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寒假了钟佩文直接来到了武汉。他到了漕河，没坐去鄂城的车，就去了茅山，再去黄石，晚上坐“东方红”二号，第二天上午便到了武汉。
每次走在熟悉的街道上，他都是又亲切又伤心。他是苏北人，但他自幼随父母离开苏北到了上海，不久又来到武汉，并且定居下来，从此喝武汉的水、吃武汉的粮、能说一口武汉话，已经“汉”化了。武汉是他第二故乡，是“养母”。俗话说：养身父母大如天。他在武汉有亲人、有朋友、还有不少熟人，来到武汉自然感到亲切了！可他现在落户在蕲春，那里他孤身一人，举目无亲。蕲春也有人会帮助他的，但能有多大的作用呢？再说了，他们也只能在平时帮一帮你，因为他们自己也是需要别人帮一把的；而到了危急时刻，真的连个能鼎力相助的人也没有。康淑芬说得对，到时候人人自危，人人自保，谁还顾得了谁呦！不是不想顾，而是办不到。她就顾不了老李，老李也顾不了她。她只有流泪，老李只有叹息。姐姐姐夫不是也有过这样的吗？那些被批斗的人不也是这样的吗？古人云：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分。夫妻尚且如此，何况一般人乎！看来，还得靠自己救自己。当年太幼稚，轻易放所谓包袱，吃了大亏；如今得注意，要随机应变、见风使舵。
想到这里，他觉得自己变坏了。是的，他是有点变坏了，不像当年心直口快的钟佩文了。这又怪谁呢？听了话、放了包袱却惹了一身麻烦，至今还脱不了干系。这是图个什么呢？就为了图别人一呼二吼三批判吗？连起码的人格尊严都没有了，还有什么意思？今后还要过这样的生活吗？当然不能！他想，既然底下的人不按毛主席的教导办事，凭什么要我按毛主席的教导办呢？要当强盗就都当强盗吧，我不能任人宰割。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来歪的，我也来歪的。不过，这样一来，这世界不就乱套了吗？不像话吧？想来想去，想得心里直发毛。他不禁叹了口气。
到家了——唉，总算还有个家！他深呼吸了几次，使情绪松弛下来，就往三栋走去。他见到几个熟人，彼此都热情打招呼。
路上，有几个小孩在玩跳橡皮筋地游戏，一个人跳，两个人甩。跳的孩子一边唱，一边跳，呼哧呼哧地直喘气；没跳的就有节奏地拍巴掌，唱道：
邓拓吴晗廖沫沙，
一根藤上三黑瓜。
打，打，打，
我们坚决斗倒他！
*叶群林立果，
篡党夺权真是坏。
谋害领袖毛主席，
最后摔死在国外。
拿起笔，做刀枪，
集中火力打黑帮，
谁要敢说党不好，
马上叫他见阎王
钟佩文在旁边站了一会儿，看着他们的小红脸，真惹人疼。他想，还是当孩子好，无忧无虑的，不像大人，一年年、一月月、一天天尽在是是非非里纠缠不休，勾心斗角。
“小文呐，回来啦？”听到有人喊他，忙扭头一看，原来是阿四。阿四握着他的手说：“刚才猛一看，又是侧面，我还恍惚了一下，差点儿没认出你来。怎么搞的，你怎么这么老哇？还在乡下啊，怎么不调回来呀？”钟佩文大大咧咧地说：“乡下也有乡下的好处嘛。你看，我就能搞到这么多肉这么多糯米，你在武汉行吗？”阿四笑了笑，说：“这倒是的，这倒是的。”说完，二人告别。
钟佩文应付完了阿四，心里那个难受哇，简直就没法儿提了，比钢针刺心还厉害。阿四他们跟他是从小一起学大人演戏长大的伙伴，如今他们一个个当演员的当演员、进工厂的进工厂，最次的也成了大集体或小集体单位的员工；多数在武汉，跟家里人在一起，日子过得舒心；少数没有回武汉的也是在县城，日子过得也还顺心。只有他，钟佩文，独自一人还在乡下，日子过得忧心。起初，他曾以在乡下落户而自豪过，认为比童年的伙伴们文化程度高思想境界也高；可现在，自己变得老气横秋了，又不可能衣锦还乡，再侈谈文化高境界高又有什么用？只会成为人们茶余酒后的笑料。他低头疾走，生怕又遇到熟人把刚才的一幕重演一遍。
他上了楼，敲了敲房门。他听见了脚步声，很快，他看见了姑妈那慈祥的面容，读出了姑妈眼中那深深的期盼。他进了门，把带来的东西放在地上。
姑妈给他沏了一杯热茶，又问道：“小文，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呐？累的啊？”他猛然回过神来，知道自己把刚才的情绪写在脸上了，害得姑妈着急，就赶忙掩饰道：“工作是有点儿累，加上还有点儿感冒。”姑妈说：“路上冻着了吧？我说哩。”说着，打开五屉柜第一个抽屉，拿出一片APC来，要钟佩文赶快吃下去。钟佩文暗暗叫苦，只得硬着头皮吃了。
吃了药，他说：“姑妈，看来你身体满好嘛。姑爹怎么样？”姑妈说：“他身体还行，就是这儿不太好。”说着，指了指额头。钟佩文关心地问：“怎么，他也感冒啦？”姑妈叹了口气：“有什么病呐，是思想病。他就是想不通。要我说呀，想不通就别想了。只要有吃有喝有觉睡，就什么也别想了。想也没什么用，是吧？”一边说，一边叫钟佩文把东西拿出来。
看着一块块猪肉、一袋袋糯米、绿豆、鸡蛋，姑妈笑着说：“你还别说，乡下这点儿就是好，买这些东西也不要票。”钟佩文说：“乡下人家里一般都有这些东西，不多，不过多少总有点儿，过个年没什么问题，只是不太富余。在乡下，只要有朋友、有活钱，买这些东西没问题。有些在食品部门工作的朋友跟我还是学习班里的难兄难弟哩。”姑妈听着只是苦笑：“看来蹲学习班还有点儿好处嘛，能交几个朋友。”钟佩文也笑：“是呀，要是再蹲下去，连老婆也找着啦。”
姑妈一听，马上严肃地说：“你在那儿找了？”钟佩文赶忙摇头：“我在那儿还没待够哇！怎么会在那儿找呢？”姑妈说：“就是啊，还没待够啊，千万别在那儿找。乡下也有好女孩儿，我不就是乡下人吗？可现在那儿不是你应该待的地方。唉，年头变喽，人生地不熟，待不下去啦。你姐就怕你这个了。你得想办法回来。”
钟佩文点着头哎了一声，又问：“姑爹为什么想不通了？”姑妈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说：“还不是老问题，他怎么会想得通呢？我劝过他不知道多少次了，我说，想不通又有什么用，反正是解决不了了，就别管它了。自寻烦恼，气出病来该自个儿倒霉。他说，我给周老板当打鼓佬是解放前的事儿，我那时候怎么会知道他会演《海瑞上疏》*？再说了，周老板还演过岳飞戏，宣传爱国，这会是错的？不是说要一分为二嘛，为什么对周老板就不一分为二呢？你看你姑爹，他就是认死理不回头。我说，周信芳演《海瑞上疏》你没当打鼓佬，可关正明演《继盛修本》那可是你的打鼓佬吧？你这辈子就别想抬头了。认命吧。这年头哇，不认命是不行的。要说呢，关正明演《继盛修本》、《宋江题诗》就是为了*？你姐夫排《战斗在敌人心脏》是为了*？我就不信。可有什么用？人家揪住你不放，你就得自认倒霉。你姐夫的师父自杀，你说能不认命吗？解放前哪个戏班子要吃饭不得走南闯北？有的还跑过台湾、香港，还有的连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东南亚都去过，这多了去啦。你姐夫的师父当年去过台湾，六八年被审查，他害怕，跳江自杀了。你姐夫的师娘除了认命，又能怎么样？唉！”说着，眼圈儿也红了。
钟佩文赶忙劝说：“看你，怎么说着说着就伤心起来了呢？快过年了，您多想点快活的事吧。您放心，姑爹心胸开阔，不会走那条路的。”姑妈说：“我知道你姑爹不会走那条路的。我只是为他鸣不平。好吧，你休息一会儿，把猪肉洗一洗。我去小菜场看看有没有小菜卖。”
钟佩文上午就帮姑妈做事。
中午，姑爹回来了，看见钟佩文，很高兴。中午吃饭，他喝上了酒，还问钟佩文是不是也来一杯。钟佩文见他高兴，就说也来一杯吧。姑爹知他平素不怎么饮酒，所以也不劝酒，于是爷儿俩各喝各的。
姑爹询问他在学校的事，钟佩文讲了批孔、学习黄帅、一个学期搞了九次小测验的事。他特别讲到两报“编者按”关于警惕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提法，担心会不会又要搞什么运动，要是搞运动的话，这个老师可就不好当喽。
姑爹说，他也预感要来运动了，可又不十分明确，只是怕又会扯出“特嫌”问题。钟佩文劝他想开些。姑爹说：“还是那句老话，虱多不痒，债多不愁。我也习惯了。我早就想明白啦，有些人没本事，不弄出点事来，日子怎么打发呢？我们平头百姓，只要有事做、有钱赚、有饭吃就行了。只是啊，我想不通的是，当年周老板演岳飞戏，是担了风险的啊。日本人不高兴，汉奸稽查处给我们来过信，说是要往台上丢炸弹。这证明我们也是为抗战做过事的。没想到现在倒好，给——唉，否定了。你说烦不烦死人！”钟佩文也愤愤地说：“党的政策全叫底下的人给搞坏了。”姑爹微微一笑，喃喃地说：“全叫底下的人给搞坏了，全叫底下的人给搞坏了！唉，搞不懂，搞不懂啊！”姑妈说：“搞不懂就算了。这年头有安稳饭吃就是福啊！这两年日子过得还算安稳，只希望别又搞什么运动。”
钟佩文说：“也只能希望了。姑妈，赵阿姨没回来过年呐？”姑妈说：“他们不回来了，都回上海了。走了就好了，免得在这儿看着、想着就伤心。唉，这几年我们这个宿舍里还出了好多事哩，挨斗的、受审查的、发疯的、自杀的，真不少啊！”
钟佩文深深地叹了口气，他知道这一切。自“*”发表以来，武汉京剧团宿舍就成了公众“关注”的地方。当时党中央评论苏共领导的“公开信”，已发表九篇文章。第九篇名叫《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简称“*”，里面就提到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一系列理论和政策，归纳为十五条，其中有一条谈到不要对少数人实行高薪。文楚明第一次到钟佩文家走访后，在走出宿舍的时候，就郑重地告诫钟佩文，宿舍里住的一些演员工资远高于工人，更不用说高于贫下中农了，这些人属于资产阶级高薪阶层，因此宿舍里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很顽固很盛行，还点了韩正卿的名，要钟佩文注意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钟佩文听了直点头。十一月在东西湖农场劳动，文楚明组织同学们批判钟佩文的反动言论，总结时他又一次提到资产阶级高薪阶层的问题，要钟佩文和同学们注意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问题。钟佩文虚心接受了批评，但又陷于极度的苦恼之中。他知道，他姐姐姐夫姑爹都拿一百块以上，显然是高薪阶层。京剧团里拿大钱的人还有的是。但他不解的是，这钱是党和政府给的，难道党和政府在培育资产阶级高薪阶层？他把自己的困惑讲给文楚明听。文楚明瞪着眼睛训斥他：“那些演员就只唱唱戏也拿一百块几百块，太不合理了。你不要糊涂，小心犯错误！”他想想也有理。可他太了解那些角儿了，他们一般出身很苦，一身本事也是苦练出来的，怎么看也不像资产阶级，怎么想也发现不了他们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人的事例。有时，他甚至想到自己是不是生活在资产阶级高薪阶层里所以中了毒还不知道？
六六年*爆发。“八一八”以后，全国刮起“破四旧”的十二级台风，武汉自然不可能例外。八月下旬的一天，房管局的一大群人敲锣打鼓，举着红旗，喊着口号，来到京剧团宿舍，在二栋右侧外墙面上贴了一份《严正声明》，一个怒形于色的小伙子拿着铁制广播筒在庄严宣告：
京剧团宿舍里资产阶级高薪阶层的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伟大的无产阶级*东风劲吹，捷报频传。一小撮牛鬼蛇神尝到了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滋味，真是大快人心！革命人民感到前所未有的振奋与自豪！
我们，房管局的工人阶级和革命干部，今天来造你们的反！你们竖着耳朵听着：你们拿着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挣来的血汗钱，不宣传无产阶级革文艺路线，不歌唱工农兵，反而尽唱老戏鬼戏黑戏，贩卖封资修的黑货，宣扬地主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反动思想，腐蚀广大革命群众，腐蚀青少年，为资本主义复辟大造反革命舆论，已经堕落为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你们凭什么住在人民建造的楼房里？我们平时给你们整修房屋，是遵从党的政策，并不是觉得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们再也不想侍侯你们了！
我们革命的工人和革命的干部勒令你们，立即滚出这个宿舍，让伟大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住进来。倘若不遵从革命的法令，我们必将采取革命行动！勿谓言之不预也！
特此声明！
然后，他们又敲锣打鼓举红旗，又呼喊革命口号，十分得意、十分满足地走了。
他们走了，可宿舍里乱成了一团。班底们倒没什么，他们不是高薪阶层，不属于“滚出去”的范围，说不定还能乘机换个好一点的房间住哩，所以挺高兴地看着事态发展。角儿们不知如何是好，男人咒骂叹息，女人抹泪揪鼻子。赵梦春没拿高薪，不是资产阶级高薪阶层；但她的丈夫被枪毙了，她自然属于反动阶级的阵营。她预感到末日来临，趴在桌子上嚎啕大哭。钟佩文回来了，看到房管局的大字报，非常气愤。他和阿四一帮宿舍里的年轻人在一起议论了半天，认为他们的大方向错了，他们来闹，其实是为了房子。他自信地说：“对他们呐，就用斯大林地话来对付：‘不理睬它！’”
他怕姑妈姑爹着急，就赶快回家。刚一进门，赵梦春就跑过来一把抓住他的手，哭着问会不会把她赶走。有几个女人也过来了，她们当中有的给资本家当过老婆（这就是她历史上的污点），有的本人当过几年伪警察（这更是污点），有的跟在香港的亲人通过几回信（这就有里通外国的嫌疑），都眼巴巴地看着钟佩文。此时，钟佩文正为姑妈姑爹着急哩，哪有心思管她们？可见到赵梦春泪流满面、头发零乱的可怜相，又有些于心不忍，就安慰她和别的女人：“《十六条》里说得明明白白，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工人不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符合党的政策。别怕！到时候，我、还有阿四、还有别人一定跟他们辩论。”他嘴上这么说，心却一直噗噗跳个不停，紧张得把手不断地往衣服上抹……
姑妈等那几个女人走了，才悄悄地说：“小文呐，听姑妈的话，到时候也别跟房管局的工人闹，你惹不起他们的。要是出了什么问题，我就对不起你爸、你妈、你姐了。”说着，直抹眼泪。姑爹愤怒地说：“说是整当权派，可外面游街的有一个当权派吗？又在蒙人！我见得多了！老古话说：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可现在呢，你连躲也躲不起。唉，无路可走。这是怎么搞的！”
钟佩文想得挺复杂的。他觉得这是*以来遇到的一个重大考验。从理论上讲，资产阶级高薪阶层应当将房子让给工人阶级，因为房子是工人建造的嘛，再说你高薪阶层这些年来唱了那么多坏戏黑戏，辜负了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还住这么好的房子群众当然不服啊！这在武汉市可是甲级房子呀，比许多工人住的房子要好得多。可话又得说回来，这些年角儿们也真听党的话，党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思想上不通是有的，但在行动上是坚决服从没有二话的。五八年党要唱现代戏，角儿们就唱。青年演员很快就适应了上面的要求，像姐姐、姐夫他们就是的；可有的老演员丢不掉老习惯，出演角色往往念白要上韵（中州韵或湖广韵），像武汉京剧团的陈鹤（音háo，豪）峰演杨白劳、高盛麟演红军指挥员就是的。演员们尽心尽力去演好每一场戏，把这看成学习革命老前辈的具体表现。尽管不太习惯，但还是努力去做。后来，现代戏不叫坐，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各剧团又演老戏。武汉京剧团上演连台本戏《封神榜》，还有其它老戏，生意可好了。六二年以后，搞四清、搞思想革命化，现代戏又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武汉京剧团又演出《白毛女》、《赤卫军》、《飞夺泸定桥》、《红色娘子军》等剧目。钟佩文就看过郭玉昆演洪长清、杨菊萍演吴琼花。他们在台上握手，台下哈哈一片，因为他们是夫妻呀。后来，武汉京剧团带着一出反映解放军平定西藏叛乱的戏剧《柯山红日》去北京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汇演，有幸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合影。姑爹带回一张合影，钟佩文和姑妈看了以后都乐不可支。这年十一月下旬，全国的戏曲剧团一律封箱（把老戏的行头统统收在衣箱里），不再唱老戏，演员们就一心一意演新戏。演员们包括那些角儿们真是听党的话。可上面还是一百个不满意，老说演员们、尤其是角儿们演工农兵演得不像，是阶级感情问题，是世界观问题。姑爹说：“要把演员改造成什么样子，他们才满意呢？”钟佩文很有同感。演员们、角儿们一直在努力改造自己，可怎么就是不行呢？要改造成什么样子才行呢？他百思不得其解。如果只是说说也就算了，可是今天不是说说而已呀，是准备动手啦，这可不是好玩儿的，得认真对待。可怎么对待，他并不知道。他想，估计跟那些家伙辩论也是白搭，看来只能听天由命了。
幸好，老天有眼，报上发表了社论《红卫兵要向工农兵学习》，要求红卫兵必须坚决执行党的各项政策，要文斗，不要武斗。以后，破四旧的风潮过去了。赵梦春双手合十、对天祷告：“谢谢毛主席，谢谢**！要是早几天发表，那就更好啦！”姑爹把报纸往地上一摔，小声说：“才发表！要是早几天，那要少死好多人呐！唉！”钟佩文终于松了一口气，又大大咧咧地在宿舍里评论破四旧当中的方向性错误来了。
后来，批资反路线、武斗、成立革委会，宿舍里都还太平，可是在清队的时候，赵梦春疯了！事情是这样的：赵梦春的丈夫是国民党潜伏特务，五二年镇反时被人民政府枪毙了。政府了解到赵梦春确实完全不知情，就没有难为她，还给她安排了工作。赵梦春先是以为自己完了，非得把牢底坐穿不可，后来见自己非但没坐牢，反而有了工作，自是感激万分，决心好好工作，报答党和政府的恩情。以后，她处处小心谨慎，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管一件事，逢人便笑，见事就做。领导和群众对她印象不错。她居然平安度过了不少政治风浪。也有革命警惕性极高的人常常跑到领导那儿去汇报对赵梦春的看法，认为这个女人是一条冻僵的蛇，一旦气候适宜就会张嘴咬人，请领导注意。领导起初不把一些人的汇报当回事儿；特别是三年灾害时期，人人都饿得头昏眼花，谁有精力去管一条冻僵的蛇呢？不过，六二年以后，领导对她就开始严肃了，时时提醒她要真正彻底地站在党和人民一边，不许表里不一。她心里害怕，几乎不说话了；除了上班，就待在家里，缝缝补补，洗洗晒晒，有时摆弄一下琵琶，来几段评弹。姑妈姑爹对她一如既往；楼里其他人对她也很好。钟佩文受姑妈姑爹的影响，也一直喊她阿姨。后来，钟佩文通过政治学习，提高了阶级和阶级斗争觉悟，开始暗暗注意赵梦春弹的那些老段子。可是听不出有什么问题。原来赵梦春唱的时候用的是地道的苏州腔，还是上了韵的，钟佩文连一个字也听不明白，如何能发现她借古讽今、含沙射影的问题？后来不但听不出问题了，反而爱听那优美的旋律，还上了瘾。只要琵琶声响，他必定放下作业侧耳倾听。姑妈、姑爹有时候高兴了，还会来几段。有一次，赵梦春问钟佩文弹老段子有没有问题。钟佩文说：“我反正没发现问题。您弹老段子是为了练嗓子。不过以后多弹新段子，既练了嗓子，又学了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没想到，当时赵梦春竟然双眼充溢着泪水，用左手摩挲了一下钟佩文的肩膀。钟佩文事后曾想过，是不是我的阶级立场有问题呢？要不，为什么像她这样的人会对我这么慈爱呢？后来又一想，唉，她也怪可怜的，为人不错，又没干过坏事，何必无端地怀疑别人呢？六八年底，钟佩文下乡插队。一个多月后，姑妈来信说，赵梦春被搞外调的人整治疯了！钟佩文暗暗吃惊，思忖道：她会不会是清理阶级队伍使她原形毕露而疯的呢？四月底，他回了一趟武汉，下午到的宿舍，刚刚上楼，就迎面撞见赵梦春，不由得一楞。赵梦春一闪进了家门。钟佩文问姑妈是怎么回事。姑妈伤感地说：“清队以来，几乎天天有人来找赵梦春，要她证实她丈夫的某个熟人是不是特务。她说她完全不知情，连自个儿的丈夫是不是特务也不知道，何况别人呢？这在五十年代就经过组织审查了的，还做了结论。可是外调的人就是不相信，骂她不老实，还吓唬她要送她去坐牢。她跪下来哭着解释，来人骂得更凶，拍桌子打板凳。来人走了，她还跪着哭。邻居们把她扶起来坐在床上，她还在说，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她还自言自语，‘党的政策又变啦？十几年都没追究了，怎么现在又追究啦？’过年以前，又来了一个外调的，又要她去证明某人是否特务。她本来一宿没睡，又受到逼迫，一下子就糊涂了。她多爱干净的人呐，这次脸也不洗，眼角尽是眼屎，右腿也不知道怎么就瘸了，歪歪扭扭地走，嘴角冒着白沫，拿着块饼干，边吃边说‘我要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大喊大叫！抓特务去！’我们看着，心里难过死了，一个多漂亮的人呐，会变得这么丑！不过也好，经过这么一闹哇，找她的人很少了；即使有人找她，也是轻言细语的。就这样，她又慢慢恢复过来了。唉，作孽啊！她是恢复过来了，可老说头疼，往事太多，乱成一团，说等你回来帮她整理整理。小文呐，你赵阿姨怪可怜的，你可一定要主动帮忙啊！”钟佩文听着，叹息不已，说：“没问题。我一定帮她。”
晚饭后，赵梦春找上门来了，小心翼翼地说：“小文，阿拉相信侬能够执行党的政策，所以求侬帮忙。阿拉那个死鬼死了十几年了，还在缠着我，阿拉快活不下去了。今天又有人来调查，阿拉把说过几十遍的嗳话（上海话，读‘矮窝’，‘话’的意思）又讲了一遍，真个烦死人的。阿拉想请侬帮我写一份材料，以后有人来找偶（我），偶哇就不用费脑筋啦。”钟佩文一口应承下来。赵梦春递过钢笔和一匝材料纸，她说，钟佩文写。赵梦春说得罗哩罗嗦、东扯西拉、前后错乱。钟佩文要她别急，慢慢说，又把她说的内容按时间顺序整理出来，拟成提纲，写成初稿。赵梦春看了，大喜过望，直夸钟佩文能干。第二天，钟佩文把初稿改成定稿，有四张活页纸。赵梦春笑着说：“好了，以后再有人来调查，阿拉就可以照着稿子念啦，免得几次说的嗳话勿一样，又骂我态度勿好。小阿弟，谢谢（上海人说‘xiaxia）侬！”
想到这儿，钟佩文感叹万分：“说起来，我们这个民族真是多灾多难。大的不说了，只说小的吧。从六六年起，于宗昆死了，胡桂林死了，我姐夫的师父死了，高百岁死了，叶盛茂也死了；其他人，挨斗的，挨打的，进牛棚的，住干校的，下放落户的，算起来人还不少哩。如今赵阿姨转回上海，又有钱叔陪着，但愿他们能平平安安过日子。”姑爹摇摇头，说：“不一定。上海也不比这儿好多少。天下乌鸦一般黑。不过那边他们有亲戚朋友，平时可以照顾照顾。”
姑妈说：“也不知道那天是个头。总不能老是这样下去吧？”姑爹说：“谁说得清呢？你没听说过吗？*过七八年再来一次。从六六年到现在不就七八年了吗？会不会又该来一次啦？”姑妈说：“唉，来就来吧，只要有饭吃就行。”姑爹说：“人活着就是为了吃饭呐？”姑妈说：“你还想怎么样呢？能有工作有饭吃，这就不错啦，算恩典啦，烧高香啦。你还想搞革命呐？人家也不欢迎。别想太多啦！”姑爹苦笑了一下。
晚上，钟佩文帮着姑妈收拾年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