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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前，武汉市就经常有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每次活动之先，同学们都来到大操场集合，手拿各色三角形小旗，上写各种口号：“坚决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胜利万岁”；书记、校长慷慨激昂地做动员工作，申斥美帝国主义侵略各国人民的罪恶行径，接着师生们高喊口号，然后上大街游行。

与这种气氛相配合的，是赋予了政治内容的体育活动。本来，武汉市早就开展起来轰轰烈烈的群众性体育活动，各企业、事业单位，各学校内部，经常搞体育活动，争名次，更注重参与，搞得热火朝天；老师和学生，经常邀约外校的师生来本校比赛。钟佩文就常常在中午或下午课外活动时间观看各种球类比赛。有一次，他和汉生、晓鹏还有其他同学到市一中观看孙老师他们跟一中老师的篮球赛。可是，后来，体育逐渐被赋予了政治内容。当时，大学生、中学生中有这样的口号“从北京跑到河内”，在武汉就是“从武汉跑到河内”。意思是：每天跑步，把跑步的里程加起来要达到从北京到河内或武汉到河内的长度。学生常常受到这样的教育：世界上有三分之二（*后改为四分之三）的劳动人民在帝、修、反的反动统治下受苦受难，急等着我们去支援，因此我们要好好学习，锻炼身体，以待将来需要我们的时候能承担起光荣的历史使命。锻炼身体已经不再是纯粹个人的事了，而是关系到中国革命、世界革命的事。

每天清晨，大街、小巷到处可见跑步的学生。学校操场上更是热闹，跑步的人成群结队。孙老师最积极，每天要在大操场跑五十圈。他在六五年初武汉首届环城长跑比赛荣获冠军，照片挂在汉口好几家照相馆的橱窗里，出尽了风头，也为学校为教育界赢得荣誉。现在他正为第二届次环城长跑比赛做准备。

钟佩文他们几个自然深受影响。记得在六五年十二月份，金汉生找钟佩文、胡晓鹏商量这事儿。汉生激动地说：“我也要跑到河内去。你们干不干？”晓鹏爽快地说：“这有什么！我早就在干了。我已经跑了几个月了，算起来快到衡阳了。再跑下去，一定可以到河内。”钟佩文可不敢答应，只说每天跑，争取到河内。汉生笑他是个书生，不适应形势的要求。钟佩文还感到羞愧哩。最后他们约定：一个月以后，也就是寒假前，每天至少跑五千米，星期天也不例外。钟佩文为了实现约定，把上学走路的时间都充分利用起来，每天夹着书包跑步上学，到校后再绕大操场跑几圈；下午放学前再跑几圈。星期天，起个大早，从宿舍门口起跑，到友谊路，右拐到新华路，右拐直到循礼门，左转弯，绕过磨盘（听说，在没有解放大道以前，这个地方原来有一个磨盘）向航空路跑去，再横过马路左转弯跑到新华路，再从新华路到循礼门，再到航空路、到新华路，再右拐跑回宿舍。金、胡二人跑步还计算时间，钟佩文可没这个能力，但他坚持跑下来了。寒假前，他们胜利“会师”，又约好在寒假里再跑，每个礼拜跑三至四个一万米。钟佩文照原来的路线跑，只是加了一圈。寒假后，他们又“会师”了，钟佩文成绩最差，但他仍然非常高兴，因为他毕竟离河内近了许多、离抗美救国的越南人民近了许多。

——大操场还是阶级斗争的场所。第一次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发生在六六年六月九号下午，学校党总支组织全校师生批判右派分子陈骁。

那时已经从批《海瑞罢官》迅猛发展到批“三家村”黑店了。那天上午，校园里一如往常，老师认真地上课，学生静静地听讲，一般人谁也没有料到一场急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正在暗中酝酿着。高二（1）班第四堂课是物理，陈骁上复习课。陈骁体态白胖，神情和蔼，语调温柔，教学行之有效，能与学生们打成一片，因此在学生中口碑不错。钟佩文不怎么喜欢数理化，因为计算太麻烦，特别是公式老记不住；但是对物理、化学课的非计算部分还是很感兴趣的。今天搞复习，有理论内容，所以他也是认真听课。

尽管他竭力要听好物理课，但思想还是不能集中，原因是第三堂课俄语老师的话让他很不满意。原来，为了搞教学改革，教俄语的魏老师想学习别的学校的先进经验，让学生上讲台，就要钟佩文讲教材后面附录的一篇课文：《契卡洛夫》。这篇课文的内容是介绍第一个乘坐国产飞机横渡大西洋的苏联飞行员契卡洛夫的。听魏老师讲，契卡洛夫回国后在飞机场上还和斯大林热烈拥抱过。钟佩文从电影《丹娘》里见过契卡洛夫受到群众热烈欢迎的场面，对这位英雄非常敬佩，又知道学生上讲台是教育革命实践，十分兴奋，便欣然受命，为此他每天在完成了学业以后还要牺牲宝贵的休息时间自学课文，再像老师一样备课。他把教案草稿送给老师审阅，魏老师帮他修改；如此反复两三次，教案就成形了。魏老师安排他在六、七两日在班上讲了课。当看到自己走上讲台、同学们刷的一下站了起来的时候，他陶醉了，他第一次感受到当老师的滋味。他努力讲着，指望魏老师会给他一个较高的评价。可是，没想到，魏老师的评价并不很高，他内心不太满意，又不好明言，心里憋屈得难受。

正在他忽而听课忽而想心思的时候，他突然看到学校共青团总支书记来了，叫走了何惠珠；过了一会儿，何惠珠又来叫走了金汉生。他也没在意，反正是领导又要安排大批判的事儿了。自四月以来，报上大批特批《海瑞罢官》，后来全国城乡各个单位又大批特批“三家村”、《燕山夜话》，老师学生们也常常开会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还常常观看和批判反动影片。一有这些活动，照例要停课，又不布置作业，何乐而不为呢？钟佩文和他的同学校友们就喜欢干这事，感到浑身轻松。直到多年以后他竟然看不懂自己用俄语写的文章的时候，想上好语文课却又力不从心的时候，他才痛感自己丢失的东西太多太多。此是后话。

那天，陈骁讲完课，自认为很满意，便布置了作业，还乐呵呵地走了。钟佩文那天也巧，姑爹没回家吃午饭，姑妈有事外出，他睡午觉睡过了头，急死了，便连走带跑，匆匆往学校里赶，赶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在路上，他不停地想象着文楚明训斥他、同学们讥笑他的情景。不料，赶到学校后门时，却发现不见了平日的宁静，只听得一片喧嚣声，又见各教室里人影走动。一进校门，就感到气氛不对，到处都是严肃而忙乱。办公室里，老师们在赶写大字报；来到班上，见黑板上写着“坚决批判*反社会主义的黑话”，又见金汉生满怀愤怒地在黑板上写下“陈骁是个老右派”七个大字。钟佩文大吃一惊：我的妈呀，骂老师啦！难道阶级斗争具体到我们学校来了？赶忙问汉生是怎么回事儿。汉生说：“你怎么才来呀！阶级斗争就在我们身边，你居然能睡得着？快写批判稿吧！陈骁不是我们的老师了，是现行反革命!告诉你，这家伙平时伪装老实忠厚，其实骨子里恨透了**恨透了社会主义。他五七年就*，当了右派；六0年上面看他年轻，就给他摘了帽子，又分配了工作。本来指望他能改好，没想到他心里不是那样想的。他跟其他两个右派跑到‘雅光’照相馆照了张相，上面写了‘新生’两个字。他新生什么？右派新生会有什么好事！还真是这样的！陈骁这次借批判‘三家村’的机会大骂**。你问他怎么骂的？告诉你：他写‘党’字，故意把‘兄’写掉了。听陶书记说，这就是污蔑我们党是没有兄弟党的党，陈骁这不是有意*吗？陶书记还说，要是工人贫下中农写的，那一般是笔误；可陈骁是右派，那性质就不同了，那就绝不是偶然的，是他右派本质的大暴露。”钟佩文经过批判“三家村”的战斗洗礼，阶级觉悟大大提高，政治敏感性大大增强，知道阶级敌人从事*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时往往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说着革命的词语、喊着革命的口号却干着反革命的勾当。陈骁不就是这样的吗？他要及时投入这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去，和阶级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他开始写批判稿，可是批什么呢？从陈骁平时的言论里一时还想不出有什么问题来，不过他知道陈骁还有一张大字报，题目是《夺回无产阶级*斗争的胜利》，这个题目就有问题——无产阶级取得了胜利，有谁会去“夺回”呢，那只有地主资产阶级！所以陈骁这张大字报就是暗中替阶级敌人说话的。分析到这里，钟佩文好高兴呐！一眼就看穿了陈骁的狼子野心，这是批“三家村”批《燕山夜话》反动言论的成果啊！就批这个“夺”字吧。写完之后，先给胡晓鹏看。胡晓鹏正写大标语哩——那是要贴在教师宿舍的墙上的，没时间看，叫钟佩文直接送到学生会去，找金汉生看。钟佩文去了，在三楼楼梯口恰巧碰见高三的李爱军也去送批判稿，两个人互相阅读、互相提意见，把句子改得极具火yao味。李爱军文章的题目是《警惕课堂上的阶级斗争》，批陈骁说的话“若干年后太阳会熄灭”。李爱军写道：“他这样讲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罪恶目的就是：既然太阳会熄灭、地球会爆炸，那还要搞阶级斗争干什么？还要搞无产阶级革命干什么？还要搞社会主义干什么？不要搞了！他就是企图打着讲科学知识的旗号来瓦解学生的革命斗志。狼子野心，路人皆知！我们革命青年绝不会上当，他的阴谋也绝不会得逞！”他们俩把稿子交给了金汉生，要他送到学生会，争取让他们能上台发言。

大会是在下午四点钟开始的。在响电铃的同时，汉生根据学校党总支的安排跑到门房猛烈敲打挂在屋檐下的钢板（钢板是在突然停电时代替电铃的）。学校的气氛顿时更紧张了。各班学生一个个慷慨激昂、怒形于色，以近乎小跑的速度汇集在大操场。在一片仇恨的口号声中，金汉生和几个同学提着木棒——这是练艺术体操用的——把陈骁押上主席台。陈骁脸色刷白，浑身筛糠般颤抖，几乎连台阶也上不了，后来被金汉生他们一把拽上来，押到主席台右边角上站定，弯着腰在九十度左右。发言的学生一个接一个走上台去，挥舞拳头，瞪着眼睛，扯起嗓子，激动地宣读批判稿；老师代表也有发言的，他们显得比学生更激动，人人愤慨已极，有的老师喊口号不是举一只胳膊，而是举两只胳膊，还要蹦踏几下。大会进行了两个多钟头，陈骁就一直没抬过头，也没伸直过腰。最后，学生会主席叫陈骁滚下去写交待。陈骁还没伸直腰，就被愤怒的学生拉下主席台押走了。

那一晚上，陈骁在教师宿舍二楼一直写交待。学生们四人一组轮流值班，每人手持木棒，虎视眈眈地监视着这个阶级敌人，不许他乱说乱动。直到转钟以后，陶书记来了，要学生记住毛主席的教导“不虐待俘虏”，准许陈骁睡一会儿。陈骁这才上了床，但不得放下蚊帐，于是他只好用被单蒙头而睡。钟佩文和汉生、晓鹏一组，亲眼看见陈骁在抽泣。汉生吼了他一声：“别做鬼样子！想用眼泪来换取我们同情吗？我们是不会上当的！”第二天大清晨，担任监督任务的学生就把他提拎儿起来，要他自己读揭发、批判他的大字报。他读得结结巴巴，带着哭腔，满脸是泪水和汗水。学生们并不满意，就自发地把他拽到食堂里，令他低头哈腰，把他批斗了一顿。斗完以后，又把他押到初中生上课的大楼，关在一个小办公室里继续写交待。高二两个班的学生每两小时一班，每班两个学生负责监督，严密注意并记录他的一举一动；如有异常，立即采取革命行动。钟佩文就值过一个班。他看到陈骁一边写交待一边擦眼泪，不由得生出恻隐之心。他把自己的心情讲给汉生听，汉生十分吃惊，批评他小资产阶级情绪在作怪，要他提高警惕，不要被阶级敌人的表面现象所迷惑。那几天，有老师在他们面前表示，自己对陈骁早有觉察，发现这个人不对劲，心里在暗暗提防着哩。班上物理课代表明小凤特别激动，逢人便说早就看不惯姓陈的了，只是没说出来而已。钟佩文亲眼看见明小凤在监督陈骁时眼睛瞪得最圆、面部表情最严厉。若干年后，他想，当一个人无辜地被群体抛弃的时候，处境极其悲惨，其他人出于自保的动机，往往急于跟他划清界线，污蔑者有之，侮辱者有之，落井下石者有之，拳脚相加者有之，一个个都“清醒”了，一个个都“聪明”了，这是觉悟呢，还是胆怯呢，甚而是残忍呢？

那次斗争会是钟佩文平生第一次亲身参加的阶级斗争，不再是旁观者了。他感觉好极了！可是他当时并不知道，这个事件改变了他整个人生轨迹，因为就在十三号那天，上面派的工作组来了，此后学校再也没有开课，他也被人为地提前结束了学生生涯，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

让人想不到的是，十一月份开始批资反路线，威风凛凛、不可侵犯的工作组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工作组成员一个个缩头缩脑狼狈不堪；陶书记也成了革命的对象，被揪上台挨斗，也站在主席台右边角，与此同时，陈骁已坐在学生当中跟着喊“打倒”、“批判”的口号。他不再是“打着讲科学知识的旗号来瓦解学生革命斗志”的阶级敌人，而是学校党总支为转移斗争大方向而抛出的牺牲品了。

历史真会开玩笑！

想到这里，钟佩文真是哭笑不得。

——这个大操场留下的*遗迹很多：后来欢迎文化革命工作组进驻学校的大会、成立红卫兵的大会、砸古德寺的动员大会都是在这里开的，六六年九月份支持或反对北京南下造反大队的辩论会也是在这里开的。

那时，北京南下造反大队来到武汉，联合武汉大专院校一部分学生造湖北省委的反，指出省委压制左派、把许多敢于给工作组提意见的学生打成反革命实属大方向错了，要批判，省委应向全省人民检讨。他们遇到重重阻力，举步维艰。各大专院校、各中学分成两派进行激烈的辩论。如何对待他们，成了划分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标准。凡拥护南下造反大队的，就是造反派；凡反对南下造反大队的，就是保守派。社会上，人们也分成两派，汉口六渡桥到老四季美一带经常有人在自发地探讨或辩论，常常争得唾沫横飞。

钟佩文他们此时刚从北京回到武汉，就卷入了这场斗争中去。他们在北京的大专院校看了很多鼓动造反的大字报，头脑里充满了造反意识，所以只经过简单的调查之后便自然站在北京南下造反大队一边。他们在武大、华工、湖大、水院等大学看大字报、旁听并参与辩论。辩论的场面真热闹！有一次在湖大，人们围成一圈，一个身着军装的北京学生站在中间儿大声解释炮轰湖北省委的理由，还回答人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另一个北京学生询问每一个发言者的家庭成分——只有成分不坏的人才有资格提问，但他不认识人，又没有本地人介绍，为此他眉头紧皱，还不断叹气，却无计可施。有人支持炮轰湖北省委，理由是省委挑动群众斗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明显地跟《十六条》对着干；有人反对炮轰湖北省委，理由是省委多年来做了不少利国利民的好事。站在中间儿的北京学生说，炮轰湖北省委是针对*当中的问题，至于以前的问题将会受到审查，是革命的轰不倒，不革命的轰倒活该。那时，省委书记王任重在中央*小组当副组长，省长张体学仍在主持工作，特别是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已去中央担任中央*小组的顾问并成了中央常委，加上人们对党的极为朴素的阶级感情，所以反对炮轰湖北省委的人比支持炮轰湖北省委的人要多得多；当然更多的人在观望，包括那些成分上、政治上有问题的人。在这样的形势面前，钟佩文他们初生牛犊不怕虎，公开表态站在南下造反大队一边。那两个北京学生热情地和他们握手。这一来，保护省委的人不依了，找着跟他们辩论。双方越争，声音越大，情绪越激动。保护省委的人警告他们当心犯错误，会当反革命的。金汉生响亮地回答这些人：“为了把*进行到底，我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有些人热烈鼓掌。他们三个在咒骂声和赞扬声中斗志昂扬地离开湖大回家了。

晚上，他们按约定在胡晓鹏家里相聚，继续讨论炮轰湖北省委的事。胡叔叔和叶阿姨急得要命，要他们别闹。钟佩文已经从胡晓鹏嘴里知道了他爸爸在五七年的事了。原来他爸在五七年“鸣放”了一通；后来反右，虽然没受到什么触动，但已成惊弓之鸟，常常半夜惊醒，浑身大汗如雨。叶阿姨叶也常常从梦中吓醒哭醒。夫妻二人肝胆俱碎，又想不通，时常相对而泣。从此，他们紧开口、慢开言，还发了毒誓：以后再也不给党组织、不给党员提一丁点儿意见。对唯一的儿子要求极严，教育起来极其正统。那年厂里搞小四清，工作组号召工人揭发领导的经济问题，胡叔叔和叶阿姨担心又是引蛇出洞，就死不开口。*开始，夫妻俩天天对着儿子吹风，叫胡晓鹏千千万万别乱说话，别给老师、领导提意见，免得秋后算帐。胡晓鹏确实也有所犹豫，所以批陈骁那天，他借口写大标语，就是不肯写批判文章；以后批文楚明，在金汉生、钟佩文的鼓动下，他才写了几张大字报，其中一张骂文楚明骂得最狠的是算一笔旧帐，说文楚明要他拿着没写完作业的练习本在教室里走动示众是扼杀青少年的罪恶行径。汉生说他根本没揭到点子上，表示不满。晓鹏也不做声。八月底到北京去，他终于鼓足勇气瞒着爹妈跟汉生、佩文走了。胡叔叔知道这件事后急得直跺脚，叶阿姨直是哭，却也无可奈何。叶阿姨天天在家里双手合十默念“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当时武汉的庙宇道观不是被砸了，就是被封了，想念经也只能在家里、在心里念了。胡晓鹏在北大看了《*讲话》以后勇气倍增，再也没有什么顾虑了。胡叔叔和叶阿姨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又不敢管。今天看见这三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家伙在大骂湖北省委，胡叔叔就小声而严厉地训斥他们。也是的，当年只给单位领导提意见就成了右派，现在要给省委提意见哪还了得呀，天知道要划成什么哩！金汉生、钟佩文老大不高兴。胡晓鹏觉得好没面子，就把桌子一拍，大声说：“你们怕这怕那，就是不怕出中国修正主义，是不是？告诉你们，造省委的反是造定了的！你们要是害怕，就站到一边去！”胡叔叔也勃然大怒：“好啊，反了你了！老子在养你哩！你要造**的反，就给我滚出去！”胡晓鹏也不示弱，马上打铺盖卷儿准备走人儿。他妈一把拉住他，哭着喊：“老胡，他要出了事儿，我跟你没完！你不造反，让他造嘛。造反有理是毛主席说的嘛，报上登过的。”又对胡晓鹏说：“听你爸的话，他也是为你好。”胡叔叔也烦了：“好吧，好吧，我不管了，我不管喽！”说着，拉开门出去了。金汉生、钟佩文对胡晓鹏伸出四个大拇指，摆动了几下。他们三个看见叶阿姨冲他们狠狠地瞪了瞪眼也出去了，于是发出得意的笑声。

他们写了一张大字报，公开声明支持北京南下造反大队。第二天，大字报上了墙，学校一下子就热闹起来，赞同的，反对的，阵线泾渭分明。双方于是展开辩论，辩着辩着，集中到一点，就是“怀疑一切”对不对。开始在教室辩，后来在食堂辩，再后来人多了就在大操场辩。主席台上摆了桌子，桌子上摆了麦克风，发言的就自己上去。赞同的一方由钟佩文发言，他说：“怀疑一切”是对的，理由有，这是马克思说的，难道马克思错了吗？对湖北省委就要怀疑，要轰，是革命的打不倒，不革命的打倒活该。反对的由李爱军发言，他说：不能“怀疑一切”。你怀疑**吗？怀疑社会主义吗？怀疑无产阶级专政吗？怀疑马列主义吗？怀疑《国际歌》吗？既然不能怀疑，那就证明“怀疑一切”错了。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谁也反驳不了谁。后来，何惠珠烦了，跑上台，抓过麦克风说：“别为‘怀疑一切’辩护啦！其实你们自个儿也知道错了，只是不想认错罢了。你们且战且退，赶快认错吧！”胡晓鹏冲着她喊：“谁退啦？我动都没动嘛。”台下传出笑声。金汉生索性跑上台，抢过麦克风，不客气地把何惠珠推开，说：“我现在不但没有退，还上台了！你们自个儿看看，自个儿给自个儿奏凯歌，不觉得可笑吗？”台下两派的人就地争论起来，吵得更凶了，直吵得口干舌燥，还没尽兴。

*在这时候，对立的两派还是文斗，连辱骂对方的话也不说；就是到了六七年初两派还在坚持文斗。争论《二-八声明》的时候，有一次钟佩文在南洋大楼下面看见两个造反组织“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和“工人总部”的人正激烈地辩论，直辩得唾沫横飞。争论结束，“工人总部”的一个人站在台阶上说：“同志们，刚才工造总司的战友讲了他们的反对意见，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现在喊口号：‘向工造总司学习’、‘向工造总司致敬’、‘《二-八声明》是大香花！’”台阶下掌声一片。即使在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也没有发生流血事件。五月十三号，汉北中学老红卫兵组织在大操场举行大会，造反派竭力阻挠，双方之间产生激烈的纠纷，但是基本上没出现扭打的现象。可做梦也没想到，到了五月下旬竟然大变，两派动起武来，到后来打人已不算什么，开始杀人了。文化革命变成“武”化革命了！

这时，北风变大，呼呼直叫，似鬼哭狼嚎。钟佩文冷不丁地打了个寒颤。他站在主席台前，当年两派的争吵声仍不绝于耳。他想，该回去了！他觉得步履沉重，心更沉重。

他离开学校，往循礼门走去。这几年的经历使他、也使汉生晓鹏、使他遇到的人都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是喜，是悲，是嗔，是怨，谁也无法诉说。

正当他低着头胡思乱想的时候，突然，背后响起一声亲切的呼唤：“钟佩文！”

他回头一看，又惊又喜，说：“哎呀，是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