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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当月十七、八号，我们的长征队成立了。我们满怀豪情地筹划着。在金汉生家，胡晓鹏用三角板在地图上比画、测量，从武汉到井冈山、再到韶山、到遵义、到泸定桥、到延安、最后到北京，估计行程不到一万里。我们嫌路程短了，就加了老山界和大雪山，还加了从北京回武汉的路程。我兴奋地说：“这样一来，行程就有一万五千里了。”我们被自己的宏大计划陶醉了！

金汉生的父亲——我叫他金叔——先是静静地听我们的议论，半天没说话，后来走到地图前看了一会儿，笑了起来，脸上露出说不清的表情。他先夸我们有志气，不愧为革命小将，甚至表示要学习我们的革命精神，可是又问了一句：“你们打算走几个月呀？”金汉生说走两个月。金叔说：“就算一天一百里，两个月也只能走六千里，还有九千里怎么办呢？”胡晓鹏不在乎地说：“再走三个月不就有一万五千里了吗？”金叔只是摇头。

金汉生烦了，大声说：“爸爸，您是不是不相信我们有这个能力这个决心呀？”金叔说：“我当然相信你们有这个能力和决心，可是……”金汉生不耐烦地说：“说来说去，还是不相信！”汉生的妹妹汉萍也跟着说：“爸爸镇压学生运动绝无好下场！”说完，跑到我怀里躲着。我们三个忍不住大笑起来。我把汉萍抱起放在大腿上。汉萍拿着三角板在桌上敲。

金叔平静地说：“你们知道‘望山跑死马’这个俗话吗？没听说过吧？就是说，看见了山，以为很近，其实远得很，跑到山脚下可以累死马。你们以为走路容易呀，一天一百里会把你们累趴下的。你们错啦！”

我不以为然地说：“您说的也许是事实，可有什么关系呢？比起老红军来肯定还是容易的。我们长征，前无堵截，后无追兵，天上没有飞机扫射，又不打仗，路上有接待站，即使再困难，也没有老红军遇到的多呀。”金叔一时说不出话来。我们三个很是得意。

金叔似乎在考虑什么，过了一会儿，他说：“你们要是在外面走五个月，那学校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事怎么办呢？”我们一想，是啊，走是应该走的，但时间太长也不好，批资反路线更重要啊！于是我们重新安排了一下，决定只从武汉走到延安，而且一天只走九十里。金叔笑了，说：“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

我们十个人还找到市委接待站，跟他们要一百张毛主席像。接待人员看完他们的学生证，面露难色地说，按规定每个长征队都只发一张毛主席像，还根据步行串连的路程、时间发放补助粮票，保证你们每天有一斤半粮食吃，其他的东西就不能多给了。我们听了都非常生气。金汉生说：“我们不是专门走路，还要沿途宣传*思想，分发毛主席像。只给一张怎么行呢？”接待人员和颜悦色地想我们解释：“这是上面的规定，我们只能这样做。”然后，他严肃地说：“你们也应该考虑考虑经费问题呀？”口气还挺硬哩。我一听就火了：“这是商人哲学！只算经济帐，不算政治帐。分发毛主席像是要花点钱，但政治上产生的效果是那点钱算得出来的吗？”胡晓鹏把桌子一拍，说：“算了，跟他谈不清楚，不谈了。干脆造反得了！”那时候，造反成了口头禅。现在已经不说了，可那时候很时髦。那位接待人员显然被吓着了，赶忙满面堆笑着说：“刚才我说重了，对不起，向你们小将们道歉。这样吧，你们先请回去，容我们商量一下，保证让你们满意。好吧？”金汉生说：“不行，你得给一个准信。”那个人咬咬牙，似乎下了决心，说：“明天晚上来，没人的时候就给你们。这总该可以了吧？请你们体谅我们的难处。”我们答应了。第二天晚上我和金汉生去了，接待室里来找他们联系的不少。那位先生看见我们，使了个眼色，到外面去了。我们也照顾他们，悄悄跟出去，随他走到一栋平房里。他拿出一大卷毛主席像交给我们，说：“你们的革命热情，我们都很钦佩。请你们别做声，行吧？”我们和他热情握手，互道珍重，就分别了。

十一月二十二日，秋高气爽，阳光灿烂，我们长征队出发了！全队十个人，八男两女，戴着印有“小红军”字样的红袖章，举起绣着“红军不怕远征难”字样的旗子，满怀豪情地离开学校，沿着解放大道，向太平洋路方向前进。一路上，我们这个队伍吸引了众多的眼光。古人云：春风得意马蹄轻。当时是秋天，应该是“秋风得意脚步轻”，走得可带劲啦！

走着，走着，我们才逐渐感到走路真的不容易。先是觉得累，再就是肩膀被背包带子勒得疼，后来是脚板底总像踩在沙子上，步步生疼，不能坐，一坐下就不想起来了。原本计划一天走九十里，谁知第一天就只走了七十八里，少了十二里。我们找了附近一个农场的保管屋落脚。一进门，来不及放背包，就坐在地上了，摸腿的摸腿，揉脚的揉脚。坐了好一会儿，才硬撑着铺稻草、解背包。饭是人家做的，开水、热水是人家送的，让我们少了很多麻烦。我们晚上开会讨论，一致决定明天给补回来，走一百零二里。哪知道情况更糟，第二天竟然还不如第一天，只走了五十里！两天共欠了五十二里，看来是没法还了，此后再也没人提出“补回来”的问题了。

“哈哈哈哈！”象贤笑得不得了，“你们是城里长大的，哪里知道走路的艰难，所以闹出这个笑话。”

钟佩文说：“是啊！谈革命容易，干革命难。我算是彻底明白了。高尔基有一部小说《我的大学》，里面写他有一次跟别人辩论的时候说过，他是靠皮肉体会到沙皇统治下生活的艰难。我是靠皮肉体会到干革命真不容易。革命老前辈是怎么闯过来的啊，简直不敢想象！”

“是啊！”象贤也感叹了一声，又急不可耐地说，“老钟，后来呢？”

钟佩文说：“我们走了不少地方。”

我们在湖北经过云梦、安陆、随县、枣阳几个县，在县城、农村都住过。在县城有接待站，在农村找个生产队就行。后来就进了河南境内。我们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进的河南。那天晚上我们还住在枣阳一个生产队，第二天吃了早饭就出发，中午来到一个大队部，才知道已经进了河南了。听当地人讲，我们路上经过一座小石桥，桥那边是湖北，桥这边就是河南了。我们听了觉得好有意思啊！我现在告诉你我们在河南的一件趣事。那时候，生产队一听说是接待串联的红卫兵，就像接待住队吃包饭的干部一样安排我们，小心翼翼、客客气气，生怕出一点闪失。不过，我们对他们也很有礼貌，因为接待我们的肯定是贫下中农啊！我的同学金汉生给一位贫下中农按摩了腰部，又贴了一块伤湿止痛膏。那位贫下中农顿时感觉腰部不疼了，也能伸直了，十分高兴。第二天早饭后，我们在麦场上集合，准备出发。那个贫下中农请人写了一份感谢信，匆忙赶来，高声朗读，先夸了金汉生，然后夸我们长征队，说我们是‘当代的白求恩’。我们听了直想笑；我想，这当白求恩还挺容易的啊！

象贤也笑了起来，说，“那些人倒是很朴实的啊——后来呢？”

后来，我们经过新野、镇平、内乡，走的基本上是平坦的大路，可过了西峡以后就是山路了。公路起伏的坡度很大，等进了陕西那就在山上走啦。我们是从公路上进陕西的。在河南、陕西的分界处竖有一个铁杆子，顶部有并排的两个牌子，一边写着“河南省”，一边写着“陕西省”。我们几个男同学双手叉腰面对铁杆，把双腿分开，说：“我们一步站在两个省！”

在陕西，走公路还好，可有时候想抄近道，就得翻山越岭。过了商县，就要翻秦岭了。我们跟着别人走一条山路，沿这条路翻过秦岭就可以直下蓝田——就是发现古猿人头盖骨的那个蓝田县，然后就直奔西安。

那次翻山在我是平生第一次。那还不是主峰，只是主峰东面矮一点的山峰。打个比方，秦岭主峰是脚背，它只是主峰延伸出来的脚趾头。当然，说是像脚趾头，其实也够我们一爬的。大小山头不知道怎么那么多，翻过一个又是一个，且翻不完哩。真是累人呐！不过心情非常好。每次翻过一个山头，往下看一看景物，都有一股“一览众山小”的感觉。这种感觉是足不出户的人永远没有的。最大的收获是终于弄明白了毛主席的一句词“苍山如海”的意境。以前读《娄山关-遵义》，就不明白“苍山如海”的意思，心想山怎么会像大海呢？有一次翻过了一座山，看到远方云雾弥漫处崭露着好多好多的山头，我忽然想到，这些山头就像浪尖，眼前之景不就像波涛涌起的大海一样吗？这时我才明白了“苍山如海”的意思——场面宏大，有动态感，又表现了作者豪迈的气概。

象贤问钟佩文：“看到如此壮丽的景色，你一定豪情满怀吧？”钟佩文略一迟疑，说：“那当然啦。”

钟佩文在这里说了谎。当年在秦岭上看到如此壮丽的景色，他的确是豪情满怀的；在当知青时，他上山砍柴看到这种景色，他也是满怀豪情的。可是在受审查以后，他再看到这种景色时已没有什么豪情了。他想得多的是眼前的处境，是如何摆脱眼前处境的问题。他知道这种心情是灰暗的，所以绝不能随便告诉外人，免得授人以柄。他曾把他的这种心情透露给患难兄弟李义奎，却没有向其他人表示过。对汪兴无一类的人，他不得不防。康象贤是哪一种人，他不十分有把握，因此他没有真实地表露他的心声。下面，他接着说。

翻过秦岭用了两天时间。第一天晚上在一个山间小镇上睡觉。人太多，就安排一些人住民房。把稻草往地上一铺，再把背包打开往上一压，就算安顿下来了。主人家很热情，烧水给我们洗脚。那里比这儿冷多了，不过，俗话说得好，“小伙子睡凉炕，靠的是一股子热气”。我们年轻，又挤在一起，再说走了一天也很累，躺下来没一会儿就呼呼大睡了。第二天，为了赶路，我们起了个大早，吃了早饭就走，赶在晚饭前下了山。下山的时候，看到辽阔的渭河平原，心胸也跟着开阔起来。我想，如此大好河山怎能让资本主义复辟？一定要把无产阶级*进行到底！

当天下午，我们就到了西安，住在西安饭店。大门外高墙上原本有“西安饭店”的题词，不知被谁用白纸把“西安”给蒙上了，改成“保皇”两个字，成了“保皇饭店”，让人看了哭笑不得。我看到西安饭店里串联的学生多如牛毛，各个房间都住满了，有不少学生只能睡在过道上，估计是这些人改的。我们的运气真好，在饭店遇到几个校友，他们占了一间房，赶巧明天他们回武汉，房子就让给我们了。那两个女生就挤进饭店服务员的房间——饭店服务员好多已经不在饭店住了，我也不知道那几位校友是用什么方法打开服务员的房间的。

在西安，我们走了几所大学。我到西安交大连去了两次，看大字报，特别是看了没有公开发表的毛主席的讲话，里面有七三指示、一九六五年的春节讲话，还有庆祝斯大林六十大寿的讲话全文，多了去啦。真过瘾呐！

象贤着急地说：“毛主席是怎么说的？”钟佩文严肃地说：“我告诉你一点，可以；可你不要说出去。毛主席说过《聊斋》，他说里面的狐狸精可善良啦——有意思吧？现在有人还说《聊斋》写鬼狐神怪，是宣传迷信哩，显然跟主席的思想不符。要不是毛主席的话没公开发表，我早就跟他们辩论起来了。”

象贤说：“你怎么能肯定那就是毛主席的原话呢？”钟佩文说：“我不能直接肯定那就是毛主席的原话，可我有另外的证明。毛主席说过《红楼梦》里面刻画得最好的人物是王熙凤，还说要了解封建社会就要读《红楼梦》；现在已经在内部传达了吧？还有：毛主席跟他侄女王海容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现在报上已经发表了吧？你认为这能不能作为证明呢？”象贤肯定地说：“当然能喽！真是这样。”

象贤问：“后来呢？”钟佩文说：“后来我们去了陕北。不过，我先讲件事。这件事让我感动到现在，你听了也会感动的。是这样的：我在枣阳县城一个接待站丢掉了一个包裹，里面有我换洗的衣服、棉鞋、棉帽和手套，我因此在到西安之前没衣服换，内衣汗湿了又用体温烘干。身上难受，心里难过。我给枣阳那个接待站写了信，写明包里面有些什么东西，请他们妥为保管，等我到了西安再给他们写信。到了西安，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给他们写了信，请他们把东西寄到西安饭店。其实，我压根儿就没抱一丁点儿希望，总觉得这回算完了。可是万万没想到，包裹寄来了，里面的东西一样不缺。我和同学们都感动得不得了。我赶忙给他们写了信，千恩万谢。我到澡堂子洗了个痛快澡，换了衣服。”

象贤感动地说：“他们真好，确实是好——那你们后来呢？”钟佩文说：“后来我们去了陕北。去陕北前，见棉帽太破旧——那是我爸爸遗留下来的，就去商店买了一顶军帽。这买军帽的钱是我们学校寄来的。我们刚步行的时候，没有补助款，只补助了粮票，是按一个月四十五斤这个标准补的。我们那时候是中学生，一个月三十三斤，补到四十五斤呢，就是补发十二斤，保证我们一天吃到一斤半。可实际上呢，在接待站吃、在生产队吃常常超过标准，所以一路上基本没有饿着。在西安时，听校友说，步行的还有补助款，一天三毛（角）钱。我们写信回去问，学校果然补发并且寄来了补助款。我们每个人一下子有了十几快钱，全‘发’啦！”象贤说：“党和国家想得真周到！”钟佩文说：“确实是这样。”

我们在西安待了一个星期。白天，我们出去到各处走走，沿街看大字报。西安城里革命的气氛满浓，满街的人都戴着红袖章，上面写着各个群众组织的名称，满街的墙上都贴了大字报，批判西北局的领导，主要是刘澜涛。晚上，我们在一起讨论*中的问题，特别是湖北的运动。有一天，我们从广播里听到在批王任重说的“秋后算帐”论。我们好高兴呐，终于从根上解决了湖北的问题。这促使我们考虑一个问题：到了延安以后，有没有必要再走到北京去？十二月二十八号，我们出发，走上了去陕北的路程。出西安之后，过了渭河，就正式踏上陕北的土地。想到就要到达仰慕已久的延安，我激动万分。往北走，纬度一天天升高，气温一天天降低。北风吹得人满脸疼，特别是耳朵，疼得我难以忍受。我咬着牙坚持。那个地方真冷，冷得你想象不到。到处是冰天雪地，河面结冰、上厕所不用怕掉下去，这你能想象得到。可我说的你绝对想不到。那天我离开道镇，上午十点以后，走了没多远，忽然觉得鼻孔下面有什么东西。起初我还有点难为情，以为是鼻屎。可弄下来一看，竟然是冰！又走了没多远，又觉得鼻孔下面有什么东西，弄下来一看，还是冰！就这样反复了几次。你看，冰竟然结在活人身上！从鼻孔到上嘴唇能有多远的距离？可它半路上就结了冰。可见那儿有多冷了。我当时就想，革命老前辈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干革命，真是不容易！

在延安，我的同学胡晓鹏接到他父母给他的信，信上说学校里成立了好多群众组织，正在批工作组和学校党支部。看了信，我们开会讨论，还去不去北京？讨论的结果是：没必要再去北京了，应该赶快回校批判资反路线。当时，回武汉并不容易，到延安来的学生太多，不是说走就能走的，得等。

在等待回武汉的几天里，我到了杨家岭、枣园，又去了七大会场。后来，我们几个同学在烈士陵园照了像，留下了一个永恒的纪念。

说到这里，钟佩文把相片递给象贤。象贤郑重而仔细地看了之后，羡慕极了，说：“老钟，你真幸运！看来，你在*中也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啊！”钟佩文笑着说：“那当然。我做过很多正确的事，也犯过那么一点儿错误，但我的革命大方向一直没有变。谢谢你对我的科学评价！哦，还有，你看我走过几个地方，就有点羡慕。是吧？其实，有的人跑的地方才多，连新疆、内蒙也去过。你跟我比觉得遗憾，我跟那些人比也觉得遗憾呐。”

象贤惊羡不已，啧啧声不断，说：“跑那么多地方！老古话说得好：人比人，气死人。我呀，怕字当头，想动也动不了。”钟佩文故作惊讶地说：“你想动一动，是天上动，还是地上动？”康象贤说：“我倒想天上动呕，可没机会啦，这一辈子是坐不成三叉戟喽。”

说完，二人开怀大笑。

象贤说：“老钟，你刚才说陈伯达批判血统论，看来他也是支持批判资反路线的呀！可他是反革命呐！”钟佩文说：“这又什么稀奇？批资反路线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他伪装革命，当然要紧跟喽。像刘少奇、*、陈伯达这样的人，非常善于伪装。他们也跟着毛主席干了一些好事，那都是为了掩盖他们的真面貌和真目的，迷惑人的，好篡党夺权。陈伯达批血统论、批资反路线就属于这种情况，跟革命群众和革命学生批资反路线的性质完全不同。我跟你讲一讲当时批资反路线的情况。”

当时，血统论十分盛行，成分不好学生不敢起来造反，客观上阻碍了运动的深入发展。六六年九月份，我和两位同学在北京。有一天，我们到市委接待站去，走进一间房，看见一个大学生。他操着广东腔的普通话问我们是那个省的。我们说是湖北的。他马上走过来拉着我们的手说：“也是中南区的，太好了！我们几个大学的战友准备召开誓师大会，把*进行到底。欢迎你们也去。”这时又有一些学生进来了，那个大学生问明来者都是中南五省的，激动起来了，就站在床上说：“鉴于中南区的革命形势落后于全国的革命形势，我们准备召开誓师大会，欢迎你们大家都去。地点是工人体育场，时间是明天。”大家一致表示肯定去。

第二天我们去了。会场真是热闹，人山人海，歌声口号声呼喊声一阵接一阵。有一个喊声最响亮，就是“我们要见毛主席”，喊了无数遍。我们喊得嗓子都快哑了。我们到北京已经十来天了，怎么一直没有毛主席接见的消息，心里着实不甘。我们到场外闲走一回，看见门口停着一辆小轿车，司机正跟几个北京红卫兵聊着哩。一个家伙傲慢地说：“他妈的，什么成分，想见毛主席！”司机边抽烟边说：“毛主席能随便见他们吗？谁放心呐？”另一个家伙说：“别说你不放心，就是我们也不放心呐！他们，什么成分！”其他的红卫兵也说：“操，什么成分！”你看，那时讲成分讲得多凶！后来，我回到武汉，有一次在湖北大学参加一个辩论会。当时北京南下造反大队炮轰湖北省委，有些人保卫省委，于是双方就闹起来了。他们的人在跟保卫省委的人辩论，不论谁发言，必须先报家庭成分，否则就别想说话。参加辩论的几乎是清一色的红五类。我的成分是城市贫民，算无产阶级最可靠的朋友，可在那种场合也硬气不起来。我的同学金汉生是红五类，又是红卫兵，他什么都不怕，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没人奈何得了他。我那时想：也许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表现吧？总而言之，血统论阻碍了运动的深入发展。毛主席决定批资反路线，确实发动了广大群众。你说，他陈伯达能不紧跟吗？再说紧跟有好处啊，他后来不就当上了中央常委吗？当上了中央常委，他的反动面貌就逐渐暴露了。他是个大大野心家。

“是啊，”象贤说，“*不也一样？紧跟毛主席打了几十年仗，当上了中央副主席，后来还不是暴露了？复杂呀！哦，你们开会想见毛主席，毛主席后来接见了吗？”

钟佩文说：“当时，毛主席不会来接见的，可后来还是接见啦，是在九月十五号。这你已经知道了。”

康象贤眼里流露出羡慕的眼光。钟佩文这次把自己革命的光辉的一面展示给当地人看了。目的既已达到，其他就不重要了。

二人正谈得热闹，康淑芬来喊象贤吃饭。象贤说在老钟这儿吃。康淑芬笑着说：“钟老师带点东西来不容易，留着慢慢吃吧。这样吧，你们都到我那儿吃。人多，吃得也热乎。”象贤看了看钟佩文，似在征求意见。钟佩文乐得少做一顿饭，当然愿意喽，就说：“恭敬不如从命。那就谢谢康大姐啦！”