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以后，没什么大事，就是上课加劳动。

四月二十一日中午，汪寿生召开紧急会议，布置“五一”前夕的工作。他说：“区辅导组就要来检查工作了，检查大批判情况和学习成绩。大批判是批判*的极右实质，还批判资产阶级质量观。各班办一期大批判专栏，要在后天中午以前上墙，越早越好。二十四号上午，赵辅导员他们一行就要到了，还有金叶中学的人。赵辅导员是副职，春节后才调来，这大家都知道；可他会抓教学，是由教导主任升上来的，这大家就不知道了。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他这次来，是要放一把火的，要搞一次文化课考试，一来看学生读书读得怎么样，二来看老师教书教得怎么样。所以呢，各位老师要抓紧点儿，搞好复习。我们这儿是完中，千万别出纰漏。不然，领导要批评的。”

陈柏树说：“劳动不能停，大批判要搞，这是方向、路线问题；文化课要考试，需要复习。三方面工作都要搞好。要不然，会对我们学校有影响。”

所有的班主任都叫起苦来。钟佩文也问：“时间怎么安排得过来？”汪寿生烦了：“叫什么苦哇！三方面工作是很难安排，这就要求我们多动动脑筋，多想想办法，无非是晚睡点，起早点，中午吃饭抓紧点。有什么了不起的？再忙再累，比五八年还忙还累吗？贫下中农搞大会战，多累！噢，钟老师，你参加过大会战吧，贫下中农叫苦了吗？肯定没有吧？是不是？”

钟佩文知道他那是在胡说八道，其实贫下中农怨得很，只是不敢说。哪里像他讲的那样？他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他老婆就在生产队里务农，他会不知道大会战的情况？他为什么不说真话呢？说穿了，他在装模做样，好象自己革命得很。不过，在这种场合也是不能乱说的，得悠着点，免得给自己惹麻烦，还影响调动。钟佩文想到这儿，就默默地点了点头。

汪寿生呷了口茶，说：“有的同志世界观还没彻底改造好，一遇到适宜的气候就露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尾巴来了。这些人要注意咧！我就不相信困难会有那么大！”

会场上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陈柏树见状，笑了笑，说：“老汪的意思是不要怕困难，问题总会解决的。时间怎么安排，大家议一议。”

孟祥宇微笑着看了钟佩文一眼，说：“汪书记说得好，就是三个‘点’，晚睡点，早起点，中午吃饭抓紧点。无非是忙点累点，算得了什么？我们再忙再累，比起贫下中农来，还是要舒服多了！”

汪寿生很高兴，说：“孟老师一向要求进步，从不害怕困难，总在替领导分忧。大家要都这样，那困难还算什么呀？”

钟佩文看着孟祥宇的那副德性，气不打一处来，觉得此人着实可恶，想说几句讽刺他吧，又怕把关系搞僵了，特别是怕领导对自己的印象更差，就忍住了。

洪卫民说：“大批判搞了几年了，少搞一点我看也可以。办专栏还不容易，找几个学生抄抄报纸，问题不就解决了？”

张有成连连说“好”，其他班主任也表示赞同。汪寿生的脸上顿时由阴转晴了。

钟佩文也说：“我同意洪老师的意见，大批判少搞一点。我认为，劳动少搞点也行，文化课要多上点。”

孟祥宇笑着说：“钟佩文同志这几年对大批判深有感触，怕搞大批判是不是？”然后又严肃地说：“大批判是推动各项工作的动力，不但不能少搞，还要大搞。有的人连课也没备好，却在谈要上文化课呢！”

会场上传出吃吃的笑声。汪寿生点了点头，严肃地说：“大批判是推动各项工作的动力，对这一点不应有任何疑问！”笑声和汪寿生的表态大大刺痛了钟佩文，他知道孟祥宇不敢得罪洪卫民、张有成，就拿他开涮，直气得一时语塞，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可是有一位老兄帮他出了气，就是炮筒子彭保国。

彭保国不是班主任，三项工作怎么搞他才不管哩，可他一看见孟祥宇那副得意的样子，就顿时来了气。他本来就有气憋着哩。他从区高中调入沙中，自认为降了一格，大材小用，平时上课不十分上心，学生对他一肚子意见，领导也对他很不满意，常拿孟祥宇跟他做比较，夸孟贬他；可这位老兄倒不在乎，还跟钟佩文说：“我是武汉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的，教高中绰绰有余。他孟祥宇，一个高中生，教教初中就可以了。听说他也想教高中，笑话！看他那副讨好领导的德性，我总有一天要给他点颜色看看。你是学习班里出来的，我可不是，我是贫下中农出身的，*中没犯过错误，我怕谁呀！”看样子，他认为今天是时候了，就说：“不会备课可以慢慢学嘛。毛主席不是说过，不是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在干当中学习。钟佩文先生是高中生教初中，正合适，说明他还有点自知之明；可有人呐，是高中生也想教高中，这算什么呢？会误人子弟的呀，啊！哈哈哈哈！”

会场上笑声迭起。孟祥宇气得脸也白了。钟佩文笑得前仰后合，又向彭保国点头致意。

汪寿生沉下脸来，颇不耐烦地挥挥手，说：“放严肃点！”说着，瞪了彭保国一眼。彭保国翘起二郎腿，靠在椅背上直晃悠。

邓菊生红着脸发言：“我认为有的老师说的不对。不能忽视大批判，忽视劳动。这是方向路线问题。这些时学了不少文件，都讲要批判*路线的极右实质，怎么一到联系具体工作的时候，有人就右了呢？”

会场上的气氛有些沉闷。

彭保国那里看得起这个雏儿，就问：“你才来几天呐？你怎么就说别人右了呢？谁右啦？你说清楚点，不要老是‘有人’、‘有人’的。点名呐！告诉你，有的老师不好问你，是有顾虑。（又指着她的鼻子说）我是贫下中农出身的，*中没犯过错误，我什么也不怕！你说，谁右了？”

邓菊生十分窘迫，脸也紫涨起来，双眼充满泪水，低声说：“我又没说你。”

陈家才绷着脸说：“算了算了！别整人家小姑娘！”

钟佩文对彭保国的这一行为十分不满。他和菊生一起带宣传队，配合得很好，二人的关系也融洽，有时候他们能聊上一两个小时，彼此都感到很愉快。他对菊生越来越有好感，同时感到菊生也越来越跟他亲近。今天看到菊生如此难堪，不由得心生怜悯，很想帮帮她；但是一想到刚才彭保国给他出了气，大恩难报，怎能过河拆桥呢？再说她菊生的意见明显对他钟佩文不利，帮了她不就拆了自己的台吗？经过前思后想，他决定保持沉默，那边也不得罪。

孟祥宇气愤地说：“谁反对革命大批判，谁反对劳动，谁就右！大家心里都有数，还要点什么名呐！”

钟佩文今天对孟祥宇特别有气，听他这样讲，知道他是在说谁，心里的无名火就腾腾升起，马上说：“没听清楚就别乱说。刚才没有谁反对革命大批判，也没有谁反对劳动，大家都听见了。不要说风就是雨，敏感得发了痴，好像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才是革命的。”

陈柏树跟汪寿生耳语一阵，然后用圆珠笔敲了几下乒乓球桌，说：“安静点！大家安静点！三方面工作都要抓，这是上面要来检查的。你们说哪一方面的工作可以不抓？刚才大家本着搞好工作的愿望交换了各自的看法。这样吧，我们相信各位班主任自己会调剂好的。你们有的是经验，各有各的法。会就开到这儿。散会！”

老师们拿起椅子各回寝室。

钟佩文一下午都不高兴。他太恨孟祥宇了，也恨汪寿生，认为他们是在拿捏他，想跟他们大吵一架。但是又一想，关系太紧张了，以后影响调动。唉，忍一忍吧。

下了第一节课，他找来郭仲生、尹本生讨论劳动的事。尹本生高兴地说：“劳动，我喜欢，可以少上课，少做作业。”钟佩文笑着说：“以后天天开会讨论劳动的事，怎么样？”尹本生说：“好啊。”郭仲生说：“什么劳动，要用一节课来商量？”钟佩文把领导的安排说了，问他们干什么好。经过商量，决定把学校后面一条小河沟里的淤泥挖出来晒干，送给附近的生产队，并且要住在学校周边的学生带锄头和铲子，其他同学带箢子。十分钟把会开完了。尹本生遗憾地说：“只十分钟就散会，太短了，太短了！”钟佩文说：“下了晚自习，班干部再开会研究大批判的事。本生，开它两点钟，你该满意了吧？”尹本生笑着说：“不好，不好！又要耽误瞌睡，划不来！”

下了第三节课，钟佩文在班上布置劳动任务。为了鼓舞斗志，他做了动员工作：“同学们，学生参加劳动跟别人参加劳动不一样，意义要深远得多。要做革命接班人，就必须改造思想，使自己头脑里完全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而参加劳动正是改造思想的一条途径。我们面临两个革命，一个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就是*；再一个是世界革命，就是解放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他们占了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他们现在正遭受帝、修、反的压迫和剥削，正等待着我们去解救他们。同学们，我们要把这两个革命搞好，就一定要改造世界观，而把世界观改造好，就一定要参加劳动。不从这个高度认识问题，就理解不了我们劳动的意义，劳动中就会偷懒，就会投机取巧。”学生们一个个脸色严肃，拳头紧握。看样子，他们憋足了劲。钟佩文很满意。

晚饭后，钟佩文去找康淑芬说说话；见她不在寝室，就走上学校前门外二百米处的河坝散步。

他独自散步时常抿着嘴，或抬头，或低头，双手反剪，或相握放在腹部。这是他的习惯动作。此时，落日的余辉映红了西边的云天，映红了周围的大地，给绿油油的田野涂上淡淡的红色。他想，古人云“一醉解千愁”，其实不见得！“醉”的确能让人暂时忘“愁”，却不能“解愁”；倒是这美好的田园风光能解千般愁。他想起六五年他们班在东湖磨山搞夏令营的时候，有一次搞军事训练，项目是抢红旗登山顶。文老师把学生分成为三组，从三个不同地点往山顶攀爬，先到者为胜。钟佩文在汉生这一组，这一组率先登顶。训练结束时，他们全班登上了山顶。此时，人人汗流浃背，但南风阵阵，直透肺腑，那个凉快呀，简直没法形容！高空的湛蓝、湖水的清澈、草木的碧绿，构成一幅多么美好的图画！他和同学们站在磨山顶上的亭子里，居高临下，一望空阔，令人“心旷神怡，其喜洋洋者矣”！如今在这大别山脚下，放眼四望，散发幽香的禾苗，苍翠挺立的松柏，正在忙碌的农民，这一切缓解了中午的会议带给他的烦恼。

走着，走着，他看见康淑芬在和一位农妇说着话。那农妇用手朝钟佩文这边指着。钟佩文就走了过去。

康淑芬笑着说：“好啊，恩人来了！”钟佩文不知道为什么喊他“恩人”，心下好奇怪，就看了看那农妇。那农妇头戴草帽，脸色微黑带红，冲着钟佩文直笑。钟佩文眼睛不好，又不便凑上前去看，凭感觉只觉得面熟，却一时又想不起来在那儿见过。

康淑芬说：“钟老师，这是李荷花的妈，叫黄立英。”黄立英说：“钟老师，忘记我了？那年是你送我和花儿还有她弟弟在风雪里走了二十多里，把我们送到她爸爸那儿的。”

哦，是她们！钟佩文猛然想起来了。那还是四年多前的事。

六九年元月的一天，下了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地面积雪有一二寸厚，朔风呼啸，裹挟着雪花，四处飞扬。钟佩文想起了前人许多咏梅的句子，不由得动了写一首咏梅的诗来。想了半天，凑足了四句，又经过一遍遍推敲、吟咏，总算定了下来。那四句是：

凄厉朔风草叶黄，

梅花吐秀布芬芳。

莫说三九无佳景，

雪地寒梅傲无双。

他对自己的作品很满意，抄在日记本上，自个儿欣赏、诵读，还给汉生、晓鹏看。汉生说：“嘿嘿，佩文呐，前几年你还说‘不做长衫人’，看来你是改不了啦！”晓鹏也笑着说：“这就叫‘江山易改，禀性难移’！”钟佩文说：“只要思想路线对头，写诗还是要的嘛！”

吃早饭的时候，汉生问钟佩文到不到县里去开会。钟佩文说，肯定去。原来，他前两天得到通知，要他去县里开知识青年代表大会。他高兴得很，这是领导对他和他们这个知青点的充分肯定啊！再说也可以顺便见见一些老同学。可万万没想到这天会下这么大的雪。不过，他一点也不在乎，认为这正是锻炼自己意志、毅力的大好机会。汉生、晓鹏叮嘱他一路小心，还说见了老同学代为问好。钟佩文边说“忘不了”，边戴上汉生借给他的棉帽、套上晓鹏借给他的羊皮手套、穿上一件短棉大衣（这还是当年步行去延安经过西安时在西安饭店借来的），就出发了。他兴冲冲地来到花凉亭等去县城的公交车。老孟告诉他，打上午起车就没来，雪不化，车是不会来的。怎么办？他略一思索，就决定走到县里去。

下决心容易，办事情就难啦。雪把路面全遮盖住了，走在上面，一步一滑。开始还无所谓，年轻人嘛有的是气力。可是走的时间一长，腿就酸了；逐渐地，越来越酸。裤脚已经结了冰，梆梆硬。抬头看，一切都被雪盖住了，四顾茫茫，前后左右没有一个人影。抬抬头，被朔风裹挟着的雪花扑打他的脸；听一听，只有凄厉的风声。他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他自己一个了。不过，他毫不畏惧，反而生出一股豪气。他想，到县城只有八十里，算什么！当年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该有多艰苦！我要学习革命老前辈的革命精神，一定要在今天走到县城！这样，他的精神就更振奋了。他觉得应该写首诗来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情：

天地扬风雪，

匆匆走向前。

严寒钟圣骨，

瑞雪兆丰年。

他对自己的诗很满意：首句写景，渲染气氛；二句写自己在风雪中走路的姿态，有一股青春、奋进的气息；第三句写严寒对自己的磨练——到农村来就是经受各种磨练的嘛！第四句是对来年的展望，表达喜悦的心情。他越想越来精神，走起路来更带劲了。

他想起古人写雪的名句：有人把雪比做“玉龙”，显示其恢弘的气势；有人把雪比做“盐粒”，写出它的色彩和状态……使他佩服的是岑参的那个著名的诗句：（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