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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章晓玲因农场分为两派难以立足而长期滞留武汉，心情郁闷得不行。钟佩文常常去她家，和她聊天。在一个春寒料峭的上午，钟佩文去她家，远远就听见从她家里传出来琴声，有人用“琴琴”在弹奏《学习老三篇》。是谁在弹琴呢？难道是章晓玲？他紧走几步，进了章晓玲家。是章晓玲的一位同事在弹。屋里坐着几个人，跟着曲子在低声吟唱：

一学张思德，红心向党永不变

不为名利不怕死，敢跨火海与刀山

……

章晓玲见钟佩文来了，就向他介绍：“这几位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战友。”钟佩文坐下后，章晓玲说：“刚才我们讨论了一篇演讲稿，都很赞同。你看看，有什么意见。”钟佩文接过文稿仔细阅读。文稿的题目是：《知识青年回城造反，一万个有理》。内容如下：

知识青年回城造反，肃清刘、邓、陶、王在旧安置系统的流毒，这个反造得好，造得有理！

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对于知识青年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大有作为。但是长期以来，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把农村搞成水泼不进，针插不入的独立王国。他们把鼓励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这个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伟大方针当作解决城市就业压力的手段，还把社会青年当作社会渣滓看待，以上山下乡为名，把知识青年像牛鬼蛇神一样赶下农村，对被赶下农村的支农青年长期以来漠不关心，却对地、富、反、坏关怀备至。是可忍，孰不可忍！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无产阶级*象熊熊烈火，燃遍全国。他们敢想，敢说，敢干，敢革命，敢造反，把矛头直指农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

支农青年运动的兴起就是农村中一小撮党内“走资派”的末日到来。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支农运动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妄想把支农青年运动打下去，他们扶植保守势力，蒙骗部分群众，对支农青年的革命组织进行长时期围攻，今天说要抓人，明天说要斗争，制造白色恐怖，把支农青年的革命组织说成是反革命组织、黑组织，必欲铲除而后快。另外，那些“保”字号人物对支农青年进行诅咒、开除、盯梢、克扣口粮、不记工分，还利用职权，进行政治、经济的迫害。支农青年组织成了被专政对象，成了“敌人”，重重的高压，种种的迫害，产生了严重的恶果。在那惨遭迫害的日子里，真正的革命支农青年硬骨头没有被吓到，没有被压跨。跌倒算什么，爬起来再前进！头可断，血可流，*思想不可丢！红色的江山要保住，修正主义的根子要铲除，天大的困难不能阻止支农青年的步伐。我们一遍一遍地念着：“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支农青年相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革命有何罪？支农青年起来造反，保护无产阶级红色江山又有何罪？没有！“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是坚持真理的最强声音。

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他们的围攻，恐吓，殴打，什么“反革命”组织……所有高压政策统统破产了，只得拋出诅咒、毁谤、造谣的最后杀手了。他们善于颠倒历史，混淆黑白，蒙骗广大群众，扯高喉舌，口沫横飞，不遗余力地说什么“支农青年回城造反动机不纯，回城造反就是为个人的户口问题”等无耻谰言。当时也使小部分群众开始对我们支农青年的革命行动产生怀疑了，甚至有些胡涂虫还同唱一调，做起义务应声虫来。但是造谣、诅咒、诽谤对我们支农青年并不陌生，造谣对我们只不过是小小的考验。“反革命”，“黑组织”的帽子不知带过多少了，在大风大浪、腥风血雨中久经考验的英雄支农青年难道还会怕从垃圾堆里迸发出来的凄厉叫?？我们就是在造谣、诅咒的骂声中成长壮大的。

支农青年有自己解放自己的魄力，敢于向旧世界发起总宣战，我们从农村回城造反就是要把农村引向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就是为了更好地贯彻和执行毛主席的知识青年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正确方针，就是要砸碎刘、邓、陶魔爪伸向农村妄想把农村变为独立王国的反革命复辟阴谋，就是要使我们今后第二代，第三代社会主义接班人永葆革命青春，使祖国山河永不变颜色，我们支农青年坚决肩负起这个光荣而又神圣的职责。任何造谣、诽谤、诅咒也不会动摇我们支农青年丝毫半点的革命坚定信心。让那些恶毒的诅咒，无耻的诽谤见鬼去吧！什么势力也不能转移我们斗争的大方向！我们将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坚定的沿着毛主席开辟的新航道，达到我们的奋斗目的。在这条战斗的道路上，我们一定要将刘、邓、陶杀得人仰马翻，将刘、邓、陶、王在安置系统的黑线捣得又烂又臭，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说老实话，钟佩文绝不赞同他们的观点。他认为，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号召，只能响应，不能违背，违背了就犯方向、路线错误；而这份演讲稿说得冠冕堂皇，其实就是想回城，不想在农村继续干革命了。六七年元月下旬，他和汉生、晓鹏还有一些同学参加过下放青年召开的批判会，宗旨是批判安置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地点在“友好”电影院。会议当中，他听到声泪俱下的控诉，非常同情下放青年的遭遇；但他不同意下放青年的结论——全部回城。同学们也是这种态度。他认为，批资反路线是可以的，但是借批资反路线而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绝不能赞同的；下放青年回城，就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绝不能赞同的。如今，章晓玲他们又想造这方面的反，他仍然是坚决不能赞同的。他想直言不讳地表示自己的态度，可又怕伤了章晓玲的感情，以后不好交往，所以思考再三，就说：“批资反路线总是对的。你们可以上街去宣传嘛，就怕群众不能理解。”章晓玲笑了笑，表情很不自然。他问章晓玲什么时候上街宣传，章晓玲没好气地说：“不知道！”她的战友们对钟佩文也不屑一顾。钟佩文很难堪，说不出话来。

过了几天，钟佩文去六渡桥看大字报，看见“初开堂”药店门口聚集了好多人，正在进行激烈的辩论。只见一个男青年站在残破的椅子上，手拿喇叭筒在高喊：“广大革命群众一时不理解，是我们意料中的；但我们相信，广大群众最终会理解我们的，会支持我们的，因为你们当中也有自己的子女、或者亲戚的子女或者同事的子女下放的。我们期待着你们支持我们的那一天！现在，请我们的战友章晓玲同志宣读一份造反宣言，题目是《知识青年回城造反，一万个有理》。”钟佩文看见章晓玲捋了捋齐耳短发，接过喇叭筒，站在椅子上，以高昂的声调宣读造反宣言。她读得十分动情，满面通红，声音略带点嘶哑，连刚才持反对态度的人也不叫喊起哄了，有人甚至叹气、抹泪。钟佩文也深受感染，他一面希望章晓玲他们造反成功，回到武汉来——这正合了他内心那隐秘的希望；一面还是认为他们的造反有问题。果然，他们闹过以后便没有下文，很快就烟消火熄。

章晓玲长期在家吃饭，家里粮票十分紧张。钟佩文跟姑妈说了，姑妈马上要她给章晓玲送去拾斤粮票。他们接触越发频繁，关系就有了些微妙的变化。有时见面，他们都表现得有些不自然了。钟佩文会觉得心跳得厉害，像《我们村里年轻人》的曹茂林见了孔淑珍一样；而章晓玲也常常会无端面红耳赤，话语里会有颤音。钟佩文正值年方二十一岁，已到了在姑娘家的门上写“人面桃花相映红”的时候。他发现芳龄二十的章晓玲越变越好看了，皮肤白白的、细细的，胸部高高的、颤颤的，腰身细细的、扭扭的，着实令他陶醉。他十分珍惜和章晓玲之间的感情，有了与她生活在一起的念头。但是，每当钟佩文在交往中把话题往那上面引的时候，她都极力回避。这让钟佩文非常生气，认为她不真心。既然这样，那只好退避三舍吧。钟佩文为自己革命失意、情场失意很是伤心了一阵。汉生、晓鹏劝过他不少次。同年十二月，他借口应该跟全班同学一起走，力主到蕲春去。金、胡二人心知肚明，但都不说破，只说跟本班同学一起下放要好些。还是金汉生老道，在乡下曾经跟他分析过：“章晓玲早就不是四年前的少女了，那会儿她满脑子革命理想，玫瑰色，可是生活把她磨练得成熟多了。我估计她有自己的想法。她要面对实际。你这个书生小白脸儿能不能承担未来生活的重担呢？她认为难以想象，她必须有一个能靠得上的终身伴侣。再说了，天涯何处无芳草，凭你的条件，还怕以后找不着更好的吗？”钟佩文想想也对。到第二年，钟佩文去章晓玲家看望她父母，得知她已然结婚，一面在心中祝愿她生活幸福，一面暗下决心再也不见她的面了。以后，钟佩文到武汉，必定不去她家。就这样，一晃就是五年。

“佩……钟佩文，这几年你为什么不到我家去呢？是……是因为我拒绝了你吗？”

钟佩文猛然听到这话，不禁一怔，他没想到章晓玲第一句正话是这样说的，而这句话像锥子一样刺得他阵阵心疼。深深爱过一个女人却没有得到她，这对一个男人来说是最大的人生之痛。这几年，钟佩文以为自己早就修炼得可以坦然地面对章晓玲了，可是到这时他才发现，自己的修为还远远不够，章晓玲一句话就撩起了他内心的隐痛。不过，他也是见过世面的人了，迅即就调整了心态，正色说道：“哦，不是，绝对不是。我从没向你提出过什么，也就谈不上拒绝。你不必内疚。不过，从你的话里，我听出来你肯定考虑过我，只是由于某种原因而放弃了。这有什么呢？你能想到我，说明我在你心目中还是有份量的。只要有这一点，我已经够满足的了，总算没有白同学一场。”

钟佩文为自欺欺人的一番话感到无聊、无味有无奈！

章晓玲看着他这位老同学，微微一笑，嘴唇抿着稍稍撅了撅，没说话。

钟佩文又说：“这几年我总是在鄂城过年；就是到武汉来，也是为了看望姑妈姑爹，来去匆匆，只待一晚上，第二天大清早就坐汉石班回去。几次想去你家，又想去汉生、晓鹏家，都是因为时间紧而没去成。再说，这几年混得不太好，也没心情走家串户……”

章晓玲笑起来，脸上泛起一片褶子，说：“你呀，你呀，不会说谎就别瞎编嘛。你只待一晚上，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再告诉你，昨天上午，我爸爸在船码头看见你了，你坐大轮船回来的。是吧？”

钟佩文难为情地笑了，章晓玲也笑了——气氛热了一些。

钟佩文认真地说：“你现在结了婚，名花有主了。我去不好。”

“这倒不见得。我的那位也不是那么小心眼儿。你别多心。”章晓玲盯着他说，“哦，你有爱人了吗？”

“有哇。”

“她叫什么？”

“她呀……她姓梅，梅花的梅，叫友仁，朋友的友，仁义道德的仁。”钟佩文笑着说。

章晓玲微微侧过脸，看着旁边说：“梅友仁，梅友仁！她一定很漂亮吧？”

钟佩文没说话，只是一个劲笑。

章晓玲不解地看着他，但没过一会儿就恍然大悟地笑了起来：“梅友仁，就是‘没有人’，还没找着人。你还是爱开玩笑。”停了一会儿，又轻言细语地问：“你怎么还不找一个？”

钟佩文说：“找一个，我怎么调到鄂城呢？我回武汉是回不了了，现在只想去鄂城。一家人在一起总比一个人待在外面强。对了，你们生活得怎么样？”

“一言难尽！”章晓玲说，“你当老师，一个月三十四块五，可我们俩靠工分吃饭，我经常干不动，工分自然拿得少，又要养孩子。问题倒不在这里，养孩子方面父母可以支援几个。问题是我身体原本就不太好，有再生性贫血，在武汉有父母照顾，人养得还可以；可是在阳新没有父母照顾，身体状况就一天天差了。现在有了孩子，身体就更差了。我的那一位家庭成分也不好，我的生父又被镇压了，这在乡下是最忌讳的，所以好事轮不到我们，还不能与别人争。每次回武汉，看见左邻右舍那些不肯下乡的姑娘们，在厂里工作，又出双入对的，心里就像挨刀子割一样难受。当年我瞧不起她们，认为她们思想落后；而现在我好羡慕她们。她们见了我，往往流露出嘲笑或怜悯的神情。我真是无地自容，所以除了几家亲戚，我连一个熟人家也不走，只在家里陪我妈说几句闲话。你不知道，我有几次想找你姑妈问问你的情况，都走到楼梯口了，可是想想无味，就又退了回去。我过成这个样子，怨谁？只怨家庭成分不好，只怨当年太天真、太糊涂。我有时想着想着就趴在桌上哭，我妈也在旁边哭，还不敢大声哭，怕邻居们听见了笑话我。”

钟佩文听着难过极了，但让他奇怪的是，章晓玲在诉说的时候脸色平静，呼吸如常，不激动，也不悲伤。也许她这些年把眼泪流干了，对苦日子也习以为常了。生活就这么无情，像揉面一样，把人揉搓成了各种模样，人还要顺着它。钟佩文说：“你就没想办法吗？总不能这样过下去呀。”

章晓玲说：“想啦，可有什么用呢？户口太难动了。一个户口，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城乡差别太大了。原以为*会多少改变一下城乡差别，可现在看来这差别是改变不了的，只会加大。我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这辈子就认命吧。”停了一会儿，她似乎犹豫了一下，轻轻地说：“你能不能找你姐帮个忙，就说是妹妹，把我们弄到鄂城去吧，离武汉近，回家也方便。”

钟佩文倒是很想帮她，但不想帮她丈夫——不知为什么，钟佩文特恨她丈夫，尽管未曾谋面；因此，他说：“怎么帮你呢？一则你从来没有在鄂城露过面；二则我姐我姐夫在那儿大小也算名人，认识他们的人很多，现在突然冒出个妹妹来，没人相信。”

章晓玲说：“不能找人开后门吗？”钟佩文说：“能开后门的都是些什么人呢？要有权力，有关系。公章比碗大，抵不了熟人一句话。要是没搞*，我姐兴许能找人。可现在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你看，我不就还在蕲春吗？”

章晓玲叹了口气：“唉，是不太好办。你嫌你那里穷吗？”

“怎么说呢？”钟佩文应了一声。他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并不是嫌那里穷才想走的，只是实在咽不下那口气。可有必要把那段经历讲给章晓玲听吗？章晓玲听了能同情他吗？这几年，除了汉生、晓鹏，他没到其他同学家去，怕的就是人家不能理解他的处境。当年说了不少动听的豪言壮语，如今却不想兑现了，这要怎样解释才说得清呢？与其见面时尴尬，不如不见面的好。就让那些同学在心中仍然保持他钟佩文的好形象吧。今天章晓玲问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认为他钟佩文嫌那里穷才想走的。钟佩文心里自然伤感，但既然不能跟章晓玲讲那段经历，那就让她保留这个想法吧。如今他要维护自己的形象，不能再说些于自己不利的事情了。他也知道此时的章晓玲已不是彼时的章晓玲，境界、档次早就不可同日而语，就是说了那段经历，章晓玲不一定不同情，不过还是少说为好。可是章晓玲下面一番话使钟佩文改变了想法。

章晓玲说：“钟佩文，其实穷倒没什么。毛主席就说过，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就是一穷二白。我不嫌我那里穷。我只是觉得不服气。有的人就是不下农村，硬赖在城里不走，他们应该多少受点惩罚，或者磨难。可是，你也看到了，事实恰好相反，受生活惩罚和磨难的竟然是我们！他们现在都参加工作了，拿的工资比我们的多，福利待遇比我们的好，一家人在一起，小日子过得和和美美；可我们呢，脸晒黑了，手磨粗了，人累瘦了，日子还过得紧巴巴的。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跟那些人一比，比得人心里那个痛啊！我常想，我这是图个什么呢？难道这就是革命？如果是革命，那为什么在我们那个圈子里没有当官的子弟？这太不公平了！难道这就是我们追求的革命事业吗？要是大家都一样干，我混成这个样子，那我谁也不怪，只怪自己没用，怪自己不争气。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啊！所以，我想不通，我不服气！”

这回，她眼里充溢着泪水，拿出手绢来擦。钟佩文看着她，觉得她多么孱弱，多么无助，哪像当年呐！当年她在车厢里指挥唱歌的时候，她慷慨激昂地声明她坚决要下农村的时候，她站在造反派一边跟钟佩文辩论的时候，六八年她在六渡桥向群众宣讲下乡知青应该回城的理由的时候，她昂首挺胸，声音响亮，是多么豪爽啊，而如今竟会是这么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呜呼，世事真是难以预料！

碗里没吃下去的面，冰凉；没动的包子，冰凉。外面雨住了，但北风更猛了，刮得枯树枝摇来晃去，带有呜呜声。它在哭吗？哭谁呢？

他们跟店员要了半碗滚热的面汤泡了面，把面吃了。钟佩文跟店员要了一张过时的报纸把四个包子包了，又拿出五块钱，一起递给章晓玲。她面带微红，推着不要。钟佩文笑着说：“这不是给你的，是大舅给外甥的礼物。在乡下经常带学生劳动，学校里就以此为名申请补助粮票。我的粮票不缺。”章晓玲这才收下。

他们一直走到友谊路和自治街交汇处。路上，钟佩文把自己的那段经历告诉给她。她听着，不断地叹气，劝钟佩文及早调回鄂城。分别时，她说：“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把革命想得太理想了，以为我们年轻人有多大的本事，一到农村就能很快改变农村，还能搞世界革命，改变全世界。事实让我明白了，我们都太天真啦。”钟佩文不完全赞同她的说法，就说：“我认为，我们过成这个样子，并不是我们的错，是底下那些人不好，他们不执行党的政策才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的痛苦。”章晓玲低头想了一想，抬头看着钟佩文，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明白，反正……我说不清楚。”然后，跟钟佩文告别。

钟佩文眼前有两个章晓玲：一个脸面泛红，体态丰满，笑声朗朗，充满自信；一个脸面黑黄，形体消瘦，愁眉苦脸，充满忧伤。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交替出现：先是第一个形象大踏步走来，紧接着第二个形象横里插入，前一个形象被挡住了，渐渐淡出，直至消失，而第二个形象则愈来愈分明，占据了钟佩文的整个视野。

钟佩文想着章晓玲前后十年的巨变，又想起自己这八年来的变化，想起一些熟人或死或老或不得意，心情十分烦乱。他问自己：这一切该怎么解释呢？他知道自己解释不了，他认识的人当中没一个解释得了。他安慰自己，既然没人解释得了，就不去解释吧。他心情沉重地回到了家。

“小文，你这一上午到那儿去啦？”姑妈看他这副样子担心地问。

“我啊，”钟佩文感到自己失态，就故作轻松地说，“没找着汉生、晓鹏，就到几个老同学家去坐了坐，聊了一下这几年各自的情况。”

“都怎么样呢？”姑妈问。

“你说，又能怎么样呢？”姑爹应了一句，又说：“小文，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姑妈当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啦！”

“哦，姑妈，是吗？”

“你呀——别听你姑爹的。”姑妈说，“他们都说我谈学习心得谈得好，你姑爹就说我当了什么积极分子了。”

钟佩文知道居委会经常组织婆婆妈妈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各种文件，学到一定时候就座谈体会，谁学得好就表扬谁。钟佩文在武汉时极少参加她们的会议，有点怕。怕什么？就怕这些婆婆妈妈们乱说。她们常常连一些起码的常识也没弄明白就乱说一通，引得他忍不住发笑。姑妈也不要他去，怕他笑，说是会得罪人的。

姑爹今天也许心情好一点，就笑着问：“喂，你们今天学什么，你怎么说的？”姑妈这天兴致也满高，就坦然地说：“今天呐，我们学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学完了，就谈体会，人人得发言。她们差不多快说完了，我是最后几个说的。我说，把好人跟坏人分开来，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又说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团结贫下中农、团结左派，还有什么……团结小摊贩，还有……就是团结劳动人民吧，要打倒反动派、打倒走资派、打到美帝苏修，还打倒刘少奇、*。她们都没我说得多。居委会主任就说我学得好，说我够得上积极分子。”

钟佩文和姑爹一边听，一边笑。一家三口一直沉浸在笑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