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时刻铭记在心的还有另外一点：从书本中获得的经验，尽管宝贵，实质上仍只是知识的积累；而真正的智慧之源是取决于生活之中的，其价值要比前者大得多。

本杰明·布罗迪爵士在去世前愉快地回忆起瓦尔特·司各特爵士的名言——“每个人所受教育的精华部分，就是他给自己所教的东西。”他常常庆幸自己曾经进行过专业的自学，而这种情况其实适用于每一个在文理科或艺术领域内的成就卓越者。在学校里获取的教育仅仅是一个开端，其主要价值在于训练思维并使其适应以后的学习和应用。一般说来，通过自己的勤奋和坚韧所得的知识比别人传授给我们的知识更加深刻久远。原因是，靠劳动获得的知识是一笔完全属于自己的财富。它更为活泼生动，使人印象深刻，而这恰恰是靠别人传授教育所无法比拟的。这种自学方式不仅能产生前进的能力，更能培养力量。往往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解决另一个问题的关键；而这样，知识也就转化成为才能。不需要设备，不需要书本，不需要老师，也不需要死记硬背，自己的积极努力才是关键所在。

那种时刻准备着的人才是最好的老师，他们意识到自学的重要性，并鼓励学生通过自己能力的积极锻炼来获得知识。他们更多的是依靠锻炼而不是直接传授，并努力使学生成为正在进行的工作中的一员，这样的教育比一味被动接受教育更为高明，也不那么枯燥乏味。这些心得便是阿诺德博士工作中的精髓，他竭力使学生依靠自身积极的努力而得到提高，而他本人所做的仅仅是引导和鼓励。他说：“如果把一个孩子送到牛津大学享受安逸舒适而不好好利用自身的优势，我更乐意把他送到凡帝门的田里务农，在那里他必须自耕自给，自谋生计。”在另一个场合他又说：“如果真有什么事情值得钦佩的话，那就是看到天性愚笨的人受到上帝的恩赐，得到诚恳、真挚、勤勉的培育。”当提到这样的一个学生时，他说：“我要向他脱帽致敬。”有一次在勒汉姆，阿诺德在教导一个非常迟钝的男孩时，由于失望，因此他的话语有些尖锐。这个学生审视着他的脸，直视他的眼睛，说道：“您为什么生气呢，先生？事实上，我已经尽力了。”很多年以后，阿诺德还常常对他的孩子讲起这件往事，并告诉他们：“我一生从未有过如此的震撼，那种眼神，那些话语，我永远也无法忘记。”

如上所述，众多地位卑微者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在文理科领域取得卓越成就并得享大名，从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即使是最高等的智力教育与体力劳动也不是相互对立的。适度的劳作不但对人的体质有益，而且使人心灵健康。劳动之于锻炼身体，正如学习之于培育心智；社会的最完美状态就是它既能为每个人提供工作，又能让每个人拥有一定的闲暇。有闲阶级甚至也不得不参加劳作，有时是为了摆脱空虚无聊，而更多的则是出于他们无法抗拒的本能需要。有人到英国乡村捕狐狸，有人到苏格兰山上打松鸡，而更多的人每年夏季去瑞士登山闲逛。此外，公共学校举行的划船、跑步、板球、田径运动，使得我们年轻人强体益智。据说，惠灵顿公爵回到伊顿学院，他看到男孩们在操场上参加运动，在这个他度过孩提时代的地方，他无限感慨地说：“就是因为在那儿待过，我才能够打赢滑铁卢战役！”丹尼尔·马尔萨斯激励他正念大学的儿子：在尽最大努力勤奋学习的同时，也要积极地参加体育锻炼，因为这是保持旺盛的精力，同时也是享受智力愉悦的最好方式。他说：“每一门自然科学与艺术的知识，都能愉悦并增强人的心智。板球能同时锻炼你的四肢，这使我极其高兴，我很欣慰地看到你把身体锻炼得很强壮。我认为在锻炼身体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人的精神也得到了愉悦。”而对于积极劳动的益处说得更好的是杰勒米·泰勒——一位伟大的神学家，他说：“避免慵懒，用严格有效的劳作来充实每一寸光阴；无所事事使人生出闲情，如果有事可做，人们就会勤勉、健康；因为在所有劳动中体力劳动最为有用，也最益于祛除心魔。”

身体健康是事业成功的重要保障，遗憾的是，这一点并不为大众所注意。霍德森在一封给英国朋友的信中写道：“我相信，如果说我在印度过得很舒心，从身体上讲，这得归功于良好的消化能力。”无论何种行业，很大程度上都必须取决于这一点；因此参加运动，甚至仅将其当作脑力劳动的调节方式就显得尤为必要。很可能就是由于忽视身体锻炼，我们在学生中经常发现这样一种不良倾向：不满足，不快乐，不活跃，爱幻想，甚至表现出轻生厌世的想法。这样一种倾向在英国被称作拜伦主义，在德国则被称作维特主义。凯宁博士也注意到这种情况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美国，因此他指出：“我们的年轻一代中绝大多数人都生长在绝望之中。”针对这种年轻人的症状，让其参加体育锻炼或者体力劳动，是唯一有效的治疗方法。

童年劳动对个人人生的影响，表现得最好的是艾萨克·牛顿爵士的童年。尽管这种劳动对一个孩子来说比较沉闷，但他仍然孜孜不倦地用锯子、锤子和斧子“在他的卧室里敲敲打打”，做出各种各样的风车、马车、机器模型。长大后，他仍然很乐意为朋友们制造小桌子和小柜子。斯密顿·瓦特和史蒂芬逊少年时也是勤于劳动的孩子。但是，如果没有这种自我修炼方式，成年后他们能否取得如今巨大的成就就值得怀疑了。在前面章节中所描述的大发明家和机械师，他们的发明天份是在年轻时不断的劳动过程中培养的。通过训练，即使是手工劳动者也能够提高成为纯脑力劳动者，在日后的工作中他们经常会发现早年劳动所带来的惊喜。艾里乌·伯利特说他发现体力劳动能提高自己的学习效率，于是他常常放弃教书和学习的机会，重新系上皮围裙，回到铁匠的锻炉和铁砧边，为的就是体质和心态的健康。

使用工具，对年轻人来说，在培养他们学会生活常识的同时，还教会他们使用双手和大脑，熟悉有益健康的工作，在具体的实践中逐渐提高才干；给他们灌输实干能力的思想，让坚韧不拔的精神最终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严格地说，在这点上，与有闲阶级相比，所谓的工人阶级占有明显的优势——他们在早年就不得不从事机器生产或其他工作，因而逐渐变得心灵手巧。所谓劳动阶级最主要的缺陷并非在于他们从事体力劳动，而在于他们专门从事体力劳动，而道德和智力因此被忽略；相反，有闲阶层从小就教育孩子：劳动是卑贱的，要避而远之。等他们长大后自然会蔑视劳动。而贫苦阶层的人们，自小生长在从事体力劳动的圈子中，对教育几乎采取忽视的态度，长大后大都目不识丁。然而，把体力训练和文化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就可以避免上述两种极端现象。种种迹象表明，推行一种更健康的教育体制是完全可行的。

身体健康对于专业人员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同样重要，一位作家曾说：“伟大人物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其身体健康和智力超群。”对任何一位成功的律师或政治家来说，拥有健康的呼吸器官和接受良好教育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血液与氧气在具有呼吸功能的肺部表面结合，在很大程度上对保持思维活跃这一至关重要的能力是必需的。律师只有经过势均力敌的激烈辩论的磨炼，才能登上事业的顶峰；政治家只有在拥挤的议院里发表亢奋、冗长而蛊惑人心的演讲之后，方能飞黄腾达。因此律师和国会领袖在除了比拼才能之外，更为重要的显然是较量身体的耐力和活力。在布勒汉姆、林德赫斯特、坎贝尔、皮尔、格罗汉姆、帕尔罗斯顿这些大人物身上都充分体现了这种耐力与活力。

在爱丁堡大学时被人戏称为“希腊大笨蛋”的瓦尔特·司各特爵士，体质却非常强健：他能在特威德河与最好的渔夫一起捕鲑鱼，在耶洛与骑术高超的猎人一起驯烈马。再后来，当他从事文学研究时，他对野外活动的兴趣仍未消减：他在早上从事《维拉利》的写作，下午就去猎野兔。威尔逊教授是个优秀的棒球运动员，这是鲜为人知的，大家只知道他能言善辩、擅长写作，是个优秀的作家。年轻时，彭斯在跳远、投掷和摔跤方面都非常出色。许多神学家年轻时在体育方面也很抢眼，艾萨克·巴罗在卡尔特修道学校时就因善于拳击而经常鼻青眼肿，当然除此之外，他还获得了不错的名声。安德鲁·福勒出生于索汉姆一个农夫的家庭，其亦因拳击而闻名；而亚当·克拉克孩提时仅仅因为力气大到能“随意滚动大石块”而出名，而这也许就是他今后“思维活跃”的秘密所在。

因而，健康体质对我们而言非常重要，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培养学生养成良好思维习惯同样重要。“劳动万能”这句话只有在掌握知识的前提下才是真理。学习之门对所有能把劳动和学习有机结合起来的人们敞开。世界上的一切困难，都将被百折不挠者所跨越，百折不挠是困难的克星。查特顿有一句经典名言：“万能的上帝把人送到了世界上，在困难中，如果他愿意，他的手可以够得到任何东西。”学习与经商一样，能力只是重要的因素之一：我们不仅要趁热打铁，而且在此之前也要不停敲打，直到使它变热为止。精力旺盛和持之以恒的人必将细心利用每一次机会，在懒散者不屑一顾的时间的夹缝里通过自学而获得令人惊讶的成绩。凭着这种精神，弗古逊身裹一张羊皮爬上高山，观察天文现象；斯通在做园丁时推演数学；德鲁在修鞋的间隙中研究最深奥的哲学；米勒在采矿场做临时工期间自学了地理知识。

最为崇拜勤奋力量的要数乔舒亚·雷诺兹爵士了。他坚持认为通过孜孜不倦、勤勤恳恳的工作锻炼可以使人变得优秀；辛劳成就天才之路，艺术家的技艺是无止境的，而有止境的是他自己付出的汗水。他并不相信所谓的灵感，他只相信学习和劳动。他说：“只有劳动，才配得上优秀这一殊荣。”“如果你是天才，勤勉将不断提高它；如果你才能平庸，勤勉会弥补它。被正确引导的劳动不会付之东流，而不付出劳动则必将一无所获。”对学习的力量同样相信的还有福韦尔·柏克斯顿爵士。他谦虚地戏言，只要付出双倍的时间和努力，他能做到和其他人一样出色。他坚信，即使是平常的方法，只要加以不寻常的运用，也能达到好的效果。

罗斯博士曾说：“我一生中认识几个人，我相信，有朝一日他们会被人们视为天才，然而他们却是勤奋积极的人。天才因为成就而出名，没有成就的天才就像盲目的信仰和静默的圣谕。然而只有通过时间和努力才能有所成就，依靠异想天开终将一事无成……每一个伟大的成就都是无数次反复练习的结果，才能产生于劳动。任何成就都不可能唾手可得。甚至连走路，一开始也是举步维艰。在演讲时目光里闪烁着智慧的火花、口中妙语连珠的演说家，他知道成功的秘密在于耐心地重复，并要忍受痛苦和失望。”

学习上必须达到的两个目标是全面性和准确性。弗朗西斯·霍纳在给自己制订学习计划时，特别强调要完全掌握一门学科就必须持续不断地运用它。他瞅准一个目标，往往只把注意力集中在特定的几本书上，并且坚决反对“任何散漫杂乱的读书态度”。知识的价值并非在于它的数量有多少，而主要在于它如何被运用。因此在实际运用中，少量准确而精细的知识往往比宽泛而粗浅的知识更有用。

伊格内修斯·劳拉有一句名言：“一次做好一件事情的人比心有旁骛者优秀。”如果把注意力过多地用在事情表面上，就难免会分散我们的精力，阻碍进步，最终一无所成。圣·里奥纳多爵士在给福韦尔·柏克斯顿爵士的信中谈到他的学习方法，并解释自己成功的秘密。他说：“学习法律伊始，我将获取的每一点知识消化吸收。在所学知识没有被充分吸收之前，我绝不会另学其它知识。我的许多竞争对手在一天内读的东西我得花一星期时间才能读完。而一年后，对这些内容，我依然记忆犹新，但是他们，难保不忘得干净了。”

知识的积累多少与读书的数量或读书的速度没有直接的关系，而在于有目的的、适当的学习，在于学习某一学科时的思想专注程度，在于整个思维运动体系能遵循连续的原则。艾伯尼西认为：他的大脑有一个饱和点，如果填塞进去的东西超过这个极限，那它只好挤掉另外一些东西。在谈到医学时，他曾说：“如果一个人确定想做一件事，那么，他在选择通往成功的方法时就绝不会马虎。”

对学习最有利的方法便在于目标明确，时刻将获得的知识付诸实践才能真正地掌握它。因而，仅仅拥有书籍或知道在哪儿能找到所需要的信息，还远远不够。我们必须拥有符合个人实际能力的人生目标，并积极主动地为之奋斗。自称家财万贯而实际一贫如洗不是真正的富有。我们自己必须拥有足以应付任何形势的大量知识，否则，在需要的知识面前，我们只能手足无措、一筹莫展。

果断和敏捷对学习和经商非常重要，这是大家所共知的。我们要尽量让年轻人习惯于依靠自身的力量。在童年时，任由他们最大限度地享受自由行动的乐趣，这些都有助于他们提高果断和敏捷的素质。过多的指教和限制反而会妨碍他们自立精神的形成，就像在旱鸭子胳膊下捆上一个气囊一样，这会让他们永远学不会游泳。缺少自信是阻碍进步的另外一个致命原因，遗憾的是，人们并未普遍意识到这一点。据说，人生中一半的失败是由于缺乏自信心、不敢尝试造成的。约翰逊博士便常常把他的成功归因于自己自信的能力。尽管有这样一些人，脑袋空空却喜欢自欺欺人，但适当的谦虚是与正确评价自己的优点是不相冲突的，谦虚并不意味着否定所有的优点。缺乏自信继而导致优柔寡断，这是性格上的缺陷，甚至可能阻碍个人的发展进步。尝试不够则往往会导致收获甚微。

一般情况下，绝大多数人都希望获得自学能力，然而，对要付出的必要的努力却甚为反感。约翰逊博士认为“学习上缺乏耐心是当代人的精神缺陷”，这句话于今天仍然适用。我们或许并不相信在学习的道路上有什么阳光可言，但是我们似乎深信有一种“受欢迎的”方法。在学校里，我们总想找到一种省力的捷径通往科学的殿堂，“在十二节课里”或者“不需要老师”就能学会法语和拉丁文。我们模仿那些时髦的女士，她们聘请老师来指导自己学习，条件是老师不得用语法和分词折磨她们。以同样的方式我们获得了点点皮毛知识，学化学就靠听一小段有趣的实验讲演：吸进氧气，看见绿色的水变成红色，磷粉在氧气中燃烧。我们仅学得一点皮毛，尽管它比一无所知要强，但是依旧没有价值，而我们还沾沾自喜地称之为“寓教于乐”。

脑子里有这种想法的年轻人都指望不劳而获，这种教育很失败。这样的学习虽然节约脑力，却不能提高智力，当时或许能给予我们刺激，产生一种对知识的渴望和机敏。但是，由于缺乏比娱乐更高的目的，它终究是没有真正价值的。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只会产生一种短暂的印象，而且仅是一种感觉。实际上这种靠感觉的方式就是聪明的享乐主义的表现，这不是智力。因此许多只能被活力和独立性激发的最佳的想法，现在却沉睡不醒，很少被生活召唤过，除非遭逢大难，它才会从睡梦中惊醒。

当年轻人一旦被“寓教于乐”蒙骗，便会很快排斥勤奋的学习方式。为了在运动嬉戏中学到知识，他们急功近利、急于求成，扎实的精神随着时间的推移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思想的涣散和性格的软弱。罗伯特曾说：“各种各样的学习方式和吸烟一样有害，而这也正是其长期蛰伏的原因。它容易使人滋长惰性，也使人软弱无能。”

这种恶习会不断滋长，并且四处蔓延，轻则让人浅尝辄止，重则让人对脚踏实地的劳作深恶痛绝，使人意志消沉。如果我们够聪明的话，我们一开始就应该像祖先一样勤勤恳恳，因为劳动仍然是而且永远是取得价值要付出的代价。我们必须有明确的目标，并且耐心等待。所有进步都是渐进的，对于满怀信心且积极热情的人，报酬无疑会适时到来。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得越勤奋，他的声望也就越高，能力也就越强。但是，除此之外，还要持之以恒，因为学无止境。诗人格雷说：“劳动是欢快的。”伯兰杰则说：“用掉总比锈掉好。”阿诺德问：“难道我们永远没有停步休息的时候吗？”“永不言止。”——这是马尼克斯·圣阿尔德贡德毕生的座右铭。

我们得到了造物主赋予我们的才能，并且得以正确使用，我们才受到人们的尊敬。合理运用一种才能的人，比同时拥有十种能力却不能合理运用的人更受人尊敬。的确，拥有很高的才智可以像拥有世袭的巨额财产一样体现个人的优越。然而，怎样运用这些能力，这如同“这笔财产用来做什么”一样让人头疼。一个人可能积累大量的知识却毫无用处，因此，知识必须与智慧相联系，并且表现出崇高正直的品格，否则便毫无意义。佩斯特拉齐甚至认为：“智力训练就其本身来说只是有害而无益，所有知识必须根植于受正确引导的意志之中。”知识的获得可以引导人们避免走上邪道，但不能防止人们变得自私自利，只有正确适当的准则和习惯才能改正自私自利。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总能发现许多这样的例子：知识渊博，性格却完全扭曲变形的人；饱读经书，却毫无实践能力的人；把“知识就是力量”时常挂在嘴边却往往成了狂热者、专制者和野心家的人。在缺乏正确引导的情况下，知识本身只会使恶人变得更危险，更邪恶。

如今我们夸大了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吗？这是有可能的。我们总是习惯性地认为，随着图书馆、科研机构和体育馆的增加，我们就在不断地发展进步着。的确，这些设施对自学有一定的帮助，但同时也往往阻碍个人达到自学自教的最高境界。有可以随意使用的图书馆未必能博学，就像富有却未必慷慨一样。毫无疑问，我们拥有了伟大的设备，但一个人想智慧通达仍只有通过自己的观察、专注、坚韧和勤奋才能达到。纯粹地占有知识在某种程度上与智慧通达相去甚远，与阅读相比，后者达到一种更高的训练，而阅读是一种往往沦为对他人思想的消极接受的方式，其中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积极主动的思维活动。这种阅读方式只能激发一时之情感，对思想的丰富提高和性格的塑造没有半点效果。许多顽固者还抱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以为他们正在锻炼自己的心智，而实际上却只是在玩一种低级的打发时光的游戏，其最大的好处仅仅是使得他们没有时间去做更恶劣的事情罢了。

应当时刻铭记在心的还有另外一点：从书本中获得的经验，尽管宝贵，实质上仍只是知识的积累；而真正的智慧之源是取决于生活之中的，其价值要比前者大得多。博林布鲁克爵士说得很准确：“无论何种形式的学习，既无法直接也无法间接地使我们变得更好，它最多是一种精妙却华而不实的打发时光的方法，而以此获得的知识在某种意义上也无非是一种可信的无知而已。”

也许对我们有益的是良好的阅读，但也不过是培育心智的众多方法之一，与实际经历或榜样对塑造个人性格的影响相比要逊色得多。英国远在教育普及之前就培育出了许多智慧、勇敢而诚实的智者。《大宪章》就是由一群没有多少文化的人用他们自己的符号谱写的，虽然他们并不熟谙文字表达的原则之道，但他们懂得如何理解、尊重并勇敢地保护这些原则。正是这一群没有太多文化却无比崇高的人为英国的自由奠定了基础。我们必须承认，向人们填充他人的思想，使他们成为别人思想的奴隶和接收器，这并不是教育的首要目的，真正的目标是要拓展个人的才智，使他能够在任何生活环境中应付自如。许多精力充沛、贡献极大的人物很少读书：勃兰得利和史蒂芬逊成年后才学会识字，但他们却成就卓著；约翰·亨特在20岁时还不识字，但他做的桌椅却能与最好的木匠媲美。“我从不看这个，”这位伟大的科学家曾在一次课堂上指着某一门学科的书说，“假如你想在你的专业领域里有所成就的话，你必须自己去研究。”当他得知某位名人指责他轻视阅读时，他说：“我愿意告诉他，对于动物尸体，任何语言都一无是处。”

因此，掌握了多少知识并不是最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掌握知识的目的。掌握知识的目的应该是丰满智慧、改善修养，应该是使我们更好、更幸福、更有用，应该是让我们更加精力充沛地、效率更高地去追求人生的崇高目标。“当人们一旦染上一味欣赏崇拜的恶习，而从不关心道德时。那么他们正在急剧退化。”——宗教理念和政治信仰即是道德品性的具体表现。我们必须自己去成为、自己去做，而不仅仅停留在满足于阅读别人的东西，思索把玩别人曾是如何又或曾做过什么。生活是我们最好的启迪，我们必须将行动作为最好的思想。正如里克特所说的那样：“我已尽己所能，无愧于心了，任何人都不应该再向我要求更多。”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神圣的义务——在上帝的帮助下，根据自己的责任和天赋磨炼自己！

实践智慧之始便是自律与自制，它们根植于自尊；而力量的伴侣——希望，成功之母，也是源于自尊。谦逊之人也许会说：“尊重自身，发展自身，这是我生活中真正的义务所在，作为社会这一伟大的体系中不可或缺和负责任的一分子，我属于社会和上帝，我不会损害我的躯体，也不会堕落退化。我必将努力扬善除恶，使自己的品性尽善尽美。”我懂得自尊，亦尊重别人，而别人也必将会尊重我。因此，法律就为相互尊重、公正、秩序提供了保障。

自尊就像一件高贵的外衣，它能升华人的思想。“尊重自我”是毕达哥拉斯在其《金玉良言》中要求学生去做的，这是史上最智慧的格言之一。有了这一崇高思想，他不会因淫欲而堕落肉体，也不会为奴性而玷污心灵。这一品行，推及日常生活，便成为各种各样的美德之根本——洁净、庄严、贞洁、道德高尚和宗教虔诚。弥尔顿曾说：“虔诚而公正地尊重自我乃是一切有价值的美德之开始。”思想上的自贬不仅贬低了自己，也会贬低他人，而思想如此，行动上也必然是这样。如果一个人将自己看得过低，自然会精神萎靡不振，要振奋精神必须抬头仰视。适度的自尊让最卑贱之人也能傲然而立，贫困也会因此而不显可耻。一位身陷困境却不卑不亢的勇士是令人敬佩的。

自我修养绝不仅仅是一种“生活”的手段，如果以相反的观点来看的话，教育毫无疑问是时间和劳动的最好投资之一。无论何种行业，智力都能使人更易于适应环境、改进工作方法，并使之心灵手巧、富有效率。善于同时运用双手和大脑进行工作的人目光更加敏锐，力量更加强大——或许这是人类智慧能珍惜的最令人愉悦的感觉。自立自强的力量会与日俱增，自尊同样也会与日俱增，自尊越强就越能抵抗低级趣味的诱惑。他将怀着一种崭新的兴趣观察社会及其运行，他将变得更富有同情心，更乐于为他人服务。

拥有良好的自我修养，未必一定带来上文多次提到的杰出成就。任何时代的绝大多数人，无论其受过何等的启迪，都必然要从事自己平凡的职业。任何能够授予普通大众的自我修养，恐怕都无法使人摆脱必须完成的社会日常工作。从具体的事务中抽身出来其实也并非不困难。有了高尚的思想，我们可以用其改善工作条件；有了高尚的思想，无论贵贱贫富都会荣耀。因为不管这个高尚的人是多么贫穷卑贱，那些伟人也会毫无顾忌地翩翩而来，与其相伴，促膝谈心。于是，良好的阅读习惯便成为最大的快乐之源和自我完善之途，以最好的结果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个人的性格与行为。尽管自我修养未必能给人带来物质财富，但它能让人与高尚的思想相伴左右。一位贵族可以很轻蔑地问一位陌生人：“说说看，你的哲学到底为你带来了什么？”智者将如此回答：“至少我获得了思想。”

由于人们觉得事情并非进展得如他们所想的那么快，因此，许多人容易心灰意冷。刚播下橡树种子，他们便期望它立即长成橡树。或许他们将知识看成推销的商品，却因为它并不如期望中的那样畅销而苦恼。特门赫尔先生在一份“教育报告”（1840年）中，谈到这样一件事：诺福克的一位小学校长发现自己学校的学生数量“骤降”，因此，便着手调查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最终发现绝大多数家长让学生退学的理由是，他们本期望“教育能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舒坦”，后来却发现“教育无济于事”，于是他们让自己的孩子辍学，并且再也不打算将孩子送到学校中去。

在其他阶层之中，这种对自我修养的贬低看法也非常盛行。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是，社会上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对生活的错误认识。将自我修养看做是一种超越他人的手段或智力娱乐的方式，而不是一种净化心灵、升华精神的力量。这种看法是对教育的一种贬低。用培根的话来说：“知识并非销售赢利的商场，而是一个为了造物主的荣耀和人类心智升华的宝库。”毫无疑问，通过劳动获得升迁并因此改善其社会地位是一件荣耀的事，但绝不能以牺牲自我为代价，使心智成为肉体的苦役；因未能有所成就（这种成就取决于勤奋和对事业的关注程度而非知识），就怨天尤人、灰心丧气，这是心胸狭隘的标志。罗伯特·索西在回复朋友咨询的一封信中，很好地批评了这种心胸狭隘的人。他说：“如果我能赠给你什么有用的忠告，我绝不会吝啬；但是，如果一个人选择了自暴自弃，那就真的是无药可救了。一个善良而聪明的人有时也会对世界感到愤然、悲哀；但是请记住，如果你履行了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义务，你就不会怨天尤人。如果一个人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理想的话，那只是因为万能的上帝对他的额外恩赐超出了他所应得的。”

仅将教育作为一种智力的消遣来使用，是另一种亵渎教育的方式。在今天这个时代，有许多人迎合了这一口味，在我们的文学中展现了对通俗刺激的一种近乎狂热的追求。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如今，我们的书刊充斥着庸俗的诙谐和夸张，这实际上背离了人类法则和自然法则。道格拉斯·杰罗德曾这样描述这一趋势：“现在我们对任何事物都是哄堂大笑。我坚信我们的世界终有一天会对此举动感到厌倦，毕竟生活中还有着一些严肃的东西，人类的历史并非一部彻头彻尾的喜剧史。我相信有的人甚至会写出一部布道闹剧来。想一想英国的喜剧史吧，阿尔弗雷德的闹剧、托马斯·莫文爵士的滑稽，还有他的女儿在棺材里的搞笑表演。”具有同样思想的约翰·斯得林说：“如今书刊已大众化，但它们是为那些心智尚未健全仍在发育的人特地准备的，它们对人们心灵的亵渎比起瘟疫、污染和腐败有过之而无不及。”

然而，当我们从繁重的日常事务中抽出身来的时候，选出一本好书读上两页，也是一种高级的智力享受。一本好书对人们的吸引力绝不亚于源于本能的巨大冲动；否则，我们就会合理地减少阅读。如果像某些人那样，将阅读作为获取精神食粮的唯一途径，投身于图书馆埋头苦读，并整日沉浸于自己臆造的荒谬的人生图景之中，那将会比无所事事更浪费时间，因为它比无所事事更加有害。一个养成盲目阅读习惯的人往往会沉湎于小说中的虚幻情感而变得荒谬无常。一位男性同性恋者曾对纽克的大主教说：“我从没有听过悲剧，我受不了。”小说所激发的文学上的遗憾不会产生任何相应的行动；它所引发的情感也不包含自我牺牲，而太过于为小说所感动，最终人们就会变得对现实麻木不仁。巴特勒主教说过这样的话：“在自己的内心描绘美德对养成这一美德并无帮助，相反，甚至有可能适得其反地使心灵更加冷漠，更加无动于衷。”

过度的娱乐会使我们放纵自己、有损人性，我们必须警惕，但是，适度的娱乐是健康的。有格言说：“只工作，不玩耍，会使杰克变傻瓜。”但是，如果只玩耍，不工作，那么危害必然会更大。再没有什么比嬉戏玩耍对一个年轻人带来的伤害更大的了，他会因此失去其最为宝贵的品质，对平常的快乐感到索然无味，会失去对更高级精神享受的追求；而当他回过头来重新面对工作和生活的责任时，结果则会是厌恶和反感。“放纵派”的人们挥霍生命力，枯竭了真正的幸福，失去了活力，他们难以再使其性格或心智有所发展。一个放任而虚度了青春的人甚至要比失去童真的孩子、失去清白的少女和失去真诚的少年更令人惋惜。

密罗伯曾这样说过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我早年的虚度时光已经占用了我今后的部分岁月，并消耗了我一生大部分旺盛的生命力。”今天对别人所犯的错误明日就会落到我们自己头上，而年轻时犯下的罪恶也会在今后报应到我们身上。培根爵士写道：“年轻时本性的力量能跨越障碍直至他的暮年”，这里的本性的力量既指体力又指精力。意大利人吉斯在写给其好友的信中写道：“我向您保证，我为生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的确，在生活中我们不由自主，上帝先是假装慷慨地给我们一些小费，然后却毫不客气地把它们统统记在我们的账上。”年轻时候的放纵所导致的最坏结果并非是健康受损，而是它玷污了人性。放荡可以使一个年轻人堕落，等到他想悔改却为时已晚。如果还有其他方法可以补救的话，那只能是以一种火热的责任感去浇灌心灵，并积极投身于工作之中。

本杰明·康斯坦是法国人，同时也是伟大的启蒙运动时代最有天赋的人之一，他在20岁时就对一切都无动于衷了。从那时起，他的生命就只剩下延长的哀叹，他不再有靠一般的能力和自制就完全可以达到的成就。他曾决心做很多事情，但从未完整地完成一件，因此，人们称他为“不持续”。康斯坦无可否认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曾雄心壮志要写出“不朽的”的巨著来，但就在他热切地追求理想之际，却不幸堕入了低级趣味的生活深渊。他伟大著作中的超验主义难以弥补其生活情趣的低级，在着手写作宗教作品的同时，他经常参与赌博，在从事《阿朵菲》一书的写作时却在赌场上耍着可耻的勾当。尽管他的智力超群，但性格软弱无力，因为他对美德从无信仰。他曾说：“呸！荣誉和尊严是什么玩意？我年纪越大，就越觉得荣誉和尊严中其实空无一物。”他是一个十足的可怜虫，把自己说成“除了骨灰和泥土之外什么都不是”。他说：“我就像一片伴着痛苦与厌倦的阴影。”他极其渴望拥有伏尔泰的充沛精力。他的生命过早地耗尽了，只剩下森森白骨。他认为自己是一只脚悬空的人，也承认自己缺乏原则和毅力，因而，他空有万般才华却一事无成。在多年的悲惨生活之后，他精力枯竭地死去了。

《诺曼征服史》一书的作者——奥斯汀·蒂利的一生则与康斯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在一生中完美地体现了坚毅、勤勉、自我修养和对知识无尽的渴求。他在追求知识中失去了双眼，但这并未影响他对真理的热爱。他的体质非常虚弱，以至一位护士总是像照顾婴儿一样把他抱在怀里，从一个房间挪到另一个房间，但他从未失去坚毅的精神。尽管双目失明，他却能用高贵的语句概括其文学生涯：“对于科学和事业而言，我想我已经像一个在战场上死里逃生、负伤返还的战士，将一切奉献给了祖国。无论我勤奋工作的结果怎样，我只希望自己树立的这一精神榜样不会消亡，我期望它能对抵制这一代人的道德疾病有所帮助，让那些抱怨缺乏信仰、游手好闲、苦苦寻觅却一无所获的灵魂迷途知返，重新找回信仰与敬畏之心。我们的这个世界为什么总是容不下某些人，总是没有某些人的立足之地呢？这世上不是仍有着安静严谨的学习与研究吗？那不正是我们人人都能进入的避难之所、希望之所吗？有了它，人们就不会为时光流逝而感到痛苦，每一个人也就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每一个人也就能高贵地生活。我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如果给我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仍会这么做，我还是会选择让我走到今天的同一条道路。我如今已经双目失明，绝望地忍受着痛苦，然而我要郑重地宣告，在世界上还有比感官享乐、财富甚至健康本身更美好的东西，那就是献身于知识，努力追求。”

在很多方面，克里瑞兹与康斯坦非常相像。他同样才华横溢，也同样意志薄弱。他尽管拥有超群的才智，却缺乏勤勉的精神，他讨厌持久性的工作，也缺乏独立性。他将妻儿留给高贵的索西抚养而不感到羞愧，而自己则退居到海各特·格洛坞向他的信徒们大讲先验论。他对伦敦城里的辛勤劳作的人们不屑一顾，他高傲地拒绝朋友的资助，虽然有着崇高的哲学理念，他却蔑视普通劳动者。然而索西的精神是多么不同啊！他不仅从事着自己所选择的琐碎单调的工作，同时又怀着对知识纯粹的热爱和理想的追求。他从不虚度每一天甚至每一个小时，严格地履行与出版家们的订约，此外，还要维持一个大家庭的生计。他曾说：“我的道路与上帝之路一样宽广，而我的生计则只能凭借这支笔了。”

罗伯特·尼古尔在读完《克里瑞兹回忆录》后，在给自己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这个可怜的天才，仅仅因为缺乏一点精力和决心而断送了他本该极其完美的事业。”尼古尔自己是位真诚而勇敢的人，他英年早逝，在短暂的一生中遭遇了无数的挫折。最初的时候，他是一个书商，最后生意失败而血本无归，不但如此，还欠了20英镑的债，当时他感觉心里就像“一块磨石挂在脖子上”一样。他发誓在还了这笔债以后，再也不向任何人借钱。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亲爱的妈妈，请别为我担心，我已感到自己的信心和希望与日俱增，思考得越多，我就越觉得无论今后我是否会富有，我一定会成为一个越来越睿智的人，而这比起钱财来更为可贵。我坚信我可以直面生活中的痛苦、贫困以及其他一切令人恐惧的困难。我绝不会失去自尊、失去对人类崇高理想的信仰或失去对上帝的热爱。虽然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经历无数精神上的痛苦折磨，而一旦达到，就会像一个旅行者从阳光灿烂的山顶俯瞰山底一样自由。我不敢说自己已经达到了这一境界，但我觉得自己正时刻接近它。”

是努力和困境造就了伟人，而不是安逸和顺境。在人生的任何一站，要想取得任何的成就，首先必须直面和克服种种困难。正如错误会成为最宝贵的经验一样，困难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一直认为：“一个屡遭挫折却百折不挠的人，将比一个一路顺风顺水的人更有可能取得成就。”他说：“当一个年轻人在首场演讲中就光芒四射时，这固然很好。他也许会继续前进，但也许会因此暗自得意，不思进取。当一位年轻人在第一次尝试中虽未成功，却持之以恒时，我相信这样的年轻人将比绝大多数第一次就取得成功的人更容易取得成功。”

比起成功，我们在失败中学到的智慧更多。我们往往通过发现什么不行才明白什么可行，而一个从不犯错误的人很难有所发现。在试图发明一种吸式水泵失败时，研究人员发现大气把水桶从水平面抬高了33英尺（约10.05米），正是这一发现才使人们开始研究大气压强规律，从而为伽利略、托利色里和鲍尔等天才科学家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约翰·亨特曾说：“除非医学界的专业人士有勇气像宣布成功一样将其失败公之于众，否则医学将很难发展。”工程师瓦特则说：“在机械工程领域所缺乏的所有事物中，最缺少的是失败史。”有人曾给亨弗利·戴维爵士展示过一个操作极为灵巧的实验，而他说：“感谢上帝没有让我能够拥有如此娴熟的巧手，因为我总是从实验的失败中找到重大发现的灵感。”另一位物理学领域的杰出研究人员则在其日记中写道：当他遇到似乎不可战胜的困难的时候，才是即将有重大发现的时候。最伟大的事物，即伟大的思想、发现和发明，通常孕育于艰苦，成形于悲伤，产生于苦难。

对罗西尼，贝多芬曾这样评价：“要是他在孩提时代，也只有在那时，多一点勤奋的话，他完全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音乐家，但他被自己的天才毁了。”内心坚强的人不会害怕听到反面的意见，他们更害怕的是不恰当的称赞和过于友好的评价。门德尔松要去参加自己的剧作《伊利亚》在伯明翰一家剧院的首演时，他笑着对朋友和评论家们说：“请严厉地批评我吧！不要告诉我你们喜欢的是什么，而要告诉我你们不喜欢的是什么。”

据说，成功对将军的考验远没有失败多。华盛顿吃的败仗比他赢得的战役要多，但他最终成功了。而罗马帝国也就是在其最辉煌的时代开始了失败的命运。莫里奥常把自己的战友比喻为大鼓，可是直到被打败了才有人听。惠灵顿之所以成为一代军事天才，也是通过不断地克服其似乎不可克服的性格弱点才得以成功的，并因此培养了他作为一个人和一名将领的优秀品质。技术高超的水手总是在大风大浪中磨砺出自立、勇敢和高度的纪律观念，世界上最优秀的水手——英格兰水手们的高超技艺，则不得不归功于险恶的大海和滔天的风浪。

生活的需要就如同是个严厉的校长，但你会发现它通常是最好的。尽管我们都不喜欢逆境的考验，但当它来临时，我们必须勇敢地正面它。彭斯的一节诗很有道理：尽管挫折与失意是严酷的教训，但它又富含哲理，你将到达智慧的彼岸，你将不会在别处找到它。

逆境并不糟糕，反而大有用途。它揭示了让我们克服逆境的力量，激发出我们的斗志，如果性格之中真的有如甜草药一般的价值，那只有在受到压抑时它才能散发出最芬芳的芳香，正如古话所云：“不如意乃是通往天堂之梯。”里克特曾说过：“被扼杀之人的贫穷究竟是什么？这就像将少女的耳垂刺穿，再将珍贵的耳坠挂在她淌血的伤口一样。”在生活中，你会发现有许多人能够勇敢地面对逆境，顽强地与之斗争，但最后在富裕这一更为危险的对手面前束手就擒。只有一个弱不禁风的人才会被风吹走斗篷，体格健壮的人则更容易在温暖的阳光照耀之下自己摘去斗笠，因而，面对顺境往往比承受厄运需要更加自律而坚强的心。财富容易使人骄傲，而困境则会使一个有决心的人的心智更加成熟、坚韧。伯克曾经说过：“困难是位严师，困难使我们更了解自己，也更爱主的圣谕。困难使我们的精神更加高亢，使我们的技艺更加娴熟。因此，我们的对手就是我们自己。”如果生活总是一帆风顺，没有必须面对的困难，生活或许会更加轻松愉快，但人的价值却因此而降低了。人生的考验是一块试金石，它丰富了我们的心智，训练了我们的性格，教会了我们自立。因此，艰难往往会成为我们最好的磨砺，尽管我们未能认识到。当哈德森被有失公正地从其在印度指挥官的职位上撤职，面临着诽谤和斥责时，他深感痛心，但他仍有勇气跟一位友人这样说道：“我努力勇敢地正视厄运，正如我在战场上直面强敌一样。我尽自己所能去完成我的职责，我感到满足，因为毕竟我还能找到使自己振奋起来的理由。即使是令人厌恶的差事，只要尽力地圆满地完成它，这本身就是一种奖赏。如果没有圆满地完成，也不会遗憾，因为我已经尽力了。”

很多时候，生活的战斗是在陡峭的山冈上打响第一枪的，如果毫不费力的话，即使是胜利了也毫无光荣可言。如果没有困难也就没有成功；如果没有奋力反抗之物，也就没有值得奋斗之物。困难或许会使胆怯者止步不前，但对勇敢者而言它只会是一种健康的兴奋剂。的确，所有的生活经验都在向人们昭示着这样一个道理：在人类前进的大道上，所遇到的障碍绝大多数都是可以凭借坚定的善行、诚实的热情、果敢的行动、坚忍的品质越过的，剩下的那些，则更是凭借一种临危不惧、排除万难的坚定决心来克服的。

困难是训练道德的最好学校，无论是对国家或是个人而言均是如此。事实上，困难的历史同时也是人类创造、成就所有最伟大、最美好事物的历史。我们很难说得清地处北方的国家该如何感谢他们所面临的变化莫测的气候和原本贫瘠的土地，而这些正是他们生存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他们终年不断所做的努力和奋斗是地处热带的人们所无法想象的，因此，尽管我们最珍爱的是具有异国情调的商品，但创造出这些商品所不可或缺的技艺和勤奋却是根植于本国勤劳勇敢的人们心中。

无论面对何种困难，我们都必须学会勇敢地面对困难。困难能锻炼人的力量和才智，正如田径运动员一样，以登山来锻炼意志，才能在比赛时轻而易举地赢得冠军。通往成功之路也许艰难陡峭，而攀登高峰是对一个人精神的最好考验：有经验的人了解，只有勇敢地面对困难才能战胜它——勇敢地拨开荆棘时，我们会觉得它们其实像丝绸一样柔滑，而对实现目标最有帮助的就是我们的内心信念，一种我们能够也一定会成功的信念。因而，困难在决心面前往往难成大器。

任何目标都可以实现，只要我们敢于尝试。除非你亲自尝试过，否则你永远无法了解自己究竟能做什么，而多数人往往只有在迫于无奈之际才会竭尽全力。沮丧的青年往往感叹道：“要是我会这个那个该多好呀！”但假如他只是一味许愿而不付诸行动，他就会一无所成。必须将愿望化作决心和努力，一次努力的尝试要远胜于一千次的许愿。正是“要是我如何如何”显示了无能和绝望，使人一味地在可能之中徘徊，而阻碍着愿望的实现甚至实现其愿望的努力。林德爵士曾说过：“困难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被克服。”努力去拼搏吧，在你一次次的努力尝试中，你会发现自身力量的增强。因而，在与困难的搏斗中，你的智慧与性格将得到难能可贵的磨砺，使你能够富有激情、自由和从容不迫地去奋斗。那些未曾有过同样经历的人，对此是无从理解的。

我们学习知识为的是什么？都是为了战胜困难；而克服了一个困难会有助于你克服下一个。在学习中，乍看之下似乎价值不大的东西——例如研究已经消失的语言，线与平面的关系的问题等——事实上仍有着极大的实用价值，不仅仅因为它们所包含的信息，更因为研究这些学问能激发起一个人的努力和蕴藏在心中的潜能。一个前因会导致另一个后果，人生就是这样前进着，不断地遭遇困难、克服困难，直到生命的尽头。灰心丧气从未、也绝不可能对解决困难有任何裨益。阿勒伯特对向他抱怨的、学习数学伊始便感到困难重重的学生，告诫道：“继续前进吧，先生！相信信念和力量即在前方。”

芭蕾舞演员和小提琴家正是在不断的练习和不断的失败之后，才能获得如此纯熟的技艺。在听到别人对其演奏赞不绝口时，凯利希米说：“嗨！您永远不会知道这份从容优雅是怎样获得的！”乔舒亚·雷诺兹爵士当被问及他花了多长时间完成一幅画时，回答说：“我的一生。”美国演说家亨利·克雷在给年轻人的一次讲座中，是这样描述他培养自己艺术天分的成功秘诀的，他说：“我毕生的成功，都应归功于27岁那年的一件事。在那一年，我养成了每天阅读、朗诵一些历史和科学著作的习惯，并坚持了数年。有时我在麦田里朗诵，有时在森林，有时则跑到很远的畜棚，那里的老马和公牛是我忠实的听众。就是我这段早年的经历不断地激励我的热情与灵感，并从此塑造了我的性格，决定了我的命运。”

爱尔兰演说家丘伦在年轻时，说话口齿不清，同学们戏称其为“结巴杰克·丘伦”。考上法学院后，他就坚持不懈地和这个口吃的毛病作斗争。后来他有机会参加一个演讲协会，在第一次演讲时，他站起来后半天说不出一个字来，但此后他竟奇迹般地作了一次十分成功的演讲。这一次意外使他对自己的口才信心大增，于是便以百倍的精力投入到演说中去。他每天都要拿出几个小时大声朗读最优美的文章，对着镜子仔细揣摩演讲时的表情，并发明了一套特殊的手势来弥补其外貌的缺陷。除此之外，他还模仿法庭辩论，像律师真正面对一个陪审团那样全心地去练习。丘伦是在不名一文的情况下开始执业的，他在做辩护律师的过程中，仍常常为当初在演讲协会时期的缺乏信心所困扰。有一次，在一件案子的审理中，丘伦发现“他从未在他的那本法律藏书中见过法官引用的这条法律”，而罗伯逊法官却轻蔑地说道：“或许这是真的，不过我想这大约是因为您的藏书太少的缘故吧。”罗伯逊法官是位性格暴躁且成见极深的法官，曾匿名写过多本宣扬极端暴力和教条主义的小册子。丘伦被法官这句影射自己生活困窘的话激怒了（当时他的生活很拮据），他打破常规，奋起反驳道：“非常正确，法官先生，我确实拮据，买不起太多的书。我的书虽不多，但都是精选的，而且我相信自己以客观的态度细读过每一本书。我是靠研究一些优秀的著作，准备好从事这一高尚的职业的，而不是去写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不以自己的贫穷感到耻辱；相反，如果我靠奴性和腐化来获得财富的话，我将深以为耻。或许我没有身价、地位，但我至少还有诚实的美德。如果我做不到这一点，那么许多事例都告诉我，如果不择手段地获取荣耀和地位，这只会让我臭名昭著、遭人鄙视！”

极度的贫困对于致力于提高自我修养的人们而言，绝不会成为其生活道路中的阻碍。语言学家亚历山大·墨里教授是在一块一头烧焦了的旧木板上学会写字的，他的父亲是一位贫穷的牧人，他拥有的唯一的书是一本1便士就能买到的《问答教学法简要》。也许是由于过于珍惜的缘故，这本书总是被搁在橱柜里。

莫尔教授在年轻时，贫穷到连《牛顿定律》都买不起，于是就找人借了一本，手抄了整本书。有很多穷学生因疲于生计，就像在白雪皑皑的田野里觅食的小鸟一样，只能用零星的时间学一点知识，但经过他们不懈的努力，终于获得了信念与希望。著名作家和出版家，爱丁堡的威廉·钱伯斯在爱丁堡给一群年轻人讲演时，是这样描述自己的出身以激励年轻人的：“站在你们面前的是一位自学者——我是在苏格兰简陋的教区学校里接受初等教育的，直到我——一个穷孩子——到了爱丁堡之后，才在白天的劳作之后将每个晚上都用于培养万能的智慧。从清早七八点到半夜，我在一家书店当学徒，随后，我才能挤出一点睡眠时间用以学习。我没读过小说，因为我的兴趣集中在物理学和其他实用领域，另外，我还自学了法语。回想起这些时光我极为愉快，或许还有一点遗憾，因为我再也不能重新开始那段日子了。当时的我，全部财产还不到6便士，但是我如今端坐在这优雅舒适的大厅里的感觉，还不如当时在爱丁堡的破阁楼里学习来得愉悦。”

威廉·科比特对于当年学习英语语法的回忆，想必会对身处困境的莘莘学子有所裨益。他说：“但我学习语法时，还是个日薪6便士的士兵。我学习的地方就是我那张警卫床的床沿，我将背包当做书柜，然后在膝盖上搁一小块木块当做写字板。由于我没钱买蜡烛或灯油，在寒冷的冬夜里，我只能借着火光看书。如果像我这样，在这种极端恶劣的条件下，没有父母、朋友的鼓励支持，尚且能够完成这一事业，那么请问在座的年轻人，你们还能找得出什么理由不成功呢？尽管我平时都吃不饱，但我还是从我微薄的膳食费中挤出一点钱，用来买一支钢笔或一叠纸。我几乎没有一刻是属于自己的，我不得不在一群头脑简单的人的闲聊、嬉笑、歌唱、口哨和打闹声中读书写字，他们可是有几个小时自由支配的时间啊！你们能够想象吗？那任意的一支笔、一瓶墨水或几张纸的费用对我来说是多么巨大！当时我已经和现在一样高大了，我的身体很强壮，原因是我经常运动，而我们当时食宿之外的零花钱是每人每周2便士。对此我可真是记忆犹新啊！某个星期五，在买完生活必需品后，我只剩下了半便士，本来想第二天早上买条红鲱鱼的，但那天晚上我实在是饥饿难忍，于是想拿来买点儿吃的，但我恐惧地发现它不见了！我伤心地趴在单薄的床单上，像个孩子似的哭了！我还想再说一遍，如果处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尚且能够面对并完成这项任务的话，全世界还能找出一个年轻人，说他有理由不成功吗？”

另外，还有一个关于坚毅求学的例子，同样令人感动。一个法国政治犯流亡到了伦敦，他之前是一名石匠，因此重操旧业，以此为生。后来由于经济形势恶化，他失业了，贫穷带来的恐惧无时无刻不显现在他的脸上。在走投无路之际，他无意间遇见了另一位流亡者，此人以教授法语为生，收入颇丰，我们的石匠便向他请教该怎样才能够谋生，得到的回答是：“做教师！”“教师？”石匠惊诧地说：“可……可我只是个工匠！你一定在开玩笑吧？”流亡者回答道：“不！恰恰相反，我是认真的。我真的建议你去当一名教师。我保证，能够教会你如何去教别人。”“不！不！”石匠回答：“这不可能！我年纪太大了，还怎么学呢？我所知甚少，怎么能成为一名教师呢？”于是石匠离开了，他继续四处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他离开伦敦前往外省，在走了几百里路后，仍然找不到一个雇主，只好无功而返。回到伦敦后，他径直去找那位流亡的朋友，见面就说：“我已经在所有的地方尝试过，但都失败了，现在我想尝试做一名教师了！”并且立即向这位朋友求教。由于石匠思维敏捷、应用能力极强，很快就掌握了基本的语法、文法和标准的古典法语发音。当他的朋友兼老师认为他已能胜任教师一职时，石匠就去应聘并顺利地获得了一个教师职位。看！石匠最终成为一名老师！巧合的是，他任教的这个学校恰好是他曾做过石匠的地方；每天一早他推开教室的窗户向外望时，第一眼总是看见他自己以前搭建的一个农舍的烟囱！最初他担心被人认出来而有损学校的声望。但当他证明自己确实是个极为称职的教师，而他的学生也多次因法语成绩优异而受到公开表彰时，这种顾虑就烟消云散了。此外，他还赢得了所有认识他的人的尊敬和友谊——无论是教师、同事，还是学生。当他过去的经历被朋友们所知时，并不像他最初所担心的那样，恰恰相反，他得到了他们加倍的敬意。

在不知疲倦的自我修炼者的名单中，赫然写着萨缪尔·罗米利勋爵的大名。罗米利出生在一个珠宝商的家庭，祖父是法国的流亡政治犯。小时候罗米利没有接受什么教育，但依靠不懈的奋斗，他终于克服了所有的困难。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十五六岁时，我就下定决心要认真地学好拉丁文，而那时我除了对一些众所周知的语法规则略懂之外几乎一无所知。此后的三四年里，除了瓦罗、哥伦麦拉和塞色斯这些作家的技术性作品之外，我读遍了每一位散文家的作品。李维、萨勒斯特和塔西佗的著作我通读过三遍。我研究过西塞罗最著名的演说，翻译过荷马的许多作品。泰伦斯、维吉尔、霍洛斯、奥维德和朱维诺的作品我也是一读再读。”此外，他还研究过地理学、自然科学、自然哲学，并且小有成就。在罗米利16岁时，他就当上了坎色雷法院的文书。

后因学习刻苦，很快又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这是勤奋坚毅带来的成功的硕果。在1806年，他成为总检察长。他并不以此为满足，相反，他总是被一种痛苦的、压抑的、对自身素质不满的情绪所困扰，于是他通过不断的学习来加以弥补。约翰·莱登同样是深具坚忍精神的典范之一，他同时也是瓦尔特·司各特勋爵的忘年交。约翰出生于罗克斯伯格席尔的穷山沟，他几乎完全靠自学成才，正如许多斯考奇牧民的孩子一样。约翰利用在山坡上放羊的闲暇之际学会了识字，正如墨雷、费格林和其他许多人一样，约翰很小时就感受到了一种对知识的渴求。当时他还是个赤脚的穷孩子，他坚持每天步行8英里（约12.87千米）沼泽地到克刻顿的一个山村小学去学习，那就是他受过的全部正式教育，其他的学习则全靠自己。就是这样一个孩子，竟然从赤贫的山村中踏入了爱丁堡的大学校门。这位奇才最早是被一位小书店的老主顾——阿希伯尔德·康斯特伯发现的，当时约翰在这里打零工。约翰每天都必须登上梯子，整理沉重的文件和书籍，繁重的工作使他忘记了餐桌上那一点点面包和开水。不断阅读书籍和聆听讲座是他的全部愿望。就这样，他在科学的门前辛苦地耕耘着，直到不懈的毅力为他带来了一切应得的胜利果实。当约翰未满19岁时，就以其对希腊文和拉丁文的渊博知识让爱丁堡的所有教授叹为观止，随后，他对印度产生兴趣，并打算在政府部门谋一公职。后来虽未能如愿，但他得知有一个外科医生的助理职位空缺时，便决定前去应聘。他并非外科医生，对这一行他几乎一无所知，但是他可以学习，而当他被告知必须在6个月内通过考查时，约翰面无惧色（而完成这些学习通常需要3年时间）。6个月后他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学位。司各特和几个朋友为他送行，于是约翰在发表了他那篇优美的诗作《婴儿之见》后就前往印度了。后来热病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他要成为一名最伟大的东方学者的夙愿也未能达成。

已故的剑桥大学希伯来语教授——萨缪尔·李博士一生的毅力和决心是影响并决定一位文学界泰斗的最好例子。李博士在劳格纳附近的一所慈善学校念书时，是个毫不起眼的孩子，班主任甚至认为他是自己所教过的最笨的学生之一。毕业后他给一个木匠当学徒，并且一直做到成年。为了充分利用闲暇时间，他开始学习，由于书里经常出现一些拉丁语引文，为了弄清楚那些引文的意思，他便买了本拉丁语语法书，从此开始学习拉丁语。正如斯通所说的那样：“只要学会了24个字母，一个人想学习还需要什么呢？”于是，李博士开始起早贪黑地学习，在学徒期满之时，他对拉丁语的掌握已经非常娴熟。有一天，李博士经过一个教堂时，偶然看见一块希腊语的墓志铭，他又立刻产生了学习希腊语的念头。他将一些拉丁语书籍卖掉，用卖书的钱买回一本希腊语语法和词汇书，便开始有滋有味地学习起来，并很快掌握了这门语言。在掌握了希腊语之后，他便卖掉了希腊语书籍，买回希伯来语的书籍开始学习……李博士从没得到任何老师的指点，他也不期望名利，仅仅出于自己的兴趣爱好。

李博士继而学习了叙利亚等国语言。但是，学习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健康——长期在晚上学习，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视力，他因此不得不休息。经过一段时间的修养后，他恢复了健康，又开始了日常的工作。除此之外他还有着出色的经商才能，生意做得不错。28岁时他成了家，婚后他决定尽心尽力维持家庭生计，并放弃对文学的喜爱。于是，他卖掉了全部藏书。如果不是因为木工工具箱在一场火灾中被烧毁，他完全可以从事木匠活来维持生计。这下他一贫如洗，由于买不起新的工具，他便打算给儿童做家教，以补贴家用。之所以选择儿童，原因很简单——做这种工作不需要什么资金投入。然而问题也出现了，尽管他精通多门语言，却没有专业知识，因此不知道如何开始授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开始勤奋学习算术和写作，以便能够给孩子们传授这些基本的学科知识。他自然、淳朴、优雅的个性渐渐地吸引了朋友们的注意，他“博学木匠”的美名也传播开来。司各特博士——一位邻近的牧师帮他找到了一份在什鲁斯伯利慈善学校做校长的职位，并把他介绍给一位著名的东方学者。其他的朋友还为他提供图书，帮助他掌握了阿拉伯语、巴西语和印地语。在县里当民兵时，他继续作研究，逐渐精通了几门语言，在其资助人——善良的司各特博士的帮助下，李博士进入剑桥大学女皇学院学习。由于数学成绩十分突出，并且精通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又恰好学校有个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的教授职位空缺，他便荣幸地被聘用了。

除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外，他还积极利用业余时间帮助传教士向东方的民族传播福音。他把《圣经》翻译成其他几种亚洲语言。他精通新西兰的语言，帮助当时在英国的两个新西兰官员编写语法和词法教科书。他当时编写的教科书如今仍被新西兰的学校广泛使用。总之，这就是萨缪尔·李博士不平凡的一生。

在学习上，通过许多杰出人物的经历验证了“亡羊补牢，未为晚也”这一谚语。如果一个人决定学习，那么，即使他年事已高也会取得很大成就。亨利爵士在知天命后才开始研究自然科学。司各特40多岁时还没有成名。薄伽丘在35岁才从事文学。阿尔菲研究希腊语时已经46岁。富兰克林50岁后才全身心投入自然哲学。詹姆斯·瓦特40岁才在格拉斯哥学习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托马斯·司各特博士56岁开始学习希伯来语。罗伯特·霍尔晚年开始学习意大利语。汉德尔46岁才发表了其巨著。无数的事例表明，年龄并不影响人们的学习和取得成就，只有那些没有毅力的懒虫才会说：“现在学习为时已晚。”

推动和领导世界的，并不是那些天才，而是那些坚忍不拔、不知疲倦、持之以恒的人。尽管有些人天生聪明，但这并不意味着天资就决定了人们将来的成就。与其说天资是一种智慧的活力，还不如说它有时是一种智慧的病态。那些“神童”长大后有多少成为伟大的人了？成绩最优秀的学生后来又到哪儿去了？追踪他们人生的足迹，我们经常发现那些小时候调皮捣蛋的笨学生长大后反而超越了神童。聪明的小孩往往比其他小孩更容易得到奖赏，但这种奖励对他们不一定是好事。因此，我们应该称道的是刻苦的努力和坚韧的毅力。我们应该鼓励那些资质较差却事事尽力而为的孩子。

有数不胜数的关于小时候愚笨长大后有才能的例子。皮埃托·迪·考托纳小时候由于太笨，因此被叫作“傻蛋”。后来通过努力，他成为伟大的画家。托马斯·占蒂在幼年时常常被称为“笨瓜”，但经过勤奋努力，他终于获得了最高的荣誉。牛顿小时候是全班的倒数第二，还常常遭到一个优等生的欺负，但这个笨孩子却勇敢回击，并且从那以后，下定决心勤奋学习，决定要成为一名优秀生来征服对手。“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如愿以偿。

另外，最伟大的神学家在小时候也并不是神童。艾萨克·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