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人是康象贤。

钟佩文立即站起来同他握手，请他坐下烤火，又问他这么大雪干吗下山来。象贤掏出手绢揪了揪鼻子，瓮声瓮气地说：“我妈要我来，给家爹（外公）送点栗炭。恰巧，我大爷——就是淑芬她母亲——请我给淑芬送件新做的棉背心来。我想也好，给我哥送衣服，顺便还能跟你聊一聊，长点见识，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我就不辞千辛万苦下山来了。”

钟佩文泡了一杯茶递给他，说：“好哇！领导要我们下午自学报刊文件，写批判稿，可天太冷，我还没缓过劲来哩，不想写。你来了，我也不寂寞了，待会儿就在我这吃饭。”

象贤说：“这样也好，在你这儿待的时间就可以长些，我们可以聊很多事。老钟，就跟我讲讲你们当年大串联的经历吧。我特别想听。你没忘记我们的约定吧？”

“怎么可能忘记呢？说到做到。”钟佩文嘴里应着，心里可高兴了。他为什么不讲呢？他早就想让这里的人了解他在*中的光荣履历了，以免人们受专案组的蛊惑而误解他，以为他在*中尽干坏事儿。今天得了机会，他于是得意洋洋地讲起了串连的事。

我第一次串联去的是北京，时间是六六年八月三十号。那时候，破四旧刚结束，学校里盛传毛主席每天要接见八万人。我动了心思，想去北京见毛主席，就把想法跟我的两个朋友金汉生和胡晓鹏说了。他们也有这个念头，彼此一拍即合。晓鹏说：“我姥爷刚巧在我堂叔那儿，正好可以去找他们，在北新桥钢丝厂。”于是，我们三人结伴同行。三十号晚上，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出了一身大汗，才挤进了去北京的列车，站在两节车厢衔接的地方。晓鹏喘着粗气说：“汉生，汉生，我要吐了！”汉生边喘着粗气边鼓励他：“坚持！坚持就是胜利！想想当年老红军爬雪山，又冷又饿，多艰苦啊！”我说：“我这时候倒想爬雪山哩。多凉快！”周围传来笑声。等后来车开动了，稍许松动了些，我们就把书包垫着坐，双肘交叠往膝盖上一放，在列车的摇晃中睡着了。说是‘睡着了’，其实是迷迷糊糊的，似睡非睡。等到天大亮的时候，车子早已过了信阳。我第一次看到了华北平原，嗬，那个大呀！我还看见了马车，北方农民挥舞马鞭赶着马前进——这都是在电影上才看到的啊！我兴奋得不得了。

象贤说：“确实让人兴奋！我还没亲眼看见哩，心里就激动了，你是亲眼看见的，还能不兴奋？你的运气真好！后来呢，你们什么时候到的北京？”

钟佩文说：“我们第二天晚上到的北京——”

当晚我们先乘公共汽车来到了灯光笼罩的天安门。下了车，我们来到天安门城楼下面，面对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举起右手庄严宣誓：在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实现思想革命化。然后我们去找晓鹏他姥爷。一路上看到很多红卫兵小队，也不知道他们干什么，只觉得街上到处弥漫着肃杀的气氛。

他姥爷看见我们，不是笑容满面，而是严厉又带着惊恐，问我们：“你们是来串连的，还是来请愿的？”我和汉生看着这架式心里老大不高兴。晓鹏更是没好气地说：“什么都不是！”他姥爷又问了他几声。晓鹏把挎包往床上一摔，靠着床架子坐着生气。汉生见气氛不对劲，就说：“姥爷，我们是来看大字报的。如果有不同意见还准备跟写大字报的人交换意见，还准备跟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谈谈，还……”他姥爷一听此话竟然脸色大变：“这么说，你们是请愿来了？你们还敢跟清华红卫兵谈谈？不要脑袋啦？走！赶快走！现在就走！现在是戡乱时期，别惹麻烦！”他堂叔也说：“你们还敢跟清华红卫兵谈谈？胆子也忒大了！他们定的《十条》就跟《十六条》一样，各单位都乖乖执行，你们可千万别去碰他们！这样吧，我带你们去天安门的一个接待站，要是能接待你们，你们就留下来吧。”晓鹏这才转怒为喜，斜视了他姥爷一眼，对他堂叔说：“您才像个革命的样子，不像有的人，哼！”他姥爷的脸本来就瘦，还满是褶子，再绷着脸，让人看着又别扭又害怕。听他堂叔说完以后，他姥爷一声不吭，陪他们一起去了。

接待站里人都堆起来了，都在急不可耐地等着安排。他们三个在大门口领了号——号码是“856”，就耐心地等着叫号。工作人员忙着叫号：“273——301——346——385……”属于号码范围以内的就急忙大喊：“到！”工作人员验过他们的号，就安排他们去某单位或某学校——小学、中学、大学都有。我们来得太迟，当晚安排已不可能，就在接待站椅子上囫囵睡一晚上，等到第二天再说。我和汉生劝晓鹏的姥爷、堂叔先回去，说好等安排了就去找他们。晓鹏也叫他姥爷和堂叔先回去。他姥爷和他堂叔迟疑了好一会儿，才慢慢离去。第二天，我们刚好被安排到北新桥方家胡同小学，离他姥爷家满近。

那时候，北京的革命气氛好浓哦！人们正沉浸在毛主席第二次接见后的亢奋情绪中。听说前几天好多学生和群众跑到苏联大使馆门前游行，把扬威路改为反修路，沿途贴了不少标语。我在东单也看到过标语，有一幅的内容是：“敬爱的斯大林同志，我们永远怀念你！”这一类标语是怀念列宁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反对现在的苏联。我们还跑了不少大学，有时候到指定的地点坐大卡车，人满了，车就走；有时候坐公共汽车，不用买票。在公汽上，售票员卖完了票，就大声背诵毛主席语录。在大学，看了好多大字报，真是长见识。每次跑了一个大学，我都很激动。

有件事要告诉你，我们冒过一次险。我们三个来到清华大学附中，找到他们的接待处。一个学生接待了我们。我们三个你一言我一语地向他表达了不同意见，主要是批评他们的《十条》扩大了打击面，不符合《十六条》的精神。那个学生没有反驳我们，只是死盯着我们，然后问我们是什么成分。我当时被他盯得心里有点儿发虚，但是转念一想，既然来了，怕也没用，要是被他们看出破绽来，那可了不得，不知道会是什么后果哩，于是挺直了腰杆说：“我父亲在江汉区工作，是革命干部。”那个学生才没有进一步盘问。这时候有人进来喊：“你还磨蹭啥呢，快去开会，就等你了。”那个学生口气缓和地说：“我去开会去了。你们先坐会儿。”说完，拿了笔记本就走了。金汉生说：“我看就别等了。谁知道他们会干什么呢？他们都是高干字弟，真要把我们怎么了，没人敢管，吃亏的只能是我们自个儿。”我觉得有理，还是“走”为上。我们打开门，看了看两边，见没有一个人，就赶紧走了。事后，我想起来还真有点儿后怕哩。我们那时候太年轻，不懂得江湖风险，弄得不好可能会出事儿。要是现在呀，我是绝对不会去的！

象贤说：“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就是这个理。不过，也还是要有勇气的。你们有闯劲！”说着，翘起了右手的大拇指。

钟佩文见状很是得意，接着说：“在北京最让我激动的是九月十五号毛主席的接见。”

那次接见在*中算第三次接见。前两天，我和方家胡同小学的谢老师到区里开会。区里的一位领导激动万分地向与会者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将要接见广大革命群众！顿时，会场上响起一片欢呼声。接着，区里领导交代了一些应该注意的事宜。那天，小学的部分师生和来京串联住在小学的外地学生九点钟集合，他和汉生、晓鹏各带一队，谢老师总负责，一行人迅速向天安门前进。快到东单的时候，我们看见好多参加接见的群众队伍飞快地奔跑。不用说，都想冲到前面去，抢占尽可能接近天安门的位置。谢老师跟我们几个点点头，我们的队伍也跑起来。我们队伍人不多，谢老师带我们抄小巷冲到东长安街，然后迅速跑向天安门。天安门外早已有人来了，我们离天安门至少一、两千米。我好遗憾，不过也只能如此。但是，我们这个队伍还是很齐心，只要前面有一点松动，就狠狠往前挤。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居然挤到离天安门一千米左右的地方。

那天群众来的很多，有上百万人哩！北京卫戍区官兵和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纠察队组成人墙，从不同方向排列，形成一条又一条窄窄的通道，强行把人群分隔开，以免人挤成一堆，不好管理。

五点钟，接见开始。先是*讲话，说“炮打司令部”是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接着是周总理讲话；然后是毛主席接见。毛主席向我们这边走过来，他身后跟着一盏灯，为的是让群众看清楚。可我哪里看得清楚？借了一个望远镜，以为可以看清楚了，可是人又多，挤过来挤过去的，我连站都站不住，望远镜根本用不上，所以我只看见毛主席的身影，还是模糊的。

“老钟啊，”象贤羡慕地说，“你该满足啦！你还看见身影啦！可我呢，什么也没看见呐！你真幸福啊！哎，后来呢？”

后来接见完了，我们从东交民巷疏散出来，回方家胡同。一路上见到好多好多小学生摆着矮桌子，上面放着装满水的罐子和开水瓶，站在人行道上，端着一碗水，大声喊着：“同志们，辛苦啦，请喝水吧！”那场面，我一想起来就感动得不得了。那次虽然只是看见毛主席的身影，不过总算实现了我人生的一大愿望！你知道吗？我兴奋了好多天呐。以后一想起来，我还是兴奋不已。过了两天，我们就回武汉了。

象贤说：“北京到底是北京，革命气氛就是浓！不像我们这儿，平静得很，没意思。”钟佩文说：“我跟你讲的只是一方面情况。北京也有不好的地方。”

有一次，我们三个人到指定地点坐车，经过晓鹏的叔叔厂里，想进去看大字报。门卫不让进去，说里面正在学习。有人去报信。我看见厂门上贴有一张传单，是讲北京红卫兵大闹天津的事情的，见传单大部分已脱落，就想扯下来，可是扯了两下扯不动，就算了。晓鹏的叔叔来了，说正学习哩，有事儿晚上再说。我们就走了。当天晚上，晓鹏从他叔叔那儿回到学校，笑得要命。我和汉生问他笑什么，他说我走后，门卫准备叫人把我抓起来，说我不该撕扯传单。他叔叔说，这个孩子小时候得过病，神经有毛病。门卫这才算了。汉生听完了，苦笑着说：“看来，还是有神经病好！”象贤，你说，这算什么事儿，正常吗？

还有一点要告诉你：我看到了所谓牛鬼蛇神的队伍。北京破四旧比武汉厉害得多，好多街道里有问题的人被打了、被剪了头发。男人被剪了头发，倒无所谓，可是女人被剪了头发就惨了，剪得乱七八糟，只得剃成光头，哪还怎么见人呢？特别是熟人！我在北京就亲眼看见不少这样的女人。这些所谓牛鬼蛇神每天早晨集合听训话，然后劳动，干最脏最累的活儿。他们还被勒令唱一首歌，记得歌词有这几句：‘我是牛鬼蛇神，我该死，我有罪！’唉，现在想想，那简直就是侮辱人格。

“确实是侮辱人格！”象贤小声说，“我们这儿经常把五类分子集中起来训话，要他们做义务工，依我看，也是侮辱人格。有的干部老是说，要抓紧阶级斗争，严防阶级敌人破坏。其实呢，我活了二十几岁了，从来就没听说有哪个五类分子在搞破坏，倒是经常发现干部多吃多占的。”

钟佩文说：“干部多吃多占的问题，经过四清运动，情况不是好多了吗？怎么还有？”象贤说：“哪儿呀，好不了的。谁不想把日子过好一点？老百姓没有权，只能靠那点死工分；有的人家大口阔，劳力少，还连年超支，今年吃明年的粮。干部就不同了，手里有权，想方设法占集体的便宜，社员看见了也管不了。农村的情况不像你们城里人想得那么单纯。*搞了几年了，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中央揪出了刘少奇、*，省里揪出了王任重，可地方上呢，还是老样子，干部还是干部，还是有权，老百姓还是老百姓，还是说话不管用。”

说到这里，象贤苦笑了笑，连连摇头，又说：“老钟，我今天是不是说得多了点？算了，不说这些了，还是说你吧。你后来又去串联了吗？”

钟佩文说：“那当然。我第二次串联是在六六年十月十九号，我和我的那两位同学去上海，坐东方红五号轮。”

在船上，我们听到广播里传来毛主席第五次接见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消息。*讲了话，号召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学生搞步行串连。那个时候*的讲话代表了毛主席的声音。我们当然要响应啦。我们想，火车、轮船都坐过了，搞一搞步行串连该多好。我们当即决定回武汉后多邀几个同学组织长征队去延安。

我们坐的这艘船上有好多学生，有武汉的，也有从武汉上船的外地学生，大学生、中学生都有。这还不算，在去上海的路上，我们经过一些城镇，每到一个码头，都有不少学生上船。学生们各自依关系而在一起谈论*，有谈理论问题的，也有谈实际问题的，船头、船尾、船舱里到处都有，有时观点一致谈得笑容满面，有时观点不同争得面红耳赤，各地口音响亮地满天飞，场面热闹极了，真过瘾呐！互不相识的学生，因为住在一起，很快就混熟了，彼此交换消息。这时候，大家就用带着各地口音的普通话交谈。我们就找过北京人民大学的学生讨论他们学校的情况，他们也向我们了解武汉的情况。有的码头我们下去走过，有芜湖、南京。因为船停靠的时间不长，我们不能走远，只在码头附近看看。哎哟，所到之处都是大标语、大字报。

到了上海，场面就更热闹啦！有一天，刮着大风，我们来到南京路。老字号一个也没有了，全都改换了店名。南京路面貌一新。人行道上，电线杆和楼房的墙壁上面全是大标语、大字报；马路两边走动着游行队伍，一批接一批，就像永远也走不完似的。我们被如雷贯耳的阵阵口号所激动，心潮澎湃。我们碰到了不少同学、校友，一见面就是相互问候，相互交换消息。在一辆有轨电车上一位中年女售票员——

象贤问：“有轨电车是什么车？我知道武汉的电车是没有轨的。”钟佩文说：“武汉的电车在马路上走，上海的电车在轨道上走，像火车的轨道；还有，上海的有轨电车不按喇叭，是拉铃铛。满有意思！”象贤啧啧称奇。

钟佩文接着说：

——女售票员站在座位上高声诵读毛主席语录，唱毛主席语录歌，还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革命的同志们，我代表上海的工人阶级向你们表示最最最热烈的欢迎！目前到上海串连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学生已有八十多万。祝你们吃得好，睡得香，养足精神干革命！”

我们没急着回武汉，先走了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几个地方，又去了海燕和天马电影制片厂，看大字报、听讲演、参加辩论会、索要各种资料。在上海前后待了十天，我们才离开。

离开上海那天，火车站才热闹呕——人山人海。俗话说：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我们三个看着情况不太好，担心上不了车，就做好了“拼”的准备，先用力挤到入口处，静观变化。广播响了，入口开了，我们就拼命往里冲，三个人不分开，金汉生打头，胡晓鹏第二，我最弱，紧跟其后，遇到“障碍”就一起挤，于是一路上“所向披靡”，很快就上了车，还抢到挨窗户的坐位，然后欣赏别人抢车的各种姿态。月台上尽是挤掉的鞋子、帽子、破脸盆和被子一些东西。金汉生指着上衣说：“也不知是怎么回事，上面的扣子全挤掉了。你说怪不怪？”我和晓鹏也十分诧异，觉得不可思议。

我们没有直接回武汉，倒是在沿线停过几个城市，有杭州、金华、南昌、长沙。每到一地，照例是到大学、中专看大字报、要资料。我们发现，这些学校要么没什么人了，只看见满墙的大字报；要么本校学生少，外地串联的学生多。看来，多数人都串联去了。我们和很多外地学生交谈*的情况，谈得非常投机。我们感到浓烈的革命气氛，心里涌起万丈豪情。这种豪情在火车上更是让人激动。有好几次，火车在路上停了，大家打开车窗，跟别的火车上的人打招呼，互相询问是哪里的，要到哪里去，还互相鼓励搞好*；等车子发动时大家又在一片珍重道别声中分手。人们都被一种情绪支配了，即使素不相识，也会相互把对方当作同志或朋友。

象贤边听边点头，十分专注。

我们在车上还见过北京军事院校的一群学生，他们都穿着草绿色的军装，在串联的人里面最神气。他们当中有一个男生站起来唱了一首歌，叫《毛主席万岁》，就唱“毛主席万岁”这一句。他是这样唱的：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毛主席万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

毛主席万万岁

就这样唱两段。第二段最后一句的“万万岁”唱高一点拉长一点。车上的人都跟着学，一下子就学会了。车厢里不断响起“毛主席万岁”的歌声，大家的情绪都很亢奋。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短最精彩的一首歌。

象贤惊奇地说：“这‘毛主席万岁’也拿来唱？”钟佩文说：“怎么不能唱呢？这是发明创造啊！听说北京有的学生还准备改国歌哩。国歌的曲子是聂耳写的，可歌词是田汉写的——田汉是四条汉子，反鲁迅的，被打倒了，他的歌词怎么能用呢？所以，北京的学生就想法改歌词。我听说了两句，是这样的：‘东方，升起了金色的太阳。’”

象贤笑得直拍手；笑完后，他又催促钟佩文快往下讲。于是，钟佩文又接着讲：

我们也游山玩水，不过我们在游山玩水过程中有一种全新的体会。我们九月份在北京到景山公园玩过。本来北京有些学生骂我们到北京串联是来游山玩水的，不是来干革命的。我们吓得不敢逛街，更不敢去公园。后来在清华大学看到陶铸的一次讲话，他说许多外地学生第一次来到伟大祖国的首都，干革命是主要的，但是逛逛公园、逛逛大街也是可以的嘛，可以了解一下首都的情况嘛。陶铸当时是中央*小组的顾问，又是党中央常委，他说的话是要算数的。看了他这段话，我们三个像领了尚方宝剑一样开始琢磨“逛京城”的事。我们就逛了景山公园。在景山上看北京，特别是看故宫，让人感到真是雄伟壮丽。我想，这么好的东西要永远保持在人民手里，绝不能让它重新被地主资产阶级夺去，*非搞不可。我们在杭州，又游了西湖，游了北高峰。感觉跟游景山公园的一样。在杭州，我们看到让人气愤的现象。我们看见几个高干子女挎着照相机站在小轿车旁边照相。我们当时就议论说，这些高干子女过的生活跟工人农民子女过的相差也太大了点。文化革命不搞的确是不行的。不过，现在看来，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搞不清楚是为什么。——好了，不谈那个了，还是谈串联吧。在南昌，我们转道去了九江，逛了一趟庐山。我们到庐山会议的会址去，听一位老人跟我们讲开会的情况。他是工作人员，给毛主席倒水泡茶。他说主席对他挺客气，每次倒水，主席都微笑着点头，这让他好感动。他指着主席台上正当中一个位置说，主席就坐在这儿，开会时最威严。我们还特地到仙人洞去，在洞口一起朗诵毛主席的那首诗：

暮色苍茫看劲松

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

无限风光在险峰

朗诵之后，我们在那棵“劲松”旁照了相。你愿意看的话，我现在就拿给你看。这是我最珍贵的纪念之一！

象贤马上说：“当然愿意喽。我倒霉，没生在武汉，不能走更多的大学，不能走更多的地方，不能见到更多的世面，想起来就遗憾。我没照片，就欣赏你的吧，把你想象成我，不就韵了一回味了么？”钟佩文把照片拿出来递给他。象贤拿在手里，边看边啧啧不停，羡慕极了。他问：“钟老师，后来呢？”

钟佩文说：“后来我们就回武汉了，时间是十一月六号……”

我们四处找同学，想凑十个人，可一时凑不齐，只得等一等。在此期间，我们又去了武大、华工、湖大、水院看大字报、听辩论会、要资料。在武大，我们听到了特大新闻：十月中旬，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陈伯达做重要报告，*也讲了话，专门讨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的问题。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陈伯达点了刘少奇和*的名，指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他们两个搞的，还批了“自来红”思想，批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反动血统论。*讲话大力支持群众运动，说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我们拿到了有关的小册子，看了他们的讲话，备受鼓舞。以前在湖大看了*讲话，因为是大字报，心里多少有点疑疑惑惑的，跟人辩论，总觉底气不足。如今看了铅印的小册子，又看了成百上千的大字报，就完全明白了*的讲话是真的，顿时感到浑身充满了力量。因此，在造反派封红旗大楼的那天晚上，我们几个就勇敢地跑去为造反派说话，甚至与人扭打起来也毫不畏惧。

我们还去了汉北中学，就是我们读书的学校，发现除了看门老人以外，几乎看不到别人。那天，风寒雨冷，枯叶飘摇，以往的热闹景象已不复存在。听看门人说，很多人串连去了，没出去串连的也是待在家里。面对人去校空的情景，我没一点凄凉的感觉，倒是很振奋——这是大战前的寂静呐，用不了多久就会热闹起来的！看门人说，学生不读书了，老师不上课了，以后怎么办呢？我不想跟他辩论，觉得他水平太低，于是我只说了一句：这是革命的秩序！是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批判！我现在还记得他是那么惊讶，不解地盯着我们。看着他一脸茫然的样子，我心里好笑，觉得他太保守，跟不上形势。

“钟老师，”康象贤说，“我真羡慕你们武汉的学生，参加了这么激烈的路线斗争！我就差多喽，被父母关在家里搞生产。钟老师，你的步行串连什么时候开始的？”

钟佩文说：“当月二十二号开始的。那是我第三次串联。”（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