，姐姐照例跟他说些“要调回来，一家人死活在一起”的话。他听了不知多少遍了，能一字不漏地背下来，可他爱听，因为从中可以感到爱的温暖。这几年在学习班里，他得到的是算计或同情，至多是朋友的友谊，没得到过爱。如果同情和友谊也是一种爱的话，那跟姐姐的爱比起来就差多了！

凌晨四点，他起了床，点着煤油炉子，煮点汤饭，吃得饱饱的，然后就去码头等汉九班；上了船，顺流而下到茅山或蕲州，再坐下午的班车去漕河；住上一宿，第二天坐早班车到沙溪。有时候，到了蕲州没赶上班车，就住一夜，第二天上午坐班车去漕河，下午再坐班车到沙溪。要是天晴，一路顺利，人也高兴点；要是霪雨霏霏，一路不便，那就烦死人。

一回到学校，他就投入到严肃的政治学习当中，根据文件精神矫正头脑中不符合时局的观念。一俟集训结束，就立即操办开学事宜。

邓菊生回校了，也管宣传队。刚回校那天，吃中饭时，在高一班教室（学校食堂只够本校老师吃饭用，因此假期集训时老师们就按八人一席自个儿找地方吃）经康淑芬介绍，钟佩文跟邓菊生认识了。二人只说了几句话就熟了。钟佩文见她身高一米五八左右，体态不胖不瘦，鹅蛋脸，浓眉毛，皮肤白皙，那双眼睛大小适中，水汪汪的，当中两个眸子闪着亲切的光。这使得钟佩文不能不为之心动。他见过不少漂亮的农村姑娘，欣赏她们的美——面容的美，胸部的美，身上各种曲线的美，常常为之倾倒。他感觉到那是一种壮实的美。而今天，他看到了另一种美，就是秀气的美，有山野的灵气，又有文静的意味。哎，造化何等高明，何等巧妙，竟有如此无比的神力，创作出如此美好的艺术品！

邓菊生似乎察觉到钟佩文在注意她，脸刷的红了，但一直没让眼光离开。很快地，钟佩文感到自己的失态，就说又当班主任又管宣传队实在忙不过来，请她多多费心。她爽朗地一笑，说：“没什么。理当费心。”钟佩文听罢，心里好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