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上页）郭仲生悄悄问钟佩文上个星期三为什么挨汪老师的骂（农村的学生习惯把书记校长教导主任统统喊成老师）。钟佩文笑着说：“只挨了几句批评，也不是骂。还不是要我们班到油菜地捡石头的事。”郭仲生说：“我听得出来不光是批评。为捡石头的事也不至于发那么大的火啊！同学们议论纷纷，都说他批评别的老师没有那么厉害。”说着，小心地看了钟老师一眼。

钟佩文被他的话触动了；可是他怎么跟他这个小孩子说呢？没法儿说呀！

真的没法儿说。事情简单极了：上个星期三，汪寿生吃了晚饭，来到钟佩文的寝室，要钟佩文在晚自习前带学生到本班油菜地捡石头，说要抢季节。钟佩文说这又不是插秧，不存在抢季节的问题，不急。当时，洪卫民、张有成也在钟佩文的寝室吃饭，聊着天；这时候见汪寿生说“抢季节”的话，就帮钟佩文说了几句。不料，汪寿生沉下脸来说：“你们哪里懂得农村的事？要你干，你就干，边干边学。”钟佩文正聊得高兴，再说捡石头跟抢季节有什么关系呢？所以不想去，就说明天早锻炼的时候再去。汪寿生火了，非要钟佩文马上就去不可。钟佩文心里也在冒火，就说：“别糊弄小孩子了！捡石头算什么抢季节？在农村干了几年了，多少也懂一点农业生产的常识。我明天去。说话算数！”汪寿生脸色紫涨，大声说：“你对劳动就是这样的态度？这可是路线问题！要开大会讨论这个问题！”钟佩文也火了，冷笑一声：“哪有那么多路线问题！不就是捡几块石头嘛，别吓唬我了。我才不怕呢！”洪、张二人见事情闹大了，有点紧张，赶紧劝钟佩文少说两句，听书记的。钟佩文正在火头上，哪里听得进去？又说了一句：“没有那么多路线问题！别上纲上线！吓唬谁呀？我才不怕哩！”这时，寝室外聚集了不少学生，有的不解，有的紧张，有的在笑，有的在叫。汪寿生气坏了，手一挥，说：“谁说学校里没有阶级斗争？今天的事就是证明！”说完，对门外大吼一声：“看什么？”就怒气冲冲地跨出房门，走出去了。站在门口的学生哗地闪开，让出一条路。钟佩文一言不发，坐在床沿上怄气。过了一会儿，康淑芬赶来了，说：“钟老师，听他的吧！他其实为人并不坏，就是好面子。再说，他说话，你不听，那他以后怎么管别人呢？这跟我们管学生是一个样的，式不同而理同。你赶快带学生去吧。”洪、张二人也在劝说。钟佩文此时已没有气了，只有后悔和惊慌：得罪了领导，以后怎么工作、怎么搞调动呢？运动来了，说不定就成了第一个靶子，那可怎么得了？算了，算了，听老汪的吧！想到这里，他立即召集住校学生火速开赴菜地。

捡几块石头并不费力，他们师生没花多少时间就捡完了。他见天还没黑下来，故意坐了半天，直到天完全黑了才回学校。学生都很高兴，尹本生特别高兴，说：“今天晚上又可以少坐半个小时喽！”钟佩文心里正烦着呢，听他这么说话，就训了他一句：“你就是不想读书写字，将来当个睁眼瞎，一辈子扛锄头把算了！”尹本生吓得缩了缩脖子吐了吐舌头，不敢再说话。别的学生轻轻地笑了笑。

晚自习还没下，彭保国来到钟佩文这里，一进门就说：“老弟呀，你跟领导吵什么？最后还不是得听领导的！我给你提个醒：你跟我们不同，你是学习班里出来的。我跟领导吵，领导把我没办法，我是贫下中农出身的，是贫下中农送我进大学的。领导能把我怎么样？你就不行了。当心以后日子不好过呕！”说完，哈哈大笑走出门去。

钟佩文被彭保国一番话直气得咬牙捏拳；不过在这个时候还顾不到这上头来，他当务之急是如何处理他和汪寿生的纠纷。他来到康淑芬处，请这位老姐儿在汪寿生那里多多美言几句。康淑芬说：“我看你带学生走后，就去找老汪。他正对着窗户虎着脸抽烟呢——看来，他是真动了气。你这么年轻就顶撞他，让他好没面子。我劝了他几句。他听我说你带学生走了，气一下子消了不少，只说你蹲了几年学习班还没改掉造反派的脾气。我说你不是造反派，是武汉三司的，先是造反派，六七年脱离造反派支持百万雄师，七二0事件以后没参加任何组织。他很惊讶，说奇怪呀，原以为只有造反派才爱闹，看来不是的。他既然不是造反派，怎么也爱闹呢？我说你不爱闹，平时满文雅的，又请他别计较今天的事。他说了几句大气量的话：‘当然算了。毛主席早就说过，只要人家认真改了，就不要老是批评个没完，还说要允许人家革命。他一定要做自我批评，深刻认识今天这件事的性质，以后吸取教训。’钟老师啊，听他的口气，你得去认个错。”

钟佩文见事态平息，自然高兴，忙说：“认错，没什么。在学习班里我经常认错，已经习惯了。我就去！”说完，就喜洋洋地到汪寿生那儿去了。汪寿生见他态度诚恳，脸色顿时由阴转晴，表示今天的事到此为止，以后不要再提了。又问：“你是不是造反派？”钟佩文说：“运动初期是的，从六七年四月起脱离造反派支持百万雄师，就不是了。”汪寿生说：“我听说你犯了不少错误，以为你是造反派哩。”接着沉思起来，又自言自语：“既然不是造反派，又不是决派，怎么审查这么长时间呢——你以后要安心工作，别再犯错误。连*也出来了嘛，你原来是个学生，是青年，更好说。”

这时，孟祥宇、陈家才来了，问：“汪书记，下了晚自习开大会吗？”汪寿生看了看钟佩文一眼，说：“会还是开，讲一讲*重新出来工作的事。有意思，有意思！”

在晚自习后的大会上，汪寿生说：“*重新出来工作的事，去年就听说了，没想到这么快。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啊，说声解放就解放啦！六六年批刘邓路线那会儿，他被打倒了，我以为他完了——高岗、彭德怀打倒多少年了，一直就没出来；可没想到七年以后他会出来了！现在想一想……这可怎么说呢？”

洪卫民插了一句：“恍如隔世。”

汪寿生说：“什么隔世？什么意思？”张有成笑着解释：“意思是，好像隔了一世。表示事情变化得太快。”汪寿生说：“是的是的，事情变化得是太快。我们思想水平低，跟上形势不容易。要不断学习才行。”

这一切，钟佩文不能都讲给郭仲生听，只能拣能讲的讲一点。郭仲生问：“*是第二号走资派都解放了，那一定还有些人也解放了吧？”钟佩文说：“那当然。”

有学生问：“那刘少奇会不会也解放呢？”钟佩文说：“那不会的。他和*一样是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改不了了。”

吴向阳说：“听我伯伯讲，有些国民党战犯也解放了。我常想，那些国民党战犯杀**杀老百姓，也解放了，那刘少奇、*为什么不解放呢？难道他们比国民党战犯还坏吗？我想不明白。请老师给分析分析好吗？”

说实话，钟佩文对这个问题早有想法，也想不明白，现在学生问起这个问题，他如何回答得了？刘少奇、*和战犯比，谁更坏，实在说不清楚；再说，跟学生讨论这个问题很不合适，弄得不好，会惹麻烦的。想到这里，他对学生们说：“同学们，加油干呐，早一点干完，早一点回家。”

收工后，学生们唱着“日落西山红霞飞”回校。

钟佩文刚进寝室，洪卫民就进来了，说：“我今天下午的农基课又没上。你说怎么办吧？”钟佩文见他满脸不高兴的样子，忙致以歉意：“老兄，实在对不起。劳动是方向、路线问题，我得重点抓。”洪卫民说：“你完成了任务，可我怎么办？我完不成任务啊！”钟佩文说：“那倒不一定。说不定到了期末复习的时候又要砍掉一些内容哩。《十六条》上早说了，学制要缩短，教材要精简。你就等着好消息吧。”洪卫民说：“你小子倒满会想的咧。但愿如此。最好多砍一点，砍光更好，那我就轻松多了。不过，那就害了学生了。”钟佩文说：“那就不是我们管得了的了。有什么办法呢？”洪卫民只得摇头苦笑。

钟佩文去食堂吃饭，路上看见汪寿生，赶忙说：“汪书记，下午我带学生挖了不少淤泥，准备送给生产队。”汪寿生伸出左手拍着他的肩膀说：“好哇！不错！你的路线觉悟大有提高嘛！”钟佩文趁机讨好地说：“经过上次的教训，我认识到教书要先抓方向路线问题，不然路就会走偏。”汪寿生笑了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

汪寿生又问：“公开课准备好了没有？”钟佩文说准备好了，再请吴老师看一下、请领导审查审查就定下来了。汪寿生略一思索就说：“我们就——不看了。你要注意，讲课一定要联系实际。这一点千万不要忘记。”钟佩文说保证不会忘记。汪寿生问：“怎样联系实际？”见钟佩文没开口，就带着微微的冷笑说：“就是上挂下联。上挂，就是联系刘少奇、联系*，还有其他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下联，就是联系地富反坏右。学生以学为主，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你讲课就是在批判资产阶级，上挂下联一定要做好。”钟佩文看着汪寿生那副微微冷笑的脸色，心里十分恼火，再说他早就跟吴学儒商量好了，知道怎样讲好《狼》，但为了不冒犯“龙颜”，仍然恭谦地说：“请领导放心，我现在知道了这节公开课不光是一堂语文课，更是一堂政治课，是批判资产阶级的实践行动。我一定要联系*的极右实质，进行批判，讲好这一堂课，转变学生的思想。”

晚上钟佩文把公开课教案交给吴学儒并告知汪寿生的意思。吴学儒听后苦笑着说：“语文课就是语文课，怎么能照他说的那样讲呢？那不讲成政治课了吗？现在好多人讲课，为了求保险，把语文课讲成政治课了，学生不爱听，不爱听就不爱学，学生不爱学语文，阅读水平和写作水平当然就上不去。现在好多高中生的水平还不如过去初中甚至高小的。你说急人不急人？”

钟佩文也有同感，说：“报上说，现在大学生的政治质量和文化质量要远远超过文化革命前的大学生。”吴学儒哦了一声，点点头，说：“当然当然，现在的学生政治质量肯定比以前的学生强。这是无产阶级质量观。对吧？——关于公开课，我看就这样讲：第一节课，你先上，疏通一下文字，要学生翻译一遍；第二节课是公开课，因为要分析故事情节，分析人物性格，有话说。”又教钟佩文怎样说开场白，由第一节课自然引到第二节课，再分析故事，侧重分析屠户心理，同时抓住几个动词，突出杀狼这一节，最后指出作者的评论不深刻，反映了作者的阶级局限性，接着上挂下连。他说：“上挂下联是这次听课的关键，你得想好怎么说。最好写下来，夹在课本里，免得临时忘记了。要做到不让领导看出来，又让领导满意。还有，你要出一些思考题，如‘屠户刚见到狼的时候有怎样的心理，采取了怎样的行动’，等等。不出思考题，别人会说你满堂灌，又成了问题。”

钟佩文感到一下子明白了很多事情，原来教书还有这些技巧呀！他这是第一次知道的。教书也像打仗一样要有战略战术，不然就搞不好，学生不想听，老师心里没底上得也烦。这次公开课做了这样充分的准备，看来是能上好的。只是有一点他没把握：上挂下联，上挂好办，联系刘少奇和*就行了；可这下联怎么联呢？他一直没听说这个地方有那个五类分子搞破坏活动的事例，而没有这种实际的例子，下联就不好联。他把自己的困惑告诉给吴学儒，请他帮忙。

吴学儒皱了皱眉头，又笑了一下，说：“你可以说一些原则话，一般性地说说地富反坏右在搞破坏，不用点名，——哦，你就说地主分子杀害了刘文学，刘文学是为保卫公共财产而牺牲的，不点明时间，不就行了？”

钟佩文顿时大彻大悟，连连点头，心里对吴学儒佩服极了。

他回到寝室写完公开课的定稿，已经十一点钟了。看着自己的“孩子”，心里那个高兴呐，没法儿形容！他觉得自己只到今天才懂得应该怎样教书，今后教学就会步入正轨，再也不会打乱仗了。他兴奋得好半天睡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